作者：禹钟华 祁洞之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辽宁大学
资本主义与国际货币体系
针对上述史实，我们有如下追问：为什么国际货币体系在历史上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呢？如何才能使其还原本质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推理需要从厘清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开始。
（一）货币向资本的演化
货币在本质上是抽象价值的表现和承载，简而言之即抽象价值体；资本是用于再生产的财富。资本可以表现为实物，也可以表现为货币。货币作为资本是资本的抽象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本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货币。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合一的。作为交易工具和价值载体的货币从发生之际便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财富属性，就微观的经济主体而言，货币既是不可缺少的交易工具，更是财富的抽象代表，具有利益属性和不同程度的资本属性。就整体而言，货币的发行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具有财富意义。就如一个国家不能通过发行货币直接致富。显然，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应该是非利益主体，否则就会出现裁判参赛的局面。当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同样具有上述的两面性，从总体、全球、宏观的角度看来是公共产品，从个体、国别、微观的角度观之则具有资本属性。国际货币在客观上就具有以公共产品的外在形态君临天下、笼罩世界的权力。然而，发行国际货币的美国及西方世界具有如此宏观、整体、超越的视角和胸怀吗？事实恰恰相反。
（二）资本现象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跃升
资本现象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生的，其无限重要性在于它是再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但是，资本无论如何重要也应该在人类的理性控制之下，而不应该成为支配人类的绝对控制者，资本应为人类服务，而不是相反。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结果恰恰使资本僭越成为凌驾于一切的绝对主宰。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入论证了资本主义与西方宗教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研究历史也使我们了解资本主义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特征，就如同礼乐文明只能发生于中国。西方文明发生伊始便具有着浓郁商业文明的色彩，在其早期发展阶段，资本便是极其活跃的因素。但在当时，资本之上还有君权、神权的制约。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就是资本推翻了君权、神权而凌驾于一切，成为人类社会终极操控者。资本本能地具有着增值的内在倾向，类似于一个无限循环的正反馈程序。这种增值也体现为优胜劣汰之后的集中，其结果必然是巨量资本的出现，君临社会经济生活而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面对劳动和土地（资源），资本在理论上就具有成为支配者的优势和便利。当它具有了凌驾一切的绝对自由和绝对的支配地位之后，再插上科技的翅膀，必然成为视一切为“食物”的饕餮巨兽，而劳动和土地（资源）等其他要素必然遭受被奴役的命运。当资本具有了“重构世界”的巨大能量之后，它只拥有单一向度的思维，在“智力”水平上仍然是一个只知吃奶的婴儿。因为资本的理性简单、单一得可怕，只有两个字：增值。除此之外，毫无顾忌，其本性始终体现为不择手段地牟利，而资本的全部智慧都体现在“不择手段”上。在资本的理性中，对于人类命运、生态环境、社会心理等关乎人类根本利益的方面全无考虑，更不要奢谈自由、平等、民主。
（三）资本的全球化———以资本为核心构筑世界格局的历程
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以资本为核心构筑“食物链”的历史，资本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劳动、资源等要素依次排列。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这种食物链结构以全球为视野的构建过程。以西方世界为发源地的资本全球化大潮已经历数波，最初以全球殖民为内容，资本主义于建立伊始便开始了这一野蛮历程。自17世纪以来，在坚船利炮的引领下，西方资本所过之处，哀鸿遍野，山河破碎，其去未远，历历在目。世界按照资本的逻辑被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宗主国，这里宗主国的概念与资本主义及欧洲列强是重迭的，三面一体；其二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宗主国以外的地区悉数全部纳入这一范畴。这就形成了近代以来的食物链式的世界格局。这样的世界格局甚至可以说至今未变，改变的只是名称。例如，资本世界被称为“第一、第二世界”或“西方”、“北方”，殖民地世界被称为“第三世界”或“东方”、“南方”。这种持续了几百年的食物链格局对于“西方”的发达与“东方”的欠发达会给出独到的、历史的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大小小不同地区的战争多数为解决资本竞争的矛盾，改变了资本扩张的节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被意识形态分为两个部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这是资本主义的巨大挫败，原本由资本完全控制的世界，被划出一个独立于资本的范畴。这也是人类自觉遏制资本扩张的首次胜利，资本主义遇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空前挑战。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这一格局被打破，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事实似乎说明了其所宣扬的民主政体、自由经济、市场机制、私有产权等口号为普世价值。在这样一些“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西方世界开始了最近一波声势浩大的、完全意义上的全球视野的资本全球化浪潮。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整个西方经济学都在论证“普世价值”，为西方资本自由运行、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在冷酷的现实中，世人发现自由只属于西方资本，这一自由被军事力量所终极保证，而反向的自由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在普世关怀的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这一波全球化浪潮其野蛮程度较之前的武力殖民过程毫不逊色，考察一下“拉丁美洲仍被切开着的血管”、前苏联所遭受的洗劫、1997年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遭遇、富士康的13连跳与iPhone利润中中国仅占1.8%这样的数字对比等等事实，就知道西方资本的本性依然，其构建的仍然是旨在奴役南方世界的食物链结构。眼前的危机也恰恰在于来自处于食物链低端的以中国为首的南方世界的有效反抗，使这种基于历史惯性具有确定性期望值的“吉祥谋划”所依托的程序系统遇到了颠覆性的冲击。（四）国际货币体系之于资本的全球化国际货币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高级形态，当资本以国际货币的形态出现的时候，便具备了上帝的力量，国际货币体系便成为了天下的规制，西方资本便以全球为视野、以公共产品的外在形式为掩饰，主宰天下。#p#分页标题#e#
在这样的视角下，国际货币体系就可以视作西方资本为扩张所建立的国际规制和机制，其本质是西方资本全球化的金融通道及法律保护。国际货币体系与前文所述的世界格局是同构的，任何时期西方世界始终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始终占据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而“第三世界”或“南方经济”只能被动接受由西方资本制定的国际金融规制。今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美，仍然十分偏执地抵抗中国等“南方国家”分享其国际货币主导权，其思想来源是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观念。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大国博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西方世界内部的竞争，从历史的角度上考察，首先是19世纪以来英法间的博弈，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间的博弈。二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博弈。表现为一切来自西方世界外部对资本扩张的遏制和反击，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冷战格局的形成，更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居于食物链底层的新兴经济体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挑战。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这两层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
再论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内在缺陷
（一）布雷顿森里体系的建立背景
我们在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总是忽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行，同时还存在一个以前苏联的卢布为核心的、囿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机构健全的另一国际金融体系。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全局性的，而是应对冷战的产物，或者说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主要矛盾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是西方资本自相博弈的集中体现。因此，对其的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虽然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但是具有“一致对外”的倾向。因此，该体系可以说还相对平衡、稳定，至少，作为盟主的美国既有权力、利益，也承担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的自由是有限的，在地域上有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分割，在制度上有兑换黄金的约束。比较而言，美国在构筑这一体系的时候，还是很大程度上、主动地提供了公共产品，对恢复战后的秩序和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特里芬两难”———国际货币的公
共产品属性与资本属性的纠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早在1957年特里芬教授就提出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质疑，指出该体系存在着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悖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特里芬两难”（TriffinDilemma）。“特里芬两难”如此精辟、深刻而成为其后人们分析、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与瓦解的唯一原因，进而忽略了从其他角度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缺欠的进一步分析。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雅尔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过多方长期激烈论争的结果，标志着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对于国际金融主导权的构建。这一人为构建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了国际货币：由黄金保证价值的美元。然而，这一国际法性质的、针对国际货币的确定与使用的体系，现在看来过于粗陋了。它只搭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框架，在规定了美元与黄金和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关系之后，竟然对美元这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和监管没有任何约束和说明。这就意味着国际货币的发行完全是美国的内政，是以美国意志和利益为转移的，不受国际监管，只在制度上存在着一个边界性的软约束：兑换黄金的义务。按正常逻辑，确定了国际货币之后，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发行方式的确定和货币秩序的维护，这就如同一国中央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如此重要的方面竟然是没有制度规范的。在这样的国际制度环境下，美国只有一条途径发行国际货币：形成国际收支逆差。接下来的结果便是“特里芬两难”，说明了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的发行方式由于其黄金的不足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受到其黄金存量的制约。那么，摆脱黄金的约束，情况会如何？“特里芬两难”其实源于这样一个逻辑悖论：裁判参赛。既然居于超主权地位、提供公共产品，就不应再具有利益谋求，即提供公共产品的主体应该是一个超然的非利益主体。唯有如此，才有资格居于超然地位，才有可能维护一个稳定、高效而可持续的秩序。而现实中的美国却绝非如此。相反，美国恰恰利用其特权大肆牟利。我们不能否定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公共产品性质，然而资本属性更是其本质特征。这样在布雷顿森里体系中，两者纠缠在一起而不得调和。在这样的境遇下，美元两种属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的现实体现就是“特里芬两难”。显然，美国既是裁判，又是参赛者，使其两个角色不能兼顾。内在冲突的结果使美元摆脱了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便瓦解了。这里存在着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奇怪的现象，美国人如何能对自身主导的体系的瓦解极度兴奋？实质在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未瓦解，而只是升级换代，瓦解的只是美国的债务和他国的财富。美元更多地放弃了其公共产品属性而趋向资本。也就意味着美国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甩掉了“裁判”的面具，成了完全的“参赛者”。但是，它仍掌握着货币发行权和规则制定权。
再论牙买加体系及其危机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牙买加体系是面向全球的，为西方资本的新一轮全球化铺设好了金融管道。因为牙买加体系建立之时，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已开始走向没落，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末解体。20世纪70年代初，一系列的美元危机之后，美国单方面“无条件”地终止了美元兑付黄金的义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以正式的法律形式《IMF协定第二修正案》加以确定。但是这一国际法意义上的协定不存在对任何一方的约束内容，而只有对约束的解除。“黄金非货币化”这样轻描淡写的客观陈述使美国直接赖掉亿万美元债务，更实质的问题是美元的世界发行再无羁绊。之所以称“牙买加体系”为无体系的体系在于该体系彻底摈除了布雷顿体系中已经少的可怜的制度因素，使得国际货币领域变成了制度真空地带，不再有约束，也不再有人承担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的自然秩序是依据前体系的惯性和现实的实力对比形成的“霍布斯丛林”，即在表面上提供公共产品的伪装形式也去掉了。
#p#分页标题#e# 布雷顿森里体系的瓦解，使美元完全趋向资本属性而毫不顾忌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客观的公共产品角色。美国作为准世界中央银行并没有承担丝毫国际义务，而只是在利用其发行国的地位为美国利益、尤其是为美国资本利益服务。期间，美元从总体趋势上处于一个单向贬值的过程；游资肆虐，四处引发金融危机；美国过度借债，恶意借债，无所不用其极。危机的发生说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发行达到了极限，美国的债务达到了极限，美元的信用透支也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回顾一下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应对措施———增发货币、增发债务，竭尽所能地向全球转嫁危机，殊不知这一运行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量化宽松”政策更像饮鸩止渴。相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虚拟化程度大大增强，因为这是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向国际信用本位制的过渡，本质上这是从金属货币向信用纸币的演化。这一过程中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其虚拟化程度与日俱增，表现为美元发行过度远离实体经济，以致于美国完全不能兑现其抛向世界的天量美元的购买力。与此同时，美国构建了无限庞大的金融市场，以此来回流抛向世界的天量美元，减轻美元的购买力兑现压力。其中，尤其荒谬的是美国的衍生产品市场，出售、交易凭空制造、完全虚拟的衍生产品，据称这一市场规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70万亿美元，俨然是一个黑洞，坐等他国财富来填补。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使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强大的、唯一的对手，牙买加体系给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以最大的自由，资本主义似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将长期主导人类历史。然而，在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30年后，是资本主义自己走向了衰败。次贷危机的爆发使美国轰然从极盛滑向低谷，形势变化之急剧令人措手不及。接踵而至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无可争辩地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没落。在无节制的极度扩张中，美元及西方资本走向了自己的极限。在牙买加体系中“特里芬两难”仍然存在，国际货币的公共产品属性与资本的营利属性仍然纠缠不清，只是该体系中保证美元价值的不是黄金，而是美国的商品。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担保美元的价值，那么眼前的美元危机也可以看做是由于美国没有足够的实体财富来保证其美元购买力的兑现。
理想设计与现实应对
（一）以往的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议题的再分析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一直是学者政要们关注的议题，这样的讨论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止了金本位制算起，已经进行了100年。总结百年来的探讨，主要表现在批评和建议两个方面。就批评方面而言，各个时期国际货币体系都是饱受争议的众矢之的，批评来自方方面面，也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的应属上文提到的特里芬教授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出的“特里芬两难”，指出了该体系的内在结构缺陷。建议也主要囿于三个方面，不过是复古方案、改良方案和激进方案。所谓复古方案就是恢复或以某种方式恢复金本位制；改良方案就是对现行体系进行修补，维持现状；激进方案就是要建立超主权机构、超主权国际货币。至今，所有的讨论都没有超出这三大主题的范畴。
如果在我们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中采用历史分析视角、加入大国间政治博弈甚至是军事博弈的思考维度，那么，我们会认识到尤其不能在国际金融领域内找到解决其自身内部问题的措施、方法，因为决定因素都在体系之外。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大国综合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满足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因此绝不可能被学者们的理想设计改变。殊不知甚至是激进方案，在现实中早已实施，难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不是超主权金融机构？难道特别提款权（SDR）不是超主权国际货币？这一切为什么都没有像原始设计的那样发挥作用，而只变成了美元的陪衬和助手？这充分说明在大国间实力对比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都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实的状况是不存在超主权的公共权力，只有美国的霸权超越于其他主权。改革是由决策者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我们能够想象美国会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吗？我们能够想象美国会把其独享的亿万美元利益无偿与他国分享吗？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其江河日下的情况下，竭尽一切手段甚至军事手段，来维持千疮百孔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改革”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实质是对现有体系的批判和对新体系的构建的探讨，是一种改变现实的诉求。这一诉求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是世界各国对于美元霸权的反抗，其次是“南方经济体”对于资本压迫的抵制。反对现有体系也只能通过博弈过程来完成，而构建新体系是一个理想设计的问题，其实质目标只有一个———彻底还原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产品性质。
（二）理想设计的基本原则
理想设计的问题在这里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对待国际货币与资本的问题，而二者往往是同一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案例，眼前的资本主义模型是一个极端，拥有绝对自由的资本僭越于一切之上，主宰世界，这似乎已成为万恶之源，已为世人所诟病。社会主义实践也曾提供了另一个极端模型，对资本加以最严厉的管制，其结果也由于过度限制了资本的客观作用而不尽如人意。客观地看，货币及资本本身并无善恶是非而呈中性，既是人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又会在一定的条件下酿成灾难。在某一种机制下汇集，就会变成肆虐的泛滥洪水；按照一定的程序疏导，就成为助人的河渠水利。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就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如何应对泛滥洪水，我们尽可借鉴中国先圣的“洪范”之道（参见《尚书•洪范》），建立相应机制，对“洪水”加以规范、疏导、利用。全方位地总结历史，针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设计，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如下原则：
———公共性原则。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体现公平、中立、效率，杜绝财富效应，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从中牟利。
———价值保证原则。国际货币要由商品来保证价值，货币是实体价值的抽象形式，要以实体价值为基础。向世界发行货币，也必须面向世界生产，生产规模要与货币发行规模相应，因为货币最终要由商品来兑付。即便是黄金，其本质也不过是商品的一种。#p#分页标题#e#
———安全、秩序原则。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国际货币的发行、流通、循环机制；维护国际货币的价值稳定；规范资本流动，视恶意金融攻击为非法。
———人文原则。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更多地关注人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摈除资本主义强者为王的丛林原则，遏制资本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
———民主、自由原则。国际货币体系应摈弃霸权，实现平等、开放、民主、自由，实现良性互动，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原则基本上都是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产品属性而制定的。如前所述，国际货币体系也只有在整体的、宏观的视角下才有可能还原其公共产品本质，那么，这样的视角如何形成？超越的而非僭越的超主权公共权力如何形成？
（三）现实应对的几点思考
中国既要应对眼下的国际货币危机，又需致力于新的国际货币秩序的建立；既要应对“战国模型”下的大国博弈，又要着眼于“天下体系”的理想构建。这些问题都包含着理想设计和现实应对这样两个层面，理所当然的理想设计相对简单，简而言之就是中央银行体制的放大，已经存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特别提款权等，其原始设计都是可以接受的；困难之处在于理想设计方案的实施涉及各国间重大利益分配和义务分担，如此艰巨而复杂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通力合作，综合历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加以解决。现实格局的演化既依从不得不然的客观逻辑，更是综合实力对比的结果，也取决于各方的主观努力。现实应对本质上是个博弈策略问题，对此，建议如下：
1.宣传、推广中国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原则与理念，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目标不是下一任世界霸主，而是公共秩序的实现。
2.全力推进多极化。在由现实的美元霸权向理想的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演化过程中，多极化国际社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唯一的过渡环节，否则，现状无从改变。中国应大力支持、推进诸如亚洲、中东、非洲、南美等地区的货币合作及一体化运动，努力促成多极化态势的实现。
3.提升中国作为一极的地位和作用。在努力争取于现有体制中的权力的同时，构建以自身为主体的独立组织体系，推动上合银行和金砖银行的建立，积极参与亚洲的、各种方式的货币合作，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维护人民币价值稳定。
4.呼吁建立、健全联合国的国际经济、金融监管职能，弥补由于冷战以及美元霸权造成的联合国经济、金融监管功能的缺失。国际秩序的现实最终还得依从大国博弈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只能寄希望于更加公正合理的体系会建立在多极均势的基础上平等谈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美国与欧盟的衰落，已使得世界格局多极化的态势日趋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