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学论文范文1
学校教育和对改良政治的拒绝
教师和主张民主的学校教育人士正面临着困境。在职业教育论和新保守主义文化斗士日益猛烈的火力夹击下，即将和正在从事课堂教学的教师身陷某种意识形态的重围之中。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教师的公民责任和政治义务在于从事公民理论和文化理论研究。这种意识形态要求教师要么用“市场话语”要么用“将政治从文化和社会中抽离出来的自由主义客观性和中立性之话语”来界定自己，而这导致了教师压力重重，要么屈从于企业的权力，要么成为与那种看似复兴、实则江河日下的学术职业化之规则联姻的自由学者。
当前对教育的攻击，尤其是教育日益企业化和私有化的观点，令人吃惊地表现为很多理论家拒绝重新审视以下问题:若将大学(和公立学校)当作重要的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学术团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公共领域如何培育新的勇气和行动?在保守主义、种族主义和法团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况下，让教育更政治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是缺失的。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改良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在基础教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许多教师拒绝将教育视为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转而乞灵于快速填鸭式的教学法，教育变成了以解码文本为目标的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此种教育实践与政治彼此疏离，因为它同权力和社会变革问题无关。但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教学法并不仅仅存在于含混不清的解构主义者中，也同样存在于许多出于其他考虑而将教育实践完全排除在意识形态活动和权力之外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中。例如，保守主义理论家威廉•贝内特(“WilliamBennett”)把教育还原为灌输真善美等品质的毋庸置疑的方法。尽管这一主张很难获得改良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很多左翼人士如麦凯拉•德•列奥纳多(“MicaeladeLeonardo”)等却认为，包括教育仲裁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文化政治学，要么成为“现实政治”的障碍，要么像托尼•贝内特(“TonyBennett”)所说的那样，教育只能在学校范围内以一种压抑的、保守的、标准化的实践发挥作用。然而，近来关于教育的讨论更像是对文化政治学本身的进一步非难，并且激起了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阵营的同样不满。
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他们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所扼杀。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的政治。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⑤布鲁姆试图将文化仅仅置于审美的超越性的领域内，而不受表征政治(“poli-ticsofrepresentation”)、争夺公众记忆或关于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自责的产物，是20世纪60年代的余音，当时曾产生了他所谓的“愤懑派”。但是，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将有关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去合法化。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干。它既非解放也非宣示，而是通过将视觉文化置于印刷文化之上、将大众文化置于高雅文化之上为标准和礼仪的步步倒退推波助澜。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尤里乌斯•恺撒》意味着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通过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中的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以及他们要求进入到高等教育、国家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蔑视，认为他们是“不文明的”。
虽然理查德•罗蒂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传统的教育学和美学解读的合理性。按照罗蒂的说法，你无法“在文本当中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⑥。罗蒂坚信，在理解与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分。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伯格(“LarryGrossberg”)、保罗•弗莱雷(“Paulo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亲自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和政治热情的行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合一。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考虑，赞同布鲁姆有关优雅叙事(“gracenarra-tive”)已经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经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响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而且对拒绝“谈论金钱”、立法和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判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的文化左翼同样表示不满。罗蒂认为，文化左翼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翼，考虑“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它们对任何左翼而言都是值得称道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借助的是一种使政治抵抗之领域复杂化并受到限制的文化政治学，这种文化政治学研究权力如何作为一种“被恐怖化的机器”在大众文化内部发挥作用的话语，或是研究如何将政治渗透到这种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当中。即使将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也依然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罗蒂反对将社会运动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而是试图从美国的英语院系招募知识分子来担当政治改革的先驱。罗蒂认为，研究高雅文化的绅士教授们不仅是最能言善辩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似乎相当乐意摒弃“高雅理论”的遗产，“降尊纡贵”地同工会组织结盟，承认美国生活积极的一面，投身于争取渐进变革的斗争。假如这种观点只是来自顶尖哲学家的反讽，是一种修辞性的夸张，那么它可能只是后现代文学的又一个例子而已。然而，不幸的是，罗蒂真的相信文学教授是美国政治变革最有价值的希望所在，认为文化评论家和艺术家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和高雅文化的绅士传统应当包容那些沉溺于大众文化、胆敢把文化置于“现实”政治之前的粗鄙的左翼。同样，罗蒂认为，大学和公立学校不适于充当开展政治斗争的公共领域。罗蒂认为，政治与教育、知识和身份的生产场所无关。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并不是可以有效地发动视野广阔的关乎社会正义的政治斗争的领域。在这种话语的狭小范围内，文化政治学相当于差异政治、鄙俗的消费主义和受害者政治。
如果罗蒂所言不谬的话，左翼就只有放弃他们的理论(尽管他们出过几本好书，但是对改变这个国家毫无益处)，并且放弃其60年代末期“大拒绝”以来所固守的自发的反美立场，藉此才能摆脱其所谓的政治困境。只关注种族、性别、性、大众文化、教育或其他纯粹的文化问题的批判，不仅代表了一种糟糕的身份政治，而且代表了一种对我们的国家和文化没有根据的(不爱国的?)怀疑，应该用“呼吁立法改革”取而代之。罗蒂想要的是一种无视肤色的、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改良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差异问题与自我标榜为与文化相对立的死灰复燃的物质主义无关。在罗蒂的政治学中，教育退化为传统的劳动管理，主要为男性白人服务，从不质疑构成这种唯我独尊情形的前提。
最后，罗蒂对文化左翼进行了嘲讽，故意扭曲了社会运动对扩大民主斗争领域的作用，忽略了作为教育力量的文化在把政治作为批判和改造对象的基础、凸显政治的意义方面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罗蒂等自由主义者相当随意地忽视了产生“新左翼”(批判理论的新形式)和新社会运动(霍尔在反对倒退至阶级斗争的总体性政治时作为论述中心)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压迫形式。霍尔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在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时，进步人士必须面对传统左翼组织内部的斯大林主义、冷战的官僚机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等级制度的遗毒。
反对将文化视为政治斗争之领域的论述，不仅出现在布鲁姆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和罗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出现在某些新左翼变节者的著作中。在这些变节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托德•吉特林、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Tomasky”)和吉姆•斯利珀尔(“JimSleeper”)。与布鲁姆和罗蒂不同的是，吉特林及其追随者们站在左翼的政治立场上，但相同的是，他们都蔑视文化政治学、大众文化、文化教育学以及基于人种、族性、性别和性取向的差异。在下文中，我将重点探讨这一群体提出的引起反复争论的论点。我还将讨论这个团体中最多产、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人物吉特林的著作。
吉特林认为，当前的文化斗争，尤其是那些围绕性、性别、种族、表征政治或(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社会运动，充其量不过是“现实世界”之政治的勉强替代物，后者尤为关注阶级、劳动和经济不平等。吉特林认为，反对把阶级放在首位的社会运动给政治蒙上了污名，将左翼分裂成了不同的身份派别，没能“提出经济平等和重新分配的问题”，没能为可以挑战企业权力和右翼意识形态的普罗大众提供一种共同的观念。
和罗蒂一样，吉特林对社会运动的批判存在很多漏洞和借口。首先，他预设阶级是一个可以团结左翼的超验的、普遍的范畴，然后通过否定社会力量和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和重要性而否认了将阶级政治贬低和弱化为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形态的历史。该论点的特征是假定种族和性别因素对于解放(“emancipation”)的一般性观念没有任何意义，它将社会运动的历史置于次要和边缘的地位，从而与阶级政治的传统区别开来。不仅如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居于从属地位以及对差异的压制，使得不同的社团组织得以在主流的阶级政治之外将各自的目标、历史和兴趣充分结合起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指出:“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运动越来越清晰地反对霸权的左翼、同他们串通一气的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及来势汹汹的右翼，难道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吗?”⑦她没有说错。吉特林不仅把社会主体(“so-cialagency”)限定在阶级的原初范畴中，而且把阶级仅仅视为既定的、统一的主体，而不是以历史的、符号的、社会的中介(包括复杂的种族和性别协商)为特征的流动的协商空间。在这种话语中，以阶级为基础的宗派主义的历史遭到了遗忘，阶级概念被本质化，文化与权力之间开放的和流动的关系被狭隘的政治定义所固化。
其次，吉特林将所有社会运动归结为身份政治最为本质主义和最为刻板的形式，不理解阶级在现实中是如何借助霍尔所谓的种族和性别的属性而生存的。在吉特林看来，社会运动只是具体化的运动，因此他“是不可能承认社会运动对阶级政治的关键作用的”⑧。例如，罗宾•凯利(“RobinKelley”)指出，吉特林和另外一些人不承认，艾滋病解放力量同盟(“AIDSCoalitiontoUnleashPower”)通过各种示威活动和媒体大轰炸让人们认识到了艾滋病这种致命疾病，当前它给贫穷的黑人妇女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他们不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在揭露待现象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不承认待现象在贫穷的黑人社区和白人家庭中泛滥的事实。同样，也没有人承认，整整一代年轻人已被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广告、电影和其他大众媒体所灌输的种族主义思想侵蚀了头脑。
第三，吉特林诉诸多数原则，结果轻易地滑向了斥责少数派应当为当前的白人抗争负责的反动战术，他竟然会堕落到这样说:由于身份政治的追随者不再关注物质主义的问题，所以为右翼分子对劳动者和穷人的全面攻击敞开了大门。在吉特林的话语中，身份政治背上了“用种族化的修辞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伤害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上转移出来”的罪名。吉特林不假思索地站在右翼的阵营里，在奴隶制、帝国主义、强制居留区、种族隔离、消灭美洲土著、反对外来移民、歧视犹太人等都已经被重新写入美国历史之后，似乎仍不愿意加以承认，担心这会让大多数人不高兴，于是他宁愿将问题归咎于少数团体，而不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共谋身份。
与这种历史失忆症相反，对于爱国主义、多数人的价值以及团结一致的诉求无不与过去有着一种可耻的联系，而这些诉求原则又都扎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它假设公共领域属于白人，而“种族清洗的阶级观”也居于优先地位。假如身份政治威胁到某些批评家(比如历史学家罗宾•凯利)所热衷的(因为是超验的和普遍的)阶级范畴，或许是因为这些批评家不理解阶级是如何通过种族、性取向或性别而形成和发展的，或者是如何退回到了反对企业权力的阶级斗争形式上，而后者其实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政治而已，这种基于身份的运动起源于白人男性的焦虑和厌恶，他们不愿意参与由非裔美国人、女性、拉丁裔和同性恋者领导的、代表全体人民的、甚至信奉激进人道主义的运动。
最后，吉特林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找到了其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吉特林认为，文化研究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形式，旨在从最不起眼的文化活动中寻求反抗，而无视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完全排除了权力的物质关系。文化研究庸俗地拒绝区分优秀文化与消费文化，从而成为缺乏诚信和政治责任感的象征。吉特林认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而言，将非裔美国人在物质上所遭受的严重不公的根本原因归咎于“他们拥有说唱音乐”，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似乎对吉特林来说，既然文化研究的大量著作以大学为关注领域，那么它就“应该从政治实践的包袱之中抽身”，因为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无法在一个凋敝之地为我们的时代提出最紧迫的问题了。在吉特林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像霍尔所说的那样，承担起“将知识转化为文化实践”的责任，而是应该将“现实政治”置于文化问题之前，“不要错把学术研究当成更广大的世界”，还应该把精力放在组织“团体、联盟和运动”上。
吉特林的政治学是以一种植根于总体性阶级观念的经济学的复兴为特征的。这种经济学认为:“要么是阶级，要么是文化，两者不可兼得。”在这种论调下，社会运动只是一种文化运动，而文化运动不再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场所。不幸的是，这种论调既不承认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和阶级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也不承认文化在构成身份、激起欲望、形塑道德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功能。艾伦•威利斯(“EllenWillis”)反对吉特林等人的观点，认为假如人们“还没准备好捍卫自己在私人关系中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他们也不会持续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在吉特林的文化研究中，主体(“agency‘“)或反抗(”resis-tannce’)问题被作为民粹主义的倒退形式而遭到忽视，而文化教育学则被当成反理性和反理论的宣传鼓动工具。
这种论调令人不安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割裂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还在于它使人们无法把握统治制度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为竞争支配地位、在学校和其他公共领域从事批判性研究或促使学生和其他人有能力去质疑官方的压迫形式和权力的操控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当弗朗西斯•马尔霍恩(”FrancesMulhern“)等理论家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将政治的意义从属或归结为大众文化时，他们的确是歪曲了文化研究，马尔霍恩无意间指出，当文化只具有教育意义时，它既非自觉的，也非政治化的。这是一种轻率的理论转向，没能领会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所说的后福特时代的新生产方式———信息传播，以及霍尔所称的文化在构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方面的中心地位。正如霍尔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与大众之间建立联系。相反，研究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并非沉溺和肯定大众文化，而是承担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责任。如今，无论是否喜爱大众文化，每个人都置身其中，因而产生了共同语言。无视共同语言的教育潜力，才是极端政治化的行为”。马尔霍恩完全不懂得如何分析将教育力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政治使命和教育使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对教育活动的以下功能感兴趣:瓦解共识的支配形式，为人们把自己看成政治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替代性范畴、意义地图(”mapofmeaning“)和一系列可能性。
澳大利亚教育家伊安•亨特(”IanHunt-er“)的著作也对教育学与文化政治学的相关性提出了质疑。他反对将教育学仅仅作为个体与统治社会和解的另一种工具，拒绝承认新颖的教育实践形式具有以下可能性:号召人们重点关注权力是如何削弱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是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属性。亨特把教育归结为占支配地位的权威的强制性要求，并认为教育权威是为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服务的。他的论述中没有自我反思性的话语，同样也不包含师生们在复杂多变的教育空间———这种教育空间由特定的制度形式、学术关系和学术训练规则所构成———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对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这种狭隘理解，学校不可能被视为反抗占支配地位的权威、抨击统治策略的志得意满或从自我批判的立场出发重建以课堂分析为对象的制度权威的场所。在他的论述中看不到这样的内容，即:这种文化规则的遗产是可以质疑的，在教育学的意义上是孤立主义的，或者说作为一种资源是有用的，可以将教学之基础改造为审慎的实践，为先进的文化政治学服务。
我并不是说批判教育学家应该忽视教育学和文化在构建一国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方面的作用。产生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内部的制度性实践，在形成教育所赖以进行的特定条件方面也并非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如阿兰•奥谢(”AlanO'Shea“)最近指出的那样，承认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以下命题是成立的:学校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无论学生和老师如何挑战统治权力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只能与它同流合污。在这种新版的再生产理论中，批判与争论只能从制度性的学校教育之外产生，借助由这类制度强加给“时运不济的”改革者和激进分子的道德技术，由文化批判者“原汁原味地”提出。这些批判不仅取决于关于社会及其社会形式的过时的功能主义观点，同时也认可了某种总体化的权力模式，这种权力模式推崇冷静客观的批判者被忽视的作用，因而意味着放弃了使政治更具教育性的立场。它不仅是对福柯政治学某个糟糕版本的滥用，还代表了一种理论上的无能(而非单纯的反乌托邦)，颠覆了更关键的问题，即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如何发挥教育功能，在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和政治形式内为政治主体和批判性参与的形成创造可能性。这里没有积极关注老师和学生该如何构建教育权威并发挥中介作用，使教育权威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形式，能够回应对师生们的教学场所产生影响的特定的历史、制度结构和文化力量。
这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妨碍了人们将教育理解为在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差异化的机会和社会变革的不同资源为特征的多元语境下发生的特定斗争的产物。托尼•本内特等理论家实际上只是重复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流行于美国激进教育理论家中的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理论。本内特认为，当政府机构将所有教学实践管控成为一种麻木的标准化形态时，激进的课堂干预活动就会出现;同样，本内特认为，激进的教育家过分强调主体性，而忽视了制度压力的代价，信奉他称之为“有主体而无结构”的东西。然而，这种批评很难探知或者突出学校在制度压力方面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决定性，并且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能力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形塑的。相反，本内特只是把方程式颠倒过来，即把自己的治理观当成是没有主体的结构理论。最后，本内特得出了一大堆比他所总结的激进教育家的缺点更为保守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教育家的著作既没有质疑学校的制度权威，也没有带领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例如，本内特号召激进教育家采取更复杂、语境更特殊的反抗形式，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几十年前美国和英国教育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理论论战。归根结底，对本内特而言，激进教育学仅仅意在强调保守的治理术，而不是教会知识分子参与政策改革。在这种犬儒主义哲学指引下，本内特很可笑地指出，文化研究只能在大学内部进行，但他拒绝分析该研究的关键要素，即教育如何才能更政治化。最后，本内特的悲观主义堕落到了比他指责激进教育家效法的自由主义更糟糕的境地。尽管本内特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职业化无动于衷，但又以“文化匠人”的陈旧隐喻来描述教师在大学中应该发挥的政治作用。令人吃惊的是，他通过为标准化考试以及知识和技能的缺陷进行辩护来抵制民主课堂，而这种论调同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E．D．赫尔什(”E．D．Hirsch“)如出一辙。这种观点把教学简化成了生产知识的一种方式，正如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Johnson“)所指出的，它几乎没有论及教学是自我生产的方式，后者要求教师在知识与课堂之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中有所创新。此外，他很随意地把激进的教育法则(即教师将他们所讲授的历史、经验、理解与学生们带到课堂上去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描述为某种毫无批判力的、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形式。作为教师，我们应该使知识更有意义，从而更具批判性和变化性，这种观念在本内特那里似乎是缺失的。
正是在反对当前对文化政治学的猛烈攻击及其企图污蔑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教师在不同公共领域内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过程中，霍尔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我姑且称之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理论。
文化斗争
霍尔认为，文化为教育的政治化提供了一种基本框架———承认我们如何学习和学习什么是与理解、表述及破坏的策略密切相关的。在必要时，这些策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参与或转变那些形塑了人们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的机会。霍尔影响最为持久的一个贡献是使政治教育化。他一再强调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的多种方式，以及文化如何且在哪里作为一种教育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力量发挥其象征性和制度性的作用。他富于煽动性地指出，文化教育学是与主体的特殊表征、身份和形式进行独特斗争的产物。在阐明身份和认同问题的过程中，上述斗争的紧迫性与相关性日渐清晰。霍尔是这样阐述的:通过运用历史资源，与其说语言和文化“是”(being)什么，不如说它们“成为”(”becoming“)什么:与其问“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不如问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我们是怎样被代表的，以及这种代表对我们自己代表自己会产生什么影响。⑨霍尔认为，作为身份认同的斗争，公共教育学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场合之中，在特殊的流散形式和实践活动之内，差异、公民责任、社群和归属的观念究竟是如何通过一种特殊而明确的策略产生的?”
这些策略不仅是围绕着意义如何理论化的问题展开的，而且是围绕着近来霍尔称之为“文化治理”(”governningofculture“)的潜在斗争展开的。霍尔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控制、管理和分配特定资源的斗争，这为个人或社会团体选择、占有和改变有关身份、欲望和主体的特殊观念之能力的可能性提供了中介。对霍尔来说，文化政治学是资源管理和资源分配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也需要以文化治理的实际方式为中介，也即文化实际形塑“我们的行为、社会活动、人类实践的方式，因而从整体上看也是人们在制度和社会内部行事的方式”。我们理解政治的能力还要取决于文化借助“以差异为标志的边界所构筑出来的探讨意义的潜在论域，即一种身份政治”的方式。简而言之，由于文化为人们学会如何与自身、他人以及外在世界发生联系提供了资源，所以它是主体和政治的组成部分。在霍尔看来，文化既非不受约束的，也非静止不动的。霍尔强调学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其贡献不仅在于承认文化是斗争的场所。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坚决主张文化工作者应该不断通过教育实践来深化政治的意义，而这种实践就是参与并挑战那些表征性的策略(”representationalstrategies“)、制度形式以及权力技术(权力技术制约着社会内部的权力、冲突和压迫的复杂博弈，并被这种博弈所制约)。文化是一种权力不断变异、身份持续转换、主体通常对其环境知之甚少的社会领域。在这种语境下，主体既无法预想，也不可能总是各得其所，而是不断取决于协商过程。主体———人们干预和改变社会形式的能力与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新型民主关系、制度形式和身份提供了场所并带来了希望。人们“如何看待文化政治学的地位”对于任何切实可行的政治思想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个人和社会团体如何分析那些维持支配性的权力关系的现存社会、经济和教育力量，以及如何通过斗争来改变这些力量。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力量体现在它对表征和伦理话语的关注当中，而这种表征和对话依据学习、主体、社会实践功能以及政治本身的特定环境而定。作为一种教育力量，文化充斥着政治的意味。甚至可以说，文化不仅为知识和技能的转换提供了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的资源，而且还提供了这种转换的内容和语境。通过这种转换，文化使人们可以从主体和可能性的立场对世界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尽管这种解读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进行的。理解文化的教育功能的关键在于认清文化的表征、空间和制度在当今时代变化的本质。一方面，作为制度、新技术、实践和生产的复合体，文化是现实存在的，它已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极大地扩展了“可以传递的意义、信息和图像的范围、规模和种类”;另一方面，文化领域的信息爆炸标志着这样一种转向:如果不把知识视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则意味着把知识视为产品的原始形态。在这里，文化既非文本，也非商品，而是“生产和权力斗争”的场域。文化作为首要的实体力量和认知力量，我们应强调其作为改变身份和展现权力之场所的教育本质。在这一语境下，学习本身成为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主体资格，而且是为了社会变革的概念本身。
作为公共教育学的文化
霍尔认为，文化的教育能力重新定义了权力政治，重新定义了表征的政治本质以及教育作为社会变革的明确原则的中心地位，也拓宽了我们对教育的公共影响范围的理解，即“在学术研究内外进行的”教育实践将教育的范围扩展到多个场所和领域。作为一种精进实践，在文化进行身份捍卫的所有公共领域内，教育的身影无所不在;它在协调知识、快乐和价值的关系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它利用重要的和存疑的权威让特殊的社会实践、社群和权力形式得以合法化。恰恰是这种对文化政治化和政治教育化的强调，使霍尔的著作在今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果主体是在象征性的和实体性的权力关系中协商、形成和重建，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和关系语境中得到确认，那么就不能把它从可能的教育自反性中剥离出来，也不能将它同文化政治学的发展相分离。
对于批判教育学家来说，在分析权威与权力如何将文本与语境、意识形态与特殊的权力关系、政治规划与现有的社会形态联系起来方面，霍尔的接合理论(”theoryofartic-ulation“)非常重要。对于教育家而言，语境在把文化教育学形塑为实践政治的形式时具有核心作用，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不仅因为政治规划是围绕特殊的语境形成的，而且因为语境是随着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这类规划只有在其自身保持着开放性、非整体性和不完整性时才是有效的。霍尔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公共教育学是通过其精进功能、正在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对发生在知识、语言、空间关系和历史领域的互动与斗争的关注来定义的。在霍尔看来，公共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更代表了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呼吁将公共教育学同跨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对抗式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且要将这些实践同推动种族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民主以及推动霍尔和戴维•赫尔德(”DavidHeld“)称之为“公民权利的个人和社会维度”的更宏大规划联系起来。
“接合”的概念不仅仅为“在无联系之中制造联系或(更为常见的是)从一种联系中生发出另一种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还重新确认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本质，而后者正是学生们在不同的学习场所使用的资源的意义所在，与此同时还将这些意义的特殊性与更广泛的质询和公共对话联系了起来。对于公共教育学的思想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这种政治规划的核心要求是，必须从“人们实际生活之场所”与“意义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主导了日常关系中的世俗行为)中产生、呈现并引起论辩之场所”之间的交集之处入手。在这种语境下，公共教育学是将日常生活的社会语境理解为活生生的权力关系的批判性实践的组成部分。霍尔一再强调，文化工作者必须批判地分析意义是如何同其他场所生产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的。文化工作者还必须分析意义是如何证明并产生特殊的实践、政策和社会关系的。教师不能把文化文本视为是真空或白纸一张，这样的做法常常会忽略标准同更广泛的社会形式、权力和公共斗争之间的联系。将文化文本视为批判的公共教育学的一部分，意味着拒绝将我们对大众文本的分析局限在这类文本的多重意义或解读文本隐含意义的形式主义方法上。相反，批判的公共教育学应该弄清楚，特定的意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更合法地成为现实之表征，进而利用已经成为共识的假设在支配性的社会秩序下形成有效的话语和社会结构的。正如赫尔曼•加里(”HermanGray“)所指出的，霍尔的研究强调教师应该关注作为公共交流方式的表征问题，从而分析“这些形象，尤其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和当前意义，以及它们与更广泛的话语之间的组合和重组”的方式。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表征可以被理解为在主流文化内部引起和见证更广泛争论的伦理困境的方式。这一论断的言下之意是，文化政治学要探究大众文本是如何在受文本产生的特殊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约的权力和统治之网的中介之下得到表述的。
作为政治的公共教育学
我已经论证指出，霍尔的研究支持一种跨学科的公共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在挑战权威和权力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交叉范围和渗透领域，在尝试将特殊性与国家性、跨国性联系起来的过程中形成了互文性(”intertextu-al“)的特征。这种教育学的计划可能有多种实现方式，但其最深刻的动力来自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而这种怜悯之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是深化和拓展批判主体、种族正义、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可能性。
显然易见，斯图亚特•霍尔的研究在理论性、文本背景和严密性上令人耳目一新:它易于理解，但拒绝简单的回答。最重要的是，他令希望具有实践性，将社会正义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政治学和教育学方法中。霍尔的研究既充满建设性，也具有破坏性。它开启了对话，但拒绝拘泥于那种会破坏思考与反思的立场。
公共教育学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该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问座谈法、数理统计法等．对鄂州职业大学公课中学生上课的目的动机、对目前体育教学现状的态度、体育课的教学现状对学生参与锻炼积极性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统计，获取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鄂州职业大学公共体育课教学模式的建议。
一、研究目的
随着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体育公共课已成为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体育的主要课程，倍受学生的欢迎高校是学生生理和心理成熟和完善的时期．这期间学生对待体育的态度及其体育能力和体育习惯如何，对未来乃至终生都有很大影响。随着《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和教学指导纲要》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和“素质教育”已成学校体育的教学指导思想。体育公共课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受欢迎并使学生终生受益。在实践教学中具有实效性和可操作性，仍是高校体育工作者要研究的课题。近几年我校的公共体育教育也和其他院校一样．在教学内容、形式和考试方法等方而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从实践的结果来看，改革是成功的，效果是良好的。为使改革能够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针对鄂州职业大学公体课学生上体育课的目的动机、体育教学现状的态度、体育课的教学现状和学生参与锻炼积极性的影响等几个方而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改进、完善公体课教学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鄂州职业大学2006级和2007级1050名体育公共课班的学生(2006级426人，2007级624人，包括问卷、座谈等)，体育公共课选修班的学生，占开课学生21．3％。其中男生476人(2006级205人，2007级271人)，占44．2％，女生574人(2006级273人，2007级301人)，占55．8％。
2．2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问座谈法、数理统计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上网查询、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为研究提供大量的理论依据。
2．2．2问卷调查法
就本研究有关问题走访部分体育教育专?管理人员；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将设计的调查问卷向鄂州职业大学在校大学生发放，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896份，回收率为89．6％。其中有效问卷875份，有效率为87．5％。同时对回收问卷进行了数理统计和综合分析。
2．2．3访问座谈法
就本研究有关问题在2oo8—200年度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会上了解学生对于公共体育课的情况反馈。
2．2．4数理统计法
将调查问卷和座谈访问的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对教学模式的提出提供科学依据。
三、结果与分析
3．1对学生上体育课的动机分析
学生上体育课的质量的提高。需要师生对公体课教学的良好动机和双方的密切配合。在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和教学能力等方面的同时。也应重视学生上体育课的动机。如果学生的学习动机出现偏差．势必影响学习质量和教学效果。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分析：表1显示目前大部分(64．3％学生对上体育课的目的和动机比较明确。但还有近四成(35．7％)的学生对体育课的认识存在偏差究其原因：(1)目前鄂州职业大学在公共体育课教学中．大一年级第一学期仍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分班教学，班级中学生的差距很悬殊，在教学中又采用相同的教学标准和考试要求，这样势必造成一些基础差的学生产生心理上对上体育课产生畏惧心理，继而对上体育课反感；(2)由于教学条件的限制。目前教学内容是按规定的统一进度安排教师在教学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虽然能根据教材可选择一些趣味性较强的内容融入教学中，但仍然不能满足学生广泛的兴趣要求；(3)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虽然采用选项课教学，但自主选择受到教学内容和课时的限制(开学初分项和雨天也影响部分课时)，学生刚刚对体育课有了一点兴趣．一学期就结束了，致使部分学生对体育课产生厌烦心理；(4)反映出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目的、对体育课认识的教育力度不够。
3．2学生对目前体育教学现状的态度的分析
3．2．1学生对现今体育课教学内容、形式的满意度情况
学校的体育教学长期以来以技术教学、技能培养为主导思想，将提高身体素质、运动成绩作为主要要求，注重运动教育、技能教育、体能教育，力求教学的形式、结构、内容、方法、手段、要求、考核、评价等的统一性和标准化。我校目前的公共体育课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处于这一状态。虽然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选项课，在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考试方面也做了补充和修改。但从总体教学内容来看，仍摆脱不了中学体育的延续和重复。
学生对体育课教学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1)2006级学生的满意度明显好于2007级．这说明采取选项课教学更受学生欢迎；(2)有20％左右的学生对目前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不太满意和不满意．这就表明我们目前体育课教学内容与形式仍需进行深入改革。在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中。很多学生认为在大学全面开设基础体育是不适宜的．应尽可能地提供多种教学内容和教学类型供学生选择。如果让学生进行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形式的话。多数学生表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有教师指导的俱乐部教学形式最好。这说明大部分学生对体育课的内容和形式是有选择性的。
3．2．2学生对目前体育课考试内容、形式的反映
现今的体育课考试，主要仍以考察学生运动技术的掌握状况为主．考试方法仍然是一个标准、一把尺子；在每个学生面前都是“一刀切”，仅注意到体育教学的结果。而较少考虑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种考试方法缺少对学生主观努力因素和技能提高幅度的考虑，也挫伤了学生学习锻炼的积极性。
调查结果(表3)表明：目前我校公体课由于教学时数不足，加之天气原因和实习实训的影响，造成实际教学时数的减少．而考试内容相对学生来说有些偏多，势必影响正常的教学效果。这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相冲突。表3中显示针对考试内容和形式反映有近8O％的学生认为需要作出调整，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能否获得成功体验，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乃至养成终生锻炼的习惯有着重要的作用。体育考试作为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和评价。是学生获得成功体验最为强烈、最深刻的因素之一。因此，了解和尽量消除影响学生获得成功体验的因素．对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表4结果分析来看，我校学生体育课成绩不能说很好。每学期有近一成的学生需要补考。优秀率也仅仅过一成。造成目前学生体育课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场地不缺，但器材不足。维护不及时。造成学生练习时间较少。就目前而言，我校运动场地的建设初具规模。已基本能满足学生课余的锻炼需要，不存在场地少的问题。但由于目前器材保管人员少，不能满足学生课余借用器材的需要．同时体育器材的维护不及时也是影响场地使用的问题之一。(2)学生基础差．上课或平时虽能尽力练习。但提高幅度不大。这与学生尚未真正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有关．也暴露了教学中的薄弱环节。(3)对体育课态度不佳，上课不认真，应付而已，不积极练习。这部分学生主要是对体育课目的认识不够明确。(4)因考试过分紧张，害怕失败而影响了考试的成功率。(5)学生到大学后一时难于适应体育课．是由于中学为了追求升学率．挤占学生体育课。造成学生进入大学后一时难于适应高校体育课的规范教学。
3．3体育课的教学现状对学生参与锻炼积极性的
影响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达到终生受益是目前学校体育教学的目标之一。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学生的平时参加锻炼的目的、课余参与锻炼的情况以及体育教学中所采取的措施对其影响上得到反映。通过对学生平时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调查(结果见表5）反映，大部分学生平时锻炼的目的是明确的。体育教学目标基本能实现，但对于少部分目的不明确的学生．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仍需要在这方面加强教育力度。
学生课余时间参加锻炼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只有27．1％的学生能养成天天锻炼的良好习惯，偶尔参加锻炼的学生过多(44．5％)，为了考试需要和不锻炼的学生居然达~Jt28．4％．超过经常锻炼的学生比率，这跟教育部提倡的“每天健身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的终身体育教育目标有很大的差距．这一问题应引起重视。
四、结论与建议
4．1明确学习目的
根据调查结果反映，不少学生的学习目的不明确，建议教师平时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学习目的的教育、引导，并经常化适时加大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力度，配合纪律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想认识，变被动为主动，增加教师选择教学内容的自由度。
4．2使用四段式公共体育教学模式
根据学生更愿意自己选择学习内容这一现象和高校体育与中学体育教学需要衔接，建议：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实行班级授课制，这有利于与中学体育课相衔接，学生也可更好地融人大学生活。这期间需加强个别辅导和对科学锻炼方法的传授，使基础差的学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大学第二学期开设体育选项课，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及个性发展，这样做能提高大学生上体育课及课外锻炼的积极性．端正学生上体育课的目的性，学生较系统地学习一项运动技术，并通过这项自己掌握较熟练的运动项目体会运动的乐趣和成功体验进而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公共体育选修课，学生既可选修原来的运动项目，也可选择新项目，这样可满足学生学一门运动技术特长和终生健身的需要，也可满足部分学生原来选项不成功需要换项的需求。
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以后，以俱乐部形式开展“三自选择”教学模式上体育选修课。实行“开放式教学”．学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时间、项目和指导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项目俱乐部进行锻炼和学习，充分体现“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和“素质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体育俱乐部可以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不同项目的初级班、提高班，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求。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实现分层教学，注重学生主体选择，满足学生个体发展需要，激发学生学习与锻炼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接参与俱乐部辅导、组织、经营、管理，使学生的组织、管理、经营、开发能力得到锻炼．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社会适应能力。
四段式公共体育教学模式的实施，将会使学校体育教学与管理更科学、规范，符合新时期我国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4．3改革考试评价方法
制订一套更能适合新时期要求的、更科学的考试评价方法。扭转长期以来考试与考核一刀切．不利于教学中发挥学生主动性的现状。比如：班级授课考核可采取出勤+运动基本素质+运动技能(学生根据自身特点自选)十《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课外)按一定的比率综合计算的方法。选项课和俱乐部教学考核可以更加灵活。
4．4优化教学环境
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改善运动场地、器材设备和卫生条件．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锻炼环境．激发学生的锻炼动机和兴趣．使其逐步养成经常锻炼的好习惯。针对目前学校人力缺乏和器材借出制度的不尽完善．以及偶尔参加锻炼的学生过多的现象。学校要增加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便于学生课余参加体育锻炼，并把学生平时参加锻炼的次数和取得的成绩计人体育成绩的一部分和其他评优活动，以此促使学生养成积极锻炼的习惯，使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体育活动有机结合，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体育锻炼、校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等纳入体育俱乐部．形成课内外有机联系的体育俱乐部结构。:
公共教育学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大学；公共体育课；武术；教学；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从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宿州学院等l8所高校，随意抽选600名大一、大二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女生各300名。
2研究方法
发放问卷共650份，其中教师问卷50份回首5O份有效46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100％和92％。学生问卷600份，其中男生300份，回收297份，有效问卷292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9％和97．3％。女生300份，回收294份，有效问卷287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8％和95．7％。
3结果与分析
3．1安徽省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武术课程开展的现状表述
目前安徽省许多普通高校未能开展行之有效的武术教学，远未达到教学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任务和要求。另外，其教学内容和教材一般采用多年一贯制的办法，教法简单、陈旧，教材内容也很少进行日渐的充实，并且大部分内容是解放初期50到70年代制定的教材，同现代体育教育的改革和开展全民健身体育运动的理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似乎有些跟不上现代武术发展的步伐。
3．2安徽省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武术课程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3．2．1武术教学目标的短期性
目前在高校实际体育教学中，教育目标只是定位在身体形态的完善、技能的提高和发展上，忽视了终身体育这一体育的最高目标。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武术课程教学目标更是对自然科学理论探讨得热烈而深入。在实践中，教学主要目标往往被确定为提高身体素质和传授“三基”，因而，运动负荷理论、技能形成理论倍受重视，教师在课上过分强调运动负荷的控制和技术教学的精雕细刻，这种现象体现出了极强的科学性倾向。这里不是不提倡对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教育，而是要实现终身体育锻炼就得让学生在掌握了这些基本的技术方法之后，培养他们成为终身爱好者，为终身体育目标的实现而显得更为重要。于是“见物不见人”的教学，使学生“身顺而心违”的现象大量存在。学生日益难以忍受这种只求身体操练的精确，而漠视个体价值和意义的武术课了，进而大量的学生游离在课堂之外，结果教学培养人的价值也就远未达到效果，使学生对武术终身喜爱的兴趣打了大大的折扣。
3．2．2教学内容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当前大学生需要
武术技术教学内容虽然突出了健身性，但忽视了技击性众所周知，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内容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以及养成学生终身体育习惯的重要条件。调查结果显示各高校规定的武术技术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长拳与太极拳类项目上，这说明学校在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也考虑到学生健身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太极拳类项目，即符合学生未来健身的实际，又有长远的社会效益。在调查中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各普通高校采用的大多是没有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而且教学内容是一直沿用了很久的初级类拳械，杨式简化24太极拳为主(在调查问卷中问到是否学校教师教你们的是初级类拳及杨式简化太极拳，有82．1的学生回答“是”，)而且极少教有学生喜欢的攻防(散打)技术。由于内容上的吸引力不够，学生对当前武术教材的满意程度显而易见不会高。而且在调查问卷里面有15％的大学生在填最喜欢的项目中，选择了陈式太极拳来填，而只有3％的学生填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这也说明喜欢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的学生并不比陈式太极拳多。所以讲学生并非不是不喜欢套路教学，而是对教学的套路内容有所要求，学生喜欢的是顺应他们年龄特征的，有刚柔相济的，易于掌握的，能展示劲、力、美风采的套路内容。然而，从学生的选项内容来看(见表1、2)，却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趋势，除了太极拳类项目被学生选取得较多外，突出武术技击性的散打项目也普遍受到学生的青睐，这说明学生对武术健身、防身价值的认识比较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武术散打是学生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但它却被许多院校所忽视。
3．2．3武术教师水平有限，理论落后
专业特长教师不足。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关键。武术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技术动作规范，而且还要熟知武术各流派的风格特点及其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然而，据调查可知，在各院校担任武术选项课的教师当中，有武术专业特长的教师只占63．04％，他们经过大学武术专修课的系统学习，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对教学内容相对熟悉，能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而有36．96％的教师是非武术专修的，他们无论是在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明显不足，在教学中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这种现象反映了高校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调查中发现，高校基本上没有理论课，在579名学生中，有412名学生说是没有武术理论课；有113名学生说偶尔有。在部分有武术理论课的高校，他们也认为老师讲解的理论落后。在访谈中，大多数学生喜欢养身，健身的武术理论，武术的这些理论也正是与现代终身体育和提倡“健康第一”理论相吻合。而教师讲的基本是老一套的武术功法与技术的理论，对这些对学生易形成终身思想的健康理论忽视了。高校面对的是认知能力、理论层次较高的大学生，应突出理论教学的特点。在别的文献调查中也发现，所有的高校都缺乏专项理论教学的比重，具体表现在理论教学量偏少和理论教学的实用性，科学性不高两个方面。
3．2．4对普通高校武术的宣传与重视力度不够
发展高校武术运动，必须取得更多大学生对武术的共识，做到家喻户晓，进而实现人人参与。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引导学生选择适合各自特点的武术项目进行锻炼。在所调查的学生中有82．9％回答学校根本不举行武术活动，有10．1％回答偶尔有，只有7％回答是常有的。虽然高校相继成立了武术协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组织作用，但大多都是学生自发地在一起练习，极少有武术教师进行有组织的训练。因此，在高校未能形成同事武术锻炼的良好风气和氛围。
3．2．5场地器材的增加滞后于高校扩招改革的步伐
调查表明：有25％的院校其场地、器材能勉强应付上课使用；有45％的院校其场地、器材明显不足，上课争夺场地、器械的现象时有发生；有30％的院校其场地、器材严重不足，致使教学计划成为纸上谈兵。这就说明高校扩招导致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场地、器材的增加严重滞后，使本来就不充裕的场地、器材更加缺乏。所以，加强场地、器材建设工作刻不容缓。
4安徽省高校公共体育武术教学改革的思路及对策
4．1高校武术教学目标要促进大学生武术终身思想的树立和终身能力的形成
现代体育教学目标具有导向性、层次性、系统性、灵活性和检测性特点，认识这些特点，是准确把握体育教学目标的内涵，提高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既然社会对武术需求的强烈程度已经得已证实，学校在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中尽量把学生喜欢的武术考虑进去，问题就会容易解决得多。终身体育思想的树立是现代社会对体育的客观要求，体育教学目标应当反映体育教学效益的长期性、延续性，为学生的终身体育奠定基础。体育教学是实现学校体育目标任务的基本途径。学校体育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体育课，它是学校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必修课，因此，在通过武术教学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的同时，为大学生步人社会以后能自觉地对武术继续科学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奠定基础要成为现代高校武术教学目标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要培养大学生对武术的直接兴趣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引导大学在此基础上使之成为武术终身化爱好者。生对武术的间接兴趣，使他们能主观能动地去学习、掌握和总结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武术锻炼手段与方法，使他们既能树立对武术的终身思想，又能形成对武术终身锻炼的能力。
4．2进行武术教学内容改革，优化教材
众所周知，体育教学需要不断地进行教学内容改革，提高教材的实用性，以适应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高校武术教学在不断发展，教学内容的合理化是提高学生兴趣的关键，教材是教师的指南针。
高校武术教学内容应切合大学生的兴趣进行合理安排，在武术教学中应插入攻防技术明显的散打与内家传统等内容，通过体现武术的技击性来激发学生习武的兴趣和动力。在采用的教学内容中，要遵循终身教育的规律，对这项工作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掌握武术动作的技击方法，提高学生的防身自卫能力并在对抗教学中，使学生学习武术技术得到运用和发挥，同时能够培养学生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敢于实践不怕吃苦的意志，使学生在精神上，意志品质上和身体素质上都能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让他们在功法练习中得到内外兼修的体验；在攻防的对抗中体验动作的实用性，以此来增加学生习武的兴趣与爱好。
4．3加强师资力量，在课程改革之下呼唤高素质的武术教师及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
随着我国课程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我国课程的政策将发生重大转变，这是我国课程改革史上又一次历史性进步。但目前安徽省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现状存在诸多问题。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升与体育课程的改革创新及实施休戚相关。安徽省公共体育武术教师的素质应在以下3方面迅速得到提高：第一是明确武术课程意识。唤醒武术教师正确的课程意识是提高武术教师素质的基础性工作。第二是积极的课程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体育课程的改革需要教师主动发现现行课程实施与学生需要、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差距，及时了解课程问题，这是体育课程改革的前提。然而教师还要有课程改革的责任意识，有课程改革责任意识的教师，不仅会积极主动注意课程问题，而且会积极去解决问题。相反，一个认为课程改革不是自己“分内之事”的教师，他很难主动地有意识去注意课程问题，更谈不上积极改革体育课程了。武术教师在这问题也普遍存在。第三是具备武术课程改革的能力。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学历层次。其次要树立自我提高教育能力的理念。
4．4加大场地、器材的投入，完善教学手段
场地、器材是教学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提高教学质量、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保障。武术套路动作变化多、路线复杂，因为没有示范镜，教师为了让学生看清楚动作变化路线，只好一遍一遍地示范，才能让学生看清楚。一堂课下来，教师很辛苦，而学生学的东西也很少，同时运动强度、密度都明显降低，达不到上体育课的目的。而一些条件好的学校，室内场馆、地毯、示范镜齐全，自然武术课就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室内场馆和一定的现代化教学设施是必要的。南部地区雨天较多，而又无室内场地，体育教学活动只好“听天由命”。若碰到了梅雨天气，有的学生1个月上不到1次体育课。另外，如果有为体育课准备的多媒体教室，就可以把有些不宜做或做不清楚的腾空动作演示给学生看，既使学生有了直观的认识，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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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公共英语；策略
一、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创新的意义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实施改革和创新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积极而深远的，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高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水平是高等院校的职责所在
这种职责是责无旁贷的，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责任、有义务抓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这是教育机构最起码的工作职责，一言以蔽之：在教学上不能误人子弟。
2、保证大学公共英语水平是高等院校的生存之本
毋庸置疑，大学公共英语直接关乎高等院校的信誉，信誉恰恰就是高校的生存立命之本，大学公共英语教学质量上不来就会信誉受损，然后直接影响学校招生，招生上不来高校就会面临生存抉择。
3、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也是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部分
“科教兴国”战略如今已经从一项战略转化成了一项国策，国家要想发展，民族要想复兴，就要抓教育、抓人才，这期间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以及每一个学科的教学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创新的相关建议
要想真正实施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创新工作，就要有好的教学策略、好的教学机制、优秀的教学工作者、积极向上的学生和学习氛围，为此，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经验归纳和多方探讨，总结出教学理念、教学机制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的建议。
1、教学理念的改革创新
每一项工作的改革创新都离不开理念的创新，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也如此，如果想推动教学的成功，那么就要从改革创新教学理念入手。
（1）强化责任奉献精神
教师的职责是高尚的，不但在人们的眼里高尚，而且也要求广大教师自己去维护和保障这一高尚的形象。尤其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上，大学公共英语教师更要在教学上做到尽职尽责，强化责任意识，讲求奉献精神，这也是新一代大学教师应该必备的素质。
（2）强化学生参与意识
学生的参与对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推动作用是很强的，尤其是教评参评机制，学生可以通过测评等有效方式来评议英语教授和教师的英语教学，并分出等级，看一看是否具有教学实效性，笔者建议大学院校广泛推广学生参与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灌输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
2、教学机制的改革创新
如何做好教学机制的不断创新需要专家举行专研课题，需要相关教育部门认证和审批，最后拍定教改结果。但是，一个原则不能变，就是要确保大学公共英语教改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以求取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的成功。
（1）要完善严格的知识考核机制，抓好学以致用
一次次的大学公共英语教改创新，为的就是让大学公共英语学习更规范化、更科学化、更实用化，但是无论怎么改，完善严格的知识考核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大学公共英语循序晋级的考核方式不会变，需要改进的就是要在考核机制和考核制度上进一步完善，而且要进一步严格起来，防止替考、窃考等舞弊现象发生，需要创新的就是要在考试的方式和考试的时间、次数上再灵活把握一些，避免呆板僵化。另外，还要适当地给学生减负，每每大学时代的学生提及英语考级，无不痛心疾首，只有少数凤毛麟角的英语高材生窃窃暗喜，这已经成为大学公共英语学习的一道常见而又特殊的风景。所以，笔者建议大学公共英语教改创新还要有为学生减负的目的和目标，最好能将适当修学的大学英语改革学习机制融入进来，并且保障适修教育教学机制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的正常高效运转，推进科学化教学，让高校学生在学习大学公共英语时不再感到恐惧和感到头痛。
（2）要注重实习机制和就业机制，抓好学能有用
“哑巴英语”“不适用、不实用英语”历来是英语教学，尤其是大学公共教学中一个长期以来解不开的痛。所以笔者建议，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一定要在“学能有用”上下大工夫，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英语学习实习机会，提供更多关于英语的就业机会，不断完善大学公共英语学习的实习机制和就业机制。另外，在大学公共英语教改的发展趋势中，一定要做好教改后选修制度的完善，也包括将来大学公共英语终有一天会出现选修制。选修制不是放弃或者取消了大学时代的英语，而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自由选择：有的学生因为感兴趣、喜欢英语，则可以选择学习和深造大学公共英语；有的学生因为考研或者从事国际学术研究，需要英语这门语言的辅助，这时也可以选择学习大学公共英语；还有的则是英语专业人才、高端人才的培养，决定了英语就是该领域大学生的本领和立命之本，这时学生就会自动选择，深入学习大学公共英语。
3、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
在大学公共英语的教学方法改革创新上，主要包括分层教学法和科普教学法两种。
（1）实施分层教学法
要想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取得真正的实效、真正的成功，必须要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而且在不影响其他学员公正、公平、正常心态下接受英语知识，那就要寻找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分层教学的可行性路径。在知识上分层，说来说去，就是要分出难易点，通过学情前测我们已经充分地掌握了学生的基本素质，还有学生对英语的基本掌握情况，掌握了这两点之后，我们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从客观、科学、公正的角度去分配知识点，让所有的学生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都能取得相应的进步。但是，必须掌握一个原则，在表面上来看所有的人分配的知识点都是一样的，但老师在掌握的过程中还是要有侧重的，一句话：让能者更能，差者进步。尽量在测试和教学上把握好知识的难易程度，让每一个等级的学生都能有符合自己的知识，并能都各自取得有效的进步。同时，还要在教学管理上予以科学把握，要实现知识点和学习人员的双重科学分层，从而实现对应的知识灌输给对应的人，并能有效提高英语成绩，实现科学管理。
（2）实施科普教学法
在大学公共英语中实施大面积的教学，即科普式的教学是高等院校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上一贯的教学方式。笔者融入这一观点，与传统的教学方法还有不同之处，之所以说是科普教学，就是因为在教学实效上更讲求普及性。首先，在实施等级考核的过程中，更要求所学公共英语的实用性；其次，在英语教学中，采取的是不遗漏的教学方法，让每一名大学院校的学生都能真正接受大学公共英语的学习和教育，并能在学校要求的公共英语基础知识上达标，从而实现大学公共英语知识的普及性。
大学公共英语改革创新探索之旅不断行进，实践之路任重道远，容不得停步与懈怠，对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和创新，需要不断地进行科学的探索，并能有效地将探索出的经验和办法融入教学实践中去。一言以蔽之，要永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高效性、实效性，就要为高等院校的大学公共英语的真正提高建立长效机制，从而确保高校院校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上保持一个恒久的水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为国民经济建设输出更多有用的人才，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刘文媛。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改革：“三位一体”的实证研究［J］。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暨网络环境下外语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公共教育学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公共艺术选修课，课堂教学，改革
公共艺术选修课主要是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初步了解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紧密联系几种主要的艺术表现形态，例如音乐、美术、书法等，对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作品进行学习和欣赏，把握不同艺术类型的特点和审美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促进学生素质发展的目的。所以教育学论文，目前全国高校普遍都开设了公共艺术选修课，把开展艺术教育作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正逐步被全社会认可和接受。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目前高校中开设的选修课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认真探索。例如，相关教材缺乏，教学难易程度很难把握；教学手段单一，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监控体系不完善，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等核心期刊。尤其是对于地方性高校来说，除了面临上述问题之外，还存在着教材缺乏针对性、艺术教学中的地域性内容不突出等问题。而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也是教育教学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阵地。要想解决目前地方高校公共艺术选修课中存在的问题教育学论文，我们认为，可以从课堂教学改革这一角度入手，积极探索提高公共艺术选修课的有效途径。
我们认为，地方高校公共艺术选修课的课堂教学，应该从以下环节来进行改革：
1．努力改变专业课课堂教学中以传授知识和技巧训练为中心的教学目的，引导学生在轻松自由愉悦的状态下感受艺术的魅力，提高审美修养。
选修课与专业课的教学目的不同，选修课主要是针对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的，是通识教育，不注重专业技能的提高和训练，主要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满足部分非专业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发展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等。在现阶段，很多高校公共艺术选修课的教学，普遍使用的是艺术史论方面的教材教育学论文，这就造成了过于专业化而忽视了非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影响到选修课的教学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公共艺术选修课应当以欣赏具体的中外经典艺术作品为主要内容，在老师的引导下，调动学生学习和了解艺术作品的兴趣，使学生在轻松自由的状态下深入领会艺术作品内在的文化精神和人文思想，获得美的享受和感悟，提高审美修养。
2．广泛运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包括声像资料和影视艺术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公共艺术选修课的教学活动，必须要兼顾不同专业学生的心理特点，要切实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核心期刊。在这一过程中，仅凭老师枯燥的讲解显然无法实现上述目的教育学论文，这就需要借助声像资料等多媒体手段的优势，对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进行全面而精准的展示和解读，加深学生对艺术作品和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解。例如，在中国绘画作品鉴赏中，采用幻灯片的形式进行讲解，可以极大拉近学生与美术作品的距离，提高学生对于绘画作品的兴趣。
3．加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和教育活动。目前，国摘要举措。可以采取与本地政府文化部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艺术院（团）、风景名胜区等机构共建审美（艺术）教育基地，实行多样化的开放式的实地教学，采取实地参观、考察、研究、赏析等方式，加强本地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和教育活动，丰富和扩大学生的视野。
4．通过撰写论文、课堂讨论等形式，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保证教学效果，应重视对艺术作品欣赏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学论文，注重对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的个性化解读，充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活力，要尝试借助布置平时作业或者安排课堂讨论等形式，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在论文写作和集体讨论过程中，不追求标准答案，通过学生自己在课后收集相关资料，经过讨论、辩论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
5．注重学生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培养，加强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文化背景和专业技能等之间的联系核心期刊。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艺术作品，尤其是从自身所学专业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和艺术作品，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创造思维。作为跨专业选修课，上课的学生都分别来自不同的专业，在课堂上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把选修课知识与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专业技能结合起来教育学论文，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艺术和艺术作品，锻炼和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例如，经济学院专业的同学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对于清代中期“扬州画派”进行解读，进而进一步明确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与艺术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
所以，公共艺术选修课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地方性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必须从课堂教学改革这一角度入手，积极探索提高公共艺术选修课的有效途径，努力提升广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及鉴赏水平，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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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学论文范文6
第一，师资力量：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背景下，高校师资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现有的教师队伍难以满足教学的需求，使得许多高校出现了一个教师同时带好几个班的情况，教学任务繁重，使得教师失去了对于教学工作的热情，同时也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第二，教学方式：陈旧的教学方式同样是影响英语教学质量的关键。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最为常见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对知识点进行口头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然后通过相应的训练，对知识进行死板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缺乏对于英语学习的动力，甚至会对英语产生畏惧和厌烦心理，教学质量也就无从谈起。第三，教学目标：在当前大学英语教育中，往往会用四级、六级考试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英语能力，在教学中也更趋向于提升学生四、六级的过级率，一味重视对语义、句式等的讲解，导致学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教学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在影响英语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由此，做好大学公共英语教育的改良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引起相关教育工作者的充分重视。
2大学公共英语教育改良的有效策略
针对当前大学公共英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大学公共英语教育进行改良，促进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2.1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针对当前大学公共英语教育中存在的师资问题，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一方面，要加强对于在职英语教师的教育和培训，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组织教师进行出国学习，或者邀请知名的英语教育专家，对本校的英语教师进行培训，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确保公共英语教育可以保质保量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大教师的招聘力度，解决师资力量匮乏的问题。例如，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利用汉语学习热潮带来的机遇，吸引专业外教或者留学生参与兼职教学工作，也可以面向高职院校和社会，吸收优秀的毕业生和英语教师，强化本校的师资力量，推动公共英语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2.2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对于大学英语教师而言，应该及时转变观念，摒弃传统死板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主，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教学气氛，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例如，可以利用演讲、辩论、情境模拟等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口语交际，使得学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提高自身的英语应用能力。同时，在对教学内容进行选择时，要坚持与时俱进，不仅要重视知识性，更要关注其实用性和趣味性，做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激发学生对于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有效提升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2.3明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的明确是大学公共英语教育改良的关键和重点，只有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才能确保教学的正确性，实现最终的教学目的。对于英语教师而言，要收回放在四、六级考试上的目光，重视对学生英语基础知识和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全面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同时，教师应该转变教学观念，将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使得大学英语课堂不再是死板的知识传授场所，而是学生对英语国家的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等进行了解的窗口，成为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