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的文章需要精心雕琢，小编精选了8篇公共价值管理范例，供您参考，期待您的阅读。
公共价值管理范文1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与哈佛大学MarkMoore教授（1995）提出的公共价值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公共价值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结合。广义的公共价值是价值在公共领域的表达，是指客体能满足不同主体需要所产生的效用，它蕴含在公共部门提供给公众消费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狭义上的公共价值则体现为政府为实现某一特定的公共政策而投入一定的政府资产所产生的公共绩效。如何准确、高效地确认、计量、评估和报告公共资源投入产生的公共价值，通过合理分配、使用公共资源使其产生的公共价值达到最大化成为当下值得研究的课题。管理会计是以推动单位实现战略规划为目标，通过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采集、归纳和处理单位各项财务资料信息，参与单位一系列管理活动，为单位的发展提供决策材料，帮助领导做出科学决策，实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1］
一、行政事业单位应用管理会计的必要性
管理会计作为会计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融合了现代管理科学与会计的知识，通过参与单位管理决策、规划制定、内部控制、绩效考核和评价，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未来，为企事业单位做出科学可行的经营决策提供。传统的政府预算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为政府预算管理服务，主要为预算执行提供会计核算、信息报告和内部监督等，反映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收支执行情况的会计。而政府管理会计则主要服务于单位内部管理需要，以业财融合为基础，利用管理会计相关的工具方法，辅助管理者科学决策，改善单位内部管理，创造公共价值。在全面实施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的背景下，政府会计的功能，也由简单地记账、算账和报账，提升到分析过去，控制现在和谋划未来的高度，实现从关注预算支出的合法合规性向预算支出的绩效评价转变，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公共价值的创造。［2］另外，伴随着互联网、云计算、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人工智能的诞生，财务人员面临着部分传统的会计核算工作逐渐被机器人所替代的挑战，这也促使财务人员向管理者、决策参与者转变，政府会计也由原来简单的反映职能向管理能拓展。因此以业财融合为基础，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实现管理会计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战略管理、预决算管理、绩效管理、成本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对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事业单位对“公共价值”理念缺少足够认识
会计的本质和根源是“价值”，它不仅是简单的经济信息系统，而是价值管理活动。公共价值是政府通过法律监管、服务等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它不仅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还强调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公众参与度、政府信息透明度和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政府会计作为采集、记录和报告经济活动信息的重要工具，由它负责承担公共价值测量任务，可以降低执行成本，而且相对可靠。虽然，政府会计由起初只简单地记录财政资金预算收支情况的预算会计，到现阶段实行的“双体系、双基础、双报告”政府会计体系，已实现重大突破和创新，但是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和公共价值强调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伦理价值方面还很少涉及，需要将会计扩展到价值管理范畴，管理会计应运而生。［3］
（二）领导层管理会计应用意识淡薄
领导层对管理会计应用的重视与否，对管理会计能否在行政事业单位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层对管理会计认识普遍不足，导致管理会计应用水平不高。主要是因为行政事业单位实现其行政职能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基本上不会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所以有些领导缺乏成本意识和效益观念。以学校为例，部分学校领导只注重单位教育教学质量发展，关注本科上线率、重点高中上线率和学科竞赛、体育、艺术类各项比赛成绩排名，而忽视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不会过多重视资金使用效益及预算绩效管理，单位没有内部监管机构，内控制度缺失，这些都制约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应用和开展。
（三）会计队伍专业人才匮乏
管理会计人员需要有一定的财会专业知识和管理创新意识，比普通财务会计人员的要求要高。而目前，管理会计专业人才严重缺乏，会计人员的整体水平普遍不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有的单位财务管理人员是兼职会计，不是专业的会计人员，缺少必要的会计理论知识，又因为身兼多职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学习相关会计知识，平时仅能处理一些常规简单业务。二是有些会计人员是虽财务专业出身的，但年龄偏大、缺少创新精神，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强，对管理会计认识不足，或是刚大学院校毕业，还缺少相关的实践经验。甚至，还有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对2019年实行“双轨制”的新政府会计制度，还存在一定困难。月末，对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存在的差异项糊里糊涂，年终为了决算简单，随意调整分录使收支平衡，记账正确率让人堪忧，严重制约着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应用和开展。
（四）地方政府引导和监管缺失
管理会计是一套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其应用和推广对单位内外部环境有一定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单位管理基础相对较弱，行政事业单位等行政事业单位主要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和会计模式，没有完善的财务信息系统和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不能提供精准的信息和数据支撑，难以适应管理会计精细化的要求，严重影响了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应用。相对来说，企业管理会计的应用环境比行政事业单位要稍微好一些。企业残酷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加强管理会计的理念，积极探索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在企业成本管理、运营管理、风险管理、投融资管理、预算管理、绩效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实现管理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造力，最终实现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大多数行政事业单位等行政事业单位由于资金由财政保障，缺乏市场竞争的环境，单位生存压力小，又没有强制性考核要求，导致单位不要愿意管理创新，实行管理会计的主动性不高。［4］
（五）缺乏运用案例引导实践
会计是一项实践活动，好的管理会计案例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层次地理解相关理论知识。而现阶段，财政部出台的管理会计指导意见、基本指引和应用指引还大多停留在理论指引的层面，但是还未形成科学系统的，能够贯穿单位活动始终的管理会计标准。出版的《管理会计行业调查报告及案例》也主要以大型企业案例为主，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会计的运用缺乏实践案例指引，以至于管理会计在单位推广和开展有一定的难度。
三、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运用问题的改善策略
（一）以公共价值为核心加强管理会计在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政府会计管理实质上就是公共价值管理的过程，其目的就是创造公共价值，主要包括价值的形成和确认、价值的管理和控制、价值的分析和优化等内容。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服务型政府的深入推进，社会公众对政府治理开始广泛参与，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呼声越来越强烈，使得政府会计需要转型升级。进一步推进政府会计改革，引入“管理活动论”，将管理会计应用到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中，以公共价值为核心，从关注结果和效率等财务目标向为人民服务满意的社会目标转变，提升政府会计职能。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应以“业财融合”为基础，运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加强投融资管理和风险管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现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
（二）增强管理会计意识，提高会计人员水平
单位领导的支持和配合对管理会计的应用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领头羊作用，领导和管理层应当首先树立起榜样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入新转折，单位的管理者也应顺时应势，积极进取，敢于创新，带头学习管理会计相关理论知识，重视管理会计工作，从业财融合角度出发，将管理会计渗透到单位各项管理活动中，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管控，完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促进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的形成。同时，对本单位职员工进行定期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培训和宣传，全员参与学习和实践，让每位职工了解管理会计的理念，打好群众基础，从而营造管理会计应用的良好氛围，为管理会计应用推广铺平道路。如果说，单位领导是管理会计在单位的应用起领头羊作用，那么高素质的会计人才队伍就是管理会计在单位应用的保障。加强管理会计人才队伍建设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在校财务人员的管理会计方面知识的基本理论素养。在高等科研院校除了财务会计方面的教授之外，增设管理会计相关课程，加强国内、国际的学习、交流与合作，注重管理会计人才的培养。除了理论学习之外，还要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通过实践积累经验，提升管理水平。人才聚集、理论水平高的各科研院校可以与地方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密切合作，取长补短，推动管理会计产学研有机结合，形成有价值的管理卡机应用案例和课题，为管理会计的推广应用提供示范。另一方面，对在职财务人员，通过继续教育、举办专业技能培训等多种渠道方式来提高在职财务人员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在职财务人员应把握好各种学习机会，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更新观念、创新思维，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理论业务修养，提升专业技能。作为在职的财务人员，还应该关心国内外各项财经政策法规和管理会计发展方向，与时俱进，提升自己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能力、专业分析判断能力和财务管理控制能力。同时，可以开展经验交流座谈会，宣传那些单位内部管理做得好的经验和方法，单位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在比较中成长。另外，有能力的单位还可以邀请高校里的管理会计专家为他们做专题讲座和培训，提高在职财会专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三）加强地方政府对管理会计的宣传和引导
一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要通过各类财经报刊杂志和网站等多种渠道宣传介绍行政事业单位管理会计理念和知识，让领导带头，鼓励财务人员、其他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一起参与学习管理会计的作用、内容和方法等相关知识，并对对学习先进分子给予一定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习热情，营造良好的管理会计应用环境，为管理会计顺利开展最好坚实的保障。政府选择一部分对管理会计认识较深的财务人员组建“管理会计应用改革”小组，深入走访各单位，了解熟悉各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按行业和规模大小等特点进行归类，找出问题的共性，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应用探究，引导和鼓励单位开展管理会计应用探究。只有脚踏实地推动管理会计在单位开展应用工作，才能使顶层设计的《关于全面推进管理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管理会计标准体系美好愿景，在管理会计应用环境薄弱的基层行政事业单位萌芽。［5］二是发挥国有企业和重点机关事业单位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就是首先唤醒思想觉悟较高的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开始的。历史可以借鉴，笔者认为，管理会计应用的推广也应该首先在一部分财务管理相对规范、基础较好的国有企业和重点机关事业单位开展。通过一部分试点单位的开展，积累实践经验，让其他单位看到管理会计确实能改进管理，为企业和单位创造价值，从而使更多单位加入到管理会计的改革浪潮中来，全面深入推进管理会计发展实现会计转型升级。
（四）以案例为抓手推进管理会计实践
管理会计是一项实践活动，在《指导意见》和《指引》等理论层面知识的学习后，通过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管理会计应用案例的指导和规范下，将抽象的管理会计理论知识转变为可借鉴可操作的具体实践管理活动，便于管理会计应用推广。另外，为了提高案例的数量和质量，除了与科研院校合作的方式外，政府可以联合各部门分类举办相关的管理会计案例评比，还可以举行现场辩论赛，通过辩论擦除思维火花，推进管理会计进一步发展。当然，对部分单位，再怎么宣传和引导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政府对管理会计开展纳入单位年度考核的办法，促使领导带头督促相关管理人员开展管理会计应用工作。
四、结语
公共价值管理范文2
针对目前存在的政府采购的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政府采购环节复杂以及采购周期冗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提出把绩效评估体系纳入到政府采购管理中，这不仅可以带来评估主体多元化，社会和公众积极参与，评估活动会更加开放，采购操作规范化，采购信息更加透明等一系列的优点，而且可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公共价值；政府采购；采购形式；绩效管理
一、引言
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提高了采购管理部门的管理效能，增进了公众对政府管理尤其是政府采购工作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良性运行。但是随着政府采购不断发展，绩效管理的应然作用并未得到全面发挥。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绩效评估体系，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估标准和制度保障，评估主体单一，社会和公众参与不够，评估活动开放度较低，采购操作规范化不够，采购信息不够透明等。同时，政府采购不规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本身的工具理性饱受争议和质疑：为什么要进行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如何促进市场竞争的？为什么政府采购的产品价格有时会高于市场价格？为什么政府采购环节复杂、周期冗长？实施政府采购到底绩效如何？政府采购为公众节约了什么？本文针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研究并探索以公共价值为核心旨在提高绩效管理水平的相应对策。
二、公共价值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本质要求
1.政府采购具有的公共效用与公共价值的内在特征相一致。
政府采购的公共效用源自于政府采购的公共性，这是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最大的区别。政府采购的公共性包含三方面：一是采购主体的公共性，二是采购客体的公共性。三是采购行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采购的主体是公共部门，而不是私人企业或部门更不是个人，这个公共部门既可以是代表一国政府的中央采购机构，可以是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和采购机构、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和其他使用财政资金进行采购的非私营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条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的主体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政府采购主体是财政资金的使用者，这是判断是否为政府采购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政府采购成立的必备要件。政府采购的客体是财政性资金。政府采购所使用的资金性质也是判断是否为政府采购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采购主体使用私人资金或其他非财政资金进行的购买行为就不属于政府采购。我国的财政资金通常指的是预算内资金，而预算内资金则来自于国家税收。采购主体使用公共性资金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具有公共效用性。如果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私人需求，就不是政府采购。正因为公共效用性，公众才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满意度，实现个人私利的采购与公众无关，因此对政府采购和非政府采购进行规范的法律也不一样。
2.政府采购的公共价值性与公共价值主体的自觉意识及行动表达相吻合。
政府采购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这一强烈的目的性正是其自身作为公共价值主体的自觉意识，在这一内在尺度的指导下，政府采购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需要流程、方式的设计，需要第三方委托和监督评判，以确保在政府采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围绕公共价值的实现而服务，确保每一个环节的运行不使公共价值流失或被个人利益侵蚀。政府采购中针对违规行为的严厉惩罚措施、确定公开招投标的采购方式和专家评审、集中采购目录的审定，这些内容都是政府采购自身公共价值意识的行动表达，即为了最大限度的追求和实现公共价值。同时，政府采购又是一项政府职能，它在特有的条件下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满足公众的需求服务，因此这项职能本身就是一项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是公共价值存在客观基础，公众的需要是公共价值存在的主观依据。
3.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公众评价的普遍尺度正是公共价值。
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国家权力，同时也越来越多的重视公众满意度，因为公共价值具有公共性，必须要依靠公众自己的力量来创造实现属于自己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体系的建设与评价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公众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促进民主化的管理，增进对政府的信任。此外，由于政府采购是采购者为公共需要和实现政府职能而实施的行为，纳税人通过法律程序将行使政府采购的权力委托给各级政府。为了保证人即公共资金的使用者不背离公众期望的公共价值，需对政府采购行为所涉及的信息、方式、程序进行公开，在充分、公开的竞争中公平地授予采购合同。其整个过程都是以追求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实现为目标，政府采购对公众需求的满足构成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生成基础，公众参与选择的尺度衡量目标是否实现，也就是公共价值是否实现。因此，公众参与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尺度就是公共价值。
三、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
政府采购的资金性质是公共财政资金的支出性资金，对于绝大多数采购主体来说，采购的资金来自于财政拨款，受到统一的财政支配，“靠财政吃饭”必然要遵从财政的约束。采购什么，何时完成采购任务，采取什么方式，都受到严格的约束，大的采购项目一般还都背负项目资金执行进度的安排，年底花不出去的钱不能延续到下年的，则会面临财政收回的危险，这种为财政预算任务而执行的政府采购说到底是为预算服务，而不是真正为采购主体的发展服务。
2.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职责权限设置失衡。
主管部门在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权限上从属于财政部门，以财政部门审核为主导的同时配合评审政府采购项目。在财政部门强势权力支配下，主管单位的管理被弱化了，可以说，财政部门在政府采购资金的预算批复上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裁判者，而自身也肩负着为其发展所需的政府采购任务，比如维持机构运行的日常行政办公用品的采购，行政办公场所的修缮等。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的审批标准上，多与财政收支增幅以及生产总值挂钩。采购单位只是被动地等待审批和批复结果，对于削减下来的项目经费再组织进行别的项目预算补报，这一定程度会导致单位原本计划的政府采购预算资金与需求满足不相匹配，预算额度不一样，执行的项目任务不变，得到的采购结果也不一样。当然，财政部门的审核批复是从宏观的财政收支角度来支配，并不是说针对某一个单位，更不是说针对某一个采购项目，但是客观上造成了采购资金与需求的失衡。
3.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业务流程不够优化。
政府采购是国家财政支出运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形的支出结果落实到具体实物形态，就是国有固定资产。购好资产还需用好资产，资产的购买、使用、管理、报废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对资产进行科学管理是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延伸。通过政府采购购买的资产都应该计入固定资产进行统一的管理利用。对于政府采购的固定资产管理来说，一个完整统一的资产管理系统包括了资产基本数据、信息和载体，具备能够实现账目管理、数据上报无系统障碍、所需数据随时抓取的系统管理功能。但是，多年来，财政部门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实施系统与采购单位采用的国有资产管理实施系统是脱节的，不但系统不相同，而且也不挂钩。
4.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评估体系设计不尽合理。
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离不开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推行政府绩效管理，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继推动了各地不同绩效管理模式的产生。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制度化绩效管理模式。从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实践来看，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存在内容不完整、导向不清晰的缺陷。此外，评估技术的可及性与规范性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宏观上而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没有明确的主管机构，缺乏统一而系统的法律规范，在整个政府采购过程中缺少绩效管理的思维，追求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而忽视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缺失；从微观上而言，政府采购绩效支出内容不完整，仅仅局限于项目本身，忽视项目内外部的因素，评估的技术与方法有待改进，标准化程度有待提升，支出评价结果缺乏应有的约束压力。
四、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对策
1.改革预算制度，为政府采购提供合理的运行平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的逐步完善，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使用和政府绩效管理日益关注。预算绩效是政府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将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强化监督机制，为政府采购提供有效的权力制约。
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为了保障公共生活的正常秩序，公众让渡出部分私权，从而形成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共权力，由专门的机关来行使。政府采购权力是一种公权力，它的行使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如果这种权力的运行背离了公共利益，权力的行使者运用权力谋取私人或者小集团利益，导致政府采购权力异化，就会产生腐败。
3.设定评估指标，为绩效评估提供规范的操作指引。
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绩效指标体系的确定。绩效评估指标是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绩效评估的关键性工作，其科学性如何直接决定着绩效评估结果。根据学界研究，目前达成共识的是4E指标，即经济（Economic）、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能够全面涵盖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细化和分解，可以形成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五、结语
推进政府采购绩效管理还面临着不少难题，建立科学的政府采购协同管理机制的任务仍有一段长路要走。首先，在对政府采购的态度上还需要各级政府与部门加强认知与理解。目前，一些机构对其制度发展趋势认识不清，因而对一些的改革持有观望、消极的态度，从而使得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难以落地。其次，无论是采购规模还是采购范围都还有待提高和扩充，而且各地实施结果差距不小，这使得我们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成效难以显著体现。还有就是，在政府采购的具体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存在偏差。一些程序、办法、环节的设计与制定与现实的操作环境、市场环境、人员素质等方面存在脱节，影响了政府采购效益与效率的提高。另外，在实际的操作中，监管部门的职能还有待加强，而采购机构的操作职能也有待完善。对于这些问题，各级政府与有关部门应加强研究，深化改革，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作者：宋善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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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价值管理范文3
关键词：学科核心素养；公共管理；课堂教学；教学方法
一、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问题的提出
为顺应人才培养需求，核心素养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心准则，这对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和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相比于宏观层面明确的育人目标，中观层面的学科育人目标却比较模糊，这直接造成了微观层面教学目标偏重于关注知识的获取、撕裂了知识与育人之间关联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提出了跨学科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钟启泉指出：“各门学科是支撑核心素养这幅‘蓝图’得以实现的‘构件’。”[1]结合学科特点，教育部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转化为学科育人目标，即“学科核心素养”[2]。高校公共管理学科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学科之一，为促进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者对建设目标、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实验教学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魏红征专门探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建议高校构建“从课堂内到实验室，从校园内到校外”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3]。宋煜萍认为在公共管理专业各种教学改革实践中，“学导式教学具有强调学生主体地位、关注学生自学能力、突出师生互动启发、提升学生全面发展等特点，能够有效促进课程教学改革”[4]。李燕凌“从编选教学案例、设计互动课堂、准备教学场景等方面全面阐释了公共管理案例教学”[5]。笔者以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思想为指导，构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课前、课初、课中、课尾、课后的“双主五段”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模式[6]。陈玉梅和陈珊珊建议引入“计算机模拟情境教学法（SBLE）到公共管理教育领域中，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思维判断、组织协调、科学决策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从而提升公共管理职业能力和政治能力，促进善治思维的转变”[7]。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但不可否认，以上都是从学科教学改革的方法与操作路径这些外围层面开展的研究，鲜少对学科建设目标与理念层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些改革最终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学科课程教学方法。而不管是在教育教学目标与理念层面，还是教学资源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有较大差距。根据《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可以把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如何使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在所属课程中落地，进而探索总结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可操作路径，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下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了“公共管理学科是以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为导向，研究如何运用公共政策和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学科”[8]。而公共管理主体所具备的素质就是胜任公共管理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素养与技能条件。根据《公共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人才培养专业素养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可以界定为“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
（1）政治认同：讲政治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内在属性与根本特征。公共管理学科为党和国家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学科建设。
（2）公共价值：关注公共价值并致力于创造公共价值是公共管理学科诞生的初心与使命。致力于谋求公共利益、增进公共秩序，为人类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责任意识：公共管理学科目的是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培养公共管理与服务人才，因此该学科要培养敢于对人民负责、对公共权力负责、奉献敬业的人才。
（4）法治意识：公共管理学科在进行知识技能传授过程中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知法懂法，执法守法。
（5）实践创新：公共管理学科面向政府管理实践，课程所涵盖的专业课素养与能力都要体现在实践创新层面，并基于案例事实，创造性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上述内涵阐释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具备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综合性。该素养强调学习者不仅要从政治角度认识问题，还要从经济视野、法制知识、伦理道德以及创新思维等方面全方位地塑造自己，以应对复杂的环境变化和局势。二是动态性。时代的发展是迅速的，而公共管理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这些迅速的变化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要时刻关注时代的变化，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注重创新和实践，逐步培养和锻炼自己的能力。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所属课程的教学从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出发，在高校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教学目标向这些学科的核心素养靠拢，使课堂实现从“知识核心”向“学生素养核心”的转变，打破应试教育“唯分数”的传统，将教学关注点真正转移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上，将学生的学习重点聚焦到核心素养的养成上。
三、公共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剖析
按照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框架要求，当前多数公共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还存在与学科核心素养不协调的问题。
（一）公共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目标重知识积累、轻学科素养提升。教学目标重知识积累、轻学科素养提升的后果就是学生积累的知识不能有效转化，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体现为公共管理学习者缺乏公共服务精神，不能适应构建高效廉洁政府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作为培养公共部门管理人才的重要载体，课程目标不仅要注重知识的积累，更要注重素养的培养，这样才能使得公共管理人才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内在的素养为约束，有效规范其行为。轻学科素养也意味着知识积累不能转化为内在的道德约束，很难达到培养公共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应用型人才和全方位人才的目的。
2.教学过程重课堂秩序、轻主体培育。在多数高校的公共管理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把书本知识的理论和方法完整地传授给学生，往往采取控制课堂的手段，按照自己设计的知识点控制课堂进度，甚至随意化、时间有余就展开讨论，时间不够就不讨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理解程度不得而知。
3.教学方法重单一讲授、轻学生参与。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中，教师大多注重对书本知识的理论传授，或者是紧紧围绕课本知识的具体案例进行拓展。教师以完成备课计划和教案计划为一堂课的主要目标，注重于教师的输出，而忽视对于学生的知识输入以及输入后的知识输出。这在无形中给予学生一个认知，即理解和懂得知识是主要目的。提升学生的素养与能力，仅仅依靠课堂里教师的单方传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更多体现在师生在课堂的积极参与和良性互动上。
4.教学评价重知识记忆、轻知识运用。知识记忆和知识运用是紧密联系的。知识记忆是知识运用的必要途径，知识运用是知识记忆的目的和结果。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两者的关系是断层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大部分是理论知识，学生要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用好这些理论知识需要高度的专业认知和素养。期末考试已经成为大部分学生愿意去记忆这些生涩、难懂的理论知识的动机，学生带着功利化的态度去记忆知识，以应付考试，很少也很难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运用知识。
（二）公共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1.课程教育教学目标设计对学科核心素养关注不够。当前，公共管理学科的教育目标在设计时主要以学懂学科理论知识为主，同时辅助学科素养的提高。然而，在实际教学实践中，课程教育的目标还是以前者为主，对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关注度不够。在课程考核中，存在考核不严谨以及考核内容以理论记忆为主等问题。言之有理的回答就可以合格或者拿高分，因此学生对于延伸外围知识或者培养核心素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足，缺少一种主动学习的氛围。
2.教师对学科核心素养理解不足，缺乏运用于教学实践的激励。作为传播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的重要主体，授课教师本身对于该学科核心素养的本质也不够了解。在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教师的录用并没有提出硬技术要求，也缺乏对教师进行专门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训，认为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相当的学历等级就能胜任该类学科的教学任务，从而影响实际教学效果，导致对核心素养的培养关注不够。
3.当前的教学评价标准和体系没有为学科核心素养预留空间。当前教学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针对性亟待提高。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体现在评价体系每一个指标的占比设置不科学。从目前情况来看，课堂氛围、测试成绩、学生的课程体验感等是评价占比非常大的指标。而对于学生的课堂反馈、课程收获和结果等指标的占比不大甚至没有，没有形成培养核心素养的激励因素。缺乏针对性体现在高校的教学评价体系是统一的，使用同一个评价体系没有体现公共管理类课程应体现的价值。就公共管理类课程而言，应将“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融入学生学科素养评价和衡量标准，以促使学科素养的提升。
4.教学资源相对有限，制约了以“学科核心素养为中心”的教学构建。高校的教学资源还是传统的“教室+教师”模式，这种相对固化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管理学科素养的教学构建。因为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仅仅依靠纯理论的教学对学科素养的培育还不够深入，对于该学科应强调的实践环节在这种教学资源和环境下被限制了。实践环节开展不足，学生不能将所学知识及时并有效地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不利于强化已存在记忆中的理论知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有待加强。
5.校园文化建设与管理相对缺失，稀释了核心素养培育环境。校园文化建设与管理的缺失体现在缺少对公共管理学科学生专业认知的管理以及一些专业培养方面的硬性要求。如学校没有硬性规定学生去图书馆的次数或者阅读专业书籍的本数，这些都是依学生的自愿程度决定。在此种背景下，不自觉或者缺乏专业认知的学生就不会有去阅读专业书籍的动机，大学四年的课外拓展和专业延伸不合格，不利于核心素养的培养。同时，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王牌专业，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每个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同，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定位不同决定了学校对专业的重视程度不同。
四、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视角下公共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改革路径
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化的发展对公共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公共管理人才应是复合型、应用型以及创新型人才，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时代形势。根据目前公共管理课程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教学路径的改革，强化核心素养的培育。
（一）优化课程教育教学目标，完善课程教育教学体系
依据公共管理学科特点与育人目标要求，公共管理类课程要求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对于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水平、政策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以应对未来工作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教师要基于立德树人进行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不仅教授学生有限的理论知识，还应该从学生的心理、认知上教育其今后成为一名公共管理工作者的自觉和自律，对他们产生积极又深远的影响。其课程教育教学体系要聚焦学科特征，基于“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进行完善，将公共管理的核心素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在公共管理权力、职能、主体、方式、监督等环节充分融入学科核心素养，实现教学与教育的结合，推进公共管理工作者核心素养的提升。
（二）重构教师对课堂的理解，发挥教师核心作用
教师是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生成的关键因素，为此，需要教师重构对课堂的理解，要意识到课堂是教育学概念，是学生成长的场域。充分发挥教师作为知识和道德传播主要载体的作用，秉持学科核心素养教学理念，注重将学科核心素养落实到教育教学目标与教学设计中，积极与学生沟通和互动，便于学生理解教师的教学目的，实现知识传播的无阻碍流通，提高课堂效率。为此，教师要积极参加学科核心素养方面的专业化培训，提升自身专业核心素养意识与培育能力，优化教师教学的课堂模式，使学生能够将学习重心放到核心素养的培育上来。
（三）编制突出“学”的学时学程设计，探索适宜的教学方法
根据公共管理类教育教学目标，编制突出“学”的学时学程设计方案，包括培养目标、关注必备品质、核心能力。实现教学重心的转移，即从关注教学任务的完成转移到关注对学生素养的培育。同时，要注意学时内容范围、介绍重难点及其突破策略、说明评价标准，做到“教学”中的“学”与“学习”中的“学”的对称性。课堂上要以问题为主轴，增加问题提出与问题归类优化环节，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实现教与学的有效转化。并积极促成学生关注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公共管理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需要积极探索与学科核心素养相适宜的教学方法，采取如PBL教学法、问题驱动式教学法、学习小组式教学法等，还要积极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调查。
（四）创新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评价方式，从知识衡量转向对素养的考查
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中课程评价要聚焦于核心素养的培育以及是否内化为学生品质，并外现为现实行为，而且这种评价是跟踪式的，学生毕业以后观察其是否将课堂中所学深入贯彻到具体的工作中，秉承公共责任和公共道德，服务社会和人民。创新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评价机制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特点和核心素养的要求，坚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学科考查的素养目标，列出公共管理类课程考查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双向细目表，编制学科能力素养结构图，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管理教学，真正实现从知识衡量转向对能力和素养的考查。
五、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视角下公共管理类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保障机制
公共管理课程的改革要从学科素养培育的角度出发，完善教学改革的保障机制，有效地将“政治认同、公共价值、公共责任、法治意识、实践创新”的核心素养结合到教学体系中。
（一）要做好顶层设计，营造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大环境
从顶层设计出发，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出台关于强化公共管理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政策措施，将核心素养的培育上升到为国家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高度；同时将核心素养的培育纳入常态化教学，培养出具有公共责任和伦理道德的公共管理人才，这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并为政府机关提供人才。另一方面，高校要明确主体责任，把学科核心素养培育落地建设作为当前高校加强内涵建设、提升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将核心素养的培育效果体现在学校管理和运行的各个方面，营造积极的培育氛围。
（二）优化教师评价体系，激发教师内生动力
优化设置教学评价体系，将“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指标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以凸显核心素养培育在育人工作中的重要性，推进教师在教学中更集中于学生的素质培养。同时，进一步完善学科门类的听课评课赛课制度。听课评课的标准不应仅根据课堂的流畅度、师生的配合度来打分。听课团队成员应有针对性地对公共管理课堂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有效对应起来，将课程核心素养目标化，将教学评价科学化，促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推进创新课堂以及学生有意识提升素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核心素养培育的内生动力。
（三）丰富教学资源与完善校园管理，培育学科核心素养氛围
公共价值管理范文4
一、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私营化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众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具有借鉴性意义的措施，许多国家也进行了有效的实践，他们经济上主张采取政府退出市场的管理，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等措施，政治上主张采取分权裁员、公共服务民营化等措施，这些举措对于恢复经济的、稳定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公共服务的私营化，其实就是公共服务商业化。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应该满足民众的需求，无偿的向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民众的欲望越来越多，公务人员的功利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变现的孱弱无力。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一任务，政府决定把部分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权交由私人企业来完成。但是在这一“跳跃”的过程中，造成了政府的道德危机，从而产生了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二、由公共服务私营化造成道德危机
根据弗雷德里克森先生在《公共管理的精神》一书中讲述的，“政府企业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更大的道德代价。”【1】在书中就公共服务私营化产生道德危机这一问题，它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当组织或机构从政府模式转向企业模式时，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有增加的倾向。但我们逐渐增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把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2】政府占据着社会上的独特的资源，对企业来说，这些资源往往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获得这些资源？政府把公共服务承包给私人企业，给他们提供了合法性契机。但是企业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权？这就需要一个资格说明，一方面企业要有经济实力和信誉，另一方面企业有与授权单位和授权人的非正式关系。前者通过公平竞争来获得，但是后者却隐藏着权钱交易的丑行，政府官员为了从中得到好处，会对企业非法设租，而企业为了减少这种租金的投入，同时获得资源的使用权，就会对官员进行贿赂，促成了道德危机的发生。其次，“在一个组织中，当占优先地位的人数是从公民倾向的人转向私人倾向时，腐败和不道德行为就有增加的倾向。”【3】在同一章中，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如果伦理道德的标准一样，人们对于腐败的界定也因职业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4】政府公务人员作为代表性公民，基于职业的要求，他们心中会产生一种伦理化的标准，促使他们去追求一种公共精神和公共责任。但是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他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对公共精神和腐败的标准要求很低。所以当由企业进入公共服务的提供领域时，随着私人倾向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占据重要社会资源的公务人员的公共精神也日益淡化，从而加剧腐败行为的发生，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效应。
三、由道德危机造成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对于合法性的论述中指出，“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5】回归到了合法性的本质内涵，认为政治的合法性不应该被机械化的理解为公民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那些来自于政治系统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作的论证，不是真正的合法性论证。那么真正的合法性论证是什么？是一种政治是否包含着被认可的价值的论证，即论证政治秩序是否体现出了它的公共价值本质，政治系统是否又被认可的价值，“在他的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是提供价值评判的标准。”与之相应的，他还提出了通过“交往行为”，通过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共同体”来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出路。在对合法性进行论述的过程中，有着权术性和价值性的，但是在由公共服务私营化引起的政府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的背景下，在公民理性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会引起政府的合法性危机。首先，在权术层面上，随着公务人员道德的下降、行为失序而导致的公民对政府信任的行为基础和认知基础的缺失，公民对政府的“特定支持”也会逐渐减少，同时，在恶性循环作用下道德基础的薄弱，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会逐渐降低，最终在权术性层面出现合法性危机。在价值性层面，由于“交往共同体”的逐渐缺失，公共部门的公共价值取向逐渐被功利化倾向所腐蚀，公务人员利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政治秩序失去了应有的公共价值，最终在价值性层面上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虽然公用服务私营化会引起道德危机，最终造成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公共服务私营化作为政府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不能被抛弃，而应该“未雨绸缪”，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公共价值管理范文5
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状态以及不科学的经济发展形势，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各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并实现科学的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
关键词：
西方公共治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经济危机现象越来越严重，典型的西方国家有英、美等国。正因为如此，英、美等国不得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公共治理。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公共经济管理创新作为一项全新的公共治理理念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新创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根源
公共治理指的是，政府运行过程中必须持有高度的创新精神，在构建全新的制度基础上，促使社会、人和政府之间形成更加和谐的关系，并充分运用私人和公共部门，在二者有效配合的基础上，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并逐渐构建公共经济管理新机制和公共经济范围，促使科学的发展在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中得以形成，更能够在这一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将“人本主义”进行充分的体现。公共治理产生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运行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传统的体制效率过低，较大的严厉产生于公共经济当中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公共治理力度。公共治理实施的主要原因：首先，非科学发展产生于公共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二者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萎靡以及石油危机不断产生于西方国家当中，国家发展中面对的资金赤字现象严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政治以及社会问题；其次，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促使政府各项信息更容易被公民所了解，他们在面对公共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参与程度提升，有助于政府组建向透明、灵活以及高效的方向发展；最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必须能够高效的处理各种国际环境问题，促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为自身综合国力的提升奠定来哪个好的基础，并促使国内运行中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公共经济管理实现创新的基础
新时期，公共经济管理实现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公司化”的公共部门管理。它指的是有效分解集权官僚组织，应用多个独立机构以及小型部门共同组成原有的集权组织，并应用公司化的治理方案对其职能以及权力等进行治理和配置，这种形势下，公共部门运行过程中以“分级”的方式展开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各家便捷、资源调配更加合理等。在对这些小型的公共部门服务以及提供的产品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可以将效能、效率以及经济三个指标作为重要的依据。这一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掌握空能下降，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公共部门运行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在绩效责任机制下建立起来的。在进行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应用市场竞争法则以及商业利益原则。政府职能的优化。在实施“公司化”的过程中，政府日常运行过程中不再受各种社会事务的束缚，而其主要的工作是监督各个部门的运行，并制定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在对政府职能进行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相关职能同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经济的科学发展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拥有以下职能：对公共的服务以及物品进行提供；在开展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将公共经济管理作为重要的措施；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合理竞争进行保护，并对团体冲突等进行解决和协调；在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加大环境和生态保护力度等。“公司化”的政府管理在实施过程中，各个部门运行中处理经济事物的效率提升，在绩效责任制下，各个部门的责任感增强，创新精神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发。
三、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核心
在公共治理内部，市场化的公共物品指的是政府在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加快公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私人部门进行利用。这一过程中，最长应用的手段就是市场化的公共经济及管理，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发展中所持有的公共价值观。他们认为同政府相比，私人企业运行过程中，能够更加高效的完成各项工作并履行各项责任。基金管理创新。这是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产的运营是这一管理所针对的事项。实际的方法为全面估计国有资产价格，并将其作为初始运营资金较高基金运营部门工作，该部门运行中需要保证这一基金逐渐得以增值或保值。这一过程中，自负盈亏是基金部门最主要的特点，而所创造的收入，或继续充当基金进行应用，或转换成公共经济收入开始使用，其运行中的创新，可以将更大的竞争压力施加给国有资本部门，为其发展增添活力。“政府公司”管理创新。在日常运行过程中，作为公营部门负责社会公益服务责任工作的部门就是政府公司。市场化背景下，这些部门运行过程中，需要同私人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并同样需要面对优胜劣汰的危机感，从而极大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发展潜力，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合同”管理的创新。管理创新在市场化当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合同外包，这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对“合同”制进行利用，以“外包”的方式将相关公共物品转交给私人部门或者区域政府，促使其履行相关责任和服务。政府采购市场化管理创新。在市场化创新当中，政府采购被视为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这一创新中最主要的措施包括“专业化”的政府采购，典型的代表有“国防采购大学”，这是由美国成立的；还有信息技术的采购等，这一措施能够对采购的程序进行简化，并将采购的时间进行缩短。
四、公共经济管理的创新目标
近年来，西方国家积极实施了公共经济管理创新，这一措施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以及“公司化”的政府是实现西方公共治理的核心以及基础，二者共同努力的过程中，能够为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将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经济的科学发展作为公共经济管理创新的目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分析：首先，人本主义目标。公共治理主义指出，新时期在积极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将传统的只注重对人的“治理”的关注，而忽视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治理活动中，通常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剥夺人类参与社会的要求并禁锢人的自然欲望。新时期，必须将这一思想进行摒弃，并从尊重人的角度出发，给予其自主化以及能动化的机会，促使公共治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这也作为最高目标体现在公共经济管理创新当中。其次，公共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社会治理当中，注重对人类思想道德以及社会风气的治理，而现代公共治理主义同这一传统理念相反，强调公共价值观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应受到尊重。促使社会道德不断得到超越是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经济科学发展的最高境界，在对公共价值观念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应建立在理性道德的基础之上。再次，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在传统的理念下，政治控制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因此政府运行中，将制度以及宗法的建设视为工作重心。而针对现代社会来讲，精细化成为社会分工最主要的特点，这一特点下，人的行为必须拥有明确的规范，在促使自身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稳定的法律环境。因此，现阶段，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实现经济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至关重要。
五、结语
公共价值管理范文6
当今华盛顿政治中主流辩论所缺乏的是,承认利害攸关的真正议题既不是债务上限也不是经济状况(虽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威权主义形式,它会对民主概念本身以及培养民主的机构组织、公众价值观、形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间造成重大威胁。美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极端主义势力不仅越来越强大,而且正处于将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政策统统革命化的过程中,割裂性政治是旨在掩盖威权政治的更深秩序的一系列战略之一。在沉溺于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和社会遗忘的社会里,政治学和共同体的语言更容易被盗用,或被当作武器一样,将民主、自由、正义、社会国家等美好词汇的任何可靠意义都掏空。阿伦达哈蒂•罗伊(ArundhatiRoy)在下面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中抓住了该过程的反民主本质。她写道:这种语言盗用,篡夺词汇含义并像武器一样使用和用它们掩盖其与这些词的传统含义正好相反的真实意图的技巧,已经成为新分配大王所取得的最精彩的战略胜利。该战略有助于他们把叛徒边缘化,剥夺异议者表达批评声音的语言,并指控他们“反进步”、“反发展”、“反改革”、甚至是“反国家利益”的家伙,反正是最大的坏蛋。要重新获得这些被盗用的词汇就需向世人解释清楚,但是这些解释在注意力分散、耐心缺乏的时代往往过于单调乏味,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穷人的奢侈品之时又显得过于昂贵。这种语言抢劫或许成为我们毁灭的要点。
罗伊提到的这种民主破坏和为取代它而制造出来的反面乌托邦社会,可以从当前公共价值观屈服于商业价值观的现实中看出,民主已经堕落为可以被称为掠夺式赌场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生命极其廉价,一切都可以买卖。更具体地说,每况愈下的民主肌体上,不仅出现了对民主管理发起的激烈政治攻击,而且产生了一种语言和文化威权主义,它已经无需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它已经获得了被视为常态的基本信仰[5];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被浸淫在文化威权主义的教学法之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实践和社会构成都不容置疑,因为它们代表了新自由主义金融秩序并为其合理性辩护。这是掠夺式的赌场资本主义,却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社会形态外衣,一种居住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确定性圈子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的文化实践是把公民等同于消费者,换句话说,掠夺式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学,它消除了所有政治差异、其他经济形式和对世界的反面解读,人们似乎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沦为服务于金融界和企业界精英的野蛮的经济达尔文主义丛林。
我们从当今的干扰机制及其隐蔽的政治秩序中领略罗伯特•莱克(RobertReich)的含义。他宣称有关财政悬崖的辩论,不仅应该涉及不平等之类更广泛的议题,而且必须质疑和讨论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如权力和财富为何越来越集中在上层少数人手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得份额越来越少[6]。我们也在弗兰克•里奇(FrankRich)的观点中看到这个意思,他坚持认为主流媒体有关华盛顿陷入瘫痪的连篇累牍的辩论根本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里奇认为除了媒体说两党都应该为当今困局负责的愚蠢论证之外,还有共和党的战略考虑,即让联邦政府看起来随时都会陷入瘫痪,这样就可说服更多美国公民相信政府应该被拆解,把公共服务变成营利性的私人利益。事实上,最近一些批评家相信当今共和党的极端主义本质成为任何可靠管理形式的最大障碍。托马斯•曼(ThomasE.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J.Ornstein)两位最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最近已经指出温和派不仅被挤出共和党,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基本消失”。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在从前的文章中批评了共和民主两党,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核心在于共和党。该党已经变成美国政治中“谋反的局外人”(insurgentoutlier)。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极端立场,嘲笑妥协;罔顾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的传统理解;对政治对手的合法性不屑一顾。当一个党如此偏激远离主流时,要让政治体制建设性地应对国家的挑战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7]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F.KennedyJr.)更进一步把共和党及其“以企业界为中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员’(PACs)称为叛徒”,他指出美国人“现在处于堕入传统的寡头政治的自由落体过程中,道德败坏,偷窃成性,专横跋扈”,若考虑到自镀金时代以来最偏向企业界的最高法院的角色以及它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解除对企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限制的裁决,我们可以说“在美国的民主中,有钱人的声音最大,穷人则都是哑巴”[8]。更加激进的批评家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克里斯•海基斯(ChrisHedges)、谢尔顿•沃林(SheldonWolin)等人早已认识到美国的转型,它已经从虚弱的民主国家变为精神上的威权国家。所有这些理论家都谴责了永久战争的经济、公民自由的削弱、企业国家的强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破产、企业对媒体的控制、海外的侵略战争罪行、惩罚性国家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越来越明显的军事化倾向。
在针对女性、移民、年轻人、福利国家、投票权和各种民权发起攻击方面,共和党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主义,但这并不暗示就占据了值得推崇的自由主义立场。相反,美国的政策现在恰恰是塑造而成的,在过去30年里,变得越来越保守,共和党现在不过是代表了试图抓住华盛顿权力的最极端政党而已。虽然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的极端主义者之手,但两党都“支持把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都支持政府救助银行、大公司和股票市场”[9],两党都支持救助富人,都在执行企业游说者的指令。而且,两党都抛弃了把民主视为集体的公共空间活动和无条件代表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观念。奥巴马总统及其华尔街顾问或许坚持某种虚弱的社会契约观,但在欣然接受企业性福利国家的军事物理学之时他们远非自由主义者。正如克里斯•海基斯、保罗•斯特里特(PaulStreet)、诺姆•乔姆斯基、萨尔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Babones)一再指出的,称共和党为极端主义者并不因此就掩盖奥巴马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比如,奥巴马总统驱逐的移民已经比前任乔治•布什还多。他还主张将公立学校私有化,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管理模式,削减很多重要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他已经推行消除公共选择的医疗保健项目,该项目与保险公司和大型医药公司合作。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仍然没有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无正当理由的窃听辩护;加大了采用无人机攻击的频率,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支持无限期关押和批准一种“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rendition),即把潜在的恐怖分子绑架和运送到国外受刑①。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已经严重右倾,从前被认为不可思议的极端主义思想如今竟然习以为常。正如格林•格林瓦尔德(GlennGreenwald)指出的,从前被广泛谴责为“对美国核心自由造成威胁”的东西如爱国者法案、国家支持的虐囚、暗杀、追杀名单和监督工程等已经“变成了政治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已经把扭曲视为常态”[10]。虽然两党都已经放弃了民主政治的神龛,但共和党的目标范围更极端,更激烈地尝试摧毁那些管理模式和公共领域,这些是充满活力和批判性的公民生活、教育、能动性和民主的条件。#p#分页标题#e#
共和党极端主义及其对民主的破坏
当今共和党极端主义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很多方面,但是其首要特征、也是最危险、最具惩罚性的表现是对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责任政府的大肆攻击。如果说在推动福利国家的时候破坏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共和党则创造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即公司和金融资本向各种管理和政策提供模板。这种政治模式下的管理是公司权力与金融福利的结合,同时伴随着包括法院、军队和警察在内的惩罚性统治,如果说共和党呼吁取消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以及对富人和公司减税等是显而易见地屈服于企业和金融国家的话,在呼吁将堕胎、流浪、欠债和学生抗议等社会行为视为犯罪的喧嚣中,惩罚性国家的统治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虽然针对工人和民权人士使用武力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如果考虑到金融资本对实质民主产生的威胁,其统治不仅是新鲜事而且有了新的紧迫性。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认为资本统治已经把美国从虚弱民主转变为“美元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钱主———这是特别的美国式富豪统治,如今它已经如此强势和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作为常态来接受”[11]。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Hudson)更进一步描述了新极端主义的一个元素,一种不仅打击福利国家而且打击在历史上争取扩大政治、经济和个人权利的所有群体的金融斗争形式:金融已经控制了整体经济,包括工业和煤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私有化)甚至教育体制(美国学生贷款债务超过一万亿美元,在2012年已经超过了信用卡债务)。金融战争的这种武器就是让经济体(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和家庭)都陷入债务困境中,抽干其收入用来还债,等到债务人没有办法还债时就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债务缠身的政府给债权人处理土地、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的其他财产的手段,债务缠身的公司则让债权人攫取雇员的退休金积蓄,债务缠身的工人意味着雇主根本用不着雇人攻击工会组织者和罢工者了。与一个世纪前培养中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前景相反,我们现在见证的是特权世界的回归,人们必须依靠继承下来的财富才能摆脱债务负担和就业依赖。
新极端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持续进行的商业化和对民主公共空间的破坏。后者指的是持续进行的私有化、商业化和对民主公共空间的攻击,正是这种公共领域为批评性思考、知情的对话、深思熟虑提供了空间,确认了非商品化的常态和无条件地保护社会权利。民主文化机构(如学校、艺术界、工会、媒体)与其他探讨公共价值观和重要社会议题而且为培养知情的公民提供条件的公共空间现在都遭到蔑视,因为它们接受的批评性推理模式和集体道德观与反民主的市场价值观格格不入。
共和党不仅仅陷入恶性的反智主义泥潭,它还嘲笑理性概念本身,把无知作为共同体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拒绝把科学、证据和理性作为知情的共同体的基础,而且体现在迎合极端主义者的立场,把无知作为让异议者闭嘴的基础,动员支持者企图把美国教育改造为企业,改造为年轻人进入世界前的训练场,在这个世界,企业、金融和军队的精英决定了年轻人的需要、欲望和未来。
新极端主义的第三个特征,集中在对社会契约、福利国家和使之成为可能的观念和机构的大肆攻击。新极端主义者承认公共空间和公民素质的观点一样重要,他们想确认美国公众找到和居住在这些公共空间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人们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讲解和学习公共利益、公共生活和社会正义等话语,形成基本公共空间辩护的语言。共和党论述赤字和紧缩的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拆除福利国家和为其提供社会支持的尝试。对共和党极端主义者来说,预算赤字成为迫使政府减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开支的主要武器,因为这些与市场驱动下的价值观、拆除管制和私有化逻辑格格不入。
这种攻击福利国家和社会契约的后果,是出现了将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琐碎化的市场极端主义,与此同时,这种市场极端主义将极端个人主义神圣化,将接受一切的利润追求合理化,鼓吹把不幸视为软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以此取代残存的共同责任或关爱他人。如果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开启的保守主义革命将社会民主权利的回归作为目标,那么现在控制共和党的反革命者走得更远。也就是说,他们对福利国家的利益回归不感兴趣,他们要消除政府支持下的福利补贴、工会权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权利,该话语的敌人是平等和实质性社会权利。
在这种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形式中,新专制主义把不受约束和管辖的市场作为偶像和迷信,鼓吹金融资本统治作为更大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导致冷酷无情的企业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它也鼓吹反公共的道德,其中,个人的唯一责任就是自己,“不对其他人的利益或幸福承担任何责任”[13]。否则,如何解释两大政党为何都拒绝讨论年轻人面对的众多危机?危机体现在以下与贫困有关的数据:18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现在是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口中的新面孔;在美国,超过一百万公立学校学生无家可归;57%的孩子处于被视为低收入或贫困家庭,一半的美国孩子在18岁之前至少曾经依靠食品券为生[14]。这里重要的是约翰•克拉克(JohnClarke)称为通过众多政策而形成的社会和公共价值观的从属性地位[15]974-987,这些政策包括“抹掉福利”———撤销对劳工的社会保护;“福利私有化”———把公共拥有的资源转向营利性利益团体;“征服福利”———让社会需要和政策屈服于经济竞争和资本积累的要求;“驯化福利”———将提供集体补贴、安全和照顾家人的负担加在家庭上;“窄化福利”———缩小福利范围使之“更吝啬、更低劣、或失去其他方面的配合”[16]。在这种新市场极端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下,很少有兴趣去防止不平等失控,这种野蛮的意识形态很好地滋养了一些观念,如国家的福利保障与公共利益和社会生存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慈善事业[17]。福利从属性的核心是需要创造新的能动性和主观性主张,其中“个人用经济术语思考自己,作为有创业精神,会算计的自我,其世界是基于契约或准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15]977,这导致了新极端主义的下一个因素。#p#分页标题#e#
新极端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它使用媒体和其他文化机构来鼓吹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公共教学法,并从事贬损任何社会性身份、欲望和价值观生产的反政治活动,因为这种社会性观念支持共同利益、公共价值和共同责任。新极端主义推崇消费者公民的极端个人主义,“其行动大部分反映了自我的物质利益算计”[18]。这是一种反政治,一种“威权乌托邦,简直就是对从工会和工业城市到家庭和小国家的‘所有集体性的大破坏工程’”[19],这种新专制主义下遭受攻击的是让个人、家庭和社会运动能够抗拒从公民转向消费者的社会纽带和共同体团结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的缺失才造成了经济生活的犯罪化、政治腐败、贫困和不平等急剧恶化以及残酷文化和惩罚性国家的出现。
新极端主义释放了残酷的自我专注的所有力量,加深和扩张了残酷性的结构和持续进行的私有化。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已经削弱了集体目标意识,正如美国人痴迷于极端个人主义和财富一样,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伦理和集体贫困的症状[20]。正如鲍曼指出的,消费生活现在过的是超级“表现自主性的生活”,不留任何空间给“承诺、献身和责任”的活动[2]129。该话语中的社会生活和民主与培养它的构成性文化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公共价值观受到蔑视,公共利益观念和公民想象力消失,人们不仅仅拱手让出公民素质,而且连人本身都被视为可抛弃的废物,在这个不仅扔掉消费品的社会,人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如今控制美国社会的极端主义的新特点,不仅是公共价值观的衰落,而且是它们变得对现有新自由主义秩序可有可无,这削弱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创造了反对民主原则本身的身份认同、价值和欲望等,同时破坏了作为民主工程的政治的可能性。
想象力、能动性和希望的窒息
针对社会契约、福利国家、民主政治、平等和正义观念的战争的攻击目标,不仅是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同工同酬法案等,而且是“确保美国人拥有体面生活的集体责任的基础”[21],它也是对构成性文化和个人及集体能动性的巨大打击,这些能动性为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合理性。这种新极端主义及其威权政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社会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实结构性和意识形态条件上转移开来。笼罩在威权主义阴影下的是“在开放的民主文化中造成信念丧失、信仰丧失并产生怀疑和逃离公共空间的意识的破坏性尝试”[22],在私有空间成为相信希望、快乐和可能性的唯一空间的意义上,公民素质已经遭到扭曲,远离了平等、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责任等议题。托尼•朱特(TonyJudt)正确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历史关键节点,政治已经失去其形状,也失去了吸引人的力量和抗衡当今美国社会的反民主压力的能力。
反对当今残忍的威权主义形式,要求我们拥有新语言,接受社会,定义公民参与,重新思考能动性和政治的意义,谈论社会责任。重新思考社会,意味着部分接受国家在限制企业权力和金融服务业权力的管理作用,也意味着重新确立权力的本质,以便把资本主义的主要结构性机构置于法治、民主价值观和正义、平等等观念之下。国家不仅仅是管理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场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让位于有组织的负责任,伦理不能被私有化,也不能与经济考虑脱节,法治不能被用来造成合法的违法行为,政治学成为宣称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整体形式。这暗示组织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为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而斗争,其中是民众而不是金钱或公司影响政治的本质、政策和文化机构,正是这些机构提供了培育公民素质和民主本身的公共价值观。
批判教育学的作用和集体夺回民主的斗争
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呼吁改革,而且是呼吁一种革命理想,它能让人们抓住权力,参与管理过程,并创造一种有能力把私人问题和议题变成公共问题的真正的公共空间。这是一场革命,不仅要求结构变革而且要求改变创造主观性、制造欲望的方式。在这场革命中,能动性本身成为任何可靠的自由观的关键。重新思考常常被各种政治倾向的进步人士所忽略的政治有教学法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让教学法本身成为政治学意义的中心。在这里,仅仅要求让人们拥有参与管理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在各方面教育民众明白在民主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这至少意味着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它不仅向民众传授基本的公民技能知识,而且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鼓励个人学会自我反省,养成对公共价值观的热爱,愿意扩展和捍卫把个人观点提升为公众关心话题的公共空间。
法国哲学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Castoriadis)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旨在创造多样公共空间的政治任务,这个空间能够让人人都适于参加社会管理,愿意推动公共利益,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理论场景下参与社会活动,它不限于经济利益的优先选择,也不是市场驱动下的社会秩序的无休止商品化过程[23]。政治要求知情的公民,这只能通过公共空间的存在集体产生,因为公共空间赋予争取正义、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斗争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反对新极端主义的任何可靠的斗争,或许开始于卡斯托里亚蒂斯坚持任何可靠的政治形式都开始于创造一个构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间,其中最广泛意义上的批判教育成为正义、社会责任和民主意义的核心。
对卡斯托里亚蒂斯来说,位于这种构成性文化核心的是公共教学法的操作形式,创造这样的公民———“能质疑现有机构的批判性思想家”,才能养成和维持民主[24]。作为道德和政治实践,教学法有助于培养特定社会中产生的知识、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同样地,它还变成创造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愿意质疑自身并为理想而斗争,正是这些赋予民主以意义和实质。
在促成新极端主义的反乌托邦背景下,教师、工人、艺术家、学生、年轻人和学者等有必要创造一种批判的、挑衅的、可行性的语言。这是认同部分作为教学法实践的政治的公民参与的话语,是笔者以前所说的受教育者的希望。受教育者的希望使“个体政治”工具更加锋利,并在“伦理想象力与政治想象力结合的根源处运行”[25]。受教育者的希望发出了将公民教育和民主行动合并的信号,这是让年轻人和其他人批判性地分析和改造当今社会和政治的更广泛尝试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分析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市场驱动下的政治运作,一方面还要用行动打碎这个造成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福利死亡的日益庞大的政治机器。这就暗示着创造一种新语言和象征性关系的秩序以便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变化规律。#p#分页标题#e#
教育者、进步人士、公民意识强烈的公民需要在成本利益分析的文化中找到让正义回归的语言,拒绝赌场资本主义极端分子创造的公民思想真空。我们也需要一种充满活力的语言,不仅产生民主社会的身份认同而且否认社会能动性的形式。那些关心正义和民主命运的人也需要重新考虑政治秩序,以便创造出能够把越来越多分散的政治控制在手中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是地方性的,是以国家为基础的,但若从权力的实施来看,现在具有了不受民族国家的政治限制的全球性特征。如今的情况是权力具有全球性,但政治则有地方性。这意味着全球化已经让经济和军事权力挣脱民族国家推行的传统政治的枷锁,不受阻碍地在全球横行。权力和政治的传统合流已经遭到破坏,正如鲍曼指出的,“我们或许说权力已经从历史演变的机构中飞走了,这些机构曾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使用和滥用发挥了民主控制作用。当今的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越来越明显地失去权力,而且到现在为止,似乎缺乏任何有效的替代品”。
因此,抗拒美国的新极端主义必须作为更广泛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该斗争应该建立在强大的政治和公民承诺和在本质上既有地方性又有国际主义的团结基础上。除了批判之外,任何可靠的挑战必须重新思考雅各•德里达所说的“可能与不可能”的概念[27]。在既定框架之外思考意味着创建新的叙述方式,我们讲述自己未来的故事和即将到来的民主的前景。
批判语言和受教育的希望暗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斗争,反对那种要求把社会机构与伦理学、社会责任及社会成本割裂开来的愚弄公民的文化。试图让批判性思考无关紧要,让希望变成彻底悲观怀疑的美国社会的新极端主义,必须受到政治和教学法的挑战,它们有能力不仅影响“当权者”而且动员无权者[28]。这种教学法应该“不仅转变人们当前的思考方式,而且潜在地给予他们做不同事情的能力”[28]。一个把批判和希望结合起来的政治,承认虽然美好社会的观点可能遭到削弱,但它决非一个可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观点。
但是,虽然专制政治文化的控制和干扰政治在美国社会越来越强大,当前民主遭受攻击应该被视为新的历史机会,人们可以进行新的集体斗争并创造新的未来,一个不受在当今美国社会施虐的反面乌托邦力量所控制的未来。在令民众承受巨大苦难和大屠杀的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W.Adorno)在旧专制主义阴影下拒绝放弃希望,那是发挥能动性、政治和正义的必要条件。他坚持“思考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智慧再生产。只要思考不中止,它就牢牢地抓住了可能性。思考永不停滞,不会轻易得到满足,它拒绝愚蠢地放弃智慧。开放性的思考往往超越自身的局限性”[29]。他的话非常深刻和发人深省,因为它们指向超越固定模式思考的必要性,在我们当今生活的时代就是超越赌场资本主义鼓吹者宣扬的遭到扭曲和颠倒的希望。
公共价值管理范文7
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都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公共服务事业，二者呈现出较大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价值追求、特性表征和实践运作三个方面的共属性。在价值追求上，表现在对人权、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肯定与呼吁；在特性表征上，表现在对人的生存需求、生命质量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与维护；在实践运作上，表现在形成政府统筹领导、社会多元参与和市场有效配合的有机格局。分析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共属性，明确社会保障之于社区教育的方向指引，对于探寻社区教育的价值追求，回归社区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社区教育；社会保障；共属性
社区教育是面向社区全体居民，通过开发和利用各种教育资源而实施的一项社会性、公益性和草根性的教育活动，其宗旨在于提高居民素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提供相应公益服务，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水平。同时，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提升公共福利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从内涵界定来看，二者具有较大的共属性；从性质规定来看，二者都是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共享性和非分割性等特点，兼具公共价值和社会保障功能；从功能定位来看，二者都是社会的助推器，均表达一种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和社会福祉，与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提升执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有直接相关性；从运作思路来看，二者都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高公共产品的效率，鼓励市场参与购买服务以实现运作效益最大化。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属性存在一种交叉与融合的关系，存在一种同一与重合的性质，存在一种相交与共通的要素。分析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属性，明确社会保障之于社区教育的方向指引，对于探寻社区教育的价值追求，回归社区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方向在于价值追求上对人权、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肯定与呼吁，在于特性表征上对人的生存需求、生命质量和自我实现的满足与维护，在于实践运作上形成政府统筹领导、社会多元参与和市场有效配合的有机格局。
一、价值追求：根植于共属的文明土壤
世界是由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组成的。现实世界是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在现实世界里，人们依据客观规律进行活动；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对，在价值世界里，人们依据自身需要选择活动。因此，价值世界是属于人的世界。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价值追求一样，二者的共属性体现在对人的存在权利的肯定与维护，对政治民主的宣扬与追寻，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倡导与呼吁。人作为一种价值存在，从人权方面来说，活着是一种存在，存在就是一种权利；从政治民主方面来说，人既是一种政治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存在；从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来说，社会是自我存在的集合，也是和谐共生的塑造。
（一）活着是一种存在，存在就是一种权利
人寻找人之在，人不是在者的主人，而是在者的看护者。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存在就是一种权利。人在对“在”的看护中抵达“在”的真理。就人的本质在“在”的历史中展开来说，人是这样的“在者”，是“在”的“邻居与牧者”，是站出来去在的“在”，是寻找并看护人之在的“在”。这种“在”是一种存在，是一种活着的存在，是活着且具有存在权利的存在。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对人权价值追求的共属性正是对人之为人存在的肯定与维护。生命、生存和生活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权利。社区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关注人生命的喜乐幸福、生存的基础保障和生活的充实丰富。与此相一致，社会保障的价值焦点亦在于守卫人的生命、保障人的生存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具体而言，二者的人权共属性表现在生命、生存和生活三个紧密有序、环环相扣的层面上。首先，生命是人存在的前提与根本。社区教育关注社会成员的特定社会问题，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社会保障的根本亦是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命保障。尊重生命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出发点，二者致力于使人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实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其次，生存是人存在的基础与关键。社区教育帮助人们了解与掌握生存技能，提升生存能力；社会保障涵盖的贫困问题、低收入者和残障人员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失业人员就业问题以及边远地区儿童教育困难等问题正是社区教育关注的重要内容。再次，生活是人存在的方向与目标。生活是一种真实的生命感受，人必须学会生活，享受生活。社区教育为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和精神境界的提高采取的实践行动，与社会保障为人们基本物质和精神诉求实施的福利体系息息相关。生命是要用生命过程来诠释的。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对人权问题的重视和探讨，对人生命意义的捍卫、生存价值的追求和生活幸福的保障，对民主与平等、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尊严以及和平与权力的弘扬，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照，是幸福与美德的延续，是个人身份与认同的确证。
（二）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存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1］人自出生起成为政治的一份子，就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应尽的义务。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也是一种政治存在，政治涉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人是离不开政治生活的。新公共服务学者认为，要不断引导人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政府要持续重点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公民心声。［2］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政治上的共属性体现在对政治民主的宣扬与追求。政治民主是一种诉求，指向于社会共同体的利益，追求“公共的善”。社区教育致力于使居民享有政治上的民主意识与权利，政治民主也是社会保障关注的重要问题。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政治上的共属性主要表现在权利主体与权利内容两个方面。第一，权利主体广泛化。社区教育是一种普适性的草根教育，教育对象不分类属。无论是面向社区全体居民的社区数字化学习，还是针对特殊学习需求的老年教育；无论是为广大农民提供的技能教育，还是针对失业群体的就业教育等，都属于社区教育的范畴，切实彰显社区教育的普适价值，体现社区教育权利主体的广泛性。与社区教育一样，社会保障权利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仅从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来看，社会保险的权利主体逐渐形成包括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学生和被征地农民等社会全体人员的格局。二者的权利主体层次体现了政治民主的平等内涵。第二，权利内容充实化。社区教育中的公民教育较为典型，公民教育以权利意识为主，强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针对公民资格与意识、行为与能力开展教育活动。公民教育与政治自由是一体的两面，因此社区教育与政治民主、平等自由息息相关。与此相一致，社会保障亦不断丰富与充实权利内容，提高社会共同体福利。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公平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福祉，突出更高层面的善。重要的不是告诉个体是什么，而是让个体发现世界，发现自我，发现自我与世界的伦理关涉。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对政治民主的追求，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边缘化人群的包容，对全体成员实行的全纳性事业，给予人得以立足的政治存在，给予人政治存在中的民主平等，给予人抒发内心声音的自由与权利。
（三）社会是自我存在的集合，也是和谐共生的塑造
自我存在是社会塑造的产物，个人只有通过社群其生命才有意义与价值。个人的身份或认同是由所属的社群决定的，因此社会共生是人生存和交往的基本方式。人与人、人与自然都存在于共生系统中，这种共生关系有优劣之分，和谐共生就是最优化的状态。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致力于使社会共生产生最优化的效果，达成和谐共生。二者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具有的共属性表现在保根本、促和谐、重视平等权利方面。社会和谐稳定是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以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协调与动态平衡为标准，社会和谐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快乐地生活和创造，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作为一种草根性、社会化和公益性的全纳式教育，社区教育的功能旨在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实现社区健康有序以及推动社会和谐稳定。针对城乡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社区教育采取弹性化的实践策略。如针对农民科普知识普及实施的科学务农技能培训，帮助农民科学增收、发家致富；针对城市居民设立兴趣学习小组，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距离，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针对城乡差距实行城乡一体化策略，强调对新型市民开展角色适应教育，引导他们调适心理状态，丰富自我角色，缓和角色冲突，实现新型市民的角色转化，维护社会的平衡状态。社会保障亦是如此，其实质在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与自由，通过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发展愿望，给予人生活的安适感和满足感，使人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最优状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以残障人员就业安置为例，社会保障通过向残障人员提供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让他们体会到生存的价值与尊严，体会到参与社会并发挥自身能力的热情与动力。社会和谐是社会存在的追求，亦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同追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追求人身心内外的同一与安定，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相融。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对社会和谐稳定的追求，发端于对人尊严的肯定，形成于对人之为人生存提升的过程，体现于人与人和睦相处、心灵相融的美好氛围。
二、特性表征：发声于共属的伦理语境
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由低到高呈递进状态表征出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二是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三是实现人的自我超越。生存需求是根本，关乎人的尊严；质量提升在过程，关乎人的发展；自我超越要境界，关乎人的实现。
（一）生存需求是根本，关乎人的尊严
人最重要的不是存在，而是生存。在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关系网中，人不仅存在，更生存着。存在是基础，生命是精华，生存是人享受生命的纽带与内核。人于宇宙之中的存在，是寻求和解决生存问题的过程。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特性表征指向于人的生存，指向于人的真实性，指向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人基本的“生存状态”，使人有尊严地活下去。人并不是纯粹的存在而毫无个性，生存更接近人的真实性，使人富有个性与生机。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首要特性是关注人的生存问题。第一，关注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关乎人生存的主要问题，也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相融的部分。我国就业市场存在劳动者就业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匹配的矛盾，导致就业问题凸显。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是扩大就业服务的有效途径，二者重点关注下岗职工、贫困人口、农民工和残疾人等就业困难群体的谋生需要，并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的服务待遇。如在职人员的教育、待就业人员的岗前培训、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教育、外来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以及农民的科学致富培训等，都致力于提升人的生存技能，满足人基本的生存保障。第二，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二者致力于关注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在生理水平方面，二者通过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在心理水平方面，二者通过提供心理咨询与疏导平台，解决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促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增强归属感与安适感，营造积极健康的亲情氛围。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居家养老服务形式多样，如江西的“万载”模式、南京市鼓楼区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和玄武区的“8＋1＋X”模式等，都致力于满足老年群体的生存需求，使他们安享晚年，乐享生命。生存是生活得以存在的基础，生存并不在于保全生命状态，不在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命需要，而在于使人表达人之为人的内涵与价值、存在与意义。因此，生存状态是最基本的关注。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指向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指向于人的“附魅”与“去魅”，指向于人对世界保持的“温情与敬意”，从而谋求平等与对话，生成参与世界的意义，并启发、创造人生的意义。
（二）质量提升重过程，关乎人的发展
生命需要质量，需要责任，需要承担责任的能力。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特性表征指向于人在满足基本生存状态前提下生活质量的提升，侧重人的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以及基本生活质量，考虑每一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和机会过上好的生活。生活不是处于永恒的某一存在中止步不前，而是流动的前进，因此人不能终止追寻的脚步。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重视人生存质量的提升与人的发展问题。第一，重视人文环境的优化。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重视人文环境的整体优化与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致力于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人文氛围，为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健康向上的发展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与熏陶等人文环境的优化，为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与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与社会关怀。第二，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和价值需求。社区教育是遍布社区与社会的“精神长廊”，它满足人以提高自身技能为目的的“谋生”需要，以提高生活品味为目的的“乐生”需要，以享受生命质量为目的的“乐活”需要，“即根本目的在于人‘有目的生活’”、“满足的生活”、“好生活”。生活是连续的过程，社区教育只有渗透于人的生活之中才能实现对人教育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社区教育培养的人的各种品质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生活品质，它必须回归人的生活，完善人的生活状态，使人籍此走向好的生活。与社区教育相一致，社会保障不仅仅局限于救济与扶贫，还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水平与基本发展趋向，即在满足人基本的生存需求外，注重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基本的物质保障给予人一定的心理安适感和满足感，使人有能力发展自己。人只有在基本物质需求得以满足的前提下，才有更多能力发展精神需求，提升精神素养，关注人生价值，实现自我发展。当生存不是问题时，生活就会向质量提升前进。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旨在使人追求有价值、幸福的生活，指向于人在满足基本生存状态前提下生活质量的提升。此刻人关心自我的真实生存、生活状态，感受真、善、美，感受流动的存在，感受创造的充盈与满足，感受思想的明晰与自由。
（三）自我超越要境界，关乎人的实现
生活的本意在于创造幸福感。人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追求有价值的、幸福的美好生活。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特性表征指向于人在满足基本生存状态、生活质量有所提升的前提下，实现自我超越，达成人生圆满。二者旨在唤醒沉睡的人，鼓舞人生气勃勃的精神，激发真实活泼、沛然充溢的现在。人活着，便有追求价值生活的权利。我们曾将社区教育视为生存技能教育或闲暇消遣教育，将社会保障理解为扶贫与救济。21世纪，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增加，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内涵不断扩大。人们并不满足基本的温饱等外在物质条件，而是考虑更深层次的东西，充实精神生活，丰富价值内涵。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价值观教育、人生哲学感化等具体活动形式，帮助人在物质丰盈的基础上提升精神层次，丰富精神境界，实现自我超越，体会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感受创造的快乐与幸福。第一，反省自我意义。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帮助人自我反省与自我操纵，这是自我接纳的源泉，激励人肯定自我和悦纳自我。当人不能顺利解决突发问题时，自我反省指向问题症结，指向客观自我认识，指向适时调控自我，以实现整体前进。第二，形成自我认同。人能够反省自我意义，发现自我价值，体悟自我发展的感受，形成自我肯定，产生自我认同感。第三，实现自我超越。创造是个体的一种高峰体验，需要实现自我超越，审视与思考自我的形象与位置，提炼与重视自我的个性与价值，突破与超越原有自我而获得全新自我。对存在的探寻是生命价值的一部分，是生命意义的延伸。我们对存在的探寻，不是当下无边的延续，而是对永恒整体的实在和满足；不是记忆纽带的联结，而是心中珍爱之物在绝对中得以实现与确定；不是无休止的充盈，而是独一无二的坚定与确证。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指向于人在满足基本生存状态、提升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自我超越，追求人生圆满。引导人追问自我，发现自我，实践自我，超越自我，体验并获得人生的意义，不断走向人之为人的存在，启发并赋予人生的意义。
三、实践运作：治理于共属的公共空间
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实践运作方面的共属性表现为三个主要的运作主体。一是政府统筹领导，政府是主体责任人，负责管理和规划，是公共产品的主体与主要提供者、买单者；二是社会多元参与，采用合法的方式筹集社会资本、吸纳民间资本，拓宽运作渠道；三是市场有效配合，通过市场与政府和社会有效配合，活跃运作途径。政府、社会、市场三个主体同时运作，形成政府统筹领导、社会多元参与以及市场有效配合的格局。
（一）政府统筹领导，承担主体责任
康德哲学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政府是手段，而非目的。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决定了政府公共管理的必要性。［3］在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实践运作中，政府处于主体地位，对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起引导、支持、服务和帮助的作用。社区教育的实践运作离不开政府这一主体责任人。不同地区的社区教育发展程度与水平，决定了政府将发挥不同的指导作用。在社区教育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政府应加强统筹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对社区教育的支持与引导功能，帮助推进社区教育对人的渗透与影响进程，促进学习型社区乃至学习型社会的实现；在社区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政府应降低统筹程度，给予社区教育发展的主动权，注重加强法制引导，实施督导与评估，保障社区教育健康良性发展。因此，政府对社区教育的实践运作与发展具有较强的宏观指导与规划作用，保障社区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不偏移，缩小不同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差距，实现社区教育健康发展。与此相类似，政府亦是社会保障实践运作的主体，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管理与规划，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保障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支持；另一方面，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建构不同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保障实践运作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宏观指导上，还体现在社会保障事业中财政责任、法制保障责任和维护社会公平责任的行使上。政府的产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实践运作中坚持政府作为主体责任人的角色重担，正是“权由民所授”宪政理念的忠实体现。政府的宏观规划与指导，对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事业的实践运作意义重大，有助于保障二者实践运作的基本方向，调适二者的科学发展水平。
（二）社会多元参与，拓宽运作渠道
波兹曼（Postman）主张从公共价值的视角阐释公共政策和服务，强调公共政策和服务所承载的公共价值。［4］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实践运作中鼓励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合法参与，鼓励非盈利组织发挥作用，采用合法的方式筹集社会资本、吸纳民间资本。社会多元参与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实践运作的主要渠道。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它的显著特征是非营利性，不追求利润而服务。［5］相反，私营组织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因此，非政府组织不论对象贫富贵贱、不计经济报酬、单纯提供服务，而私营组织很难做到为困难群体提供公益性服务。社区教育中有以社区居民自发为主要特征的学习共同体，以社区教育基金会、理事会为主体的社区教育组织和以社区学校为主体的社区教育等社会团体。社会多元参与能够拓宽社区教育的实践运作渠道，保障社区教育的普适性。美国社会团体在社区教育实践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服务类团体有娱乐团体、社会服务团体、红十字会、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子青年会；商业类团体有商会、工会和传媒等，它们都参与社区教育的服务工作，促进社区教育服务功能的实现。与社区教育相一致，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广泛存在于社会团体中。社会慈善事业的大力发展，为需要救济的贫困人群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为残障人群带来维持生存的物质与精神支持，为教育贫困地区带来继续求学的希望与曙光，为灾祸地区带来雪中送炭的温暖与关怀。社会保障中社会多元参与，体现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体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气以及相交互惠的社会共同责任感，对帮助贫困地区，缩小贫富差距以及促进社会和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社会多元参与对社会保障事业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运作渠道。慈善事业是民间的事业，是社会成员互帮互助的团结和友爱，是社会共同责任的凝聚与统一。社会组织多元参与，非盈利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拓宽了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实践运作渠道。
（三）市场有效配合，活跃运作途径
市场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实践运作的活跃方式与积极因素。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实践运作中注重发挥市场的效用，提高市场的参与度和投入效率，保障市场与政府和社会的有效配合。政府和社会在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实践运作中都承担主体责任人的角色，但二者都离不开市场的有效配合。市场的竞争性决定了市场参与对质量与效率的影响，这种影响渗透于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具体运作途径中，势必对二者的实施效率产生影响。我国社区教育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孕育产生模式，即由群众自发组织的社区教育方式，［6］将社区教育委托给市场进行操作，是一种具有效率的权力下放，有助于解决社区教育资源短缺或利用不当的问题。社区教育中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委托等措施是市场参与的最佳典范。政府购买服务是指由政府界定服务的种类与品质，通过市场竞标，向委托者提供费用服务，由委托者完成公共服务行为，这给予市场发挥作用的机会，活跃社区教育的实践运作渠道。社区教育中农民工培训、下岗职工继续教育等坚持政府购买服务的理念，运用市场参与渠道开展惠民利民的社区教育实践。因此，政府购买服务将成为社区教育发展的活跃渠道，将这一理念纳入社区教育实践运作领域中，对盘活社区教育资源、增强社区教育的社会参与力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也就是说，市场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活化社区教育实践运作渠道，促进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整合，提升社区教育的服务质量，增强社区教育为人们服务的品质与精神。与此相一致，社会保障在实践运作过程中，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提高社会保障事业的实践运作水平。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委托等措施同样适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如惠民工程逐步采纳市场参与的方式，通过市场竞标、政府购买服务行为，把运作权力下放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性，盘活社会资源，节约成本，提升效率，真正把利益带给人们。市场与政府和社会的有效配合，是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在实践运作中的灵活渠道，二者对市场参与度的重视，对促进社区教育与社保障的发展意义重大。发挥市场参与对社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实践运作的重要价值，有助于盘活资源，提高效率，兼顾公平。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属性是作为公共产品对公共价值的最佳诠释，是践行为一切人提供一切福利的普适行为，它们是事业，更是责任。明确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关注社会保障的福利性质，研究社区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共属性，可以发现，社区教育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事业，是具有普适价值的事业，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事业。［8］诠释社区教育的价值，就是诠释社会保障的意义。
作者：桑宁霞 王晓丹 单位：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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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价值管理范文8
公共绩效管理推动了公共部门会计角色的转变，构建有效的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成为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价值链的分析，着重论述了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基本目标结构和模型构建，并集中阐述了绩效规划阶段、绩效实施阶段、绩效评价阶段以及绩效沟通环节的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核心内容，提出了公共部门对外披露的成本报告体系。
关键词：
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公共绩效管理；国有资本绩效评价
随着企业成本会计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成本会计在企业管理控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公共部门中是否也需要构建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来提高经济决策的有效性进而强化绩效管理？这个问题的产生不仅是效仿营利性企业会计的发展经验，也是源于公共部门管理环境的深刻转变所带来的会计角色定位的变化（陈志斌，2014）。
一、公共部门及其相关的成本概念
公共部门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加以界定。就广义而言，公共部门可以包括国有企业。但公共部门的本意在于“公共性”，所以Gemmell （1993）提出根据政府公共性支出涵盖的对象来界定公共部门的范围。其潜在的含义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或补贴并不能直接列为公共性支出，所以国有企业并不能被视作公共部门的一部分。根据这种分类方法，本文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的范围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和公立的非营利组织（比如被称为“事业单位”的医院和高校等），但不包括国有企业。公共部门的基本特征是公益性，但同时又具有非营利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公共部门需要消耗和支配公共财物资源来履行其职能，即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优效物品）和公共服务。斯蒂格利茨（2005）认为，在混合经济模式下，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在于不完全市场的存在，或者说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更有效配置。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就是公共性支出的绩效问题①。由此可见，公共绩效管理是公共部门治理的核心问题（Stark，2002）。在公共部门支出绩效的测量和管理中，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公共部门成本的测量可以从多个角度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比如生产成本和服务成本、总服务成本和单位服务成本、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等。服务成本在公共部门成本会计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公共部门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计的各项耗费的总和，包括服务活动中所发生的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服务成本是一项综合性经济指标,能够反映公共部门的服务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是进行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二、公共绩效管理框架下公共部门成本会计系统的外部性特征
企业成本会计及报告一般被认为是对内的会计信息系统，主要为管理者的决策服务。由于内部性的特点，企业成本会计信息只面向本单位，不需要与其他组织或单位的成本信息具有可比性，也无须对外披露。由于公共部门与其他组织既有相同点，也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也具有和企业成本会计不同的价值取向。公共部门以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本的出发点，形成了公共部门和社会公众之间以及公共部门不同级次之间的多重委托关系，并由此承担了广泛的公共受托责任。公共部门一方面承担了公共管理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承担了公共财产和公共财务资源的分配与管理的责任，也由此承担了公共绩效管理的受托责任。公共受托责任并不止于责任的履行，还包括对履行结果的反映。根据Patton（2002）基于报告观的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公共部门需要对外反映包括公共绩效管理在内的受托责任的履行状况。公共部门如果要反映其绩效管理的过程和结果，就有必要提供相应的财务信息，尤其是公共部门的成本信息，以有助于相关各方对公共部门绩效进行解读和评价。由此可见，在公共受托责任的视角下，公共部门的成本信息需要对外披露，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和报告体系由此具有外部性特征。很显然，公共部门的成本会计及报告系统也具有对内的特点，可以为公共部门的内部管理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包括特别的成本信息，以促进公共部门的经济决策质量的提高。
三、基于公共绩效管理的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
（一）公共绩效管理的价值链分析
公共绩效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发展，先后经历了效率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目前正转向公共价值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包宪国，2012）。公共价值导向的绩效管理理念揭示了公共绩效管理的公共产品本质。作为公共产品，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就会存在生产和提供的过程，而且会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公共价值，进而体现出外部性的特征。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价值创造过程可以利用价值链加以分析。如图1所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主要活动包括绩效预测与规划、绩效实施与控制、绩效分析与评价、绩效改进与优化，辅助活动主要包括信息系统开发、绩效信息内部沟通、绩效信息对外披露及反馈。这些活动的实施会直接创造管理价值和信息价值，最终形成社会价值。通过价值链分析可以发现，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需要数据和信息的支持。由于绩效评价和公共部门耗费的财务资源密切相关，所以这些关键环节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成本数据和成本管理的支持。
（二）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目标
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目标是一个指导性的概念，也是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构建的理论起点。在强化公共绩效管理的背景下，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目标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会计信息系统的目标。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基本目标需要和绩效管理的基本目标协调一致。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发掘组织和员工的潜力，不断提高和改善绩效水平。为此，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的基本目标在于，通过成本信息的提供、特有的成本核算方法和成本控制程序，积极参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规划和实施过程，同时满足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主体的决策需要。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作为公共部门整体会计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目标也要符合会计信息系统的一般功能性特征的要求。公共部门会计信息系统的突出特点是以预算管理为核心，服务于公共部门的预算管理和运营活动。基于这一点，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基本目标也要体现在为公共部门的预算管理和运营活动提供基本的成本信息，促进公共部门实现预算管理目标并积极参与公共部门的运营管理活动。
（三）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结构
在成本会计及报告总体目标的统驭下，公共部门成本会计活动和成本管理将贯穿于公共部门运营活动的全过程，并服务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主要环节。如前所述，根据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价值链的分析，将绩效管理两个层次的内容整合起来，核心环节将包括绩效预测与规划、绩效实施与控制、绩效分析与评价以及绩效信息沟通和反馈。虽然在这些重要的绩效管理环节中都需要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支持，但不同管理环节的功能存在差异，所以对成本管理和成本信息的要求也不同。这样，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构建就要考虑绩效管理各个阶段的特点，合理安排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结构。根据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价值链的内容，一般意义上的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结构可以划分为多个不同的子系统，也就是基于绩效管理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成本会计及报告子体系。具体包括绩效规划阶段、绩效实施控制阶段、绩效评价阶段以及绩效沟通和反馈环节的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阶段性的成本会计和报告的主体既可以是单个公共部门，也可以是单个公共部门内部的具体业务部门和责任部门，主要提供反映单个公共部门阶段性的、局部的成本信息。单个公共部门整体的成本信息可以由局部信息和阶段性信息汇总合并而成。
（四）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模型构建
Chan （2010）提出构建公共部门财务报告的一般模型，该模型有五个环节构成：财务报告的目的（purpose）、信息产品(products)、编制主体(preparers)、决定财务报告形式和内容的政策(policy)，以及建立财务报告制度的过程(process)。模型的突出特点是既体现了概念的本质，也体现了组织和管理的衔接，对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和报告体系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可以根据该一般模型设计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整体模型。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通过结合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和报告体系的目标与结构，可以形成一体化的整合模型。在整合模型中，构建的起点是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总体目标。在总体目标的引导下，具体构建绩效规划阶段、绩效实施控制阶段、绩效评价阶段以及绩效沟通和反馈环节的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目标，各阶段成本会计及报告构成了完整的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根据成本会计与财务报告体系模型的基本要素，需要进一步构建各绩效管理阶段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组织基础、制度基础等。由于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构建的基础是会计活动，所以可以将财务报告的信息生产环节拓展为成本会计与报告的核心内容，具体包括成本会计的预测、确认、核算以及成本报告的编制。成本会计及报告的组织基础是会计核算和报告编制的主体。成本会计和报告构建离不开制度基础，即会计和报告的政策，比如概念框架、准则制度等。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和报告体系的构建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从战略选择的角度出发，循序渐进的构建过程是符合我国公共部门会计体系发展现状的选择。
四、公共部门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
公共部门成本会计的内容设计源于成本会计的基本理论，同样包括会计确认、核算和报告等具体内容。但这些具体内容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公共部门绩效规划阶段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
根据公共部门绩效规划阶段的活动目标和活动内容，成本会计的目标是为公共部门的绩效规划提供信息支持并发挥成本会计的预测和管理价值。绩效规划阶段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应围绕绩效规划的内容展开，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绩效评价指标确定成本会计的主要核算对象和核算分析内容；二是根据相关成本信息进行成本预测，为公共部门编制绩效规划提供依据。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既包括量化指标，也包括非量化指标，成本会计的核算对象主要结合量化指标来确定。公共部门绩效的量化衡量指标一般包括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四个维度。公共部门支出（投入）的重要特点是项目支出和专项支出所占比重大，所以项目总成本和部门总成本费用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成本核算对象。公共部门的投入在走向产出的过程中，绩效指标关注的是资源的使用效率。公共部门投入的财务资源在使用过程中表现为提供公共服务或提供物质产品，所以服务成本、行政成本以及生产成本将成为重要的成本核算对象。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的衡量是建立在产出成本信息的基础之上，所以公共部门成本会计也需要结合实际产出和实际效果，将产出成本作为核算对象。公共部门绩效规划阶段的最终成果表现为各种有关绩效的预算。除了定性化的描述之外，广义的公共部门绩效预算直接表现为不同层次的支出预算，成本会计将为这些支出预算提供数据支持。公共部门成本预测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前期的历史数据，可以采用相应的因素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预测计划期的成本数据，用以编制支出预算。公共部门的服务支出预算、行政支出预算或产品生产预算建立在对其管理活动数量、服务数量或生产数量规划和单位成本预测的基础上。公共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依据是项目目标和项目成本预测的数据。公共部门总成本费用预算将结合服务费用预算、项目预算和基本支出预算编制而成。
（二）公共部门绩效实施阶段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
公共部门绩效实施阶段的主要活动是进行绩效管理和控制，及时跟踪绩效规划的执行情况并及时调整实施策略和方法。在绩效实施阶段，公共部门成本会计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对公共部门成本的管理控制并为绩效控制提供相应的信息，核心内容是进行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
1.明确具体成本项目的界限
Christiaens和Vanslembrouck （2010）提出公共部门成本会计首要的任务是界定成本概念并分清成本结构，以明确各类成本项目的界限。结合公共部门的运营特点，主要的成本概念包括相关成本和不相关成本、定额成本和标准成本、作业成本和变动成本等。其中，相关成本是指和特定成本核算对象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联的成本，反之则是不相关成本。区分相关成本和不相关成本对于核算公共部门的服务成本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公共部门的成本对象交织在一起，因此划清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成本是合理配置财务资源的基础，如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成本、公立高校的教学成本等。定员定额是实现公共部门预算管理和开支控制的重要制度，定额成本是不可更改的开支标准，也是会计核算的实际成本，而标准成本是一种目标成本，是实际成本的努力方向。作业成本项目的确定是基于“所有成本都可变”的理念，但与变动成本项目有所不同，作业成本项目强调的是按照公共部门服务作业或生产作业的动因来确定成本项目。
2.明确成本会计的确认基础
权责发生制改革是公共部门会计改革的主线，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成本会计对公共部门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公共部门的支出主要依靠预算拨款（行政单位）、无偿捐赠以及业务活动收入。由于公共部门大部分收入的取得具有无偿性，所以公共部门的成本费用与其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配比关系。这样，公共部门成本费用与其确认期间的配比关系就成为突出的问题，而权责发生制基础的应用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下，公共部门的全部当期支出可以划分为当期费用、待摊或递延的费用以及资本化的支出。以此为基础，公共部门可以按照既定的成本对象来归集相关费用，进行成本核算。资本性支出将分期分配到期间成本中，避免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不同年度的非均匀分配而造成的波动。在提高公共部门期间成本核算的准确性的同时，权责发生制也会增加公共部门成本信息的前瞻性。这主要体现在会计年度期末，公共部门可以采用调整分录的方式，确认当期实际支出以外的应计费用项目，以提供完整且具有前瞻性的期间成本信息。
3.采用适当的核算方法进行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
在确定核算对象和相关成本界限的基础上，公共部门还必须采用适当的成本核算方法归集相关成本并形成相应的成本记录。公共部门可借鉴的成本核算方法既包括传统的方法，也包括现代成本会计的新方法。传统的成本核算方法包括定额成本法、变动成本法以及基于成本归集的分步法和分批法等；现代成本会计的新方法主要是指作业成本法。虽然公共部门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活动，但依然存在确定的成本动因，可以采用作业成本法来核算运营活动的相关成本。且公共部门为了控制支出，一直进行定员控制，采用定额标准进行会计核算。所以公共部门的成本核算如果采用作业成本法，和定员定额控制方法结合在一起会发挥更有效的成本控制效果。按照作业成本法的步骤，公共部门首先将成本划分为各项作业，再根据不同的作业环节来确定差异化的定额标准，最后将各项作业环节的成本分配给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方法结合的关键是根据成本动因和具体的作业环节细化定额成本标准，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如果以高校的教学成本核算为例，可以将相关的教师或员工的薪酬划分为各项作业的成本，以此为基础确定各项课程的成本，进而确定教学成本。 除了作业成本法，公共部门的服务成本还可以采用变动成本法核算。采用变动成本法的优点是可以有效地与弹性预算衔接，便于成本预测分析，但是需要将服务成本中的混合成本分解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另外，公共部门的专门项目成本可以不必区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直接按照全部的投入核算，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与财务报告衔接，有助于成本信息的有效披露。
（三）公共部门绩效评价阶段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
公共部门绩效评价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在效率、效果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绩效测算并根据绩效规划的实现程度进行绩效评价，为绩效改进和优化提供依据。绩效评价阶段成本会计的目标一方面是继续发挥管理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借助于成本分析为绩效评价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一阶段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是利用成本数据计算相应的绩效指标并采用成本比较分析的方法为绩效评价提供直接的依据。从理论角度出发，公共部门绩效评价不仅要评价经济效益，也要评价社会效益。但Wacht （1991）提出，公共组织的远期目标在于谋求组织的长远发展，而短期目标也要实现成本最小化。所谓成本最小化是指完成同样的服务数量耗费更少的成本，或者耗费同样的成本提供更多的服务。由此可见，成本指标既可以用于计算绩效评价指标，也可以直接用于衡量公共部门的绩效。Helden和Admiraal （2005）提出了平衡计分法在公共部门的应用思路和具体指标的设定，其中基于财务维度的指标具体包括单位服务成本或单位产出成本和不同项目活动的总成本。这些成本指标可以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判断公共部门的绩效，具体比较分析的方法有差量分析法、跨时间比较法、针对任务对象的比较以及外部标杆比较分析法等。
五、公共部门成本报告体系构建
常丽（2009）提出公共部门（政府）的成本报告体系既包括对内的成本报告，也包括对外的成本报表和文字说明。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对内的成本报告主要用于内部的信息沟通，具体包括各责任中心的成本报告；对外的成本报告则主要用于信息披露和反馈，具体指以单个公共部门作为报告主体的各类成本报告。
（一）绩效规划阶段和实施阶段的成本报表
基于绩效规划的公共部门成本报表在应用层面上表现为成本预算。为了服务于绩效管理，公共部门需要编制的成本报告取决于绩效管理的目标，要根据绩效评价指标的需求来设定成本会计的核算对象，再根据核算对象确定成本预算和成本核算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基于绩效评价的成本会计核算对象主要包括项目成本、服务成本、部门或单位的总运营成本。在此基础上，结合成本报告的主体，公共部门绩效规划阶段的成本预算报告包括项目成本预算、服务成本预算、部门总成本费用预算和责任中心成本预算。相应地，在绩效实施阶段的成本核算报告包括成本费用总表、项目成本表、服务成本表和责任中心成本表。 公共部门绩效实施阶段的主要成本报表的编制需要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所以要结合权责发生制基础来确定成本报表的主要内容和报表要素。其中，成本费用总表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公共部门运营的全部成本、期间费用和运营收益；服务成本表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公共部门的一般服务活动和专项服务活动的全部成本、服务收益和净服务成本；项目成本表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公共部门业务活动项目和专门项目的全部成本、项目收益和项目净成本；责任中心成本表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公共部门内部设立的责任中心的成本耗费的详细信息。
（二）绩效评价阶段的成本分析报表
公共部门绩效评价阶段的成本报表的类型和内容主要取决于绩效分析判断的具体方法和内容。按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成本报表主要包括差量成本分析表、单位成本分析表、跨时间成本比较表以及实际成本和标杆成本比较表。其中，差量成本分析表即预算成本和实际成本比较的报表，反映预先规划的绩效指标的完成情况，揭示存在成本差异的项目以及差异的程度；单位成本分析表，主要反映公共部门完成既定服务目标、项目活动目标或生产目标所耗费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以揭示公共部门使用财务资源的效率；跨时间比较分析表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当期实际成本和前期成本比较的结果，包括成本变动的差量以及变动的程度；实际成本和标杆成本比较表主要反映公共部门的实际成本水平与理想化水平的差量和差异程度。由于公共部门以预算管理为主且不以营利为目标，就意味着单位服务成本是反映其财务绩效的主要指标，单位成本分析表也是反映其绩效管理效果的主要报表。以高等学校为例，其单位成本分析表的具体格式如表1所示。
（三）公共部门对外披露的成本报告体系设计
服务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不同阶段的成本报表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单个公共部门完整的成本报告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仅供内部使用的成本报告主要有责任中心的成本报告，除此之外的成本报告既可以供内部使用，也可以对外披露。公共部门的成本报告体系包括主要成本报表和文字说明两个部分。成本报表主要包括单位服务成本表或单位产出成本表、项目成本表以及成本费用总表；文字说明部分主要需说明可控的成本因素和不可控的成本因素。在影响公共部门服务成本和运营成本的诸多因素中，有些因素是可控的，比如教学设备的投入、材料物品的消耗标准、班级规模以及师生比例等，这些因素是进行绩效评价和管理的重点；而有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比如市场价格变动、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补考比例等。总之，基于公共绩效管理的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的构建需要保持前后一致的构建思路和行之有效的构建路径。其中，构建路径是实现公共部门成本会计及报告体系实用性的基础，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的研究方向不仅包括权责发生制改革等前提条件，也包括成本报告的具体编制方法等具体的技术路径。
作者：常丽 逄浩丹 王景升 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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