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会议总结范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决议》；党史研究
一、通过《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观其对党史研究的权威参照性
1976年，“”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中国历时10年之久的“”也随之结束。十年内乱遗留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犹如一颗毒瘤，侵蚀着党的生命，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中国社会各界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第一种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思想上得不到解放，对拨乱反正和即将进行的改革开放存在极大的抵触情绪。另一种极端是想借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时机来夸大重要领导人的错误，尤其是所犯的错误，进而否定的历史地位、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了统一思想，《历史决议》的起草成为了时代的必然。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处，邓小平首先带领全党同志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在全党展开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并提出要正确理解思想，同时指导了国庆30周年讲话，这些都为《历史决议》的起草提供了指南。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思想这个旗帜不能丢，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指出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同时也客观地提出对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邓小平在参阅了《提纲（草稿）》后又召集起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等进行谈话讨论，明确提出在叙述手法上应注意的c以及起草《历史决议》的三点“中心思想”。起草小组严格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起草文件，经过十八九次的审阅、讨论和修改，最终形成的《决议》在主题思想，结构、措辞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提法上都恰到好处。
在讨论决议起草时，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关于和思想的讨论中，有人提出所犯的错误是不能被原谅的，思想不能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该同一并予以否定。有人认为对的评价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倡导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者，而后期则转变成了提倡和支持“左”倾的“左”倾主义者。也有人坚决捍卫的领导地位和思想的指导地位。针对党内的众说纷纭，邓小平指出，多提意见是好的，但是再次向邓力群、胡乔木强调在捍卫和思想上坚决不能让步。正确的评价和思想就是正确的认识党的历史，就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肯定。同时还存在对建国前后历史回顾问题上的众多争议。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发挥出领导人应有的风范和睿智“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于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
《历史决议》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却不局限于那个时代。它集客观的历史内容和公正的历史评价于一体，展现着科学的党史研究方法，是至今党史研究的重要指南和航标。
二、《历史决议》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一）坚持思想的指导地位
“”是由领导者错误领导和发动的，它的发动“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不仅没能达到所谓的扰乱敌人的目的，恰恰相反的是，使自己乱了手脚，国内的政治形势更加严峻、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对这一重大“左”倾错误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萌芽和发展以及最终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完全是全体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的沉淀，它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继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时也传承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它是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在理论层面的具体表现。十年内乱的发动从根本上违背了思想中的实事求是思想和它客观的本质。它“明显地脱离了……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思想完全区别开来。”六十年代中期以后，他错误估计阶级形势，忽视客观条件，主观臆测党内存在“资本主义司令部”，使“”变成了“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最终在党的历史上画下了暗淡的一笔。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与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对和思想的评价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不能以偏概全。邓小平在强调这一点时说如果不写或写不好和思想，整个历史决议不如不做。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行动”是多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思想”则是历史形成的、经受住实践检验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客观真理。在党史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对“思想”和“行动”进行客观分析，坚持思想这一党的指导思想不动摇。这是党史研究最为核心的一条指导思想。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指导思想，全面、历史地看问题
任何历史事件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和促成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对历史的评判，如果单纯的只讲主观因素，或者客观因素的话，就达不到警示后人和教育后人的目的了。对于党史工作者而言，党史研究工作既是一项学术工作，更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评定则是历史留给党史工作人员的一道重要考题。要想提交一份高分的答卷，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的要求，究其本缘，理其发展，定其本质。这是《历史决议》给后来党史研究者的重要建议。
在建国以前和建国初期的时间里，党史研究工作受“左”倾思想的束缚，曾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甚至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在对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上不全面，不客观。在“”期间更为极端，例如把学术问题当做是政治问题来对待，将正常的讨论看成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历史决议》的起草始终坚持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正确研究党史的表率。以“”为例，《历史决议》在对“”进行总结评价时，始终坚持主客观因素并提，指出，“对于‘’这一全局的、长期的‘左’倾严重错误，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一表述阐明了“”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同志的错误领导。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在解决问题时坚持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全面的分析问题。《历史决议》在这一科学方法的指引下又分析了“”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历史层面、制度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最终明确“‘’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组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结束是中国社会一段历史时期的结束，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和权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的总结和评定是客观的，全面的，具有前瞻性。是党的历史的缩写，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历史决议》在对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晚年错误的评价上，涵盖了党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把握分寸、恰如其分
起草《历史决议》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政治问题，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它是要作为政治文件的形式出现的，这就在形式上对《历史决议》做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就党本身而言，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任何文件都必须充分保证和捍卫党的执政地位。其次，党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发展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不出任何错误的，《历史决议》的内容既要说功绩，又要讲过失。尤其是在讲错误的时候，必须把握分寸，恰如其分。
现如今，我们在进行党史研究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上述的政治要求，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保持正确的方向。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过程中的中流砥柱地位的前提下，分析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过失，全面研究原因并总结经验。在把握是同我们党和国家分不开的这一全局下，分析的晚年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
（二）宜粗不宜细
“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这是邓小复强调的一条原则。无论是决议的起草还是党史研究工作的进行，都是要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教育下一代的。所以，在研究党的过去时，要把重点放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功过是非上。使研究的结果既保证了史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又有利于全党的团结。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不必着急去给出结论，可以留给后人去解决，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认识的不断进步，后人总会给出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
（三）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这是每个党史研究人员应常记于心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要明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进行一项研究的意义。所谓“述过往以为来师”，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要把研究的史学价值、现实价值和精神价值统一起来。史学价值就是要保C历史的真实性，在研究的著作成果中对历史做真实的呈现。现实价值是要看进行一项史学研究是否会对历史的继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精神价值则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最终结果上以及作为史学研究人员自身的表率作用上。总之，研究历史就是为了要更好地向前看，历史要向前发展，需要科学的指导思想，当然也需要历史的前车之鉴。
高中历史会议总结范文2
这次全省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将要圆满结束。今天上午,赵洪祝书记作了讲话,围绕贯彻落实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阐述了重要意义,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此前,省委下发了贯彻中央10号文件的实施意见。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的讲话,对学习贯彻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作了很好的辅导,对我省的党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下午,各市围绕贯彻中央精神和赵洪祝书记的讲话以及省委文件精神,开展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可以说,要讲的话、要提的要求,都已经讲到提到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领会好这次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的部署和要求。
下面,根据会议的安排,我就这次会议的情况和传达贯彻问题,再讲两点意见。
一、这次会议是省委深入贯彻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
这是我们参加全省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的一个共同感受。在这次会议上,赵洪祝书记、欧阳淞主任、吕祖善省长,还有其他在家的省委领导亲切接见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与会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在随后举行的第一时段大会上,赵书记等5位省委常委出席会议。会议表彰了全省党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以及党史工作优秀科研成果,赵洪祝书记和欧阳淞主任分别代表省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了讲话。在第二时段的大会上,我们还进行了交流发言,有6位同志分别介绍了党委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和党史部门有效开展工作的经验。大家普遍反映,这次会议主题十分鲜明,内容十分丰富,气氛十分热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深受教育,倍增信心;会议开得很及时、很紧凑、很成功,是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的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大家一致认为,省委的重视是我们开好这次会议的重要前提。今年6月以来,中央相继下发10号文件和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省委和省委领导高度重视,赵洪祝书记先后4次作出批示,强调中央10号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党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我们要紧密结合浙江实际,及早研究提出我省贯彻落实的意见,推动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7月22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结束后,省委常委会即于26日举行常委会议,专题学习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省党史工作汇报,并就浙江贯彻落实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进行研究部署,提出明确要求,确定了包括召开全省第八次党史工作会议等8项重要举措。在会议筹备阶段,省委领导又亲自审定会议方案,亲自审阅会议相关文件,协调各方力量开好这次会议。会前,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题审议通过了由省委党史研究室起草的《中共浙江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省委和省委领导对贯彻落实中央10号文件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指导,充分表明了省委和省委领导对进一步发挥党史工作在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重要作用的深切关注和殷切期望,也充分体现了省委和省委领导对广大党史工作者的信赖鼓励和关心关怀。
这次会议有各市、县(市、区)党委负责同志,省直各有关单位负责人,省军区政治部、省级有关高校和有关社会团体负责同志等共280多人出席,各市、县(市、区)党委负责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这也充分反映了大家对党史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综合会议的情况和大家的反映,这次会议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认清形势,统一了思想。大家在分组讨论中认真学习领会赵洪祝书记和欧阳淞主任的讲话精神,进一步认识到,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从多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制定和坚持正确的国际战略方针、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浙江的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落实这些要求,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是新形势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大家表示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党史工作的分析判断、决策部署上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紧迫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
二是理清思路,明确了职责。大家在分组讨论中谈到,赵洪祝书记和欧阳淞主任的讲话,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我省近些年来的党史工作,肯定了成绩,总结了经验,指出了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重要举措,并对各级党委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省党史工作长远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大家表示,通过这次会议,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思路更加清晰了,任务更加明确了,心中更有底数了。
高中历史会议总结范文3
关键词： 初中历史教学 评价历史人物 评价模式 注意事项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评价历史人物是必须面对的题目，在课后练习题中，在测试题中，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对于这类题目，学生的得分往往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根本不知道如何着手进行评价。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想，我把书中可能出现的题目全部整理出答案，交给学生，这样学生只要把这些答案记住了，自己的教学任务不就完成了吗？但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太多了，学生很难记住，而且学生不是储藏知识的机器。看来这是一个行不通的办法，真正有效的办法还是教会学生一种简单易行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以后学生就会举一反三了，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研究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其实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其规律的，我通过总结将评价历史人物常见的方法归纳为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是借鉴了语文教学中的写议论文的模式。议论文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总―分―总”模式，另一种是“分―总”模式。我套用了写议论文的模式将评价历史人物的模式也分为“总―分―总”和“分―总”两种模式。我在课堂上告诉了学生这两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模式后，要求学生把它当成数学公式一样记住，然后反复举例，再布置一些题目要求学生练习，批改后再评讲。经过几次反复练习，学生就基本掌握了这两种评价历史人物的模式。当然，要真正做得更好，还需要一些时间，教师要有耐性。
一、运用“总―分―总”模式评价历史人物
在写议论文的过程中，运用“总―分―总”模式，其实就是将整篇文章分成三大部分：提出论点（总）运用论据论证（分）再次总结论点（总）。但在历史学科中评价历史人物时怎样使用这种模式呢，而且在历史学科中这三大步又代表什么意思呢？现在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中有一道题要求评价华盛顿。这道题应该这样来回答：①华盛顿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统帅。②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被大陆会议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他带领大陆军打败了英国殖民者，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1793年连任，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主动放弃连任，开创了国家领导人打破终身制的先河。在任总统期间，根据宪法和助手的建议，建立和完善民主法制，创立银行，统一货币，建立税制，鼓励发展民族工业，使新生的美国步入正轨。③由于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初创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华盛顿被誉为美国国父。华盛顿不愧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这道题的答案很显然是总―分―总模式的典型运用。评价历史人物一般情况下都要首先对评价的对象做一个定性，也就是说要下一个结论：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评价华盛顿的过程中，答案首先就声明他是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统帅，这其实就相当于议论文中的第一步，提出论点（总）；然后列举华盛顿在美国独立和初创中做的事情来论证这个论点，这就是第二步，运用论据论证（分）；最后答案再次强调华盛顿是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甚至被誉为美国国父，这就是第三步，再次总结（总）。这种模式，具体到历史学科的评价历史人物的题目中，我把这它概括成这样的总分总三步评价模式：给历史人物定性（总）列举有关事迹（分）再次表达观点（总）。再具体点说就是首先要用几句概括性的话说明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把他的相关的事迹列举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最后再次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定性结论。
二、运用“分―总”的模式评价历史人物
一般来说，对于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我主张用“总―分―总”的模式评价，但是对于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历史人物，采用“总―分―总”的模式显得有些繁琐，我主张用较为简洁的模式，即“分―总”的模式来评价。在议论文中，“分―总”的模式是这样的：列举论据（分）得出结论（总）。具体到历史学科中评价历史人物就是：第一步，摆出历史人物的事迹（分），第二步，作出定性（总）。这种模式和“总―分―总”的模式是相反的，“总―分―总”的模式是先给历史人物定性，然后列举事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至于第三步其实就是起一个再次强调的作用。因此，“总―分―总”的模式基本上是数学上的演绎法，而“分―总”的模式是从人物事迹中总结出对他的评价，这就是一种归纳法。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评价北魏孝文帝一题，答案是这样的：①孝文帝为了维护北魏政权的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借鉴汉族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新的制度（三长制、均田制、俸禄制等），整顿吏治，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政策。②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改革家。这道题第一步是列举孝文帝的事迹，第二步是对第一步中列举的事迹作出定性，即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种定性是从第一点中归纳出来的，因此也可以将这种模式称为归纳法。这种模式就显得较为简洁，不拖沓。
三、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注意的其他事项
首先，评价历史人物时，到底采用哪一种模式没有严格的规定，主要是由评价者自己决定，只要把握好一点：特别重要的历史人物用“总―分―总”的模式，一般的历史人物用“分―总”模式即可。其次，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坚持辩证法，即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要客观，不要苛求历史人物。再次，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语言的组织要力求简洁，不要拖沓，而且前后要富有逻辑性，不要前后矛盾，关联性不强。最后，在对历史人物作出结论的时候要用词准确。对于以上这些注意事项，教师一定要给学生交代清楚。
参考文献：
高中历史会议总结范文4
【关键词】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经验总结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实现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90年光辉的历史中，党多次经历关系自身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关节点，经受住了多次重大挫折或重大成绩的严峻考验。1927年的八七会议、1935年的遵义会议、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会议在各自的特定历史时期，集中了党组织的集体智慧，及时纠正了错误，使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生重大转折而载入党史。回顾这三次会议，深刻总结经验，对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90年党史中的三次历史性转折
1、八七会议――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7年，国民大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面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组织规模锐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人左右锐减到近1万人。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同志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但中共在此时还比较幼稚，八七会议的历史转折或转变，并不能将它与后来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它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并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到会的人也不全，时间只有一天，对很多重大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不像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那么彻底。会议所说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与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含义并不一样：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还是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土地革命；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暴动，也不是反对整个，而是要联合左派和下层群众，反对背叛革命的中央。[1]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联合，但要与的左派联合。”[2]事实上，八七会议不过是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土地革命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提出的政策和口号，仍然保留了大革命时期的痕迹。
2、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长征中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问题，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3、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胡绳同志说过，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结束后召开的。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深刻转变，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这样概括了它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
二、从党的三次历史性转折中获取的经验总结
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90年的历史中，党经受住了多次重大挫折或重大成绩的严峻考验。从这三次历史性转折来看，党是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前进的政党。总结和汲取这些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党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志。正是有了这些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才使得工农群众在党的旗帜下重新集合起来，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党和红军能够遇难不馁，面对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无情的自然环境，面对绝地断粮等生死考验，理智地总结教训，积极地寻找正确道路。说到底还是因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在激励着他们。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的事业取得的成绩前所未有，我们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前所未有。新世纪新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既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旺盛发展活力的“发展机遇期”，又是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困难和风险不少的“矛盾凸显期”。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对于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会形成种种冲击。越是在形势和环境错综复杂的时候，在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尤其需要对党员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需要在全党大力弘扬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伟大精神激励广大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满怀信心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
2、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90年历史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必然结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世界观察中国，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过程，就存在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两种思想路线的对立。
八七会议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还在共产国际的干预和领导之下，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认识不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远远不会灵活运用。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绝大部分内容都在论证共产国际的无比正确，批判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方针，但对于怎么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暴动，没有提出具体实施的方法与途径。当时南昌起义的部队正在南下途中，对于这支正在实践着武装暴动理论的我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会议对其斗争方针，竟然一点都没有讨论。曾回忆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4]探索中国革命特殊规律，就不能照搬书本，而要解放思想，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恰恰是党在研究中国国情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较量贯穿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第一次表明党完全具备自己决定重大问题的能力。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的14年间，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广大党员和干部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中，逐步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遵义会议，就是在血的代价面前推倒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遵义会议，党的路线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从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推动下，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基础上召开的。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30多年以来，我们党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四个基本”来之不易，其中蕴涵着包括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在内的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创造精神，都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同志开始探索的、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了的、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3、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高度重视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
遵义会议前相当一段时间，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不健全的，党内流行的是家长制和惩办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在充分肯定八七会议功绩的同时，对其缺点和错误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中之一为“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这实际上指出八七会议在组织上开启了惩办主义的先例，会议既不允许陈独秀参加会议，不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完全正确，而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这实际上是让陈独秀做了“替罪羊”；并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央中央扣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甚至说他们执行了“不革命的政策”，“退让投降政策”、“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等。则认为八七会议存在的两个主要缺点之一，就是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会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然后就认为消灭机会主义了，就完事大吉了，这是相当错误的。
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会议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为后来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提供了宝贵经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专制作风，使党和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这是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恶果，同时也是违的民主集中制的结果。而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博古是党的总负责人，如果不是因为实行民主，注意倾听各种意见，通道会议以来的意见难以被采纳，遵义会议上难以以多数当选政治局常委；而苟坝会议时，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如果不是认真听取的正确意见，及时改变成见，停止发出攻击打鼓新场命令，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5]。这说明只有坚持发扬民主，让人说话，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事物发展最终会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可以说，遵义会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民主集中制的胜利。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遵义会议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博古同志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成为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但他没有在会上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从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否定自己的会议。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他们虽然犯了错误，但他们遵守党的纪律，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他们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服从真理，顾全大局，服从于内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追求。有坚强的党性。会后中央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继续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李德、博古在会上没有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党就让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提高思想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保证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所以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成功的会议。
遵义会议开了我党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先河，在坚持民主集中制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党的“”2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我们党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57年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逐渐遭到削弱和破坏，其后果是带来了三年困难和造成了十年内乱的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同遵义会议，都是我党历史上创造了充分发扬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胜利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集中解决主要矛盾是两次会议的共同特点，在政治上，主要解决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组织上，中央人事采取只上不下、只进不出的办法，实际上建立新的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重大而复杂的问题采取审慎态度，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和思想的评价问题，做出了基本评价。正是因为会议对组织问题的处理采用了积极稳妥的方针，形成了在历史转折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历史和现实表明，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具体制度，使民主集中制真正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构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这应当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当前，应当以保障党员民利为基础，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保障党员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在党内生活中，应当大力倡导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进一步营造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的氛围和环境，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参考文献：
[1]郭德宏. 关于八七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1）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八七会议[ Z].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 胡绳.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J] . 求是，1995，（4）
高中历史会议总结范文5
[中图分类号]1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457―6241(2012)09―0060―01
去年底，安徽省高中历史优质课评选在马鞍山市举行。人教版必修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欢洲大陆的扩展》是上课环节所选六个课题中的一个。一位参赛教师以“殊途同归”一词提领本课教学，完成教学的第一部分内容“殊途”后，三位司学走上讲台，开始以下情景剧的表演：
教师解说：短剧所描述场景是我们安徽老乡李鸿章在出访欧洲时与法国总统和德国皇帝的精彩对话。
李鸿章(学生甲)对法国总统(学生乙)说：我大清帝国自甲午战争后，内忧外患，越演越烈，这日子一直都过的不清静呀，你们法国的情况比我们好多了。所以，想请教总统阁下几个问题。
法国总统：但问无妨，对于中国朋友，我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鸿章：在我们大清，皇帝是世袭的，请问：际是通过哪种方式成为总统的呀?总统的权力叉有哪些呢?
法国总统：我是通过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同时我掌控国家行政大权，不仅是国家元首，还黾军队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高级官员，颁布法律，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
李鸿章：噢?!那你的权力与我大清帝国的皇帝有着一拼呀!
法国总统：不，不，不，立法的权力还是在国会，我的诸多行为还要受国会监督，对国会负贵。
李鸿章：原来如此。我再到德国转转。
李鸿章：德皇陛下，你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当上皇帝的呢?和法国一样吗?
德国皇帝(学生丙)：我是根据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以世袭的方式当上皇帝的，与法国选举有所不同。
李鸿章：请问，你作为皇帝又有哪些职(实)权呢?
德国皇帝：我掌握国家大权，有权任免各级官员，包括政府的首相、宰相，并且宰相只能对我负责。同时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
李鸿章：那议会不还有立法权吗?
德国皇帝：不过议会所通过的法律只有通过我的批准方可生效。
李鸿章：看来法国的制度与我大清帝国相比走的比较偏，还是德国比较靠谱。
我认为这出情景剧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从情景剧内容及其在本课的排放位置看，有冲淡主题、画蛇添足之嫌。
本课教学内容被分为“殊途”和“同归”两部分。第一部分教师通过设计问题等形式，主要解决法德两国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不同途径。第二部分则通过出示材料，探究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代议制确立的原因及代议制的历史作用，来解决“同归”问题。应该说这样的教学设计思路是明晰的，也有利于解决本课的主要教学问题。但令人费解的是，教师在完成第一部分内容后，突然穿插这出情景剧，其用意何在?是要比较清朝皇帝与法国总统、德国皇帝在权力上的差异?还是想借助大清皇权来比较法国总统与德国皇帝在权力上的差异?还是另有其他想法?作为观课教师都百思不得其解，我想作为本课主体的学生也定是一头雾水。这样的安排，实在有冲淡主题、画蛇添足之嫌。
第二，从对相关历史知识的认知看，存在着不合史实之处，容易误导学生。
情景剧中“李鸿章说：看来法国的制度与我大清帝国相比走的比较偏，还是德国比较靠谱。”这与史实不符。法国暂且不论，单就德国而言，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颁布后，德国成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国家。而1912年前的清朝依然实行封建君主专制，没有作为实体存在的议会，两国政治制度显然不同。为说明此问题，现就清朝与德国皇帝的权力加以比较。
根据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德国皇帝握有广泛的权力：他是帝国行政部门的首脑，对官吏有任免大权；他有宣战媾和及派遣驻外大使的权力；他可以根据需要任命联邦议会主席，有权召集联邦议会及帝国议会，也可解散它们；他可以提出法律，要求议会通过；更重要的是，皇帝掌握军事大权，帝国的武装力量由他指挥。首相是从属于皇帝的最高行政官员，依皇帝旨意并以皇帝的名义领导全国的行政管理工作。
清朝皇权在鸦片战争以前，不断加强。清初，设内阁、置六部，但仍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造成“诸王大臣签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的结果，皇权受到限制。康熙时，在宫内设南书房，把中枢权力一分为三，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相互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手中。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只能“跪受笔录”，没有实权。军机处成了秉承皇帝意旨，经办国家一切军政事务的国家中枢，军国大事全凭皇帝一人裁决。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内阁形同虚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雍乾时期，皇帝开始在没有相权与储权的前提下，大权独揽，行使皇权，皇权的集中与强化达到极致。但这种权力与德国皇帝依法行使的权力显然不同，不能混淆。鸦片战争后，一方面，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不断丧失，皇权逐步被分割。另一方面，由于慈禧专权，造成皇位与皇权的分离。从同治帝开始的清朝皇帝几乎都处于无权地位，长达半个世纪，光绪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光绪皇帝一直受制于慈禧，连选皇后也不能自己说了算。即便“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也不敢不听“懿旨”，他先后12次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前请安驻跸，向其禀告变法诸事。
可见，从皇帝拥有的权力看，德国皇权来自宪法，权力巨大；清朝皇权因人因时而异，存在着阶段性特征，前后差异很大：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皇权不断加强，并逐渐达到极致；鸦片战争后清朝皇权受到削弱，皇帝逐渐没有实权。
可见，情景剧中“看来法国的制度与我大清帝国相比走的比较偏，还是德国比较靠谱”的说法过于随性，存在着与史实不符之处。
第三，从语言的表达方式看，随性有余，严谨不足。
剧中“有着一拼”“走的比较偏”“靠谱”等俗语的运用，是有意为之?还是信手拈来?历史教学讲求“史由证来、论从史出”。剧中“有着一拼”等结论性模糊词的运用，不仅没有把这出情景剧的有效信息清楚地表达出来，反而会让学生在对这几个词的揣测中更加糊涂。
那么，在平时备课中该怎样设计情景剧才能使之有效地服务于课堂教学呢?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要根据教学需要，围绕教学重难点内容，选取恰当角度，精心构思。
利用情景剧教学是新课改后，课堂教学尤其是观摩课教学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开放性教学形式，它主要通过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情境，让学生以某个角色的身份“身临其境”，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愿望，更好地激发学生思考历史问题，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但在实际教学中，并不是每节课都需要“角色扮演”，也不是每个知识点都适合采用情景剧表演的形式。只有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围绕教学重难点内容，选取适当角度，精心设计的情景剧，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如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有教师设计了如下的情景剧：
旁白：有一天，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出席“问话”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酥、军机大臣荣禄等。“问话”一开始，荣禄就气势汹汹地教训康有为。
荣禄(学生甲)：你老是变法呀，变法呀，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
康有为(学生乙)回答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都保不住了，祖宗那法还有什么用呢?就拿总理衙门来说，祖宗的法里并没有，是最近这些年要跟洋人打交道。才新设立的。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
旁白：荣禄被驳斥得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这出情景剧的文本来自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7课《运动》。情景剧紧扣“变法”这一主题，从祖宗之法要不要变这一角度，通过康有为与荣禄之间的论争，阐释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艰难性。情景剧以小见大：内容涉及变法的背景、必要性、阻力及变法者的态度，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维新变法的理解；康有为慷慨陈词，变法图存的坚定态度和忧国之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和爱国情感。
可以说这种情境中的角色扮演，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研究和解析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特路径，能让学生设身处地感受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有利于学生对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可能的结果等有更直接、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因而教学效果较好。
2.要符合历史情境，追求历史本真。
情景剧的设计要符合历史的环境和语境，要借助历史的想象力去还原“真实”的历史。让学生仿佛置于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透过历史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历史，体验当时的历史情境，从而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信仰、动机和意图等，并理解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换句话说，千万不要用现在的价值观、信仰和认识去判断过去的人。情景剧的编排还必须真实于历史。一方面，只有“真实”才能保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只有在尽可能真实的情境中，学生才能感受和理解真正的历史。惟其如此，才能达到“神入”历史，追求历史本真的目的。因此，在编排情景剧时教师不能置身事外，而是要根据所选剧本的实际给学生以针对性指导。
几年前，我到一所生本课改学校听了一节《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的观摩课，对课中由学生自编自演的情景剧至今仍记忆犹新。剧情围绕赤壁之战前，鲁肃引诸葛亮去见吴主孙权，商讨孙刘联合共同抗曹的事宜展开。三位同学一边走向讲台，一边向同学们挥手致意。其中扮演诸葛亮的同学，一上台就向旁边的“孙权”挥手说：hello!吴王，听说你最近郁闷了?“鲁肃”赶紧接话说：可不是吗?听说曹操发兵百万要打我们，吴王己为此郁闷好多天了，不知亮哥你有什么妙招能帮吴王排解郁闷呀?……演完后，三位同学互道Bye-bye，笑嘻嘻地走下讲台。
这出由七年级学生用他们喜闻乐见方式表达的情景剧，展现了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然而，基于历史教学求真求实的特点，我认为在编排这出情景剧时，教师可向学生介绍如下背景材料：赤壁之战前曹操率兵南下，刘备兵败长坂，退至夏口，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对刘备说：“现在形势很急，请派我到东吴去向孙将军求救。”曹操攻占荆州后，派人送给孙权一封书信，信上说“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余，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反复阅读后，甚感惊恐，一时竟没了主见。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分析历史背景和历史人物，厘清史实。只有这样，学生编排的情景剧才能体现出历史的信度和效度，才能较为准确地传承历史。进而达到优化课堂教学，增强学生学习能力的目的。
高中历史会议总结范文6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凝聚思想共识、增加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组织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这就为如何充分发挥党史、新中国史在党内教育中的作用，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一、党史、新中国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奋斗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那时起，志士仁人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但先后都失败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团结带领人民经过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科学教育文化各项事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后来的富起来强起来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以巨大的自我革命勇气，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正如党的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有一个这样伟大的党而自豪。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了解党的历史并且珍惜党的历史。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我们能够认识到当年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多么艰辛;同样，通过新中国史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让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加深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更加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加自觉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
二、重视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是开展党内教育的优良传统
通过对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可以让人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走过来的，从而凝聚全党共识，汇聚全党力量，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我们党在党内教育中历来十分重视党史的学习。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号召全党“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规定干部的课程学习分为高中初三级，其中初级课程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1941年12月1日，党中央在《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地)》中，将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分为四大类，即第一类为有工作经验又有较高文化水准的高级及中级老干部，第二类为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很低的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第三类为工作经验不够但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级及下级知识分子新干部，第四类为在学术上、技术上有较高造就的专门人才，并且对这四类在职干部学习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规定，要求除文化水平低的第二类干部外，其余的各类干部都必须首先学习中共党史。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强调：“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著名的延安整风就是从学习党史、总结党史上的路线是非为开端的。在深入学习和认真研究党史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既涉及经济体制也涉及政治、教育、科学等体制。很显然，改革其实是重大的政策调整，因此，在有些领域，改革开放前后所实行的政策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涉及一个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将决议草案多次印发给党内高级干部加以讨论征求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个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随后，全党迅速掀起了学习决议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通过对决议的学习，加深了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历史的了解，明辨了历史是非，统一了思想认识，从而完成了全党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正是因为围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而深入的党史、新中国史的学习教育，既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三、努力提高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