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论文范文1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Take”（接受）的对象一定是外在的——与“你”（准确地说，是研究者，研究者的面具罩在你的头上，你之为你的一切，成长背景、生活世界都不重要）无关的事实，客观的事实——任何眼睛看起来都一样。这个"take"所针对的是自然事实，准确地说是物理事实，象桌子、凳子一样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自然事实也不等同于物理事实，向日葵可谓是自然事实了吧？在梵高的眼里与画中，向日葵充满着生命、激情，我们从梵高的眼中甚至能看到向日葵周遭的阳光、风影、干湿，看到透明的、流动的空气，看到画家的性情与生命。梵高是在“建构”（make）向日葵而非照相式的呈现（take）向日葵——“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3。而建构（make）所强调的就是“你”——“研究者”，“研究者”开始向生活中的“你”回归，虽然研究可以重塑“你”的生活世界，但你的生活、你生活中的问题关怀凌驾在学科戒律之上，主导着“你”的探究之眼。
对同样一个问题，接受（Take）与建构（Make）的研究策略与问题意识均有诸多差异。接受（Take）及其后的自然主义研究传统所关心的是各种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的传统企图将社会世界等同于自然世界，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相关性、现场实验、机率大小等等，移植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用量的方法致力于“寻找”人的行为与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事实”——客观的、外在的事实，寻找超越情境而存在的性认识。自然主义取向的研究在教育学中的，在美国被称为“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譬如科尔曼（Coleman）与布劳(Blau)的研究；在英国则是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的传统，区别于“教育社会学”（thesociologyofeducation）。4我们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个重要的教育社会学问题来分析两者的路数有何不同。
“教育的社会学”（educationalsociology）所关注的是化民主社会中教育机会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艾坡（Apple,1996）将其表述为社会分层与所达成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出身——先赋地位（社会阶层、地位、性别、种族等）与后致地位——尤以教育成就为代表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教育视为一种补救，教育对既有的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学校教育能够为弱势群体提供补偿性援助，使他们能在一个更为公平的起点上开始其职业、文化与社会历程，因而学校被视为一个生产民主与公平的社会建制。其中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穆勒（W.Muller）与卡尔（W.Karle）的《欧洲教育体系的社会选择》，多尔·伯拉特（M.Duru-Bellat）的《法国中等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从数字到理论》等5。
一币两面，“补救”的社会学又有一美誉——“黑箱”的社会学，只关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忽视——严格地说是其研究方法上不能涉入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过程。
建构（Make）及其后的解释主义教育社会学从自然主义视为当然、准确地说视为处起步。对教育社会学中自然主义传统的批判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来源——新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依照“敌人的敌人即为朋友”的简单分界，它们常被笼统地视为一类，并被冠以“新教育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ducation,NSOE）6。而新教育社会学（NSOE）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不断地建构（making）问题，而非简单地从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那里接受（taking）任务。“教育的机会均等”这样一个在结构功能主义传统下被表述为事关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经济学命题，被解释主义者转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域：在时间滴滴哒哒的流逝中，学校这个黑匣子究竟发生了什么？
“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在扬（M·Young）那里，就成了“知识与控制”的问题7。教育机会均等后面是教育公平与教育民主这样一些核心价值，其后又是所建构（make）出的“贫困”概念。在英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困”的内涵逐步由经济意义转变为文化意义，贫困者逐渐由物质上的赤贫者被建构为文化上的匮乏者——布迪厄所贡献出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而优良合理的教育应该成为“补救”文化匮乏者的利器，教育机会均等成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途径。随着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学业失败者、学业能力欠佳者开始吸引教育研究者乃至公众的眼球，并被建构为一个教育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功效观出发，认定其为“教育浪费”；随着探究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步被转换为不同的表达、不同的关注兴趣乃至不同的研究域。学业失败者的特征首先被描述成心理特征，诸如智力商数、学业能力等等；其后学业失败者的特征又与一组社会变量相关连，诸如家庭、阶级、族裔乃至性别，学业失败者与社会中弱势人群相勾连。此类研究后隐蔽着歧视、排斥甚至压迫——社会的等级秩序再制于学校对学生的分类过程中。
我们的疑问是“学业失败者”过去怎么不成为“问题”？是过去没有学业失败者吗？非也。学校是现代社会的人才编码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色人力进行分类、塑造，在强筛选、强分类的教育观下，教育的一个职能就是分层与淘汰，学业失败者自然在教育决策者、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视线之外，或隐匿不现或视而不见。由此看来，“学业失败者”的产生与建构应了福柯（Foucault）的一句话：从隐匿到可见，从命名到定义，从描述到，都是社会建构——即建构（Making）的过程。
直到扬等知识社会学家开始追问：学校中的分类标准由谁制定？学校中的知识代表谁的利益？在何种利益角逐中，谁被界定为“学业失败者”——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课程——Take取向下的“法定文化”才从超越种种利益之上的Given（被赋予的、给定的）知识被还原为一种社会组织中的知识，课程这只旧时王孙燕不得不落入寻常百姓家，课程是“做”出来的“社会建构”或“社会建制”。扬与艾坡8用不同的语句指出：课程是经由意识形态（既包括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的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知识、所选择的知识、所分配的知识，所实施的知识。无论是正式的官方课程还是非正式的潜在课程，这些课程无论假借圣谕的权威，理直气壮地“替天言道”，还是假借科学的魅力，将自己转换为客观、中立、远离是非利益的“真理”，都被挑破了面纱，被迫承认其情境性。知识也罢、课程也罢，都是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一种建构，甚至是复数利益群体之间相互角逐、相互妥协的社会建构。课程在此早已不是一种天赋的（Take）的客观事实，而是一个人为的（make）社会建构。当利益、权力这类社会控制凸现出来时，“更有成效地传授知识”被转换为“更公正、更合理地传授知识”这一事关社会公正的价值问题。
我们略为回溯一下二十余年间，建构（make）一派新教育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核心兴趣是教育的传递过程：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着学校经验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学校与教室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当为鲍尔斯（Bowles）与金蒂斯(Gintis)1976年提出的“符应原则”与莫尔（Moore）的《符应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互动理论与学校人种志研究则揭示着教师与学生的社会身份的建立过程，揭示着教室中的社会控制与社会选择；知识社会学则将学校中的知识与学科从教室中置换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课程与教学都是社会的建构。知识社会学进而责难自由主义的知识观与教学观，认为知识内部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精确知识的地位、尤其是可概括为数字的知识地位最高；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知识的地位高于口述的、民间流传的知识；远离生活的知识即与个人生活距离较远的知识地位高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教学中倡导个人化的，而合作学习得来的知识地位就较低，这就是知识的层级化（knowledgestratification）9。课程、课堂教学——看似中立的学校知识场已成为不同利益群体的角逐场，文化实践中包含着权力斗争，教育中充满着不平等与压迫。吉鲁（HenryA.Giroux）等提出将文化学转换为政治学，弗莱雷（P.Freire）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学应该是“可能性的”学校社会学，教师应该勇敢地成为“解放者”与“转化型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或吉鲁所说的“跨越边界”10。
同时，新教育社会学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而非修正性的改良，其间有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值得再提。70年代后，教育中批判性的研究谴责教育再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充任着压迫的社会体系。美国鲍尔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欧洲伯恩斯坦的《阶级、符号与控制》，布迪厄与帕森斯（Passeron）的《社会的再制：教育与文化》皆在讨论着教育，通过其空间与时间的组织，对课程知识的选择，对居统治地位的文化与语言的传递，有效地维持着阶级的边界，学校被视为传递社会控制的“隐性课程”。用阿图塞的术语，这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功能在于再制等级秩序。70年代晚期，另外一些研究凸现，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学校中学生的抵抗力量，抵制论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威尔斯（Willis）对英国劳工阶层子弟的研究：《学习成为劳动者》11。新教育社会学在美国的研究者主要是艾坡、吉鲁和威克勒斯（Wexler），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互动理论与知识社会学熔合并铸就了一套新的、多元的批判性工具。教育社会学中纯粹的理论急速减少，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学科跨界、观念变化。到了90年代后，批判的传统与后现代的发展集中在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改革领域。
相应，接受（Take）与建构（Make）取向之后也预示着教育社会学在方法论与研究技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接受（Take）后多为量的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建构（Make）后多为质的研究与解释主义传统。塞拉（Searle）1999年说：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取向是乐观的，所强调的观念实体具有理论普遍性，研究所根植的世界独立于人类的关怀之外——尽管这个世界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相反，质的研究承担着双重责任——真实性（发现与再现行动者的意义）与建构性（社会行动者的观念是社会世界的解释）。研究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关心就是理解人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理解与共享社会世界之于他人的意义。最好的理解建立在对所研究的生活情境的熟悉与持续参与上，这一立场有一个经典的表述：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再科学化的观察者，无论进行多么细致的研究都无法代替对研究之下正在进行的生活本身的熟悉。12
Make后的努力正如曼罕（Mehan）所说的是一种“社会行动、文化传递与建设性的活动”，它与人们亲密互动，密切地观其言察其行，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矛盾与细微的差异。它同样为二十余年间所活跃的不同理论与认识论所共铸：符号互动理论、人种志研究与现象学等，为获得更多的普适性与大众性，还将实证主义的逻辑性接纳其中——以回应对其“太软”或“太随意”的批评，同时也在接受与包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冲击。
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跑，到为止，新教育社会学在其活跃期所呈现出的最后一个角色是反省性角色——新教育社会学将工作的基础更多地放在自我批评上，而下一棒——女性主义研究的活跃将承继着批判的传统并开启新的方向。13
二、者是谁？
如果说在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学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教育社会学中充满着阶级、阶级再制与阶级抵抗这类术语，随着有性的（女性主义）与有色的（种族的）研究者的活跃，批判话语从宏大的、阶级这类“大词”（BigWords）转换为研究者的身份、研究者的立场等充满着微观学色彩的“小概念”。“研究者是谁”——立场（standpointtheories）开始活跃，并主导着80年代后的。
在以往的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生产中，充满着学科的微观政治学，有人称之为“社会学系研究生的隐型课程”，隐型课程有两种，其一为弱形式，它界定与控制着“像一个社会学家”，即在具体的、主题、关怀与旨趣上对学生进行社会学专业化，也即布迪厄的“惯习”；其二为强形式，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再制既存的权力层级化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中白的、男性的学者居重要的地位；而女性、少数民族这些社会边缘群体，被排斥于知识生产领域之外14。许多人甚至认为女性研究仅是针对父权制的狂躁的报复而非合法的学术探讨。在此类学科戒律下，研究者所身居的社会位置、他（她）的生活世界所赋予其独特的意识是不重要的。教育社会学内部同样有此吊跪：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者来说，不管身处于多么边缘的情境，有多么真切的现实关怀，但一走入学科体系，就需要采用主流的、官方的语言、问题、与思维，——准确地说，将自己处理成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虚假的、被异化的“人”来进行学术操作，热的问题关怀常被冷的学术技术所肢解。艾德兰·莫兰就说：社会学者尤其是的社会学者常是一群精神分裂的人15。
然而，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科学化的努力只会使研究者远离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教育学这样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可以高居（远居）于人之上（之外）吗？并保持所谓中立的立场吗？——这种理性主义的进步论调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一种蓄意的欺骗。不独研究者的身份被架空，教育的实践者亦被架空了。
鲍尔指出近些年来如日中天的管就是一种道德技术16，由于管理学的介入，办学如同办工厂，在市场竞争的逻辑牵引下，教师基本失去了对教学环境的控制，矮化为技工。不独教师被架空，更为严重的是教育中的人也被架空了。
福柯指出管理学是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管理学使学校更象边沁的“全景敞视主义”的版本。它引入一对“天眼”，个人的一切都纤毫必显；它引入效率与规训，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塑造。校长和教师都仅关注技术与能力，学校复杂、纵深的背景被简约为客观的效率——教育非人化了，教育也化了。集中体现为两点：其一，学校中的知识即课程与教学日渐远离教师与学生的具体生活，自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学生只需与掌握它们就可以了；其二，学生的日常生活世界被忽视了，家庭与学校两个世界被认为是同质的。学生如同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学生文化、学生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后的阶级文化都被忽视了。教育中的人被架空了。
如此之多的“被架空”的必然结果是，教育研究被架空了。女性主义就批判教育研究被雄性化（maleable）——即被权力化与庸俗的权威化了。刻板的技术简约主义使教育远离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贫困者，教育可以为社会中的高地位人群锦上添花，却不肯为弱势人群雪中送炭；教育研究远离种族主义、制度混乱、社会隔离与社会融合这类真切的现实议题，或只顾大而空泛的“应然”理念，或一味钻入琐屑的细节之中。
立场理论从一种批判的理论更多地转换为一种批判的工具。它首先是一种被压迫者的声音，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开始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以往的主流教育社会学中被消匿的声音。有色人种、女人、同性恋、有障碍者开始重新划定其疆域，挑战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工具甚至研究传统。
首先，立场理论挑战着本质主义17。立场理论强调研究者的立场，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知识是外在的、等待着被发现的事实（outthere）。晚近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后现代的研究域中，知识是建构出来的（make,nottake）。立场理论质疑认识上的特权主义，白男人在所生产的理论中凝冻着其自身的特权，他们凭借认识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建基于其立场上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主义的叙述，并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
立场理论宣称其理论的发展来源于研究者所身处立场的差异性，女人的天地不同于男人，女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于既往生产知识特权者的位置，因而，女人的研究视野能够引导知识的生产与对社会实体的新解释。哈丁（Harding）从女性的生活引发出这样的疑问：“谁的科学？谁的知识？”，知识根植于不同的主观情境与社会情境，研究本身体现出社会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诉求18。知识总是落座在具体的社会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唯此，表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真诚的，水一般清澈的日常生活中才有那么多常人难以觉察、难以置信的诡秘。在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中，每个人的解释在其个人情境中都是真实的表述，本质主义的犯罪观被重新解释了——谁是谁非，一个客观的事实不再存在，而是借助权力，某些特殊的话语能否转换为公众的意识；或许是特殊的话语之间彼此协商、沟通，并达成共同接受的一种解释。
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而开始质疑本体论，并将新的本体主义感觉论带入教育社会学和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新领域——将特殊的性别与情感带入研究领域之中，女性主义开始了其身份政治。女性主义赋予学校性别的视角与框架，认为学校的场域极大地忽视着女性独特的经验，在教育目标上、学校评价上以及课程与知识上，教育都再制着男性与女性的区隔与对立，将女性定义为“非男性”——男人的指标成为人的常态指标，女性在此指标体系下永居劣等。女性主义批判的锋芒甚至直指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仍然是观念上的“父权制”。19女性主义正是从询问性别本质为何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开始，扩展到询问社会身份本质，女性主义也开始消解着本质主义。
其次，立场理论还挑战着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女性主义活跃在文学、、大众文化、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女性主义挑战着这些学科的“科学集体无意识”，既包括研究过程本身——生产学术的模式，也包括研究的主题——研究者的悖论——寻找研究者的主观性20。哈丁1986年指出，社会学研究如同“手工劳作”，而非现代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化与科层化的模式。女性主义从最根本上挑战着男性研究中的“上帝之眼”。21
在对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反省上，莫蕾（L.Morley）1996年发表了《与父权制协商：女性研究的挑战》，指出许多研究都是所谓“研究”（raperesearch）。女性在参与父权化的研究中被视为可以被任意剥削、任意闯入的客观对象，研究者为了自己的专业声誉与职业发展可以任意闯入女性的生活之中，却从不反省这样的研究过程对参与者有什么伤害22。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化的研究批判中，呈现出多元的认识论，她们还试图用协作的、参与的、合作的新型研究风格来替代男性化的研究风格——个体主义、竞争主义与主客对立的研究风格。赖塞尔（Lather）称其为“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她们致力于让沉默的、受压迫的人发出声音来。相应，也有声音用苏格拉底的对话法或精神助产士（催生婆）来寄托对女性主义人种志研究的期许，每一次询问既是话语，更是新的实践23。
值得重视的是，立场理论并非一个整合的理论，在强调研究者立场这一策略下，各种立场的研究者之间也充满分歧与冲突。譬如，主流的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有色人种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然而，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女性所共享的诸多经验超越了种族与阶级性、年龄与文化背景，因而，迥异的女性经验被笼统地归类于“女性经验”的框架之中，将女性研究者视为一个共同的“阶级”或享有一个“背景”。
再次，立场理论的实践还有效地挑战着教育社会学中的传统并重塑着教育社会学的未来。教育社会学中盛行着西方中心主义，欧洲尤其是来自安格鲁·萨克逊森的传统、与目的，确定着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教育社会学主流声音多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它们攫取智识上的霸权。艾恩奇（Lynch）以爱尔兰为个案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平等问题时，发出这样的感慨：小国家要开启自己的理论传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多么艰难！24。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2
根据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IDSA)1998年的调查，在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注册名单中有49所院校提供工业设计的学士及研究生课程。
典型的工业设计专业主要设置在大学的艺术系，能授予美术或理学方面的学士学位，其中大多数得到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协会(NASAD)的认证。平均每一个工业设计专业有100位本科生，其中22位女生、18位少数民族学生。这些本科生中每年大约有18位毕业。毕业生中有81%在毕业4年后仍在从事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典型的工业设计专业有4位全职教师和8位兼职教师，另外还有2位教辅人员，担任秘书和实验室指导工作。工业设计专业中，州立为26所，私立为23所。如果是州立的工业设计专业，本州学生的学费平均是每年2600美元，而私立的学费平均是每年14000美元.大约一半的工业设计专业设有研究生课程。在设有研究生课程的工业设计专业中，平均有20名在读研究生，其中有6位女生、3位少数民族学生和5位外国学生。
在49所经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注册的工业设计专业中，有15所还没有获得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协会的认证。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已经决定，5年后将只承认获美国全国艺术和设计院校协会认证的工业设计专业。根据1996年的统计，全美有37个工业设计专业设在大学，6个设在学院，4个在艺术院校。这一格局变化不大。
根据专业在院校的学科隶属关系来划分，有23个工业设计专业设在艺术与设计课程中，其中9个设在设计学院，2个设在建筑学院，6个设在美术学院。有8个工业设计专业设在工学院。近40%的工业设计专业没有或几乎没有与艺术类学科联系在一起。由于美国的教育体制鼓励各专业发展各自的教学特色，因此每一个工业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都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工业设计的专业课程与基础教育课程的比例上，各校的区别很大。高的达75/25，而低的仅为20/80。平均值为56/44。总体来看，专业课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
美国工业设计专业授予的学位种类繁多，从美术到文科、理科的学位均有，也有专门的工业设计学位。本科的学制一般为4年，也有3年、4.5年和5年制的。近年来，美国的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很快，1998年在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认可的工业设计专业就读的本科生为4326人，其中女生为945人(占21.8%)。最小的工业设计专业有本科生13人，最大的有340人。
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对高层次工业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趋扩大。1998年美国有27所院校设有工业设计研究生课程，包括各类硕士及博士学位课程。从1996年到1998年，在校研究生的总数从269人增加到了528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人数最多的研究生课程有140位注册研究生。
美国最早开设的工业设计专业已有76年的历史，而最新的专业仅开办了7年。平均的历史为37年。在过去的40-50年间，大约有24300学生获得了与工业设计相关的学士学位。
二、美国工业设计的人才规格要求
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1998年就工业设计的人才规格向全美的设计公司、企业的设计部门等工业设计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就业市场对工业设计教育的要求。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用人单位就工业设计本科生应具有的专业资质和技能提出自己的见解。问卷列举了26个相关的项目，要求被调查人对这些项目在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作出评价。根据调查的结果，26个项目的重要性排序如下：
1、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2、2-D概念草图；
3、口头及书面的表达；
4、材料与生产工艺；
5、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
6、多学科交流；
7、概念模型制作；
8、企业实习；
9、设计理论；
10、数理知识；
11、平面设计；
12、工程技术；
13、认知与消费心理；
14、研究与信息处理；
15、市场营销实践；
16、艺术与设计史；
17、艺术与人文学；
18、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
19、人体测量及作业分析；
20、全尺寸模型制作；21、工作样机制作；
22、展示样机制作；
23、机械制图；
24、计算机生成图像；
25、快速原型；
26、视频/多媒体制作。
上列排序中前九项被认为是非常重要，最后两项为非必要，其余为重要。
其他推荐的项目有：工作态度、幽默感、多元文化意识、环境意识、色彩理论、雕塑、写生、时间管理、基础2-D和3-D设计、建筑与室内设计基础、信息设计、伦理学、人际交往、外语、表现技法等。
三、美国工业设计教育的特点
美国是最早实现工业设计职业化的国家，其工业设计教育也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美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一开始就放在产品设计上，而且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例如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的主导专业是汽车设计，克兰布鲁克设计学院的主导专业是家具设计，而笔者曾访问进修过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设计学院的工业设计则有重视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的传统。这种专业化的趋势是与美国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对设计人材要求的结果。近十余年来，计算机辅助设计在美国已逐渐普及，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工业设计的思维方式乃至工业设计的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工业设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了应付时代的挑战，工业设计的教育体制及方法都有了重大的改革。美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的设计教育委员会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每年均举行专门的研讨会，探讨设计教育改革的思路，交流各院校设计教育改革的经验。根据笔者在美国近一年考察访问的经历，美国工业设计教育有如下的特点，可供中国设计教育界的同仁借鉴。
1．强调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
早在美国工业设计职业化的初期，美国不少设计事务所就制定了详尽的工业设计的程序与方法，以保证产品设计的商业成功。美国的设计教育也同样重视培养学生严谨的设计程序与方法。教师在设计课前制定了详细的设计指导书，对设计过程的每个阶段如选题、市场调研、成本分析、市场营销、产品设计都有明确的要求，尤其重视学生规范化的设计表达，设计表达不仅包括文字表达、视觉形象表达，也包括口头的设计表达。通过种这严谨的训练，使学生具有较高的职业素质，并且对工业设计的内涵有较完整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顺利进入就业市场。通过几年的专业学习，工业设计的学生通常可以积累一些完整的设计案例，成为他们求职的重要资料。
2．顺应社会需求，培养务实人材
美国工业设计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企业要求工业设计的毕业生能尽快进入角色。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学校的设计教育必须尽可能地与企业对设计师的具体要求衔接。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满足企业需要外，学校还特别注意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不仅与企业共同开发产品，也鼓励学生到企业进行较长期的实习，了解企业工业设计的具体运作情况。学生的设计课题通常也来自企业。学校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软硬件配置方面也尽量与企业接轨。
3．注意与相关学科的合作、培养设计师的协作精神
工业设计在企业中的运作通常需要与管理、市场、技术等方面密切合作，一个合格的工业设计师必须具有协作精神，善于与各方面的专家打交道。为了培养设计师的团队观念，设计院系的一些课题是由工业设计的学生与管理学院、工程学院的学生组织课题组，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知识，共同完成从消费者调查、市场分析、产品定位、产品开发设计、工程分析、市场营销的全过程。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培养了工业设计学生的协作精神，使他们更加全面理解了产品开发设的特点，确保产品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而且也使管理及工程的学生对设计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将来在企业中与设计师的合作。
4．重视计算机辅助设计
美国的设计院校十分重视计算机辅助设计，大都配备了先进的软硬件的设备。在重视学生2-D草图训练的基础上，各类设计基本上都在计算机上完成，教学管理也广泛使用计算机，如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均可在网上获得，E-mail成了师生交流的重要手段。不少学生还采用数字化投影仪，以多媒体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计算机辅助工业设计（CAID），在产品设计中要求实体建模，并且有产品的结构及装配关系。常用的软件有Form-z、Alias、Pro-E、MicroStation等，3DSMax由于是非参数化的表面建模，通常不用于工业产品设计。部分有条件的学校还开设了有关快速原型技术（RP）的课程。虚拟现实在设计教育中也有应用。
5．强调工业产品设计
在美国，工业设计就是产品设计的同义语，因此，工业设计专业强调以产品设计为重点，而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则另有特别设置的专业。在课程安排上是以产品设计为中心，同时也要求学生掌握机械、人机、材料等工程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明确专业方向设置是与美国工业设计成熟的职业化密切相关的。在美国有许多专业从事产品设计的公司，而许多大企业也设有专业的产品设计部门，从事专业产品设计的学生有广泛的就业市场。6．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到美国设计院校访问的人通常都会对学生的动手能力感受颇深。这种动手能力包括模型制作能力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能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具有良好的设施条件，如装备完善的模型车间、齐全的模型材料等，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刻意培养有关。例如中国学生的建筑模型通常是外观模型，而美国学生的模型则有详细的内部结构。通过模型制作，可以使学生对材料特性、工艺结构等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3
日本的特殊教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特殊教育的初步形成阶段(日本明治时期～昭和初期)。此阶段的代表事件就是1878年京都盲哑学院的设立。直到1941年，养护学校的叫法被逐渐推广，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自吞侵略苦果后，特殊教育也趋于停滞。第二阶段是“特殊需要教育”时代(1946年～2001年)。以1946年在大和田国民学校开设养护班级作为日本战后复兴的开始。并在1947年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盲、聋儿童实行义务教育，1979年养护学校义务化，直至1993年，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修订，“通级”指导被制度化。第三阶段是“特殊需要教育”向“特别支援教育”理念的转换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文部科学省提出用“特别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经过近六年的运行和修订，“特别支援教育”于2007年正式实施。日本的体育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日本特殊教育的推进而逐渐成长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对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的飞速发展。第一是1964年日本承办的东京残奥会。它激发了日本对于残疾人体育发展的热情和好奇心，也引起了日本相关部门的重视，开始在特殊教育中开发和推广残疾人体育。第二则是1979年养护学校义务教育化。这一法规的实施，促使身心有障碍的儿童能够回归学校接受教育，从而也有机会参与体育，并获得体育特殊教育的机会。第三是1998年的长野冬季残奥会。它推进了残疾人体育向竞技体育范围的进一步拓展。经过长期的发展，日本体育特殊教育基本做到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良好衔接，普通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更加重视整个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协同发展，而不是只针对个体的教育。对其现状进行研究将对我国体育特殊教育起到很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2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实施现状
通过对日本18所高校的调查并参考日本平成21年学校特殊教育实施情况调查研究报告书(高校部分数据)获取分析数据。其中北海道、东北地区及九州、冲绳地区比例最高，其它地区比例相当，所调查82所高校基本覆盖了日本全境。所调查高校，综合性大学占52．4%，单科院校占42．7%，其它4．9%。本科生不足500名的学校占到了42%，500～1000名的学校占18%，1000～1500名的学校占17%，1500～2000名的学校占7%，2000～2500名的学校占5%，2500名以上的学校占7%。
2．1日本特殊体育教育基本情况分析
在全校范围内体育作为必修课的高校占43%，另外作为院系单独要求作为必修课的学校占6%，还有一类是体育综合课程必修的占11%。但也有25%的高校将体育课程作为选修课，而不做强制要求。在这些高校中，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育教学，38%的高校每年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也就是说会安排适合他们的、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28%的高校是按学校多年常规进行统一管理和教学;15%的高校制定了相对细化的特殊教育体系，根据体系的划分进行区别对待;另外11%的高校则按照普通学生对待，不进行特殊安排。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判定，不同高校判定的方法也不相同。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认定依靠教师主观判断的占到了33%，根据校外医疗机关诊断的占21%，依据校医院进行判定的占17%，其它判定方式占16%。几乎所有被调查高校都未采用体力测定的方法来进行判定，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依靠生理上的伤、病、残进行判定的，对于肥胖等体质较差的学生依旧划归到正常学生的范围。从图1特殊群体学生残障分类可知，涉及运动系统方面的人数最多，分别是35%和26%，运动系统原因是特殊群体学生不能参与正常体育教学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设置适合的体育特殊教育课程是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次则是学生的康复和保健。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的情况下，项目选择其实是比较广泛的，包括迷你网球、排球、飞碟高尔夫、棋类、瑜珈、冬季运动、轮滑、蹦床、计算机游戏等26个项目。
2．2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模式调查与分析
只有6所学校没有开设针对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育课程，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专门体育课程。其中9所高校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这无疑是最具有针对性的方式，但也对教学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18所高校则根据学生情况开设了不同的体育课程。23所高校则开设相应课程，让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其中3所高校另外安排了专业护理人员。另外，有4所高校在原有体育课程教学中，增加助教或专业护理人员帮助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参与正常体育教学。还有17所高校针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实际，在他们不能很好完成体育教学的情况下，增加参观、观看或调查等教学形式，以加深他们对体育的理解。在选择第一、第二选项的高校中，有76%的高校是由体育特殊教育的专职教师进行教学;12%的高校由一定比例的专职和兼职老师共同进行教学;8%的高校由兼职老师承担教学工作;其它情况占4%。
2．3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实施情况调查与分析
调查问卷采用李斯特5级评价量表，表示为:5很符合、4较符合、3一般符合、2不够符合、1不符合。平均值越接近5，说明所提问题越符合实际情况。反之，越接近1，则越不符合实际情况。日本高校对于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的认可度很高(平均值达到了3．24)，并且能够根据学生情况进行不同的教学评价，并配置了相关的针对特殊群体学生需求的附属设施，让特殊群体学生能在比较良好的氛围里进行学习(平均值达到了3．32)，而学生对体育课比较积极的态度和兴趣。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资金短缺、医疗保障不完善、特殊体育教学设施、教具不齐全等问题。全纳体育这一教育理念在日本高校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许多高校将特殊群体学生置于正常体育教育之中，因此，“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教学效果理想”的平均值达到了3．30。同时，“将协助特殊群体学生进行体育学习，作为普通学生体育课程的组成部分”的平均值达到了3．57，充分体现了全纳体育教育是对全体学生的教育理念。但在实际教学中也表现出“特殊群体学生的针对性教学具体实施时比较困难”、“满足特殊群体学生的不同需求比较困难”等矛盾。
3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对我国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改革的启示
3．1转变体育特殊教育理念，构建体育特殊教育理论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召开包含92个国家及25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specialneedseducation”，着重将有障碍孩子的教育作为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推进“Inclusiveeducation”(全纳教育)的教育理念，创造没有“特殊孩子”的社会，最终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后，“Inclusiveeduca-tion”的教育理念对日本传统特殊教育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高校开始反思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日本许多高校也尝试将全纳教育融入到体育教育之中，现在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已得到广泛认同，其意义也已凸显。针对全纳体育教育，在适应性教育(adaptiveed-ucation)的大背景下，日本高校也加大了适应性体育(adaptivesports)的推广和创新力度，开发即能满足全纳体育教育需要，又能适合特殊学生不同需求的课程体系。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日本社会特殊教育发展的现状，又提出用“特别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的理念，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日本体育界又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正是在不断顺应世界特殊教育理念发展并充分依据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才能不断变革、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体育特殊教育在先进教育理念的引进、推广和践行方面，无论是与国内特殊教育的发展而言，还是与国外体育特殊教育的发展而言都相对滞后。如果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撑，没有完善的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就很难发现目前体育特殊教育中存在的不足，那么打破旧的桎梏从而进行改革创新也就难以进行。
3．2全面认识全纳体育教育
萨拉曼卡宣言指出:克服歧视态度的最有效办法，是让普通学校逐步全纳化，营造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建设一个全纳的社会环境，逐步实现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的核心是忠实地把教育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通过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使他们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改变社会对于特殊群体的态度，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没有歧视的社会;其次，全纳教育要求学校制定出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让所有学生各有所用，通过教育在身心两方面受益。最后，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教育、社会资源，让教育效能最大化。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出，21世纪的特殊教育应该符合每一位残障学生的需求。全纳体育教育就是针对不同的残障(身体残障、智力残障、身体能力有缺陷等)学生，都有适合其参与的体育项目、器材、场地和规则。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特殊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环境也不断发展和改善，残障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07年，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残疾考生被普通高校录取比例为95%，有近2万名残疾人在普通高校就读。我们也面临着残障学生教育诸多问题，而体育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正确地认识全纳教育，并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纳体育教育理念、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特殊教育，从而进一步认识体育特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全纳教育融合了当今对于残障概念更广泛的理解。按照全纳教育思想，有些学生不能胜任体育教学，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殊学生本身，而是应从教育体制、体育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师资培训、硬件等因素考虑我们自身存在的缺陷，为特殊群体学生扫除障碍，满足他们学习的需求。全纳教育自90年代被正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北欧一些国家更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全纳体育教育是全纳教育的有益补充，我们的体育特殊教育必须抓住机遇，创造条件，跟上世界发展的车轮。
3．3需要构建完整的“体育特殊教学体系”
从对日本高校的调查可以看出，体育特殊教育的开展是单一部门无法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可以说，“体育特殊教学体系”主要由学校内部环境、特殊体育教学系统、社会外部环境三部分构成。体育特殊教育不是仅集中于学校，集中于课堂实践，它包括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配合，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制、师资培训、教育系统及其所服务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资金和资源的管理问题。但对目前体育特殊教育面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构建合理地“体育特殊教学系统”，这是全面推行体育特殊教育的基础和必经途径。“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建立就是要力求改变目前体育特殊教育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隔离”的现状，努力做到教育的“融合”。从而最大程度满足全体学生的体育教育需求。“体育特殊教学系统”与普通体育教学系统的主要区别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课程统整、差异教学、教学辅助设计和全纳设计。“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构建强调的学习是学生积极参与并理解其实际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学会自己理解并发现事物的本质。主要包括课程目标及课程结构调整。我们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日本高校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是比较丰富的，并能根据普通学生和特殊群体学生的不同需求设置和安排相应的内容，从而保证全体学生的需求。新的教学系统应该融入“全纳体育教育”理念，将更加注重双方学生一种“态度”的培养，即“协作、平等、公正”的态度，把“共同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出来。“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课程结构主要包括人格教育、认知教育、情意教育。差异教学是实现全纳体育教育的必然要求，我们即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学生的共性，差异教学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正视残障)，满足不同学生体育学习的需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最大限度的发展。通过评价差异、教学内容差异、教学方法、手段、方式的差异、教学实施的差异，从而能够主动适应学生身心动态的变化，做到教育资源的共享，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并客观评价学习效果。而要实现差异教学，就离不开相应的教学辅助设计，常规的体育教学很难满足和适应特殊学生的要求，这就要求在教学实施、教材、教学设施、教具等多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根据对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高校在体育特殊教育中也存在体育教具、教学设施、教材、资金不足等问题，但相比较我们的体育特殊教育，日本在教学辅助的开发、研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盲人学生专用体育教材、为听力障碍学生开发的体育多媒体视频、为特殊学生学习或康复治疗而改进或设计的体育教具、为行动不便学生提供网上教学等，特别教室、无障碍设施等在许多高校也作为常规化设施而存在，保障了特殊学生参与各种活动。在这方面国内体育特殊教育基本还是空白。教学辅助设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教学辅助技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辅助技术在为特殊学生提供便利学习的同时，增加了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教学辅助器具主要针对特殊学生个体差异，设计出符合他们身体特点的教学器具，比如针对盲人学生设计的带响声的乒乓球和特制乒乓球台，改变体积和重量的排球等等，使他们最大程度参与体育教学;第三部分是教学设施方面，设计更利于特殊学生出行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场地、辅助器材等。(2)辅助治疗技术。体育特殊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特殊学生康复或治疗，而不仅仅是承担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实施等设计上都要尽可能体现这一点，让他们能更健康地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全纳设计是为了适应全纳体育教学所提出的教学构想，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教学方案，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和场合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满足全体学生的体育教学需求，这并非意味着针对全体学生提供单一的教学方案，相反，它强调采用多种方式满足差异学生的需求。它通过创建适应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灵活性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资源和教学评价提供具有深远发展空间的蓝图。例如，葡萄牙正在开发一套灵活的全纳性课程，来代替原有的、严格的、内容过多的课程。这个新课程不是基于课程内容的细节，而是基于三个领域基本能力的发展需要:成为自我管理的学生所需要的能力;正确态度和社会技能的培养;个性发展和对人生质量的探求。根据这三个原则，规定了一个核心课程，在这个框架里，学校可以自由地计划自己的教学项目，组织教学时间和使用教学方法。
4结论与建议
1)日本高校普遍开设了体育特殊教育课程，从体育师资、教学设施及教学辅助设施、项目选择上都较充分地考虑到特殊群体学生的需求;全纳体育教育已被广泛接受，并能将全纳体育教育的理念运用到体育特殊教育实际，保证了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共同发展。
2)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我们要重视目前面临的体育特殊教育问题;其次，我们对全纳体育教育的理解和接受都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全面认识和学习;最后，体育特殊教育不仅仅是体育教学，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体育特殊教育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全纳体育教育的实施。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4
美国现有37个工业设计高等教育学位点，都是经联邦机构确认的。学生毕业后，由全国艺术、设计协会授予文学士或艺术学士学位。这种学术气氛中的设计教育着重于学生的艺术才能，确保学生表现基础训练，但很难拓宽到对自然和行为科学的学习研究。过去的美国人往往把“艺术”一词纯粹理解为是艺术家所独有的个人表现，而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覆盖所有活动的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这种活动基于对材料、工具、技术及工艺的感受，对传统的尊重。
现在，人们已认识到，设计不再是一门专一的技术，而是一个崭新的多方面集合体。有的学校开始把艺术和设计分开，共同上基础课，专业课则有各自的学术要求。而有的学校已把设计作为完全独立的分支。随着工业设计专业的成熟，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课程体系。绘画、电脑图形、材料、模型、模型制作及设计思维等课程与行为、社会和自然科学互相交融。
美国工业设计教育分布于下列三种体制的大学：公立、私立和自立。国家政府有权权衡每个学校对专业教育的确立，但不参与学校办学体制。学校可根据自己的实力，根据自己对设计领域中某一方面的爱好，来制定设计教育方向。
有的学校为专门服务于某一工业而办学，如：汽车、电器、家具等；有的学校注重于实用主义的设计哲学研究；有的学校把美术与工艺设计相结合，在装演、展览、陈列、包装、标志等方面找到出路。
在州立大学中有18个工业设计教学点。学校一开始是用公众税收作为建校费用，以后学校以缴纳学费为办学开支。一般州内学生每年学费2000～3000美元，州外学生则加倍。工业设计教育中，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为大家所关注，是公认的典范。
目前，有7所私立大学提供工业设计的高等教育。其经费来源于个人捐赠、对外服务契约以及昂贵的学费，一个学生每年学费1．2万美元，甚至更多。私立大学往往非常愿意与建筑、工程技术类学校有密切联系。
在美国还有12所自立艺术学校，其教育质量不如上述两类学校。通常以产品美学为教学中心。事实上，自立学校的成功教育需要更多的是模型研究、绘画、预想图及表现技能，而不仅仅是设计思维的研究与分析。重视艺术价值而培养出的学生一定会为工业所需，艺术学校希望不断培养这样的人才以适应消费品工业和销售业的需要。
除自立学校外，大部分学校还设有硕士水平的设计教育，学制两年。海外学生只需证明其有相当本科毕业的水平，也可进入研究生学习。否则，就要求他们从本科读起，或在研究生阶段同时进行补课。经验告诉我们，海外留学生必须经过本科教育，因为这个阶段可使他们感受到美国的设计环境，从中汲取养分。研究生教学主要是围绕学生感兴趣的论文题目进行实践指导。最近，伊利诺斯工学院已经开始了博士水平设计教育。
美国所有的工业设计教育点都是在各个最小学术圈周围产生、成长、经过确认而建立的。这些学术圈组成了国际工业协会。它建议不论学制长短，所设课程应按下列比例安排：
信息：占25%，是使设计成功及可行的重要因素。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5
1.1双元制”模式
“双元制"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校企合作的模式，起源于德国，它一方面由职业院校负责对学生进行相关的专业知识教育，另一方面由企业提供实训场地，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同时节省了职业教育的经费。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这种模式：第一，思想上。这一模式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和实践能力，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快速的开始工作，为企业培养专业性的人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双元制教育模式下的教学课程，教学目标等都是具有实用性、岗位性、技能性等特点的。第二，机制上。双元制是一种制度，即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建立的校企合作，并以企业为主的一种办学制度。职业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很强企业行为的教育形式，若没有企业与其进行配合，那么就不能更好的进行职业教育。校园和企业依据《职业教育法》和《教育法》，共同履行其中的各项义务，并行使各自的权力。第三，模式上。这种双元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模式，一种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未来的竞争力，并能够在企业实践中培养学生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各种具体的操作能力。
1.2TAFE模式
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其全称为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起源于澳大利亚，TAFE模式主要培养的是各种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和管理人才。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全澳大利亚已有70％的人都曾在TAFE学院学习，在国际上国内都比较知名。澳大利亚政府全额支付当地全部的TAFE学院投资和运作资金，学生在澳大利亚全部TAFE学院都可以享受同样模式和标准的教学。
2国内教育教学模式
早我国的高校教学中，职业教育院校与普通高等院校承担着同样的责任，不断努力实现高校人才培养、教科研和社会服务的三大任务。我国高等教育采取了多种模式，为职业教育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依据。现在，我国比较出色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建教合作模式与校企合作模式。下面将对其进行具体介绍。
2.1建教合作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包含两种，一是阶梯式，一是轮调式。阶梯式是指部分学生（如一二年级）在校园里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而部分学生（如三年级）则到企业中进行实践，并按时回校园学结。校企合作，共同培养更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模式，轮调式是指以1~3个月为周期，分别在学校上理论课和在企业接受技能培训，这种方式目前应用的比较广，效果最好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为学校教学提供实践场所，学校为企业培养专业性应用型人才。
2.2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是我国当前比较经典的一种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它以市场和社会就业需求为导向，将培养人才的任务交予学校和企业双方，据调查研究，我国现在大多数的高职教育院校都会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来开展教育工作。通过校企合作模式，学生能够将自身学到的理论知识很好的运用到企业的实际操作中去，从而更好的保障高职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劳动者。关于这一模式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第一，通过这种教育模式进行教育，即使学生走出校园仍然能够将所学知识充分的运用到未来的工作中，避免了当今教育中校园知识与未来职业相脱节的现象。第二，这种模式的施行是在企业与学校统一部署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校园学习与企业实践的轮流教育，并能够得到由企业、学校和学生三方签订的合作教育计划合同或协议作为法律保证。
3结论
国外教育论文范文6
本文作者：周春阳工作单位：川北医学院药学院
学生来源在美国，药学专业招生的基本模式与美国大学的招生模式一致，药学专业要求高、难度大、竞争激励，录取比例较低。一般是申请人直接向各药学院提出申请，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般只能申请药学预科（Pre-profes-sionalpharmacyprogram），2年后完成规定的课程并达到相应的要求后可直接申请攻读Pharm.D。少数特别优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直接申请攻读Pharm.D（ContingentAdmission），但在申请前也要达到已完成药学预科的程度。学生来源还可源于转校生，转校生必须预先注册。在符合条件的校内学生招收完后还有空缺的情况下，获得科学学士学位（Bachelorofsci-ence，BS）的本科生可直接申请就读Pharm.D。如，2012年托莱多大学药学院有5个空余名额[9]。申请程序一般是网上填写申请，两封推荐信，递交材料包括高中毕业平均绩点（Gradepointaverage，GPA，满分是4.0，一般最低要达到3.0），部分特定自然科学学科的GPA（如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生命科学基础、生命科学运算、物理学基础、机能、解剖与病理生理学），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个人陈述（Personales-say），简历，英语、外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绩，有的学校需要提供药学院入学考试（Pharmacycollegeadmissionstest，PCAT）成绩，国际申请学生还需要提供托福成绩、SAT成绩等。一般有面试环节，需对每位申请者进行一一评估，最终录取人数由招生委员会（Admissionscommittee）确定。申请Pharm.D基本条件有的还要求要有有效的社会保障号（Validsocialsecuritynumber）并满足体检需要。
学制美国的药学教育主要有高中起点的四年制本科（Bachelorofscienceinpharmaceuticalsciences，BSPS）和六年制Pharm.D教育，其中前2年为药学预科（Pre-professional），对Pharm.D和BSPS课程都是一样的。有的学校药学院只开设4年的Pharm.D教育，如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药学院，申请者要求已达到至少完成预科的程度[10]。完成2年药学预科并获准Pharm.D申请的同学，继续完成4年（分别称为P1、P2、P3、P4）的Pharm.D学习即可获得Pharm.D学位；未获准Pharm.D的同学则可进入相关的其他专业学习，2年后获得相应的本科学位，或者可同时向其他学校申请Pharm.D，或者下一年度再申请。后2年或4年分别为本科或Pharm.D的专业教育阶段（Professional）。完成了P1、P2的学习，可申请BS学位，完成了P3、P4的学习可申请Pharm.D学位。学位类型在美国，涉及到药学专业的学历学位包括：学士（Bachelorofscience，BS）、硕士（Masterofscience，MS）、博士（Doctorofphilosophy，Ph.D）以及Pharm.D（Doctorofpharmacy）。Ph.D与Pharm.D不同，前者为研究型学位，后者为专业型或技能型学位。Pharm.D是美国药学教育特设的一个学位，目前加拿大等国也使用这一学位，这一学位是针对药师（Pharmacist）这一职位而专门设立的，Pharm.D教育实质上就是临床药学教育，是美国多数药学院药学教育的主体甚至是唯一教育类型。专业与学位在托莱多大学药学院[11]，本科培养为BSPS，主要针对药剂与生物制剂等工业企业，不能申请作为药师，可从事药学工业、科学与研究、管理与商务、生物医学工业、法学、健康管理等，也可进一步进入医学院、法学院或研究生院学习。本科专业有：药物化学与生物化学专业（MedicinalandbiologicalChemistry（MBC）major）、药剂学专业（Pharmaceutics（PHAR）major）、药理学与毒理学专业（Pharmacology/Toxicol-ogy（PTOX）major）、药学管理专业（Pharmacyadministration（PHAM）major）。PHAM又包括多个专业方向，如商务管理（Businessadministration），专业销售（Professionalsales），国际商务（Internationalbusiness），商务管理与专业销售（Businessadministrationminorandprofessionalsales），国际商务与商务管理（Internationalbusiness&businessadministration），商务管理与MBA衔接（Businessadministrationminor&M.B.A.track），专业销售、商务管理与MBA衔接（Professionalsales/businessadministrationminorsandM.B.A.track），国际商务、商务管理与MBA衔接（Internationalbusiness/businessadministrationmi-nors&M.B.Atrack）等，2012年该校又增设了化妆品科学（Cosmeticsciencemajor）本科专业。该校提供的硕士专业有：工业药学（Industrialpharmacy）、药学健康管理（Pharmacy&healthcareadministration）、药理学与毒理学专业（Pharmacolo-gy/toxicology）、药物化学（Medicinalchemistry）；博士（Ph.D）专业有药物化学（Medicinalchemistry）和Pharm.D。在本科阶段学生后期的选择余地很大，几乎达到个体化、针对性的选择性教育。
标准化程度高Pharm.D培养有统一的标准和指南，符合美国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一贯做法。主要课程的设置各药学院均大同小异，能满足标准和指南的要求即可。在药学预科阶段需要完成一系列课程，主要包括4门生物学课程，8门化学类课程，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各2门，其他还包括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多元文化等课程，正因为课程设置的标准化，许多学校都开设有药学预科，在申请Pharm.D时可以互相承认，攻读药学预科也必须在ACPE认证的学校（Accreditedcollegeoruniver-sity）完成，在非美国机构所修课程需要通过美国世界教育服务（WorldEducationServices，WES）的成绩评估。但在课程名称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如药物治疗学是整个药学教育的核心课程，托莱多大学药学院为Pathophysiologyandpharmaco-therapy，汉普顿大学则是Druganddiseasemanagement；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相应课程叫Therapeutics，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和明尼苏达大学叫Pharmacotherapy，分系统进行讲授，后者加有副标题为Patient-CenteredPathophysiology。主要课程系统性强Pharm.D专业教育共4年。在托莱多大学药学院[11]，病理生理与药物治疗学（Pathophysiologyandpharmacotherapy，PPT，7门共23学分）分三学年完成；药学实践训练课程分药学实践入门训练（Introductorypharmacypracticeexperience，IPPE，3门共4学分）和高级药学实践训练（Advancedpharmacypracticeexperience，APPE，8门共32学分），贯穿整个4年的药学专业教育过程。其他主要课程还包括专业实践拓展训练（Professionalpracticedevelopment，PPD，6门共20学分）、药理学（4门共分）、药物化学、生理化学、药学健康管理、微生物与免疫学及实验、药动学、研究设计与药物文献评估、肿瘤治疗的分子基础、肿瘤化疗的设计与应用、高级应用药动学、神经与精神疾病药物、神经与精神疾病药理学、法学与伦理学、研讨课等。选修课众多托莱多大学药学院针对Pharm.D的选修课多达90多门，分为本科阶段的选修课程和研究生阶段的选修课程，选修课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如生物医学化学问题、高级生物医学化学研讨课、药理学问题、高级药理学研讨课、化学依赖与药剂师、毒理学、药学实践问题、靶标药物设计、分子遗传、人类营养、疾病的分子基础、科学与社会、统计学入门、医学伦理、金融会计信息、市场原理、金融管理原理、商业的法律与伦理环境、药物警戒、疾病预防与控制、年轻人的健康问题、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营养科学、肥胖与饮食问题、药物化学研究实践、药物与毒性植物、生物化学技术、免疫学进展、药物化学进展、生物医学化学、蛋白质化学、核酸化学、酶学、生物学技术、癌症化疗、毒理学、毒代动力学、毒理风险评估、药剂师的金融与个人规划、药学实践问题、药学实践研究方法、管理药学研讨课、化学依赖与药剂师、医院药学管理、高级社区药学管理、剂量剂型设计、药剂学速率过程、老年病人管理原则、商务沟通与技术、对话与精神健康、药物与精神健康咨询、儿童行为与发展、药物的应用于误用、成瘾行为原理、医疗政策、行为神经科学、公众健康与衰老、健康与性别、药物使用的法律与组织环境、药学的犯罪实践与过程、特定主题讨论（Topics）等。重视实践课程美国的药学教育非常重视实践教育。在第一至第三学年（P1-P3），学生要参加药学实践入门训练课程（IPPE），该课程学时不多，每周或每两周一次，共4学分。主要通过在社区及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实际的实践经验以及适当的假定直接面对患者的责任感，通过一系列的药学实践训练可学习并增强服务患者的技巧，主要完成：指导性教学课程，跟随药师（Shad-owingpharmacists）进行患者咨询，特别技能学习（如免疫接种，参加社区健康筛查）等事务；高级药学实践训练课程（AP-PE）是第四学年（P4）的主要课程，主要在医院、门诊或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完成，使学生将课堂学到的知识用于药学实践，培养学生各种实际情况下的临床技能，学生需要花费每周大约40小时的时间去完成。要求所有的APPE课程都是在相应机构内能对患者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的药师指导下进行的。除IPPE和APPE外，还有专业实践拓展训练课程（PPD），该课程在托莱多大学药学院持续3年（P1-P3），学分达到20学分，仅次于APPE的32学分和病理生理与药物治疗的23学分。主要模拟训练实际工作状态，训练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做、为什么做、如何做、什么时候做、做好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等等。学科融合度高在美国，一个教学单位常常承担多门课程。托莱多大学药学院下设教学单位（Department）主要有3个，包括医学与生物化学、药理学、临床药学，每个教学单位要同时承担多门课程。如，药理学教研室要承担的课程就有10多门，包括药理学、毒理学、生物药剂与药动学、肿瘤化学治疗学、毒代动力学、人体与异源物的相互作用、药学数据分析、机能解剖与病理生理、神经与精神药理学、药理学问题与讨论、高级药理学讨论、毒理学危险评估、高级药理学论文写作等。
近年来，我国的药学教育也在探索临床药学教育的新模式，在国内多所大学的药学院（系）设立了临床药学专业，多数为5年制理学本科，在教育部新增专业中列为少数高校试点的目录外专业，并增列了专业代码（100808S）。虽然学制仅差一年，就称谓而言，国内只能称为“大学本科”，美国叫Pharm.D，翻译过来常常叫成“药学博士”（显然与国内常规意义上的博士在内涵上是有差异的，为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药学博士，建议将Pharm.D另做翻译，如译为临床药学博士等）。中国少数学校也开设有六年制药学教育，为本硕连读，但以药物研究开发为主而不是临床药学，授予理学硕士学位[12]。Pharm.D是美国临床药学教育专门设置的学位，是临床药学最高的学历教育，不需要做毕业论文，主要是加强药学实践课程的学习。获得Pharm.D学位后，还可以申请攻读相关专业的Ph.D，但后者均为科学学位而非临床药学专业学位。美国Pharm.D的培养除了在校的6年培养之外，根据就业岗位需要（如社区药师或医院的专科药师），常常还需要进行一至数年的fellow-ship或residence训练。我国目前没有对应Pharm.D的学位，本科阶段的学位为比较通用的理学学士，在国内的临床药学教育中除了本科层次外，还包括硕士（Master）和博士（Ph.D）学历教育，一般也是通用的属于科学学位的理学[7]。在美国，2004－2005学年后毕业的学生，Pharm.D是申请药师资格考试的唯一认可学位。我国申请执业药师资格的学位及专业比较广泛，学历包含：无学历人员（中药学徒）、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但对工作年限有要求；专业范围比较广泛，包括药学、中药学或相关专业（化学、医学、生物学）。因此，就整体而言，美国的临床药师队伍人员学历结构较单纯，知识结构较一致，在对诸多问题的认识上容易达成共识；国内的药师队伍比较复杂，知识结构多样化明显，水平差距也很大。就人员分布而言，美国的药师主要在医院、社区、急救中心、药店等；在国内，虽然拥有执业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在少数，但真正的临床药师还非常缺乏，尤其是拥有药学（临床药学）本科及以上、从事临床药学工作并获得相关培训证书的人员很缺乏，主要分布在大型综合性医院，绝大部分基层医院（包括县级医院）、社区医院、零售药店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临床药师的。虽然在医院的等级评审中要求配备一定数量的临床药师，但许多是以兼职的身份参与临床药师工作。就地位而言，美国药师在医药界具有很高的地位，薪水高，就业前景好，十分具有竞争力，工作内容清晰、明确，行业协会在争取药师的地位与待遇等方面均发挥积极作用；相对而言，在国内对药师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不到位，部分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甚至认为药师的工作是可有可无的。在药学教育中，课程设置方面需进一步优化与调整[13]。国内的药学教育偏重于化学类课程占主导、药物研究的临床前过程为主要内容的理科教育为主，是否可以探讨适当减少理科类课程的内容和难度，如减少或降低部分化学课程，增加生物医学及人文社科类课程，以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系统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新药不断用于临床，各种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药物事件时有发生。在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不合理用药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仅从处方看不合理用药就高达50％以上[14、15]，如果综合考察其他诊疗活动，这一数据可能会更高。很显然，更高临床合理用药的需求与相对滞后的临床药学工作是不匹配的，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因此，加强药学教育尤其是临床药学教育，满足社会需求是药学教育重要的历史使命。而美国药学教育无疑对我国药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