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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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1

按 语: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特别设立了委托项目《弘扬节日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0JG002),于2010年6月底正式立项。设立这一委托项目,基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背景,也包涵有当下迫切的社会需求以及涵盖了开展广义和狭义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的文化目的。《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课题的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现实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等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社会影响面相当广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早在2007年12月,国务院已经公布了《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并自2008年元旦开始施行。这次国家法定假日调整,将几个重要的中华传统节日纳入国家假日体系,不仅对于传承和弘扬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自此次调整以来,传统节日的存续与发展、传承与弘扬,开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呈现出新的情况与态势,产生了新的经验与问题,我们需要采用科学谨严的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调研,以及时了解现状,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意见。

《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这一重要研究课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具体担任子课题调研写作任务的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组成,同时邀请国内部分重点高校、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参加。为确保该课题的学术含量和理论研究的严肃性,课题组还聘请著名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学者刘魁立、祁庆富为学术顾问。该课题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调研成果,是按主题划分的10个子课题。研究伊始,这些子课题即尽可能广泛地涉及到当下公众、媒体及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中华传统节日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如传统节日的内涵与形式,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传承与弘扬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青少年对于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参与情况,“洋节”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如何借鉴国外传承弘扬传统节日的有益经验,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情况等,企望通过切实可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科学手段,真实反映其现状,力求做出合乎实际的概括与判断,并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与对策。这些,都为我们得以确保《弘扬节日文化研究》项目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提供了切实的保障。自本期开始,《艺术百家》将采用连载的形式,将《弘扬节日文化研究》的10个子课题的全部研究成果陆续展示给公众,以期全社会特别是学界能够给予高度的关注和切实的支持,开展更为深入的讨论、争鸣并引发相关思考,以期实现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应有的力量。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Status in Quo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Research Group of "Promoting Festival Culture"

(Ministry of Cultu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20)[WT5”,5BZ]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并自2008年元旦开始施行。这次国家法定假日调整,将几个重要传统节日纳入国家假日体系,不仅对于传承和弘扬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自此次调整以来,传统节日的存续与发展、传承与弘扬,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呈现出新的情况与态势,产生新的经验与问题,需要采用科学谨严的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调研,及时了解现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意见。基于上述背景、需求和目的,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特别设立了委托项目《弘扬节日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0JG002),于2010年6月底正式立项。

《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课题的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现实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等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社会影响面相当广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该课题得到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具体担任子课题调研写作任务的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组成,同时邀请国内部分重点高校、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参加。课题还聘请著名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刘魁立、祁庆富为学术顾问。该课题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调研成果,是按主题划分的10个子课题。这些子课题尽可能广泛地涉及到当下公众、媒体及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传统节日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如传统节日的内涵与形式,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传承与弘扬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青少年对于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参与情况,“洋节”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如何借鉴国外传承弘扬传统节日的有益经验,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情况等,通过切实可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科学手段,真实反映其现状,力求作出合乎实际的概括与判断,并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与对策。

一、深入挖掘、准确阐释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首个子课题《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负责人:王文章、李荣启)指出,弘扬传统节日,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深入挖掘、准确阐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广大民众了解传统节日的源流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唤起国人参与节庆活动的热情,并形成守护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使中国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厚重多彩,主要体现在:

1.中国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的中国传统节日,充分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节律,顺应自然时序,感悟天、地、人“三才”的贯通一气,追求和升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从时序安排上宛如一条由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文化链”。

2.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系统,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它们交互作用、彼此依托,构成中国节庆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

3.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的写照,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如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贵和尚美、团结和睦的心理追求等。

4.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凝结,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深深融入历代人的日常生活,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也促进着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传统节日的精神文化内涵,应该用怎样的节日符号与仪式、节日载体与形式来呈现

在当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元以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大语境下,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节日符号与仪式、节日的载体与形式吸引更广大的民众积极参与,过好我们的传统节日,成为当下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关键之所在。在课题总负责人提议下,课题组与中国文化报社于2011年初在京召开“节日符号与仪式:弘扬传统节日”高层次专家学者专题学术研讨会,对此作了集中探讨。《专家学者关于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探讨》(负责人:李心峰)即是有关此次研讨会讨论情况的综述概括;《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当代现状与对策报告》(负责人:耿波)、《传统节日新形式、新载体情况的调研及对策研究》(负责人:李荣启)等子课题,对此问题作了专门调研。调研结果表明:

1.应密切关注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与礼仪、仪式的传承与变迁,将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与这些精神文化内涵呈现出来的节日符号、仪式的外在形式、物化载体这内外两个方面视为一个整体予以通盘考虑。

2.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既要重视对其各种传统符号与仪式的正确认知与传承,也要提倡各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代转换与新的创造,以适应时代需要。

3.应充分认识中国各个重要传统节日都有其丰富复杂的文化元素和象征符号体系,也有其复杂的礼仪与仪式,绝不是简单化地用某一种象征符号所能代表的。但这并不妨碍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有关节日代表性符号、仪式的标识设计大赛、评选、发布之类的节日文化活动,来营造节日气氛,丰富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这种节日符号、仪式的标识,可以不限于一种、两种,而是可以由多种或多组组合构成。

4.关于节日的载体与形式,今天,我们应密切关注在新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的传统节日新载体、新形式。这些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既不失传统节日精神文化的文脉,又植根于当代人的现代生活土壤,与现代人的传播媒介相结合,与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相协调,它的发生并为人们所接受,有其必然性,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引导,合理开发、应用。

三、关注青少年群体,培育文化自觉

青少年是传统节日的重要传承群体之一,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将直接影响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前景。为此,本课题在《青少年节日文化认知和参与情况的调研及对策研究》(负责人:刘永明)及《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当代现状与对策报告》(负责人:耿波)两个子课题中,着重围绕青少年群体进行了调研,前者以全国从小学到大学14个教育机构共654名学生为对象,后者以北京市8所大学、中学共592名学生为对象,作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

1.我国节日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情况从总体上看呈现出良好态势,我国青少年对传统节日包括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

2.虽然西方节日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高的认知、认同和参与程度,但未与传统节日文化产生明显冲突。我国青少年倾向于传统节日和西方节日并重,但在价值和情感上,还是略倾向于中国传统节日。

3.我国青少年对节日内容加以丰富和充实的要求远大于创造所谓的“新节日”(如一些网络媒体提议或讨论的所谓“光棍节”“男生节”“女生节”等)。

4.青少年对政府弘扬节日文化、重视节日文化内涵的重建或创新,普遍持支持、理解和乐观态度。

5.单一少数民族地区或多民族地区,在传统节日文化方面的教育力度稍显不足。

6.传统节日仪式和符号传承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新的节日仪式和符号创新又不明显或者不具有吸引力。

7.学校和教师在利用传统节日文化这个载体进行主题教育方面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针对上述调查结果,提出一些对策性意见:

1.政府,尤其是文化和教育部门要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增强他们对传统节日的认知、体验和理解,培育他们的文化自觉。

2.对于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教育,首先应注重体验性与参与性,力避填鸭式的空洞、被动的知识灌输;其次,应提倡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创建家庭与学校双轮驱动的传统节日教育体制。

3.应努力建立和完善传统节日教育与科研体系,构建从学前到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完整传统节日教育体系,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教学阶段教学需求的传统节日教材,努力形成包括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内的传统节日科研体制,把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突出的代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四、正确对待“洋节”现象,借鉴国外传统节日精华

在近年来有关传统节日的讨论中,一个广受各界关注的问题是所谓“洋节”对于我国传统节日造成的冲击,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客观评价外国传统节日的问题。为此,本课题设立了《“洋节”现状及其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负责人:耿波)、《借鉴国外传统节日精华的调研及建议》(负责人:宋建林)两个子课题。所谓“洋节”,是社会舆论对近现代以来输入我国的外来节日的俗称。调研认为:

1.前几年媒介报道和社会舆论夸大了人们对“洋节”的期待,人们对“洋节”和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差异不大。

2.当下人们关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冲突的看法日趋理性,人们更多是借助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参与“洋节”。

3.某些社会人群热衷于过“洋节”,主要源于商家和媒体炒作宣传这些外在因素的导向;人们对“洋节”传播的媒介满意度不高。

4.参与“洋节”成为人们加强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政府在“洋节”现象中不应缺席,但应谨慎介入。

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1.搁置节日文化中西有别的思维,引导中西节日从各自文化本位向节日公共文化转变;

2.改变扬“中”抑“洋”的节日施政方略,中西统筹,创制中西互补的中国特色节日体系;

3.搭建中西节日文化交流平台,互相学习,相互补充;

4.改变对“洋节”产业知而不问的施政思路,尝试引导商业竞争活力进入“洋节”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重视弘扬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而且注重传统节日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通过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创造了可观的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民众广泛参与、重视欢乐体验;

――民族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

――节庆活动创新、品牌意识明确;

――政府转变职能、民办节日为主;

――市场运作模式、广泛筹集资金。

国外传统节日的成功经验为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的节日文化体系:

1.应当在保持和巩固传统节日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从国外节日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并有机融合、补充到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中,形成以传统节日和现代政治性节日为主体,地方节日、外来节日和新型节会和谐发展的节日文化体系。

2.同时应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的关系。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政府要发挥组织者、引导者的主导作用,积极组织城乡节日活动,丰富人民节日生活,但节庆活动应以民办为主,发挥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企业、社区、村庄的主体作用,尽量减少官办色彩,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让民众从传统节日中获得最大欢乐体验。

五、少数民族节日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其中少数民族节日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是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在55个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且大部分民族都拥有多种节日。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的一些节日已经被批准为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彰显我国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表征。做好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应是弘扬传统节日文化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专门设立子课题《少数民族节日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负责人:李松),做了系统调研。调研发现:

1.我国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少数民族节日在整体上得到了延续和弘扬,成为我国国家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2.少数民族面对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的冲击,缺乏文字记录、传承人口少、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少数民族节日消失的速度更快、异化的程度更大。

从国家节日文化建设的大局和长远目标来看,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待在观念校正、立场转换、制度设计、政策调整和具体政策实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1.在观念意识上,应提倡珍视多元文化价值;

2.在立场选择上,应变政府操办为政府服务和引导;

3.在制度设计上,应努力建构和完善包括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在内的国家节日体系;

4.在政策安排上,应坚决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统筹假日安排;

5.在政策执行上,应格外重视保护和传承节日资源,激发民众热情。

总之,在国家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大力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节日,努力做好如下工作:

1.将节日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作为服务基层、促进社会稳定、构建民族和谐的重要工作,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制度性日常工作。应做到只要有人民群众过节,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政府的服务性作为。节日服务内容要具体实在,结合政府部门其他帮助性工作,抓住节日的有力时机统筹协调,在各个方面为民服务。

2.加强民族节日文化研究,特别是与节日密切相关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逐渐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多元节日文化体系。坚持文化尊重原则,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认同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政府服务的主要前提性条件,逐渐改变地方政府将促进旅游、开发节日经济价值和提高地方知名度作为主要利益诉求等急功近利的做法。避免和禁止功利性、命令性、随意性的“打造”节日文化“工程”。

六、关注我国港澳台地区传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的情况

台湾地区作为我国的有机组成部分,1945年摆脱日本整整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又面临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节日受到政治化改造;1987年“解严”之后,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其对传统节日的传承既有深刻教训,也有成功经验,可资大陆参考借鉴。为此,本课题设立《关于台湾传统节日传承与变迁的考察报告(1945-2010)》(负责人:张士闪)。我们认为,作为祖国有机组成部分但与大陆情况存在显著区别的特殊地区,我们应密切关注我国港澳台地区传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的情况,真实了解、深入研究这些地区在传承、发展传统节日文化方面的历史轨迹、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向,汲取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以之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整体节日文化建设的有益参照。

七、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的海外传播情况

近年来,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为此,我们选择在海外影响最为广泛的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典型和代表,设立子课题《中国春节在海外调研报告》(负责人:景俊美)进行了初步调研。子课题理性而全面地从“春节在海外的现状聚焦”“春节在海外的原因透析”和“春节在海外的对策建言”几方面入手,重点总结春节在海外的传播现状,分析春节在海外传播的原因,试图得出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调研认为:

1.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传播,应该突出自我文化特色,挖掘其丰厚文化内涵,探索其独有的文化传播道路。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2

关键词:传统武术;论文;科研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6-00138-04

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cien tific Study Compared with Athletic Wushu

YING Juying

(Zhejiang Economic and Trade Polytechnic College, Hangzhou 3100 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505 papers on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1998 to 2007 are a nalyzed and contrasted in respect of the annual tendency of change, fields of re search and types of research.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y of papers o n both 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tends to be fluctuating and unbalanc 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Wushu is obviously lagged to the bas ic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at highlighting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achievingscientific skill and training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Wus hu; Emphasis on the media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eeking an appropriatecompetition system as well as descending traditional Wushu by school should befocuses of Wushu research.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 paper;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stu dy; analysis

新世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时展的强音,在体育领域,更多的学者 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上,特别是受西方体育影响较小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以来,武术界一些学者就开始涉猎有关传统武术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 传统武术,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路应该如何去走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成为武术科研的重点。众所周知,20世纪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在整个世界蓬勃发展 的一个世纪,传统的中国武术虽然与西方竞技体育具有迥然相异的文化特色,但是,这并不 妨碍从其发展轨迹之中寻找一些可以借鉴之处。武术领域,受西方体育影响较深的竞技武术 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本文将以竞技武术的科研 为参照物分析传统武术的科研现状,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从而寻找传统武术科研的方向与重 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在美国科学指标统计体系中,科技成果一般可分为三类:学术论文(以及专利)、用价值量表 达的成果和教育培训成果,其中学术论文(以及专利)为直接成果[1],据此,本文 对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的科研情况的比较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选取了自1998年1月 到2007年12月10 a间有关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文章。具体方法是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 ,在检索项“题名”栏中分别先后输入检索词“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采用精确匹配方式,在选择查询范围时采用中图分类法――总目录、 教育与科学、综合体育,共检索出有关传统武术的论文348篇,有关竞技武术的论文242篇, 共计630篇。对检索出的文章全部下载,并进行初审,剔除不属于学术论文的文献以及重复 性研究,筛选出符合本研究标准的武术论文505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对所收集的论文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纵向的时间轴对比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 的科研情况,以分析传统武术科研的发展趋向;通过横向的研究领域、科研性质对比竞技武 术与传统武术的科研情况,分别将二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类统计,旨在客观呈现当前二者的科 研状况。

1.2.2 数理统计 对收集的论文按不同标准分别进行分类,并进 行统计处理。

1.2.3 逻辑分析 对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论证。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10 a来有关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及走势对比近10 a有关传统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85篇,有关竞技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40篇,具体数量分布 见表1,总体趋势见图1、图2。

从表1和图1、图2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期刊论文基本逐步增加,从2004年开始急 剧增加,竞技武术的论文研究在2006年到达高峰,继而又快速回落。而传统武术研究则基本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可以反映出当今武术科研的总体趋势,即: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特色较浓的传统武术,半个世纪以来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的局面 将被打破,传统武术将再次取得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为促使作为未来武术发展主流的传统 武术能够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其目前的科研状况进行宏观分析,指出其成就与不足,从而 使更多的研究者整体把握其发展概况。

2.2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对比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论文按研究的主要侧重点进行分类,论文数量由高到低排列,具体 数量见表2、表3,主要分布见图3、图4。

由上可知,对两者的发展问题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说明整个武术的发展相对西方 体育仍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武术发展一直是关心民族武术的学者们倍加关注的焦点。另外 ,对于竞技武术研究,技战术训练研究高居之最,而对传统武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十分薄弱 ,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也是传统武术研究的重点。

2.3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科研性质对比分析按科研性质分类是各学科进行科研工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便于明确研究课题的性 质,把握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按研究课题的性质,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关于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认为,“基础研究这种科学活动的主 要目的在于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事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2]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是指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寻求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 法或途径的研究。[3]将所选武术论文按科研性质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数量如表4 ,分布如图5、图6。

由以上可知,有关竞技武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平衡,而传统武术的应用研 究明显滞后于基础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实质性发展。

3 讨 论

3.1 武术科研的重心开始转向传统武术研究,其中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由图1、图2中反映出来的传统武术研究逐年增多,竞技武术研究开始回落的趋势可知,传统 武术将逐步取代竞技武术在武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关于 传统武术的文化和发展研究。传统武术的发展研究成为焦点,是因为长期以来,传统武术一 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是因为社会 大环境的使然。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一败再败,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使很多人 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面对连续惨败的事实,处于极度自卑状态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妄自菲 薄的心理,力图将中国发展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西学。“西化”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的特征性标志。从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到的“砸烂孔家店”,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等等,西学的历史印迹无处不见,直到20世纪末,在很多 人心目中还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

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在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庞大民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源流有序、自成体系的上百个武术拳种逐渐付之东 流。从近代一直到今天,西方体育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奥运会――一个包含极少数东方体育 项目的体育盛会,一直左右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它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方体育,使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所措地发展。[4]我们的全运会基本以奥运会为指 针运转, 除武术之外没有一个民族体育项目,即使武术也做了大规模的精简,进行了近似完全西化式 的发展。作为武术一小部分竞技武术也一直在为进入奥运会而四处奔波祷告,一再削足适履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奥运会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世界性体育盛会, 是因为内外因都具备了。传统的中国武术之所以在20世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们 无深邃价值,而是因为没有促使其发展推广的外部条件。[5]当外部条件具备了, 自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1世纪,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20世纪 末,面对片面“西化”,强调“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以自然、和 谐、统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代表文化落后。正如于均 刚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述:“现代普遍流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仅适合经济领域 ,不适合文化领域”[6]。西方的强大有其先进制度的原因,也有其到处烧杀抢掠 而奠定了 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模式,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自 身固有的先进文化。“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 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统武术的发展真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从统计结果看,近年来关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比重最多,占到整个传统武术 研究的60%。其中,关于传统武术发展的研究之所以高踞传统武术研究之最,正因为武术界 众多学者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发展契机;这种契机正是因为东方文化的再次兴盛而致,所以有 关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仅次于发展研究,成为传统武术研究位居第二的研究热点。

3.2 传统武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 少,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比较而言,竞技武术论文中,基础研究略高于应用研究,比例相对持平,而传统武术论文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约为4:1,应用研究比重相对较少。应用研究的相对匮乏会使基 础研究始终停留在“认识世界”阶段,而不能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实际作用。只有加强传 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传统武术的具体实践问题,缩短传统武术科研的实践周期 ,加速传统武术科研的价值转化,加快传统武术的发展进程。

竞技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从运动员体能锻炼、教练员素养 、技战术训练、规则竞赛、以及产业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理论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其技战术研究仍然高居之最,这说明竞技武术研究已经逐步细化到深层。而传统 武术的研究极不均衡,其技术战术的研究仅占7%,与竞技武术技战术训练的论文比重65%相 比相差近10倍,近60%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发展研究上。“重文化研究,轻技术研究”成为当 前传统武术科研领域的普遍现象。

传统的武术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学者 的精辟论证已经将传统武术定位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另有些学者的研究仅限于低层 次的从文化到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种转换式的重复研究可能是受当前评职称过分要求论文数 量的影响,甚至部分文章毫无根据地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使本来还比较清晰的传统武术云 雾缭绕,令读者不知所云。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会增加读者 的阅读负担,而且给传统武术蒙上一层过于玄虚的外壳,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

在研究武术文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武术这个文化载体比较特殊,它毕竟是一门以 运动技术为表征的人体文化,其文化的发展传播绝不能脱离技术载体,只有逐步完善技术研 究,通过技术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面对众多西方体育的普及,传统武术庞 大的技术体系有待于系统化、科学化,只有寻求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体系,加强应 用领域的研究,才能切实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因此,文化热后,对传统武术研究在注重文 化研究的同时,更要落实到技术层面,传统武术技术才是传统武术得以推广的载体。

3.3 在巩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的同时,加强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为传统武术寻找切实 有效的途径,是今后武术科研的重点目前的传统武术科研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已有的文化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去粗存精,去伪存 真,并逐步过渡到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怎样的文化框架下进行传统武术的技术传承和传播, 使传统武术在传播过程中真正发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应该成为今后 研究的重点。例如,对于青少年应该选取怎样的技术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精神的作用;对于中年人应该通过哪类传统武术的哪类运动形式进行锻炼,才能使其通过锻 炼体会人生,在武术的和谐中寓对抗,对抗中求和谐的技术中感悟人生过程;对于老年人应 该以哪些内容为主,以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进行锻炼,才能真正起到健身养生、延年益寿的目 的。只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传统武术的发展才有实质性进展。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说得再天花乱坠,若没有人学,没有人练,那也是徒劳 。要使更多的人喜欢传统武术,首先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武术。在进行了上述技术的改革 研究后,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大力宣传,对传统武术发展会起到最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研 究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间,CCTV5对中国武术的关注程度极低,其所占份额还不足其总 量的1%,5年来对全国武术锦标赛的转播为0,作为普及教育的“跟我学”栏目对武术的传 播次数也为0。[7]凄凉的数字让我们震惊。人的观念要靠一种信息不断地、反复 地刺激人 的大脑才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对中国武术的遗忘和搁置,对西方体育的呵护和 热衷,将必然导致西方体育的中国盛行和中国武术的大众遗忘。[8]加强对相关的 传统的中国武术赛事的直播、转播,加强对武术教育价值的宣传,以进一步配合传承民族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当今媒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对于国家媒体和主流媒体。只 有让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武术,才真正使武术在当今的社会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比赛与规则方面的研究,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论文的比重为2%和19%,巨大的悬殊应该 与竞技武术特有的竞赛功能有关,但竞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传统武术的开展中同样必不 可少。比赛是拉动发展的最好方法,没有比赛,传统武术很难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其发展 自然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有关传统武术竞赛的实践已经展开,比如很多省市举 办的世界传统武术节,但是应该采用怎样的竞赛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竞赛仍然 基本采用竞技武术的竞赛方法,采用竞技武术套路的旧版本竞赛规则。如果按照这样的举办 方法进行下去,那么,随着比赛的逐步正规,参赛者水平的提高,这种竞赛将与现在的竞技 武术套路比赛无异,将无所谓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之分,而统统成为现代竞技武术。加 强传统武术的竞赛研究应该成为其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

在学校开展传统武术教学是传统武术普及的必由之路。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次原始 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载体。欧美的各种球类活动和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 跆拳道,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完成改造。传统武术历来追求的修德塑人的教育目标恰恰是 当今青少年学生所需。面对跆拳道在中国校园如火如荼地开展,传统武术诸多不可替代的价 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得以转化?寻求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切 实可行的推广模式,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 展观指导武术的实践发展,使武术的发展科学化、规范化,加强传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是真 正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统计结果及分析论证可知,武术科研的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传统武术研究,与社会大环 境相适应,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传统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是,传统武 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少,从而导致 其研究成果难以完成科研价值的实践转化,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

针对目前传统武术科研存在的问题,加强技术领域的改革,研究适合传统武术的比赛模式, 以学校为中介完成传统武术的传承,并充分利用媒体对其进行有力的宣传,使人们更好地了 解传统武术,应该成为今后传统武术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沈新尹.引文计量与基础研究成果评价[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6, 17(1):5-7.

[2] 刘大椿.科学活动论 互补方法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3] 郑旗.体育科研方法[M].北京:人们体育出版社,2006:19.

[4] 邱丕相,杨建营.从历史与现状探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J].体育学刊,2008 ,(2):89-84.

[5] 杨建营.对比奥运竞技体育谈中国武术体系的未来发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 5,(1):50-53,77.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3

牢记嘱托 积极作为

:阳明文化是贵州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如何挖掘和传承阳明文化,受到和贵州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是当前我省的一项重要课题。据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牵头成立的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正是对阳明文化研究与传播的进一步深化。

韩卉:2014年“两会”期间,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指出:“王阳明曾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创造出新的经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贵州阳明文化精神,根据指示,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由贵州师范大学牵头,依托贵阳孔学堂,整合海内外研究力量,成立了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为什么会考虑由贵州师大牵头成立?

韩卉:主要是考虑到贵州师大有着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早在1987年,在吴雁南先生的带领下,贵州师大主持召开了“全国王阳明学术讨论会”,开了新时期贵州有组织研究王阳明的先河。此后,张新民、刘宗碧、余怀彦等先生,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不断进行学术求索,积累了深厚的学术基础,营造了浓厚学术氛围,为今天乃至今后的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贵州师大2013年获批了两个一级学科文科博士点,实现了贵州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这对于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十分有利。

在筹建阳明文化研究院过程中,我们组织邀请省内外阳明学研究名家如浙江省社科院吴光、武汉大学郭齐勇、浙江大学董平、中山大学陈少明、贵州大学张新民、贵阳学院王晓昕、贵州省社科院王路平等多次参加论证,于2015年1月16日正式成立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

:研究院成立以来,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

韩卉:研究院成立以来,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入驻孔学堂开展学术研修活动。2015年3月31日,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和阳明文化传承与美德养成协同创新中心在贵阳孔学堂挂牌,并选派博士研究生导师和研究人员入驻孔学堂开展研修活动。双方全方位合作,优势互补,把孔学堂的环境、资源、政策优势与我校的学科和人才优势充分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贵阳孔学堂弘扬、传播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

成功申报一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和孔学堂重大项目。由我领衔的《阳明文化与现代国家治理研究》课题获批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我校校长李建军教授领衔的《阳明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获批2015年孔学堂招标课题重大项目;由贵州师大特聘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员兼职研究人员刘金才领衔申报的《日本阳明学经典著作译注与研究》获批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由我校罗筱霖教授领衔申报的《现代中华礼仪的研究与推广》获批2015年孔学堂招标课题重大项目。

开展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由贵阳学院教授、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晓昕领衔的专家团队在孔学堂研修园多次召开讨论会,对阳明后学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最后形成了10万字论证报告。

组织阳明文化研究课题招标。2014年以来,我们将阳明文化有关课题作为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基地课题面向全省公开招标,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刘宗碧教授《阳明先生集要三编(黔南本)点校》等13个项目获批立项。

理清思路 汇聚力量

:成立不到一年时间,研究院取得了良好开局,未来的发展定位是什么?

韩卉:我们提出了研究院未来的总体目标,力争用五至八年时间,把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基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性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成果产出高地,传播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

围绕总体目标,接下来将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成阳明文化文献资料中心。整合海内外相关研究力量,通过对王阳明原典文献、阳明后学文献与阳明文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汇编,以及域外阳明学的翻译等,将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建成阳明文化的文献资料中心。

二是建成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依托孔学堂,整合海内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资源,在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基础上,成为贵州省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三是打造阳明文化研究高地。协同贵州省阳明文化研究机构,积极争取海内外阳明文化研究者的加盟和支持,加强学术研究,形成以学者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高地。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以中国的视野探究中国。在学术研究上,拓展阳明学的研究视野,与国际学术对话。

四是建成文化传承智库。联合海内外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机构,共同打造“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智库”,为国家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提供智力支撑。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并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研究,将突破以往思路,引入社会视野。研究院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建设“中华传统文化传习实验区”,以实践行动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

:当前贵州阳明文化研究存在“山头”较多、力量分散等问题,打造阳明文化研究高地,需要破解这一道难题。

韩卉:我们将通过研究院这一平台,构建灵活的体制机制与学术建制,加大力度引进和培养阳明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军人才、研究团队和后备力量,形成一支数量足、结构优、有活力的研究队伍。创新机制,加强合作,整合校内、省内、国内乃至国际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分合有序的学术共同体。以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协作联动的原则,研究院将整合汇聚贵州大学、贵阳学院、孔学堂、修文阳明洞、阳明祠以及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人才、资源优势,建立健全动态、灵活的人才引进、管理、评价、激励、交流等机制体制。研究院拟实行固定与特聘结合的人才队伍建设模式,吸引海内外著名学者到研究院进行短期或长期访问,引导本院研究人员及驻院研究人员、访问学者等围绕某个主题分工协作、集体攻关。

深化研究 服务社会

:在深化阳明文化研究方面,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韩卉:一是阳明学文献资料整理研究。包括王阳明原典文献整理汇编;阳明后学经典文献整理汇编;与阳明文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收集整理汇编;阳明学文献及研究名著的翻译出版。

二是王阳明及阳明后学思想研究。包括王阳明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文学艺术思想等研究;阳明后学思想研究;王阳明思想与中国其他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王阳明思想与西方、东南亚等外国传统思想的比较研究。

三是阳明学与地方文化发展研究。从历史学、哲学、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等学科角度,研究阳明学在各地的传承发展,包括阳明学在中国各地的传承发展和在海外的传承发展,侧重研究阳明学在贵州的传承发展及对贵州文化的影响。

四是阳明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研究。包括阳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影响;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如阳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阳明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研究、阳明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阳明文化与旅游发展研究等,特别要在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问题研究方面重点探索。

:如何将阳明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韩卉:阳明文化研究成果要做到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研究院将建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实践基地”,组建阳明文化“传习团”,为贵州乃至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服务。目前已经启动了国培计划(2015)项目首期380名中小学教师“传统文化”培训工作。接下来,具体将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服务社会工作:

开展“教育传习”活动。举办“阳明文化专题讲座、论坛”,“中小学生暑期‘知行合一’夏令营”、“中华优秀经典名著诵读展演”等活动。

开启“社会良知工程”。开展社区,学校、乡村、企业“阳明文化”推广与践行活动;开展“阳明学与企业文化建设”“阳明学与公民伦理”等活动。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4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现代转型;传统文化;方法论意识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31-06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应注重其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努力捍卫和继承传统文化资源,反对割裂文化传统,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要立足当代,重新审视传统哲学的价值系统,用开放的眼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给予传统文化当代意识的批判。

一、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

上个世纪里,中国文化变迁走的是一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道路。这期间有过新儒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有过文化守旧、改良、革命三种主张并存的历史时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新旧交锋、文化嬗变的复杂图景。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气候与学术氛围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笔者把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划分为建国前、建国后30年(1949年-1978年)与改革开放后20年(1979年-2000年)三个阶段。

(一)20世纪前半叶,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更多地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民族精神的发掘与批判史研究范式

标志着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从此之后,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学术界既要发扬光大启蒙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又要不断反思与超越功利主义的现性与价值观念;既要抵制西方殖民入侵与文化霸权,又要学习与借鉴西方文化的理论成果与分析方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呈现出了既要回归历史深处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又要结合先进的西方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自我批判的研究范式。这个时期的新儒家们主张中国哲学史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继承史,是应该“接着讲”下去的;而包括一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革命的历史,应当以批判传统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意识为目标。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他们共同致力于民族精神的挖掘与重构、弘扬与超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是最早的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著作。胡适在该著作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运用,他主张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的发展史,“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展史。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写作的时间更早。虽然现在看来,该著作存在内容单薄、研究方法陈旧的问题,但它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具有开拓之功。

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这是他“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的结果。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给予他许多启示和激发”。他先后写成了《新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新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新世训》(上海,开明书店,1940)、《新原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新原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新知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这六部书形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正如他所说:“‘新理学’是‘接着’道学讲的。”。这套著作表明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传统研究模式上的方法论突破,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开始。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5

关键词:工业遗产;传统街区;复兴;再利用;模式

引 言

由近代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产业遗产与其他遗产相比,它既是一个城市里沉淀下来的历史产业文化精神,又是一个年轻的地域文化符号,似乎难以达到大众以往对遗产认可的基本条件。但是,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型期。当年的工业遗存是推动和记载时展的一些重要的社会和历史实证,如今在新型城镇化化进程中却面临着是生存还是消亡的考验。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1、研究背景

历史背景:城市旧城更新的速度加快,传统历史街区保护力度相对薄弱,保护体系也有待完善。城市发展正在改变其原真性的空间肌理和街巷格局,而传统街区在民众和政府部门疏于保护和管理的情形下逐渐走向衰落。

时代背景:我国现阶段处在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其中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从新的层面来解读是大力倡导历史文化保护理念的。遗留的工业构筑物和工业相关附属产物的类型多样,并且产生了一定的价值,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遇。

2、研究意义

本次研究对象是传统街区保护与复兴下的工业遗产开发与再利用,通过对国内外传统街区的保护与复兴以及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分析城市中工业遗产开发对传统街区保护与复兴的诸多方面影响,提出城市中工业遗产开发的措施和模式,以及提出对城市中传统街区的妥善保护与合理开发的建议。

二、研究内容

本此研究内容是基于城市复兴理论与工业遗产的改造做法及开发模式,针对目前我国传统街区保护与利用实际作为切入点,通过整体有效的途径将城市中工业遗产所涵盖的公共空间充分引入到传统街区的区域范畴,使得物化的具有建筑工程美学价值的工业遗产与非物化的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传统街区空间环境形成渗透与互动,从而实现传统街区内经济产业风貌、企业文化交流、建筑环境品质、社会情感、社区活力及公众意识形态的综合复兴。

三、国内外工业遗产保护案例研究

1、国外工业遗产保护再开况

国外工业遗产保护发源于工业革命最早的英国。19世纪中期工业遗产保护问题在英国开始引起重视。继而从19世纪末期产生了由“工业考古学”引发对工业遗产保护问题的关注。到了20世纪中期有关工业遗产的研究才正式出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得到了迅猛发展。

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研究历程中,包括欧洲理事会及1978年组成的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内的官方机构在特定时期分别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前者主要关注欧洲地区,后者则是一个关注世界性的工业遗产组织。正是在它们的领导和协调下,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研究取得了深远的发展。

一方面从研究涉及的集中区域看,国外工业遗产研究在欧洲、美洲(美国、加拿大)、大洋洲、亚洲(日本)均有发展。但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其中以英国工业遗产的研究成果最为卓著、数量也最多、内容也较丰富。

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内容看,国外工业遗产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工业遗产的管理及利用研究;二是对工业遗产保护必要性的研究;三是工业遗产与空间物质载体关系的研究。

2、国内研究情况与实践

(1)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工业遗产保护起步较晚,借鉴国外工业遗产保护的优秀经验,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的工业遗产保护进行了探索性尝试。并且涌现了一大批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文章及专著。2006举行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是“聚焦工业遗产”。与此同时,我国首届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无锡举行,会后正式颁布了我国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首部规范性文件―《无锡建议》。同年举行的“文化遗产日”前夕,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专门为遗产日撰写了“关注新型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保护”的长文。标志着我国工业遗产保护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我国一些工业起步早的城市也开始了工业遗产保护探索与实践。拉开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序幕。

(2)国内实践成果

①上海: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是在原上钢十厂内冷轧钢厂基础上,改建为公共艺术中心而来。上海市也确定对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江南造船厂进行保留,并结合世博会地区总体规划进行改造。上海在国内也是较早的建立了近代工业遗产保护的相关制度和法规。

②北京798艺术区:798以前是国内大型国有军工企业,现存的工业建筑、厂房,在规模、技术和建筑美学上都完整的保留了包豪斯的建筑艺术风格,其文化内涵和价值都极具代表性。

③无锡:无锡的工业遗产大都沿穿城而过的古运河两岸成带状布局,保留的工厂建筑大都为民国时期风格,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

考虑以上因素,总的来说国外工业化进程开展较早,在工业遗产开发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城市经济的持续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人们对历史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不断提高,我国在工业遗产开发中也卓有成效。但是目前仍处于尝试阶段,并逐渐过渡到探索我国现存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但是基于传统街区保护与复兴下的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再开发却与城市发展趋势背景下的联系较小,社会大众的认识程度和积极性也有待提高,在传统街区辐射下的工业遗产正面临着如何被城市有机融合的巨大难题。

四、基于传统街区下工业遗产再利用思维过程

1、保护――保持传统城市原真性

传统街区是城市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对传统街区从充分保护街区原真性的肌理出发。在不破坏传统街区风貌前提下,可进行各项设施的完善和小规模单元式开发。

2、发展――强化其功能在城市中的地位

工业遗产保护最终目的是为城市复兴服务的,它的再利用需要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需求与现代生活。

3、统一性――概念文化多样性的结合

为对抗全球化的“统一性”,人们不停寻找着各个领域的“多样性”,在与传统街区文化这一符号的结合和包容下,工业遗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更加承担了各种复杂矛盾社会机制的责任。

五、基于传统街区下工业遗产再利用几种范式

1、国外再利用范式

到目前为止,国外几乎所有的工业遗产都是通过开发再利用保存下来的,大致可以总结为:

①全新用途的再利用

②相关用途的再利用

③公共游憩开敞空间的再利用

2、国内再利用范式

近几年随着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在此我就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归纳出中国目前的几种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的模式。

(1)主题科教研发教育模式

主要是以博物馆、文化创意园、科技研发区的形式,展示一些传统或新生工艺生产过程,从中再现工业区的文化和历史,激发群众参与感与文化认同感。

(2)公共休闲娱乐购物模式

适当在工业旧址建造一些公众参与体验的游乐设施,在人流集中地段建立购物娱乐中心作为人们购物和休闲的场所,并与周边传统街区相融合,以其工业建筑风貌作为依托点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开发模式。并对城市其他功能区域产生有利辐射与影响。

(3)工业博览与度假旅游开发模式

将工业博览馆或者工业科技馆设置在传统街区内,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并举办有主题的工业博览会,结合传统街区民居、民宅以及当地风情旅游组合开发模式。

(4)综合开发模式

将工业旅游资源与周边其他非工业旅游资源如传统街区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组合,形成特色旅游线路。

结语:

在工业遗产的保护中,一方面要对旧工业区进行空间规划指引,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旧工业区的保护性再利用,活化城市内部功能,带动城市中的传统街区聚落,形成具有某些传统历史文化特色的产业空间地区。

传统街区保护与复兴大背景下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也同样面临着一些困境,大众缺乏工业遗产的概念、对传统街区文化的破坏、对两者之间固有特定风貌的轻视、政府部门缺乏重视、文物部门缺乏保护的力度等等,如何完整地又能对传统街区进行保护又能对工业遗产进行有效的再利用也是当前函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现代工业的工业遗产,可以依靠数字化技术,对工业遗址或者设备等进行全角度的展示,在不破坏当地传统街区固有历史风貌景观同时,还可以收录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数据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数据库,以便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研究,描绘出一副较为完整、丰富饱满的“工业发展蓝图”和“城市传统街区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l]陈国民.“关于我国工业遗产的界定”,《学习时报》,2007年1月22日第006版.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6

一、 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是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最为活跃的研究动向。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与研究课题。 在此不予赘述。 笔者认为, 当前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是以个案研究成果较多, 以往的研究多以单打独斗为主, 缺乏更加宏观性质的历史与田野互通性质的双视角研究, 或者说缺乏更为宏观、 深入的理论性思考。 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一书, 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关以傣族、 布朗族、阿昌族等为代表的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 是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术力作。 尤其他最近的研究 《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 该文已经涉及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深度理论性思考。 因为谈到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已经涉及到不但是研究对象的跨界研究, 同时也涉及到将民族音乐学研究置于当下的人文社科语境中进行思考的学科跨界的概念思维。 笔者认为, 这对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后现代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性指导意义。 此外, 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实录, 也是针对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宏观书写。 可以说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在推动跨界族群音乐的宏观性研究方面带来良好的启示作用。

其次,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海外 (音乐) 民族志 (文化志) 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于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同源 族 群 传 统 音 乐 文 化 的 共 性 与 个 性 的 比 较 研究,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则不完全属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范畴, 但是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应该属于海外 (音乐) 民族志书写的一个重要部分。 唯一不同的是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对两个不同政治语境中的同源族群的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而人类学界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更加强调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息性的综合性考察研究。 音乐只是作为其文化研究的某一部分进行观察。 只考察音乐的文化内涵, 对其艺术形态特征结构特征及其生成内因缺乏学术观照。 比如, 有人类学研究者针对美国瑶族展开的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 其实也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所关注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内容之一, 只不过某一个研究对象由于处于不同的学科思维视域中, 所以彼此的学科属性界定, 以及研究对象的侧重点则会有所区别。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属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所关注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因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包括中国境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 而 海外民族志 则是完全对处于他国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事象开展的全息性研究, 其研究内容有时候会涉及到跨越边境内的同源族群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国外音乐民族志 (文化志) 部分与人类学界所倡导的 海外民族志 研究之间有某些共性之处, 彼此之间产生很多交集。

第三,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涉及到国外

田野考察的部分, 很少像人类学界那样至少在国外呆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从事田野考察, 大部分学者的田野考察基本仅限于 田野式旅行,而不是真正的长期居住式、 体验式的田野考察,以至于造成对研究对象缺乏整体连贯性的田野思考以及对当地民俗文化语境的宏观把握, 进而造成 碎片性 个案性 的孤立思考。 所以,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基本上要求研究者在海外田野点呆上至少半年以上时间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文化内涵, 进而展开跨界性质的同源族群音乐的比较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观察某一跨界族群音乐在两种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音乐与其所处的政治、 社会、 文化、 习俗等综合语境之间互动背景下的当下结局 (主要是指当下的发展与变迁轨迹的考察研究)。

二、 后现代视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当下,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本质属性被遮蔽问题普遍存在。 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内, 若谈到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的学术研究, 很多学者都会绕开或者故意遮蔽其音乐文化的本质属性。 在西南族群的对歌仪式活动研究中很多与性俗音乐文化有关 , 如侗族的 行歌坐月 、 苗族的 游方 踩花山 串月亮, 以及青海、 甘肃区域内回族、 土族、 东乡族、 撒拉族、 保安族、 裕固族的花儿会、 剑川白族的 石宝山歌会 等民俗音乐活动都与性俗文化相伴随 , 而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则多强调其民俗 、 娱乐功能 , 主观上忽略了对其承载的性俗文化功能的全面深入的考量。因为 , 民族音乐学研究就是通过详细的田野考察工作挖掘音乐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层的 (文化)语法逻辑结构 , 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被遮蔽的音乐话语的主观建构 。 如杨沐的海南性俗音乐文化的系列研究, 是国内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性俗音乐文化的学术典范 , 因为以性俗音乐文化作为承载的社会意义的音乐活动尤其在西南族群中的苗族 、 侗族 、 布朗族 、 摩梭人等大有存在 。 如果我们将这些族群的民俗音乐活动的本质属性置于其原生性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 , 将会获得别样的更加立体丰满的文化解读 。 杨沐认为: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与其密切关联的女性主义 、 后女性主义 、 后殖民理论 、 社会性别理论和酷儿理论的目标之一 , 就是大力移除那些由主流话语所设置的避眼障 , 将公众和学术界的视线引向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现象 , 让人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和对其进行考察研究的必要性 。 所以 , 作者的这个研究范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性俗音乐文化的专题性具有启示性 、 示范性 、 指导性学术意义 。 此外 ,有关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族性问题 , 我们 的学者的 研究中还仍囿于本质 主 义的思维 ,并没有针对某些研究对象的族群边界问题进行反本质主义思考 。 比如 , 有些传统音乐的族群边界的划定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民族识别问题错误导致的 。 然而我们有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问题所在 , 在研究中还仍然坚持固定静 态的思维模 式 。 比如海南苗 族 、 湘西花瑶 、北川羌族 、 冀北满族等族群的传统音乐的族性界定就存在很多问题 。 又如 , 海南的苗族音乐与云南的蓝 靛瑶音乐 有很多相似之处 。 所以 ,笔者认为 ,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思维阶段 , 有一些研究问题与思路假如用本质主义思维无法解读的时候 , 我们是不是可以运用反本质主义思维对其进行解构性阐释 , 这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更加合理 , 接近真实的解决之道。

三、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不利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是中国音乐学界的 汉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其二是少数民族中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思想。 上述两种 中心论 思想都不利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的发展。首先, 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历史书写可以看出 , 中国历代王朝官方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受汉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观念深刻影响。 少数民族音乐史常被作为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文化的历史被边缘化。 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常常被视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 高文化 代表, 而少数民族音乐则被历代王朝将相、 达官贵人等士大夫阶层视为低级落后的蛮夷文化。 因此, 在历代的音乐文化史志的书写中, 作为蛮夷集团的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史料则很少被记录与撰写, 以致于出现长期的边缘化窘境。 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认为, 以汉文书写为载体的中国传统的 王朝正史 习惯于以中原帝国为中心的叙事, 多族群的边缘视角遭到长久的蔑视和忽略 。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中国音乐史的编撰中基本上都忽略了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 所以现存的几部中国音乐史编撰虽冠以 中国音乐通史, 但是基本就是一部汉族音乐史, 而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排除在外。 从目前的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现象看, 中国音乐史的书写中还是 将所 谓 的 中 国 音 乐 史 (实际是 汉族音乐史) 与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 分开来写, 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书写 ,这其实也体现出 汉族文化中心论 对于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截至目前, 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写作还没有考虑到将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作为统一的体例进行撰写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 当然, 也有各种特殊原因,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历史缺少相关的书写传统, 因为很多族群是有语言无文字的, 缺少以文字文本作为书写方式的文献史料, 所以在撰写起来参阅的相关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对较少。 当然也与写史者的族群身份、 学术观念有直接关系, 因为中国音乐史的书写基本是由汉族学者完成的, 缺乏由少数民族身份或参与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中, 这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其次, 某些少数民族学者的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在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不愿意看到与其族群音乐研究中别样的 (或创新性) 或 不和谐 的学术观点出现,否则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甚至排斥 非我族群身份 的音乐学学者研究他们自己的传统音乐。 比如在学位论文评审、 匿名评审中以及学术参会论文评审中横加阻止与干涉。 更有甚者,某些高校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或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硕士、 博士选题会以不惹麻烦为目的, 悄然避开某 民族 的研究。 同时在某些学会中, 个别多年学术不上进的 , 被学界边缘化的所谓 学者 骨子里的 大民族主义思想 烙印极其严重, 想法设法以各种方式边缘化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汉族学者, 此种不正常现象也值得我们学界引起重视与反思。 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与阻碍。 因为, 在中华民族这一和谐平等的共同体家族中, 任何族群身份的学者都有平等的研究权利参与到对他者文化的研究中。 因为只有多种族群身份的学者参与到这些族群传统音乐的研究中, 才能使其研究更具丰富与立体性。 所以, 只有坚决反对 大民族文化中心论 思想, 才能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呈现出费孝通所倡导的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的和谐共存、 多元一体的发展与繁荣局面。

四、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的 族群 与

民族 概念区分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存在将 民族 与族群 混为一谈的现象。 杨沐 《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 , 率先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介绍 族群 民族 的概念, 并进行了详细的辨析 。 杨沐是较早向中国民族音乐学界介绍有关族群 民族 之间的深层含义的学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在 《关于 民族 定义》 ,针对斯大林 民族 概念的界定 (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 共同心理素质) 产生的政治、 社会、 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对其 民族 界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可以看出, 民族 一词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也存在某些争议, 因其较强的政治性因素与 想象的共同体 社会建构论 等一系列说法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带来很多学术问题。 因为假如依据斯大林对 民族 概念的界定, 中国境内的很多族群就不是一 个 民族 , 而应 该 称 为某某人, 但是假如运用斯大林 民族 概念来界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难免会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瑶族有很多的支系, 每个支系之间在语言、 信仰、 音乐之间差别很大, 难道是一个 民族 吗? 因为按照斯大林 民族 特征的概念界定不应该属于一个 民族 , 因为语言 、 音乐 、民俗信仰等因素差别很大, 并不符合 民族 概念的界定特征, 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因此,假如用 族群 概念界定就更加确切与相对合理,因为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支系。 笔者认为, 这一问题意识目前已经在国内学界 (包括人类学界)引起重视,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 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时的 中央民族大学, 其当时的英文全拼应为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 由于受到 Nationalities (翻译为 民族) 一词具有政权与国家色彩的影响, 为了避免造成理解的歧义, 所以现在学校的英文全拼是中西结合的称谓, 即 Min zu University of China。 根据 《新英 文 辞 典 》 (New English Dictionary) 的 记 载 ,在 1908 年之前, 民族 的意义跟所谓族群单位几乎是重合的 , 不过之后则愈来愈强调民族作为一政治实体独立主权的涵义。 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通认为: 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民族 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是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 时而因成立新民族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 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这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其次, 族群 概念的界定可以真正体现某一传统音乐共有的文化与生物学特征, 它更强调文化的趋同性, 而不是 民族 一词所强调的政治色彩。 约翰哈钦森和安东尼史密斯也强调一个族群共同的文化与生物特征, 还有它们介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 中型 规模。 他们用 6 个理想型的特征来描述 族群: 1) 共同的固有名称,能够识别并表达共同体的 本质 2) 共同祖先的神话, 包括时间、 地点上共同起源的神话, 赋予一个族群想象上的亲缘关系、 即一种 超级家庭 (这个家庭的模型对 民族国家 也是有效的); 3) 共同的历史记忆, 最好是对一个共同过去 (包括英雄、 事件、 纪念仪式) 的共同记忆;4) 一种或多种共同文化的要素, 这些要素不是精确规定的, 但通常包括宗教、 习俗或语言; 5)与家乡的联系 , 它不一定是一个族群的物理区域, 而是它与祖先土地的象征性联系, 就像离散的犹太人一样; 6) 一种团结感, 起码是一个族群中几部分的人口都有这种感觉。民族音乐学研究运用 族群 这一概念表述, 可以更加恰当合理地表述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问题, 也有助于反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认同的变迁进行动态的考察。 比如当下在激烈的社会资源竞争背景下,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问题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之一。 因为, 族群 在当下多元化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 为了某种社会现实利益的考量, 有时候族群身份是可以动态变化的 , 是一个不断的因时代不同而持续的建构物。 如杨沐认为: ethnic group 应是一种人为的东西, 是人工的产物, 但这种 人为 指的并不是官方或学术界的划分, 而是该人民群体与其他人民双向与多向的 接触 、 交流 与 互 动 的 结 果 。Ethnic group 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 它是流动性的、 条件性的, 其成员可能流动、 交换, 身份亦可能改变。假如运用 民族 一词的称谓来界定音乐文化, 则明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背景下的主观建构论的影响。 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一个 民族 下面其实分为很多支系 (族群 ),彼此之间在音乐文化、 语言、 信仰、 历史等方面差异很大, 我们很难用 民族 一词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当下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 (包括人类学) 中, 已经有很多学者开始将 族群 概念应用到自己的学科研究中。 如 2011 年 9 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 , 已经开始尝试运用 族群 一词来表述中国的跨界民族音乐研究。 这体现了中国民族音乐学界在面对西方人类学影响下所做出的敏锐的学术反应力与洞察力。

五、 音乐民族志 与 音乐文化志 概念辨析

目前中国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有学者主张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的概念来界定田野文本的书写 。 笔者比较赞同上述观点, 因为 音乐文化志 是为当下文化涵化引起的族性边界 (族性标识) 相对模糊、 中性化的语境下的概念表述, 而 音乐民族志 概念的称谓是为了描述某一个族群、 部落、 无文字族群的民俗音乐文化, 以及非欧洲传统音乐文化的目的,尤其强调音乐的族性边界问题。 而当下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扩展, 尤其是流行音乐文化 , 现代化环境中传统与流行音乐文化的拼贴 , 造成音乐的边界消失 。 假如用 音乐民族志 来描述与阐释已经不符合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 所以用 音乐文化志 来表述当下音乐的表演活动则更能体现民族音乐学的音乐与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本质属性。 同时针对上述问题, 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认为 以往民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 文化 缺失, 即缺乏对 文化 之信息 本质的理解, 因而在面对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中表现乏力甚至失语。 如杨沐 《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 60 年》, 用 当代海南的音乐文化志 作为田野文本的概念表述, 笔者认为是有其深厚的用意的, 他开始向国内民族音乐学界倡导用 音乐文化志 的文本书写概念取代 音乐民族志 的学术用意。 与此同时, 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 比如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的专著 《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 开始尝试用 音乐文化志 的概念展开对布朗族人生礼仪音乐的文化表述与深度理论阐释。 笔者的 《河北广宗醮仪音乐文化志以前魏村为考察个案》 一文, 也是运用 音乐文化志 这一概念对河北邢台道教仪式音乐给予的个案描述。 笔者认为运用 音乐文化志 代替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可以更加充分恰当地理解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音乐与文化语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研究, 更加体现出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研究主旨。 而运用 音乐民族志 这一概念表述不能充分表达学科的研究特性, 同时也陷入了当下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界在有关 民族 一词的概念争议的陷阱, 因为 民族 一词 带有很强 的 政 治 性 色 彩 , 是一 个想象的共同体, 而 文化 一词的表述更加适合民族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 对于文化语境的考察研究表述, 无论从字面到内涵都与学科的研究特性相吻合。

六、 民俗仪式性与表演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审美问题的思考

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 笔者认为, 原生性民俗语境中的少数民族音乐更加强调其文化象征功能的考察, 相对淡化其审美功能的关注。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其自然性的原生语境中其审美功能常常被淡化, 多强调其民俗文化 (如仪式功能的有效性问题)。 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生成语境与其特定的民俗、 信仰等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早期的生发因素并不是以审美娱乐为主的音乐行为的产生, 而是主要以祀神、 礼乐功能作为存在的方式。 因为结合原生性民俗语境来审视与观照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象征功能时, 主要强调其仪式性、 有效性问题, 而不是主要看重其审美娱乐性,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仪式行为, 比如民间喜庆类型的民俗仪式, 首要的还是重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而不是以审美为主。 如少数民族民俗仪式还愿中, 执仪者一般不会随便在仪式环节之外唱与仪式相关内容的曲调, 包括吹奏各种乐器。因为他们更强调仪式的有效性, 假如在仪式之外发出各种与仪式有关的音声会招惹鬼神, 带来不吉利。

其次, 舞台化表演性语境中重审美性, 淡化有效性。 随着现代化、 城市化、 流行文化等进程的越发加剧, 一些少数民族民俗仪式音乐, 逐渐进入了舞台化展演阶段。 比如民俗旅游村性质的地方民俗文化展演。 这种形式的传统音乐一旦脱离其原生语境经过包装后进入到具有商业性质的舞台化展演中, 首先要强调其仪式音乐的审美、娱乐 、 受众功能 , 而淡化其民俗象征功能的观照 。 因为传统仪式音乐 表演 语境发生了变化, 由原生性的生成语境转向舞台化的表演语境中, 所以, 这里更加强调其审美娱乐功能, 而淡化其仪式音乐的有效性。 比如当下很多高校举办的 非遗 进校园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将少数民族的婚礼仪式音乐邀请到高校音乐厅进行展演。 将其进行系列包装与 扮演 后, 在音乐厅场景中进行展演, 无形中增加民俗仪式音乐的审美性氛围, 而其仪式所依附的原生语境不复存在, 更不要说强调其有效性问题了, 完全是一个空洞所指的仪式文化符号的 失语境 化呈现。比如 2016 年 9 月在北京智化寺举办的 京津冀古乐交流展演暨第七届智化寺音乐文化节 中,有媒体将其活动界定为 户外音乐节 。 对此 ,笔者认为, 将这些礼 (俗) 乐在智化寺 (宗教仪式场域) 的 展演 定义为 户外音乐节 值得深思。 看来城市化语境下的宗教与民俗礼乐的仪式象征功能正在被当下娱乐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所遮蔽, 并导致其原生性的文化隐喻渐行渐远。 所以, 现在很多地方打造的民俗旅游村中民俗仪式音乐展演, 其实就是经过精心包装后的强调以重审美为主的地方民俗文化展示, 虽然有一定的仪式感, 但是因为也是一种模仿、 扮演, 所以不具有仪式的有效性, 因为其 表演 语境发生了改变。

七、 亟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当下, 区域音乐研究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动向, 而且初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首先, 中国音乐学院与地方 (如广州、襄阳) 院校合作举办了几次有关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性质的学术探讨会。 其次, 近两届的中国传统音乐年会上都有区域性音乐文化专题研讨, 如第十九届年会上的 北方草原音乐文化专题研究,等等。 可以说, 上述学术活动对于推动与促进我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在具体的学术实践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张伯瑜、 格桑曲杰、 芬兰的皮尔克莫伊莎拉三位教授合作完成的 《环喜马拉雅山音乐文化研究》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的力作。 内容涉及到喜马拉雅山山脉周边国家内的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如中国境内的藏族、 门巴族、 珞巴族、 夏尔巴人、 僜人音乐以及不丹、 尼泊尔、 锡金等国的传统音乐研究。 该研究就是要打破国界限制, 将喜马拉雅山区域内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置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发展语境中进行观照与审视,可以说是第一部比较系统性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成果。 然而结合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 有关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多集中于对传统音乐的共时性考察较多, 缺少对区域内 (跨界) 族群之间音乐的历时性研究。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杨民康的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一书, 已经涉及到将西南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史料与田野本文结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 针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内的族群传统音乐的发展变迁轨迹, 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 可以说作者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历史学视野下的区域性音乐文化研究 , 并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性。 因此, 大力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系列研究, 有助于丰富与弥补当下停滞不前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整体研究。 所以, 当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继续加强单个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深入研究, 而且要结合历史人类学、 考古学、 文献学、 民族史等跨学科的理论视界, 开展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梳理与总结。 随着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逐步拓展, 在不断借鉴历史人类学研究理论的基础上, 展开对相同文化圈区域内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势在必行。 有必要结合历史与田野的双向互动进行文献挖掘与梳理 , 以及走向 历史的田野 的考察研究。 比如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或称为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实就是典型的区域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据历史文献考证, 作为历代王朝对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书写, 基本是以蛮 作为统称, 早期的 蛮 是包括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 土家族等西南族群的总称, 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为了逃避历代王朝的统治, 这些 蛮 部落纷纷到处迁徙, 在与地方土著文化的涵化过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语言民俗文化近似但又极具个性的不同族群, 以至于形成了不同语言支系的南方族群传统音乐文化, 当然他们之间最为重要的区别是民俗信仰语境下导致的文化差异巨大。 比如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圈、 伊斯兰教音乐文化圈、 萨满教音乐文化圈、 西南少数民族道教音乐文化圈、藏彝走廊音乐文化圈, 等等, 这些族群的区域音乐文化史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 ,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音乐通史、 以族群为单位的音乐史的研究方面, 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研究方面还尚属空白, 虽有学者已经开展相关研究, 但是研究步履十分艰难, 目前还没有看到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出现。 因此, 亟待结合语言学、 文献学、 考古学、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展开对同一文化圈之内的的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音乐文化史的考察研究。 因此, 我们要逐步打破族群边界的限制, 大力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充分结合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共性特点, 结合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理念, 将历史与田野之间相互贯通, 这不但有益于充分挖掘少数民族音乐表象背后的历史史料的真实性, 具有实际意义, 同时, 对于观照与审视当下田野现场资料信息的准确性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同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与田野中的 历史史料 与 历史事实 之间的差异性原因是由哪些深层因素导致, 以及对于甄别 历史史料 有选择的历史书写的背后因素是什么。

其次 , 开展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研究, 有助于重新梳理与总结某一文化区域内的跨族群音乐文化之间在过往的政治、 社会、 历史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的轨迹。 比如,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族群音乐文化史的发展变迁轨迹确实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 的历史事实。 比如藏族、 彝族、走廊区域内的藏族、 彝族、 羌族等主体民族与其支系音乐文化之间具有很多的相似性特点。 还比如南岭走廊区域内的苗族、 瑶族、 壮族、 侗族等族群的民俗文化历史, 在宋代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輦輮訛, 以及周去非 《岭外代答》 輦輯訛历史文献的记载中, 我们很难分清他们之间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基本上都是汉族 (中原文化) 为中心对边缘族群的蔑称 (蠻 蛮 等)。 尤其是自汉代以来的各种王朝历史的书写中基本上都带有一种从中心看边缘的价值思维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统称 , 即 南蛮 北狄 西戎 东夷。 但是, 结合各个区域性的族群发展历史可以看出, 上述几种带有蔑称的统称其实也隐喻了其所包含的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之间多多少少还存在一些共性关系。 比如南传佛教文化区域内的傣族、 布朗族、 德昂族、 阿昌族、 佤族传统音乐文化史 , 东北萨满文化区域内的鄂伦春族、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等族群音乐文化史, 以及西北伊斯兰文化区域内的以 花儿 为载体的土族、 东乡族、 保安族、 回族、 撒拉族等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等等。 总之, 区域性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史的研究不但要打破族群边界带来的主观限制, 同时也要消除国界之间的限制开展区域性的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因为, 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属于跨界族群, 他们虽然居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里, 但是其民俗、 历史、文化之间具有共性特点, 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使他们分居在两个不同的政治语境中, 但是其文化的历史往来十分密切。 因此, 我们有必要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载体, 开展不受国界限制的区域性族群音乐文化史的研究。 其意义不但有助于观照某一区域性族群传统音乐文化发展历史之间的共性特征, 同时对于促进边疆跨界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增强彼此间的文化认同, 以及维护边疆社会、 政治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