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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土地政策的演变范文1
【关键词】历史课 分析与综合能力 途径
所谓分析，就是“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从整体事物的个别方面研究事物本质的方法。客观事物是复杂矛盾的统一体，组成这个统一体的各个部分本来是相互联结的。为了认识该事物，就必须把各个部分暂时地分解开来，分别地加以认识，从多方面和多种现象中发现构成该事物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所谓综合，就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把认识对象的各个部分，按其内在的联系有机地联合为一个整体。
分析与综合能力是历史课学习中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概念必不可少的基本的思维方法，也是其他历史思维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要培养学生历史课的分析与综合能力，一般有以下诸种方法与思维操作。
一、综合分析综合法
这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将历史概念分解为若干历史要素，进行分析综合的方法。分析，一般来说，历史人物概念分解为国籍、时代、称谓、主要活动、评价诸要素；历史事件概念和历史现象概念分解为背景 、时间、地点（地域）、主体、经过（主要表现）、评价诸要素；历史制度（著作、文献）概念分解为背景、 制定者（机构）、主要内容、评价诸要素；历史物品概念分解为时间、特点（用途）、评价诸要素。将历史概念进行分类并解剖它们的构成要素，在分析中的意义在于为把整体分为局部铺路搭桥，以使分析更为全面。如对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进行分析，首先将其分解为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生产组织形式等历史要素。综合，要围绕分析所探求的本质内涵，根据其各个要素之间固有的并列或包容、因果、矛盾等诸种联系，将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例如，对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诸要素的综合，应围绕着其本质——雇佣关系：14、15世纪时，欧洲工农业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 ，导致了各具特色的工农业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罗伦萨萌生。其产生的途径是行会手工业者在商品生产竞争中的分化、包买商控制小商品生产者。在工业中的组织形式经历了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两个阶段。在上述综合中，原因是层层递进的因果关系，产生的途径与生产组织形式是并列关系，而二者与原因又存在因果关系。
二、定量定性分析综合法
所谓定量分析综合，就是根据某种历史现象或组成该现象的各种因素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数量多寡及其相互关系，以确定这种现象的本质属性。定量分析综合法主要应用在与数量相关的史实上。运用这种方法，首先要根据资料提供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然后通过分析从中找出发展变化的趋势；最后把变化的趋势和整个历史时代联系起来，找出造成这种数量变化趋势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做出定性的结论。例如，对19世纪3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及各项统计数字进行分析综合，就可以得出：3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官僚资本发展迅速，民族工业日益萎缩的结论。定量分析综合法是认识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但它必须和定性分析综合法相结合。
三、定性分析综合法
所谓定性分析综合法，就是经过综合的分析和解释后，确定历史现象的性质和属性。它不仅可以和定量分析综合法同时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例如，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原因、内容、结果、影响等诸因素进行分析综合，就能定论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在使用定性分析综合时，常常应用一定的历史理论。例如，根据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的理论，在对诸历史因素进行分析后，就可以确定俄国1905 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四、因果分析综合法
这是从原因与结果的辩证关系的角度研究历史的方法。因果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原因在先 ，结果在后，而且有制约关系。因果关系是历史演变本身的一种内在关系。因果分析综合法要求找出引起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进而找出其规律性和必然性。因果联系是辩证的、复杂的、多样的。从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看 ，可以分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同因异果、异因同果。因果分析综合法普遍地运用于对历史概念、历史发展线索、历史发展阶段的学习中。对历史发展线索的分析综合中，应特别注意因果关系的系列化和连续化。例如，因为雅各宾派制定并实施了彻底的土地政策，结果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法国大革命彻底性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是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后来成为阻碍法国工业革命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到了19世纪末，又成为造成法国落后于美、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矛盾分析综合法
这是既有对矛盾的分析又有对矛盾综合的辩证认识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要对事物的各个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通过分析，了解有哪些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有哪些特征，其中哪些矛盾或矛盾方面占有主要地位，而且在分析的同时，还必须对事物的矛盾进行综合，即了解各个矛盾之间以及矛盾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矛盾分析综合法主要运用于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历史发展线索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学习上。为了避免简单重复，运用矛盾 分析综合法时，应特别侧重于主要矛盾的变化上。例如，对凡尔赛体系演变的认识。该体系形成中，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两类矛盾。法德矛盾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主要矛盾；英法矛盾是战胜国之间争夺欧洲大陆霸权的主要矛盾。在战后初期，两对矛盾中以战胜国英法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而英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无论是结盟防德和结盟围德，还是在赔款和欧洲安全问题上，法国都处于被动地位。其结果是法国的大陆霸权受到严重打击，英国的均势政策获得胜利。受主要矛盾斗争的制约，在法德矛盾中，德国是渔翁得利。而到了30年代，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德国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法西斯势力与资本主义民主势力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凡尔赛体系也就瓦解了。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析综合，建立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性质史实归纳的基础之上。
近代土地政策的演变范文2
关键词：多样性；宗教园林；造园文化；昆明市
宗教园林堪称庞大的园林分支，它既包括佛寺道观、伊斯兰园林，还包含供奉各类神灵、历代圣贤的纪念性祠堂在内，创造性地将寺庙建筑、宗教景观与自然山水完美有序结合。研究中发现，昆明地区宗教园林在整个造园活动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期发展的诸多园林类型多是依托在宗教园林的基础上衍变而来的。无论从发展历史、文化渊源角度，还是从其地域特点、造园要素上讲，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1 昆明地区自然地理概况
昆明位于云南省中部，东经103°40′，北纬26°22′。属北亚热带气候，地处云贵高原，总体地势北部高，南部低，山脉多成近南北走向。以湖盆岩溶高原地貌形态为主，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2800m之间。城区坐落于滇池坝子，市中心海拔1891m，三面环山，南临滇池，河流纵横。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四季以西南风向为主，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全年平均气温15℃左右，年均日照约2250小时，年均降雨量约1035mm，无霜期240天以上。鲜花四季，草木常青，享有“春城”美誉。早期的诗歌描述其特点为：“昆明腊月可无裘，三伏轻棉汗不留，梅绽隆冬香放满，柳舒新岁叶将稠” [1]。
2 多元文化分析
云南地区文化是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多元文化群体，正是这种文化特色，为昆明地区宗教园林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2.1 早期文化对环境开发的启蒙
几万年以前，滇池流域就已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西周时期，这里生活有叟族和傣僮族的“蒲”、“僚”部落人民，先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劳作、栖息。自然经济类型下的游牧、定居生活使他们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与自然达成了和谐共荣的生产生活状态。
2.2 复合性文化产生自然审美观
云南自古便以境内多元的民族构成著称，不同种族在斗争融合下共同发展，奠定了复合性文化萌生的摇篮。春秋末年至东汉初，以滇池流域及抚仙湖至星云湖之间为中心向辐射的滇国疆域，表现为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古滇文化”，当时滇人使用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均由青铜打制，一些器物上还刻有精美的装饰性图案，题材均取自于自然及生活场景，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体现了先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程度。
随后在一系列文化形式的演变下，本土基因和四方文化充分交流融合。特别是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发展，在云南文化中举足轻重。宽松的对外政策使得本地文化与外来印缅东南亚文化及吐蕃文化、土著文化紧密结合，复合性文化应运而生[2]。精神文化的多元复合造就了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表现在诗文绘画、建筑雕刻及民间文学创作当中，城南东西寺塔，禄劝县密达拉村三台山石刻、安宁城东大小桃花村毗连的洛阳山法华寺石窟等均为南诏、大理国时代兴建，其造型优美，雕刻技术精湛，无论是从建筑结构还是艺术构造上看，都带有典型的中原汉式风格及异域宗教色彩，反映了当时云南与各地文化之间的交流。寺庙石窟经幢、石刻雕像、壁画等宗教建筑元素的创造应用，无形地推广了寺庙宗教文化，对于社会后期自然观乃至宗教园林审美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2.3 元代以来继续深化造园理念
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继续保持前期态势，在多样的格局中发展。1276年，云南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成为行省，相应的昆明成为云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元、明之际的战争加之朱元璋推行的屯田制度，加快了中原文化在昆明地区的传播及深入程度，汉文化开始在地方文化中占据主导位置。
明代伴随着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科举制度推行正常化，造成儒学思潮社会习尚，到后期，儒家文化已高度发展，催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群体，这些名儒恪守礼学，饱读诗书，涌现了大批的诗文词话。如嘉靖年间诗人、学者杨慎，时与本地文人唱和于山水之间，写下了不少咏叹昆明名川大山的诗文。同时他们积极地把对山水文化的认识纳入到营造宗教园林的氛围当中，在妙高寺与涌泉寺的开发上，充分利用山地周围的清泉、瀑布景观，将其充分纳入到寺庙建设之中。将经营寺塔与自然景观开发相结合，标志着宗教园林开始走向世俗化。
明末清初年间，战乱使得内地大量文人涌向昆明，包括一批贬谪人士，他们隐逸山林，礼佛养性，在与禅僧长期接触，相互影响下，文学艺术才华得到充分发挥，诗文题材、书法创作被大量地引入到宗教园林的楹联牌匾、造像题记中，为园林文化表现技法、意境的创造与形成注入了深厚的理念。大观楼长联便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孙鬓的百字长联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被称为旷古巨作。
3 昆明宗教园林的演化发展
宗教园林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是多元对其产生的影响，宗教文化始终贯穿于昆明地区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信仰就已形成，并且其崇拜对象多种多样，特别是在农耕、畜牧文化的影响下，古人对自然天然有一种敬畏、崇拜之情，因此祭拜天地、祖先被教化成一种风俗习惯，已然成为全民信仰，意识形态根深蒂固。随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渐而形成了多教并存、各主其责的民族宗教环境。少数民族自由，各派教民和睦相处，显现出昆明古城宗教领域的多元化和开放性。
昆明地区寺庙发轫于汉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益州郡滇池县的黑水祠（即今昆明黑龙潭），便是先民为祭祀主管水的神衹而建[3]。南诏大理国时期，在多元文化的影响渗透下，佛、道、儒教迅速发展，昆明地区寺观园林相继出现，陆续建成了法华寺、补陀罗寺、常乐寺、东西寺塔、曹溪寺、地藏寺等寺庙塔窟。除道教、佛教寺观外，元代伊斯兰教也大规模地传入，在昆明当地修建了许多清真寺院。
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及君王、地方政府的推崇，宗教虽然传入较晚，但兴盛颇快。元代昆明部分地区水患严重，当地政府、居民亦通过修建祠庙的方式来祭祀神灵，震慑蛟龙。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各类宗教迅速在昆明地区发展，明清期间，寺庙兴建愈演愈烈，士大夫施石桥的曾孙甚至将其宅园捐出建寺。除新建佛寺外，亦对旧式佛寺重修重建，再次促成了宗教寺庙发展的。这一时期寺庙布局形式已趋于定式，多为与民居结构相似的合院式寺院形态。各宗教派系也仿造佛教禅院以群体化布局，并且寺院内部的审美倾向性逐渐取代原有的宗教实用性，向风景化发展，统治者纷纷选择在自然风景区中建寺，形成了兼具游览观赏功能的宗教活动场所。
为迎合当地传统文化，吸引民众参与，这一时期寺庙园林具有了更为复杂的功能，寺庙内除了讲经传教外，还定期举办游俗、集会贸易活动，如春节期间真庆观举行的庙会、法事活动，二月十九官渡举行的土主庙会等，年节庆典的引入使其更加深入民心。
清代在社会环境的促成下，宗教园林一改单一的宗派寺院形态，形成以二教并祀或三教合一的形式布局[4]。调查发现，大部分寺庙同时供奉有孔子、佛、道教诸神，譬如圆通寺内的建筑、碑刻造像就兼有佛、道2种宗教特色，筇竹寺中除在大殿内供奉佛像雕塑外，殿后亦立有关羽、关平等民居塑像造型。在总布局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寺院内部通常根据自身宗教派别及功能环境的需要，对部分殿堂布局加以调整。宗教种类的增多对昆明地区园林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不同的信仰文化相互协调下，艺术表现上愈发全面综合，仅以兴国寺彩塑分析，大殿内就同时塑有送子观音像、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百尊道教神仙、佛教菩萨星罗棋布。各宗教元素并置在同一空间，可见其强大的包容性。
清末民初年间，受到西方造园文化影响，昆明地区对一些寺庙园林进行改建、扩建，最终形成了大众性质的城市公园。自1919～1958年，先后改建了黑龙潭公园、西山森林公园、圆通寺公园、昙华寺公园等[5]。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城市公园也在园林工艺和技术的成熟发展下，范围日趋扩大，同时在园林的内容、功能和艺术表现形式上有所拓展，呈现出一派可喜的繁荣景象。
4 昆明地区宗教园林造园文化
4.1 场地空间分析
由于承载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佛寺道观多择胜而立，场地处理上也更为注意顺应自然之势，因地制宜、因山就势。在空间布局上尽可能保持宗教空间的中心领域地位，以便形成均衡对称、有序的内部空间秩序。在地形上往往没有严格要求，通过各种组合方式灵活布局轴线，巧妙分割园林群体空间，比如龙门石窟，拔起于悬崖峭壁，沿山体塑造景观，建成9层11阁危崖式建筑群，突破了宗教寺院中建筑物相对集中的格局，群体组合疏密有致，与自然环境充分融合。圆通寺更是别开生面地于水中建寺，在布局上也一反常规，结合地势前高后低，初入“圆通胜境”坊即可俯瞰全寺，气势恢宏。
4.2 园林建筑特色
随着各式寺院及道观的广泛兴建，先进的建筑工艺技术在南北工匠间流传，建筑形式在民族宗教文化与汉式建筑文化的杂糅下趋于地方化。宗教建筑中大殿多采用单檐或重檐式歇山顶，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架，砖墙琉璃瓦。另外，本地清真寺建筑也是在汉式传统合院式布局和土木结构的基础上，加入了以圆顶、尖塔为象征的阿拉伯清真寺外观建筑风格，出现了庭园化的转变，譬如顺城清真寺、金牛寺等，因殿内无偶像供奉，空间较为灵活，庭院组织周详，莳花栽木，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伊斯兰教地方建筑。
与此同时，一些寺院在群体布局上也突破了中原地区传统制式。例如在寺院方位选择上，传统格局基本是按照中轴线走向坐北朝南，而昆明的寺院布局则较为灵活，除了多数仍遵循坐北面南格局外，其余各种方位的布置都有。如坐西向东的华亭寺，坐南向北的法定寺，坐东向西的昙华寺等等。建筑在布局中亦未完全模仿旧式式样，而是采用了诸多创新手法，塔式建筑的一些细部构造中也区别于汉式作法。比如在东、西寺和官渡的妙谌寺塔顶上均放置金翅鸟，便是由于本地多山易酿水患，因此以金鸡来降龙，防止自然灾害。此外，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有所调整，金殿的建造完全采用金属铜铸，工匠们大胆有益的设计使得昆明地区的宗教寺院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4.3 园林植物及材料应用
宗教园林中多就地取材，选用朴素灵活的地方性材料，植物栽植方面，由于昆明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无疑为园林的相地选址、空间营造、植物选取增添了更多种可能。首先以地带性乡土植物为主要构景题材[6]，如云南山茶、杜鹃、玉兰、滇朴、松柏类等。外部环境以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自然植物群落为主，内部庭院点缀古树名木，并将乔木以群植、丛植、孤植手法搭配在各种香花类或观果类的植物类型之中。自然式的种植设计将植物体态掩映于建筑物当中，植物隐喻的气节品质寓于空间序列之中。其次，每一寺庙都被赋有特殊的景观特色，如太华寺以银杏、玉兰造景，龙泉观以古梅应景，因由昙花得名的昙华寺，曾以茶花、兰花的培植而盛名远扬。
4.4 小品及意境分析
设计中侧重于融入历史空间，宗教传播者在营建过程中为招揽信徒，在园林中增添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物景观，如石刻、石窟艺术以及罗汉群雕等，景点的构成还包括一些有趣的民间神话传说，为寺庙赋予了一道神秘色彩。比如现太和宫内照壁上的“鹦鹉春深”的题字，便源于鸣凤山间有凤凰鸣晓这一传说，当时也被誉为滇中胜景。
楹联匾额、碑刻诗文等历史元素的引入，更是以多层次的审美角度，为赏园者构造了一种仿与古人同游的乐趣。宗教园林借古明真，寓意深远，这种虚实相济，心景交融的理景手法，也为宗教园林增添了更多感官之外的体验，颇具艺术性。
综上，昆明地区宗教寺院在多源并流的文化传统影响下，以其特殊的场所环境及世人虚怀若谷、广泛接纳的博大包容胸怀，映射出一个朴实淡雅、自然含蓄、诗意栖居的地域园林文化，赏园过后，不得不使我们赞叹先人不受派别羁束、勇于追求美的自然精神，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昆明宗教园林高超的造园水平。
宗教园林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它在悠久的历史下必然蕴藏着许多文化、艺术方面的价值，作为民族地区遗留下来的特殊地域文化，值得后人去珍惜和研究。宗教园林文化应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传承，在保护传承中（下转第77页）（上接第61页）开发。当下盛行的景观旅游开发中，许多细节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比如宗教园林空间的整体场所精神，应当基于它的自身特色进行配套设施设计与管理，景观建设中要顺应空间“生长”的需要，充分考虑预留生长空间，因势利导。在设计中，运用已有评价度高的地方性园林植物材料，并定期开展检查维护与修复工作，方能保证宗教园林在时代潮流中继续前进。
（收稿：2013-01-04）
参考文献：
[1]李孝友.昆明风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11.
[2]杨寿川.云南特色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4.
[3]昆明市园林绿化局编纂.昆明园林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6.
[4]杨大禹.云南佛教寺院建筑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05.
[5]陈坚.寺观·园林·公园-昆明寺观园林到城市公园的演变[J].今日民族，2009（12）：45-48.
[6]李琳，马建武.昆明市寺庙园林植物景观初探[J].现代农业科技，2012（7）：247-249.
近代土地政策的演变范文3
关键词：温州；永嘉郡城；郭璞；城市规划；以象制器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7-46（6）
温州位于浙南瓯江口，是长三角之间的重要港口城市、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的核心城市和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其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南戏的故乡，是重商经济学派的发源地，还是浙江省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现正在积极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温州的历史城区——永嘉郡城，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由当时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训古学家郭璞选址、布局，它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整体思想和“以象制器”创作方法的典型实例。近1700年城址和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历史风貌依存，为全国同类城市少见。在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并总结，深感它具有科学的规划思想和深刻的学术意义。
1 温州设郡的历史背景
汉秦以前，中原①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区，吴越在先秦两汉一直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为华夏文化的边缘区域。然而文化的本质是传播和交流融合，在中国古代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唇齿相依、相辅相成。宋代史学家郑樵曾说：“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极天地之东，大江自中国之西而极中国之东。天地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为固，吴越依大江以为固。”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黄河以及长城是中原汉民族和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屏障，长江是江南的天然屏障，当中原汉民族面临北方强力侵扰之时，中华文明有广阔的退身之地，长江以南的吴越一带成为汉民族的最佳避难所、汉文化薪火相传的基地。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丧乱引起的中国首次朝廷搬家、衣冠南渡、百姓迁徙，是中原与吴越文化对峙、交流、融合与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原文化从宫室制度到民间风俗整个移植到吴越，中华文化得以在江南延续，北方士族、土著贵族与江南风物的结合，使吴越文化站在反思北方文化的高点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思辨、刚柔相济的特质，也使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化超过北方文化，南宋以后吴越一带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
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为了尽快安置流民、妥善解决侨民与土著的矛盾，加速开发国土资源，细化、强化农田水利和农作技术，开创宋齐梁陈四朝继承设郡（州、县）置侨政策。完全意义上的侨州、郡、县，即中原的某州、某郡、某县陷落了，东晋朝廷仍保留其政区名称，寄寓于某地，并且设官设政，管理南下的侨民，把他们编入“白籍”，不承担劳役和税务。温州在这样的背景中，从临海郡中析出，建立永嘉郡。
从我国城市发展历史角度看，“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③，从商朝到汉朝这2244年间，我国的城市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原一带。有文献记载的春秋城邑一千余处，现已发掘的七十六处，主要分布在河南（22处）、陕西（5处）、山西（16处）、河北（11处）、山东（6处）、湖北（6处）、江苏（3处）、湖南（2处）、辽宁（2处）、北京（2处）、浙江（1处）。秦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筑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这些城市多分布在长江以北。
河洛地区黄土层厚，土地肥沃，便于灌溉，适宜农耕，又因为在全国的地理位置居中，在先民的心目中是“天下之中”或者“土中”。所以这些城市的规划都是以天下秩序、礼仪制度为指导思想，而空间格局都是几何图形，是对称的、有形心的。从城市的选址和分布角度看，都是以“防卫”、“农业”为原则的，可称为“环农业”城市选址、分布模式，还没有海洋意识。秦始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统一中国后的第二年，就沿海岸线巡视，把目光投向海洋，却因命短没有实现从黄土丘陵向海洋突破的大业。南北朝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虽然非常混乱，文化上却是南北交流融合的大时期，经济上由北强南弱走向南强北弱的转折时期。永嘉郡的设立，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变了，地理环境也和中原城市大不相同了，因此，城址的选择和空间布局能否适应上述双重形势是个严重的问题。
2 永嘉郡城选址、布局特色
温州置郡前为永宁县，县治在今海坛山西麓永宁巷一带，置郡时，城址初拟选在瓯江北岸的今贤宰乡一带。明《嘉靖温州府志》载：“初谋城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即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图1）时有白鹿卸花之瑞，又号鹿城，凿井二十有八，以象列宿。旧志云白鹿城连五斗之山，通五行之水，五斗山谓松台、郭公、海坛、华盖、积谷，五行水谓东则伏龟沄、西则蜃川綄纱沄、南则雁池、北则撩波沄、中则水壶沄，因凿小河以通贯之。”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永嘉郡城布局“街巷沟渠大小布列如井田状”。（图2）
综上可知，永嘉郡城规划选址的最大成功之处是抓住了河口港这个自然条件，充分利用了山和水两个自然要素，而这又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郭璞看到了江河入海口（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港口）这个大自然要素，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律是从丘陵走向河边，从上游向下游，从河埠向港口。这个规律和走势今人看来只是一个常识问题，但1700年前看到这个趋势是需要高度智慧的，何况那时的温州市区一带，还是浅屿、湿地、泻湖等，还没有形成连片的平原，城市建设用地条件可能还是瓯江北岸好一点，故有人初定于江北，郭璞取土称之，江北土轻而否定了它。请注意“土轻”二字的含义。按字面讲是土的比重轻，土质差，是沙土，含水率高，不稳定，承载力低，这些都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重要指标。但是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思想内容：一是包含了城市岸线和港口条件，因为沙质土是淤积、流动的，所以就没有深水岸线和港口。二是包含了港口腹地和城市发展用地。瓯江该段距离瓯北群山3000多米。用地局促，而南岸温瑞平原面积有300多平方公里，又有河网连通瓯江和飞云江，城市发展用地大，江河联运条件好，而且瓯江口、飞云江可以进一步成陆，城市可以向下游发展，这些都是港口城市的必要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永嘉郡已成为东南沿海的较大港口之一。亏得郭璞深得城市发展和河口地形变化要领，假如永嘉郡城按原先设想选址在北岸贤宰乡的话，非得重新搬迁不可。
郡城选址于南岸还有更深刻的科学意义——宇宙螺旋场效应。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宇宙天体和地球上的山川河流有着母子般的全息关系，银河系是自西向东逆时针右旋的（地球也是西向东逆时针右旋），遂使地球产生一个“偏向力”，河流的右岸（人跨河，水从背后流向眼前，右手方向为右岸）被水冲刷得较重，河床深且陡峭。④相反，河左岸被水冲刷得轻而平缓。人们很早就发现这个规律，因此，河口港城市绝大多数都在河口右岸，关于此，打开地图便一目了然，不管中国、外国都是这样。不符合此规律的仅少数城市，它们要么横跨河流两岸，要么是先在右岸，后发展到左岸的，海港城市不宜论左右。
第二层次是对城市周边的山和河湖水系充分利用。郡城东西跨山，北临江，南濒会昌湖，城内利用三条纵向河道九山河、信河、大街河（今解放路）把城内东南西北中五个湖联系起来，并凿小河贯通，成为鱼骨状河网，和城外平原湿地、河网互依互存，并以此为街坊骨架，成为名副其实的山水城市。郡城的河网密度，据宋淳熙四年（1177年）浚河文献记载，“举环城之河以丈率者二万三百有奇”，以1宋尺=0.32m计，算得当时河长约65公里，古城面积为6km2，则城内河道密度约为10.8km/km2，超过了宋平江府（苏州）5.8km/km2，绍兴府7.9km/km2，称为中国威尼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倚江、负山、通水”的原则布置街巷和建筑，到南宋时人们还津津乐道：“昔之置郡者，环外内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奕局”（叶适，《永嘉开河记》）， “楼台府舟楫，水巷小桥多”。据《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当时永嘉城内有桥143座，桥梁密度为24座/km2，大于宋平江府城21.7座/km2，略小于清代绍兴城30座/km2。
暂抛开五水配五行、二十八井象二十八列宿这些神秘但又科学的理念不讲，郡城凭借山势、利用水网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3 永嘉郡城规划的实际功效
3.1 具有交通、运输、排水、防水、防卫、防疫、调节气候、美化环境等多种功能
滨海地区的造田、修兴水利活动，多开凿河渠将各自入海的河流连接起来，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网，浙南的瓯江、飞云江、鳌江三条大河很早就相通了，为这一地区的人们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光绪《永嘉县志》说：“昔人谓一渠一坊，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
温州的地下水位高、湿气重，直到今天，还存在水土热，容易“上火”的缺点，城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浚河活动，就包含了这一目的，宋代叶适在《永嘉开河记》里记载此功能——“永嘉非水之汇而河之聚者，不特以便运输、达舟楫也，而以节地性，防火灾、安居、利用之大意也。”
3.2 具有蓄洪、调洪、防潮的作用
郡城位于永瑞平原北端，温端平原史前是海峡，由地壳活动慢慢形成。为造地和改良土质，人们便在泻湖基础上将其改造成状如棋枰的河网。河网一方面起到土地减碱作用，另一方面储存或排泄平原西部大面积山地的地面水。假如当初的建设者没有这种区域泄洪观念而将城内河道都填塞的话，无异于以身挡水，每年受洪水威胁。城内五沄及纵横河道很好地配合了平原河网，起到了旧志上所说的“遇潦不溢”的作用，确保城内平安。
3.3 永嘉郡城规划的防卫意义
在冷兵器时代，依山筑城对防御来说是最省钱又是最有效的选择，温州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如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军在华盖山构筑工事坚守，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宋宣和年间方腊攻城月余遁去。⑤
3.4 “口”字形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
我国的城市中心走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先是以宫廷、府衙为城市中心，其次是以繁华的商业街、大百货商场为中心，现在走到了以绿化、文化空间为城市中心的阶段，又以绿色开放空间体系为城市的最高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地政府都不惜巨资，大拆大建。而温州早在1800多年前郭璞选址卜筑的郡城，城中郭公山、九山湖、松台山、小南河、积谷山、华盖山、海坛山、瓯江、江心屿构成一个“口”字形绿色开放空间体系，为历代市民提供了日常休闲场所，又是温州的历史文化走廊，可以说温州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文化活动、著名历史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和这条走廊有关系。今天，它仍起着唤醒城市历史，对提升市民人文精神起着重要作用。
4 永嘉郡城的规划思想和学术意义
4.1 “以象制器”的规划思想
郭璞卜筑永嘉郡城时运用了“星斗”、“五行”、“列宿”这些理念进行选址和布局，这种创作方式和指导思想，可用“以象制器”四个字概括。
“阴阳”、“五行”、“象数”是我国古人认识世界的三大方法。“以象制器”也叫“观象制器”，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它从观察天文地理的具体事物出发寻求事理，归纳总结出形而上的符号化的“象”，再按照符号化的“象”，制作产生具体的器物。
“以象制器”的理论基础是道器之说，道是万物产生、变化的总规律，器是具体事物。我国古代哲学认为，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即人和自然和谐共处，人创造的器物必须符合道的要求，《老子》最先提出：“朴（道）散则为器”，《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之说用现代语境表达是说一个人做事情或制造某一产品，先必须有指导思想，符合万物生存规律的器才是好器。“以象制器”中的“象”就是“道”的符号化或者说图像化。因此，这种今人看来晦涩玄秘的规划理念，它的科学成分及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4.2 “永嘉郡城规划的学术意义
4.2.1 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制度见诸于《周礼考工记·匠人》，称“匠人营国制度”，这种制度下的城市规划，不考虑地形地貌、周边环境和气象条件，而是以“人”为中心来规划的，这里的人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天子帝王。城市的空间图式是方方正正的对称图形，有一个中心，有轴线。宫城居中，宫城外环列庙、社、宫署、仓廪、市、坊闾等各种功能用地，规模为方九里，四面各开三门，道路用方格网式，九条横的，九条纵的，称九经九纬道路系统。（图3）皇城如此，省、郡、县城同样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将宫城改为衙府，其余则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这种以“君”为城市的本位，以“天下观”和“礼”（社会秩序）的规划原则，以方形为平面模式，丝毫不考虑自然条件的规划制度，显然是不科学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以管子为代表的很多思想家提出新的城市规划理念，加进了经济因素，使城市从单一的政治职能走向政治、经济双重职能，同时引进了“民”的概念，提出“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理论。城市空间外扩，增加“廓”作为经济活动场所，里坊为廓的主体，供不同阶层的人居住、商业活动需要，宫的规模缩小。（图4）永嘉郡城规划理念又前进了一步，引入了自然元素，把山、水、地质、用地等作为城市选址的首要条件，并按照地形地势（水网）来布置城市道路。《管子》规划理论中虽然提出道路不必中准绳，但原则上还是方格状的，永嘉郡城的道路是鱼骨状的，其中很多道呈 “丁”字交叉，究其原因，是道路跟着水网走，而水网又是适应围淤造田和多台风的自然条件而形成的。温瑞平原是在海涂、泻湖的基础上，用挖河渠、筑堤塘、排水、去湿、围淤等手段造成的，是水力和锄头共同用力的结果，水网和土地的样子便成了农具中的耙、耖状，或称为“荷叶状”。郡城内保持并适当改造了这样的地面和水网，道路依水而筑，成为鱼骨状，建筑沿路布置，其中的“T”形路口与建筑，可抵挡、减轻台风的危害。
上述三种规划，可以抽象归纳出三张图式——“周礼·考工记”：天+君；《管子》：天+君+民；永嘉郡城：天+君+民+自然。三者的递进关系和优劣一目了然，所以可以说，永嘉郡城规划思想是我国城市规划思想上的一次革新、规划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4.2.2 整体城市学结构思想
城市既是地球上人类生活的一方空间，又是天体中的一个质点，因此它不可能不受“天文”的影响，它教导我们必须从天、地、人三者的节律上看问题，以自然象兆为认识的出发点，寻求天地之理、人文之理，把城市的整个活动置于宇宙的流程中。近现的宇宙螺旋场全息律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天体银河系逆时针右旋给地球一个气场，而人和地球上的一切物质都存在着一个微轻粒子场（即人和一切物质都存在二种形态，一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实体，二是实体外还有一个感官不能觉察的雾状场态），人体包括物体城市气场和宇宙螺旋场是全息的（息息相通的）。近代科学刚刚发现的这一现象，我国古人早就觉察到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曰“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自有一乾坤”。郭璞“以象制器”规划永嘉郡城，是对定律的实践应用。
用“以象制器”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仿生象物”规划出来的城市和村庄，是中华民族哲理智慧、创造精神的物化，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翻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录，或打开有关学术著作，这类城市村庄群星灿烂。如苏州古城，用“象天法地”手法，以神龟八卦模式布局，最早（前514年）由伍子胥创意，经历2500年长盛不衰。山西平遥古城，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建，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取“龟前戏水”意象。成都古城为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由张仪主持，依龟筑之，名“龟化城”，简称“龟城”。又如福建泉州古城、龙岩县城、宋代汴京（开封）、四川眉州城、安徽亳州城、顺德府城（今河北邢台）、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都因形如卧牛或其他原因称“卧牛城”。此外，还有仿生植物梅花、莲花、葫芦等的古城，多科名甲第，雀起蝉联，文武簪缨。以上列举众多仿生象物的城市有个共同特点——意象对象没有一个是天上的，而永嘉郡城的意象是“星斗天象”，因此从学术角度讲就特别珍贵。
4.2.3 关联式思维方式和原始的预测学
“象”的思维方式是关联式思维方式，它认为万物的运动演变不是被某一种力量（上帝、神）控制左右的，而是万物在共同的环境中相互适应、相互感应或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理念，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中称作“距间作用”。所谓“距间作用”是说宇宙中彼此不同的事物会互相发生共振，这种思想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益的，我国古代很多活动内容和规范，很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都是以它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城市选址的“择中”思想，中国建筑的轴对称原则，城市空间的开放性现象，均是由“距间作用”孕化而来。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以象制器”是原始的预测学。象的出发点是预兆，尤其是天文显示的预兆。这种预兆是以占卜方式来完成的。根据象兆来推断事理、决定行动，是把现象归纳、提升为符号化的“象兆”，并成为以后观察世界的出发点。这样的工作方法，具有一种超越一般科学的特殊能力，它虽然从巫术形式操作带有一系列违反科学的特点，却道出了生产（物质文化）和造艺（精神文化）的一种内在肌理。一种文化产生“象”的方式，会深刻影响该文化的文化外观——“器”以及行为方式。这种文化映现的“象”也会如广义的精神那样贯穿于器物、艺术和人的气质精神。如中国何以成为诗之国，诗又以“意境”为特色，中国绘画以写意为中心，中国人的思维以“悟”为特长，中医讲究切脉和观象，共同基因是“象”和“以象制器”。
4.2.4 宇宙类比和精神暗示意义
古人认为人体与宇宙间有一一对应关系，推而言之，人类的伦理行为与天体的运动，国家、社会和宇宙整体之间也有一种对应关系，这一观念称作宇宙类比。它说出了天人感应的秘密，同时引申出中国人行为动力的另一个特点——精神暗示。
北斗星有指示方向和认识星座的双重作用。此外，北斗星还具有某种社会政治和社会伦理意义，由此衍生出与天界秩序相对应的以北为尊观念。孔子拜北斗星，并教导为政者要以美德执政，就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史记·天宫书》中甚至称“斗为帝车”，北斗星成了一国之君的坐车和方向盘，直至汉代的栻盘，还是以北斗为中心，来抉择方位。这一观念给古代中国城市和建筑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有中轴线，城市的各项用地，各种建筑都以南北为轴，一进一进有序地向既定目标发展。
作为逻辑运演工具的卦爻之象，没有一种精神的定义和使用的界域，它的使用是启发式的，其意义在于以先人的认识言论为起点，随着社会生活的推进，可以不断地扩大含义，这种意义一旦沉积下来，又为更后的一代提供了思维的工具。这种方法论上的模糊性和宽容性启发着人们的心智，它具有深远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产生新的理念和作品。
4.2.5 现实社会启发意义：
当今世界，人们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对可用土地和水资源的极度开采，生态破坏引发沙尘暴、旱灾、涝灾等一系列问题，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最深刻的哲学问题，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府，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得再好，都不是好国家、好政府。
“象”的思维方式和“以象制器”的创作方式，告示人类“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人只有和天、地和谐共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自己融到天地中，方能世代延绵地过上好日子。这种思想，比起工业革命后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进了一步。“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生态破坏，以致威胁人类生存。“象”和“以象制器”启示人类以生态为中心，要有限地发展人类及适当限止人类物质生活，学术上建立“深生态学”，这种学术观念的基本点是生物圈平等，它具备如下四点环境价值观：
（1）人和大自然所有物种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大自然不仅仅是工具也是目的；
（2）保持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人类幸福的前提；
（3）人类对物质的要求应当有克制、有限度；
（4）简淡，是新的生活价值观和消费方式，人类生活的文明尺度，不在于生活标准（物质占有量），而在于生活质量（物质的充分利用和精神生活的完善）。
以上启示，应用在城市规划建设上是致力城市生态建设，发展生态城市；从城市管理角度讲，要推行管理权能的行政生态学。
注释：
① 广义的中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的全部或部分。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心，代表了黄河文化的核心部分。
② 郑樵．《通志·二十略》卷四一《都邑一》．中华书局，1995.
③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
④ 张惠民．《中国风水应用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 35-44.242.
⑤ 邵乃兴．《东瓯大事纪年》（唐、宋）．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参考文献：
[1]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2] 吴庆洲．仿生象物——传统中国营造意匠探微[J]．营造（第三辑·第三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辑），2004.
[3] 张惠民．中国风水应用学[M]．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