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发展范文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0级博士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今天，我们沙龙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从纯理论层面讲，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与所谓的当代文化的发展相联系，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正像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和当代的生存发展不能构成关联的话，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意义又何在?如果不是出于对当代文化现状的感受或不想去感受，没有一种感受或趣味在心中积淀下来，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研究过去时代的文学?因此，我以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这应该是研究时必然存在的一个观念，一个起码的出发点。不过，今天我们必须看到，在事实上，自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的发展之间也的确呈现出了一种极为复杂的关系。相应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转变过程，其间有许多东西被遮蔽了，令人看不清楚，尤其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清晰地把它突出为一个话题。我的印象是：在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从鲁迅研究开始，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开始恢复起来。当时尽管没有特别提出这个话题，但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都有一个冲动，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新时期关于人、关于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从现代文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时人们经常把五四与新时期相比较，认为新时期是“又一个五四”，由此而引出的一些涉及到当代生存话题，如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等，也都落实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中。到9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文学界开始强调学术规范，突出所谓的学术性。在94年西安的现代文学年会上，有学者提出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古典文学范畴，而将现代文学的上限划定在新时期。我理解其意在强调新时期文学与现实有更密切的联系，而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被认为与古典文学有更多的联系。总之，人们从强调学术规范、强调现代文学独立存在的历史情境出发，看到了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的一些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王晓明等学者又在谈“现代文学的当代性”问题了。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现象。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卫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我们讨论这一话题很有意义。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怎样从现代文学出发对当代文化做点贡献，这做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回想从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状况，在新时期初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因为那时文学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而现在文学已走向社会的边缘，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我认为对于文学研究者、包括对于当前的领导者来说都希望某一项研究对当代文化做出某种贡献，特别领导者更是这样。比如辽宁省省委书记去年就搞了一个工程，叫做21世纪辽宁省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人才工程，从全省挑选出45岁以下的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组成一个人才库。对这项工程的参与持两种意见：作为当地政府的领导者希望本省的社会科学理论人才为本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能够有所贡献；而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研究仅仅考虑到辽宁省，是不是太急功近利?特别是有的学科和本地区的文化建设并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由此认为应该为整个现代文化、现代学术贡献力量，也要培养产生学术大师级的专家。我以为后者思路更宽阔，也更有长久的意义。而反观新时期之初提出的启蒙问题、人道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及现代性等都与当代文化联系密切。那么时至今日，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现代文学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开拓已经没有多少空白的领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使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做起来很难。难处在于：如果单纯考虑当代文化建设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联系，会造成文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而完全不顾当代文化，只为学术、只讲学术的创新，会使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走向经济式，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社会。你远离社会，社会也远离你，你可能变得越来越孤独。我也常常想研究现代文学有什么用?这种想法可能比较狭隘。但清代乾嘉学派也讲“经世致用”，我想我们的研究也不能不讲经世致用。我觉得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脱离得越来越远。在这一意义上，王晓明重提“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应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
李怡：王晓明提出“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与他前些年提出的“思想史还是学术史”的争论是有连续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强调学术规范，进入经济化的研究后，学术研究的思想穿透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鲍国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这使我想起了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一论断。我以为强调“现代文学的当代性”并不等于强调其“当下性”。未必要求研究者介入当下发生的具体的社会事件之中，研究者也未必具备这样的能力。“当代性”是要求研究者在保持前人的沉稳和冷静的同时，也能显现出文化人的睿智，有一种对自己生存的现实境遇的自觉，通过自己的研究实现对社会现实、对人类的生命承担。这说起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很难想象一个对现实生活没有热情、缺少趣味的人能够在所谓的学术研究中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没有思想，学术也就没有生命的活力。
王卫平：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是相脱离的。进一步说，有些研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也难怪，未来30年的历史，而研究者如此之多，这也就使这种脱离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我也想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发展尽可能联系一下。但怎样联系呢?譬如说直到今天当代文学仍不能超越现代文学。原因何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者能不能通过对这一原因的探讨为当代文学和文化发展提供一点借鉴和参照?我的感受是，做一些课题研究，不联系到当代，会感到问题没有说透。这就和当下的文化、文学联系在一起了，而且这种联系往往是顺理成章而不是牵强附会的。我对近几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有些不满意，我觉得有些研究文章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写一些谁也不知道的作家，那么这个作家究竟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研究，研究他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发现了什么，揭示了什么真理?这也就是所谓“当代性”问题。事实上现代文学研究不是没有值得再开掘的东西，鲁迅就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以为文学研究不能过于走向经济式，而远离现实社会和人生。总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化建设弄不好会造成两个误区：一是急功近利，为联系而联系；二是远离当代。我觉得二者应当兼顾。既然是一种研究，具有学术性，这一堡垒应把握住，不能丢掉，否则就没有立足的价值，同时也应努力和当代社会、人生、文化相联系，使我们的研究更有实际意义。
我们面对的三种文化传统
彭小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要想建设并推动当代文化，起码要有对三种文化传统的需要了解：西方文化、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而中国现代文化传统要存在于现代文化与文学现象之中。在三者中与当代文化联系最紧密的还是现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因为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其独特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而中国古代文化，到“五四”确实发生了断裂，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现代作家有如鲁迅、胡适、周作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如民主、自由以及重估历史等等，是当代文化发展仍要面对的问题。当代作家的生存境遇比较严酷，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是经济力量的裹挟，使人无力也无暇去面对这些问题。然而现代作家、文化人面对的问题，当代人同样也要面对。
王翠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2级博士生、中国华侨出版社编辑）：的确，要建设当代文化，除了要直面当下生存现实外，还必须了解和面对已往的文化传统。“传统”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在这里只是比较空泛地谈一点我个人的想法。我不大赞同古代文化到“五四”发生断裂的提法，相反，我觉得“五四”作家树起反传统大旗、对传统抨击最力的时候，往往是传统惯性（包括精华和糟粕）最为强大、最难断裂的时候，而近几年我们较少抨击传统甚至间或呼唤某种传统回归的时候，传统的影响力却正在逐渐淡去。我们只能在传统的长河中置入新的传统，而不可能割断传统，现代文学就为我们当代文化建设开辟了整合中西方文化的传统。从19世纪中叶到五四时期，我们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次第展开了借鉴西方文明的尝试，其中，成果最为卓著的就是文化层面的五四作家的创造。我们自己的传统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封闭的、自足的、单一的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则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撞击之后再整合的结果，这样，在它的精神内核中就容留了这两种截然异质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尽管“五四”作家的这种整合工作是在未及充分消化西方文化的略显匆促中进行的，但它却构成了我们文化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今人的文化创造无疑也在沿着他们所开辟的整合中西文化的新传统在进行。可是，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当代文化人最为显赫的生存背景的历史前提下，如何进行这一整合工作又变得十分尴尬。在一个经济和技术迅速趋向一体化——西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整合工作是应该顺应这种一体化潮流呢还是应该竭力保持我们自己文化与文学的民族色彩？是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界流行什么我们也紧跟着流行什么?或者正好同步流行什么就证明我们的文化业已十分发达？在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管我们要去既往的传统中寻找经验还是教训，现代文学都不失为一个极好的资源。
杜霞（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传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传统本身是无法割裂的，我们内在的传统积淀是无法剔除的。而我们所说的反传统则应有必要的界定。
鲍国华：我插一句，我们今天使用的“传统”概念确实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我看来传统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单位，如语言、文学等等。这是一个人在成长和求知过程中最先获得的，不能拒绝，不能排斥。比方说是中国人，首先就得说中国话，用中国字，这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五四新文化变文言为白话，但仍使用汉字。这部分传统沉淀在人的思想观念行动之中，我姑且称之为“业已植入现实的传统”。另外一个部分是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对人的思想行动有决定和制约作用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维。这部分传统是有时代性的，是可以改变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要针对的是这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和文化与传统确实发生了割裂。这个问题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问题联系不是太大，我这里仅仅是补充说明。
杜霞：这几天我在读王富仁老师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我的感受是，他前几章在谈论中国文化，直到最后一章方谈鲁迅，他一点一点地梳理传统文化。要考察传统文化与鲁迅，首先要弄清自己眼中的文化是什么。这不是冯友兰的文化，不是新儒家的文化，也不是李泽厚的文化，而是王富仁的文化。而这一工作正是我所欠缺的。比如说“当代文化”，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指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化形态。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可能使用这样一个判断：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境里。但这是什么样的“共生”，这种文化到底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现代文学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一个文化资源?确实都需要认真梳理。我们所揭示的不可能都是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其中肯定会掺杂研究者个体的生命感受，但一点一点地认真梳理和思考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应做的工作。
鲍国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一些现代文学与文化中的概念做出认真梳理和界定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对一些具有关键词意义的概念有了客观准确的把握，我们的研究才能落到实处，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一些延续到当代、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能引起回响的问题和文化现象。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能够贴近现实、贴近当代文化的一点。因为我们尽管在学科上有“现代”与“当代”之分，分别指向前者的历史性和后者的当下性，但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许多问题是一以贯之地在发展的，并不因为现代与当代的划分而中断。
当代的学界与现代的文学
高俊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当代文学批评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往往不是从文学史的纵向来评价，不是看一部作品产生后和以前的作品相比较出现了哪些新的东西；而是横向的平行比附，与某些经典作品相挂靠，以此提高新作的品味。如前些年贾平凹的《废都》的出现，人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它揭示了什么，对当代文化有什么新的贡献，而是喻之为“当代《金瓶梅》”。除了挂靠还有通过贬低经典来达到抬高新作的目的。比如王朔曾说看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以后觉得鲁迅的《野草》浅薄得可怜。当代评论界也是如此。他们不是把作品排成一个有序的序列，从文学史的角度慢慢梳理思路，而是预先找一个经典，盲目比附，或者把新作与经典相提并论，或者通过贬损经典来抬高新作。
转贴于
孟庆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河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对此我有不同意见。当代评论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虽然有联系，但大致来说还是各有各的领地。偶有交插，也不是群体行为，而是个人行为。这样的现象80年代最多，90年代渐少，再以后两栖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是批评与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文学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造成的。不是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成为一个批评者，而是说批评本身对批评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像别林斯基这样的大批评家他们的素养是非常高的。而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批评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现代文学怎样介入当代文学研究，介入当代文化建设，在89年以后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有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有人提倡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学术规范，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是针对90年代以前现代文学过于强调当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学术品格，造成浮躁现象；同时90年代以后启蒙知识分子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这种学院派的学者在社会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他所擅长的也是一种经院化的研究。如果让他们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争论，不客气地说，他可能会像唐·吉诃德一样。而且在针对社会问题的争论时，也很难像80年代那样有那么多的观众，有那样大的反响。这是一种令人难过也无可奈何的现象。这是时代的问题，不完全是个人造成的。所以说现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影响，更多地应该与一些商业操作区别开来。对于个别批评家或作家的言论，就不能去理睬他，否则会把自己降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继承五四传统，有必要利用五四以来的思想资源对此进行清理和打击。这有时真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想象，很难实现。因为我们现在说话其实只有自己在听。
李怡：这里有一个论断值得考虑，就是说两栖的学者以后是否越来越少？但事实上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推动当代文学研究。我举一个例子，《丛刊》近年来开辟了以前没有的“17年文学”研究专栏，这就把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的话题纳入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了。还有就是今年的现代文学年会有一个议题就是“17年文学”和四五十年代文学的转换。这些研究以后向什么方向发展和怎样发展还是有待观察的，至少现代文学界有学者在推动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时，我感到同现在的学生无法对话。在阐释经典作家的意义时，也要回答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而当你对学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感受一无所知的时候，无法和他对话，无法向他阐明现代经典的意义。因为我以为还是有两个趋势，一方面有学院派的学者沿着学术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也有思想上的交锋，不完全按古典化的道路发展，研究者不一定完全是想解决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思想问题。一个人即使从事学院化的学术研究，他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而不做另一方面的研究，这其中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动机，肯定是与当代生存有所关联。
孟庆树：您刚才说的“17年文学”进入《丛刊》，可以看作是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扩大，但有意思的是现代文学研究把近代文学也纳入其中。可见，现代文学研究者并不是有意识地介入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去。我所理解的当代文化更主要的是贴近目下的情况，而1978年之前包括文革文学应该能够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了，而当代文化还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它只是处在批评视野中，还谈不上研究。那么《丛刊》把“十七年”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到学术刊物中是合理的，是自身学术品格逐步完善的明显表现。我以为对于当代文化事件作为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这一看法不是要成为我们自己研究的工作。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学者的倾向也是多元化的。对于现代文学学者而言，也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都能接受的问题，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主题。就算是对当代文化有一些关注，也是一些研究者个人的问题，就研究者而言对有些问题关注得多一些，有的少一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刚才大家提到现代文学界在1989年以后提出重建学术规范，实际上在86年就有像樊骏这样的学者提出过学术规范的问题，只是在当时不为人所注意。
李春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1级博士生）：大家刚才更多是从学术、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谈论一些问题，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这与我论文的方向有关。我的论文方向是现代出版文化与现代文学。我主要是从传播文化的视野去看待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我本科时学的是编辑学，与传播学有所关联，后来又在出版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工作中我感受到当代文化学术环境中非常需要从现代的视野来观照，包括传播文化有时与文学是重叠的：传播过程本身就是文学发展的过程，而且是文学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是文学的载体，比如现在一些出版社面临出版集团化的问题。如果向现代文学与文化借鉴的话，会发现非常有启迪意义。现代文化包括出版文化其实就是在以集团化的方式在运作。比如说良友出版公司，其实它最初就是一个画报——《良友》画报，以画报起家，后来又有杂志，又有赵家璧主持出版了系列文学丛书。它的集团化不是像当代某些浅薄的认识就是把一些小企业结合在一起，而是说这个集团的意义是既有书又有杂志，而不仅仅是有一个行政的改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学评论，在现代文学阶段其实很多人，如茅盾，做了很多很好的评论。对现代文学，今天的很多评论，茅盾其实早就说过了。但为什么评论在今天越来越趋于一种商业化的行为?因此，作为研究者能够认真去做、有社会良知地去做都是有意义的、必要的。
“启蒙”的价值与问题
梁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00级博士生）：我想探讨一个具体问题：启蒙问题。这个问题现代和当代都在谈，但内涵有很大变化。在现代主要是诸如国民性等问题，是评诸于文本之外的，所以当时社会问题小说极为流行。而新时期初期，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也是这一理念的延伸。但到了先锋派作家那里则演变为对文学本身的一种启蒙，主要牵涉文体的变化、小说内部生存的问题。到新生代作家，启蒙似乎已经很遥远了，没有启蒙，却是个人化写作，回归自身，涉及一些更具体的问题。那么启蒙何在?像刘震云这样的作家曾说自己是站在平民立场上说话。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启蒙，但他放弃了某些精神立场的东西，不再像某些现代作家，如鲁迅，有一种深沉的负担，对民族的苦难有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当代作家把启蒙由严肃转化为游戏的方式，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完全放弃启蒙的立场，这反映出当代文学一个十分微妙的现象：作家放弃了意识形态之内的东西，而站在边缘或者是貌似边缘的立场来看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通过更民间化、更个体化的方式表现出启蒙立场。这也可算是由现代到当代文化变异的例证。可能是现代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待遇给当代作家留下了一种记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迫使他们采用一种更隐蔽的立场。另外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它更注重审美了，注重比较纯粹的艺术追求。
李怡：启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当代和现代相比，文学格局要大一些，包括作家对人生理解的丰富性和他所感知的艺术技巧的繁复性，都比现代更复杂更混乱。反过来使现代出现的一些问题显得更单纯一些。如“五四”时期提到的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其很单纯的一面在当代就变得极为复杂。
彭小燕：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可能超过现代文学，但是厚重度远远不及。不过我以为刘震云是当代作家中启蒙色彩比较浓厚的一个。他的小说对历史的颠覆和拆解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
梁鸿：但他的启蒙方式与现代作家完全不一样。他没有采用一种深沉严肃、居高临下的方式，而是通过文本化、审美化的方式来表达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颠覆。如他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和《故乡天下黄花》，完全以游戏的笔调实现一种文本的“狂乱化”。读后使人既能体会到审美的感受，也能对历史有自己的思考，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惯性思维。这可能就是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区别，即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不完全从社会层面，而更多地从文学层面思考问题。
高俊林：启蒙问题百年来知识分子在考虑，政治家也在考虑。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启蒙，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启蒙。毛泽东也在搞启蒙，用的话语和表述方式就不一样。比如《讲话》提出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大众化问题。多年来不同启蒙者对启蒙的概念都是自说自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1927年以前知识分子启农民的蒙，1927年之后有倒过来的趋向。而1942年《讲话》后，知识分子成了被启蒙的对象。以后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个现象值得思考。正像汪晖提出毛泽东是“反现代的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反启蒙的启蒙”呢?今天，启蒙的内涵、启蒙的对象有没有搞清，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杜霞：王富仁老师在《说说我自己》中说：我是农民，我说农民时心里是很苦的，别人说农民时心里可能是有些乐的。我读到这段话时我的眼里一酸。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种情绪。我不是农民，没有那种感同身受的体验。王老师还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就是要说人话，中国人就是要说中国人的话，现代的中国人就要说现代中国人的话。而身为现代人我们该说什么?农民可能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但他们会认为联产在包了，我吃饭了，我是幸福的。像启蒙一样，我们的生存境遇有问题，我要改善，然后像那种人的内趋的完善、健全去改善。我怀疑一些相对的价值体系，但有一些模糊的东西在招引着，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内在的尺度的。
李怡：启蒙是一个值得展开的话题。当代文化在世纪之交呈现出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引起反省，就是对现代性的质疑。既认为西方文化霸权传输给中国人，本来可以不接受，但是认同了这个东西，以至于对作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基础的现代性提出质疑。这是一个当代的文化现象，它刚好可以作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联接思考的一个关键地方。事实上在刚刚提起质疑的时候，现代文学界的反应是不知所措。从90年代以后，文艺学界和当代文学界联合对现代文学的整个价值体系做出了颠覆性的判断，认为现代文学的话语系统价值标准是西方文化霸权强加给我们的，并不一定代表我们自身的追求。他们提出这些观点时整个现代文学界是沉默的，为什么呢?因对他们那套术语不熟悉。他们涉及的是当代文化，而且是当代文化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通过对哈贝马斯、福柯进行横向移植。从严格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不存在所谓文艺学，都是通过对西方理论的翻译，慢慢梳理出来的。
彭小燕：打一个比方说，这就像西方的素食主义者，他们吃饱了饭，然后提供素食主义。就像王富仁老师在很多文章中一再提到的，你首先要弄清你是谁的儿子，你活在哪块土地上。在有些东西还没有真正得到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要颠覆它。
李怡：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比如郑敏关于新诗的文章，他反二元对立的思维，但他使用的又恰恰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今天质疑启蒙的言论的人，一方面认为自己可以抛开西方的话语模式，而背后对他形成强有力的启示，鼓励他这样做的，恰恰来自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并未摆脱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
彭小燕：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你认清自己需要什么，忠实于自己最日常的生活感受。否则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随便扯过西方文化的一块面纱，在面纱笼罩下开始说话，开始做事。就拿农民问题来说，我自己是农民的孩子，而且中国实质上也是一个农民国家，我怀疑真正的现代人究竟有多少。就像秦晖先生所说，中国就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包括城里的农民和乡下的农民。他解释说农民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人身的依附性，如果人身的依附性没有打破，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人依旧是农民，不能自身流动，不能进行相对自身的自我事务管理。
梁鸿：这其实包含着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否认文化人确实对五四启蒙了，但研究者的启蒙对农民可能离得比较远。当然基本立场还是一致的，认为农民应该启蒙，这是毋需质疑的。但更应站在文化人的角度，围绕自身看到的问题，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大背景，牵涉到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在鲁迅的时代，启蒙者首先是知识的传播者，这是非常关键的，这应是一个层层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其中立场是非常关键的，而启蒙的概念没有那么关键。关键的问题，像妇女解放问题，在封建社会是提不到的，而西方文化传入后，有了这个概念，才注意这个问题，这就是启蒙。具体到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对中国人思维的一种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启蒙，所以说鲁迅的时代是启蒙的时代。而当代作家应该说也有启蒙的色彩。有的作家把审美与商业结合，表达的也是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可能有的作家迎合了这一方向，有的作家是逆向的。当代作家就是在迎合和逆向的双向拉力作用下展现出一种启蒙的姿态和知识分子的姿态。因此，不能因为商业化就完全否定作家对文学真正的追求。因为在当今社会，完全靠非商业化的手段，“酒好不怕巷子深”，文学很难有出路。转贴于
李怡：对启蒙这一概念首先应搞清，需要有一个界定。它肯定是一个外来的概念，最初是在18世纪的法国产生，是理性精神的代表，强调以人本位取代神本位。而引入中国后，可能发生了变异，我们在讨论时应该辨析清楚。
彭小燕：我关注的是作为理性精神的启蒙在引入中国后，有没有内化成我们内在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借助西方的精神资源我们认识到以前我们是为君、为父而存在的，而现代“人”应为“人”而存在，为生命自谋发展。
杜霞：我以为新时期的启蒙和“五四”的启蒙其实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可能更深刻一些。而新时期文学，“伤痕”也好，“反思”也好，意识形态性、政治文化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起点与“五四”不一样。
张恩秀：我感觉今天提到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化，对二者太隔断化了，有些割裂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有一贯性的，不能把二者过于对立。如果把“五四”时代的文学过于经典化，来反现当代文学，有些勉强。另外关于启蒙问题，我们韩国文学在中国“五四”的同时也进入了开化期，引进了西方文化。而相比中国的启蒙太中国化了，过于政治化了，与西方的、与韩国的启蒙相比照有很大不同，中国色彩太强烈了。
农民、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
梁鸿：我在接触一些当代作家时，他们往往说自己是农民。我说你们不是知识分子吗?他们认为当代知识分子说的废话最多，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但对于现代作家，我们不能否认鲁迅、巴金是知识分子。但当代作家不愿意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好像知识分子是非常学院化的、固化的，是离开了现代文学语境，在一个封闭的小园子里做学问的这样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点贬低化。这好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个不好的名称了。这意味着什么?
李怡：这不一定是贬低。因为实际上有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自己不创作，专门评论别人的，而且发明了好多概念。而另一类从事创作的人本能地就有一种倾向：认为知识分子是僵死的凝固化的。鲁迅的文章常提到“中国文人”，而不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从事创作的人总要突出自己独特的身份，从中获得一种价值。所谓文人或知识分子两个概念，在他们看来，自然就带有一种为人所认可的、形成规范的、经典化的一系列内涵在里面。而从事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批评的人也有这样的区别。现代作家可以以知识分子身份标举自己，而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会这样回避这个问题。
梁鸿：他们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的观念对现实起不到什么作用，认为创作对当代社会有一种影响，而学者、知识分子的研究则没有什么意义，对社会影响小，思想僵化，为了表达自己的独立性，应更有一些思想。
孟庆树：我觉得这些作家在思想上有民粹主义倾向。“五四”时期，郭沫若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非常明显，歌颂劳工，贬低知识分子，与俄国当时的民粹主义思想有很强的联系。当代有些作家如阎连科、刘震云都是从写农民开始的。但他们在挖掘农民归根性的同时，民粹主义色彩非常强。因此当代作家否定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一种民粹主义情绪问题。但不承认你就不是了吗?
李怡：还有就是中国文化的结构，总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互动。民间有自身的一种力量。今天我看到《中国的白话报》的发刊词，其中说：中国已经面临死亡了，人都很愚昧。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不读书不看报，而文人、知识分子是读书看报的，那为什么中国还不行呢?因为知识分子只会讲空话、大道理。我以后只寄希望于那些做工的、务农的实实在在从事正当行业的人，对知识分子我早就不寄希望了。我向你们讲世界大势，只要你们明白了，中国自然就强大了。
梁鸿：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农民情结。王富仁老师就常说自己是农民。王老师更多的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但有的作家也有自我标榜的意思。
彭小燕：秦晖曾通过英语分析农民这个概念。英语农民有两个单词：peasant和farmer。而我们现在说的是凡在乡里种地的都是农民，而在城里工作的是工人、知识分子等等。而在西方最原始的农民的意义是被束缚在一个地方的种地的、不能自由流动的人；而可以自由流动，他就不是peasant，而是farmer。农场工人解除了与土地的固定关系，是具有自由意义的，他就不是具有原始意义的农民。所以秦晖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只有城市中的农民、乡村里的农民。就连国企里的工人，也往往没有自由流动的可能。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只有浙江的一个小镇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事职业，有自我管理的权力，是真正的市民。秦晖这样讲的意思有很洋的背景。市民应该有一定的文化权力，没有这些文化权力，他只能是peasant，尽管生活在城市里。
杜霞：我感觉王富仁老师说自己是农民的时候，他往往要梳理一下他自己的文化脉络，就是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他说的我是农民和一些作家所说的我是农民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
梁鸿：我觉得其实所有人说我是农民都有一种生存感受、生存体验在里面。而作家说我是农民往往是体现他写作的立场的，即通过乡村的生活状况来展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高俊林：这可能与中国社会状况有关，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不像西方贵族有延续很长时间，而中国各阶层的人，不出三代，几乎都能挖掘出农民的根。也许一个人不是农民，但他与农村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和农民脱离关系的人有，但非常少。同样当代作家与农村也有血肉联系，看到农民的苦难，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生活揭示出来。
杜霞：如果大家都说自己是农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值得考虑了。
王卫平：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回想一下现代到当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说“我是农民”、“我是乡下人”，可没有一个人说我是知识分子。
梁鸿：其实说“我是乡下人”，已经代表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只是不愿意明确说出来。
鲍国华：鲁迅的一个观点可以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借鉴。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他说嵇康阮籍毁坏礼教，实际上是太相信礼教，不像司马懿等人打着礼教的旗号谋取私利，亵渎礼教。而现代知识分子看到自己阶层中部分人戴着知识分子的面具，实际上却是人生卑琐甚至堕落，而对自身命运产生深深的忧虑，自称乡下人，否认知识分子身份恰恰是注意真正的知识分子价值的一种曲折表现。
王卫平：这是还牵涉到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问题。我上周和王富仁老师探讨讽刺文学问题。我想中国作家从现代到当代，调整得最厉害的恰好是知识分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知识分子把自己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呢，这是不是自嘲?王老师对我讲，做这样一个课题很危险，知识分子总有最后一层面纱，这个面纱是揭不得的。而我总想把这最后一层面纱给揭掉，这就不好做了。王老师讲：知识分子从过去到现在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是一个阶层，永远是依附别人的。这是知识分子最深层的劣根性。许多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实际上就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当中所处的地位和尴尬的生存处境。我看到很多作家对知识分子不以为然。本身他是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特别瞧不起。
彭小燕：葛兰西曾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如果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鲁迅推崇的俄国式的知识阶段或“有机知识分子”的精神，不关心社会，不关心这块土地上的血肉之痛，就必然不会得到平民百姓的太多认可。像许多农民出身的作家，他们的成功之路是非常艰辛的。而当他们面对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经历的艰辛对知识分子根本是无关痛痒，是为他们所不关心的，这时他会很自然地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无论这个作家是否有一定的文化。
梁鸿：我不这样认为。当代作家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认为一些学者缺少对社会的干预，远离了社会。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远离社会发议论的人，而作家则是面对社会敢于说自己的话。
李怡：这就有一个矛盾：一个是理想状态下的知识分子，一个是当下感受中的知识分子。
梁鸿：这可能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因为他们认为某些学者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就同时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
高俊林：刚才提到“有机知识分子”，其实中国古代有优良的“士”的传统，如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认为这就是有机知识分子，有道德感、社会正义感、责任感。而葛兰西没有到中国的现实土壤中，否则也就不会下这样一个定义了。
王翠艳：其实，我们很难拿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界定去衡量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西方知识分子一般是体制外的，他们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分子，一直秉持着对于国家政治、政权的批判立场，常常以科技创新或对于某一专门知识的掌握作为自己的职业资本和人生目标。中国知识分子秉持的则是经世致用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传统，他们是体制内的、是国家政权的直接参与者，自然要服务于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权。他们头脑中的主要知识谱系均来自以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一般不追求科技创新或对于某一专门知识的掌握，入仕做官（次一点的只能入幕为僚）是他们主要的职业选择也是他们最高的人生追求。作为现阶段的人文知识分子，我想我们除了传承文化、创造文化之外，还应该担当起社会大脑的职责，去思考我们当前社会、文化中所存在的若干问题，否则，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现代文化发展范文2
【关键词】现代化；民族体育；传承发展
少数民族体育具有传承民族信仰、展现民族精神、促进文化交流等丰富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在弘扬民族文化，强健的民族体魄，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提升和推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探索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已成为当前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现代化发展中我们研究的问题。
1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从过去走进现代
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创新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新中被突破而走向现代。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民族的祭祀活动，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传统和强烈的排它性。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除了从奥林匹亚取圣火仪式以及保留一些古代民俗体育项目外，逐步脱离了古代希腊祭神庙的古俗。现代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和平盛会，这是每届主办者将自己国家发展成熟的并被人们所认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奥运会累积的结果。国际奥委会和承办者都以开放的心灵不断地寻求使奥林匹克运动既能满足人类走向“更高、更快、更强”的愿望，又能达到“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目标的有效途径，这正是奥运会所以蕴含的人类理性精神的内核。奥林匹克这个希腊古俗被运用到近现代百年竞技的全球性现代文化生活中，成为民俗文化融入现代化的经典杰作。
我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作为反映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最高形式，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内容，并依靠民运会这个最高层次的载体，提高其竞技性、观赏性、群众性，通过全国及各省市的民族运动会形式，向世人展示、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至今我国已经举行了9届全国民运会，越来越多单一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在各民族频繁交往过程中达成共识而步入竞技赛场。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少数民族体育的规范性提高和现代科学健身创造的运动项目，将源源不断地向少数民族体育输入新的活力，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在保持民族文化多样化基础上的融合与繁荣。
我国的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发展变化，反映出少数民族体育正经历着发掘、整理、普及、提高，从表演性项目逐步演绎为正式竞赛项目的过程。并在探索普及与提高结合、群众性与专业化相结合、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清晰地勾描出区域的民族体育与全国各民族乃至世界体育融合走向的轮廓。[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现代人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决定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从过去走进现代，又从现代走向未来，从一个国家走向全世界，越来越具有强大生命力。少数民族体育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将以其独特的价值在继承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与发展。
2 全球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在特定时间、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传统文化。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体育文化在其生成和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化模式，这种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中人们的相互交流，扩大文化视野，拓展对不同文化的感受，使人们对外来体育文化形式和内容更容易接受，为体育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和发展提供群众基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根基，体育文化的全球化又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舞台，全球化的体育文化为生命本质的归属和人类的健康提供了极好的运行空间。[2]无疑，全球化改变了各民族传统体育原有的生存环境，对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构成巨大的冲击，使之面临严峻的发展选择；与此同时，全球化趋势对其来说，也为各民族体育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和发展机遇。各民族体育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丰富了我国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审美方式、思维观念等物质的和心理的结构在文化中的综合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民族文化提出了发展要求；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发展，绝不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放弃，不是简单地趋同于某种强势文化，而应该以同异质文化交流乃至于交融为条件，以本土文化的自我改造和重构为根本，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为目标取向，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3]现代少数民族体育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特征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兼容性，也就必将成为未来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从而唤醒人们对新文化价值的追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开放，引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进而交流、扬弃、吸纳与融合，加速少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进程。[4]全球化能促使民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自我整合与创新，得到丰富与发展。
3 现代化环境下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涉及到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渊源、自然地理环境及发展条件的不同和差异，导致各民族体育文化在生成和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体育形式。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前世界进入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流，我国也进入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经受现代化的挑战和冲撞，从而在变革中弘扬，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随着社会的转型，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它自身也就应当进行变革，改变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谓“糟粕”而大力弘扬先进需要和呼唤的“精华”，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努力创新，大胆变革，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中的具有健身、娱乐、教育性的内容，[5]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置身于现代化实践中去，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与他们的日常思维与行为结合起来，使原本产生于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少数民族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健康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在时代的转化过程中，起到缓解社会，特别是体育内部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弘扬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特有的娱乐性、休闲性特色，为实现体育文化的先进性，发挥少数民族体育匡补价值。[6]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为现代化服务，充分展示一个民族不朽文化的丰富内涵，成为各民族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
4 小结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给少数民族体育较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应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实现少数民族体育优秀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将以其独特的价值在继承中推陈出新，发扬民族文（下转第17页）（上接第16页）化的优秀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增强中国特色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有力地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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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宗湖.学校民族传统体育[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2，12.
[3]戴庆中.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边远地区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优势[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5）：68-70.
[4]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的基本理论和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J].体育文化导刊，2003（5）：5-9.
现代文化发展范文3
随着网络高速公路的扩散，享受网络媒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从文学作品中分享彼此的乐趣，肆无忌惮的宣扬自己的生活状态，发泄内心情绪，大胆地表达自身的真实欲望，丝毫不会担心因为话语不当带来的社会责任。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媒体创作的官方传播模式，为普通的文学创作者带来了展示自我的空间，使得文学发展重返大众生活，实现真正的自由化文学创作。传统的文学创作中，写作被极少数的作家所控制，普通民众无法通过写作的途径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而网络的出现，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打破了传统信息创作由少数人主宰的格局，文学发展呈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网络传播的交互性使得网络文学的发展更加完善，网民可以通过网络途径实现对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促使网络文学无限接近大众，成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
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创作空间中对人的束缚，实现了文学艺术的大众化传播。网络文学在快速传播的同时还呈现出了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最初书写性情的生存态势逐渐与现代化的商业利润融合，走上了产业化道路，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型文化产业。文学作为适合数字化传播的产业，其产业化发展成为文学网站的盈利模式。从目前来看，网络文学的市场已初具规模，衍生的领域在逐渐拓宽，互联网中文学与广告的结合也更好的推动了社区文化的建设，形成了对网络文学商务模式的初步探讨，成为新时期网络文学发展的新方向。
网络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危机
网络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成就了一批新时代的作家，使艺术形式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网络自身存在的特点也给网络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第一，网络信息的冗杂使大量不良信息侵入网络，腐蚀人们的思想。网络本身包含的丰富信息量满足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其全球性的特点更是拓宽了人们的求知领域。然而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也造成了信息污染和思维混乱等情况的不时发生，网络上的污浊信息使得判断是非能力较差的青少年易受到蛊惑，影响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第二，网络交际的便捷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网络自身虚拟化和隐蔽性的特点繁荣了现阶段人们虚拟的交际市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流变得明显不足，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无法适应信息化社会的需求，同时，这种隐蔽流也使得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逐渐增多，人们的社会道德感普遍趋于弱化；第三，传统道德弱化、网络文学质量危机加深。互联网的普及是新时期人们适应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变革，然而正是由于网络的普及，人们很难再去接触传统的道德教育。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文化传播的基础形式，其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并表现出虚假繁荣的发展态势。网络文学的质量成为现代学者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由于一些网络作家个人欲望的膨胀，大肆创作劣质文学作品以满足自身的虚荣心，造成现代网络文学发展的空洞化；另一方面，部分文学网站为了赚取点击量，对网络文学的责任感日趋淡化。相对于传统文学创作而言，网络文学缺乏深刻和庄严的特点，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批评也不到位，使得网络文学忽略了传统创作应该具备的原则和规范，以的形象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种过于直白的网络作品，让文学缺少了兼容含蓄的美感。
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文化发展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化为后现代化的艺术模式和平面化立场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空间，网络文学与后现代话语在逻辑方面有了新的融合，网络文学中平面化表达的价值结构正在以数字化的形式悄悄展开。
1.网络文学的创作呈现自况性展示价值
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基于两种价值，一种是膜拜价值，一种是展示价值。文学作品的膜拜价值即是人们从中得到的高贵殊荣，展示价值则是被审视的对象是人的创造物，是仅供人们观赏和娱乐的产品。现代的网络文学作品创作彰显出了自身的展示价值，随着影视、广告、摄影等艺术的发展，文学成为现代社会主导的艺术消费形式。传统的宗教、传奇英雄膜拜等已经被现代的网络信息文学所替代，文学艺术以其独特的魅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属性。网络作品的自况展示逐渐发展起来，与后现代话语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性，这些都是由于网络作品的自由化和大众化发展，使得网民的思想变得充分地自由和开放，而非深度的膜拜价值。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的轻舞飞扬明知自己身患不治之症，却还要从网上走到网下与痞子蔡演绎一段有始无终的爱情游戏，痞子蔡的网上邂逅与网下追慕也不过是去圆一个青春年少的美人梦而已，“因为令我飞扬的，不是你注视的目光，而是我年轻的心”——当下空间的情感悸动是这个缠绵悱恻悲剧故事的唯一动机。在这里，人们不必局限于现实社会的真实感和维系生命的厚重感，网络中的人物不会受到现实主义的束缚，只需要在自我的世界里实现升华，将唯美的剧情作为永久的片段予以保存，促使读者陶醉其中。正如杰姆逊所分析的：“过去意识既表现在历史中，也表现在个人身上，在历史那里就是传统，在个人身上就表现为记忆。现代的网络文学作品是对深度和个人情怀的探讨，而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对人物当前发展以及人物感情需要，是对文学作品的升华。”
2.网络文学表达形式的多样化
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加速了文学作品的转型，文字图片相结合以更直观的方法满足了现代网络读者的需求，同时也催生了网络多媒体文学的发展，实现了网络艺术与文化的结合，形成了作品创新的发展趋势，打破了传统文学的传播禁锢。网络本身信息含量大的特点为网络文学的繁荣提供了超文本的基础。传统的文学作品多是单线性的，以页码表明结构来实现阅读的过程，阅读方式较为单一，而网络文本采取多线性的传播方式促使了阅读方式的多样化。网络文学作品没有特定意义的定稿，创作者在进行网络文学作品创作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取标本，而读者也能够自由选取阅读文本，实现网络文学发展中后现代主义的边缘化思维。网络链接的发展。该手段主要适用于对文学创作文本的连贯性组织，以作品的逻辑链接为基础实现对内容的有效穿插，促使网络文学实现结构化联系，扩大文学作品的审美张力，并且方便读者对文本内容进行选择性阅读。网络链接着眼于对网络文学结构的整体构建，是以解说的方式实现文学作品的创作。
3.网络文学实现了多媒体渠道的链接
现代文化发展范文4
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业的比重逐步超过农业;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形态。现代科学技术在提升了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促进整个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范围，改变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方式，为全球化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地域上的时空界限，拉近了区域与区域、民族与民族的距离，使地球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各民族无一例外被纳人全球化的系统中。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的交通方式，从最初的步行到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再到火车、汽车、飞机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使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间成本，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在民族文化“自我认识”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打破了民族文化之间的自然壁垒，而且超越了其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族群之间的文化边界，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接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往深度不断拓展。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障碍交流变成了可能，边缘化、地域化的传统民族文化间隔被打破，从而大大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给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现代科技在促进传统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现代科技促进了国际商业贸易、金融贸易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也使得第三产业的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导致了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优质、便捷的服务，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创造了全新的服务方式和理念。网络、通讯卫星、电视、影像技术创意了与传统的文化体验、文化生活不一样的各种现代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带动了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正如科学家、艺术家达•芬奇所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科技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作用是多层次渗透、全方位介人的，具体表现为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创意者的科技素养、形成激发创意和拓展思维方式的技术环境、为创意产业提供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平台支撑等方面。现代科技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阶段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现代科技深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当代文化最具影响力、最具活力的文化表现形式，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推动了席卷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现代科技与民族文化保护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文化安全日益受到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挥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创新力和传播力，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范围，深化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深度，打破了民族文化边缘化、地域化、相对封闭式的发展状态，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现代科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也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传播寻找到了新的路径。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构筑的立体交通以及基于网络、影像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单一的、相对封闭的文化发展格局。现代科学技术使文化生产从相对封闭、分散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开放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效率。立体交通的构筑以及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完善，使得乡村封闭的文化发展格局被打破，城乡文化发展互补态势逐步显现。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科技力量的不断注人，民族文化、区域文化消费市场日趋活跃。发端于区域和不同民族日常生活的区域文化市场的发展，不但使传统、民族文化、地方性知识得到迅速发展，如手工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而且活跃了城乡文化消费市场，为区域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解决了地方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改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区域性、民族性文化突破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播受制于资金、成本、人才、物流、市场的制约，凭借现代科技与现代信息技术，区域与民族文化可以突破区域的制约，走向国际市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青海黄南州“热贡艺术”是15世纪发源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流域的一种藏传佛教艺术，是当地人民主要的文化生产方式。为了弘扬热贡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展示以唐卡为代表的热贡艺术的特色，打造自身品牌，扩大热贡艺术的知名度从而将唐卡等热贡艺术进一步推向市场，青海省于2008年开始，每年在西宁市举办“青海国际唐卡艺术节”，通过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如文艺表演、艺术精品展示、艺术宣传周、学术交流、风情歌舞晚会推介营销方式，提升了热贡传统民族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同时借助网络营销、网络订货、销售系统，将青海热贡唐卡艺术从地方推向世界，实现了地方传统艺术产业化发展。热贡艺术作品远销至我国港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地，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带来新的机遇和丰厚的收益，青海热贡唐卡工艺产业已经成为热贡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科技为文化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实现了对濒于毁灭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表征。多样性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或隐或现地受到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构筑的商品、技术、知识等的影响。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遗产正日益被纳人全球化所勾勒的世界图景之中。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的严重冲击，文化多样性正在逐步消失，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存在着周期长、收效慢、共享性弱等不可避免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创新，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加以数字化处理便是人们目前采取的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瞩目，数字化技术“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将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王耀希:《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目前国内就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取得了一些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例如:浙江大学虚拟故宫漫游，北京大学故宫数字化，微软研究院的兵马俑，南京大学三峡文化遗产数字化展览工程，国内各种数字博物馆包括南京博物馆的数字化、山东大学考古数字博物馆、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工程等等项目，为我国通过信息技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创造提供了有益的方法与经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文化遗产，克服了传统保护手段与方式的固有缺陷，大大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共享性、直观性，缩短了保护的周期，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独特性和完整性，与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协调的。现代信息技术为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国家和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多姿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少数民族的财富，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加强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也能促进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是构建全球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现实选择。由于各民族生产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的差异，尤其是中西方的巨大差异，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理解偏差、观念隔阂，为了使世界各族人民更好地理解和接纳中国多样文化，将高科技手段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用有表现力的、直观性的方式讲好“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以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的，曾先后访问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好评，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云南映象》是一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的充满古朴与新意的大型歌舞集锦，将传统歌舞和新锐舞蹈、现代舞美完美融合，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创了神话般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这两部民族演艺作品之所以受到国际认可，源于它们充分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效，为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创意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增强了地域文化的文化表彰力、艺术展现力，使艺术与技术、视觉与感受相得益彰。加之，互联网络技术以及现代移动通讯、非传统媒体、非主流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营销与推介，大大提高了地方文化的传播效率。现代科技凭借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快速便捷的传播体系和营销平台，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和传播所探求的路径正是今后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可取之路。
现代科技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宝贵精神和物质财富，值得整个人类共同珍视、保护和推动其创新发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创造了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地域和民族文化。集丰富性、多样性、吸引力、影响力和创新力为一体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基础，也是区域、民族特色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保护好、开发好区域、民族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的转化，是实现区域和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区域和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科技在促进民族文化资源向现代大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转化过程中，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创意提升、品牌营销等手段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规模化生产与产业化发展空间的拓展。现代科技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生产从相对封闭的、分散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从而有力促进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文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不同地区、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现代科技、信息技术与丰富多样的区域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可以促进诸如民族演艺、民俗文化体验、文化旅游、节庆会展、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等产业的发展。民族传统手工艺异彩纷呈、特色鲜明，是区域、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早在唐代南诏时期就有从事金、银、铜器手工加工工艺的历史，至今已有1200多年。“小锤敲过一千年，一品富裕千万家”，新华村已成为云南著名的“民族工艺村”。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华村的手工艺生产技能不断得到提高，在生产工具方面实现了电源动力和部分机械化生产，气泵、抛光机、压银片机、绞银丝机等新设备的引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满足了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云南大理州剑川的白族木雕，历来蜚声海外，尤以剑川木雕最具代表性。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剑川木雕在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之上引进了平雕机与圆雕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同时，剑川木雕还利用计算机技术设计并开发木雕的数字化图案，从而赋予传统木雕图案以新形式和新寓意，增强了木雕的现代性与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技艺在秉持传统手工技艺的基础上，适当引人现代科技无疑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大潮、争取市场主动的明智选择。
现代科技为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意提供了技术支持。近年来，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衍生出多种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些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正是文化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最具后发优势的业态，是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及时掌握最新科技，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动漫产业、数字出版产业等，同时，在民族文化丰富的中国，也要注重现代科技对民族文化的带动作用。现代科技为我国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意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云南美瑾奇奥传媒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专业的动漫企业，公司以“弘扬云南本土文化，发展民族动漫品牌”为创作理念，致力于振兴民族动画、繁荣文化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这片彩云护佑的沃土上，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这为美瑾奇奥的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公司成立以来，引进海内外先进的创作理念，结合业内最新的制作技术，制作完成了云南第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3D大型电视动画片《彩云南》，将云南极为独特的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向世界展示了这块“云南美玉”的绮丽风采。《彩云南》动画形象—“泡泡”，荣获“2010第二届中国年度十大最具产业价值动画片形象奖”;在“2010中国动画盛典”中，荣获了“2010中国动画年会评委会特别奖”;2010年9月，荣获“云南广播电视奖2009年度优秀影视广播剧奖”;2011年4月，荣获“美猴奖”提名奖;动画形象白族小姑娘“琪琪”荣获“第二届中国十大卡通形象”提名奖;2011年7月，《彩云南》荣获“首届中国•鄂尔多斯东胜动画推介会”国产原创动画优秀作品奖。现代科技的引进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正是美瑾奇奥成功的关键所在。运用现代科技整合民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可行方案。
现代科技与信息网络为民族文化品牌的营销提供了路径。“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而传播力往往取决于传播技术的先进程度。’旧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信息技术的深人发展，构筑以科技为依托的现代传播体系已成为区域和民族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快速发展，为文化传播、文化品牌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移动通信、互联网、手机报、流媒体点播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区域、民族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展示方式、营销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已成为区域、民族文化品牌提高影响力的关键。
云南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大省，在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中，运用现代科技努力打造方便快捷的全新网络服务、传播平台，为本省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民间工艺、珠宝玉石、影视、演艺、动漫等产业的发展搭建了良好有序的营销平台，促进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六百年历史孕育了极边古镇—云南腾冲和顺古镇，2005年“中国第一魅力古镇”和2006年“中国十大最美丽的村镇”这两个大型评选活动，100多家媒体的介入，使得和顺名声大噪。和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此提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旅游膨胀发展的今天，和顺的成功不仅仅源于它独有的民族文化资源，更离不开现代媒体的宣传、推介和营销。《滇西1944》、《我的团长我的团》、《茶马古道》、《大马帮》、《和顺的夏天》、《翡翠王》等电视剧的拍摄，更进一步提升了和顺的知名度。尤其是近两年来拍摄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青年》的高收视率和电影《武侠》的高票房，使得和顺一时成为外来游客的目的地。《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更使得“龙凤铃”成为和顺最畅销的旅游纪念品。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和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云南影视业的发展，“天然摄影棚”的雅称实至名归。民族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成就了云南民族文化品牌，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区域的软实力。
现代文化发展范文5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在企业间的竞争就愈来愈重要，而企业为能够获得竞争的优势就要加强自身文化的沉淀，将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是时展不可缺少的元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企业文化是保持其发展动力的重要内容，所以要对其充分重视。
1.企业文化主要内涵分析
企业的竞争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是使其长久的动力保障，企业文化在社会文化当中也是亚文化，企业文化是在长期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简单来说既是企业具有的精神文化，可以结合实际将企业文化进行划分，一个是外在的发展表现，还有是企业发展的氛围以及管理制度的作用等[1]。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过程中，人们在企业文化的重视度上愈来愈高，并成为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企业文化从其内涵层次来说，能够分成精神层面以及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其中在精神层面就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的价值观所在，对企业的各阶段发展都有着指导作用，而在制度层面则是企业文化的媒介层面，对企业的各项制度都有着涵盖。最后在物质层主要是企业的外在表现的形式，例如办公的环境等等方面。企业的发展要在企业文化的健康保持上才能持久。
2.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及构建策略
2.1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
企业文化在现代化的企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现代企业中的约束作用发挥方面，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能够在思想以及心理和行为上进行规范化，也是对企业整体发展的一种约束，使之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进行迈进。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些规章制度，能够在价值观以及道德规范层面进行对企业的发展加以约束，通过企业文化也能对其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让员工能够自我约束，这就减少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在内部的人员更为和谐[2]。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凝聚功能，在企业文化的作用下能够在企业内部形成潜在的推动力，对员工的工作过程中积极性提升有着重要作用，这对企业的发展就比较有利。企业员工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企业员工就没有企业的发展进步，所以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在企业文化的带动下就能发挥其积极作用，让每个员工都有向心力，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对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有效提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再者，企业文化的激励作用在现代企业发展中表现的也比较突出，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对企业的价值取向有着决定性作用，能够让企业的员工在事物的评判上达成共识，并能在共同企业的目标指引下员工会朝着这一既定的发展目标迈进前行。这样员工的价值得到有效实现，就能让员工产生成就感，更有信心的展现自己，从而起到长效激励的作用[3]。另外，企业文化对现代企业发展的作用还体现在保障功能以及辐射功能，所谓的保障功能主要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进行的保障，因为企业文化只要形成就会有传承性，这对企业的长久发展也就有了保障。而在辐射功能作用上，是能够通过文化传播让企业的良好形象得以树立，通过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市场产生相应影响。
2.2企业文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构建策略
对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优化策略的实施，要能够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分析，最为主要的是要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层面进行加强。能够构建和谐的人本企业文化，进而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人文本的发展理念也是当前整体的社会发展理念。从具体的措施实施上来看要在管理上对企业员工充分尊重，对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加以调动，然后再构建一套适合的激励性管理机制。企业管理过程中还要能够对员工的培训工作得到加强，对员工整体素质进行提升[4]。另外，对现代企业的知识成本经营文化要进行有效创新，并要能够构建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文化，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企业的发展也要能够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以及时代性等特征上得到充分体现，在具体的企业文化管理方面要能加强创新。要能够走现代企业文化制胜的发展战略，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企业的发展必须要能够重视精神状态，要形成健康的价值观，在先进的文化制度层面也要能够具备。尤其是处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要想获得长久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能够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得到有效加强。
3.结语
总而言之，对于当前我国的企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的融入，从市场的发展出发，进一步加大企业文化的科学化建设。此次主要从企业文化的内涵以及发挥的主要作用和相关策略进行的分析，希望在此次的努力下对实际企业的健康长久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服兵.深入创建学习型组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J].传承.2013（16）
[2]段登辉.借鉴美日企业文化加强中国民族文化影响下企业文化建设研究[J].时代金融.2014（03）
[3]李兴宽.创新型企业文化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09）
现代文化发展范文6
一、企业文化内函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养出来、为广大员工所认同、能够统一员工思想、指导员工实践的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以及企业传统、礼仪等意识形态和精神信条，是维系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的精神支柱。
企业文化建设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现代企业的发展依靠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技术，技术来自于管理，而管理靠的是企业文化，因此，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企业文化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对企业经营业绩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公认，在21世纪将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它既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式，又是企业素质水平的综合体现。
20世纪7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处于经验管理阶段。那时企业管理主要凭借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意志，管理效果完全依靠管理者的素质、经验和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企业管理人者已经意识到企业必须采用科学管理策略和方法，建立本企业的特色文化。当今，我国企业管理进入文化管理阶段，企业管理对象为知识化和学习型的劳动者，主要管理策略是企业全体职工建立共同愿望和价值观，提高职工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企业文化是影响和生产企业核心力的关键要素
企业文化代表了企业的生命力，代表着企业集体的灵魂，企业文化不仅影响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策略，也影响企业的思维方式，影响企业战略形成的全过程。现代企业提出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依靠全体员工发展企业。在企业文化的行使中，价值观起着关键作用，先进的价值观使企业产生强大的规范力，成为企业成员的行动准则，继而产生持久的推动力，促使员工积极地实现企业目标。崇高的企业价值对内可激励员工，树立积极的工作价值观，真正感受成功的乐趣，表现出敬业尽职的精神，真正培养起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的忠诚，对外可在社会中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增强企业竟争力。同时，企业价值观决定着发展方向，影响企业的目标和绩效，是形成企业核心竟争力的关键要素。此外，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对员工的柔性管理，始终贯穿于企业的管理的全过程。由于人力资源，是最积极、最活跃的主动性生产要素。企业的共同价值常决定企业的前进方向，在这个前提下，企业常根据环境和自已的工作目标，通过探索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行为方式来实现企业目标。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三、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趋势
1、企业文化的发展水平成为制约企业的核心要素
哈佛商学院的著名教授约翰.科特推出了著名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著作，提出重要论断：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影响，在下一个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常说企业文化是一种力，它首先是凝聚力，第三是约束力，第四是导向力，第五是辐射力。企业文化这五种力量，在未来企业发展中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出来。人们将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不是有形成资源而是企业文化，企业用心创造的这种资源会使企业文化越来越具有个性化，这必将成为一种趋势。
2、国际化对中国企业的文化沟通和管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
世界上的交流必须以对文化理解为前提。加入WTO后的中国的企业，更多的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发展，因为中国的企业将更加广泛的融入国际环境而与国外企业开展交流和合作。中国企业的对外交流在技术和物质层面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证，但中外文化的差异势必成为和国际接轨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贸易争端，一部分是经济体制构建上的差异造成，另外有些则在深度探究下能够发现，是在文化认识上存在的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向外国学习构建企业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转轨：要求企业必须从任意型文化转向信誉文化；从封闭型文化到开放型文化；从管理意志文化转向法制文化；针对国际贸易企业规则，由经验文化转向规范性文化；从非歧视角度要求从垄断文化观念转向平等文化观念；从行政贸易型文化转向市场贸易型文化。
3、创立学习型企业文化
企业竞争力的扩张实质上是一个知识传播的过程。成功的企业常存在着有利于学习和知识共享的文化之间能很好地融合。21世纪是人才与科技的竞争时代，企业活动的成功关键在于学习内容和效果。创立学习型企业文化关键在于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解决传统企业固有的分工、竞争和反应性三个基本问题。在传统的企业管理中，过于专业化的分工把企业分割成相互独立且相互冲突的领域，不利于团队合作，使管理者的注意力发生了偏离，仅关注解决问题而不关注开发和创新。
成功的学习型企业文化强调人的自主管理，自我创新。企业只有相信员工，激励员工，给他们指明方向，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证，才能焕发职工极大的工作热情。因此，一个企业想要长久和持续发展生存，建立学习型组织文化氛围必将成为一种趋势。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