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遗传学的意义范文1
富阳东坞山村，一个不起眼的江南小山村，位于杭州城郊的交界处，唯一有名的就是“金衣”豆腐皮。
2008年，村里的几个农民找到了在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的吴宗杰教授，希望他来试着挖掘整理东坞山的文化遗产，而批判话语专业出身的吴宗杰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批判话语看似跟文化遗产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其实不然。它始于现代西方，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当我在英国读这个专业的博士时，我已经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正是中国传统中的‘话语’才能打破西方当代‘话语’的桎梏。”他解释说。
一年以后，《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问世。
我问及为何选择东坞山村作为研究对象时，他坦言：“东坞山是一个东南沿海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村子中的一切显得‘土气’而平常。但即使很小的一点，也能体现传统价值观。”吴宗杰说，“比如说，东坞山的家庭情况完全不同于杭州，它是由几个大家族构成的，每个家族的成员聚落相处，正是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大城市早已经没有了。”这种村落人口的排布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观——大家族之治，是基于家族成员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等“礼仪”的遵循。一言蔽之，遵礼守德方能齐家。或许正是悟到这种血缘宗法性质是基本的社会关系，古代中国人才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先决条件。
“刚开始没想到话语、中国‘礼’的价值观与文化遗产有关联，但在做的过程中，这些理念都对接在一起。”吴宗杰不无感慨，“我研究历史文化，为的是找到有意义的‘叙述遗产’。”这些有意义的“叙述遗产”，正是中国的“礼”的方方面面。“礼”被吴宗杰概括为“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我的立足点都是这个‘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比如‘龙飞凤舞到钱塘，狮蹲象踞东坞山’，并不是什么迷信的说法，而是一种依附于山水景观文化的话语，是人对天的礼仪，表现的是礼义中天、地、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于吴宗杰而言，村落文化遗产、乡俗之学只是一个外壳，最重要的是呈现其中的“礼”。
三年之后，吴宗杰主持的《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报告》成型。虽非历史文化研究出身，如今他已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一位独树一帜的学者，成为《世界遗产》杂志的编委。
破遗产之观寻溯“古”
2011年4月，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学院的邀请，吴宗杰先于浙江大学杨卫校长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他以东坞山村与衢州水亭门为例，与中外学者探讨了孔子历史叙述的文化意义，为中外两所名校的长期合作打下了基础。
2012年6月，以吴宗杰为首的浙大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应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之邀，参加以文化遗产与展示为主题的冬季论坛。吴宗杰作了《物质与精神遗产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门遗产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反响热烈。
“我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文化遗产的英文文章，”吴宗杰说，“但外国人很希望我去交流。他们（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找到我，希望我能成为他们旗下杂志《世界遗产》的编委。”
“也许我最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我的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吴宗杰认为，“对于现代中国乃至世界来说，这种遗产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西方与现实中国都通过学科知识基础上的归纳、分类、认定、排序来确立所谓的遗产价值。“这是一种禁锢，一种凝固的思维方式，一旦限定，就缺少了意义的延展性，东西就死了。”他说，“我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春秋笔法’来研究和叙述。”春秋笔法是用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方式来叙述，不会将文化描写成概念，而是将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回避语言的表征意义，体现“道不可道”的哲学。“一方面，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概念’，而是一种微言大义的教导。因此我们的研究解读方式不应该只是定性。譬如，一块地标石碑，用西方的遗产观看到的也许只是一块石碑，什么年代，什么质地，谁建的，都无关紧要，但从‘微言大义’的角度看，西方人用的是木条，不用了拆下就可以了，而我们用的是自然中长存的石碑，这种人文建筑与自然地理的统一，正表达了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势自然的‘礼’。”
吴宗杰看文化遗产，看到的是其中的核心——礼，他写文化遗产，也用春秋笔法写“礼”，希望后人能够参透悟道。对他而言，他所用的遗产研究方式并非创新，只是寻古溯古罢了。
行孔子之行复兴“义”
吴宗杰言谈之间认为，儒学复兴的周礼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因为两点：一是孔子对周礼的继承最全面、影响最大，二是因其深得礼之精髓。
中国文化遗产的意义究竟何在？难道只是按照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把它们看做一种艺术形式、一种空洞的民族认同的证据。我想，吴宗杰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浩浩长河中，他早已寻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意义——孔子。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在礼仪的施行中感受义，归于“义”（“德”），是中国礼文化的传播之道。吴宗杰认为，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历史书写方法，也是让人从他的叙述中找到礼仪，施行礼仪，再领悟“义”（“德”）。
换言之，吴宗杰认为孔子及其后人治史，是希望从中找到行为准则与真谛，这是“崇古”的主要原因。“通过历史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而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死的，而是承载着道，能为今所用。”他说。
“中国本土式遗产话语，就是不做定义，只叙述，通过彰显遗产中原有的中国式话语，来告诉这个世界宇宙的方向。我要做的就是彰显，让人们看到文化遗产中的礼仪和礼义。让人们可能从礼仪的施行中感受、理解礼义，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东坞山村文化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老汪家一直有五棵树，两棵三角枫，一棵松树，一棵苦楝树和一棵大水檀树。汪家人说，松树代表万年长青，枫树和檀树都是硬木，说明做人要有骨气；苦楝树则表示把一家人连在一起。如今松树和苦楝树被砍了，人也散了。而汪家人现在的愿望就是把两棵树都栽回去，树齐了，人也就回来了。
吴宗杰的叙述平淡朴实，我却能感受到，祖宗用几棵树就完成了对家族的期望和对家人的教导，让他们从自然中感悟做人之道。这正是春秋笔法下的“礼”的精妙之道。
吴宗杰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遗产意义。
研究遗传学的意义范文2
关键词：遗传病主线；高职学校；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
医学遗传学是介于医学与遗传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也是高职护理专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课程，学生学习起来普遍感到难度偏高。为了提高高职医学遗传学课程的建设质量，近年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构建了以遗传病为主线的课程建设策略，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模式方面进行了优化，现将具体的教学措施总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纳入到本组研究中，均为女生，共計128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64人。对于观察组学生，以遗传病为主线进行教学改革，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护理教学模式，两组采用同样的教材，由同一老师授课，学生基础成绩、课时等一般资料上，无显著差异（P>0.05），不会对教学质量产生影响。
（二）教学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用常用的理论+实践的授课模式。对于观察组，以遗传病为主线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
1.成立研究小组
成立《医学遗传学》研究小组，制作出玻片标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染色体核型分析，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组织学生针对医学遗传问题进行社会调查，指导学生搜集自己家乡的遗传病调查资料，编制论文集，并将相关知识力所能及的传递给亲人、朋友等。并普及《医学遗传学》的相关知识，在校内开展义诊活动与知识竞赛活动，结合教学目标来改革教学评估方式。
2.重构教学内容
在教学活动中，将遗传病作为教学大纲，从遗传病原理、分子基础、遗传病细胞、遗传病临床表现、传递方式、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进行教学。并结合《医学遗传学》的内容来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满足高职《医学遗传学基础》教材规划，介绍学科的发展动态，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记忆。课件中有大量的遗传病资料图片，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在与主动性。同时，设置网络虚拟课堂，建立微信群，为学生提供关于遗传病理论、实验教学、教学课件、遗传病视频的相关知识，内容包括习题、教学视频、参考资料、课件和教学大纲等，学生可以随时下载、复习。此外，以遗传病为主线，编写实验教学大纲，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构建遗传咨询门诊，成立诊断见习基地，在成绩评价上，不仅关注学生的理论成绩，也增加了实验与社会实践内容，提高考核的全面性。
3.建立遗传咨询门诊
遗传咨询即根据咨询对象的遗传病发生情况、诊断、防治问题进行商谈与讨论，让患者对自己家族的遗传病有系统地了解，选择合理的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遗传咨询门诊已经非常普遍，是遗传病治疗的重要内容，负责为患者提供生殖保健、优生优育、遗传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建立遗传咨询门诊，学生可以感受医生、患者的双重身份，从而知道怎样有的放矢地学习知识，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
4.举行社会实践活动
在节假期，组织学生上社区、街道、特殊学校、社会福利院等，举办义诊活动，宣传优生优育的相关知识。在寒暑假，为学生发放调查表，为学生介绍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与注意事项，让学生利用假期来进行调查，写出报告汇编。通过调查，有的学生拍摄了珍贵的照片，最后由教师负责汇总。在一个个的实例中，学生感受到了消除传统封建陋俗、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
（三）观察内容
对比两组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满分均为100分，60分及格。
（四）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来表示，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结果显示，无论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上，观察组成绩都优于对照组，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1。
表1两组学生理论与实践考核成绩对比示意表
组别例数理论考核成绩实践考核成绩
观察组6486.4±7.688.4±6.1
对照组6473.9±8.275.9±7.8
三、讨论
医学遗传学是高职护理教学的一门重要内容，涉及的内容复杂，包括医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知识，内容复杂、抽象度高，对学生的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科研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传统教学模式方法陈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主动性与积极性均受到了影响，不符合新时期高职院校的育人需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遗传学课程既包括基础知识，也包括与遗传病防治相关的内容。为了解决传统教学模式的问题，我院以遗传病为主线，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重构了教学内容，包括成立研究小组、重构教学内容、建立遗传咨询门诊、举行社会实践活动四个方面，不仅包括理论教学内容，也对实验、实践教学活动进行了改革。以“遗传病”为主线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再将其付诸于自己的实践中，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的时间，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进行调研，这种“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理论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十分有益。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理论考核成绩，还是实践考核成绩上，观察组成绩都优于对照组，上述数据组间比较差异显著（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遗传病为主线的高职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模式，有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临床实践与理论真正结合起来，借助于各类新型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体系，对于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非常有益。
作者：赵忠桂
参考文献：
[1]曹博，程志，曹德品，等.PBL教学模式在医学教学改革中的应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7）.
[2]张咸宁，俞萍，祁鸣，等.医学遗传学课程建设浅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
[3]冯浩，沙保勇，景晓红.浅析高等医科院校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陕西教育（高教），2015（12）.
[4]米亚静，张妮，刘洁，等.青年教师在医学遗传学教学中的体会与思考[J].现代医药卫生，2014（17）.
[5]张淑红，张金波，刘爽，等.提高医学遗传学课堂教学效果的探讨[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2（2）.
研究遗传学的意义范文3
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础建设。”决定还指出:“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鼓励和扶持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活动积极分子,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发挥作用。” “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决定的这些内容好像就是针对我们课题讲的,很有指导意义。
我国由于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这些文化瑰宝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如何让这些文化瑰宝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紧迫的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课程改革的需要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之一。强调课程资源的地位和使用是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没有课程资源的广泛支持,再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也难以变成中小学的实际教育成果。课程资源的丰富性、适切性程度决定着课程目标实现的范围和水平。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于转变课程功能和学习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发和利用,对中小学各科的学习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可以使学生亲近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爱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习与学生的生活和经验相联系,让学生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使学生由热爱家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热爱家乡,由热爱家乡升华到热爱祖国。这对于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是教育青少年热爱、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需要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十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很大的破坏。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大破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很多外来的文化替代了传统的文化,它们的进入使传统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随着地方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发生急剧改变,导致我们民族的无形文化发生急剧的消亡和改变。例如,少数民族传统的民居被小洋楼取代;民族服装、服饰及其工艺日渐式微;杰出的民间文化艺人大多人老力衰或相继去世;很多经典文化无人传承。在今天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也是当今世界都没有找到最佳方案的大挑战。
由于非物质文化很多是靠口头传承的,如果传承人没有了,活态的文化便立即中断,剩下的只能是一种纯物质的“历史象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民族的根深深地扎在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不注意传统文化的保护,一味追求“洋”和“现代”,中华民族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复存在。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少数民族中承载着许多活态文化原型。在西部大开发中,如果不注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不复存在。实际上,我们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消失是永远的,是不可再生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对于青少年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树立民族自豪感,逐渐培养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文化素养和文化判断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先进文化都是很有意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掌握在今天和明天的青少年手中。我们一定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通过课程的熏陶,各种活动的浸染,各方面的触摸,近距离的接触,用非物质文化照亮青少年的心灵,使他们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亲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他们不仅从汉字里了解中国,而且从口头文化传承,从民间文化,从人民的哲学、人民的思维来认识我们民族的本源。了解的目的是为了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四,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
我们的课题不仅要研究、传承,还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全面、更深入、更客观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文化部的有关单位将精选优秀节目到联合国、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今后这类出国演出还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重点,以便让它走向世界。
研究遗传学的意义范文4
迈克尔・路特（Michael Rutter，1933-）是英国著名的发展变态心理学家，被称为“儿童精神病学之父”。1933年出生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城，1936年随父母回到英国，1940至1944年被父母寄养在美国。1944年后在英国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路特1955年毕业于伯明翰大学医学院。在获得神经病学、儿科和心脏病学的硕士学位后，1958年在伦敦莫兹利医院（Maudsley Hospital）接受了精神病学的训练，1961年获得资格认证，然后去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1962年回国后，他加入了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社会精神病研究所，1965年应聘到伦敦大学精神病研究所，1966年在伦敦被指定为精神病学会的高级讲师。1973年，他成为儿童精神病学教授、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系系主任。
1984年，路特创立了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儿童精神病学分会，于1984年至1987年担任该会的荣誉主席；1994年，他又创立了精神病学会下的社会、遗传和发展精神病学研究中心（Social，Genetic and Developmental Psychiatry Research Centre），在1994年至1998年间担任该中心的名誉主席。他在1987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1992年被授予爵士爵位，是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和医学科学研究院（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拥有莱顿大学、伯明翰大学、爱丁堡大学、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沃里克大学等院校的名誉博士学位。现在，他担任伦敦皇家学院精神病学院发展精神病学教授和伦敦莫兹利医院的精神病顾问。
迄今为止，路特出版了38本专著，并发表了400多篇论文。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母爱剥夺再评估》（Maternal Deprivation Reassessed，1972），被New Society评价为“儿童保育领域的经典”。路特被公认，为儿童精神病学在医学和生物心理学领域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做出了卓越贡献。1995年他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在20世纪最著名的100名心理学家中，他排名第68位。
一、对母爱缺失与剥夺的研究
路特的研究思路主要是诠释自然和教养之间的关系，研究论题围绕母爱剥夺对儿童心理社会发展的影响展开。这个论题涉及依恋关系的缺失与剥夺、依恋关系的丧失等。
依恋关系的缺失与剥夺。母爱剥夺的相关研究，是路特研究的重要领域，形成了他关于儿童成长的心理环境的重要研究范式和观点。路特认为，儿童依恋理论的提出者鲍尔比对母爱剥夺的概念过于简单化。鲍尔比认为，母爱剥夺是指儿童与一个依恋的人分离，失去了依恋对象且没有发展出对他人的依恋。路特认为，这些依恋的性质，每种都有不同的效应。为此他在缺失（privation）和剥夺（deprivation）之间作了区分。如果儿童根本未能形成依恋关系，这是依恋的缺失；而剥夺是指依恋关系的失去或受损害，即曾经拥有过以后的失去。依恋的缺失有两种原因，一是儿童有许多不同的养育者，二是家庭不和阻碍了儿童和成人建立依恋关系。路特发现一个有趣的结果，对于儿童精神问题的风险因素而言，父母离婚和父母去世显然具有相同的效应，然而，事实是父母离婚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父母去世。他认为，儿童期依恋关系的缺失可能导致了最初的粘滞、依赖行为，寻求注意和不加选择地建立友谊等行为。然后，随着儿童逐渐成长，表现出无法遵守规则，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或者有负罪感。路特还发现了行为的证据，情感障碍，以及语言、智力和体格发育的紊乱。出现上述问题，并非如鲍尔比所声称是缺失与母亲的依恋关系所致，而是由于缺少依恋关系通常所能提供的智力刺激和社会经验所致。
1989年，路特领导了英国和罗马尼亚被收养者研究小组，跟踪研究了许多十几岁时被送到西方家庭中收养的孤儿，对于影响儿童发展的早期剥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依恋及新关系的发展，得到了乐观的结果。尤其在实验方法上他采用了更科学的方法，他将大量的时间投身于与儿童的接触，采用自然实验的方式发现可以得出因果推论的方法。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对儿童的了解，与对细节或例外结果的关注，路特在弥补鲍尔比提出的依恋关系基础之上，往前更迈进了一大步。
依恋关系的丧失――应对、心理弹性、遗传因素和保护因素。路特着力考察了当面临依恋关系丧失时，儿童的心理行为反应以及相应的机制。
第一，儿童需要考虑应对。即要么有身体上的应对，要么有心理上的应对。路特认为，儿童的应对行为包括问题解决和情绪调整两种，这两种方法中有许多属于偏差行为或不良适应行为。
第二，儿童需要避免压力和逆境，或者用某种方式减少压力所带来的影响。路特认为，在挑战与压力面前，儿童必须学会应对，一种方法是通过暴露，使儿童处于真实的危险中，只不过这种危险控制在儿童可以处理和应对的范围内。这方面的思想和研究使心理弹性成为到目前为止产出颇丰的一个研究领域。
第三，涉及到遗传因素。已有研究发现，遗传因素在环境对人影响的易感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寻找涉及到压力应对时的遗传路径，要么是增加风险，要么是增加保护性。
除以上所提到的三种面对压力时可能的机制，路特也是较早关注到部分不利处境儿童发展依然较好的研究者。他特别关注儿童成长中的保护性因素，即那些使儿童免于受到伤害、减低伤害或者修通所受伤害的因素。包括儿童面对应激的性质、儿童生活境况改变、儿童自身的因素、家庭内因素以及诸如学校、家庭外因素五个方面。这些保护性因素的提出，对于早期剥夺儿童后期的治疗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尤其对研究处境不利儿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路特同时也强调，为了了解与加强心理弹性与保护机制，人们必须考虑到家庭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种族情境的互动，以及个人与家庭因而出现的衰败或兴盛。
二、孤独症的研究和思想
路特医学和神经病学的特殊背景，使他关注到了其他研究者可能较少关注的社会行为遗传因素，并且尝试对其机制进行研究，这一点尤其反映在他对孤独症儿童的研究中。
孤独症的发病机理：遗传因素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孤独症是一种情感性的而非躯体，原因是不良的父母抚养方式和其他心理因素导致了该疾病的发生。1977年路特等的研究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孤独症遗传因素的重要性。该研究对象是21对英国双生子，其中10对是异卵双生子（基因相似性与普通兄弟姐妹一样），并用严格诊断标准每对双生子至少有一个是孤独症。结果发现，没有一对异卵双生子是同时发病的，也就是说，异卵双生同时发病机率是0。这可能也是人们对孤独症的遗传因素未给予重视的原因。这篇论文公开发表后，路特开始质疑自己的观点，5%的概率是相当低，但是真正的核心不应该关注很低的绝对概率，而是相对于当时普通人群万分之四的发病率非常高的相对概率，显然，遗传因素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路特从研究中找到了支持证据，即1977年研究中的11对是同卵双生（基因100%相似），他们中有4对，即36%被同时诊断为孤独症。尽管该双生子研究的样本很小，但是两类双生子发病概率统计学上是具有显著意义的。另外，他的研究设计非常精细，因此，该实验对孤独症领域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基于路特与其同事的研究工作以及后来的验证性研究，孤独症从作为一个环境影响的心理问题逐渐被理解为重要的遗传性精神疾病之一，其结果大大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而孤独症则是研究者们首先关注的几个重点领域之一。
孤独症的诊断。路特1977年的双生子研究是另一个重要发现，涉及到孤独症的诊断，他提出了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的概念，其征状是社交及沟通上的广泛性异常、异常局限性的兴趣、高度重复性的行为。事实上，路特及其同事对参加实验的42名儿童进行了细致的评估，包括社会、情绪、认知以及语言功能。最令人振奋的发现是，遗传因素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影响效应比对孤独症的影响效应更大：同卵双生子的相似性竟高达82%，异卵双生子的相似性仅有10%。
因此，路特与其同事认为，孤独症是与遗传因素相关联的广泛性认知障碍。这些发现也在后续的追踪研究中得到证实，即孤独症谱系的广泛性诊断，以及同卵双生子82%、异卵双生10%的症状相似性。路特及其同事的研究工作表明：孤独症的行为如果被认为是从出生到童年早期的发育障碍所致更为合情合理，孤独症是一种躯体性的、与父母抚育方式无更多关联的发育障碍。由于路特等的研究工作，到20 世纪70～80年代，人们基本上摒弃了孤独症所谓“父母抚养方式不当”的病因假说。无论是孤独症生物学病因探讨，还是临床实体的识别与描述；无论是相关症状群的分型，还是研究与其他精神障碍的联系，均提示了对孤独症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即明确了孤独症与精神分裂症的区别。
三、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路特在2006年出版的《基因和行为：自然-教养的交互说明》（Genes and Behavior：Nature - Nurture Interplay Explained）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观点。他主要阐释了基因是怎样影响行为的，以及在理解各种行为特点和精神障碍的因果路径中的重要性。他对行为遗传学、精神病遗传学以及环境对风险的调节效应研究等许多领域，进行了清晰而又通俗易懂的描述，尤其是对基本假设、方法的优点和不足之处的细致考虑，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谨慎解释。同时，路特也指出了纯粹遗传解释的局限，其核心是基因和环境永远不可能完全分开。路特认为，几乎没有例外，人的特点和障碍、体格和精神都是基因和环境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一方面，这意味着对所有的行为而言，遗传因素尽管可能不一定是占支配地位的，却是普遍的。这一点不仅对于障碍，而且对于普通人的心理特性，包括气质和认知特点，甚至犯罪或离婚这样的行为也同样适用。另一方面，许多遗传影响效应的例子也通过与环境的各种交互而发挥作用。因此，一些遗传行为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于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下，即所谓的遗传-环境相关。例如，父母有遗传因素的行为，可能破坏家庭功能，反过来，它又把孩子置于形成行为的风险环境中。换言之，父母的基因通过环境的影响机制来增加孩子发展所面临的风险。
路特认为，这种遗传-环境的交互作用非常普遍，人们必须在研究中予以考虑。基因不是决定性的，他们不会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导致诸如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等或者精神障碍的产生。基因作用于行为的效应是间接的，很大程度上通过环境的调节而产生。基因和环境相互接触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所谓的遗传-环境的交互作用，这说明了基因为什么影响一个人对环境风险的易感性。因此，遗传学者和心理学研究者，不仅仅是说着相同的语言，还要共同工作。路特因其丰富的跨学科研究背景，以及强有力的分析方法历史性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
三、小结与展望
路特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跨度非常广阔，包含了早期的流行病学研究、学校效能调查、社会心理学的风险调节测验、访谈技术的研究，以及后期的定量研究和分子遗传学，涉及到DNA研究、神经影像学、家庭及学校的影响、基因、阅读障碍、生物和社会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压力等方面。他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的重心包含了孤独症、神经精神障碍、抑郁、行为、阅读困难、剥夺综合症，以及多动症等。这种跨学科研究思路和研究实践，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给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大大拓展了心理健康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路特提出的儿童面对依恋关系丧失时可能的应对机制，以及保护性因素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儿童发展和学校教育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他给面对不利处境的儿童工作者带来了力量和希望。因为儿童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或许可以看成儿童生长所经历的磨难，而不只是悲惨的不幸与无力的怜惜，这种信念可能同样会传递给处境不利儿童，从而提升其自身的心理弹性。同时，也为早期剥夺儿童的后期治疗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尤其对研究处境不利儿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儿童青少年社会问题尤其重要，大量的留守儿童显然处在一个相对不完整的家庭中，父母不在身边，养育者的变更把留守儿童置于处境不利地位，而在客观现实无法改变的条件下，考察和研究其成长中的保护因素并应用于实际，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发展更现实和可行。此外，路特对孤独症的研究，不但扭转了人们对孤独症的看法，尤其是对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看法，而且使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减轻了养育的心理压力，从而使他们在对自己的养育能力方面减少挫折感，恢复养育孩子的信心。
路特关于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理论观点，在理解个体差异的来源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也推动了行为遗传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一是研究范式呈现多样化。一方面加强了收养研究的力度，使收养研究与双生子研究在行为遗传学中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使这两类研究成为确定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研究范式。
二是由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与完善，研究方法开始由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拓展到更为复杂的谱系研究，谱系研究可以为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提供更为完备的信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未来或许可以关注两个方面的发展问题：一是在发展过程中，遗传与环境的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比如，就认知能力来说，随着个体发育发展，遗传的作用不断加强；共同的家庭环境对童年期的个体是非常重要的，但到青春期以后它的影响可能逐渐变小。一是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遗传与环境的作用在每个年龄阶段是如何持续与变迁的。例如，研究已发现在认知发展方面，从童年期到成人期的，存在令人吃惊的发展连续性。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对发展心理学，而且对儿童精神病学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无论如何，撇开路特对儿童工作的热忱和天才的思想，单凭他对待科学研究善于质疑的态度，不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其“儿童精神病学之父”称号，实属名至实归，名符其实。
研究遗传学的意义范文5
2014年4月至11月,笔者参加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组织开展的“寻访川盐古道”大型学术考察,在对川、滇、黔、鄂、湘、陕、渝七省(直辖市)境内的川盐古道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川盐古道研究的意义、价值、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的创新和深化问题等进行初步的论述,希引起学界对川盐古道研究的重视,以推动进一步的深化研究。
一、研究意义和价值
(一)研究意义
1、学术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盐业史的研究重点倚重于生产方面,对盐业运销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内涵的研究则比较欠缺。作为绵亘在我国大西南并辐射到中南地区的川盐古道,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生态,可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食盐运销的一个典型案例,探究盐运古道与区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挖掘盐道内部多元文化互动、交融、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与社会变迁情景。首先,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川盐具体的运输和销售情况,能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盐业史、盐文化的研究,有利于构建川盐文化的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生长点。其次,以川盐古道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挖掘川盐对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通过盐的运输和“流动”,认识到历史时期四川的产盐区是如何与周边及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互动关系,可从“他者”和“周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作为“中心”的盐产地与销盐区之间的关联,对于阐述食盐是怎样深刻地“形塑”区域社会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价值。再次,以川盐的运销为分析视角,以食盐这一日常性的物质作为观察对象,可为我们探究西南和中南地区在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样貌和图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构成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盐文化的整体认识。此外,通过观察川盐古道的具体运作,可认识到国家的盐政及盐运管理制度在地方上的具体实践及其互动、调适关系。
2、 现实意义
在中国盐业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川盐,生产时间长、行销范围广,深刻影响了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众多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相关的盐运文化遗产正在快速地消失和面临濒危的局面。川盐古道作为一条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对其相关的研究和保护还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川盐古道相关的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破坏。基于此,对川盐古道的研究,有利于抢救性地保护类型多样的盐运文化遗产,对于促进沿线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二)历史作用和价值
1、历史作用
川盐古道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典型代表,是沿线经济的生命线、文化的大走廊,促进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开发和民族发展进程。首先,川盐古道作为重要的商道,有效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对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集镇、聚落的形成及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川盐古道不仅仅是运输食盐的通道,同时也是茶叶、马匹、铜矿、桐油、中药材、粮食、生漆、木材、丝绸等物资交流的交通要道。盐道上的商人多采取“来回生意两头赚钱”的方式,一方面是运入食盐,另一方面是将地方盛产和特产的物资外运。其次,川盐古道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孔道,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及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局面,对区域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形成及其地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在语言的传播和交流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处于川盐古道要津的江津、綦江、盐津、利川、桑植、思南、仁怀等地的部分方言与盐产地自贡的一些方言在词汇、语音及语意上是高度相似的;而且,这些地方民众的口音与自贡地区也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的缘由,一定程度上便是因为历史上食盐的运输和贸易促进了地区之间语言的传播和交流。再次,川盐古道对区域开发、民族发展有重要意义。调查发现,川盐的运销对沱江、赤水河、乌江、大宁河等流域的开发和黔北、滇东北、鄂西等地区的发展有非常明显的促进,并且在历史时期对神农架林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巴山区的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及文化的传播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川盐古道对民族国家的治理有深远影响,川盐运入滇、黔、鄂、西康等缺乏食盐的山区和民族地区,增进了中央政府与土家族、苗族、彝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联系,体现了中央王朝对民族和边疆地区的“体恤”,对维护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和边疆稳定有非常重大的“安抚”作用。
研究遗传学的意义范文6
关键词：陕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1 陕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从祖先保留至今的。陕南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其文化积淀之深邃，为世人所瞩目。陕南丰富多彩、深邃迷人的文化历史，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和积蓄已久的文化底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陕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与陕南地区的民风、民俗、文化、传统等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去研究和传承。众所周知，本地传统音乐能极大程度地反映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与研究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研究员说过，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杜绝轻保护、重申报的现象，从根本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此我们却常常面临难题和挑战：首先是传承人生活状况的良莠不齐以及老龄化问题。根据调查发现，一部分传承人的生活水平较低，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赚钱，没有能力将自身背负的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他们仅将非物质文化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不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传承上。但对于中国来说，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传承下来的重要人物。其次，年青一代会因为此类音乐“不好听”“太土”而缺乏学习的兴趣，使得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学习传统技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够流行，也不能带来太多经济利益，难以带动中青年的学习积极性。为此，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少继承人的情况，甚至到了“一徒难求”的地步。
如今，我国越来越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改善传承人的生活条件，使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利益。这一措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状态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传统剪纸这样的文化遗产在旅游景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以及传承人自身的经济状况和缺少依赖物质形态承载的商品性和生产性，仍旧发展得十分艰难。
2 陕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问题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不够。如今许多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形成认同感，并未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就拿笔者自己的情况来说，虽然笔者是地地道道的陕南人，但是对陕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只是略懂一二，对《陕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教学中的传承研究》也只有初步了解。由此也反映出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冷漠状态，认为它没什么吸引力。
葛剑雄先生说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刚开始是“热申报”的状态，可是由于世界文化遗产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的，因此很多非物质遗产文化都不了了之，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出现的一大重点问题，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热情的投入和足够的耐心，并且必须把传承看作是一件有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陕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校中传承的意义和价值
必须要有继承人的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代代相传下去。它需要传承人的不断发扬光大，所以选择合适的传承人是至关重要的。地方高校聚集着非常多的优秀的年轻人，高校教育是各种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高校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大的联系和意义。
3.1 现实意义和价值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甚至走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传统文化会无法得到继承，会逐渐消失在岁月的长河里。陕南音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愿意学习和发扬这门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现有的传承人大多年迈，再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而单凭自身的力量要想发扬这门艺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方高校寻找继承人，可以在高校挑选出专门人才，将其培养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人选。如果要想这样做，首先必须加强大学生对本土文化基因的理解和认识，推广文化知识传播上的多元化。在如今大学的课程体系中，只有添加这些元素，才能反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多样性。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从中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增强他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心与决心。
3.2 理论意义和价值
现代流行文化的价值取向正在使当代学生疏远自己的民族、地方文化。把陕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地方高校的课堂，可以让新一代年轻人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所在，本土音乐有着自身的闪光点，继承与发扬民间音乐势在必行。2000年7月，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兰州参加社会高级讨论班时提出，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事业中更应该这样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脆弱的民间传统音乐进行保护，从选择合适的继承人、鼓励人们多听民间音乐、改善继承人的生活条件等多方面下手。他的这些阐述深刻而有内涵，充分体现出当下对传统音乐的重视，以及当今保护传统音乐的难度。在高校音乐教学过程中，往往偏重西洋化的音乐，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是对国外的一些教育模式的迁移。
3.3 实践意义和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是没有办法再出现的，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然而此时此刻，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极其艰难，甚至到了夹缝中求生存的地步。从短期看，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高校可以使高校音乐教育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使学生接触到本土音乐文化；从长远的角度看，在高校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有利于对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
4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