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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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文1

1.国际标准化概念

研究方法国际化或者标准化,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要使用国际上普遍认同、广为接受和业已证明为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方法),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按国际统一的科学规范要求从事和管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工具操作性,研究过程的客观、量化、实证和严谨性,以客观描述为主,少有主观臆断和模糊性思维判断。标准化实质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统一的研究标准、手段和评价尺度。这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其科学评价的前提标准。标准化的目的就是采用科学方法获得科学结果。到目前为止,我国曾有过很多学者采用国际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使其研究成果得到国际认可,作为科学研究的文献索引,加以引证。实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伪科学和学术垃圾以及学术浮躁,以科学手段,高效率地获得人类对社会以及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2.国际标准化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国际标准化实际就是科学化;科学化是国际化发展的主题,量化和实证是主要研究方法,客观描述是其主要的实验记录手段,突出研究的专业技巧性和工具性是主要特点,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遵循严谨的科学研究程序是其基本要求,创造新的方法论是研究的价值目的。

就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量化和质化研究方法看,主张质化分析和量化分析的统一,它也是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方法,但是,其包括很多具体的质化和量化方法。我们对质化方法很熟悉也普遍使用,依靠逻辑过程或悟性过程等抽象提炼方法获得研究结论,但是,主观成分很大,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量化方法依据数据和定量经验等的推演、分析和验证得出研究结论,客观性很强,少有主观悟性参与,它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国内仅限于个别学科的使用,例如,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但是,使用的程度非常浅显,特别是存在着研究方法服务于假定结论的普遍倾向。没有做到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定量把握。这是我们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主要差距所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情况可以表述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坐而论道者多,会做实验的少。

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看,目前的研究工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突出研究成果的原创性。选题没有新意,重复研究是国内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有时忽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同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不顾质量,仓促抢先发表,“占山为王”的现象。内容上多是主观分析的结果,很少有通过量化实证建立的原创性。因此,选题和内容上的原创性是研究必须首要注意的问题。

(2)选题普适性问题。研究选题立意要有一般性。哲学社会科学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成果反映出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没有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不能称其是社会科学。因此,不论研究的对象具有什么特殊性和地域性,都要透过特殊揭示其蕴藏的一般规律。反映规律就是科学,科学也就是具备普遍适用性。

(3)研究的持续性问题。反映规律的同时,还要对其做持续研究,不断验证规律。国内对很多问题研究,发表了论文就好似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再探讨了,一劳永逸,这是机械研究的态度。科学研究要跟踪研究和持续研究,把一个问题搞透,彻底把握它的特点和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做到未雨绸缪。这样也才能形成专业化的学者。国外很多学者终生就研究一个问题,成为专家。而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髦研究什么的现象。

(4)量化文献考察。对研究问题从纵横两个向度做最大限度的文献穷尽考察,是确定研究问题可信度的关键前提。历史上或者是别人如何关注和论述这个选题;完成到什么程度(解决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本项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解决什么新问题;如何延续研究成就,等等,这是任何研究必须做的基础工作和遵循的研究方法。这既是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对文明成就的继承,更是寻求研究的科学起点。

(5)选择普遍认同的研究方法。设定选择已经验证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应的研究工具。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法,通过量化检测手段,收集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数据,特别是问卷是数据的主要来源,必须首先检测问卷的科学可靠性,科学问卷是研究问题的主要标准依据。

(6)量化检测手段问题。我们经常提倡创新理论,但是理论的创新历来缺少一个理论检测环节,现行的检测职能是由实践来完成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验证和检测理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理论还需要技术性的检测手段,依靠技术性手段科学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是科学探索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哲学社会科学光有指导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本学科的专业技术手段,这是学科成熟发展的标志。从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界看,这些检测手段有很多种,常用的有5种:(1)三角稳定结构方法;(2)可信度测试法;(3)内在关联度测试法;(4)差异性检测法;(5)因素分析方法;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检测方法,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一般性、可借鉴性和科学性。可以成为衡定类似问题的科学手段和模式,也意味着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和应用方法。科学模式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模式测试(社会科学的AMOS平衡理论)[1]得出的定论。目前在国内采用上述手段反复检测研究结果的学者很少。

以上几点只是创立规律性社会科学结论的十几个科学步骤中的基本要求。依据这几点基本要求,就能做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基本要求。

3.国内研究方法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种类繁多,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主流研究方法:一是以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主的研究方法;三是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综合创新”方法。

3.1国内西方哲学和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及其弊端

现行国内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基本和原始的方法。其中主要包括五大类方法:

(1)逻辑研究方法。这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其《工具论》里总结的古代人的逻辑研究方法,后来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普遍使用。

(2)经验归纳法。培根在其《新工具》(1620年)提出了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这是近代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诞生。

(3)假设演绎法。培根提出其方法的同时,笛卡儿在《论方法》(1637年)则提出了其理性化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方法的二元论[2]。

(4)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三大哲学研究方法——先验研究方法(康德)、辨证研究方法(黑格尔)和现象研究方法(胡塞尔),也是国内研究借鉴的三大现代方法。

(5)其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经典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补充的研究方法,例如,休谟和夏夫滋伯利等就提出过怀疑论的质疑研究方法,现在也广为使用。一些著名经典哲学家如赫舍尔、穆勒、孔德、耶方斯和现代的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等基于经典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各自独特的方法,广泛为人们运用。

上述方法都是目前我国学者普遍借鉴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比于当代西方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这些研究方法还都属于经典的基本方法,特点是重宏观抽象,缺少微观把握;理性分析较多,实证特点不很鲜明,往往是总结和归纳的思维过程是研究成果产出的主要过程,弊端是思维序列往往与实际序列不符。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这是中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的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哲学方法,被作为科学(自然和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研究的普遍方法论,在广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是一般的科学,是研究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最大的普遍适用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也存在发展和创新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把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普遍使用的量化、考证研究方法引入唯物辨证方法中,在突出对事物质的定性功能作用(质性分析)的同时,强化定量的功能作用(量化分析)。量化研究方法本来是辨证唯物主义的题中之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非常明确地认为,数学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3]

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现实方法论意义实质就是要以科学量化的手段对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和和谐发展等思想观点做量的内涵规定,强化这些科学理论的量的转变功能和工具操作性。量化理论观点内涵便于实践操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从而在操作中能真正实现以量的积累带来质变的科学方法的确立,避免以往方法论的缺陷而导致的空洞和操作离位。理论是从无数量的现象中总结提升(抽象出质的定性)出来的,在返回实践的指导过程中,也必须要有量的规定,这样的理论内容才丰富。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各门科学,运用了数学,可以严格化,可以数量化,成为定量的科学,能够进行严格的推断和预测。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量化研究手段,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才能解决。

3.3中国哲学传统的研究方法

这是指张岱年等学辈主张的具有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的“综合创新”[4]研究方法观。它是中国哲学研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依据中国哲学的性质、对象、内容以及目的、任务,以我为主,从中国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以开放、兼容的态度对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取舍、融贯、综合、创造,建构起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综合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中西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综合创新”被认为是未来建构中国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的正确途径和方向。这个方法的缺憾就是综合的过程要人来把握,因此主观综合分析色彩突出。传统的“正言若反”和“执两用中”作为认识和操作方法,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的思维特点、认知主观化和操作主观化的特点。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是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三大类研究方法总体上看,需要突出解决的是增强客观量化分析环节和考证研究环节,即不能简单地通过概念推演和思维过程获得质的结论,而应该通过展示和考证事物的量的实际客观积累推导出质的结论。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门类齐全,研究领域广阔,每年的成果甚丰,在国际学术领域很有影响,但是,能够得到国际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能够被国际学术媒体收录和转载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原因可归为如下几点:

(1)中国社会发展与国际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代表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处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需求热点不同,惟一交叉的部分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而这在很多国家社科研究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从客观发展水平上看,国外的发展需要与我们的社科研究成就不很匹配。

(2)我国很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还主要集中在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上;或者是从特殊性的研究上还没有总结提升出一般性的普适规律,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就还不具备普遍意义和全人类价值。

(3)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加之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相互借鉴难度较大。

(4)中国大多数学者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存在着语言障碍。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学者还无法用国际认可语言写作,加上社会科学产业化环节不健全,直接影响了我们研究成果向国际世界转译和进入国际学术领域。

(5)研究方法差异较大。国内研究方法主要以主观定性为主,方法为体系建立服务;国外以实证定量为主,方法是研究的终极价值。尤其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程序以及使用的工具都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规范。这直接影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

(6)全国缺少统一的哲学社会科学职业或专业机构,监督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没有明晰的统一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要求以及监督机制,特别是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对研究成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现象很多,导致学术浮躁,研究成果科学含量低。

上述原因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科学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把社会科学视为科学,而是当成意识形态问题对待,所以,研究方法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历来不受重视,学术研究的目的都是追求建立体系和论证体系,而不是为社会和文明发展提供创新方法论。研究方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产出方式和产出结果,目前关于研究方法在学界没有任何明确的、强制性的行业和职业规范要求,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完全是学者自己学术修养和道德水准所决定的,不是学术行业的法律规范约束。因此,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成为研究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很多学者开始意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采用陈旧的研究方法或者不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标准相比,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够科学,不符合国际化和标准化,因此学术成果的产出方式也就不科学。所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很容易被谨慎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这是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任何社会科学研究对人类文明都应该具有一定的开启价值,但是,我们的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研究热点与国际匹配不上,研究方法再具有“中国特色”,没有统一认可的研究方法作为学术成果交流的共同参照尺度和评价依据。所以,我们的研究开启价值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影响了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借鉴。如果不规范研究方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很多都会是徒劳无益,这不仅浪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劳作,也使我国对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很微薄。在当今国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只有通过使用国际上公认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视为是科学的活动和研究结果。学术研究是为全人类工作的伟大活动,必须依据全人类认可的普遍标准进行。

4.国际化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采用国际标准化研究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结底是方法的探索。这表明理论探索既是方法运用,也是方法的创造。理论只有验证(以往方法)和提供(新的)方法,让人们把握和运用所创新的方法,才能付诸实践。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所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其功能作用,首先要由体系本位意识转向方法本位理念,同时强化实证量化分析研究方法,这是研究方法国际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首先采用国际认可的统一研究方法。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意识形态原因。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交流,往往不是学术观点的交流,而是研究方法的交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关键就是运用人类普遍接受的手段和程序,“首先创造方法”[5];并且,黑格尔也提出过“方法有时比体系更重要”的阐述。无论什么意识形态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创造的理论体系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种理论是否为人类认识自然、协调自然提供新的、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人们操作和有助于人们改善处境,这是在学术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宗旨的根本体现。因此,研究方法就成为国际学术成果价值评价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关键衡量尺度之一。

(2)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原因。比于自然学科,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科,意识形态色彩较重,人文主观因素参与较多,在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和交流学术观点容易出现不分伯仲、相持不下的结果,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则更容易形成共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3)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社会科学产品)国际规范化的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符合国际统一认可的ISO系列标准,否则不被认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产品走向世界,也有统一的国际规范化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科学产品的诞生过程(即生产过程)有着严格的工艺流程要求。这个工艺流程就是操作方法体系。使用国际认可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和获得研究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的结论。

(4)要拥有知识产权,首先要拥有符合国际规范化要求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必须首先是符合国际要求、得到国际认可的产品,然后才能成为全球性的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品考核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产生的手段和过程是否科学,特别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只有通过科学方法产生的新理论方法才会有产权价值。

以上4点表明,作为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的价值意义。因为,“科学方法是我们藉以达到知识的唯一道路”,“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6]。研究方法是目的也是手段。重视方法的价值意义和采用国际标准化的研究方法,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切入点,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和对接的首要前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标准化的意义:

(1)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可使国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认可和借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成就。采用国际统一的学术研究衡量标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就与国际接轨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才能实现为人类探求真理、为人类文明发展做贡献的目的。

(2)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有利于规范和调控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管理,使哲学社会科学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功能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为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科学操作,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行业规定,特别是普遍不符合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标准化的要求,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影响国际学术交流、研究成果与世界接轨,直接导致理论和实际脱节、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和学术腐败等不良现象。当务之急必须要实行研究方法的国际标准化,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产出过程的科学性。研究方法国际标准化,是形成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契机、前提和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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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序言部分

[4]高秀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N]北京:光明日报,2005-5-23

[5]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李醒民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

[6]K皮尔逊科学的规范[M]李醒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文2

关键词:文化研究;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168-02

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

三、总结

100多年以来,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现代科技的发达、国际社会的普遍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其宏观的研究领域,过去局限于研究原始民族或简单社会的异文化,现在也研究复杂社会和发达国家及本体文化。由于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加强了协作,产生了新的边缘学科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本文试图梳理人类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希望能为文化研究这门复杂综合的科学厘清思路。文化研究日将成为一门世界性的人类科学,面临着日益增多的人类共同关心的课题。研究并解决这些课题,需要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国际性的合作,从而文化研究也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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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文3

关键词:中西行政学;方法论;现状;建设;发展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105-02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恢复对行政学的研究,至今已经历20多年的学科建设,取得了诸多进展与成绩。但是也应认识到,与西方国家先进理论相比,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现状

(一)研究方法较为滞后

对于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理论的发展来说,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科学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虽然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引入了多元化研究模式,但是研究方法普遍落后,如原则原理推导法、总结经验法等等,集中表现为静态化、定性化的分析行政现象,而没有意识到动态分析的重要意义。可见,我国有关行政学的研究方法论建设集中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很多研究主题尚未存在文献评估,也没有明确的研究目标或方向,深入研究的力度远远不足。当前,很多非实证性的研究取向也没有遵循批判研究、诠释研究等方法,严重影响了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质量,在知识增长方面没能发挥作用。

(二)路径依赖现象严重

所谓“路径依赖”,主要是行政学者过于习惯或者依赖某种特定的方法,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而灵活选择,同时方法论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不强。尤其对于一些非专业出身的行政学家来说,路径依赖现象更为严重。由于他们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受过任何系统性的方法论训练,没能有意识地吸收新观念、改变研究方法等[1]。例如,研究哲学的学者多用哲学观念、思辨色彩来探讨行政学问题;研究历史的学者则采取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来探讨行政学问题。虽然这些方法也存在一定优势,但是过于狭隘,将观念禁锢在某个角度,显然不利于方法论的全面建设与发展。另外,还有一些导师习惯了自己所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会将其传递给自己的学生,进而形成导师与弟子的方法论继承,也是路径依赖的一种形式。

(三)方法论研究有待强化

一方面,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作用,我国有关行政性的整体研究较为滞后,尤其在各种学术刊物中,有关行政学方法论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专著更是十分鲜见。大多机构没有将行政学方法论作为专门的研究课题。当前,行政学方法论的滞后已成为制约行政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需引起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以我国当前行政学界的研究重点与方向来看,有关方法论的训练非常匮乏;相关研究学者普遍存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不足现象,这也在一定角度反映出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力度不足问题。但是若想实现方法论的创新与探索,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实践与试验,这就涉及到经费的支持问题;例如,在一些实证研究工作中,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如果缺少了经费的支持,研究活动无从谈起[2]。

二、西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分析

(一)多元化的研究模式与途径

在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多元化、多渠道的研究方法,并逐渐完善、成熟,形成一道体系。在西方行政学中,主要集中在诠释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三大模式下,并且不同的模式对应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结合目标、逻辑等不同实行优化选择。以研究角度、研究渠道来看,由于公共行政具有一定复杂性,如果仅有单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远远不足,一般需要政治、法律、管理三大角度为着眼点,对公共行政提出不同的认识与见解,并且不同的途径存在不同的价值与观念,彼此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3]。除了三大主要角度以外,心理学、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也是可供选择的视角。从西方行政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多种研究视角、研究途径给我国带来深刻启示。

(二)激烈的方法论讨论

在西方行政学的发展中,各种矛盾、冲突及争论屡屡存在,而对学科研究方法的讨论与反思则是一个热门性话题。经过长期的反思与探讨,一些西方行政学者逐渐意识到,行政学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也是方法论面临的危机,也就是当前行政学研究过程中过于关注研究方法、工具理性方法等,难以对公共行政产生系统性、完整性的认识。从公共行政领域来看,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奠定在工具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但是很多学者也开始批判过度张扬的工具理性研究行为。另外,在大多数理论研究过程中,涉及到问题描述和变量识别问题,那么将公共行政研究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比较,显然存在一些不足,这就提醒学者应更多地关注核心议题,争取更多制度、政策的支持,优化研究方法[4]。

(三)注重方法论的训练

与我国长期忽略行政学方法论的情况比较,西方行政系在方法论教育与训练领域做出了较大努力。当前,西方国家已经关注到科学方法是开展一切学科研究的基础所在,因此在行政学教育专业中开设了有关方法论的研究课程,如行政学的高级学位教育中,方法论教学占据重要位置。另外,在西方行政学的培训过程中,除了关注研究方法以外,对行政管理的实践能力、技巧、方法也非常重视。以美国为例,较为关注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教授系统性的思维方法、管理方法、分析技能、决策技巧等。

三、中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借鉴西方观念的几点建议

(一)深入探讨行政学研究方法论

以我国当前方法论滞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与研究方法的滞后存有必然联系。结合西方行政学的发展经验,我国必须意识到行政学研究方法资深研究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提高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与质量。有关行政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普遍存在于行政学研究的后期阶段,在学科知识增长、理论进步方面起到积极作用[5]。实际上,这也是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关照”或哲学性研究。那么研究行政学方法论的具体方法,不能仅停留在表面阶段,更要以哲学角度为出发点,对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具体方法、原则进行探讨。

为了更好地践行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必须采取一定的发展策略,分析如下:其一,鼓励专业的行政学教师或者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建设,并发表学术论文;其二,在各个学术期刊中开设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专栏,为专家学者提供交流的空间与阵地;其三,各级机构应加强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在行政学方法论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鼓励出版行政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与研究成果;其四,组织各级学者召开相关研讨会,发挥集体的力量,共同促进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与发展[6,7]。

(二)以“中国特色”为出发点

以我国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来看,若想实现长远性的研究目标,仍需从多方面作出努力。结合我国发展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研究体系,必须从行政学研究方法论角度为着眼点,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建设:首先,在方法论体系的最高层是有关行政学研究的方法理论思考,也就是行政学研究的基础与“元理论”,以宏观角度落实行政学研究方法建设的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指导方法,逐渐构建完善的研究方法理论与研究技术体系,对行政学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8];其次,在方法论体系的中间层是有关行政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思考。实际上,有关行政学研究方法涉及到诸多方面,结合各种划分标准,可以对研究方法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情况而优化选择;再次,在方法论的最底层是有关行政学研究的具体技术的分析。也就是研究行政学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资料、方法与手段等,如问卷调查、抽样分析,这些都在行政学研究中起到积极作用。

(三)加大方法论的训练力度

从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加强对方法论的教育与训练,是行政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成功经验。为了改善我国在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方法、观念等方面的滞后现象,必须通过教育手段进行优化,贯穿全新思路与方法。当前,我国以本科、硕士及博士的多层次学历教育体系为主,但是无论是哪一阶段,都缺少对方法论的系统教育;再加上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落后于西方国家,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体系,那么就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方法,如研究模型、分析软件等,都应在行政学教育中起到作用。

若想真正掌握方法并自觉运用,需要一个不懈努力、长期积累的过程。因此在行政学的本科阶段就应开始着手训练方法论,开展具体化的方法论教育与训练工作,结合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技能与方法,为学生今后就业或深造奠定基础,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挥终身教育的作用;在硕士或博士阶段,除了基本的方法训练之外,更要开展反思性校验,也就是对方法进行审视,并自觉地运用到实际中。

总之,我国已经意识到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程度,客观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与缺陷,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行政学研究方法论经验,指导我国体系的建成并形成“中国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召音,姜杰.全球化进程中中西价值观念的融合与冲突[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2〕黄帆.中西行政管理量化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对策[J].决策与信息(下旬刊),2011(4).

〔3〕包国宪,郎政.治理、政府治理概念的演变与发展[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施雪华,李凯.伦理本位与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学之价值取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1).

〔5〕程倩.论中西学术交汇中的服务行政理论研究[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5(4).

〔6〕何亮.中西融通:近代维新先驱陈炽的教育观[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文4

19世纪末20年代初德国的德索瓦尔(1867-1947)出版了《美学与艺术学》一书,正式将美学与艺术学分开研究,同年创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标志着艺术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5-88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之后,对于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成为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如果艺术学要成为真正成熟的学科,当务之急要摆脱美学的、文本的、思辨的、摇椅上冥想的方法,而走向实证的实地考察,实现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也就是“范式革命”。[2]80-84

一、当代艺术学科实证研究的概述

研究范式是指科学群体在共同信念与价值取向的支配下,选择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的问题。托马斯?库恩(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旨在阐述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研究范式可以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思辨研究主要源于哲学母体,是指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它重概念操作而不注重事实操作,让事实符合自己的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概念。

20世纪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本着科学的精神,强调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实验或者调查等方法加以验证。实证研究的中心在于获得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经验事实,形成理论观点,它包含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也为艺术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国最早以学科建制的方式提出建立艺术学的倡议者是张道一先生(1932-至今),他提出的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的方式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7有学者认为,在构建艺术学科体系时,应坚持民族性与包容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哲学性与科学性相统一。[4]当代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现象学方法、实证方法和历史研究法。但我国艺术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一方面,很多学者把对美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混为一谈,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学,而不是美学。艺术学和美学的研究逻辑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把美学和艺术学区分开来,进一步明确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对于艺术学的把握实际上更多的是依靠直觉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分析。[5]

近年来,实证研究不断得到艺术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如在设计艺术学、音乐学等艺术门类中,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第二届(2005年)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提交的52篇论文中只有8篇(仅占总数的15.38%)属于实证研究,相比第三届(2008年)研讨会上实证研究则占到了32.31%。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利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如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进行音乐心理学问题的研究。[6]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实证研究方法在艺术学科中的应用还刚刚起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一个既紧急又重要的问题。

二、实证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其他学科的状况

实证作为一种主义始于法国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在其《论实证精神》(2011)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几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科学性、肯定性和实用性,并促使实证主义成为一种哲学思潮。[7]29-30孔德强调测量与定量,他认为任何概念都可以测量或量化,不可测量或量化的概念在科学中毫无用处。20世纪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本着科学的精神,强调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假设,而后用实验或者调查等方式加以验证。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以遵循“科学方法”,注重量化分析或客观性的语言陈述,体现客观性、实证性等有别于解释性研究的特征,它被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社会学、以及体育学研究者广泛接受和应用。

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深入即将诞生的心理学中,并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威廉?冯特(1832-1920)用内省的方法研究艺术的元素和组成部分。对实证科学的顶礼膜拜在行为主义时代达到顶端,无论是以约翰?H?华生(1878-1958)为代表的激进行为主义还是以爱德华?托尔曼(1886-1959)为代表的温和行为主义都主张实证研究应贯彻在心理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在推动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进程中,也给心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实证主义忽视了人的内部心理生活和主观体验、否定了心理的主观性,使心理学的研究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摆脱这种局面,心理学必须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更加注重本土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8]其实,这对拓展艺术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教育技术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技术性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教育实证研究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显得更有意义。教育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展开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在19世纪,教育研究中的方法意识有所增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强调实证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9]教育研究过程遵循假设-检验的逻辑,即在研究之前确定关于研究结果的假设,依据这个假设通过观察、调查和统计等方法去搜集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分析、总结和概括,对假设进行严格地检验。实证研究这种严谨、科学的研究过程为教育研究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思路。[10]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技术学中的实证研究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但与外国相比,中文刊物上发表的实证研究类文章数占当年学术类文章总数的比例远远低于英文期刊。比较中国大陆的艺术学科研究,情形也与此相似。

社会科学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比较早、重视程度比较高,社会学通常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或定量研究方法。[11]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采用的是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当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还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量研究仅停留在经验的描述层次,仅是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某一问题的状况而已。“很少社会调查能进入解释的层次。”[12]因此,当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化、学科化、规范化。艺术学学科的研究,也有这样的现实要求。

在我国的体育学科研究中,实证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主要是以体育自然科学为主的,体育科学要自然化就必须模仿自然科学研究,追求研究的实证性与定量化,必须揭示各种体育现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出现过分追求数量化的现象,这使得我们只能看到现象的表面,缺乏对实施内部情况的全面了解,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体育运动中的行为和关系。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范式都不可或缺,因为不同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13]

总之,梳理认识实证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状况,可为艺术学学科的研究寻求和确立研究策略的新视角。

三、实证研究在艺术学科的研究范式

近年来,艺术学界开始出现以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为核心的艺术学研究范式,在各艺术门类中,设计艺术学在研究方法上堪称引领者。许多研究者主张艺术学研究应避免大而空的研究,避免过于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应提倡实证的、田野的、具体的研究。

实证研究包含质的研究和量化研究。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传统又很新颖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基于自然主义和阐释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整体地理解和解释自然情景。在实践应用中,质的研究还经常与其麾下的某一具体方法混为一谈,如解释学、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人种志和人类学研究。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质的研究一般基于解释注意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验证假设、提出政策建议和预测上。在质的研究的“术语丛林”中,居于首位的是“现象学”,其基本理念“回到事实本身”成为质的研究的理论原则。如有学者对艺术家村落的研究,参与观察研究无疑是一种恰当的方式。通过观察他们的艺术行为、现实生活以及交往、应酬等各种生存经纬,透视在社会变革期间这种边缘、独特群体的成因和意义。再如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多次与内地的多所高校展开对于中国工业涉及用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尝试性地开发了一些新兴的质的研究方法,对于国内的用户研究多有贡献,其研究方法对于与之合作的内地高校的很多教师来说是一种冲击和启蒙。由此可见,质的分析方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了艺术或艺术现象的意义本身,更重要的是透过艺术作品或现象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图景,也就是它往往呈现出通常单凭艺术研究方法所无法揭示的另面真相。[14]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质性研究多在实证研究不能实施的阶段和时候介入方法论与方法的支持。

相对质的分析, 定量分析更为科学、严谨, 也更为复杂。定量分析方法的特点是从一组单位中收集各单位的可对比的信息。只有对这种信息量化才有可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资料作更广泛的定量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对可比较的一组单位进行观察,这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机构。[15]这就决定了定量研究方法通常所针对的是一组客观的数据或被数据化后的某一对象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如古斯塔夫?费希纳(1801-1887)曾发起一个实验,有人收藏了两幅德国画家荷尔拜因的圣母像,这两幅作品十分相似,几乎分毫不差,为了检验这两幅圣母像中哪一幅是原作,哪一幅是复制品,人们把两幅作品放在同一美术馆内。费希纳在美术馆的门口放了一个本子,请每一个观众把他对这两幅圣母像的看法写下来。其中还要求他们写下喜欢这两幅作品中的哪一幅,等等。费希纳试图通过对观众的心理感受进行分类和统计,以期最终测定和检验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16]再如台湾设计协会的《设计学报》和云林科技大学的《商业设计学报》也开始大量刊登设计学实证研究的文章。在社会统计学中的“相关系数”、“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一元回归”、“t检验”等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大量应用在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17]

要使艺术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实证研究有着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课题选择和文献查阅、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研究的设计与实施、研究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研究报告的撰写。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实际实验时,往往希望能用较简单的实验设计来达到实验所需要的精确度。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研究者就必须选择一个良好的实验设计,并对设计中的各种变量进行控制,以采取使误差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手段。

实验设计中一般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考察行为的内容,即研究者要考察假设中含有的行为指标的内容。通常一个研究不可能对一个行为指标中包含的内容都进行探讨,而只是选择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关心的变量进行研究。第二步:定义总体和样本。一个实验只能从总体中抽取出特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作为一个样本进行研究,然后再把样本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总体中去。第三步:变量选择与控制。变量选择是指研究者总是通过各种实验来探索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中所讨论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中间变量、无关变量。在实验控制中常包含对变量的控制、采用控制组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在实验设计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估计实验误差;在正式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被试间、被试内和混合实验设计。第五步:实验实施。在正式的实验实施过程中包括被试的取样与控制、创建实验材料、执行实验,获取数据。第四步: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通过各种研究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必须经过分析处理才能得出合适的结论。对数据的处理首先应该对数据进行整理、审核、剔除无效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编码、录入计算机;最后,通过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

四、实证研究在艺术学科的应用前景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文5

「《与行政法治评论》编者按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罗豪才先生担任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两届会长。2003年8月10日至12日在宁夏银川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3年年会进行了理事会换届工作,罗老师坚持卸去研究会会长一职,后经新一届研究会及其领导机构一致推举,担任了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在盛况空前的银川年会开幕式上,罗老师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发展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展望了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发展的趋势和研究重点,并对行政法学者和行政法制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现经罗老师授意,特由《与行政法治评论》创刊号全文发表这篇讲话,以飨读者。

行政法学界一年一度的盛会,今天在银川召开了。这次会议,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年会。本次大会,上承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学研究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下启二十一世纪行政法学研究的新局面,对于总结十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凝聚力量,在新的世纪里推进行政法学研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将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个是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会换届,第二个是讨论准备以研究会名义向立法机关提交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第三个是讨论国务院法制办委托起草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方案(专家建议稿)》。

过去的十多年里,在中国法学会党组的领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行政法学研究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反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顺应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努力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促进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推动我国与行政法治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下面,我就十余年来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做一简要回顾,并就今后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谈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十余年来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

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行政法制建设的长足进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行政法制建设一直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行政法制建设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第一,法治观念逐步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在反思传统人治观念的基础上逐步树立起法治的观念,进入90年代之后,又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并且上升为宪法原则。第二,行政法权力结构从重权力、轻权利向权力和权利并重转变。行政诉讼法的颁布,使权力结构的重心开始发生偏转,90年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促进了这一调整,初步形成了权力和权利良性互动的局面。第三,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随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开始逐步转变职能,将部分职能让渡于社会。第四,行政法机制从单纯的制约机制转变为制约和激励兼顾。第五,行政行为方式从纯粹的命令-服从模式发展成为强制与非强制手段并用的多样化局面。第六,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从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发展到实体和程序并重,结果和过程并重。第七,在对行政的监督上,从单纯的权力监督,发展到权利救济和权力监督并重。

当然,行政法制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行政法制体系尚不完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现象严重影响到法制的统一;公民参与机制还不够健全等等。

(二)行政法学研究的日益繁荣

在行政法制建设的驱动下,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比前一阶段都有较大的发展。

1.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的行政法学研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首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行政法学体系。早期由于受“管理论”的影响比较深,将行政法作为实现 行政管理的手段,反映在行政法学研究上,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实体、轻程序,重义务、轻权利,重管理、轻救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行政法的性质、地位、作用等认识的深入,学术界虽然对于结构体系的具体安排尚存在争议,但是基本认同行政法学应该包括总论和分论,总论应包括概述、行政法主体、行政行为和行政法制监督救济等内容。与80年代相比,行政法制监督和权利救济以及行政程序的地位更加突出,这一点在80年代和90年代教科书的体例安排上反映得比较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行政法学体系的结构安排,应该从对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认识入手。对行政法本质特征认识不同,结构安排就可能不同。与早期相比,现在的行政法学体系在内容上更加充实,但是二者主要的逻辑结构却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强调行政活动本身的特征、围绕行政活动的过程来安排行政法学的框架,并没有超越行政学的思路。对于行政法学体系的具体安排,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有待创新。

第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早期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思路相对狭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多样化,在注意运用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之外,还逐渐引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均衡论等。另外,早期行政法学研究的视角和思路比较狭窄,偏重于行政法学封闭体系的研究,要么将行政法当作实现行政管理的工具,要么将行政法完全当作控制行政权的工具。90年代以来,由于方法论的革新,行政法学研究的视角逐步放宽,把行政法置于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大背景下,将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注意模式选择,提出以行政法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出发点,改变了传统的单极模式。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考察行政法制运行的实际态势,对行政法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

第三,行政法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创办了大量的行政法学专业刊物、网站以及研究中心、研究所等学术平台,会议、互访、系列讲座、资料交换等地区交流和国际交流的学术通道也逐渐增多。目前,在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有相关的专著出版。仅2002年一年发表的行政法方面的论文就超过了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间的总和。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发表的行政法方面的论文有620多篇,而1978至1989年间的总数仅为520多篇。(这些数据分别来自《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和法律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附录》。当然,这仅仅是从“量”的角度所作考察,尚未从“质”的角度加以分析,而且具体数字也可能有出入。)

第四,在这十余年中,一大批行政法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毕业,其学位论文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一批学贯中西、各有所长的中青年行政法学者正在茁壮成长,这些优秀的中青年行政法学人才,是我国行政法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2.从内容上看,近十余年来是中国行政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阶段,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是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争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讨论中,学者们提出了平衡论、管理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等等理论观点。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通过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争鸣,学术界对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认识也更为深入。

第二,依法行政原则的讨论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与完善。至90年代初期,学术界就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进行了比较多的讨论,初步形成了以行政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为两大支柱的行政法治原则。在“依法治国”确定为宪法原则之后,学术界又围绕依法行政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尝试区分依法行政与行政法治、法治行政等等的关系。与此同时,学术界还对有较大影响的国外行政法原则进行了初步研究,有人主张引用其中部分原则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补充,也有人主张重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

第三,行政主体理论的发展与反思。关于行政组织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形成了两个范式,一个是行政机关范式,一个是行政主体范式。行政主体范式自90年代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其与行政机关范式相比,在确定行政行为效力、行政诉讼被告和法律责任归属方面有一定的特点。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反思,认为行政主体理论与行政诉讼资格的联系过于紧密,而且自身存在一定的逻辑矛盾,因而主张借鉴西方的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的有关理论进行重构。在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反思的同时,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开始逐步复兴,但总体来说还比较单薄。

第四,行政相对人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传统行政法上,行政相对人处于被保护的、消极的地位,或仅是被管制的客体。提升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使其享有行政法主体的权利,为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动态平衡提供根据,这是现代行政法理论研究的一大课题。90年代以来,关于行政相对人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问世,这是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第五,行政行为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对传统行政行为的研究,前期以行政处罚为重点,后期则较多地关注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为,对其他传统行政行为的研究也正在逐步深入。例如,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关注,前期主要集中在对行政立法性质的争论上,后来则对行政立法的程序规范、等级效力关注较多。最近,学术界则开始检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及其控制。这一时期,关于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包括对行政行为的定义、分类、效力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就其中部分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随着行政方式的多元化、多样化,学术界在深化研究传统行政行为的同时,开始较多地关注非强制行政行为等新的行为方式,出版了一批关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专题论著,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当代行政方式的认识。

第六,行政程序研究的勃兴。传统法学理论重实体,轻程序。随着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过程中程序性问题增多,行政程序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当前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学术界不仅围绕行政程序的性质、各项制度规定展开了讨论,还围绕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立法模式、程序性权利、行政程序 违法以及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做好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第七,行政法制监督救济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这一时期,学术界对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问题持续关注,就相关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分析,并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我国投诉举报制度、新闻媒体监督制度、监督专员制度的可行路径,为推进相关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大大促进了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

第八,外国行政法制度和理论的译介和研究。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外国行政法的介绍和研究比80年代要丰富得多,并且由原来偏重某个国家转为全面介绍和研究各国比较成熟的行政法制度和理论。应当指出的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已开始认识到,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既注意传统,又注意创新,要认识到我国法学传统和西方法学传统的不同,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行政法制度和理论学说。

二、对我国行政法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意见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带有粗放式的特点,漂浮一些学术泡沫;由于受特殊历史时期国情的影响,行政法学的学术积累还不够丰厚,“过渡性”色彩较为浓厚;对于国外的理论学说,重介绍,轻比较分析;研究思路不够宽阔,视野相对比较狭隘;研究方法仍比较单一等等。

针对行政法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结合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与大家一起探讨。

(一)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开展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只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才能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和新水平,为全局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我们的观念、理论与实践都应当遵循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反映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应该成为我们行政法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身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继续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多出优秀科研成果,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深化对原有领域的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领域的日渐宽阔,部分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更多领域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要力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出精品,将行政法学研究推向纵深发展,比如对行政组织、宏观调控行为、行政指导、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许可、行政程序、信息公开、公民参与、行政合同等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行政法学还应该不断关注新问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1. 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职能的变迁,加强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

行政法的范围是行政法学研究的起点,是一个基础性问题。随着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反思,公法与私法之间呈现出水融的趋势,两者的界限进一步模糊。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行政法,传统上都是以行政机关为中心,而公共行政领域的新变化、新发展,迫使学术界对行政法进行反思,并就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新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新举措,同西方国家的放松管制有某些相似之处,其对我国行政法带来的深刻影响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对变革中的行政法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主要集中于总论方面的研究。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部门行政法的关注也开始增多,并且在公安行政、工商行政、土地行政、税务行政、教育行政、环境行政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有的部门行政法的研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往往将行政法总论的主体、行为和监督救济三大部分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部门行政法领域的研究中,从理论到理论,较少实证分析,部门行政法的特色不足,可见部门行政法的研究还需要学术界作出更大努力。

2.加强对经济全球化中行政法问题的研究。

WTO作为世界经济贸易的共同规则体系和安全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对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反倾销、反垄断制度以及纠纷解决机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

经济全球化还带来了全球治理的问题。传统的治理结构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被人为分割成不同的行政单元,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全球化发展要求打破地域限制,相应地,经济治理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都将对现行的行政法制度构成挑战,也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应当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形成一些被广泛认同的规则和程序,有助于世界贸易交往,客观上也有助于推动法学研究,特别是行政法学的研究,应该加以高度重视;但是行政法学以国情为背景、以为要素的情形,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消除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3.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

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情况下,学术界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国家逐步从某些领域退出,而将这些领域的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交给社会,逐步推动权力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民营化进程;与此同时,政府的协调功能和服务功能进一步强化。社会中介组织,种类较多,称谓有别,宗旨、活动形态不一,界定也 不易,但都属自律组织,一般来说,他们既是实现公共治理的工具,又是实现个体自由的一种形式,也是实现与行政权互动的有组织的力量。随着市民社会力量的逐渐壮大,社会中介组织的地位也在逐渐上升,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和地位及其与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界定,如何加以规范,是对行政法学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中介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家而存在,但是这种独立是不完全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来源可能并不直接根源于国家,但是其权力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国家的监督。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中介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避免将二者对立、平行的极端,也要避免社会中介组织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极端。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划出了一个第三领域。在行政法学中,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是行政法关系的基础。那么,在行政关系中是否也存在第三领域?公民参与的兴起,对行政关系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4.研究行政法自身的发展规律,与时俱进。

中国的行政法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不断探索、迅速发展、走向成熟。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学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法制发展和行政法学研究的起步是同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观念的加强分不开的;近十年来行政法学的发展与时展的要求同样密不可分。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给行政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契机。经济行政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对政府权力的规范与制约等理论问题受到了行政法学界的普遍关注。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修宪程序将其上升为宪法原则。作为“依法治国”之重要内容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依法行政的讨论中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对推进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九项重大举措,这些举措无不与行政法关系密切,应当认真研究这些举措对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的影响。

今天,信息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也给行政法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行政法学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探索自己发展的基础。我国的行政法学应当是与时俱进的行政法学。敢于自我剖析,不恪守陈规,这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一种理智的思维和社会进步的体现。行政法学应当探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行政法体制的发展,探求其中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发掘其中不同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以及发展观念。

行政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领域还有很多,如行政法的激励机制、政府绩效、行政过程、行政授权治理、行政法解释学、行政法判例制度、行政法制史、行政法制方法、行政法律文化、知识经济下行政法的发展等等。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所以我们必须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行政法学研究的新天地。

(三)端正态度,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在展望新世纪行政法发展趋势的同时,还应反思行政法学研究自身的现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行政法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治学之鉴。在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树立科学的人文精神,养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态度。

行政法学研究需要树立科学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行政法学研究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树立坚实严谨的学术风气;要重视实践,敢于质疑,勇于探索和创新。另一方面,还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类的自我关怀,维护、追求和关切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就法论法。

另外,学术研究既需要个人的努力奋斗,更需要团队精神和信息的有效沟通,打破门户隔阂和私人偏见,避免不必要的斗争和内耗,我们都应学会在对立、矛盾的过程中寻求一致、和谐。这已为行政法学研究的经验所证明,希望今后能够更好地发扬下去。

2.正视现实,回应实践。

行政法的发展非常迅速,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因此,行政法学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我国行政法制发展的本土资源,关注中国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行政法制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发展历程,客观上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本土资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每一变化都为行政法学提供了新的研究主题,为行政法制的转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制度资源。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加上台湾地区,我国整个法律体制呈现出“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独特局面。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研究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特殊法律制度下的行政法现象。从行政法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同时期的行政法学都打上了独特的时代烙印。究其根源,既有学术研究自身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学方法方面的原因,行政法实践的变化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谚曰:“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可以说,行政法实践的变化乃是行政法学研究保持长青的源泉。因此,行政法学研究必须正视现实,在现实中发现问题,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取出具有普遍意义和共性的内容,以期为行政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法制发展的历史本身较短,还远不成熟,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还很多。例如在这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就暴露出来我们国家关于紧急状态方面的行政法制还很不完善。依法行政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在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享有什么权力,可以采取什么应急措施,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应遵循什么程序,如何处理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如何建立比较完备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补救机制、恢复机制,目前我国只有一些零散立法,还很不完备。针对这一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行政法学应当加强对紧急状态立法的研究,为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提供急需的理论支持。另外,对于矫正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赔偿制度等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行政法律制度平等与透明问题,还有随着《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的实施,对行政法研究带来的新课题,都需要行政法学界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推动我国行政法制实践的健康、稳步发展。

3.采用多元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行政法学的发展需要摆脱传统的封闭模式,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积极推动学科领域的交叉和融合,而不是仅就行政法学的问题而讨论行政法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开放视野,采用多元化、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行政法问题。目前,行政法学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仍然比较单一,需要创新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发挥传统方法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要引进新的方法,变换研究视角,既要注重逻辑上的建构,又要重视实践理性,将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其他学科的许多方法为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哲学上的方法与合方法、范式转换的方法、模式选择的方法、结构调整的方法,经济学上的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利益衡量方法等。我们应该吸收其知识和方法,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学方法论。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和社会关系也为我们认识行政法的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

当然,方法的更新、视角的变换,既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其他学科方法的引入不能不顾实际生搬硬套,应当根据研究的需要加以改造。

4.弘扬整体性思维,加强理论研究。

如今,信息化时代已经扑面而来,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的经济结构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的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在信息时代,知识传播的过程越来越短,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整个社会融入于知识的海洋。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淘汰、老化的速度加快,行政法的很多内容已经过时,十年 前的某些内容在今天看起来已显得比较幼稚。一方面我们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促进行政法学研究更新换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对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行政法各部分内容的内在本质联系,将一项项具体的研究活动置于行政法学的整体框架之下,全面地看问题,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另外,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行政法的有些概念、原则从局部来看是合理的,但是可能和整体并不协调。从整体上研究行政法现象,有助于建立完善的行政法学科体系,深化对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所起的指导作用也会更为长久。

行政法学的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行政法现象。其别需要加强行政法哲学层面的研究,从而为行政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这也是行政法学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另外,还应该加强公法理论的研究。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公法理论的研究逐渐受到了重视。行政法是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法理论的研究,无疑将为行政法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启迪。公法理论的变迁会对行政法理论的发展变化起到巨大的作用,对于更为全面、系统地认识行政法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5.关注国外,交流学术,展示特色。

我们要不断关注国外行政法的发展,探索整个行政法的发展历史,理清行政法发展的脉络,归纳和分析行政法的传统模式,寻求行政法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从行政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些西方国家行政法发展较早,很多制度比较成熟,我们要注意吸收那些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容,结合本国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

还要特别注意研究国外行政法制的现行改革。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反思治理问题,在探讨行政法律制度创新,就连行政法制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都针对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几次进行变革。如英国对欧盟法和国内法关系的处理问题、美国针对行政程序法以及司法审查中的问题都在不断进行探索;日本、韩国则针对本国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制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革新的要求;两大法系国家行政法的相互借鉴、容纳和适应等等。当今世界改革之风盛行,我们对此应予高度关注。

研究化学的重要方法范文6

俄罗斯学者叶梅利亚诺夫说:“今天已无须证明,在社会人文科学的所有概念中,对于研究和理解人而言,没有哪一个概念能比‘文化’概念更重要了。”可见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是任何社会科学门类的重要话题之一;同时,文化的内容之丰富、内涵之深刻、范畴之广泛,为各社会学科提供了宽广的研究空间。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在人类文化研究上的应用日益发展,各种基于文化的交叉学科理论和方法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地区思想、习俗、制度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对不同学科角度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对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研究的学科起源

“文化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兴起于欧美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思潮与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实现了文化的跨阶层和各学科交叉研究,它是以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文化人类学等进行交叉研究[1-2]。文化研究的起源、所涉猎的问题和研究方法是多学科视角的交叠,而不是限定于某一学科领域。一方面文化本身受到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是探讨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相互关系,其目的是要对这一系列关系进行合理的诠释,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研究紧密结合,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

从文化研究所探讨的内容与范围来看,许多方面都与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有关,接下来本文将从人类学、心理学与传播学这三个角度来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

二、多学科的文化研究的方法

(一)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文化是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3]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人类文化的异同,探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三种关系:(1)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涉及生计、工艺和物质文化的关系。(2)人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习俗和社会文化的关系。(3)人与自身心理的关系,特别是涉及知识、思想、信仰、态度、行为和精神文化的关系。

2.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人类学采用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资料,因此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拥有明显的方法论优势。文化人类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亲身融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在饮食、交流、娱乐等日常行为,真真切切的感受生活并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

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是通过发掘人类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对远古人类文化进行研究[4]。考古人类学家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把文化遗迹进行整合性的思考。在考古人类学家看来,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关注的重点,而并非简单的对远古社会进行描述或者分类。语言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语言的结构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连贯的沟通系统进行研究;此外,不同语言是如何演化发展、如何分布;语言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年龄、性别、族群本质及社会阶级等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人类的思维方式受到语言怎样的影响,人类的信仰与价值观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什么影响等都受到关注。社会文化人类学是从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民族学主要研究现存文化的种类及其演化过程,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是民族学中最重要的方法;民族志是以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为基础,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达到对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进行描述和记述的目的。在研究过程中,二者密不可分,必须相互结合。

(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

1.心理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观点。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文化”逐渐进入心理学家的视野,受到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表征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对特定文化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文化进化和发展中不同的文化有不同进化程度或不同等级,这也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过程也是客观的,文化是一种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

2.心理学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心理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既有实证方法,也有解释学方法;既有量化方法,也有质化方法[5-6]。

(1)主位与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亲自介入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来了解其文化行为,客位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文化外部去研究其成员的行为[7]。主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研究者亲身走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体会他们的习俗、观念,这强调了调查对象作为信息提供者的作用,研究者使用的描述概念使调查对象更生动、更富有意义,使得研究更为客观。在客位研究方法中,研究者与对象的交谈了解其内心世界,这样的方法强调了研究者的作用,研究者可以使用对自己有利的概念、捕获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整理分类,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

(2)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有时也被称为全文化研究,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试,对与文化相关联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做假设检验,研究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因素对心理及行为特征变量的影响[8]。跨文化比较研究通常假设一种文化背景下的某个心理变量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变量得分。跨文化验证研究虽不及一般的文化研究应用广泛,但此研究对于考察在一种文化中发展出的心理测量工具在其他文化背景研究下的适用性、等值性、作用及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3)解包研究。此研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研究变量的差异,测量变量差异产生的原因变量。“文化”在通常意义下被认为是非具体化变量,而在解包研究中,“文化”将以某些更具体化的变量的形式出现,以便于能在统计意义上解释文化差异的程度。这些更具体的变量被称作背景变量,背景变量的统计差异就解释了文化差异,为了使得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得到解释,研究将会不断引入新的背景变量。

(4)生态学水平研究。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不同,生态学水平研究将假设检验研究的分析单元从个体被试转向了国家,文化得分则是个体被试的得分总和或均值。在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生态水平研究反映的是总体水平的关系,而并不反映个体水平的关系。

(5)人种学研究。人种学研究指研究者从客位角度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特性进行研究,此方法包括大量观察与实地工作,可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此方法要求研究者与所研究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他文化”的日常生活,获得该文化群体的习俗、传统、观念及生活方式,正确地感受、认识“他文化”。在完成田野工作后,细描、说明所观察和体验到的“他文化”,并将自己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另一种文化进行对比。

(三)传播学的文化研究

1.文化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文化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文学、文化性和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9]。

2.文化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传播学主要分为欧洲批判学派和美国经验学派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的主要的差别在于传播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欧洲的批判学派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应坚持人文主义,而美国经验学派更倾向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有着不同于自然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者则更愿意将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因果性的说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实证研究主要分两类: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质化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研究、田野研究、个体访谈、集体访谈、案例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其中的具体方法与社会学、心理学上运用的方法多有重合。

梅琼林认为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