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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1
关键词：心理学；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07-0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注重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以期更好的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
一、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1］在当前的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理论的总结与探索应该说已经落后于学科的现实发展需要。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学科应该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应用给予足够的重视，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学科，以此给后来的历史地理工作者以理论和方法体系上的指引。
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杜维运先生曾经有这样的论述：“历史上有些史学原理与技术，不只被人类创获一次，较古的史学家，利用经验创获一项史学原理或技术，终身用之，受益无穷。可是时间一久，渐渐被遗忘了，后代的史学家，往往再利用同样经验以创获同样史学原理或技术，且可能重复到无数次。这是人类精力与时间的浪费。唯有史学方法成为专门的学问以后，才能充分保留此类史学原理与技术于久远，以避免重复。积昔哲的遗产，启后学的智慧，史学方法的功用，殆莫与京。”［2］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道理也如是说，只有我们创获的研究方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后来者才会避免走回头路。
二、心理学对历史地理专业教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二级分支学科，因而与历史学有着天然且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多又与历史学相同，因而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都可作为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所以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借鉴，首先必须了解心理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关综合研究取得的进展及对历史学研究相关的借鉴意义。历史学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创造。修昔底德很早就指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作为修昔底德的门徒，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以当仁不让的心理学家自居。
已发生变化的是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地位。［3］胡波先生也在他的书里说：“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和解释历史也同样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情感、精神和意志，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把握的东西，是不能凭着对理知、有意识的表达层次之检讨而获得彻底的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新心理学的工具。”因此，把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是最自然不过和最必不可少的事了。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及学术流派，如心理历史学、历史心理学、心态史学等等。心理历史学是现当代西方史学领域的新兴学科，是综合运用心理学和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的科学。依据其源流发展，理论方法及其传播地域，又可分为两大主要流派——心理史学与心态史学。心理史学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中心的心态史学则由法国年鉴学派开创并倡导，以集体精神状态为对象。胡波先生对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是这样的：历史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研究历史上的个体和群体的心里活动，及其对于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边缘学科。这些相关学科之间既有细微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亦当可以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中，利用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拓展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促进历史地理相关学科的发展。本文拟初步探讨心理学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的两个分支学科中的借鉴意义。下面来谈谈具体的运用。
三、结论
总之，在历史地理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中，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大可借鉴，但也要区别情况而定。我们在研究中借鉴心理历史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抹杀与抛弃，如同物质与意识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面，心理历史学采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作为传统历史研究的有益的补充。具体到心理学方法的应用实践，一方面需要我们尽量具备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敢于尝试心理历史学的革新的先进的研究手段，比如定量分析的方法。
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及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理学方法的考量一直没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严重影响了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水平的进步与提高。从目前的心理学研究的阶段和成果上看，心理学能对历史地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所提供的贡献并不为多，学者们更多的是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拓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地理学以及历史地理研究背后的历史人文环境，这也许是心理学和心理历史学等学科留给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宝贵财富。希望历史地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更多地借鉴心理学研究的诸多方法，从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历史时期地理空间发生的诸多变化，从而使其成为历史地理专业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有效手段，使其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完备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学科。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39.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2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3
一、传统教育史学的片面性
中国的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在大学和师范学堂中有了以中国教育史为内容的教学;其二，是有中国学者自撰的教育史著作出现。前者出现在1904 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后者即为1910 年由黄绍箕、柳诒徵所著的《中国教育史》。可见，中国的教育史学科最早是作为师范学校的教学科目出现的。张斌贤认为：由于我国的教育史学科(也包括大多数教育学科)源于师范院校的教学科目，因此，教育史学科往往被作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基础科目由于在实质上把教育史作为一个教学科目，并主要从课程教学的角度探讨教育史学科建设，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教科书传统，这同时也是整个教育学科的共同传统。中国自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许多原来没有学术基础的学科纷纷建立。这些学科在建设之初就是作为一门教学科目而出现的，并非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因而带有浓重的学科性，也就是张斌贤所说的教科书传统。这种特点在缺乏学术基础的科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教育史就是其中之一。
教科书所强调的主要是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注重的是知识的宽度而非深度，关注的是知识的传递而非知识的创造。这种状况如果仅仅限于教科书的编写，还不至于造成不良的后果，但现实是它恰恰成为了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一种重要的思路，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史的研究方式和方法。 教科书传统形成了教育史学的思维定势。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史学家们用编纂教科书的思维方式进行学术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教育史学的片面性就是其中之一。已有的教育史著作大部分是以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体例展开的，一方面，教育史成为伟大人物的思想史，伟大教育家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以至于成为唯一的历史主人;另一方面，教育制度被误解为是孤立静止的发展过程，这不仅无法体现教育制度发展的连续性，更不能揭示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教育史并不仅仅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正如历史并不仅仅是思想史和制度史一样，它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人为地将教育史划分为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是为了在教学中系统地组织和理解教育史，是一种为方便教学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划分却掩盖了真实的教育史世界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的认识模式一直沿袭至今，固化为认识教育史的唯一模式，限制了教育史研究者的史学视野和史学思维，造成了教育史学研究的片面性。
对此，部分教育史学者已有所察觉，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如廖其发曾提出要突破狭隘的教育史观，树立大教育史观。梁淑红和杨汉麟认为传统的教育史学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上，采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二分法，破坏了教育世界的完整性。张斌贤认为教育史学研究者对教育历史的性质存在着片面和狭隘的认识。周洪宇认为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说法是不完善的，这种说法遗漏了教育史研究的另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对象教育活动史，并提出以活动为基础与主轴，以思想与制度为派生与两翼的教育史研究对象理论。这些思考都提到了传统教育史学研究中具有的片面性，并提出了扩展教育史学视野的思想。
二、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启示
片面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教育史学研究中，也存在于其母学科历史学中。针对历史学的片面性问题，法国年鉴学派提出了总体史观的对策。
总体史观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传统史学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总体史观一直处于史学的边缘地带，直到年鉴学派形成以后才将其发扬光大，并树立起总体史观的中心地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年鉴学派自身的演变，总体史观在年鉴学派内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代表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赫(MarcBloch)认为总体史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费弗尔认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因此，研究历史也即研究人，研究人的过去，把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布洛赫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心态等等。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把人类整体的历史分割开来，把一些归结为事件，把另一些归结为思想，使得彼此毫无联系，这样分隔、孤立地看待历史并不能了解历史的全貌。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领袖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长时段理论，把对总体史的理解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大体上可以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也可称为个人时间或事件时间、社会时间、地理时间，分别对应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即社会表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的历史运动;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的、文化的变动等局势性的历史运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结构性的历史运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超越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社会表层历史运动的局限，将视线转向变化更为缓慢而作用更为根本的社会局势和社会结构，实现了总体史的纵向扩展。随着史学新领域的不断开辟和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历史学家们感到越来越难以做到真正的总体把握，而且很可能在具体研究中并不需要这种把握。面对整体与局部这一认识论难题，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认为：
强调在各领域深入进展与分化的同时，还始终保持总体史的方向，使史学始终在一种整体化的方向之下演进，从而避免滑向新的实证主义。而对特定时空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完整的总体分析，也确实有助于人们把握这一历史的真实结构和内容。 人类历史几乎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对象，从这一点来说，对其进行总体的把握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现实，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认识到总体的相对性，把总体史的研究重点转向特定时空的历史，而不再强求对整个人类的总体历史的把握。他们的历史著作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往往选取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和一个具体的时段为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深度研究，试图从对这一特例的尽可能完整、全面的研究中表达对总体历史的理解。通过对年鉴派总体史观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总体史观具有四个方面的意涵：一是总体史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心态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历史。总体史观认为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只是人类总体历史的一部分，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并不能了解历史的全貌和真相，因此要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总体史不仅包括短时段意义上的社会表层的历史运动，还包括表层运动之下的中时段和长时段的深层历史运动。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不能只把视野局限在变化频繁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上，还要注意经济结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历史因素以及地理、气候、农业等极少变化但起基础作用的历史因素，从更深层探讨历史的运动。三是总体史观要求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费弗尔和布洛赫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孤立地看待历史的现象，不仅是因为专业的史学家固守各自的领域，更因为各门学科间缺乏交流和联系。因此，要进行总体史研究，就必须打破这些领域和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总体史意味着建立以史学为核心，综合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学科的分化与综合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学科的分化是为了更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过度的分化则会导致学科的孤立和发展受阻，从而呼唤新的综合。新的综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如此循环上升。总体史观不仅是历史学科在分化之后的重新综合，也是整个社会学科在分化之后的重新组合。
三、教育史学整体史观的涵义
总体史观是西方现代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正是针对传统史学在内容上的狭隘，方法上的自我封闭而提出的。西方传统史学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在视野上只关注社会上层精英分子，在内容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在方法上单纯注重史料考证。西方传统史学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暗合我国传统教育史学的缺陷：在视野上只关注大教育家，在内容上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法上局限于文献法。因此，借鉴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理论，提出教育史学的整体史观，将对解决教育史学片面性的问题大有裨益。
(一)整体的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一切事件
教育史是一切过去的教育事件的总和，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一切事件。传统的教育史学只关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把纷繁复杂的教育历史简化成伟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史和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史，忽视了教育历史的完整性。整体的教育史不仅包括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还包括作为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基础的教育活动史、历史上的教育主体的教育生活史、作为教育活动的物质基础的教育物质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等等;不仅包括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史，还包括非制度化的社会教化史和家庭教育史;不仅包括大教育家的教育史，还包括籍籍无名的普通教育者的教师史和学生的学生史;不仅包括正统知识的教育史，还包括民间技艺传承的教育史;不仅包括外部的教育环境的教育史，还包括教育者和学习者内心状态的教育心理史;不仅包括儒家教育史，还包括道家教育史和佛教教育史;不仅包括汉族教育史，还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史;不仅包括整个国家的教育史，还包括地方教育史整体的教育史是没有边界的，任何一个与教育相关的事件都有它的历史。提倡整体教育史观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教育史学者都对教育史进行整体的把握，这是不切实际的。提倡整体教育史观的目的是要唤起教育史学家们对被传统教育史学所忽视的领域的关注，用一种整体的视野去看待教育史。
(二)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要求探讨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对象与时间是分不开的，历史一词首先指的是时间的延续，而时间只有通过事物的变化才得以显现出来。事物是复杂多样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变化轨迹与节奏。在历史中，各种不同运动节奏的事物很难用统一的时间标准去度量，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间。布罗代尔指出：传统史学的缺陷是用单一的时间量度去衡量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其中一些运动适合以人的时间量度，这是以我们短暂、仓促的生命为量度的运动;另一些则适合以社会的时间量度，对于这一量度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中的短短一瞬因此，并不只存在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而是存在具有千万种速度、频率的社会时间。 布罗代尔大体上把历史时间分为三种，即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分别表示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他本人更强调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短时段的历史是社会表层具体事件的历史，变化频繁，最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中时段的历史是局势的历史，往往是一段时期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形势，可以对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做出解释;长时段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很少变动，也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却是历史中最稳定的因素，决定着历史的本质和其他历史事件。年鉴学派总体史观注意到历史的不同层次，强调对历史作立体式的研究，特别注重被传统史观所忽视的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历史运动。这是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我国传统教育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共同的缺点是仅关注社会表层的历史事件，忽视了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次原因。由于教科书传统的影响，传统教育史学仅仅满足于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去深究为什么的问题，所关注的仅限于短时段的教育事件，对于教育历史的解释只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使得教育史成为一种缺乏内在联系的记忆材料。传统教育史学一直把探索教育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教育史学的目的，然而时至今日教育史到底有哪些规律恐怕没人说得清，通常所说的那些规律也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推衍出来的。事实上，探索教育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是只满足于对现象描述的传统教育史学所能胜任的，必需突破短时段视野的限制，进入中时段和长时段的研究，再更深层次探讨教育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比如中国古代教育为什么特别重视忠、孝、仁、义、信等义务性的道德，而轻视自由、平等等权利性的伦理，这不是单靠教育所能说明的，而是由专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再比如中国传统教育缺乏科学技术教育，这是由崇尚经验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决定的。
人生长于一种文化之中，受到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常常会对一些现象习以为常，但恰恰是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才是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本质区别，才需要对其进行认真探讨。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也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运动。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绵长的生命力，潜伏于历史之河的深处，波澜不惊，却主导着历史的走向。历史即时间，时间即变化。历史虽然是永恒的变化之流，但如果历史只是一味地变化，历史的规律从何而来?实际上，历史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变化是历史的表象，具有长期延续性的历史运动更接近于历史的本质。教育史的规律也只有从变化的表象之下去寻求。
(三)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强调跨学科地开展教育史综合研究
传统教育史学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在于其自我封闭性，集中体现为教育史学内容的狭隘和方法的单一。传统教育史学在内容上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方法上保守于文献法和考据法，单纯通过史料的鉴别和整理来说明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史的学科化。近代以来知识的学科化导致了各领域知识间的隔离和孤立，阻碍了学科间的交流，使许多学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困境呼唤着学者们打破学科藩篱，加深学科间的交流。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科学创新很多时候出现在一门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地带，证明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跨学科研究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所体现，但明确提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当属年鉴学派。年鉴学派从一开始就主张总体史观。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总体史观也就意味着研究与人类有关的方方面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地理的、人口的、心理的都在总体史的研究范围之内。年鉴学派成立之初创办的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很明显地体现了跨学科这一特征。杂志的责任编辑有10 人，主编为布洛赫与费弗尔，编委8 人中，史学家有4 人，地理学家1 人，社会学家1 人，经济学家1 人，政治学家1 人。杂志在创刊词中也明确提出其办刊方针：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解决学科化困境的一剂良药。传统的教育史学科是作为一门教学科目出现的，是学科建设的结果。由于没有一定的学术渊源作基础，使得教育史学科自诞生起就缺乏自身的理论基础。而作为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教育史学处于一种两不管的尴尬境地，更加深了其理论基础的缺乏。长期以来，教育史学在师范院校艰难生存，墨守成规于教科书传统，只求满足于教学要求而无力开发自身的学术价值，其生存困境愈加严重。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打开胸怀，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和教育学科的长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创造一种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气象。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教育史学要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历史学和教育学的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史学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天然带有历史学的特性，借鉴历史学的理论成果也是水到渠成;教育史又是与教育相关的专门史，是带有教育性的历史，在研究中要学会用教育的眼光分析历史现象。此外，还可以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与此同时，教育史学也要积极地参与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去，比如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教育交流史、一带一路战略中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和丝绸之路国家的教育历史研究等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够拓宽教育史学的视野，为教育史研究指明方向，是教育史学在新世纪发展所应具有的战略眼光。
(四)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教育史具有综合其它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潜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派史学进入鼎盛期，最主要的标志在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的建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直属于法国的科学研究最高机构，本没有历史学研究部分。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于1947 年提请政府批准设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并着手组织以史学研究为核心，综合其它社会学科的研究体系。虽然第六部的名称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并没有包含历史学，但正是在含义更为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科学这一名称下，历史学显示了其巨大的包容性，成为综合其它社会科学的基础。到1975 年，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标志着以年鉴派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体系的完全确立。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任何学科都有其历史，任何事物都处于历史之中。因此，历史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容纳其他学科，新的学科综合提供了粘合剂和基质。
教育学在产生之初只是一门学科，发展到现在，衍生出众多分支学科，各分支学科间壁垒森严。如果各门学科间缺乏交流与相互合作，如何才能对教育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这种忧虑呼唤着统一的教育学科的出现。事实上，教育科学在这种分化的表象背后有着深厚的统一基础一门分支学科只能触及教育活动的一个方面。教育活动的丰富性使这种单支的探索缺乏力度，他需要综合所有的学科，创造性地利用这些分支学科。作为历史学科分支学科的教育史在一定范围内(即教育学的范围内)也具有历史的巨大包容性的特质：一方面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整体的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教育史以其特有的包容性超越了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具有综合所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潜力。
以教育史为基础综合其它教育学分支学科，不仅是内容上的综合，也是方法上的综合。一方面教育史研究应扩大研究范围，研究教育哲学史、教育社会学史、教育心理学史、课程(论)史、教学(论)史、教育管理史、高等教育史、成人教育史等等;另一方面，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田野研究、调查研究、访谈法、比较法、模拟法等等。当然，以教育史为基础综合教育学研究只是教育学科统一的一种思路，是当前分科研究的矫正和补充，并非唯一的研究模式，不能走向极端。
四、教育史学整体史观指导下的教育史研究路径
传统教育史学的片面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视野局限于教育家;研究内容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献法。教育史学整体史观是针对传统教育史学片面性而提出的，在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中，整体史观强调研究视野扩大化、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方法综合化。
(一)研究视野扩大化
教育是人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因此教育史应该是所有人的教育史，而非某一部分人的教育史。但是，翻开任意一本教育史著作，看到的总是许多熟悉的名字：孔子、朱熹、蔡元培、苏格拉底、卢梭、杜威......整个人类的教育史被简化成几十位教育家的教育史。当然，教育家因其在教育上的突出贡献理应受到重视，但教育家并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传统教育史学只看到教育家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却忽视了普通民众在教育史上的实际意义。
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强调扩大教育史学视野，认为教育史是全人类的教育史，不仅要关注伟大教育家的教育历史，也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历史。教育家是人类教育智慧的代表，往往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某种教育理念的集大成者。研究教育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主流教育理念的变化发展轨迹。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实施者和参与者，其教育活动构成了最基本的教育史实，只有研究普通民众的教育活动才能了解到教育历史最普遍最真实的状态。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教育史学狭隘的史学视野，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史实。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大教育家之外也要研究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活动，如乡村塾师的日常教育活动，普通家庭的家庭教育等等。此外，学生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史也是教育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学生的学习及生活史也是教育史学整体史观的要求，比如古代太学生及府、州、县学等学生的学习生活史，近代大学的学生运动史等等都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选题。
(二)研究内容多元化
受教科书传统的影响，传统教育史学的研究内容仅仅局限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忽视了教育历史的复杂性和完整性。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不是只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就能概括的。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强调教育史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多样化。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多种要素构成，在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每一种构成要素也都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比如教师、学生、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都有其自古至今的历史变化过程。这些要素都是教育的必要条件，其发展历史是教育史不应忽视的内容。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传统教育史学以思想和制度二分教育史的做法忽视了教育史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要打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的限制就必须扩展教育史学的研究内容，还原复杂多样的教育历史事实。二是研究内容的多层化。
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揭示出历史运动的不同层次，强调对历史进行立体式的多层次研究，这对传统教育史学平面化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传统教育史学只满足于描述历史上的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很少探讨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使得教育史成为一种缺乏内在联系的描述性的记忆材料。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借鉴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不仅关注教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历史现象，这不仅要了解教育历史的表象，还要深入挖掘出现这种历史表象的深层次原因。
(三)研究方法综合化
研究方法的单一和保守是造成传统教育史学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教育史学研究方法，除了普遍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之外，应用最多的是文献法。学科发展的一大动力来自于对其他学科的借鉴，特别是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传统教育史学固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很少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最终导致学科发展缓慢，逐渐落后于学术潮流。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4
[关键词]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代，各学科的蓬勃发展丰富着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人们无论在时间亦或空间视野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新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也仿佛在已近干涸的土壤里得到了新了甘泉，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本色一直以来都被思想家们所重视，人们对于历史的敬畏以及渴望从历史中得到启发的愿望使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一直拥有无法撼动的地位，近代西方观点普遍认为：进步的理论正是被蕴含在历史哲学之中，“相信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通往某处，或接近某个事物”“历史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其研究对象，如果没有其研究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
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人们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人们心理越来越趋向对一个观点的信任即：通过实验所得到的真理，才是可靠的。科学实验以君临天下的气势掌握了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理论的发言权：“18世纪，历史思辨发展的标志是拒绝神学的与天意论的解释，而同自然科学家在其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与目的一致。”实证这义在这个时候出来主持大局自然是水到渠成。实证主义――19世纪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理论方向的学术理论。它的最早的理论源泉是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其最引人关注的特点即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理论的研究。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做为衡量其理论科学性的标尺，实证主义排斥以目的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事物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方法，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推崇为唯一一种适合任何研究的方法。只有实验方法才是科学的可靠的方法，实证主义以一种狂热的态度衷情于分析和解释感官经验。实证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传统研究理论一样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等。实证主义对历史事实非常重视，力求在史实资料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历史学的研究由此而变得更为严肃和谨慎，也使思想家们更加重视对史料的批判与审查，历史学向自然科学的一步步靠拢。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曾经说过“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门学科一直试图效法那些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以注重感觉经验以及实验检验为根本，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以理性思辨去探究感觉材料是不可靠的方法，正是理性使历史材料的客观性湮没，而真实的科学规律是通过科学的经验研究进而对现象进行的归纳。实证主义并不否认历史和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历史是有一定规律的，自然也一样是有一定规律存在的，它们都是可以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去认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并且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确定事实和总结规律而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实证主义者坚信只要用足够准确充足的史实资料再加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到客观科学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不仅适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显然，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是普遍的的原则和方法。
实证主义并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也不会去假设人类知识获得的前提，它通常是指人类在对待知识时候的一种特定的评价标准或哲学态度。或者说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特定规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实证主义的原则还区分了在知识体系中哪些是不值得去深入探索的问题或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哪些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实证主义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忽略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特点，将自然科学完全移嫁于历史学使历史学研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仅仅是二者之间简单的类比使历史学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实证主义史学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英国的巴克尔和法国的泰纳、古朗治等。其理念引起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实证主义将历史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社会科学置身于科学之下，俨然已经成了关于社会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就在于理解和解释文化事实和被各集团所实现的社会事实，并且阐述人类行为方式的必然性。”随着经典物理学的可信程度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人们开始用更加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自然科学的概念，逐渐的反实证主义的呼声越来越有力度。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5
2010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第三届西方音乐学年会,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研究,提交会议的一百五十多篇论文,分为学科交叉与跨学科研究,音乐分析与音乐阐释,音乐哲学、音乐美学,跨文化、中西音乐比较,社会学角度,思想史,浪漫主义音乐研究,其他等十个专题。仍然没有讨论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与学科归属的论文。这种情况反映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故本文从西方音乐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发,来讨论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定位与归属问题,希望能更进一步认清西方音乐史学的学科归属,以利于更好地探讨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回顾与存在的问题
西方音乐史学传入中国,至今不足一百年的历史,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结合国内学界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期,1937年之前,主要成就是愈寄凡的《西洋音乐史纲》,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②初期,1937—50年代,王光祈《西洋音乐史纲要》,以及丰子恺、萧友梅、青主、黄自等人的论着。这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起步。③60年代与“文革”时期,主要是张洪岛主编的《欧洲音乐史》。④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钱仁康、于润洋、李应华、刘经树、沈旋和谷文娴等人等编着的教材,以及重要的译着,如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格劳特的《西方音乐史》(第四版、第六版)、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的《简明牛津音乐史》等。可以说,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快速的繁荣与发展。
由于西方音乐史学受西方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些“先天不足”,因而西方在学术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国内的研究。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研究范围狭窄
长期以来,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可以说就是作曲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仅仅限于最着名的作曲家的最着名的作品。“作品研究取代了历史研究”[1]。最终,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变成了西方着名音乐家的谱系排列,而对作品的研究变成了音乐会或歌剧的节目说明。[2](P13)
(2)研究方法僵化
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长期采用“作家生平—作品分析—创作背景介绍—历史影响”的研究模式,“对音乐作品的形式价值和意义价值的判断与解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中心。”[1]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与音乐现象之间的关系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导致对作品的研究与史学研究脱节。
(3)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反思滞后
虽然国内学界已经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反思的文章,但是对本学科的理论思考还不足,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是国内外一个普遍的问题。达尔豪斯在《音乐史学原理》的序言中曾写到:“写作此书,是因为与普通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其本身就擅长认识论反思)中令人生畏的理论着述相比,在我自己这个多少有些属于边缘的学科中,理论的缺乏显得不成比例。”[2](P1)王晡也指出:“相形之下,西方的音乐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始终存在与一般史学在元理论上的差距。因此,直接从一般西方史学中吸取营养,也应该是我们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建设的目标之一。”[3]
(4)学科定位不明确
在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中,往往将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作曲技术理论混在一起。尽管跨学科的研究是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这种学科定位上的迷茫,导致研究者找不准自己的位置,从而丧失了西方音乐史学的历史学特性。
上述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定位问题。正是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才导致研究方法僵化、研究范围狭窄问题的出现,而且由于学科定位不明确,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对本学科的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也影响了对学科理论的构建。
二、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学的关系
达尔豪斯曾经写到:“所谓音乐学,一般认为主要就是音乐史。”[2](P16)尽管随着音乐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中的重要性还是有所夸大。
音乐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它的确立开始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他主张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历史的研究,应该提高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长期采用的那种严肃而精确的标准上来[4](P4)。1885年,阿德勒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明确了音乐学的学科体系,并于1919年在《音乐史的方法》中做了修订,将音乐学学科体系分为历史的音乐学、体系的音乐学、音乐教育学与教授法、音乐学(即后来的比较音乐学)四个大的部分。虽然后来德国学者德列格(H.H.Draeger)、维奥拉(W.Wiora)、斯洛伐克的艾尔舍克(O.Elschek)先后在1955年、1961年和1973年对阿德勒的学科体系做了不同的修订,但音乐史学始终是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学者在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设想方案。特别是在“三分法”中,将音乐学分成三大部分:(1)“主要与人文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哲学、音乐历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创作学、音乐表演艺术学、音乐批评学;(2)“主要与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包括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经济学、音乐教育学;(3)“ 主要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 包括音乐物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工艺学、音乐治疗学。[5](P9-14)
其中,音乐史学又包括各种音乐通史、断代史、地域史、国别史、体裁史、乐器史、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古谱学。[4](P12-20)这里一方面表现出音乐史学所具有的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音乐史学只是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音乐史学之外,还有众多的音乐学子学科,它们共同构成了音乐学学科体系,因此,不应夸大音乐史学在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性。
三、西方音乐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定位
历史学理论认为,历史与历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想给历史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是活的、开放的,是在发展变化的。按《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通常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可逆、不可再现。而人类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记录,也被称为历史。按照历史学界的说法,前者是历史I,后者是历史II。[6]二者是两条可以无限接近但是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就是说,历史I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II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人类在记录的过程中,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识与解释,并逐渐形成相关的史学理论,这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认识与解释,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构成了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是客观的,而历史学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历史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对历史的叙述;二是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三是历史诠释学,即对第二层面的研究与阐发。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三层面,特别是第三层面。
关于历史学的学科定位,历来众说纷纭。在古希腊,历史由九位缪斯中的克里奥所掌管,可见古希腊人认为历史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按照当前的学科划分,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类。自认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而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被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知识。历史学被划归在人文学科领域,但是历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界仍然有争议,按照何兆武先生的观点,历史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6]也就是说,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就在于其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两重特性。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范文6
第一、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
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在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叙述方法；在逻辑与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变迁的情况与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总之，它们以时间为经，以史实叙述或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等)为特征。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着重揭示它为什么这么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与规律。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土要遵循理论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理论逻辑的框架，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间(国家或地区)、特定时间经济生活演变的特点，或抽象出经济模式、经济学范畴与理论。总之，它们以理论分析和抽象(舍弃了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的具体叙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为特征。此类可称为经济史通论。
经济史学概论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研究者素质(研究主体)等等。具体地说，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就是属于经济史学概论的。
这样，经济史学科分类的第一、二个层次是：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下面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这个主体部分的方法。
第二、按经济史的区分，经济史可以分成许多个类型。
经济史的内容包含时间、空间、经济生活三个要素。以时间言，可以按绝对年代区分，如某年(1842～1948年；1953年)、某个世纪(15世纪；18～19世纪)。可以按相对年代区分，如古代、近代、。可以按朝代分，如唐代、宋代。以空间言，可以按地域区分，如世界，欧洲，，广东省，无锡县，长江流域，城市、。对经济史内容的分类来说，“经济生活”这个要素极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可以从许多方面(角度)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史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中又可以多层次分类。譬如：
1．可以按产业分为农业、、商业、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其中的每种产业又可以分为若干行业，其中的每一个行业又可分为若干小行业。
2．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类。生产力中可以按要素分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等。其中，每种要素又可分为若干种，如生产工具既可以按制造原料细分，又可以按使用领域细分。每一类工具又分为若干种。每一类每一种均可有史。一部好的犁史和一部好的织机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
生产关系中可以按经济形态、经济成分、所有制等等分类。其中的每一项中又可区分成若干类，类下还可以分。
3．可以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再生产过程分类。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层次的类别。
与上述1、2、3分类标准并列的，还有多种，诸如制度、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手段、经济范畴等等。以经济范畴言，它是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我曾经按照经济范畴查过，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都有自己的。诸如：市场有市场史，货币有货币史，利率有利率史，物价有物价史，如此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有些现象，它们的本身并非经济生活，但却与经济生活及其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如人口、生态环境等等。于是有生态经济史、人口经济史等等。
不仅不同层次上的经济史会有范围大小的区别，而且同一层次上的经济史也会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的属于宏观，如国民经济史；有的属于微观，如工厂史，公司史等经济组织史。这样，经济史又可分为宏观经济史和微观经济史。
这样，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分，经济史的类别虽不是无法计量的，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经济生活仅是经济史三个要素之一。它和其他两个要素(时间、空间)组合出来的经济史类别，又是这个“很大的数目”的若干倍。
种类如此繁多，内含如此复杂的经济史，是不可能用一种来解决的。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不同的经济史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要弄清楚第一个私人办的工厂出现于何年何地这样的问题，要用考证办法，而且仅仅用考证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当研究经济史通论中的问题(诸如中国近代经济的特点，以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时，就无须用考证方法，而必须用抽象方法。就不同的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而言，说“史(此处“史”专指经济史。下同)无定法”，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其实，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我们说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不否定这些不同方法中有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有的(最高层次的)可能是一个(如唯物辩证法)，有的(低一个层次的或再低一个层次的)可能是几个(如吴承明所举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都说明经济史经济是有一定方法的。此外，经济史研究不仅要遵循本学科特有的方法，还要遵循社会的一般方法。譬如，无论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史问题，都要经过选题、收集资料、分辨资料的真伪、从资料中弄清研究对象变动的时序等步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定法”。可见，既要讲“史无定法”，还要讲“史有定法”，而且首先要讲“史有定法”，这才是辩证的，对学科发展有益的。
第三、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的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
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从而，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从另一个角度，即把经济史作为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
经济史学的这个胎记，直到现在，仍明显地表现在学科的设置上。在中国、美国等国家里，经济系(院、所)中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历史系 (院、所)中也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于是，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既有历史系 (院、所)培养，获历史学学位的，也有经济系(院、所)培养，获经济学学位的。他们攻读的课程不同，师从的学者各异，研究的课题从属于、服务于不同学科。这样，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各自扬长避短，沿着自己的思维路线展开探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乃是当然之事。例如，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学和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
史学的上述与现实状况，使经济史者或具历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或具经济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兼有历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长处的学者存在]这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选题各有侧重。即使研究同一个，视角与方法也不尽相同，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不一样。就这种情况而言，经济史学界中存在两大学派；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学派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派。
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就上述情况而言，不如称它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跨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一大特点与优点。这个特点和优点，使它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学科而不只是一个学科的方法。因而它在方法上比某些学科丰富多样。这个特点要求经济史工作者不能只用历史学科或经济学科中某一学科的方法，更不能用其中一个学科的方法去代替、排斥另一个学科的方法，不能为经济史研究设计一种只适宜一种学科的方法。相反，它要求在两个学科的经济史之间交流研究方法，并在交流中融合为一种经济史学方法。据报道，美国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研究方法。这值得仿效。我希望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种经济史专业杂志的编辑部，承担起组织这种交流的重任，既组织面对面的讨论，也组织笔谈，各抒己见。
或问：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历史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方法孰轻孰重?我认为，一般地说，二者都很重要，因为缺一不可。如果能将其融合为一，那就不存在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就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问题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以下两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