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范文1
2013年政策利好继续发力。新年伊始，保监会再推三项新政，分别是《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债权投资计划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新政的意义何在？又会对未来保险资金的运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债券投资：最务实的新政
作为险资投资新政组合拳的第一拳，《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暂行办法》被认为是最务实的新政。该办法主要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对债券品种进行了重新分类。增加了混合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可投资品种基本覆盖了现有市场公开发行的品种；第二，调整了投资比例。将无担保债券投资余额的上限从原先的不超过该保险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20%上调至50%，投资同一期单品种无担保债券的份额，从10%上调至20%，投资同一期单品种有担保债券的份额，从不超过该期单品种发行额的20%上调至40%，对有担保的金融企业债券投资总额则没有限制；第三，适度放宽了发行限制。对保险机构投资无担保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偿付能力要求从不低于150%降为不低于120%，在原有公开招标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符合规定的簿记建档方式；第四，再次强调加强风险管控。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对无担保企业债投资的放松。
债市一直以来都是保险资金重要的投资阵地，占到保险资金投资的半壁江山以上。特别是近年来，一方面股市持续低迷，而债券市场发展迅速，新品种不断推出；另一方面保费收入增速减缓，对流动性的要求逐步上升，为了确保资产配置期限和绝对收益的要求，保险公司对高收益的中期债券和无担保企业债的投资热情与日俱增。然而，受到监管限制，保险公司可以投资的债券十分有限。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的无担保企业债都是以簿记建档方式发行的。据 Wind资讯和华创证券统计，2008年至2012年5月发行的919笔中期票据仅有11笔采用了招标方式，而保险公司只能投资于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发行的无担保企业债券，这使得673 只企业债和公司债由于采用簿记建档发行方式而不能进入保险资产投资池，如果再考虑到发行人净资产的限制，以及对于信用评级要求等其他因素，保险机构实际上能够投资的无担保企业债、公司债不足60只。新政推出可望结束险资投资无担保债有名无实的状况。
总体而言，新办法拓宽债券品种及上调投资比例上限后，将给予保险公司在债券市场更多的操作空间，减少保险投资收益对股市的依赖，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收益的稳定性。这是对保险投资最有实质意义也是短期最容易见到效果的政策。
另类投资：最有冲击力的政策
新政组合拳中最具有冲击力的拳头无疑当属保险资金另类投资的系列政策。虽然在2009年新版《保险法》和2010年《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已经放开了险资投资于基础设施、股权、不动产等另类投资项目，但由于管理细则迟迟没有出台，不少投资项目实际上并未启动，如私募股权（PE）投资等。至于金融衍生品投资更是被视为保险投资的。此次《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通知》、《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暂行办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品的通知》以及《关于债权投资计划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正式文件出台，不仅保证了原先已对保险资金开放的投资领域得以实质性放开，而且打破了金融衍生品的投资，放开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的投资领域。
1.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投资。基础设施和不动产项目具有投资期限长、资产价值波动性较低、不受资本市场短期波动影响和收益率较稳定的特点，这些特点能够满足保险投资长期性和收益性的要求，加之中国基础设施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政府信用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投资中的信用风险，故而也能满足保险投资对安全性的要求。上述特点使得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投资从2006年放开后就一直深受保险资金的青睐。新政中《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管理暂行规定》的核心内容正是放宽不动产的准入条件和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发行限制，降低发行门槛。
根据过去的监管规定，保险资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占险资总资产的上限仅为5%，而上述新政规定允许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和不动产投资计划的账面余额合计不高于该保险公司上季度末总资产的20%。新政还降低了对债权计划担保人自身净资产不低于200亿元的要求，改进了基础设施与不动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的计算方法等等。而2013年2月的《关于债权投资计划注册有关事项的通知》，则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门槛调整为注册制，进一步简化了计划发行流程，提高了效率。在不动产投资方面，新政在盈利、偿付能力、净资产三个方面都降低了要求。可以预料，在当前股市低迷的情形下，随着各地投资开发建设规模的扩大，上述新政的出台必将推进保险资金进入不动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步伐。
事实上，保险资金已在大力加码基础设施及不动产债权计划。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末，保险机构累计发售了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达3025亿元，平均投资年限7年，平均收益率达6.36%。从所选项目的资质看，保险公司首选的主要是财政状况较好的一线城市或者中央部委、央企支持的重大基础设施债权计划，其次是具有稳定收益来源的项目，如电厂、城市轨道，港口、公路等本身就有稳定现金流回报的项目。不过，随着债权计划的放开，以及优质基础资产和项目的逐渐减少，保险资金通过债权计划投资的项目将由以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财政状况较好的一线城市为主，逐渐向二线城市甚至地市级公路交通、城市建设等转移。目前，在不少省份，大量以债权计划形式参与地方性基础设施融资的保险资金，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新兴融资渠道之一，被写入当地金融工作议程。2012年，湖南省首次引进保险资金30亿元用于省内44个国省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在湖北，新增保险资金签约投资额逾170亿元，主要投入湖北省重点基建项目中。不动产投资领域则主要集中在自用和商业写字楼领域。可以预见，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投资将会成为保险资产配置的重点方向。
2.股权投资。虽然在2010年保监会颁布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和《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中已经允许保险资金开展股权投资，但一方面由于对保险机构资质条件和可投资项目范围的限制较为严格，另一方面尚未出台配套的管理细则，从而使得险资股权投资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进展十分缓慢。2012年新出台的《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题通知》，对股权投资给予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全面的规定。在保险机构的资质限制方面，去除了上年盈利的要求，将偿付能力充足率底限从150%放松至120%，将净资产从10 亿元降低为1 亿元；在直接股权投资方面，增加了能源企业、资源企业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现代农业企业、新型商贸流通企业的股权等，拓宽了直接股权投资对象的范围；在间接股权投资方面，明确了保险资金可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包括成长基金、并购基金、新兴战略产业基金和以上股权投资基金为投资标的的母基金，并指明了新兴战略基金包括金融服务企业股权、养老企业股权、医疗企业股权、现代农业企业股权以及投资建设和管理运营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廉租住房的企业股权。
显然，新政的出台对于保险机构，特别是众多中小型保险公司的股权投资十分有利。
3.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由于金融衍生品所具有的高杠杆和高风险特点，中国保险公司对于该领域的投资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与其它各项投资新政相比，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作为新开放的两个投资领域，对保险资金运用的意义尤为重要。
多年以来，保险投资“过分依赖A股市场”一直被广为诟病。从2005年保险资金获准入市至今，伴随着股市的大起大落，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率始终表现出与A股市场走势非常紧密的相关关系。如在2007年股票市场的大牛市中，保险资金运用总体收益率达到了12.17%，却在2008年的熊市中陡然降至1.98%。随着近两年A股市场持续下跌，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收益率也相应连续出现两年下滑，其中证券投资基金与股票投资的收益率更是分别降至-2.56%与-2.05%的低位。
这种“股市依赖症”与保险资金在股票投资中缺乏对冲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利用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保险资金将可以通过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这两个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对冲股市的波动，锁定投资收益，实现防范和规避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目的。因此，股指期货成为险资最看重的领域之一。《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中，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任一资产组合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所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其对冲标的股票及股票型基金资产的账面价值。这意味着，保险机构可以对权益类资产进行100%的风险对冲。对比目前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与公募基金的20%的对冲比例上限，可以看出保监会对于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的“头寸”放得非常开。
目前关于险资融资融券的办法尚未正式颁布，但是根据2012年6月闭门会议的征求意见稿，允许险资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意见稿明确了险资可参与融资融券的具体品种包括：存单质押融资、债券回购、证券转融通、账户间融资这四类；同时规定，保险机构参与融资融券必须满足资产托管、信息系统、杠杆规模等要求。
保险资产管理：最有创新点的突破
以往的监管规定不允许保险资金委托给证券经营机构或其他非保险机构投资，委托投资范围基本限定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内。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替集团公司或同业中小保险公司买股票、买基金，而不能对外发售金融产品，也不能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以外的机构资金。《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三项新政的出台终于打破了保险资金管理制度的藩篱。
根据新颁布的《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今后保险资金除了可以委托行业内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外，还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进行投资。该办法充分反映了保监会希望通过引入委托投资竞争机制来提高保险资金的运用效率，同时倒逼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竞争中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资产管理能力的良苦用心。
在基金、信托和证券等机构涉足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的政策壁垒被清除之后，保监会随即出台了《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事项的通知》，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除了受托管理保险资金外，还可受托管理养老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等机构以及合格投资者的资金；也可以作为受托人接受客户委托，以委托人名义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等；在满足相关规定条件并通过向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申请后，甚至可以依法开展公募性质的资产管理业务。如此一来，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时在资金受托与资产管理两个方面得到了拓宽，实现与银行、证券、信托的对接。
2013年2月出台的《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最大亮点是重启了一度停滞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创新的试点，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一对一”定向产品及“一对多”集合产品。这意味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将逐步淡化行业局限，参与到泛资产管理行业之中，与基金、券商、信托等各类财富管理机构在同一平台上展开正面的竞争。
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范文2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隐性债务划拨国有资产
“为渡过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我国政府1997年决定把长期实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出现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问题。隐性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继续付给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人员在新制度实施前积累的养老金权利。”（宋晓梧、张新梅，2000）本来，解决隐性债务可以有很多方法，比如：发行“认可债券”，具体做法是：一次性清算每个旧体制下参保人员(包括“老人”和“中人”)在旧体制终止的某一时点上所积累的养老金数额；然后由政府仿照现行国债发行方式发行“认可债券”，每位旧体制下的职工得到数额，期限和利率明确的政府“认可债券”，在他们退休养老时交养老地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由社会保险机构统一向财政部门办理兑付，并负责按月或按年支付养老金“认可债券”的数额可通过精算确定。也可以逐步提高政府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助支出。但我想基于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和一些政治因素（执政党认为应集中力量做经济建设，“效率优先，后顾公平，稳定压倒一切”等观点），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最可行(以下简称“划资还债”)，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一直没能切实地付诸实践。2001年，中央政府曾经决定以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办法偿还国有企业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由新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然而减持方案一俟出台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紧急叫停。党的十六大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划资还债”的问题再度成为一个令人们有所期待的话题，但能否找到一个令当事各方满意的操作方案还未可知。
一、划资还债问题的提出和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时提出，社会保障的职能要从企业转移出来，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看做是由过去的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积累所形成的划拨出来，由国有持股机构按基金预筹积累制进行委托经营(周小川、王林，1993)。改革以前，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从所在单位领取退休金；改革以后，这部分退休金的现值成为政府所要承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关于这笔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估计，最小的估计值是19000亿元(世界银行，1996)，最大的估计值则高达76000亿元(国家体改办，2000)。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实施时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偿还这笔债务的问题。1995年的两个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把转轨时已经离退休的职工(“老人”)、正在工作的职工(“中人”)和此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新人”)覆盖到同一个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之下，在财务技术上则采取了通过该计划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积累借钱的办法，来支付同一计划覆盖下的“老人”的养老金，由此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积累的“空账”已近5000亿元。尽管如此，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还是从1998年开始便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收入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用来填补该计划的缺口。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实行全国统筹等措施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无法实现。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理论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设想，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向非国有企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经过2000年的大讨论，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减持国有股的10%和中央财政特别拨款的融资来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掌管和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于2001伞6月份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的紧急叫停也使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断了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支出需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资产实行基于行政层级的分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对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之前，应当先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经营管理，专门用于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吴敬琏、林毅夫，2003)。
附表：
全国社保基金权益增减变动表（单位元）
本年数上年数
一、社保基金权益期初余额124,185,585,264.3680,509,668,637.84
二、社保基金拨入、拨出
社保基金拨入额4,908,431,759.7947,685,138,526.84
社保基金拨出额6,109,200,000.00
社保基金拨入、
拨出产生的基金权益
变动额4,908,431,759.7941,575,938,526.84
三、社保基金运营活动
社保基金运营收入3,407,048,211.112,099,978,099.68
社保基金运营支出304,713.77
社保基金运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权益变动额3,406,743,497.342,099,978,099.68
四、社保基金权益
期末余额132,500,760,521.49124,185,585,264.36
其中：风险准备金余额1,298,078,046.98616,729,347.51
涞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main.asp?ColumnId=12但经过作者二次编辑。
二、可能的几种“划资”方式的设想
如果把划拨国有资产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于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那么最基本的问题是由什么机构来接收划拨后的资产。事实上，划拨国有资产还应当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即有助于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帮助企业建立更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划拨资产的机构能够在有效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同时，也能够在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如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那么社保基金理事会自身几乎可以肯定不能成为所有被划拨国有股权的企业的一个合格股东，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社保理事会必然要聘请外部的资产管理机构来托管股权。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思路，即将部分国有股的获益权赋予社保基金理事会，而国资委仍然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但是这似乎同样会带来权利割裂的问题，同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也就只能作为一个养老金现金流的出纳机构而存在了。从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原理上讲，这种情况下理事会未必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如果只是现金的收付，它可以完全由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所代替。
另一种方案是，由国资委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债，后者对前者的债权形成资产，并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债权人负债；或是直接以债权形式划拨给社保基金理事会，而社保基金理事会则要以此担负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负债。实行这种债权划拨方案，关键的问题是社保基金必须把债权变现，因此需要以与此债权相关的资产为抵押发行债券，于是，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回购和兑付这些债券。
在股权划拨和债权划拨之间，也许还够找出第三种划拨方式，即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一个临时性持股机构持有划拨的股权，在其卖出股权之前，持股处于封闭期，对公司的控制权由国资委掌握；股权卖出之后，社保基金要以所得现金偿还养老金负债，而公司控制权也要从国资委转移到实际购买股权的投资者。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以上述何种方式实施划拨，都还面临着另外—个问题，即划拨后的债权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家拥有，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多家社会保障基金事会。就此而言，可能的权衡有如下两个：第一、在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每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单独成立一个社保基金保障会，来接收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基于划拨国有资产的债权，并发行债券。
第二，不考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制约，通盘考虑中央和各省国有资产需要和能够划拨的国有资产数量，以资产总量为抵押，按一定抵押率，分期发行债券，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按各地划拨比例进行分配；债券的投资收益分为两部分：如果实际投资回报率在约定回报率以下或相等，则按划拨比例向各省分配；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于约定回报率，高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
我们还要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考察以上两种选择。首先，当投资工具供给因为划拨而增加时，如何使得投资的有效需求同时增加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市场，只有同类投资者的数量足够多时，才有可能形成这类投资者行为的一个局部均衡。这意味着，多个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将会推动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似乎支持第一个选择。但是，在第二个选择中，假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可以选择足够多的投资托管人，而这些投资托管人的行为又能受到切实有效的外部监管，那么这些托管人一样可以构成资本市场中的长期稳定的力量。最后，行为金融学的一个原理认为，投资者的多元化将有助于防范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将划拨资产的投资纳入到现有的市场体系中来，抑或是另辟新的债券市场，哪种做法更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呢
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第一种选择也许更容易操作。如此操作的基本模式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国资委管理的国有资产划拨出来的资产，同时，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各自所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出来的资产。这种操作上的便利性所要接受的代价是，划拨计划本身不会具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所以各省主要凭借本地区国有资产的划拨来解决问题。采取第二种模式的主要障碍在于各地可能没有足够的意愿来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托管其划拨资产。
综上所述，可能的基本划拨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股权的集中划拨，股权的分散划拨，债权的集中划拨，债权的分散划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在以上几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出现某些变式，如分散划拨条件下的集中委托经营或部分集中委托经营。具体采取什么方式应当是中央与各个地方政府协商的结果。
三、“划资”后的运行方式—划拨资产的证券化
在股权划拨的方式下，社保基金资产出于变现的需要而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或一类)长期的持股机构，而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或一类)特殊的金融中介机构。这种模式就其涉及的范围和运行的体制基础而言，与国有股减持是一致的，但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先减持变现，后向社保基金转移现金，而股权划拨是先转移股权，后变现还债。
养老金基金等社会保障类基金具有较明确的收益率目标和支出公式，对投资回报最大化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通常只是要求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所以会以权益性投资作为自己的投资导向。但是，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鲜有以权益性投资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这使社保基金投资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要么消极地等待着股票市场出现了足够多的权益性机构投资者以后再大举入市，要么大举入市以带动权益性机构投资者的成长。目前权益性投资的主体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但是他们并不是股票市场中的主导者。中小投资者还缺少一种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组织化机构来他们的投资行为。建立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养老金基金或信托投资基金，也许可以有助于改善这种情况。
在增量的范围内，巨大的银行储蓄仍然有可能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现在银行资金是通过某些灰色渠道(如不明确的银行表外业务)，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负债扩张性投资而流入股市的，这也是银行体系高风险的—个源头。既然资本市场的运转实际上离不开银行储蓄资金的支持，那么将这种支持以透明的而不是灰色的方式提供出来，将会有助于降低银行和储户的风险。具体的做法是，银行改变其长期以来品种单一的储蓄产品结构，开发契约型储蓄产品，为储户提供养老金储蓄等契约型储蓄户头，提供高于一般性存款利息的利息回报；由此形成的契约型储蓄资金，在银行内部以独立基金的形态，交给基金托管部门单独经营，并且实行单独的风险内控和外部监管。在整个养老金体系中，这种养老金储蓄可以是第三支柱即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实现形式，不排除投资于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持有的股权或发行的债券，或者进行信托投资。这样，它可以以一种更加透明的方式来扩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
提高权益性投资的比重及其组织化或机构化程度，将会从投资需求方面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因素，却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国有资产以股权形式划拨时，作为持股机构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否应当按与普通股同股同价的原则将所持国有股变现如果是，那么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因为变现的融资部分地被用作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了。如果定价高于普通股，则会引起普通股市场“剧冰”。这意味着，直接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在同一个股票市场上为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而融资，可供回旋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小的。“划资还债”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绕开上面的问题而开辟一条新的通道，例如在现有的股市之外建立非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的新交易市场，其主要问题就变成这部分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
如果是由财政部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于所划拨的资产发行抵押债券，可以避免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扰，同时也不会扭曲公司的市场价值。抵押债券的运作可以借助于债券市场来实现。在需求方面，银行的契约型储蓄将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债权划拨的关键问题是债券的回购和兑现。在养老金债务偿还以后，债券应当被回购或兑现。一个附带有明确的回购条款的债券发行书，将有利于债券的销售。在财政状况允许时，政府要有计划地回购已发行的未到期债券或兑付已发行的到期债券。但是，债券的回购或兑付并非是唯一的最终手段，债转股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所以，可以考虑把这种债券设计为可转换债券。因为被抵押的划拨资产与公司本身的融资结构无关，所以，抵押品既可以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也可以是非股份制公司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受挫还证明了划拨资产运行策略的重要性。不应当让投资者形成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划资还债”是—个短期的工作，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按养老金隐性债务总量—次性划拨完毕，并全部推人资本市场。实际的划拨过程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资产划拨可以根据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每年现金流的需要而分期分批地进行；采取股权划拨方式的，可以小批量多批次地逐渐进入股票市场。四、“还债”方式——支付方式的经济合理性
养老金隐性债务包括“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以及“新人”的个人账户中的“空账”部分。“做实”个人账户的准确含义是以实质性资产偿还此前对个人账户的借款。这个实质性资产未必非现金不可。如果只是考虑以现金“做实”个人账户，那么短期现金流的不足将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但是，如果在实质性资产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金融手段，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期现金流的不足。因为“中人”和“新人”都还具有相当长的一段工作期才能退休，而他们只是要在退休以后才需要支取养老金收益的现金流，所以目前而言，他们“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没有必要全部是现金，而可以是一个由流动性各不相同的多种投资工具、即到期日各不相同的金融资产组成的资产组合。所以，短期内可以用中长期资产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而支付相应的现金流则是一个长期性的需求。这样，以划投资产为抵押发行的中长期债券，以及以股权划拨形成的资产，都可以成为偿还个人账户“空账”的资产。抵押债券和股权划拨的作用是以实质性资产为抵押，把国家对个人养老金的欠账认可下来，并在个人符合受益条件的时候，将这部分资产变现支付给个人现金。用这样—个资产组合而不是单纯的现金来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有助于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比重。
以上操作思路可以和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相结合，以弥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转移支付力度的不足。具体方式是，基本养老保险有实际积累的省份，可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用其社会统筹现金收入的盈余部分购买基本养老保险无实际积累省份的抵押债券或股权，由此为后者支付养老金现金流；当然，无论是以哪个省份的划拨资产为抵押发行的债券，作为国有资产，其债券的信用等级或资产质量应当是相同的。根据这个要求，对分散划拨的国有资产实行集中化的委托经营，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为有利一些。
至于个人账户中的现金积累如何投资，应当由账户持有人自己来决策，这属于个人的权利。如果个人对政府信用和经济增长具有足够的信心，一样会选择购买此类证券。政府对个人账户的作用在以下几点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第一，切实保护个人账户所体现的个人权利，不应从中强制借款；第二，引导建立专业性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个人账户管理，提高个人账户的组织化程度；第三，对个人账户的管理和运作实行全面和全过程的外部监管，并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
偿还“老人”的隐性债务只能以现金支付。在与现行制度相衔接的划拨机制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现金需求主要以两个融资来源来满足：一是现行制度的社会统筹，二是划拨资产变现得来的现金。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辅的财政来源，如没收者的非法所得，以及中央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特别拨款等。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也为“老人”建立了个人账户，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积累，所以只是一个名义账户。支付名义账户本质上仍然要以现收现付的融资为来源，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支付公式的改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轨。如果是出于“划资”前后制度衔接的考虑，也不妨保留“老人”的名义账户，只是要通过划拨资产的经营来为名义账户的支付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但划拨资产运营和养老金的支付是分开的。也许还存在另外的做法，比如同样以划拨资产来做实“老人”的名义个人账户，但是这样做需要事先就产生足够和稳定的现金流的能力、以及划拨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进行分析，然后与前者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和风险集中度的权衡。另外，以上两种做法相比，后一种做法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更大。
五、谨慎的结论
本文仅仅是为权衡比较各种方案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的着眼点不在于划拨什么样的国有资产，而在于划拨的方式和划拨后的运行。另外，虽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明确地提出一个“划资还债”的方案，但是分析过程隐含了—个原则性的考虑，即划拨资产需要进行较为充分的证券化。这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在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帮助下，充分的证券化能够产生更大的现金流；第二，充分的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被划拨资产的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问题。
长期而言，“划资还债”和社会统筹两种方式的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以及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的体系依赖度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人”数量逐步缩减，养老金体系的实质性个人账户的比例还应有所扩大。同时，对“老人”的受益资格以及“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内涵应严格界定，与“中人”和“新人”分开，与提前退休或失业者分开。至于“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长期来讲应当向着年金化的方向推进。
参考文献：
[1]/phoenixtv/72633738130882560/20050225/509061.shtml华尔街日报：中国决心打破国有股流通僵局。
[2]/GB/channel7/36/20000608/94197.html人民日报。
[3]吴敬琏,林毅夫：侧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保基金欠账，第6辑，中倌出版社2003年版。
[4]周小川,王林，《企业社会保障职能的独立化》，(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
[5]周小川,王林：(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改革》1994年第3-4期。
[6]郑秉文：(建立名义账户是人市的理性化前提)，《中国证券报》2003年第11版。
[7]/program/end.asp?text_id=12258246&big_id=000003&small_id=000010中宏数据。
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范文3
自去年7月以来，保监会先后颁布了一揽子的保险资金运用新政，新政对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和范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放开，同时也大大增强了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投资管理能力。
曾于瑾表示，保监会日前也对保险投资机构进行了培训，对前期政策系统梳理和统一解释，增强机构的理解力和操作力，新政策的积极效果将逐步显现。“目前各项政策正在落实，进展比较顺利。”
他还透露，针对保险资金参与融资融券的相关政策，目前保监会正处于研究中。“我们需要观察哪些投资工具是符合和适合保险特征的，还需要了解我们保险主体投资主体机构的愿望和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资金中，来自第三方机构的尚不足20%，依旧以服务保险主业为主。曾于瑾表示，随着资产管理产品和资产管理的方式逐步脱离保险母体、走向业外，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实行净资本约束将是未来的监管方向。
投资收益率3.39% 将增大另类投资比重
据保监会统计，2012年，保险行业实现投资收益2085.09亿元，投资收益率仅为3.39%，为近年来的低点。
曾于瑾表示，面对保险资金收益率的低迷，资产错配的状况，政策进一步拓宽范围，新增投资品种，放宽投资比例，开放投资市场，支持行业创新，顺应了市场化需求，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收益，有利于服务好保险主业。
据保监会统计，截至2012年底，保险资金的运用余额达到6.85万亿，占保险行业总资产的93.2%。其中银行存款2.3万亿，占比34.16%，各类债券余额3.06万亿元，占比44.67%，股票和基金8080亿元，占比11.8%。约80%的资产是固定收益类。
另类投资方面，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不动产和基础设施债权计划的投资余额分别为2151亿元、362亿元和3240亿元，分别占保险资金运用总余额的3.14%、0.53%和4.73%。
曾于瑾表示，目前另类投资的比重不足10%，放开后将会成增长趋势。“从现在已有的项目来看，这方面的收益率明显高于目前各类投资的平均收益率。可以预见，随着这些政策的放开，假设其他投资品种收益稳定的前提下，行业整体收益率会呈向好的趋势。”
除了开放大量的投资工具和领域外，新政将一系列投资能力实施牌照化管理，并将大量投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备案制，提高了监管效率。以债权计划为例，一位保险资管公司高管坦言，实行备案制以来，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的发行效率显著提高。
曾于瑾亦表示，债权计划的改革措施，由审批制度改为注册制度，包括将来考虑债权计划的流通转让问题，这都是不变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改革两个月时间以来，目前进展很顺利，市场反应效率有明显提高。不过，还需要继续关注。”
据其透露，目前已注册债权计划项目有18项，合计金额达到412亿元。
推动保险资管产品试点 先业内再业外
今年以来，除了推动债权投资计划注册发行改革，保监会还推动了保险资产管理产品试点办法。
实际上，早在2006年保监会就曾进行过资管产品的试点，人保、华泰等四家保险资管先后申报并获批了7只创新产品试点。但2007年以后，资管产品试点实质上停滞。
“2006年的试点，基础资产主要是权益类市场，后来市场持续低迷就暂停了几年。”曾于瑾强调称，此次产品办法的推出主要目的是恢复试点。
据保监会披露，目前人保资产、泰康资产和太平资产三家公司申请发行5只股票、债券、基金型产品已经获得保监会备案。曾于瑾表示，这5只产品均是新申请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不包括2006年已试点发行的保险资管产品。“备案之后，这5只产品完成发行还需要经过路演、募集等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资管产品办法中并未明确列示除保险机构外的其他机构投资人是否可以作为产品的买方，是否涵盖第三方业外机构等。
曾于瑾解释称，合格投资人同样包括业外。该文件的基础目的，是希望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先把业内做好，其职责主要是优先服务保险主业。“至于业外是否可以做，我们预留了一定的政策空间。”
此外，文件也未明确列示保险资管产品投资范围是否涵盖信托、银行理财等投资品种，对此，曾于瑾表示，资产管理产品能否把信托、银行理财也作为投资工具，政策也没有排除。
不过曾也指出，信托、银行理财这类投资工具的基础资产其清晰程度仍需要观察，是否适合保险投资需要进一步了解。“另外，这类自身证券化的产品，会有二次证券化的风险。”
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范文4
一、问题的提出和演变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时提出，社会保障的职能要从企业转移出来，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看做是由过去的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积累所形成的划拨出来，由国有持股机构按基金预筹积累制进行委托经营(周小川、王林，1993)。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制度引进了个人账户，由过去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所以产生了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改革以前，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从所在单位领取退休金；改革以后，这部分退休金的现值成为政府所要承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关于这笔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估计，最小的估计值是19000亿元(世界银行，1996)，最大的估计值则高达76000亿元(国家体改办，2000)。
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实施时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偿还这笔债务的问题。1995年的两个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把转轨时已经离退休的职工(“老人”)、正在工作的职工(“中人”)和此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新人”)覆盖到同一个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之下，在财务技术上则采取了通过该计划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积累借钱的办法，来支付同一计划覆盖下的“老人”的养老金，由此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积累的“空账”已近5000亿元。尽管如此，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还是从1998年开始便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收入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用来填补该计划的缺口。1997年，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实行全国统筹等措施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无法实现。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理论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设想，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向非国有企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经过2000年的大讨论，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减持国有股的10%和中央财政特别拨款的融资来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掌管和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于2001伞6月份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的紧急叫停也使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断了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支出需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资产实行基于行政层级的分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对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之前，应当先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经营管理，专门用于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吴敬琏、林毅夫，2003)。
二、可能的“划资”方式
如果把划拨国有资产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于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那么最基本的问题是由什么机构来接收划拨后的资产。事实上，划拨国有资产还应当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即有助于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帮助企业建立更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划拨资产的机构能够在有效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同时，也能够在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如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那么社保基金理事会自身几乎可以肯定不能成为所有被划拨国有股权的企业的一个合格股东，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社保理事会必然要聘请外部的资产管理机构来托管股权。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思路，即将部分国有股的获益权赋予社保基金理事会，而国资委仍然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但是这似乎同样会带来权利割裂的问题，同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也就只能作为一个养老金现金流的出纳机构而存在了。从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原理上讲，这种情况下理事会未必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如果只是现金的收付，它可以完全由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所代替。
另一种方案是，由国资委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债，后者对前者的债权形成资产，并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债权人负债；或是直接以债权形式划拨给社保基金理事会，而社保基金理事会则要以此担负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负债。实行这种债权划拨方案，关键的问题是社保基金必须把债权变现，因此需要以与此债权相关的资产为抵押发行债券，于是，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回购和兑付这些债券。
在股权划拨和债权划拨之间，也许08够找出第三种划拨方式，即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一个临时性持股机构持有划拨的股权，在其卖出股权之前，持股处于封闭期，对公司的控制权由国资委掌握；股权卖出之后，社保基金要以所得现金偿还养老金负债，而公司控制权也要从国资委转移到实际购买股权的投资者。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以上述咽附方式实施划拨，都还面临着另外—个问题，即划拨后的债权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家拥有，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多家社会保障基金事会。就此而言，可能的权衡有如下两个：第一、在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每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单独成立一个社保基金保障会，来接收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基于划拨国有资产的债权，并发行债券。
第二，不考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制约，通盘考虑中央和各省国有资产需要和能够划拨的国有资产数量，以资产总量为抵押，按一定抵押率，分期发行债券，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按各地划拨比例进行分配；债券的投资收益分为两部分：如果实际投资回报率在约定回报率以下或相等，则按划拨比例向各省分配；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于约定回报率，高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
我们还要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考察以上两种选择。首先，当投资工具供给因为划拨而增加时，如何使得投资的有效需求同时增加?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市场，只有同类投资者的数量足够多时，才有可能形成这类投资者行为的一个局部均衡。这意味着，多个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将会推动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似乎支持第一个选择。但是，在第二个选择中，假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可以选择足够多的投资托管人，而这些投资托管人的行为又能受到切实有效的外部监管，那么这些托管人一样可以构成资本市场中的长期稳定的力量。最后，行为金融学的一个原理认为，投资者的多元化将有助于防范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将划拨资产的投资纳入到现有的市场体系中来，抑或是另辟新的债券市场，哪种做法更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呢?
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第一种选择也许更容易操作。如此操作的基本模式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国资委管理的国有资产划拨出来的资产，同时，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各自所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出来的资产。这种操作上的便利性所要接受的代价是，划拨计划本身不会具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所以各省主要凭借本地区国有资产的划拨来解决问题。采取第二种模式的主要障碍在于各地可能没有足够的意愿来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托管其划拨资产。
综上所述，可能的基本划拨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股权的集中划拨，股权的分散划拨，债权的集中划拨，债权的分散划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在以上几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出现某些变式，如分散划拨条件下的集中委托经营或部分集中委托经营。具体采取什么方式应当是中央与各个地方政府协商的结果。
三、划拨后的运行方式—划拨资产的证券化
在股权划拨的方式下，社保基金资产出于变现的需要而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或一类)长期的持股机构，而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或一类)特殊的金融中介机构(SPV)。这种模式就其涉及的范围和运行的体制基础而言，与国有股减持是一致的，但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先减持变现，后向社保基金转移现金，而股权划拨是先转移股权，后变现还债。
养老金基金等社会保障类基金具有较明确的收益率目标和支出公式，对投资回报最大化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通常只是要求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所以会以权益性投资作为自己的投资导向。但是，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鲜有以权益性投资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这使社保基金投资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要么消极地等待着股票市场出现了足够多的权益性机构投资者以后再大举入市，要么大举入市以带动权益性机构投资者的成长。目前权益性投资的主体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但是他们并不是股票市场中的主导者。中小投资者还缺少一种能够代表其根本利益的组织化机构来他们的投资行为。建立作为独立投资主体的养老金基金或信托投资基金，也许可以有助于改善这种情况。
在增量的范围内，巨大的银行储蓄仍然有可能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资金，但是，现在银行资金是通过某些灰色渠道(如不明确的银行表外业务)，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负债扩张性投资而流入股市的，这也是银行体系高风险的—个源头。既然资本市场的运转实际上离不开银行储蓄资金的支持，那么将这种支持以透明的而不是灰色的方式提供出来，将会有助于降低银行和储户的风险。具体的做法是，银行改变其长期以来品种单一的储蓄产品结构，开发契约型储蓄产品，为储户提供养老金储蓄等契约型储蓄户头，提供高于一般性存款利息的利息回报；由此形成的契约型储蓄资金，在银行内部以独立基金的形态，交给基金托管部门单独经营，并且实行单独的风险内控和外部监管。在整个养老金体系中，这种养老金储蓄可以是第三支柱即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实现形式，不排除投资于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持有的股权或发行的债券，或者进行信托投资。这样，它可以以一种更加透明的方式来扩大资本市场中的投资。
提高权益性投资的比重及其组织化或机构化程度，将会从投资需求方面为资本市场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因素，却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当国有资产以股权形式划拨时，作为持股机构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是否应当按与普通股同股同价的原则将所持国有股变现?如果是，那么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因为变现的融资部分地被用作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了。如果定价高于普通股，则会引起普通股市场“剧冰”。这意味着，直接以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在同一个股票市场上为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而融资，可供回旋的空间实际上是很小的。“划资还债”的一个好处是可以绕开上面的问题而开辟一条新的通道，例如在现有的股市之外建立非上市公司国有资产的新交易市场，其主要问题就变成这部分国有资产的定价问题。
如果是由财政部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于所划拨的资产发行抵押债券，可以避免对股票市场的直接干扰，同时也不会扭曲公司的市场价值。抵押债券的运作可以借助于债券市场来实现。在需求方面，银行的契约型储蓄将是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
债权划拨的关键问题是债券的回购和兑现。在养老金债务偿还以后，债券应当被回购或兑现。一个附带有明确的回购条款的债券发行书，将有利于债券的销售。在财政状况允许时，政府要有计划地回购已发行的未到期债券或兑付已发行的到期债券。但是，债券的回购或兑付并非是唯一的最终手段，债转股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所以，可以考虑把这种债券设计为可转换债券。因为被抵押的划拨资产与公司本身的融资结构无关，所以，抵押品既可以是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也可以是非股份制公司的资产。
国有股减持受挫还证明了划拨资产运行策略的重要性。不应当让投资者形成这样一种心理预期，即“划资还债”是—个短期的工作，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按养老金隐性债务总量—次性划拨完毕，并全部推人资本市场。实际的划拨过程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资产划拨可以根据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每年现金流的需要而分期分批地进行；采取股权划拨方式的，可以小批量多批次地逐渐进入股票市场。
四、“还债”方式——支付方式的经济合理性
养老金隐性债务包括“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以及“新人”的个人账户中的“空账”部分。“做实”个人账户的准确含义是以实质性资产偿还此前对个人账户的借款。这个实质性资产未必非现金不可。如果只是考虑以现金“做实”个人账户，那么短期现金流的不足将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但是，如果在实质性资产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金融手段，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期现金流的不足。因为“中人”和“新人”都还具有相当长的一段工作期才能退休，而他们只是要在退休以后才需要支取养老金收益的现金流，所以目前而言，他们“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没有必要全部是现金，而可以是一个由流动性各不相同的多种投资工具、即到期日各不相同的金融资产组成的资产组合。所以，短期内可以用中长期资产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而支付相应的现金流则是一个长期性的需求。这样，以划投资产为抵押发行的中长期债券，以及以股权划拨形成的资产，都可以成为偿还个人账户“空账”的资产。抵押债券和股权划拨的作用是以实质性资产为抵押，把国家对个人养老金的欠账认可下来，并在个人符合受益条件的时候，将这部分资产变现支付给个人现金。用这样—个资产组合而不是单纯的现金来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有助于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比重。
以上操作思路可以和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相结合，以弥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转移支付力度的不足。具体方式是，基本养老保险有实际积累的省份，可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用其社会统筹现金收入的盈余部分购买基本养老保险无实际积累省份的抵押债券或股权，由此为后者支付养老金现金流；当然，无论是以哪个省份的划拨资产为抵押发行的债券，作为国有资产，其债券的信用等级或资产质量应当是相同的。根据这个要求，对分散划拨的国有资产实行集中化的委托经营，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为有利一些。
至于个人账户中的现金积累如何投资，应当由账户持有人自己来决策，这属于个人的权利。如果个人对政府信用和经济增长具有足够的信心，一样会选择购买此类证券。政府对个人账户的作用在以下几点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第一，切实保护个人账户所体现的个人权利，不应从中强制借款；第二，引导建立专业性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个人账户管理，提高个人账户的组织化程度；第三，对个人账户的管理和运作实行全面和全过程的外部监管，并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
偿还“老人”的隐性债务只能以现金支付。在与现行制度相衔接的划拨机制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现金需求主要以两个融资来源来满足：一是现行制度的社会统筹，二是划拨资产变现得来的现金。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一些辅的财政来源，如没收者的非法所得，以及中央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特别拨款等。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也为“老人”建立了个人账户，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积累，所以只是一个名义账户。支付名义账户本质上仍然要以现收现付的融资为来源，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支付公式的改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轨。如果是出于“划资”前后制度衔接的考虑，也不妨保留“老人”的名义账户，只是要通过划拨资产的经营来为名义账户的支付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但划拨资产运营和养老金的支付是分开的。也许还存在另外的做法，比如同样以划拨资产来做实“老人”的名义个人账户，但是这样做需要事先就产生足够和稳定的现金流的能力、以及划拨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进行分析，然后与前者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和风险集中度的权衡。另外，以上两种做法相比，后一种做法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更大。
五、结论
本文仅仅是为权衡比较各种方案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的着眼点不在于划拨什么样的国有资产，而在于划拨的方式和划拨后的运行。另外，虽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明确地提出一个“划资还债”的方案，但是分析过程隐含了—个原则性的考虑，即划拨资产需要进行较为充分的证券化。这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在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帮助下，充分的证券化能够产生更大的现金流；第二，充分的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被划拨资产的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问题。
长期而言，“划资还债”和社会统筹两种方式的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以及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的体系依赖度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人”数量逐步缩减，养老金体系的实质性个人账户的比例还应有所扩大。同时，对“老人”的受益资格以及“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内涵应严格界定，与“中人”和“新人”分开，与提前退休或失业者分开。至于“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长期来讲应当向着年金化的方向推进。
参考文献：
[1]吴敬琏,林毅夫：侧拨国有资产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社保基金欠账)，载<比较)策6辑，中倌出版社2003年版。
[2]周小川,王林，《企业社会保障职能的独立化》，(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
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范文5
关键词：高校；投融资；内部控制；负债风险
本文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重大课题（JSJM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高校投融资活动的内部控制探析——基于高校负债经营的角度
收录日期：2013年7月8日
高校投融资活动是指高校筹集资金，并将该资金投入经营运转的过程，其中筹资活动主要包括制定资金需求计划、融资活动的授权审批、签订资金投融资合同或文件、实际取得资金并偿还期间利息、到期还本付息等活动；投资活动主要包括基建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收益性投资（也叫营利性投资）等活动。日前，由于高校的负债筹资增加，财务风险扩大，投资失误也时有发生，建立投融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势在必行。
一、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内部控制现状
（一）缺乏适宜的内部控制环境。长久以来，高校受旧体制的影响，对内部控制缺乏重视，缺乏内部控制理念，未认识到投融资活动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因此忽视了投融资和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有些高校虽然建立了内部控制规范，但与投融资活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高校的内控只是一纸空文，更遑论执行投融资活动和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相关投融资决策人员都是学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有重大成就的骨干成员，几乎不具备符合决策岗位的相关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部控制对投融资的作用力。
（二）债务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缺位。由于我国高校实行校长任期制，而大多高校领导注重任期业绩，忽略学校的长期战略发展，风险意识淡薄，造成高校过度负债经营。同时，高校尚未形成科学的风险评估流程，导致风险预警机制缺位，再加上高校财务部门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人员，对应的负债风险防范措施也就成了空谈。
（三）资金需求规划不合理。部分高校管理层和财务人员对贷款的风险认识不够，投融资决策的前期可行性研究论证不力，一些高校贷款的规模不仅超过高校的经济能力，甚至影响高校资金的正常运转。而在高校贷款决策中，一般主要根据能否满足项目建设的需求来确定贷款规模，投融资结构不合理，造成投融资成本高，再加上贷款规模一般都很大，埋下了较大的资金周转风险隐患。
二、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内部控制的目标
目标是指导方向和标准，没有目标，也就没有评估一项决策优劣的标准。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一切投融资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逻辑起点。从理论上来说，高校的投融资活动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总体目标是满足高校资金需求，保证高校正常运转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合规性目标、安全性目标、经营目标。其中，合规性目标是指高校投融资活动和风险管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律审批手续，向上级单位申报批准，保证相关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安全性目标要求高校在投融资活动不仅要保证高校的资金的安全，保证所借资金有偿还来源，预防债务风险和偿还风险。经营性目标则要求高校筹措资金时，降低资金成本；在资金筹措后，按照合理的用途使用资金，合理配置高校的资本结构，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的使用方向。
三、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的内部控制程序
（一）不相容职位相互分离。建立投融资活动的岗位责任制，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下，确保办理投融资活动人员岗位相互分离、制约以及监督。投融资活动的不相容部门和岗位相分离制度主要包含：（1）投融资业务部门和审计部门相分离；（2）投融资项目的计划和投融资决策相分离；（3）投融资的合同审批和签订相分离；（4）投融资合同的审批和偿还或执行相分离；（5）投融资活动的执行与业务的记录职位相分离。（图1）
（二）授权审批控制。资金对高校的运转具有重要作用，投融资活动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从风险来看，高校的投融资活动由于存在还本付息的压力，容易对高校的资金周转带来负面影响，若控制不当，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高校应建立授权审批制度，不得越权审批，在授权范围内合理审批。
（三）投融资决策的控制。建立投融资决策的内部控制制度，从方案的设计、决策的过程以及决策的执行等做出具体的规定，根据内部控制相关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融资决策。首先，投融资决策应该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根据预先确定的融资规模、融资时间以及融资额度合理做出融资计划；在进行前期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投资方向，在评估投资风险和成本效益匹配的基础上，拟定投资决策的程序。对于重大投融资决策方案，应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联立审批制度，并在决策讨论的过程中进行书面记录，报告上级单位审批，并制定责任追究机制，评估相关人员的责任，形成全面的控制和监督。
（四）投融资决策执行控制。建立投融资决策执行环节的控制制度，对投融资合同的订立与审核、资产的收取等作出明确规定。根据经批准的投融资方案，按照规定程序与投融资对象，与中介机构订立投融资合同或协议。对投融资合同或协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审核情况和意见应有完整的书面记录。投融资合同或协议的订立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经企业有关授权人员批准。重大投融资合同或协议的订立，应当征询法律顾问或专家的意见。
同时，建立合理的融资债务偿还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对债务的偿还程序做出详细的安排，保证正确的计算和核对，确保偿还计划得到顺利执行。安排财务人员记录融资的本金，根据偿还期限计算各期间需要偿还的利息，并定期与相关债权人进行核对，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有不符，财务人员应查明原因，根据所赋予的权限进行处理。高校在办理支付利息等业务时，严格授权审批并按照权限执行，确保偿付债务的安全性。
（五）风险评估和预防。高校普遍存在面临还贷和付息的压力，因而建立风险预警机制，识别投融资风险，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迫在眉睫。确定风险预警机制，建立预警指标，有效识别高校风险。其中，风险预警指标可以包括资产负债率、借入款占总收入的比例、借入款占年度结余比例等。制定具体的债务风险控制机制，首先关注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正确决策贷款规模；其次，实施债务的动态管理，根据预警风险机制识别债务风险，建立偿债基金，做好续借准备工作，降低债务风险；最后，严格把握资金投向，按照融资计划执行，谨慎改变资金使用方向。
（六）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监督。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的内部监督可以分为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督。在进行投融资时，应该对融资风险、投资风险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监督；在支付利息、执行投资项目的过程中进行日常监督，从而形成对投融资活动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体系。在日常的监督过程中，如果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应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时通知相关责任人，予以修正。同时，根据教育部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的要求，高校应该“建立符合本单位的内部审计体系”，建立风险导向模式的内部审计体制，加强内部控制，为实现高校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服务。适当引入社会审计，加强高校财务管理的完善。
四、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的内部控制优化
（一）强化内部控制意识，提高人员素质。高校内部控制普遍薄弱，其重要原因在于未树立正确的内部控制观念。建立投融资活动和债务风险内部控制应从全局出发，全面树立内部控制的理念，提高办学的效益和效果。既重视对预算的控制意识，也重视对风险管理、授权审批控制，最后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强化内部控制意识。
同时，作为集教学、科研、生产为一体的独立法人体制，高校的财务管理环境日益复杂，如果决策领导体制中缺乏具有经济管理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容易出现难以控制的财务风险。因此，高校应设置总会计师一职，专门负责管理高校的财务管理相关工作，参与投融资决策，并设置全方位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提高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随着高校负债投融资的普及，高校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校投融资和资金使用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正常运转。因此，建立高校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为高校领导制定决策、应对风险提供依据。针对风险评估机制，首先应该强化高校管理层风险意识，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能够识别来自外部宏观环境和内部管理等带来的风险，从而合理地制定投融资计划。加强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对各种隐藏的风险进行具体分析，评估并实行全面监督，将风险控制在高校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重点关注重大的投融资活动，仔细权衡投融资的资金成本以及贷款是否能够及时偿还，从而保证高校能够获得长远发展。
（三）设置合理的投融资决策机制，严格执行预算。融资决策过程是高校行为的起点，决定着高校是否能够获得融资，融资的成本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高校的融资决策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高校应该确定合理的融资规模。高校在进行融资决策时，通过对资金需求进行合理的分析，结合高校实际的运转情况确定融资规模；其次，合理的融资渠道是高校融资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向社会融资或者从银行借贷，应合理设置高校的资本结构，降低融资资金成本，实现融资成本最小化；再则，选择合适时机也是至关重要的，高校应该在对宏观环境有较多了解的基础上，根据生源量等因素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在国家总体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高校较容易获得所需资金，更易通过审核，获得资金难度会降低。最后，在前面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融资计划，并评估可能存在的融资风险，并建立责任问责机制。
高校在投资决策时，应加强预算管理，接受全面预算管理等新的预算管理理念，建立全面的预算管理机构体系，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将预算管理贯彻在整个投融资计划、决策、执行等的过程中。应强化预算执行力度，落实预算执行指标，明确相关人员责任，确保预算刚性。同时，严格进行预算授权审批，增加信息沟通，对于预算执行误差及时沟通，并查明原因，进行相应的问责，从而保证预算管理的权威性。
五、结束语
加强高校的内部控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在充分了解高校环境、业务的基础上，才能制定适合高校的内部控制体系。投融资作为高校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对高校意义重大。在当今负债融资的背景下，有效针对高校的投融资设计合理的内部控制程序，控制高校债务风险，有助于高校改善经营管理，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稳定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董婧.高校投资现状及其财务风险防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
[2]冯锦慧.高校负债筹资风险及防范研究[J].会计之友，2008.7.
[3]王江.高校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构建[J].财会通讯，2012.12.
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范文6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 隐性债务 划拨国有资产
“ 为渡过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我国政府1997年决定把长期实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转变为 社会 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出现了养老保险的隐性债务问题。隐性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继续付给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人员在新制度实施前积累的养老金权利。”（宋晓梧 、 张新梅，2000）本来，解决隐性债务可以有很多 方法 ，比如：发行“认可债券”，具体做法是：一次性清算每个旧体制下参保人员(包括“老人”和“中人”)在旧体制终止的某一时点上所积累的养老金数额；然后由政府仿照现行国债发行方式发行“认可债券”，每位旧体制下的职工得到数额，期限和利率明确的政府“认可债券”，在他们退休养老时交养老地社会养老保险机构，由社会保险机构统一向财政部门办理兑付，并负责按月或按年支付养老金“认可债券”的数额可通过精算确定。也可以逐步提高政府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助支出。但我想基于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和一些 政治 因素（执政党认为应集中力量做经济建设，“效率优先，后顾公平，稳定压倒一切”等观点），划拨国有资产，偿还国有 企业 职工的养老金隐性债务最可行( 以下简称“划资还债” ) ，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国内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并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一直没能切实地付诸实践。2001 年，中央政府曾经决定以减持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办法偿还国有企业的养老金隐性债务，由新成立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然而减持方案一俟出台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紧急叫停。党的十六大以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划资还债”的问题再度成为一个令人们有所期待的话题，但能否找到一个令当事各方满意的操作方案还未可知。
一、划资还债问题的提出和演变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设计的问题时提出，社会保障的职能要从企业转移出来，将一部分国有资产看做是由过去的养老基金和医疗基金的积累所形成的划拨出来，由国有持股机构按基金预筹积累制进行委托经营 ( 周小川、王林，1993) 。改革以前，离退休人员可以按照政府制定的公式，定期地从所在单位领取退休金；改革以后，这部分退休金的现值成为政府所要承担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关于这笔隐性债务的规模，不同机构有不同的估计，最小的估计值是 19000 亿元 ( 世界银行， 1996) ，最大的估计值则高达 76000 亿元 ( 国家体改办， 2000) 。
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改革方案在实施时都回避了新制度如何偿还这笔债务的问题。 1995 年的两个改革方案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把转轨时已经离退休的职工 ( “老人” ) 、正在工作的职工 ( “中人” ) 和此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 ( “新人” ) 覆盖到同一个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之下，在财务技术上则采取了通过该计划中的社会统筹部分以及向“中人”和“新人”的个人账户积累借钱的办法，来支付同一计划覆盖下的“老人”的养老金，由此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 目前 积累的“空账”已近 5000 亿元。尽管如此，基本养老保险计划还是从 1998 年开始便出现了当年收不抵支的情况，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从财政收入中以每年数百亿元的规模用来填补该计划的缺口。 1997 年，中央政府曾经试图通过强制实行全国统筹等措施来解决基本养老保险计划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但是一直无法实现。
在以上努力均未奏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理论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设想，包括开征社会保障税、向非国有企业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经过 2000 年的大讨论，国务院做出决定，以减持国有股的 10% 和中央财政特别拨款的融资来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并成立全国社会保障理事会掌管和经营这部分资产。但是，国有股减持的方案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股市投资者的激烈反对，不得不于 2001 伞 6 月份紧急叫停。国有股减持的紧急叫停也使得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断了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迄今也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支出需求。
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对国有资产实行基于行政层级的分级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在对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之前，应当先将部分国有资产划拨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经营管理，专门用于补偿养老金隐性债务 ( 吴敬琏、林毅夫， 2003) 。
附表：
全国社保基金权益增减变动表（单位元）
本年数 上年数
一、社保基金权益期初余额 124,185,585,264.36 80,509,668,637.84
二、社保基金拨入、拨出
社保基金拨入额 4,908,431,759.79 47,685,138,526.84
社保基金拨出额 6,109,200,000.00
社保基金拨入、
拨出产生的基金权益
变动额 4,908,431,759.79 41,575,938,526.84
三、社保基金运营活动
社保基金运营收入 3,407,048,211.11 2,099,978,099.68
社保基金运营支出 304,713.77
社保基金运营活动产生
的基金权益变动额 3,406,743,497.34 2,099,978,099.68
四、社保基金权益
期末余额 132,500,760,521.49 124,185,585,264.36
其中：风险准备金余额 1,298,078,046.98 616,729,347.51
涞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main.asp?columnid=12但经过作者二次
二、可能的几种“划资”方式的设想
如果把划拨国有资产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于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那么最基本的 问题 是由什么机构来接收划拨后的资产。事实上，划拨国有资产还应当产生另外一个作用，即有助于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帮助 企业 建立更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接收划拨资产的机构能够在有效偿还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同时，也能够在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如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划拨给全国 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那么社保基金理事会自身几乎可以肯定不能成为所有被划拨国有股权的企业的一个合格股东，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社保理事会必然要聘请外部的资产管理机构来托管股权。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思路，即将部分国有股的获益权赋予社保基金理事会，而国资委仍然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但是这似乎同样会带来权利割裂的问题，同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也就只能作为一个养老金现金流的出纳机构而存在了。从社会保障计划的财务原理上讲，这种情况下理事会未必有充分的理由存在：如果只是现金的收付，它可以完全由一个现收现付的计划所代替。
另一种方案是，由国资委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债，后者对前者的债权形成资产，并对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债权人负债；或是直接以债权形式划拨给社保基金理事会，而社保基金理事会则要以此担负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负债。实行这种债权划拨方案，关键的问题是社保基金必须把债权变现，因此需要以与此债权相关的资产为抵押发行债券，于是，最终的问题是如何回购和兑付这些债券。
在股权划拨和债权划拨之间，也许还够找出第三种划拨方式，即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一个临时性持股机构持有划拨的股权，在其卖出股权之前，持股处于封闭期，对公司的控制权由国资委掌握；股权卖出之后，社保基金要以所得现金偿还养老金负债，而公司控制权也要从国资委转移到实际购买股权的投资者。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以上述何种方式实施划拨，都还面临着另外—个问题，即划拨后的债权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家拥有，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多家社会保障基金事会。就此而言，可能的权衡有如下两个：第一、在国有资产实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每个省 ( 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 ) 单独成立一个社保基金保障会，来接收本级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基于划拨国有资产的债权，并发行债券。
第二，不考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制约，通盘考虑中央和各省国有资产需要和能够划拨的国有资产数量，以资产总量为抵押，按一定抵押率，分期发行债券，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按各地划拨比例进行分配；债券的投资收益分为两部分：如果实际投资回报率在约定回报率以下或相等，则按划拨比例向各省分配；如果投资回报率高于约定回报率，高出的部分可以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
我们还要从资本市场的视角来考察以上两种选择。首先，当投资工具供给因为划拨而增加时，如何使得投资的有效需求同时增加 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存在多重均衡的市场，只有同类投资者的数量足够多时，才有可能形成这类投资者行为的一个局部均衡。这意味着，多个社保基金这样的长期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将会推动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似乎支持第一个选择。但是，在第二个选择中，假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可以选择足够多的投资托管人，而这些投资托管人的行为又能受到切实有效的外部监管，那么这些托管人一样可以构成资本市场中的长期稳定的力量。最后，行为 金融 学的一个原理认为，投资者的多元化将有助于防范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将划拨资产的投资纳入到现有的市场体系中来，抑或是另辟新的债券市场，哪种做法更有利于防范投资风险呢
根据改革的 历史 经验，第一种选择也许更容易操作。如此操作的基本模式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国资委管理的国有资产划拨出来的资产，同时，各省的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接收各自所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出来的资产。这种操作上的便利性所要接受的代价是，划拨计划本身不会具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所以各省主要凭借本地区国有资产的划拨来解决问题。采取第二种模式的主要障碍在于各地可能没有足够的意愿来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托管其划拨资产。
综上所述，可能的基本划拨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股权的集中划拨，股权的分散划拨，债权的集中划拨，债权的分散划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在以上几种方式的基础之上出现某些变式，如分散划拨条件下的集中委托经营或部分集中委托经营。具体采取什么方式应当是中央与各个地方政府协商的结果。
三、“划资”后的运行方式—划拨资产的证券化
在股权划拨的方式下，社保基金资产出于变现的需要而不太可能成为一个 ( 或一类 ) 长期的持股机构，而是有可能成为一个 ( 或一类 ) 特殊的金融中介机构 。这种模式就其涉及的范围和运行的体制基础而言，与国有股减持是一致的，但国有股减持方案是先减持变现，后向社保基金转移现金，而股权划拨是先转移股权，后变现还债。
养老金基金等社会保障类基金具有较明确的收益率目标和支出公式，对投资回报最大化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通常只是要求一个稳定的长期投资回报率，所以会以权益性投资作为自己的投资导向。但是， 目前
四、“还债”方式——支付方式的 经济 合理性
养老金隐性债务包括“老人”的养老金和“中人”以及“新人”的个人账户中的“空账”部分。“做实”个人账户的准确含义是以实质性资产偿还此前对个人账户的借款。这个实质性资产未必非现金不可。如果只是考虑以现金“做实”个人账户，那么短期现金流的不足将是一个决定性的障碍。但是，如果在实质性资产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 金融 手段，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期现金流的不足。因为“中人”和“新人”都还具有相当长的一段工作期才能退休，而他们只是要在退休以后才需要支取养老金收益的现金流，所以 目前 而言，他们“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没有必要全部是现金，而可以是一个由流动性各不相同的多种投资工具、即到期日各不相同的金融资产组成的资产组合。所以，短期内可以用中长期资产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而支付相应的现金流则是一个长期性的需求。这样，以划投资产为抵押发行的中长期债券，以及以股权划拨形成的资产，都可以成为偿还个人账户“空账”的资产。抵押债券和股权划拨的作用是以实质性资产为抵押，把国家对个人养老金的欠账认可下来，并在个人符合受益条件的时候，将这部分资产变现支付给个人现金。用这样—个资产组合而不是单纯的现金来偿还个人账户的“空账”，有助于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比重。
以上操作思路可以和基本养老保险 社会 统筹部分相结合，以弥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转移支付力度的不足。具体方式是，基本养老保险有实际积累的省份，可以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用其社会统筹现金收入的盈余部分购买基本养老保险无实际积累省份的抵押债券或股权，由此为后者支付养老金现金流；当然，无论是以哪个省份的划拨资产为抵押发行的债券，作为国有资产，其债券的信用等级或资产质量应当是相同的。根据这个要求，对分散划拨的国有资产实行集中化的委托经营，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为有利一些。
至于个人账户中的现金积累如何投资，应当由账户持有人自己来决策，这属于个人的权利。如果个人对政府信用和经济增长具有足够的信心，一样会选择购买此类证券。政府对个人账户的作用在以下几点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第一，切实保护个人账户所体现的个人权利，不应从中强制借款；第二，引导建立专业性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合格的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个人账户管理，提高个人账户的组织化程度；第三，对个人账户的管理和运作实行全面和全过程的外部监管，并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
偿还“老人”的隐性债务只能以现金支付。在与现行制度相衔接的划拨机制建立起来以后，这个现金需求主要以两个融资来源来满足：一是现行制度的社会统筹，二是划拨资产变现得来的现金。除此之外 , 可能还会有一些辅的财政来源，如没收者的非法所得，以及中央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特别拨款等。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也为“老人”建立了个人账户，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积累，所以只是一个名义账户。支付名义账户本质上仍然要以现收现付的融资为来源，所以它只能代表一种支付公式的改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转轨。如果是出于“划资”前后制度衔接的考虑，也不妨保留“老人”的名义账户，只是要通过划拨资产的经营来为名义账户的支付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但划拨资产运营和养老金的支付是分开的。也许还存在另外的做法，比如同样以划拨资产来做实“老人”的名义个人账户，但是这样做需要事先就产生足够和稳定的现金流的能力、以及划拨资产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进行 分析 ，然后与前者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和风险集中度的权衡。另外，以上两种做法相比，后一种做法对资本市场的依赖性更大。
五、谨慎的结论
本文仅仅是为权衡比较各种方案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思路。这个思路的着眼点不在于划拨什么样的国有资产，而在于划拨的方式和划拨后的运行。另外，虽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明确地提出一个“划资还债”的方案，但是分析过程隐含了—个原则性的考虑，即划拨资产需要进行较为充分的证券化。这是为了两个目的：第一，在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帮助下，充分的证券化能够产生更大的现金流；第二，充分的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避免被划拨资产的 企业 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 问题 。
长期而言，“划资还债”和社会统筹两种方式的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以及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的体系依赖度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人”数量逐步缩减，养老金体系的实质性个人账户的比例还应有所扩大。同时，对“老人”的受益资格以及“养老金隐性债务”的内涵应严格界定，与“中人”和“新人”分开，与提前退休或失业者分开。至于“做实”以后的个人账户，长期来讲应当向着年金化的方向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