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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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1

【摘 要 题】文化建设

【英文摘要】the ultimate mission and the kernel goal of modern education lie in shaping and cultivating national spirit. in fact, the national spirit of any n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publicity" of the cultural spirit and the untiring pursuit of public value ideal and belief understanding. modern" citizen community" needs those who are fully built with the quality of modern spirit and special personality; citizen education, particularly national spirit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a" public education" for socialization, which demands al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to take part in leaning, transmitting, creating and practicing new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spirit. the key in fostering the" public spirit" in national spirit is to lead to chinese" citizen society" and public" citizen awareness" . in fact, the citizen awareness and citizen spirit could reflect the true appearance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nation, and vice versa. to emphasize the education belief of" public spirit" in national spirit is not only a long-term strategy to erect the" national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 necessary direction to construct an open nation full of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关 键 词】公共精神/公民社会/民族精神

public spirit/citizen society/national spirit

【正 文】

置身全球化、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公共教育实践,由于肩负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以及面向“未来”的历史的多重使命,从而真正处于一种全新的、中国历史上千年未有的宏大的“公共世界”的格局之中。面对以“普遍主义”观念自居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1]精神与价值观念的冲击,探寻民族精神的当代形态,塑造、培育新世纪中华民族新的“民族精神”,关涉当代教育理论之本土性创新与原创研究的根本。

我们认为,如果把教育的最终使命和核心任务理解为塑造和培育民族精神[2] 的话,那么,此处所谓“民族精神”教育就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担当,那就是:在现代“公民社会”背景下,首先坚持以“科学理性”、科学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和实用精神;其次以“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改造传统宗法血缘的伦理观念及其伦理精神。从“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角度切入,所谓“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一个民族所一致认可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生活形态中,公民个体与社群应有的“自主、公道、宽容、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等理性风范和美好风尚。“公共精神”的前提是对个人意志的普遍尊重,它生成于人们自主的,有着个人权利、自由和责任的积极而真实的社群生活或公共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共理性”、“公共精神”理应成为新世纪民族精神重构与教育所不可或缺的新的理论维度。质言之,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应有内涵,应该是一种涵摄“公共性”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追求于其中的、富于鲜明时代特色的开放的新生形态。

就学理性意义而言,在文化多元与一元、价值的冲突、差异与共识等交融共生已成为显在现实的当代中国社会,着眼于市场社会的公共生活秩序与人文理性基础的寻索,重新审视和全面反思作为民族文化之灵魂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所显示和负载的意义无疑是多方面的:一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吁求并培育民族文化之“理性”精神品质;二是国民公共生活实践模式的铸造——从观念上引领并呈现民族生存与生活方式的现代样态;三是拓展新“民族精神”的创生空间——奠立于现代“公民社会共同体”之上,养成有别于传统社会成员的当代中国民众主体性的价值精神和人格特质。

“公共性”、“公共理性”、“公共精神”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热点问题,是对全球化时代“我们是谁?”“我们能否和何以共同生存?”等问题的深度回应。这种研究直接指向对以“个人主义”话语霸权为主导的西方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反思,对民主的、公正的社会价值基础的深情呼唤,因而引起了当代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如阿伦塔、哈贝马斯、罗尔斯、麦金太尔等的极大的理论兴趣和持续不断的探究热情。

公共性作为人的社会性本质的深刻表达,是人类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它表现为在公开、相对透明化的社会环境中,在具有差异性视点的评判下形成一种共同认识,进而巩固一种维系社群共同体成员之间共同存在的意识的过程。通常认为,所谓某一文化圈里的“公共性”,一般是指为有关该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与“公共性”相对应,“公共精神”或曰公民美德、公民风范则是一个模糊的,需要进行界定但又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公共精神不只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它更是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概念。就内涵规定而言,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

“公共精神”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共性。公共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公共精神要行之有效需要建立在人们的共识基础之上,即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主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赋予一种社会责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破坏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任何人都有义务去维护大家公认的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指在公民社会中尽管承认自我的利益,但公共精神却要求每一个公民走出一己之私的樊篱,把道德关怀的目光投向社会公众,投向他人,真正做到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二是底线性。这是指公共精神并不是对私人利益的排斥,也不是对个性自由的否定,而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价值、标准和态度。三是政治性。公共精神所具有的政治特性是公共精神区别于私人的人格美德的重要标志之一。私人的人格美德是一种人性和人伦的角色美德;而公共精神或者说社会政治伦理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政治治理的一种稀缺资源,成为现代性政治和现代性道德过度硬化的一种价值解毒剂。四是辐射性。这是指公共精神不仅直接影响拥有它的人的行动,它还有辐射和强化作用。“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默示性”。此处所谓“辐射性”,亦可理解为“公共精神”所特有的典型性、示范性以及感召性。一般来说,历史上和现实中,通过社会性倡导,具有较高程度公共精神的人,对公共精神程度较低的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持续性影响。其结果,会使公共精神金字塔中,具有最少公共精神意识的公民之公共性信念的火花得以强化[3]。

由此可见,一方面,“公共精神”是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关系到个人生命健康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公共精神所体现和反映的是个体主体独立的人格精神、社会公德意识、自制自律的行为规范、善待生命和社会的慈悲胸怀。简单地说,公共精神可以理解为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公共精神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同时,社会成员自觉地发扬公共精神,也促进了一个社会的成熟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提倡公共精神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提高公民素质的需要。个人的行为习惯既反映其道德修养的程度,也是衡量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

中国民族精神的当代研究,就其直接的理论动机和实践目的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要培养和弘扬全体民众的爱国情怀、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意识,从而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建设文明、富强、和谐的新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精神的培育与教育,其立足点和最基本的要求或者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所应有的“公共精神”的启蒙与教育。

因此,从“公共性”角度研究透析民族精神的意义就在于,批判地继承并辩证地扬弃中华民族精神中所既有的“公共性”理念,分析其缺失的根由,从而进一步改造“民族精神”的弊端,以丰富其内涵,赋予其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新品质。

民族精神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与人格理想,体现该民族的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追求。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在心理、意识、观念、习俗、规范、制度等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风貌、精神特征,是中华民族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内在特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从概念的确定性上讲,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准确的理解和界定,揭示了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质。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刚毅奋进的人生态度,协和邻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及天下为公的高远理想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所有这一切又都可以通过一句自豪的“我是中国人”而得到精炼与升华。

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实质上就是该民族公共的文化精神的理论表达、共同的价值理想信念的理解和不懈追求。上述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的每一方面,无不反映并蕴涵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公共精神。可以说,“公共精神”是包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民族精神中共有的理论因子,是对民族精神中积极的、进步的成分的肯定。真正的民族精神必然是包含“公共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是凝聚了广大民众共同利益、预示着社会文明与发展方向的具有普世性的精粹思想、进步观念、优秀文化。

问题是,同是“公共精神”,在不同的民族精神中,其内在实质、追求、表现形态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同时,这种公共精神在滋养、模塑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所发挥的实践功能也极不相同。具体到中华民族精神与公共精神关系的实际情况,在观念上应该清楚,在“民族精神”的当代形态中引入“公共精神”,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从来就不曾有过“公共性”的特质,而旨在表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固然不乏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等为内容的“公共精神”,也涌现了一大批民族英雄、爱国仁人志士及时代豪杰等,但问题在于,在以血缘伦理与宗法为本位的封建社会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一己之利,也宣扬“天下为公”,强调“大公无私”,但是这里所谓“公”与“私”,究其实质,只是一种空泛的伦理性的指涉,看不出丝毫的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观念所主张的法权意义上容纳“私”之领域。更关键的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众从来都只是“天民”——自然民、“皇民”——臣民,而不是西方“市民社会”所造就的“公民”。“公民”也不同于“人民”。“人民”是“大众人”,而“公民”是“公约人”。迄今为止,中国人“公民”之观念之所以仍颇为薄弱,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之重“血缘亲情”、“孝悌仁义”之观念密切相关。“公民”是进入“公众领域”之民,这样的“民”不是“道德人”,而是一个“公约人”,是由一般具有个体性的现实个人为基础而形成的。如是言之,先作为一个“个人”,然后经由“公约”,才作为一个“公民”。但如果从另一面来说,如此之个人当在“公约”所成之公民社会下,而成一个人。这样的“个人”进入到“公众领域”才产生其“公民性”,才成为一个公民。或者说,在公共领域下才能最终达成一种康德所谓的“普遍意志”,换句话说,只有在这样的普遍意志下,才有所谓的“公义”。因为,所谓“公义”指的是依其“普遍意志”为基础而建立的行为规准背后的形式性原则,也可称之为形式理性规约下的原则。显然,“公义”并不是“大公无私”之义,而是“有公有私”之义。这样的“公”与“私”并不是截然相互背反的,它有其连续性,而且这种“公”与“私”的连续性,并不建立在“性命天道相贯通”的基础之上,不是内在亲缘的连续性,而是由外在“契约”所构造成的连续性。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为全体民众提供真实意义上的“公共生活”空间和领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哺育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真正的“公共性知识”、“公共性思维习惯”、“公共性的行为规则”、“公共价值意识”、“公共的伦理责任信念”以及“公共人格”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精神”。受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民众“公共理性精神”的普遍缺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现实。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一代思想大师梁启超、鲁迅等就曾对民族精神中整体的“公共精神”维度之稀缺、国民公德心之缺乏、公共人格之萎缩等问题作过犀利的批判和剖解。梁启超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性之柔弱”、“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4] (p109)。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陈独秀则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5] (p516)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对中国的国民心同样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体悟和剖解。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民性主要表现为毫无公共心。他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走。”[6] (p567)林语堂也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而这种只顾效忠家庭的心理实即为扩大了的自私自利心理。”[7] (p159)林语堂又指出:“‘公共精神’为一新辞,‘公共意识’一辞亦然,‘社会服务’一辞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7] (p159)同样有感于中国国民“公共精神”的缺乏,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才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义确定为:“以全国社会的公益为本位”,倡行“天下为公”。

那么,为何在一个公认的向来强调群体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众最少“公共性”精神,而在一个素以推崇个性至上的西方文化中,民众却养成了自觉的“公共性”信念行为?梁漱溟先生的洞见和鞭辟入里的深刻、精到分析,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典范性说明。对中国社会的“公共性”问题,梁漱溟先生也感受至深。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人们的品性,固皆养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但同时亦应承认,公共观念不失为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于其党,……如是之类的观念。中国人,于身家而外漠不关心,素来缺乏于此。特别是国家观念之薄弱,使外国人惊奇。”[8] (p68)梁漱溟明确指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是西洋人的老问题;全部西洋史几乎都表现在这问题上面。……关于团体一面的,可以约举为四点:第一、公共观念;第二、纪律习惯;第三、组织能力;第四、法治精神。这四点亦可总括以‘公德’一词称之。公德,就是人类为营造团体生活所必须的那些品德。这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8] (p68)梁漱溟认为,为中国人所缺乏的集团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有一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组织之特征,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多半依地域,或职业,或,或其他。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合此三条件者,即可以说是集团生活;不合者,便不是。我们以此为衡,则中国人是缺乏集团生活的。”[8] (p68)

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是以有机团契性为特征的“有我”的共同体生活价值信念的养成,是主体家国天下情怀及其相应的自觉实践行为的训练与践履。中国人公共精神的缺失,是特定文化培养的结果。在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中,是长不出公共精神的。在当代中国,我们曾经试图来培养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但采用的是经济手段和文化的绝对化。在经济上施行的是“一大二公”,甚至走到了吃“公社食堂”的极端。而在政治观念上,与这种绝对公共经济相伴,提出了“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观念,甚至造就出一批新的道德典型。事实证明,这种抹杀和无视民众个性的方法同无限扩大民众私心的做法,同样造就不出真正的公共精神来。真正的公共精神的培养,首先是要使民众树立起良好的公共环境下发展个性的意识,使民众“不在其位,也谋其政”,并将其视为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主流文化。

民众“公共关怀”的缺失及其普遍的“公共精神”的欠缺,是市场社会中国所存在的一个不得不严肃面对的客观事实。的确,在我们眼里,西方国家是追求个人主义,尊重个性的世界,但实际上在践行公共精神方面,他们却有着比我们更成熟、更完美的地方,因为西方的个人主义本身就是建立在成熟完善的公共精神的基础上的,它保证了个人主义能够更好地发展。 三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精神”不是自发的产物,而是不断建构和培育出来的。

现代性社会需要具备现代性社会精神与人格类型的人,只有具备现代性社会精神气质与人格特质的人,才能建立起现代性文明、健康、公正和合理的公民社会。但是,从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安排来看,与这种要求显然还有很大距离。仅以国民教育的理念基础为例,在很大程度上仍存在着明显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凸显的意识,而对作为现代“世界公民”之生存与生活基础的公共价值理性——人权、人性、和平、宽容、反暴、亲和等普遍人性观念的教育,则十分模糊。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楼被炸之后,据统计,为此拍手称快的中国民众(包括大学生群体)达到七成以上[9]。如果是巴格达的公民持这种态度,不足为怪。但多数中国公民的这种反应,却不能不引起深思。虽然随着事件的进程,许多中国公民的看法有所调整,趋向理性,但这种第一反应,也不能不让人反思当今中国哲学教育的人文缺失。当今的学校教育,有多少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可贵的实在内容?有多少关于和平、宽容、非暴力、反恐怖的内容?有多少关于民族和解、人类共处、化解仇恨、制止战争的内容?对此,我国有学者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当今在中国教育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换言之,我国的教育虽解决了知识的传播问题,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寻找“人之为人”的答案。而“非典”事件,更是全面暴露出了我们民族、社会在有关公共制度安排与治理的理念、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理关系、公民个人的公共美德等方面所存在着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深层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诸如:现代规范社会所必须的“公共领域”的缺位;市场制度“公共理性”发育的不充分以及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现代“公民社会”社群组织的欠完善;以现代公共生活为基础的公共伦理对现代社会生活影响和规范的微不足道;多数民众“公共精神”的普遍缺乏、丧失以及“公共人格”的某种程度的严重萎缩;公共性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价值”的阙如以及为保障公共价值的确立所需要的政府和个人承诺的“公共责任”观念的淡化等等。

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并不只是就经济基础而言的,它必将包括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两个方面的培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古老的民族精神获得新生,无论从长远还是当下来看,我们都必须充分认识到,只有在公民现实生活中唤起公民意识,在民众的公共交往中培养公共心、责任心、同情心,训练其公共生活技能,养成公共生活习惯,公共精神才可能成为现代国民教育制度以及新的民族精神培养的根本价值取向。

首先,培育民族精神中的“公共精神”品质的关键,是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基石,公共精神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气指数”,公民教育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第一个公民教育网站的创始人周鸿生在回答《工人日报》记者有关“什么是现代公民”的问题时指出:现代“公民”至少应具备以下10种意识或素质:(1)人格意识;(2)权利、责任意识;(3)法治意识;(4)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申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5)科学理性精神;(6)道德意识;(7)生态意识或可持续发展意识;(8)健康的心理素质;(9)不断学习,与时代共同进步的能力;(10)世界公民意识。其中核心是权利、责任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10]。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确立与培育是现代“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现代公民教育实质上就是公民意识的形成、确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属性而言,现代公民教育具有系统性,是政治知识、法律知识和社会政治伦理与政治价值观念的全面教育。传统的政治教育是站在执政党、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政治原则的立场上,以灌输的方式强化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觉悟。公民教育则是站在法治国家权威、社会公众利益和现代化的公共法制秩序合理性的立场上,通过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积极互动,以多种形式和主动参与的具体方式,来充实和完善受教者的法制意识、公共性的道德自律及其公共性人格。

在现实中,我们并不总能体现出这种良好的公民意识,其具体表现在:要么,当我们自身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缺少维权的信心与决心;要么,我们断然采取了一些极端或过激的行为,在对私权的追讨中危及了公共权益。这些都不是公民意识的体现。公民意识的缺失,常常需要从社会或体制本身找寻其原因,换言之,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真正成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产物,公民社会最根本的特征,不仅在于一个社会能够真正尊重每一位公民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而且在于政府的公共行为必须事先征得公民的同意。或者说,这样一种社会行为方案一定是经过某种严格程序从公民的个体意志中提炼出来的公意的体现,这是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特征的基本规则。总之,公民教育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公众教育”,是指全社会都参与到新的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学习、传播、创新和实践中来。公众作为社会运动和实践的当然主体,如果对社会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和自我选择能力,全社会理性化的内在机制就难以产生。

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社会文明则是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育土壤和表征。从一个国家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可以折射出这一民族和国家文明的面貌;反之,从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中也可以看到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投影。

其次,培育作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教育之核心内容——社会公德意识,教育责无旁贷。我们学校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在进行崇高的政治理想教育,而对起码的一些行为规范,起码的做人原则,却重视不够。事实上,公德意识的高低与我们现行的教育有关。有些上了博士研究生的人,甚至是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公德水平大概在幼儿园小班的水平上。这就要求在教育目标上,我们不仅要教育学生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时也要教育他们做一个讲社会公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就学校的教育来说,(1)要把培养“现代公民”作为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根本目标。作为培养“现代公民”的学校教育,公共生活及其“公共精神”应当渗透于学校教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全部。学校的公民教育应当避免纯知识性教育,向“公民生活”回归,在真正的公共生活中培养“现代公民”。(2)要不断挖掘科学教育中的公民教育内涵。现代学校里的科学教育是公民教育的理性基础。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往往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教育,对于它的人文价值挖掘不够,对于它的公民教育价值估计不足。(3)要在公共生活中实现公民教育。学校里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的、非真实的,与现实而丰富的社会公共生活不能同日而语。现代公民应有的“自主、公心、宽容、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等公共精神和公共美德,依靠我们学校里“教化式”的思想品德教育和教师“包办式”的班集体建设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更重要的是应从人们积极参与的集体生活和公共交往中培养起来。(4)要注意增加公民教育中的生态伦理含量。现代社会不仅是现代民族生活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文化体系,还是现代民族的生态体系。学校的公民教育,不仅应当包括公民生活的社会方面,还应当包括公民生活的自然方面。只有我们在经济科技发达的同时,也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才能做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再次,突出民族精神中“公共精神”的教育,是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形象”长远之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形象日益高大起来,但它尚需进一步完美。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外国去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这种完美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每一个中国人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关心、应当努力去做的事。在外国或者在外国人面前考虑自己的角色时,每个人首先应当想到自己是中国人,维护中国的形象是自己的神圣使命。民众能做而且也必须做的往往都是些小事,比如,在公共场合言行得体、遵守规则。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乱扔垃圾、语言不文明等等,这些不只是低层次的陋习,实际是在大大地损害中国的形象。由民众行为体现出来的国家形象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程度,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程度的高低主要反映在民众在社会公共生活的参与上面。在文明程度高的国家中,民众的思维惯性是从大到小,即先是某国人,然后是某省人,最后是某县人;在文明程度低的国家中,民众的思维惯性则相反,即先是某县人,然后是某省人,最后才是某国人。因此,在前一类国家中,交通秩序的好坏与交通警察的数量、环境卫生的好坏与保洁人员的数量成反比,公共生活参与程度高;而在后一类国家中成正比,公共生活参与程度低。这种高与低是衡量国家形象好坏的重要砝码之一。

最后,突出民族精神中的“公共精神”教育,有利于逐渐改变中国教育实践中长期存在着的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重理轻文、智育至上、能力主义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价值取向中的“非人文化”倾向,改变教育对于应试、升学、文凭和就业等的从属、依附状态,切实提升和改善教育的内在品质,真正体现教育“陶冶人格,开阔视野,传承文化”的人文性本色,恢复教育本身应有的民主性,保持教育的公正性,从而实现教育在整个社会中的主体性,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人文精神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素质的核心,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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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2

[关键词]中国;民族话语;民族政策;思考

[作者]王菊,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博士。成都,61004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55-005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曾采用的是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密切相联系的政治化手段来处理的。因为在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所以,随后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共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既可作为一套没有明确的政治涵义的想法被客观地定义,也可作为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用以塑造自己和他人,同时也使某一集团大力提倡的观念被严格定义。”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确立的民族话语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的,其中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的过程和所积累的丰富成果,反映了学者们当时关注的兴趣点及其学术见解、研究理论与方法,表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样一来,民族话语成为了政治权力运用的一种关键而重要的兼具政治宣传和巩固政治的符号。这种话语符号的建立是采取了自上而下、从外到内、从客位到主位的方式主观建构起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政治化语境下的民族话语场的搭建。

一、新中国前民族话语的回顾

“民族(nation)”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的。

“民族”一词是由于列强各国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状态以后,才开始被随即用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因此,中国近代史的“民族”便有了它自己的定义。此“民族”词语在政治领域内作为重要的概念确立下来的本身就是对20世纪中国特点的叙述。

19世纪末,严复将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首先提到了种族的问题,这启发和影响了后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在日本,他接受了这个时期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张的“日本民族渊源于同一古老的传说,有共同的历史、语言、习俗和共同的命运”等等。回国后,梁将日本的民族思想带到了中国。随后的革命派,如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自己的种族观。孙中山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民族统一说。在孙中山组建中国的时候提出了新的“民族主义”,这时的民族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之后,的国民政府采用对其它民族进行同化的政策。在1937-1945年期间,“中华民族”又再次被提出用于共同抗日。

纵观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启蒙、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计划、共产党宣扬的“民族自决”等等,“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他们都相信这些新延伸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1922年,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提出“帝国主义所提倡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人类平等是好听的言辞,……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1928年6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1935年lO月,发表《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对回族人民的宣言》;1937年,中共中央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少数民族工作队、在中央党校开设少数民族班等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前提下,共同抗日。”……这些关于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延安,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和建设工作的需要,曾对蒙古族、回族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过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这种对民族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视作一种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民族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该理论包括了:坚持民族社会形态学说(即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社会形态)、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理论、关于“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理论、关于民族形成理论、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的原理等等。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民族解放等论述,不仅科学解决了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奠定了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理论基础。”

以上这些无疑已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作为执政党对民族问题所采取的各种政策和方法的基调。

二、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现代的中国不应该简单地视为“民族一国家”,而应该是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一个现代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处理应该是怎样的呢?民族成为了一个国家宏大的政治叙事当中重要而又抢眼的音符,民族问题处理将密切联系着国家的安定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长期的历史传统以来诸多民族被排挤在四围边疆之地,新历史阶段民族问题成为了中国政府施政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想之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世界雅尔塔体系形成的新世界格局,中国政府自然与苏联走得更近一些。苏联民族学理论和思想输入了中国,其中包括了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研究、民族起源与民族共同体历史类型的研究、对世界各民族的研究……等等。苏联本国的民族学思想和民族学实践活动的经验指引着中国政府民族工作的前进方向。受到苏联民族学理论和苏联民族工作经验的影响,中国先后仿效苏联建立之初的做法,对国内的民族进行了民族识别、民族的民主改造和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等等。

在“”之前,针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和特点,中国陆续开展了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等工作。使各民族的身份得到确认和固定,使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得到政府的规范和统一,使各

民族在不经意中构建起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在这些具体的民族工作中,已经建构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话语场:

“民族首先是通过国家进入历史进程之中。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可在当时的中国,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似乎并没有被组织者充分认为是有自身成长、发展规律和特性的生命体。从上图来看,各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因为中央政府认为处理民族事务的所需,于是开始召集一群学者,这些学者包括了民族学者、人类学者、考古学者、语言学者、社会学者等等来进行培训,从指导思想、业务能力培训到限定所调查研究民族的情景,在这种种程序化、规范化的过程中,这些学者开始分赴各民族地区展开指定任务的调查――一种已经有上下语境(context)的“完形填空”式的自上而下活动,调查结束后由部分学者执笔向中央政府汇报相应的信息。这样的流程,中央政府似乎达到了自己了解民族和利于制定政策的目的,当然是从各种具有主观性的书面报告中。其中,我们发现的是没有民族自己的声音,在各个报告中的民族已经是概念化的、平面化的、划一化的样本而已,失语的民族被理所当然地赋予了民族话语场可有可无的地位……

无论是民族识别、民族民主改革、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区域自治等等一系列的民族政策都是在整个国家的政策体系框架中运行的,把民族作为可以确定和改变的群体加以政策的导向等等。总之,中国民族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展开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和政策,实际上集成了晚清革命党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看作是某种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国家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族际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了各自的“自治区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

民族,在新中国之初成为了政治化建构的一些共同体。通过他者(out-sider)的眼光和标准裁制的外衣穿在了这样一些共同体的人群身上,是否适合我者(in-sider)生活或生存需要成为了问题。

三、如何建构中国的民族话语?

在中国的历史上,“蛮、夷、戎、狄”的划分是与“华夏”相对称的,是一种以文明来论的“华夷观”。而且毫不排斥“蛮、夷、戎、狄”接受文化而成为华夏。中国历代的王朝都将四边的民族作为自己天下的一部分,希望周边民族与自己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先秦时期有过许多周边民族主动进入“中国”(即“四夷的中原化”),夷狄自己变为“华夏”(即“蛮夷戎狄的华夏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注重的,既不是人种,也不是地域,而是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价值观念为代表的文明方式,先秦时代中国人认为的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共同体。

从唐朝羁縻制度到元朝土司制度,王朝在一种保持各周边民族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制的自治方式基础上,将这些民族区域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到了清朝,统治王朝对中国周边民族采取了政治干预的方式,企图使之“内地化”,妨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近代以来,由于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唤醒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西方建立国民国家的思想结合了起来。国家的利益与民族存亡成为基本上相近似的概念和主张,国民政府主张强制同化边疆少数民族,以利于能使其与国民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民族区域自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2年――1937年)主张“民族自决”、“民族自治”;第二阶段(1937年――1945年)否定“民族独立”论;第三阶段(1945年――1949年)否定了共产国际所提倡的“联邦制”,而逐渐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开始了对民族问题的处理,从1949年――1965年的中国民族政策来看:

思考一:在现代中国,首先应该廓清的是“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民族”中,民族指的是居住在亚洲东部的经过历史融合而成的现代国家意义层面的整体共同体的一个指称。而当我们说中国国内的“民族”时,指的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识别以后确立下来的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个体族群的共同体。这样容易造成一些误解,所以有必要对这二者的名称通过学者的思考和政府的认定重新加以确定?

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绵长的族类传统的国家,虽然经历了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理念、科技等等现代性文化的影响和洗礼,但是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对历史的回归和绵延是并不能被现代性所割断的,正如王铭铭在对闽南农村进行调查中指出的,吉登斯、盖尔纳等人在阐述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时候“片面强调‘现代性’对传统取代的有效性,忽视了乡土传统的持续性”。是错误的。因此,中国族群乡土的传统也是应该是能继承中国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天下观”和“世界观”的。按照马戎的观点: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Gordon)把在种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坚持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类是主张族群平等的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戈登认为在第二类中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三种子类型,即(1)同化主义;(2)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3)团体多元主义。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有教无类”)和做法(“用夏变夷”),大致可以被归类为族群平等类型中的“同化主义”子类型。

中国民族政策在实现了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去向如何?马戎认为应该是“去政治化”而把族群视为是文化的共同体,按照各个民族的个性特点来处理各自族群的文化、社会等事项,逐渐淡化政治利益。

这或许是重新构建中国民族话语的一种趋向。

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3

6月2日分公司党委利用召开党史教育学习班的机会,邀请***市党校党史教研室的陈*燕教授为分公司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开展了主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讲,作为从小生活在内蒙古的我们,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工作的主线”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明确的思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保持“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生动局面,是保证各族人民共享中华民族新的光荣与梦想的思想基础,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绘就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蒙古作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第一个省级自治区、模范自治区,所有工作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具体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内蒙古所有工作都应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五个认同”,形成“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如一人,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根本保证。这就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把党和国家放在心中,始终把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在工作谋划、推进、落实的全过程,在工作学习生活的各方面,都要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众一心朝着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敌对势力对我干扰渗透破坏力度加大,民族问题和边疆民族地区成为他们阻挠、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重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要清醒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始终把维护伟大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团结作为最高利益和基本前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开启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新征程的必然要求。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命之依、力量之源。当前,我们正站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将更加频繁。这就要求所有工作都要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连结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启新征程、奋斗新时代、开创新局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满足各族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让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党的宗旨和初心。要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团结起来。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发展;没有中华民族的大发展,就没有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只要各民族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努力奋斗,各族人民的日子就一定会越来越红火,就一定能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语言相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形成认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各地又有不同的方言。如果各讲各的,谁也听不懂,就难以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无从谈起。只有语言相通才能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形成高度认同,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宪法、法律规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国人,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的,都必须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既是宪法法律赋予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国家意识和热爱祖国的具体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内蒙古作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必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线,坚决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铸就辉煌。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并不平坦,甚至布满荆棘,唯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工作,促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才能创造美好未来;唯有不断巩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的良好氛围,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才能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以梦想为岸、以团结作帆、以奋斗划桨,2500多万各族儿女勠力同心,向着更加光辉的未来启航。

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4

 

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1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增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与进步,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强化“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就是要把民族团结教育与县委、政府大力改善民生,努力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结合起来,用战略的眼光,超前的思维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解决各族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竭尽全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谋群众之所需。

 

当然,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颗爱国的心,需要一种爱国的强力支撑。民族是我们做一切事的基础,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坚实的保障,是新中国诞生的先决条件。

 

我国发展到现阶段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是在这样的国度,我们也得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感,一些发分裂势力任然在秘密的进行破坏人民团结的活动,他们企图截肢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极力鼓吹民族独立,脱离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大家庭。新疆地区作为多民族聚集地区域,合理的处理民族的关系成为更好的,和谐的发展新疆地区的关键因素。新疆地区也存在一些民族分裂分子,“三股势力”是我们维护新疆地区民族团结的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他们在一些学生当中宣扬反分裂的思想,希望有先进思想的大学生被他们所利用。我想作为当今时代的大学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我们要用先进得思想去和一切的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矛盾的极端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用我们先进的思想去教导那些思想狭隘的民众,让他们认识到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要发展的必要前提。民族的分裂只能带来流血牺牲,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是经济的衰退,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从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从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我国多民族统一的传统出发,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坚决同破坏祖国统一的言行作斗争,时刻保持清晰地思维,明白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事是坚决不能做的,什么事又是我们要奋力阻止的,因为一种责任,一种爱国的情怀深深地埋在了我们心中,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

 

民族,贯穿了整个时代,实践证明民族团结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族人民可以安心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民族团结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在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也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用每个人的努力去把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美好,在新疆这块民族大聚集的地方,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敢于和一切的反分裂势力作斗争,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建设和谐新疆。

 

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新人心得体会及感悟5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每当说起这三个离不开,我就会想起我的“保护之神”。

 

悲伤逆流成河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那一天,我瘦小的身躯拖着沉重的行李来到了内初班,离开了父母,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周围是陌生的面容,陌生的声音,陌生的影子。

 

总感觉自己像个没家的孩子一样,整天看着一个个陌生的影子走进教室,周围没有一个朋友。

 

阴沉沉的天气,冰冷冷的心,悲伤你留成河。

 

梦里落花知多少

 

“当当当”考试开始了,我摸着自己那沉重的头,看着那模模糊糊的黑圈圈,泪水滑过我的脸颊。

 

考完试了,我独自一人坐在教室,趴在那坚硬的课桌上,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只能听到我一个人的呼吸声,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乡,在梦里,她来到了我的身边。

 

长相依日光倾城

 

她轻轻地迈着脚步走了过来,温柔地说:“怎么了?生病了吗?”我被眼前的这画面惊呆了,原来她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汉族同学红霞,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把我扶了起来,关切地说:“走,我陪你去医务室。”

 

一路上,只听她不停地唠叨:怎么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呢?为什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你以为没人管你啊!”我只记得她说了很多,但实在是记不起来她到底唠叨了些什么!

 

这时,我觉得我的世界开满了美丽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向日葵。那段日子,红霞就像我的“保护之神”,只要有困惑,她就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在她无微不至的关心下,我的病也很快好了起来,一个霞光万丈的日子,我们拉着手,面向霞光许愿:做一生的好朋友,永不分离!

 

我的汉语水平不高,发音也不是那么的标准,在她的耐心指导下,我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闲暇之余,我也会教红霞说几句维吾尔语,日子在我们的相伴中愉快的度过。

 

民族团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更加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民族团结是新疆稳定的“保护之神”,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各民族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次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和基本遵循。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下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和对我国民族关系本质特征的最新概括,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和远景期许。这一概念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创新发展的理论品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工作进入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宏大课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前提在于深刻认识其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属性是命运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构成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各民族相互之间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各民族才有未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打得更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在于牢固树立国情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记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坚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把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同心同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现实写照,但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上升为“基本国情”的高度加以阐述,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大的公约数是统一,而多民族则是一大特色和一大有利因素,多民族的大一统,既是重要财富也是重要优势。必须深刻认识到,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祖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梦,也是各民族自己的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是要坚持不懈地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情意识和“家底”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祖国认同,打牢共同体的思想政治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在于不断增强“五个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可以说,“五个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之本,没有“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增强“五个认同”,就必须正确树立、真正树牢“五观”。

 

一是政治观。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由各民族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政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国之希望、民族之希望所在。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削弱党的领导、背离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错误言行。

 

二是历史观。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各民族都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利用历史问题挑起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对立的错误历史观。

 

三是民族观。要明确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民族平等是民族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既要认同本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更要认同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处理好本民族局部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关系,正视多样性,增强一致性。要做民族团结的忠诚守卫者和捍卫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以及一切民族歧视、民族隔阂的言行,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四是国家观。要明确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各族人民的神圣义务。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主权的言行。

 

五是文化观。要明确认识到,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纽带。要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旗帜鲜明地反对把中华文化等同于某一个民族的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的倾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途径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既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民族关系的常态。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大势下,民族孤立主义、种族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既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也是妨碍民族发展的毒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各民族相互了解、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达到感情相依、情感交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在于努力实现共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共建全面小康,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挑战,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学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得体会3

 

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团结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将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团结,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多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述,站在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明了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战略任务,意义重大而深远。

 

纵观历史,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期,无一不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反之,历史上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动荡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总根源,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基础。70多年来,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防范和化解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坚强保证。

 

当前,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放眼世界,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一些国家因为民族矛盾、种族仇恨、宗教纷争、领土争端,导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甚至国家解体、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满目疮痍。民族宗教问题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和挑拨离间,中华民族陷入四分五裂、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会像奥匈帝国等多民族国家一样,分裂为无数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的预言失败了。中华民族不仅没有分裂,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空前地团结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民族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渗透、破坏、颠覆的图谋从未停止、愈演愈烈。美国参众两院出台直接涉华法案、决议共37项,大多是这类议题。他们以“人权”之名行“霸权”之实,执意炮制涉港、涉台、涉藏、涉疆等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昭然若揭。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是要破坏民族团结,我们就越是要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人心防线。

 

面向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56个民族共同的梦,归根到底要靠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我国近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有1亿多,都是我们党紧紧依靠的对象;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面积中,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地方。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从“彝海结盟”“牦牛革命”“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到“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为航天”“一家三代为国戍边”,再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例子不胜枚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力量。

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5

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心理依附和精神归属是产生民族认同的基础条件。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多种困境,只有通过文化重构,才能激发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

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

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

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学报编辑部

参考文献:

[2]王征.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研究———河南邓州“台湾村”高山族调查[D].中南民族大学,2013.

[5]王明珂.过去、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的族群经验[A].中研院近代所.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C],1994,249-275.

[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当代大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范文6

【关键词】;民族;民族主义;族群;历史演化;中国特色

【作 者】黄仲盈,广西民族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2005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003-013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thnic Defin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ang Zhongying

Abstract: The ethnic was a historical category. The concept and definition of ethnic have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rimary ethnic concept system to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process of ethnic definition since the modern times that manifested the complexity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ng ethnic theory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ethnic definition in our country each time, and then analyses the reaso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thnic defini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①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它新的内涵,这标志着近百年来我国对民族概念及其定义的研究和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实际上,对民族定义的研究和探索,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我国,都经历了数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过程。“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②、“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③、“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④、“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⑤……,等等。对于民族定义的相关表述,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中国共产党,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都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了解民族定义在我国的历史演化过程,对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古代对“民族”一词的相关表述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对外所奉行的政策要么是“上朝天国”,要么是“闭关锁国”,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文化的唯我独尊以及经济的以自我为中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民族文化很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民族定义的各种相关表述也保持了“原汁原味”。

关于民族的“民”字,在甲骨文中,“上部做有目无珠状,即以盲之形表示愚昧无知”,故而“民”的特点是“无知未化”⑥,其本义就是“奴隶”,随着奴隶制国家的发展,由“奴隶”引申为被统治的人群的概称⑦。后来泛指奴隶、百姓、人。如:

“王者以民人为天,民人以食为天。”(《晏子春秋》)

“临众发政而治民。”(《墨子・尚贤下》)

“民无君主,则恣,必致祸乱。”(《尚书》)

“利于民而不利于君。”(《左传・文公十三年》)

关于“民族”的“族”字,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说文解字》解释:“族,矢锋也。束之族也,众矢之所集。又聚也。”从字形及意义上看,“族”字左边是一面旗帜,右边是闪闪发光的箭头,因此,“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⑧。又因为其“聚”的意义,引申为聚集和居住在一起的人群。所以,综合两者的解释,在我国的古代社会,“族”可以泛指家族、宗族、亲族、王族、氏族、部族等。如: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尚书・尧典》)

“三族辅之。”(《大戴礼记・保传》)

“士大夫之族。”(唐・韩愈《师说》)

“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宋・王安石《伤仲永》)

“繁衍之族”(清・洪亮吉《治平篇》)

在我国古文献中,“民”与“族”连用的例子也有出现,如:

“春官墓大夫,掌还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周礼》)

“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南齐《夷夏论》)

“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唐・李荃《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上自太古,粤有民族。”( 唐・皮日休《忧赋》)

应该说,在各种古文献中,无论是“民”、“族”还是“民族”一词,更多的是倾向于对家族、氏族、部族、宗族的解释。在运用上,“民”字所表达的意义范围比较狭窄,一般来说,“民”字多运用于被统治的阶层,相对于“王”、“帝”、“君”而言;“族”字的范围就适用于任何人群,既有表达中性的“种族”、“氏族”、“部族”和表达亲戚血缘关系的“亲族”、“宗族”、“家族”、“九族”,也有表达阶层关系的“王族”、“望族”、“公族”与“庶族”、“贱族”之分。正是因为“民”与“族”所表达的层次不同,“民”侧重于“贱”,“族”侧重于“贵”,使得在等级森严的我国古代社会,古文献中鲜有“民族”一词的记载,即使有,“民族”一词更加倾向地表达其前缀“民”的含义,多指区别于统治阶层的黎民百姓,如以上所举例的“粤有民族”、“中原之民族”等。而且,在“民族”一词的使用上,其等级区别还是存在,如:

“但辽时皇族与民族皆有耶律之姓。”(清・岱璜、曹仁虎等《钦定续文献通考》)

我国古代的“民”、“族”、“民族”等词语的表述,也具备了现代“民族”概念上的一些要素。

――表示地域、经济生活和居住情况差异的: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西汉《礼记・王制》)

“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旧唐书・吐蕃传下》)

――表示语言、饮食和服饰不同的: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左传・襄公十四年》)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 (西汉《礼记・王制》)

――表示不同的风俗习惯的:

“夷蛮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吕氏春秋・为欲篇》)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民族概念及其定义的各种表达方式,更多注重的是文化的传承,地域和血缘的因素也成为“民”与“族”等各种群体之间的区分依据之一。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注重的是以教化为核心,以“上朝天国”的文明自居,等级森严的家族制度和宗法制度,演化出了一整套内容丰富的民族概念体系。正是这种王权的特权统治,导致了我国古代的“君子以类族聚物”的等级观念和阶层划分的思想,于是有了“五方之民(蛮、夷、戎、狄、华夏)”的“华夷之辨”。同时,由于注重“有教无类”,根据“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⑨的教化思想,就有了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的“华夷互化”。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与现代通行的“民族”一词还是有较大的区别。茹莹认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的“民族”一词应该是与“宗社”相对应,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民众”。⑩龚永辉也指出,我国古代的“民族”一词是由“民”和“族”两个词素构成的,“作为自组织系统中并行的古典表达形式之一”。[11]所以,虽然在古文献中出现了“民族”一词,但这只是我国汉语运用的灵活性,仅仅表示的是人民大众或者是某一群体,而不表示现代意义上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二、近代我国民族定义的舶来与中国化

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界限。

如果说,我国古代的民族概念主要是以地域、血缘、生活习俗为主要区分依据,那么,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的不仅是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封锁政策,更多的是将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统治“以天下文明自居”、“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幻想击得粉碎,“上朝天国”的文化自我封闭系统已经被彻底打破,本来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已经发生了裂痕,更多的遭受到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被强制地卷入了世界文化的运行体制中,从而使国人的“天下主义”思想开始转向了“自我”与“他者”的思考。

一些学者认为,最早使用具有现代概念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王韬于1874年左右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夫我中国天下至大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富饶,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顽。”[12]1901年,梁启超在其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大量运用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等词[13];1903年,他又在文章中认为:“民族帝国主义者与古代帝国主义迥异,……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而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14]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15]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西方人“误以为中国人本性是闭关自守的民族。”“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16]并于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17]在此期间,在诸多反封反帝的论战文章中,都大量地出现“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意识”、“民族建国”等词语。出现以上情况有以下原因: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我国几千年文化伦理的优越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也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一时期,时代的巨变需要中国寻求一种增强国人凝聚力的旗帜来反帝反封。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和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越来越被我国有识之士所接受。这时候,“民族”一词主要是作为增强国人凝聚力、反帝反封的旗帜出现。

其次,从20世纪初开始,在大量的反封反帝文章中,开始普遍使用“民族”一词,主要用于论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探求强国富民之路,意在增强民族自主、自觉意识,表明民族的自尊心、责任心、自豪感,阐明民族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所以,与我国古代的民族概念更多倾注的是一种地域和血统等因素的区分不同,这一时期的民族概念更多的是针对于一个国家的实体来讲,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掺加了更多政治性的因素,借“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以自保、自强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定义的探求与阐释就成为了众多有识之士的首要责任。

对于民族的定义,西方也有各种阐释,其中以瑞典政治家布伦奇里在其论著《普通国家法》中的概括最为具体,也对我国理论界影响巨大,其认为,民族具有八特质:同地域、同血统、同肢体形状、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18]。又因为这是梁启超翻译和介绍布伦奇里的民族定义[19],所以,他“因此成为中国探讨民族定义的第一人”[20]。梁启超在其论著中进一步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又认为:“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即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21]

这里,梁氏着重于“民族意识”的论述,是因为他认为民族意识是“谓他人而自觉为我”[22]。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救亡图存,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因此,梁启超当时的著述就是以阐发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和讴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己任,借以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他提倡从新的历史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民族,其目的就是“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3]可见,强调“民族意识”对民族形成的重要性,就是为了激发国人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自觉为我”,奋发图强,救亡图存。

从相同的目的出发,这一时期,众多的学者和爱国志士都给民族下了定义:

蔡元培:“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24]

吕思勉:将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列为八部分,有种族、语言、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外力等。其中,他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民族成因总说起来可源于文化,一民族即代表一种文化”[25]。

:“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其条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者,然因移住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近世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26]

柳亚子:“凡是血裔风俗语言同者,是同民族;血裔风俗语言不同者,就是不同民族。”[27]

孙中山:“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28]

应该说,辛亥革命之前乃至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以孙中山的民族定义最具影响力,以至在民国时期各种辞书上均用他概括的“五力”作为对民族一词的阐释。如1937年中国的《辞海》一书对于民族定义的阐释就运用了这一概括:“以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相同而结合之人群曰民族。”

从以上各个民族定义中可以明显看到,“血缘”几乎是民族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的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一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后,打破了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统治“天下主义”的狭隘视野,各种不同肤色人种和不同文化的涌入,使得当时我国民众产生一种“谓他人而自觉为我”的意识。这时候,千百年来“华夷之分”的民族区分标准更多地表现在种族的血缘因素上,以此来辨别“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二是几千年来我国的家族制度和封建宗法制度使得当时我国社会更加倾向于家族和血缘的归宿感,强调血缘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为了借几千年来的文化传承,以此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攘外必先安内”,这也正是当时众多仁人志士的初衷;三是由于我国的民族定义是由外部引进的,受西方种族优劣论的影响,因此,种族学上的血缘因素自然也给当时我国民族定义的阐释铭印上了深刻的烙印。

再有,虽然借助于西方的民族定义,与西方众多民族概念的阐释不同的是,以上对民族概念的各种阐释中,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生产方式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也与当时我国的社会情况有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我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被彻底破坏,在西方先进的生产力面前,我国封闭、落后的生产方式显得不堪一击,这也是众多的爱国志士最痛心、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利用“民族”作为增强凝聚力的旗帜时,他们更希望的是以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优势作为凝聚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支撑力量,从而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民族概念的相关论述,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属性,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排外主义。经过鸦片战争和多次的中外战争以后,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让许多中国人彻底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因此,“师夷长技”,最终是为了达到“制夷”的目的。所以,邹容才有了“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的争辩[29],而孙中山,更是由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变成了“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

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于民族定义的各类阐释出现了一些变化[30]:

――对血缘因素的置疑:

“现在看来,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欠缺是他对……民族与种族区别的忽略……种族基于遗传,而各种族间经历几万年的相互混和,世界上已经没有纯血统了……。”(齐思和《民族与种族》)

“种族一词,完全是动物分类学上的专用术语,不能与人工化形成的文化、语言或甚至意识混为一谈。”(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

――强调经济的因素:

“民族是历史的发展过程上形成的常住的人类共同体,是由共通的语言、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通文化之中的共通心理能力而结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

“民族不是偶然结合在一起的不固定的人群集团,也不是某一时代集合在一起的不固定的集团。……同一民族的人们,必定有相互的经济联系和生活。……民族就是在历史上形成起来的,结合为一个共同语言、居住地、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精神生活的一个固定的人群。”(沈志远《大众社会科学讲话》)

――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齐思和:认为孙中山所谓的构成民族的“五种力”,“这五种‘自然力’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形成‘民族’的绝对条件”,“形成民族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命运共同体一员的情绪”。[31]这里的“情绪”,实际上就是指的一种文化的历史传承,是一种强调文化因素的民族定义。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有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之后,关于民族问题、民族运动、民族自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在中国得到翻译和传播。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29年,李达的《民族问题》一书也在上海出版,书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1913年斯大林提出的著名的民族定义:所谓的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的心理而结合的人们的共同体。[32]

这一定义的翻译,也促使了众多的仁人志士对早期纷繁复杂的各种民族定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修正。

实际上,在20世纪初期到中期的这一个时间段里,也是的“民族同化”政策与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之间的争锋时期。针对于民族的定义,、孙中山等人都强调了“血缘”的因素,这虽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但是,随着孙中山“五族共和”的提出,就充分显露出了侧重于“血缘”关系的民族观。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族共和”的提出确实表现了要进行民族光复的决心,具有积极的影响和深刻的历史意义,但是,1912年,孙中山在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认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3]就充分地体现出了的民族观:一是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二是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就可以“曰民族之统一”,以“五族”代表中华民族,忽视了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有一种大民族主义的倾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虽然在各种文献中大量地运用了“民族”一词,但是,并“没有对民族概念作出界定”,也“没有专门论述民族定义和民族特征的文章”。[34]1929年,随着斯大林民族定义在中国得到翻译和传播,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也逐渐被运用到民族定义的诠释中。这一期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精力就是大量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观点,使得当时的中国民众逐渐接受了“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观点。如1928年中国共产党六大就明确地把“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当作一项原则;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和《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都提到民族自治的观点;1935年,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也提到“民族是自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的观点。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文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与的民族观不同,提倡的是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民族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内的平等,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处地位的相同性,也是各种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各个民族间的平等分配。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在民族定义的表述上,具有种族优劣论的“血缘”因素也逐渐被忽略,更多的关注民族的经济平等和文化平等。

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提出明确的民族定义,但是却为建国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具体实践

这一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这样分的理由有三:

一是从50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在这一个时间段里,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民族定义在我国具体实践的过程。

二是1956年~1958年,全国相关省市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也为以后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置疑和修订奠定了基础。

三是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我国出现了“”运动,民族学科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科”并加以否定,大量的专家学者遭到迫害,民族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崭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已经成了制定民族政策和进行各项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成为党和国家首要解决的问题。要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就要明确我国境内有多少个民族。

由于在统治时期,推行“同化于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同化政策,使得许多少数民族隐瞒自己的身份,都说自己是汉族的旁支,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少数民族的身份得不到确认。截至1953年,自行申报的各民族的族称就达400多个[35],仅云南省就有260多个[36]。如此庞大的族称体系,很难断定到底哪一个才是单一的民族。

所以,从1953年开始,国家就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工作,实际上就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实践性检验。

在实际运用中,斯大林民族定义逐渐显露出了它的缺陷:一是定义的时间针对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民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在我国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一种完全成型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处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因此,如果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就无“民族”可言。二是定义的绝对化。斯大林提出民族特征“四统一”,缺一不可,按其说法,我国诸多民族都不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等条件,因此,都不能称之为“民族”。所以,这就决定了民族定义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必须进行中国化探索。

针对一些仅限于运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框架去识别我国的民族的现象,就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37]更为直接地说:“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38]之后民族识别工作基本上就是沿着所提出的“尊重民族意愿”、“名从主人”的原则进行,这也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在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修正,即:“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在理论上举着斯大林的旗子,操作中却只能依中国的国情了。”[39]

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实践中酝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的集中表现。“民族平等”、“名从主人”的观点在等人的讲话和各个时期的政策文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如:

――主张民族平等: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凡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一切法律命令等对于劳动者不分男女,不分种族(如汉、满、蒙、回、藏、苗、黎以及高丽、安南等族)不分宗教的信仰,都是一律平等的看待。”[4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1930)

“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41](《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

“边区内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42](《中共中央北方局对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19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4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肯定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4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4)

“汉族人口众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45](《论十大关系》,1956)

――尊重各民族意愿:

“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46](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的讲话》,1950)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47](《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

以上各项政策和原则的提出,实际上也为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绕开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重新诠释民族概念的内涵奠定了基础。

首先,否定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关于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观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除了汉族以外,还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虽然各自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发展不平衡,但是都有悠久的历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其次,提倡民族平等。这就避开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以前没有民族的观点,不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称为“部落”、“部族”,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律称为“民族”。

再有,就是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赋予民族概念新的内容,在参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现实的因素和各民族的意愿,如历史、文化、宗教、族源、民族意识、民族心理认同等,结合国情,灵活运用,不再局限于斯大林“四要素”的一致统一。

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从1964年到1979年识别确认的17个少数民族中,事实上没有一个按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确定的。”[48]

这一时期,结合民族识别工作,学术界也针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1952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访华,与中国的专家学者谈了民族理论问题,回国后发表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49],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划分,认为中国只有汉族一个民族,其他的都只能称为“部族”。针对此观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汉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其具备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以此指出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50]这就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定义中认为民族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形成的局限,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我国的实际:凡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族群,不论人口多少,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高低,主体是否居住在我国境内,都一律称之为“民族”。[51]

持类似观点,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民族形成时间提出不同意见的还有:

方德昭: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的初期,历史上存在过奴隶制民族、封建制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是非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52]

牙含章: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的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蒙昧民族。[53]

施正一:认为“由部落经过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原始民族,总是处于原始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54]

杨:“我们所说的民族共同体……即我们的习惯用法上所说的广义民族,包括着代表四种类型和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那便是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55]

方仁:主张古代民族是存在的,它具有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特征,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是非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56]

也有坚持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观点的,这些专家学者如白寿彝、魏明经、徐柏容、陈郊、野虹等。[57]

应该说,这一时期关于民族定义的争论还没有超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范畴,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遵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大要素”,只是针对民族形成的时间进行争辩。但是,这毕竟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权威性所进行的一次论战,也为后来我国的专家学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打下了理论基础。

遗憾的是,1967年―1977年的“”使得民族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四、对民族定义的重新反思

从80年代开始,我国民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民族工作领域,党中央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58]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统战部撰写的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大量事实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否定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所谓的“普遍真理”。1980年10月20~26日,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这次会议不但对中的民族学学术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同时还积极主张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并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指导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强调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重要性。会议对民族学的学科性质、研究的对象、方法、范围以及重点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但是,此次会议上,针对民族的定义,更多的是讨论民族是否应该包括氏族、部落、部族等不同的族体,还是要与氏族、部落、部族等概念严格区别;而非讨论民族的构成因素问题,即民族是否如斯大林所说的是由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因素构成。1986年4月23~25日,首届民族理论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80年代初期的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不同,此次会议更多关注的是对民族定义的探讨。首先,肯定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科学性和合理因素。认为虽然“不能说就是尽善尽美,十分完备”,但是,“它不仅是适应当时俄国革命斗争需要的产物,同时也具有学术价值,并且也是适用于民族学学科的科学范畴”[59],科学地指出了对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必须要辨证地、历史地看待,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其次,结合我国社会实际,主张建立我国的民族概念体系。再则,就是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结合客观实际,对民族定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补充和修订的意见,如:

熊锡元:主张除了斯大林民族定义所提到的四个特征外,还加进“共同风俗习惯”要素。[60]

阮西湖:认为构成民族的四个要素是共同的民族意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历史渊源。但四个要素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识别民族,而不是逐条衡量,缺一不可。[61]

李振锡:民族是随着统一地域、统一经济联系、统一文学语言及文化、心理和自我意识的某些统一特点的产生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稳定的社会集团。[62]

吴金: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由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等所要求组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比较稳定的共同体。[63]

杨荆楚: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心理素质、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64]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看出,80年代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的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学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不仅使我国的民族学研究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也使得其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应该说,这也是全面反思和修订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的时期。但是,对于民族定义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跳不出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框架。这一时期研究特点:

一是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认为的民族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才形成的说法,认为在此之前的古代民族也是民族,现代的民族只不过是民族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

二是更多的关注到“民族自我意识”的因素。实际上,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就是人们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的自我意识的认同,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角色的定位,其中包含对文化、对民族品性、对民族情感的一种认知和归属。而民族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维系民族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纽带”[65]。这与之前梁启超所提出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有所不同,虽然都强调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性,但是前者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言,强调的是“我族观”,是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认同和自我奋发的权宜之策;后者则是针对我国民族的具体情况而言,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更多地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而且,重视民族自我意识,这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使我国学术界重新对民族自我意识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越来越意识到了民族自我意识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88年8月,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的发表,对我国民族定义的研究和探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体现了与斯大林民族定义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民族学研究与探索之路。费孝通在文章中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体”,是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66]这就明确了:一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体,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凝聚核心、少数民族大混杂、大融合的多元格局;二是各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一体中的一个单元,虽然各自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不同,但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在近百年来中国特色民族概念的探索中至少有以下两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强调了民族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层次性,指出民族是整体与个体的结合体。民族既是“相对稳定、边缘模糊、层层嵌套的认同体”,又是“民族成员在具体社会系统作用下基于差序格局的调整而形成的多元认同”。[67]

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强调了我国在民族概念上的话语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民族定义在我国彻底解构的表现。忠于历史、立足实际,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观点和原则。

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对我们今后开展的民族和文化研究产生巨大的启迪作用”,[68]这一

理论将我国9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带进了一个多元化的研究阶段。

五、中国特色民族定义研究与探索的纵深发展

进入90年代后,关于民族定义的争论不再局限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是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期,这与“族群”概念在我国学术界的广泛传播和运用有很大的关系。

“族群”概念来自西方,运用于国际人类学界。在借鉴国外各种“族群”定义的基础上,国内的学者也给族群下了各种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孙九霞: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制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世系、血统、体质等)和文化(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69]

纳日碧力戈:族群兼具“种族”、“语言”、“文化”含义,本质上是家族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体系的核心部分,以默认或者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围的象征仪式,并且通过构造各种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70]

马戎:族群不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指所有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成的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是人类社会群组层次划分之一种,以生物性和文化性为代表。[71]

徐杰舜:所谓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对他“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72]

不难看出,各种族群的定义一是涉及了血统的因素,即族群与人种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强调了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族群是社会文化涵化的群体,这是族群定义所要阐释的关键。与此同时,在两个概念的使用上也出现了争论:

1.主张用“族群”概念取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概念。一些学者认为,族群强调的是文化的因素,从学术的角度上考虑,更加符合国际的研究和我国的实际;民族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当今民族主义盛行,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出发,必须要淡化民族概念的政治化因素,从而避免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化。

2.反对以“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探索与研究在我国进行了近百年,由最初的“舶来”发展成为后来的“中国化”,在我国具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意义,符合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和和谐发展,无论是学术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现实的建设层面,民族一词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因此,如果用“族群”取代“民族”来统称我国的各民族,在现实中会引起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

3.主张两者可以并行通用,相互补充。一些学者认为,族群作为一个国际学术用语,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和研究价值,而我国的民族概念也是经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研究形成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更是为其形成积累了丰厚的历史资料和现实基础。两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的学术价值,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

这里,“族群”与“民族”之争的焦点是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也就是学术性的识别和国家确认两个层面上的争论。许多学者认为,“族群”侧重于学术层面,而“民族”侧重于政治层面:

徐杰舜: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学术性,使用范围十分宽泛;民族强调的是其政治性、法律性,使用范围相对狭小。[73]

纳日碧力戈:族群是情感――文化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共同体。[74]

张?海洋:“族群”概念使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使用于“族群”的政治定义。[75]

乌小花:“族群”是籍于文化传统与血缘联系的人们共同体,划分主要是文化因素,侧重民间的界限划分;而“民族”则要经过政府识别,是普遍、典范的概念。[76]

黄凤祥:学术界研究“族群”是可以的,但用“族群”称国内民族,不利于民族团结,容易在现实中引起混乱。[77]

李红杰:民族始终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政治成为理解其实质的重要切入点。在对待“族群”与“民族”的问题上,必须严格遵循“学术自由”和“现实政治”区别对待的原则。[78]

应该说,90年代后出现的“族群”与“民族”之争,反映了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研究氛围,是当代学术研究自由的大趋势。在此期间,众多学者也结合各自的研究思路和观点,在民族定义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都永浩:民族是在氏族、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及各种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其传统文化制约的有共同自我意识的人们共同体。[79]

杨庆镇:民族是人类发展到现代人科之智人阶段,由于生活地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差异而产生的,具有不同人种特点或有相同人种特点、文化传统与心理特点、语言特点、生产方式特点、生活方式特点、风俗习惯特点的,稳定发展的或急剧发展的、正在同化或者异化过程中发展或消亡的人类群体。[80]

何淑涛:民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的人们共同体,同时又是具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构成民族要素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标志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性和大致相同的经济模式,以及建立在共同体经济文化基础上并受到族际关系所制约而强调共同起源、反映共同利益的民族感情和自我意识。[81]

金炳镐: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三维基本属性、四个基本特征和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的客观实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种的繁衍现象,它有自然属性(表现为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自然分界特征)、社会属性(民族与社会紧密相连,即民族的社会,社会的民族)、人种属性(不分纯种族共同体,但也带有生物基因遗传上的特点)等多维属性,是与这些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社会体、人种体的统一体。[82]

龚永辉:民族是人们在社会复杂作用下通过历史渊源或现实利益等多元认同而形成的有特定族称和相应的文化模式的自组织系统。[83]

从以上可以看出,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对民族定义的探讨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束缚与限制,进入了多视角、多元化的探索时期,逐渐走向成熟阶段,特色化和本土化得到了凸现和重视。

六、党中央对民族概念阐释的意义

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84]

这一阐释具有以下的特点和意义:

一是在结构表述上,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截然不同。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要求“四要素统一”,缺一不可,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相比之下,此次民族定义的阐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是强调了民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具有复杂性,不强调要素的统一,只强调特质的相似,这就为今后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空间和领域。

二是强调了我国对民族概念的话语权。党中央和国务院首次公开对民族概念进行阐释,充分表明了我国一直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过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乃至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系列过程,都坚持了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民族话语权。正是因为这样,我国才形成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局面。坚持对民族概念的话语权,在学术层面上,有力地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政治层面上,也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全。

三是针对国内国际的情况,突出国家安全的理念,使我国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更具有实际的操作性。民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特别是在现在政治与权力统治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也可以说,民族实际上已经提升到了涉及国家安全的位置。当前,“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的存在,以及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动不动就以民族问题做文章干涉他国政治,实行霸权主义,这更加要求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上不能掉以轻心。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对民族概念进行阐释时,将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因素加以强调,就是为了说明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民族荣辱共存,休戚与共。

四是更加注重于当前的国际形势。目前,国际形势变化莫测,政治格局动荡不安,民族纷争不断,这和一些大国推行霸权政策、进行经济文化资源掠夺有关,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等有关,有时宗教因素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一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强调“宗教无小事”,所以,将宗教的因素在民族定义中加以强调,是为了说明在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宗教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