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1
[关键词] 生态危机；欲望；经济理性：科学理性；消费暴力
生态危机表征了主体性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所进行的压榨与盘剥。从本质探究，追求财富“欲望”的张扬是现代性发育的基石，也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核心程式。因此，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要将人的财富欲望纳入到历史的通道作为反思的起点。由追求财富的欲望所牵引的世俗化运动激发了对商业精神的推崇，货币和资本成为带动社会运转的风轮，一切都在利润的风向标下进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激发了会计核算，使经济理性成为整合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并由此维持对现行经济社会关系的肯定；追求财富的欲望和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合流，促进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运用，产生了科学理性，技术的高效性成为人类控制自然的关键性力量；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生产而消费的经济模式，导致脱离了使用价值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消费，并使之成为一种暴力，即消费不是出于需要的本能，而是利用人类的“物欲”由理性加以开发设计的产物，“生产一消费”频率的加快，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动力机”。自然是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前提，追求财富的“欲望”推动了对自然的索取和压榨，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并进而产生生态危机。
一、 经济理性：生态危机产生的财富欲望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经济性为主导的社会，亚当・斯密“国富民强”的经济构想使得“生产一交换一分配一消费”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尽可能获取最大的利润被现代经济社会定义为驱动社会发展的“经济人”，获得了现代人的普遍共识。自由的市场竞争体系颠覆了传统社会以等级制度和政治权力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使货币和资本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尺度。世俗的财富欲望扬弃了以德性为基础的希腊精神、以权力为基础的罗马精神和以神性为基础的基督精神，推出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精神。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本文系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西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CXJJ - 2013 - 428）研究成果。
追逐财富的欲望是商业精神的始基和原动力，商业精神的盛行催生了一种以“理性”为特征的经济秩序。对财富的追逐不再是传统社会那种通过抢夺或劫掠的野蛮方式，而是通过自由生产和交换的互利互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企业运作追求利益，能否抓住商业机会成为决定企业生死攸关的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一个具有完全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不能抓住机会获取利益，那么它注定要破产。”①竞争的巨大压力，使得破除传统社会那种以宗亲和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让货币和资本可量化的经济理性主导社会秩序，成为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客观诉求。在会计核算的规则下，尽可能多赚钱的观念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转化，使经济理性由此获得了价值观上的普遍性并进而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以计算为核心的经济理性渗透于社会的各个环节，把人对利润的追求提升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本质性规定。这种意识具有整合人们思想的强大力量，并以此维持对现行经济秩序的肯定。在伦理和价值观念中，获取最大利润的经济理性取代了传统社会对良好德性的追求，成为一种新的“至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理性成为一种工具，人们为了实现财富欲望用它来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发现合适的资源，为保证人们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产生了控制自然环境的诉求。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②
经济理性导致了“效率至上”。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专注于获取最大化利润的目的理性，“是否正确”被“是否有效”的标准所取代。效率至上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渗透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无形而有效的控制，一直内化为个人的心理。经济理性把本来属于社会和历史范畴的东西抽象出来，最终演变成数学意义上的计算，即“资本核算”：“资本核算‘形式上最合理’的方式是这样一种方式：人和他的‘目的’只是作为计算收益和利润的几率时的变量而进入其中的。在这种形式理性中，数学化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可以去计算对生命的真正否定。”③“效率至上”是一种目的理性，这种思维逻辑将重心锁定在“效益”上，生态与环境是一个被忽略的命题，任何企业都只对如何获取利润感兴趣。市场占有率是考核企业实力的重要变量，提高市场占有率意味着企业要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而这会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加大对自然的索取和破坏。在实践中，有多少森林被作为原材料而被砍伐？有多少山川湖泊因为滥用水资源而遭断流？获取最大的利润意味着最小的成本，作为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比如空气，在经济理论“市场失灵”的保护下而不被关注，于是将污染随意排放到大自然中就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经济理性导致了价值评判的单一性。它只关切收益大小的经济指标，而不关切其伦理意义，它把价值判断从传统的“理性”概念中清除出去，使之成为“有效性”的代名词。效益成为座架一切的标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被这一思想所塑造，从而导致看待问题的片面化和狭隘化。它执著于抽象的数学形式，排斥来源于历史、社会和伦理上的价值判断和哲学反思，把一切否定性的东西排斥在外，只有可以计量的东西才能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来。在经济学的理论视阈中，生态曾经是与生产和交换无关的变量，20世纪中叶以后将生态看成一个经济代价（成本）问题。科斯由于设计出解决公共产品“市场失灵”的产权理论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只要界定产权，使产权清晰，就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然而，用经济理性来解决环境问题并不能奏效，现代社会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早已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定界，污染的排放者和承担者可能根本不在一个时空坐标内，产权归属很难界定，碳排放权在当今难以实施下去就证明了这一点。
①[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393页。③转引自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经济理性导致“人造自然”取代“原生态自然”。在以获取利润为旨趣的经济模式中，资本的增殖动机使整个经济生活都被商品化和资本化了。经济理性总是在寻找可以获取收益的机会，在商业的视阈中，生态破坏意味着新的商机，生态环境因此可以量化为一种商品。劳动赋予物品以价值，将原生态的自然破坏掉而代之以人工的自然，就完成了物品向商品的蜕变。经济理性主导下的资本逻辑将环境打造为商品，从而纳入到经济核算的体系中。所谓的“卫生城市”、“生态城市”都成为资本角逐财富的竞技场，一片片绿地被一栋栋的钢筋混凝土所替代，砍掉自然的大树，再从别处移植过来小树甚至用假树替代，并美其名日“绿化”，人们越来越生活在一种被经济理性所创造的环境当中。在这样一种看似重复的劳动中，所展现的是经济理性的核算能力和增殖财富的哲学。经济理性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所带来的思想整合能力是巨大的，它使人相信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需要依赖于这种人工的设计，从而将对自然的破坏和索取变成一种正当行为。
二、科技理性：财富欲望的实现工具
科学源于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但近代资本主义追逐财富的欲望，促进了科学研究的目的性和科学的理论知识向技术的实用化转换。科技成为一种理性，意味着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这在人类控制自然的进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成为现代性语境下人类作用于自然的主轴，是生态危机的技术力量。
科技理性源于近代以来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释放，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从而为人类服务是近代以来科学的宗旨。在以德性为至高的“善”的古希腊时期，知识是一种高贵典雅的诗性智慧，柏拉图等哲学家认为技术会败坏人的心智，从而反对将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近代以来，科学的“祛魅”解开了套在人心灵上的枷锁，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得到了认可与鼓励。“知识就是力量”，意味着科学知识将成为征服自然的“利器”，也是人对自然的宣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寓意着“自然”已在主观性的反思哲学中成为“思中之物”，自然无所谓规则，更没有秩序，而是一堆可以被改变的被动性质料。因此，“征服自然意味着，自然是敌人，是一种要被规约到秩序上去的混沌；一切好的东西都被归为人的劳动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只不过是提供了毫无价值的物质材料。”①因此，人类要把理性的秩序加于混沌的直接感觉和知觉领域，以及处于变化过程中的物的世界，将自然看成是可以操纵的对象，也即它的目标是“对世界中的可能行动的技术性设计”（舍勒语）。由此脱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科学的形而上学，将科学变成为一种实践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由古希腊以来的认知和服从的
①[美]利奥・斯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
说是对人的宣战，性基本读本》（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关系转变为征服和主宰的关系。
科学的理性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不再是一个探究世界真理的本体论范畴，它追求人类对事物的支配，不问目的是否是内在合理的，而只关心于怎样制作手段以达到所选择的目的，它把合理性规定为能为人的利益服务，这样一种理想在实证主义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虽然理性指导下控制自然欲望的激发有其进步意义，它对真理的怀疑和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标准激发了创造性思想，摧毁了曾经有活力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僵化了的概念和教条，颠覆了传统的概念框架和公式体系，使科学思想伴随着对财富的追逐而处于一种流变的状态当中。然而，理性是现代科学的核心意味着它排除了价值判断和价值决定，把科学知识看成是价值中立的，它贬低所有那些对人支配物没有帮助的东西，如感觉的性质，美学价值，反思与批判，更不会考虑对其他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在科学的视阈中，那些全是“外在因素”，这表现在科学对自然的理解和科学方法论上，把数学和几何学作为基本的科学语言，在流变虚假的感觉经验背后寻找永恒不变的规律，这导致了自然的数学化和抽象的认识事物的方法。科学理性同时也摧毁了自然界、传统规范和文化伦理所带来的限制，将科学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让“是否有用”成为评判一切科学活动的价值尺度。
科学通过技术的应用使得科学的理念成为现实。而技术的驱动力来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技术和经济呈现出一种动态上的关联：为商品生产提供新的资源和技术的诉求促进了越来越精确的工具设备的发展，而后者也推动了前者的更新。技术的本性在于，它不是静态的知识的堆积，而是重在“解决问题”。技术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使得科技成为现代社会评判事物是否可行的标准。追逐财富的欲望赋予了科技理性以“存在合理性”，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否定性，企业在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前进，需要不断打破原来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技术的高效性则是实现这一诉求的关键所在。因而，技术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它是一个在经济动态转化的系统中运作且发展迅速的系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带来竞争优势，这决定了现代公司的投资决定，并决定性地影响了政府的社会发展决策。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变革，使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欲望生产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刺激了人们的财富欲望进一步膨胀。然而，科技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理性下，抛开了人文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关注利润使人的思维变得“单向度”，利润成为一种价值尺度，量化和计算推动着技术的研发。技术只重视事实判断，而不作价值判断，它模糊了手段和结果之间的区别。它的理性只关注于目标是否实现，而不去考虑目标实现以后的后果。比如，为了实现提高农业产量的目标，所研制出的农药、化肥、催熟剂等化学药剂实现了提高产量的初衷，但破坏了天然的土壤质量，造成土壤的贫瘠和河流的污染；在渔业作业中，为了实现提高捕鱼效率的目标，所研制的新型捕鱼工具提高了捕鱼量，但这种“涸泽而渔”的技术，造成了捕捞过度，严重影响海洋的生态平衡，使很多鱼类频临灭绝。
技术的意义在于利用、操纵和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社会被技术所统摄，意味着技术成为人作用于自然的强大力量。早期的人类生活主要依赖于第一自然，经济资源大多是由自然界所提供的有形物质，如森林、猎物和矿藏等。无论是在时间观念还是空间观念上，自然始终是人类所首要考虑的因素，人们的生产节奏是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相调和的。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打造了一个“第二自然”，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资源改变了自然规律对生产无度的天然限制，人工合成的原材料可以避开自然物生长时间的约束，按照人的主观意志进行大规模生产。但生产者的个人理性会带来全社会的非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的动力学导致了生产的贫困积累，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详细地剖析了这一问题。过剩商品的堆积最终表现为对自然的破坏，生产从形式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过多的生产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盘剥和较多的废物排放。技术的发展还扩大了人类的探索空间和范围，对野生动植物的过分捕猎和采集干扰了自然界正常的食物链，影响整个生态系统。技术还可以按照人的喜好改变自然物的天然性状，如转基因食品就是人类的技术对自然的胜利。尤其是在现代军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其不如说是对自然的摧残。比如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所使用的生化武器，使当地的森林和生态环境陷入难以拯救的灾难性境地。
此外，技术以其特有的高效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使人类进入更高阶段的文明，但也由此产生了技术崇拜。配合以经济理性的逐利动机，现代人陷入到一个奇怪的思维中：生态破坏会带来商机一利润刺激新技术的产生一新产品的出现一产生问题得以解决的错觉，PM2.5的升高兴盛了口罩业和窄气净化器，水污染成就了纯净水和瓶装水的繁荣。以市场为取向的价值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过度崇拜，使保护环境这一核心问题永远游离在商业和技术的范畴之外。
三、“消费暴力”：“欲望利用欲望”的后果
“消费暴力”是指一种以带有浪费或破坏性消费为特征的非理，它的“物欲”破坏了意义上的禁欲理想和以节俭为美德的社会权威。这种超越了正当需求的消费，缺失了价值目标的规制，完全成为个人欲望的随意性表达。从本质探究，消费暴力是在追逐财富欲望的基础上利用人类的“物欲”心理，被理性所开发设计出来的后果。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语境下，消费暴力对自然资源的持续破坏成为生态危机的“动力机”。
从历史上来看，消费甚或奢侈消费，在现代性的发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克思曾经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进行过因果关系式的解释，“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电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①桑巴特则将消费主义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开端，他认为是奢侈诞生了资本主义，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影响着工业生产的组织。对于奢侈的定义，桑巴特是这样认为的，“奢侈是超出任何必要开支的花费。”②在桑巴特看来，奢侈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使管理者才智超群；制造商足智多谋；促进新兴工业的兴起；最重要的是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形成使奢侈品工业能够得到投资，从而被维持运转。这就是奢侈的神秘力量，“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③因而，奢侈在桑巴特那里，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厂家，使生产和贸易顺利开展。如果说他从生产循环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运行流程，那么鲍德里亚则直接打开了消费社会的欲望闸门。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进，物品的极大丰富形成了丰裕社会，刺激了人们的生理欲求和享乐欲望，眼花缭乱的商品使人对商品的需求脱离了使用价值的目的，而变得符号化和幻象化，这促使奢侈消费成为现代社会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一切都源于丰裕社会的消费活动不单是一种需要，还是一种责任和道德，“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④
消费，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核心，是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技术的进步和管理上的理性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人类进入到一个物品丰富的丰裕社会。然而，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在“生产一交换一消费”的程序运转中才能实现增殖财富的目标。在生产可以保证的情况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②[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③[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第212-214页。④[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8-69页。下，生产再循环的实现就取决于产品能否在极短时间内被消费掉，如何激发人的消费欲望就成为展现人类智力的重要领域。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所担心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刺激需求是现代经济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有效法宝。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消费主要是被人类理性所设计、所开发出来的结果。消费在经济再循环中如此重要的地位，摧毁了对物品满足感的定义，激发了人的享乐欲望，颠覆了节俭就是美德的传统观念，使追求产品多样化和短暂化的消费方式成为现代人所认可的一项价值准则。由此催生了一种对物品“破坏式”的消费模式，使消费呈现出暴力性的特点，成为生态危机的“动力机”。“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是谁”①，以致于对产品的浪费竟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曾经提到明星“朝生暮死”的奢华连衣裙，早上穿晚上扔，洗都不用洗，“特别是这种豪华的浪费、这种高尚的浪费被大众传媒推到前台，从文化上只是进一步地促进了一种直接纳入经济过程的更为根本、更为系统的浪费，一种与物质财富同时由生产产生出来的、也纳入其中的、必须作为消费品的质量之一的功能的、的浪费而消费掉：易碎、陈旧、时间的确定、昙花一现的命运。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其可能的使用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②将商品快速的消费，浪费或是有意的摧毁是为了更快的进行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又以相同的方式将产品毁灭掉，为生产而消费，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一消费”的频率加快，势必增加对资源的耗费。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又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废弃的商品也加大了大自然的分解压力。消费暴力从实质上来讲，是在一种消费的幻象下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消费暴力是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所驱使，在理性的指导下对欲望开发与设计的结果，对产品的需求并非真实需求，而是个人主观望随意表达的方式。比如，广告对消费的诱导性。现代社会的广告不仅仅是对新产品信息传播似的“广而告之”，而是一种抓住消费者心理需求的“投其所好”。广告首先为消费者树立一个理想，让消费者产生一种幻想，再通过技术将理想的想象魔幻般地转化为需求，从而产生购买的冲动。大型超市和商场都在研究着消费者的心理，《消费者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营销学》这些经济类课程都是以人的欲望为基础，研究如何开发和捕捉人的购买欲望。然而，消费总是意味着产品的消亡或废弃，而只要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就意味着新的生产可以进行了。这种“为生产而生产”的模式必然加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为了满足被激发出来的消费欲求，对森林的砍伐使多少鸟类和兽类失去栖息之所，又有多少山川湖泊断流使稀有的鱼类灭绝，在这种虚假的生产和消费流程中，所带来的是对生态的真实的破坏。
此外，符号经济为消费暴力提供了便捷手段。在传统经济理论中，需求必须同时具备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然而，符号经济颠覆了这一法则，购买能力通过第三方的运作已成为可以忽略的要件了，金融创新通过“时间”这个因素将购买能力数据化，通过第三方的信用增级就完成了购买能力从“无”到“有”的转化，因此对产品的需求就只剩下开发欲望了。比如，消费信贷，分期付款等金融创新手段，加大了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此外，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将在实体商店的消费转到虚拟的网络中。网上购物省时省力以及方便比较的优点，更加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淘宝网在“双1l”创下60亿的消费记录就是明证。然而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所点击的是实体的商品，刺激了不必要的消费，但是加重了对自然的压榨与盘剥。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2
关键词：全球化市场饱和；资本主义根本发展方式；攀比性消费模式；科学的消费模式及发展观
此番由美国次贷危机肇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具有十分重要和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标志了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全球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认识和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从新的历史角度看待此次经济危机，特别是对于从新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全球社会的基本走向十分必要。
一
这次危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标志了自战后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化市场”，因半个多世纪的育发和充填，已然基本饱和！西方发达国家战后持续长达六十多年的繁荣至此戛然而止，一去不可复返了（除非如后述，世界消费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也就说目前许多人希望的，这此危机早晚会过去，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经济会重新进入持续繁荣轨道等美好希冀，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不可能。其根本原因或依据很简单：战后以来发达国家“因祸得福”地获得的此偌大全球化市场使这些国家在战前半个多世纪中饱受“市场桎梏”折磨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已勃然巨大起来，并终于狂奔到它的历史极限或“地球的物理极限”；也就是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全球化市场”再也不可能容纳如此爆涨起来的世界生产力了，它终于被塞满了，历史地塞满了。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科技力量在按几何级数飞跃发展，而现今这个“全球化市场”虽也会扩大但远远低于巨大科技力推动的世界生产力增速。这是非常确凿的根本事实。世界生产力从总体和根本上讲已发展到了全球市场所能容纳的终极极限。
但是目前尚没有人来冷静地面对这个严峻事实和严肃思考一下世界经济及社会今后的根本出路问题。西方人懵懂地以为，全球化市场似乎是无限的，他们如此糜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是理所当然且会永远延续的，但是今天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了他们兜头一盆冰水。西方国家就象一群吃得腹满肠肥的巨狮，突然发现世面上以往层出不尽的角马、野牛们一下子全都不见了，吃光了，而今它们只能万般无奈地去追逐豚鼠及野兔之辈，不得不重新体验“流线型身材”的滋味了。也就是说，由于世界这个最大的、终极的“全球化市场”基本饱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们今后只能也必须在新的形式上重新承受在“市场桎梏”中生活的困境，类似西方在战前一个多世纪经历的那样，只是再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可凭借坦克和军队争抢别家的饭碗（市场）来改善伙食了，因为别家的市场也都是满满的，抢了去也没用；何况如今核时代早已是世界战争为不可能的时代了，至少在可见未来里是这样。这就是此番世界经济危机告诉世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东西。正如近日英国新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约而同地告戒自己国民的那样，要做过“几十年甚至五十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这绝非冒言，甚至准确说他们给这个“紧日子”规定年限的做法其实是太冒失了，事实是这个年限只能是“无限”的，因为地球（的市场）是“有限”的。很多人以为这次危机只在金融及债务方面，这其实不过仅仅是现象、表象而已。试想，若不是生产力受到市场的根本扼制，人们及政府的现实及预期收入大减，如何能欠下如此金融及财政债务无法偿还而致爆发世界危机呢？我们还是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方是。
为更好了解世界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及更好地考虑世界的未来，回顾一下近代以来的世界或“资本主义”经济或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脉络，无疑是极有裨益的。
二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近代世界是自约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基本共识的是直至1871巴黎公社革命年前后为其第一历史阶段或“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在这200多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发展方式”或根本历史特征，即“国内市场”在这一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中起主要和主导的作用，可称之为“国内市场发展方式”。扼要说就是，在这一阶段西方各主要国家每年的生产量或社会生产力及其产品主要靠国内市场来消化，海外市场只起补充作用。这是由当时西方各国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对有限决定的，“国内市场”（或西方总和了的“国内市场”）基本能够消化当时大多生产力产品。然而自1785年瓦特改进的能在实际生产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蒸汽机出现起，各国生产力爆发井喷式发展，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孕育、积累了近一个半世纪后，在其第一阶段的最后约50年期间，原先 “国内市场发展方式”远无法承受或容纳如此爆发出来的“魔鬼般”的巨大生产力（产品），它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历史桎梏”；其突出和必然的表现是，西方生产过剩的世界经济危机频频爆发，工人大批失业，遭受苦难；而且正是因愈益频发的生产过剩及经济危机，愈益频频失业的劳动者们则因而“正比例”地愈益“贫困”，这正是当时“（生产）财富越多却越贫困”之奇特历史现象。（当今不少学者指责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正是因不知当时这种特殊历史状态及事实，难免“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了。）更明确说，正是蒸汽生产力迅猛发展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方式）”无法承受的极限，资本主义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严峻的“生存危机”。
不可避免，当时西方社会在这种历史情势下，劳资矛盾白热，工人起义频发，社会巨大动荡混乱一片。正是针对这种态势，马克思作出了“资本主义丧钟就要敲响”的预言。现今不少人诟病马克思的这个预言，但是似乎没人晃悟到这个事实，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不正是“已经”敲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丧钟了吗！无可置疑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了其第一历史阶段的尽头，若不改弦更张的话必定不知还有多少个资本主义“丧钟”被敲响。不过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当时在无它路可走的生死关头，必然且悍然地走进了它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
三
巴黎公社的发生，使各西方国家受到严厉警告，再不改变这种“（市场）桎梏经济状态”，缓和劳资尖锐矛盾，迟早“柏林公社”、“伦敦公社”等必将出现。在市场压力和起义压力双重作用下，西方各国逐渐不得不历史地走上了它新的，通过对外战争夺取所谓“生存空间”（即“市场”）的基本发展方式，即“武力争夺国（海）外市场基本发展方式”，用以排泄其日益膨胀起来的过剩生产力以避免在双重危机中坐毙。资本主义正由此进入了它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这期间电力的工业应用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膨胀，更加剧了这种“基本发展方式”转换的急迫性和生死攸关性。自普法战争起，西方各国对国（海）外市场的争夺愈益炽烈，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1892年俄法签定军事协定，1895-1896年的埃意战争，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07年英法俄协约的最后形成，终于在1914引爆了旨在争夺生存或市场空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力从“国内市场发展方式”向“（武力争夺）国外市场发展方式”历史转换的最终完成。
无可置疑，西方各国之所以不惜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及伦理代价来相互撕杀，正是因为（在当时情势下）不如此他们必将坐毙在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或“国内市场（发展方式）”之中。只有从上述资本主义生产力演化脉络及其“基本发展方式”历史性转换角度，我们才能抓住这次大战的根本历史缘由。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根源同出一辄，而且更为明显。德国和日本在当时迅速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与其“生存空间”相对极为狭小的巨大矛盾之生死攸关的压力下，别无他途地走向了这条拼死之路。毫无疑问这在当时是十足的历史必然，仅仅从希特勒及东条等人的好战等解释二战是十分偏狭的。从更深层角度讲，在整个资本主义第二阶段（1871年——二战结束），“世界大战”实质上取替了其第一历史阶段中“世界经济危机”的作用或机制，扮演了周期性根本调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历史角色。即资本主义经济在其第二历史发展阶段中，必然在相隔二十年左右时间周期性地爆发世界性战争来重新洗牌，依西方各国由“发展不平衡规律”（列宁语）导致的生产力及军事力的畸变、消长，靠武力重新争夺、划分国外市场（国际势力范围）以外泄其过剩生产力，重新调整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经济比例及秩序。这是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及制度相互作用的必然历史结果。一战时是这样，二战更是如此，若无后来一个划时代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必将产生的三战、四战等绝无非是。很多人在看待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时严重忽视了其经济运行的这一最很本的内在历史因由。
四
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第二历史阶段及“武力争夺国外市场基本发展方式”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是核武器的发明和使用。核弹的存在及其巨大的毁灭力，使得任何一方世界战争的发动者绝无“胜利”可言，由此便彻底遏制或取消了资本主义希图靠武力争夺国外市场来排泄愈益过剩生产力这一根本发展道路。同时，又由于战后科技大革命的出现及各地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战后西方各大国的“排泄与生存”问题日益尖锐，历史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第一阶段后期“桎梏经济”及“待以坐毙”的严峻状态。毫无疑问，如前述种种可知，资本主义（经济或生产力）发展到这一程度，“国外市场”已然是决定西方各大国生死命运的项上套索，从任何历史及现实的社会发展逻辑及法则可知，若解不开这一“末日套索”的话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制度绝无苟延下去的任何历史可能。不过幸运的是，资本主义在那时的历史生命力亦仍未达到其最后历史终结的地步，它还有些“余勇”可籍；除了当时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及尚有广大经济极不发达国家的缓冲地带等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雄厚的科技发展力最后一次地挽救了资本主义。战后，西方各国因再无法凭武力抢夺海外市场以求生之强大的“坐毙”历史压力下，最后不得不辗转反侧先后依靠其日益强大的科技力量，通过极力降低商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途径终于在绝境中突出一条救命之路，即凭“跨国公司”和优势商品取代了坦克和士兵逐步打开“全球化市场”之路，这就是“以和平方式（或跨国公司方式）争夺全球化市场”的第三个“资本主义基本发展方式”。（实质上战后科技大革命的缘起最直接及主要的正是因各国极力发展科技力量开发“优势（泄外）商品”的强大历史压力下推动起来的，至少是互为推进的。）资本主义亦正因此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至今。历史结果证明，这正是一条资本主义“因祸得福”之路！
战后以来，准确说自战后至此次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由于“全球化”或“全球化市场”的逐步开拓和展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膨胀起来的巨大生产力终于找到一个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广博”及“合算”的排泄市场，以往派出的坦克和士兵被拼死抵抗的情形和代价不见了，代之以弹冠相庆的远接高迎，“世界名牌 ”几乎在任何发达及不发达国家风靡经久，甚嚣尘上。资本主义战后竟然持续繁荣了半个多世纪！这同血泪斑斑，白骨累累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形成极为鲜明的历史对比。西方的智者们或能有悟的话一定会大为感叹：若早知有此体面、高效的和平发展（或排泄）方式，何必当初大打出手，付出如此血斑斑及臭烘烘（名声）的巨大历史代价！”
五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按既定状态发展的，无论是黑暗状态还是升平状态，它是永恒地按自己的内在法则曲折、变动地演化着的，这个法则就是“生产力发展永恒提高法则”或者说是“生产力永恒发展与相对稳定的市场相互作用法则”。如前述，战后由于“全球化市场”或世界最大也是最后的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奇迹般地持续繁荣了半个多世纪，人们原本以为这个全球市场和经济繁荣是无限的因而是可永远持续下去的。但显然，此番世界经济危机已然吹破这个美好的梦想或绚丽的大泡。这此危机明确无误地标志了“全球化市场”已经历史性地基本饱和，并由此宣告了资本主义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彻底终结。以这此危机为起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某种程度上连同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第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约略概述一下这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根本特征及西方各大国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基本发展脉络。
由于全球化市场的基本饱和，当今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再一次又面临生死攸关的“市场桎梏”问题。回到武力争夺时代已无可能，开拓地球以外的市场更是天方夜谭，这正是目前经济危机给当今资本主义（及世界经济）提出的最大也最严峻的历史难题，也是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历史困境。这里本文权且给出或推测出今后资本主义历史演化的基本脉络或运行轨迹。首先在经济方面，西方各国必然且必须将逐步接受和适应什么是“适当消费”或“合理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往“繁荣时期”养成的靡费自然资源，追求过度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必将淘汰。同时，西方各国贫富不均现象将大幅度消减并逐步趋于最大限度的均等；因为惟有如此才能缓解必然的历史性“消费收缩”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无不必将如是施政。当然西方各国经济上也非完全暗淡，它们必倚助其强大的科技力量，在有限的全球市场中拼力争夺，或有改善及亮点，但这只能起非常有限的作用；另方面，在科技输出方面必将大幅度增加，这样虽对西方的经济作用亦有限，但在辅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或“共同发展”方面具有深远及重大历史意义。在政治方面，西方各国的左翼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方在频繁政党更迭中将愈趋稳定的主导地位。因为显然，占绝大多数的劳动阶层选民的力量在上述经济平均或平等化必然过程中将日趋壮大，他们在“收缩消费”的历史大趋势中为争取更多合理权益而必然选择及逼迫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为他们服务。在此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制度）上必将逐渐加速向“国有化”或“计划（宏观调控）化”和“福利化”演变；政治上必将朝劳动阶层意志占主导方面加速过渡（实质上，这两个方面的演化自战后以来已就开始及延伸，并在北欧有重要突破，但在西方整体方面还是缓慢、复杂、犹疑、含糊的）。这样演化的结果，可以说，资本主义距离其最后自我升华或最终自我淘汰的日子必将不远了，或者说距离必将到来的“世界大同”时代已不很遥远了。资本主义各国在今后长达几十年的“过紧日子历史阶段”中，实质上是在历史地“等待”其他较落后国家发展起来，追上来，进而趋于“大同”。当然西方各国也并非消极“等待” ，由于历史的进步，他们自愿不自愿地通过大量输出科技、管理及国际互助等途径，在辅助发展中国家“追上来”方面将起不小作用。资本主义在这个新历史阶段中的“基本发展方式”由此可大略归结为——“内外互助，抱团（过冬以）待春”基本方式，或“学术化”些地讲则是——“以内在变革及外部互助根本途径，开拓及深化‘大同化全球市场’”之根本发展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第四历史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朝新的历史形态嬗变或升华的必然阶段，亦是其最后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已非原先的或“典型资本主义”而是“过渡（中的）资本主义”，即愈益愈多地添有更文明、进步因素并朝实质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或“大同社会”历史演变的资本主义，亦可说是终将自我“安乐死”之资本主义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内在必然的辨证历史过程及结果。这个历史过程大约需50到100年时间。从另方面说，西方目前面临的正是终极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与其所有制（私有制）或全球化市场基本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必将出现该矛盾根本解决或扬弃的历史关头了。
六
总之，资本主义今后的历史道路只能是必将朝自我革命、自我升华，携助世界（经济），联手“大同”方向演化；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全球化大同”已然可期。这个新的“全球化大同社会”或“新世界”也许与人们向往几千年的“大同社会”及马克思预言的“按需分配”的“科学社会主义”有诸多不同，但其在精髓上差不了多少。因为，这里特别突出强调指出的是，只有在基本消灭各种类型之“私有制”或至少是“糜费生活方式”，并实行全民生活资料合理、富足的“（无偿）按需消费”或“大范围社会福利保障”的社会前提下，人类“全球化市场饱和”的终极历史难题才有可能根本解决。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有在全体人民在富足但不奢靡的（无须货币媒介的）“无偿消费”即“按需消费”模式中（瑞典等北欧国家“高福利社会”现今已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由于人的合理物质消费毕竟是有极限的，因此社会物质（消费资料）生产相应地才可能有一个合理或科学的“历史及自然限度”。惟如是，人类（或各国）才能在根本上彻底消解“全球市场饱和”这个终极历史难题，或者说才能彻底化解“人类过度物质消费欲望与地球自然资源极限”这个终极历史矛盾及终极历史困境。简明地说，几千年私有制形成的，不合理的人们“攀比性或炫耀性消费模式”在“全球化市场”饱和的绝对限制下在根本上已成为不可能，因此世界经济的根本出路，只能且必然地是，（逐步）在世界范围内以“富足但不奢靡的大同消费模式”历史性地取而代之！（当然，这个历史过程是由一国、几国直至世界各国的过程。）也就是说，“生产”的本性或本质原本只是“（合理）消费”，但嬗变至今却成了“赚钱”即“攀比性消费”！合理，富足的消费是人类（生产力）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无休止的赚钱或攀比”是即使有一万个地球市场和资源也无可满足之的！眼下，地球的物质极限严厉地命令人类：要改改你们几千来养成的臭毛病啦。
最简约的例子，若社会只提供各街道上足够的“FREE（无偿）”汽车，那么全社会可节省一多半的（以往）闲空公私轿车及相应的耗费及污染；若社会只提供空间、设施合理但足够舒适的F R E E住宅，也必将大为节省以往奢靡的毫宅、别墅及空闲房产的无谓耗费，正所谓“纵有广厦千间，夜宿一席之地”，……不一一列举。就是说，一旦从制度上杜绝人们籍物质攀比以显人生价值的旧本性，代之以（在“大同消费”基础上）凭人们的科技、艺术、思想、情操及完善发展程度等精神性贡献及（复杂或高级）劳动成就竟相为最荣之新人性，社会消费（及其生产）总量及自然资源必将大为节省。特别是，新人性将使人类及社会大为完善及深化发展。这种消费或“市场”模式，就是“物质消费资料按需（富足及合理）分配”或“大同消费”。从全球角度讲就是“大同化全球市场（消费）”模式。人类合理、科学的物质享受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精神性享受或人性、品格、才能的完善化是无限的，才是应着重发展之的。人类现今该是深刻及现实地面对及严肃重新思考当今历史处境及自己本性的时候了。若依以往人们在“私有制”土壤中千年积淀出的“炫富耀奢”之（消费）本性，非但再有几个“全球市场”也不够，况不可能；更是地球人，特别是眼下西方人（劳动者）必将遭受无休止的生产“不足”、消费日减之苦，更不消说贫富矛盾、贸易摩擦的不尽争乱。从全球角度看，人类今天及不久将来的巨大科技力和生产力，已经提供出足够的上述“合理消费模式”或“大同社会”的历史可能及其根本物质基础。现今缺少的不过就是化解几千年来“私有制”（攀比消费）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沉疴。或者说，今天的地球人该是或必须彻底转变旧思维及旧体制，深入思索及树立我们中国正在热议的，最高层次的“科学发展观”的时候了。实质上，从最根本意义讲，所谓“大同社会”其实并非什么人的美好愿望，它不过是地球的“物理体积”强加给人类的必然选择！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全球市场终极饱和和攀比性消费永恒不足”的绝对矛盾和争斗间无尽的自相烦扰！尽管类似现今的“全球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必然出现，尽管世界今后的发展会出现难免的各种动荡、周折；然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这给中国的发展既带来波折也提供了机遇，以溶入这个世界潮流，好在中国国内尚有不少不发达地区（市场）可供回旋。这些，就是目前世界经济危机明确但内在地告诉我们的，吾等应善解之为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2]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3]《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研究》.昌宗泽.《社会科学研究》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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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白暴力粱泳梅：《理论经济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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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经济危机的实质及我国反危机措施的思考》刘昱，刘晓英.《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5期.刘昱：
[8]《布伦纳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蒋宏达 张露丹 译.中央编译局网站.http：// /xszm/200905270001.htm.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3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4
（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必然把自然置于对立面，把它当成掠夺和获取财富的对象，为生态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高兹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追求利润就是生产的唯一动机，而这必然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因为在利润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生产首要关注的是花最少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他们关心生产成本基于生态平衡，毕竟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会计入生产成本，也不会增加企业的经济负担。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也即破坏”（安德列?高兹，1980），只要开动机器进行生产，就是与生态系统的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莱斯和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本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采取不断扩大生产的方式，并通过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来推动生产的正常运转。在自由竞争使得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保证生产利润，加大应用科学技术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从而引发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短缺，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佩珀也主张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根源于对自然的控制，而是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梦想和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阿尔文?托夫勒，1983）。福斯特的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入手，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注重短期回报、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等特点，这种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按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最终会突破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引发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内在的联系进行了论述，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就要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构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二）全球性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对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把它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和科技优势，把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资源，甚至直接将各种污染物和废弃产品输送到这些国家，从而转移国内生态矛盾，使生态不公正扩展到了全球。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福斯特在《脆弱的星球》中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对全球的资源掠夺、污染输出、能源战争等方面呈现出合法化、制度化、手段多样化诸特点，并用大量事实证明生态帝国主义损害了社会和环境公正，是全球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佩珀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维系本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平，就会借助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尽可能地剥削和抢占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并竭力宣扬资本主义消费模式，使全球的生态环境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继续买单。佩珀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残酷手段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以此来维持和改善本国的生态环境，使其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不公平产生的根本原因”（戴维?佩珀，1993）。奥康纳则用“不平衡发展”和“联合的发展”的概念来说明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及其对生态危机的影响，指出当代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与联合发展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污染、资源的枯竭有着莫大的关联。在奥康纳的代表作《自然的理由》中，他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及臭氧层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毁坏、能源及矿藏的减少，土地流失等等生态变化，都是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期以来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詹姆斯?奥康纳，2003）。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局限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为我们全面地深刻认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可选择的理论资源。但是笔者认为，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有把生态危机根源论“一元化”的局限。面对生态危机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威胁和危害，各国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如罗马俱乐部出版的震惊世界并畅销全球的著作《增长的极限》（1972），就把经济增长和人口激增归结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中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炸、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类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等；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科学理性的张扬，使科技异化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这些有关生态危机理论的探讨角度多种多样，得出的结论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又相互补充，不断丰富了生态危机理论体系，并为解决现实中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显然，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制度维度出发，把全球生态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扩张的结果，是对生态危机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不能全面地反映生态危机的实质。其次，把全球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过度夸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意识形态国家的输出，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生产方式上的自主选择。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社会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其先进的一面。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1995）。但是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同时也对全球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对各国的国际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并非无可替代。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仅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主人翁意识和劳动积极性；在经济体制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用市场调节加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用三十多年时间创造出资本主义用几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显示了制度的优越性。从此来看，我们不能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质同构，认为两者同根同源，演变机理也如出一辙（曹顺仙，2012）。否则，把中国的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的结果，还难免有否定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之嫌。第三，把全球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还可能导致对各国自身生态问题的忽视，把生态危机的责任推卸给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无法真正地肩负起化解本国生态危机的历史使命。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环境的加剧破坏，几乎是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进程同步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是，生态危机的化解需要全人类打破国家界限和民族界限来共同应对。因为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家园，是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体，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跨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和及社会制度的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有多强大，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都难以独自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也不可能在生态危机中独善其身。这就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化解，既需要生活在地球生物圈的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从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挑战面前携手合作，在平等的原则上共同设计和筹划出整体的、战略性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通过深度合作使这些方案付诸行动并取得实效；又需要不同的国家、民族切实地担负起本国、本地区的生态重建责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化解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重建贡献各自的力量。
三、资本逻辑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论的超越
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看作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对于解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笔者以为，资本逻辑可以实现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论的跨越。首先，资本的逐利本性势必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众所周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在于驱使资本家们将更多的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到新的生产活动之中，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限度增值。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获取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可以说，资本从来到人世间的那一刻起，它的本性就驱使他不择手段地吮吸活劳动从而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增值。显然在资本的逻辑里，整个自然界只具有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是资本家无偿的不费分文的自然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其他价值。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动机，使得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突破自然界所能承载的限度，其最终结果就是导致气候变暖、森林锐减、土地沙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矿藏资源日益枯竭、水体和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由此观之，是资本逻辑的存在和横行，才使自然界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使生态危机成为人类无可避免的命运。其次，资本作为生产的要素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从资本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范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有资本范畴。“把资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就必然会把‘资本’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否认‘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李为民，1987）。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整个社会都把资本看成是与压迫、剥削、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等概念高度相关。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资本的概念才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才出现了最早作为社会主义的“资本”范畴。事实上，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资本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方式实现资本的积累，或通过外资引进，加速了由资本原始积累向资本积累发展的周期等，从而激活了市场中的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资本逻辑可以解释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现代国家，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只要投入和运用，就必然会创造价值和积累财富。相应地，由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资本的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也不可避免地在经济活动中展现得一览无余。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的生产，都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剩余价值。而从经济体制层面来看，只要是市场经济，表现出商品的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卖而买的资本运动就必然发生。放眼全球，由资本所导致的种种生态环境的破坏，并非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由此看来，资本逻辑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所共有的，它不仅解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可以解释非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说，资本逻辑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四、结语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5
[关键词]欧债危机 路径 经济
2009年，欧盟成员国希腊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随后其他欧盟国家也开始陷入债务危机，首先是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随后蔓延至比利时和意大利，欧债危机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令欧元区面临成立11年以来最最严峻的考验。残酷的危机使得诸多专家学者探寻欧债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并纷纷致力于欧债危机演变趋势的预测，以期获得最优选择。本文探析了欧债危机的爆发的根源和影响，并就其演变路径进行预测，只有看清了欧债危机的发债脉络和趋势，才能从危机中规避风险和寻求机遇。
一、 欧债危机根源
欧债危机发生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人们纷纷对欧盟这个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发生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认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欧盟内在的制度缺陷。华夏基金张后奇认为欧债危机根源在于欧元区一直以来实行的高福利制度。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的观点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统一财税权之争。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债务危机和失业是政治精英们为政治利益所犯下的错误。笔者以为，欧债危机的爆发的原因不是某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各种因素合力的作用。
（1）外在根源：金融危机的深化
首先，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引发了债务负担。08年美国金融海啸之后，世界经济持续动荡，欧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一度陷入衰退。为保证经济发展和就业，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尤其是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欧洲各国为抵御经济系统性风险的救市开支巨大，政府各项财政指标急剧恶化。部分国家多年财政纪律松弛、控制赤字不力，财政收支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目前欧元区16国平均赤字水平超过，各国财政赤字过高和债务严重超标直接引发了本次债务危机。
其次，评级机构煽风点火加速了危机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美国政府的干扰控制，处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考虑，评级机构不断下调欧盟国家信誉等级。2011年7月末，标普将希腊评级从09年的A-下调到CC。9月，标普宣布，将意大利长期债务信用评级下调一个等级，从原来的A+降至A，同时给出了负面展望。11月，标普将匈牙利评级从BBB-/A-3'调降至BB+/B'，展望为负面。信誉评级一方面使得投资者对欧盟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得援助国对于出售援助欧洲举棋不定，从而加速了危机的蔓延。
第三，投机资本、热钱涌动冲击了原本脆弱的局面。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迅速蔓延至欧盟国家，投机资本和热钱纷纷涌入欧洲，妄图从中分一杯羹，他们一方面大量沽空欧元，一方面大批低价收购违约信用产品。投机资本使得欧盟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也使得市场对欧盟失去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涌入的热钱和投机资本很多热钱很多都是欧盟自身所拥有的。热钱回流在某种程度上对缓解欧债危机又一定帮助，但是妄图利用热钱来解决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
（2）内在根源：欧盟所固有的体制缺陷
第一，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导致调控失效。1992年，欧盟首脑会议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奠定了欧盟的制度性基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必须上交货币政策权力，但是不必上交财政政策权力。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欧盟在进行经济调控时，各成员国存在着“搭便车”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分散的财政政策影响了欧盟的救援力度，当发生不对称经济冲击时，欧洲央行无权调动各国的财力进行调控。即使欧盟成立的结构基金能向成员国提供一定的财政援助，但救助负债国家的决定可能引发道德风险，需要反复博弈和权衡。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危机国家选择退出欧元区。另一方面，统一的货币政策限制了各国财政调控的空间，在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对称的框架下，由于货币政策统一上交，各国政府面对不对称冲击时只能依靠财政政策这一“跋腿”刺激本国经济增长。
第二，刚性的福利制度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欧盟历来实行刚性的福利政策，承诺提高工资和养老金待遇是各国政党争取选举胜利的常用手段，社会福利水平因此不断上升，加上人口老龄化加速，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只能倾向于扩大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在劳动力市场上，强大的工会组织提高了单位劳动成本。强大的工会可与资方谈判或通过罢工向政府施压，导致社会工资水平处于高增长状态，实际上提高了PIIGS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使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尽失，无力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竞争。
二、 欧债危机影响
就目前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仅限于欧盟范围内，而且遭受重大影响的仅仅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几个国家。但是欧盟作为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体化组织，其受到的影响却是全局性的，在此，笔者通过金融市场、外汇市场和贸易市场来阐述欧盟经济受到的影响。
（1）欧盟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融资困难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投资者恐慌情绪积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出于避险需求，国际资本从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流向美国国债市场。全球资产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2010年1月到5月，PUGS国家中希一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股市市值分别下降了33%、 29%、11%和28，波诡云橘的国际金融市场使欧元区国家所面临的金融。欧盟国家同期债务信用违约掉期CDS息差大幅上升，其中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息差创历史新高，相关国家再融资成本迅速上升。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6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Gorz.EcologyasPolitics,Boston:SouthEnd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