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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1
一、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欧债危机产生和持续蔓延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总体上可以从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三个层面来分析和解读。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全球性金融海啸的冲击，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并面临持续下行压力，政府不得不在原本高企的债务水平上继续推进杠杆化以应对危机，导致政府债务水平激增，最终出现无法偿付的债务危机。而希腊债务危机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导火索。当年为了加入欧元区，希腊与高盛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以实现自身外币债务的缩减，从而达到欧元区财政赤字率的要求。但希腊为此也付出了长期向高盛支付高额回报的巨大代价，从而使希腊无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债务水平都逐渐陷入泥沼，最终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引爆债务危机并持续扩散和蔓延。
欧债危机长期蔓延并难以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制度设计存在先天缺陷，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政治一体化进程严重错位。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竞争力较差的国家在自身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欧元区，其自身的问题和矛盾虽一时得以掩盖，但随后仍逐步凸现并最终爆发，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相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财政政策不统一、欧洲央行缺乏最终贷款人角色，南北经济体发展不平衡等瓶颈，导致欧元区缺乏解决危机的高效手段，使债务危机持续蔓延。
欧债危机爆发的深层根源是欧元区部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与其为维持老龄化和高福利社会而产生的国家债务水平严重不匹配。如果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私人金融部门发展的脱轨，那么欧债危机就是以老龄化、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条件下公共金融部门财政管理的异化。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福利的刚性特点以及争取选民等政治需要，欧洲弱国通过大肆举债维持高额的国民福利。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高额福利与其本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效率水平即国家竞争力并不相符，也就是说，其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无法长期支撑其福利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债务水平。这种低竞争力国家的高福利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乏力使国家债务、国民福利、国家竞争力的矛盾迅速凸现，国家财政被高福利社会绑架而无法自拔，导致国家财政面临破产风险。
二、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
欧债危机已持续三年之久，而预计未来3—5年内仍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之所以积重难返、危机干预效果不佳，主要是由于三大现实困境持续发挥影响，制约了欧债危机的快速有效解决，导致了欧债危机解决进程缓慢。
一是欧洲重债国深陷刺激经济增长与缩减财政支出两难困境而左右摇摆、无法自拔。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整体面临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各国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普遍处于历史高位。从2011年全年来看，欧盟及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主要成员国GDP同比增速呈现四个季度逐季下行态势，投资与消费都出现持续萎缩，失业率不断攀升，其中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一度超过20%，而失业率最高的这些国家恰恰也是欧债危机中最具危险性的，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累积。同时，虽然银行流动性有所改善，但由于补充资本充足率等需求以及受经济不景气、投资与消费持续下滑的影响，银行流动性并未有效注入实体经济。如何在财政紧缩、满足救援条件的同时有效刺激经济和保障就业将是重债国未来最大的挑战，而这一过程必将艰难而漫长。
二是欧元区经济体综合实力差异大、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了欧元区政策出台的效率和效果。欧元区各国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债务水平等诸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未来其债务仍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要求其加强财政纪律的实际约束力和操作性如何令人怀疑，可能会继续拖累整个欧洲经济，成为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例如近半年西班牙债务问题凸显。欧元区经济体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并非短期能够改善，为欧洲经济未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
三是欧洲国家内部、各国之间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博弈大大制肘欧债危机解决进程。事实上，就危机本身而言，欧元区有解决危机的能力，通过“财政契约”、再融资操作等一系列措施，也已初见成效。但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却艰难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既面临着致力于美元霸权的美国等国际力量的挤压以及全球主要评级机构的打压，也充斥着欧元区及欧盟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涉及到修改各国法律、执政党民众支持、缩减福利开支和维护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欧洲各国需要经过反复博弈来找到利益平衡和妥协的解决办法，需要根据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倒逼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这都大大阻滞了欧债问题的解决进程。这就如同美国国债违约危机中的政治博弈，这种一致性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能达成，但终究会达成，否则结局对博弈各方都是损害。
三、欧债危机的解决思路
从长期来看，欧债危机的总体解决方向必然是推进欧洲一体化。辩证的看问题，欧债危机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欧洲国家面对问题思考解决思路，大大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欧洲一体化历史上的里程碑。统一的欧洲是历史的趋势和潮流，当前实现了货币一体化的欧洲，正从有限的财政一体化走向完全的财政一体化，其理想的未来将形成统一的类似美利坚合众国的“欧巴罗合众国”。
就中短期而言，欧债危机的解决路径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振兴各国实体经济，寻求各国经济平衡，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使社会福利与经济实力相匹配。欧洲各国要规范财政金融，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处理好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对于希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来说，要进一步强化财政纪律，使本国国民享有的福利水平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财政资金更重要的用途在于培育本国的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才能有效推进财政、政治一体化进程。
其次，为有效遏制当前危机的深化和蔓延，需继续强化ESM等救助机制作用，必要时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加快推进财政一体化进程。目前欧洲也正朝着这一方向缓慢前进。2011年底以来，欧元区采取的几项重大措施。一是欧盟峰会26个成员国缔结了“财政契约”，同意加强各国财政纪律，并强化了EFSF和ESM等危机救助工具。二是欧央行于2011年12月和2012年2月实施了两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以1%的低息向欧元区银行提供了1万亿欧元的贷款。三是2012年9月份欧洲央行议息会议上，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启动OMT。央行要求西班牙等重债国推行债权国家要求的严格的财政缩减以及改革计划，在此前提下央行帮助相关国家压低举债成本，为重债国争取时间制定较长期的危机应对措施。同月，德国裁决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ESM（欧洲稳定机制）合法。目前欧央行在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宽松的流动性政策，而对于发行欧洲统一债券的讨论也此起彼伏。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2
【关键词】 胃癌；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传统开腹术；临床疗效
DOI：10.14163/ki.11-5547/r.2016.11.085
胃癌是常见的肠道恶性肿瘤， 发病率高， 死亡率也高， 给患者生命带来了严重威胁。目前， 胃癌的临床治疗方法较多， 但各具优缺点[1]。本研究对近年来本院就诊的胃癌患者进行了相关治疗方法比较， 取得了一定成果，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9月～2015年9月来本院就诊的160例胃癌患者， 其中女56例， 男104例；年龄25～76岁， 平均年龄（42.5±11.17）岁；病程1.5～6.5年。随机分为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与传统开腹术组， 每组80例。所有患者均经过本院资深医师检查诊断为胃癌患者， 无其他影响本研究的大型疾病存在， 且患者均自愿选择治疗方式。
1. 2 方法 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患者，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在患者全身麻醉取平卧后， 予以27例行腹腔镜全胃根治术， 45例行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 8例行近端胃癌根治术；而传统开腹组患者则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予以相应的开腹根治术， 其中， 19例行全胃根治术， 54例行远端胃癌根治术， 7例行近端胃癌根治术。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免疫功能情况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各项免疫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患者自主选择术式进行了相关治疗后， 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患者的CD4+、CD4+/CD8+优于传统开腹术组（P0.05）。见表1。
2. 2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临床疗效情况比较 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患者治疗后其出血量、切口长度、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等显著优于传统开腹术组（P0.05）。见表2。
3 讨论
肿瘤疾病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恶性肿瘤疾病。胃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之首，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别， 50岁以上的男性多发， 女性发病率相对较低[2]。发病原因主要与患者所接触的生活习惯有关， 常食含有亚硝酸盐、真菌毒素等的食品以及吸烟患者最易发病， 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 晚期可出现消瘦、营养不良以及恶质病等情况。尽管近年来我国胃癌发病率有所下降， 但其易转移、易复发， 预后效果不良好的情况却一直存在。目前， 临床上采用手术治疗， 主要是腹腔镜辅助远端根治术与传统开腹术[3]。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 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在胃癌治疗的应用中逐渐增多， 它具有创伤小、出血少以及恢复快等优点。全胃腹腔镜根治术主要分为大网膜分离、淋巴结处理、胃远端手术吻合以及消化道重建四个过程[4]， 但由于在手术过程中， 胃癌手术需要多层次的解剖以及相当复杂的淋巴结的清理工作， 从而导致了该技术的大量推广使用。为了提高胃癌患者的手术成功率， 一些医院的医师常采用一些辅助手段来改进胃癌手术。本研究所使用的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就是其中之一[5]。
在本研究所使用的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中， 腹腔镜的放大功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手术视野， 且在手术中使用超声刀进行分离， 使得在离段时组织的凝结效应较为良好， 减少了手术中患者瘤细胞自淋巴管的脱落。但尽管腹腔镜胃癌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能够解决胃癌的多平面解剖， 但也容易在血管老化以及淋巴结扫除时出现差错， 因此需要操作者对该手术进行深入了解， 以保障手术的顺利进行。在本研究中， 使用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进行手术的80例患者在本院医师的精心治疗下， 取得了良好效果。该组患者不仅手术出血少、切口短、住院时间等也相对较少， 各项临床表征优于传统的开腹手术组患者， 且就患者的各项免疫功能来看，人体的CD4+T细胞主要是辅助T淋巴细胞和效应T细胞， CD8+细胞则主要是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和抑制性T淋巴细胞， CD4+和CD8+之间的动态平衡反应了机体对免疫调节的反应以及免疫的平衡维持， 其比值降低说明了患者的免疫功能有所下降， 而在本研究中， 采用传统开腹术的80例患者的CD4+和CD8+比值下降较严重， 说明了开腹手术对患者的免疫功能影响较大， 而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则有效的避免了传统开腹手术出血量较多、术后疼痛较严重、对免疫功能影响较重缺点[6]。
综上所述， 将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用于胃癌患者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效果， 但还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以提高手术质量， 保障患者生命健康。
参考文献
[1] 施伟， 王建， 张梅玲， 等. 1340例胃癌根治术后患者预后的多因素分析.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1（9）：1310-1315.
[2] 李栋， 周旭坤， 李平.应用腹腔镜辅助D_2根治术治疗远端进展期胃癌的临床观察.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12， 21（10）： 1303-1305.
[3] 王德臣， 袁炯， 傅卫.腹腔镜胃癌根治术3年随访报告.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10， 19（10）：1053-1056.
[4] 戈应刚， 王子卫.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治疗直肠癌的对比研究. 重庆医学， 2011， 40（27）：2737-2739.
[5] 帅磊渊， 刘福亮， 李益飞， 等.远端胃癌腹腔镜D2根治术与传统开腹术近期疗效观察.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2013， 38（4）：432-434.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3
【关键词】萧条经济学 需求不足 经济危机 泛金融化
克鲁格曼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对金融危机就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应对衰退的传统政策已经失效，我们需要重温萧条经济学。所谓萧条经济学，就是专门讨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
一、克鲁格曼为什么提出“回归到萧条经济学”
“回归到萧条经济学”这一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是克鲁格曼基于对近30年来世界各国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研究为基础提出的。另一方面是缘于克鲁格曼作为一个反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否定。
二、克鲁格曼对近20年来金融危机的分析
（1）克鲁格曼对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的分析。1991年日本“大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了衰退期。从历史来看，金融泡沫破裂之后进入一个衰退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像日本一样持续长达10年之久的衰退必有其特殊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日本是跌入了可怕的“流动性陷阱”，要从衰退中走出来，日本政府有几种基本方法可以选择。一是降低利率，然而日本已将利率削减至零，仍然没有使衰退缓解。二是赤字开支，增加政府投资。日本曾经设法刺激经济，可是并未起到持续的作用。以上两种传统的方法对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日本都没有起到作用，对此克鲁格曼主张要用预期通货膨胀来解决“流动陷阱”的问题。日本的经验应该引起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1999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中发表的“萧条经济学东山再起”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的经验不仅证明，现代经济发达的国家可能掉入流动性陷阱，而且证明，认为财政政策能够使经济摆脱这种陷阱的轻松假设实在过于乐观了”[2]。
（2）克鲁格曼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在1994年克鲁格曼就严厉指出亚洲经济体存在严重的问题，其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大量投资来驱动的，它的全员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或者只是稍微有所提高，以这种增长方式增长的经济是注定不能持久维持的。对于1997年泰铢贬值引起的亚洲金融危机，克鲁格曼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危机的机制，危机如何发生以及蔓延的；二是政府为何没能防止灾难的发生。危机的蔓延基本覆盖了大部分亚洲经济体，让人费解的是一些发展很好的经济体比如韩国也难逃其害，一并陷入危机的深渊。克鲁格曼将危机的发生与蔓延过程称为投机冲击产生的“自我正名的恐慌”，而亚洲经济体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对这种“自我正名的恐慌”缺乏抵抗力。
（3）克鲁格曼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分析。克鲁格曼没有孤立的去看此次经济危机，他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是目前正在上演的全球危机的某种预言”，而现在的美国与90年代的日本又是何其的相似。同时他也将此次危机看做是美国80年代末的储蓄信贷危机、90年代末的股市泡沫破裂以及这次房地产泡沫的继续和发展。在金融危机的原因方面，克鲁格曼认为，一方面是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废除之后，政府对传统银行的监管太过薄弱，商业银行涉足风险较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另一方是“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所有人都未能完全理解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指的金融国际化的兴起以及“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这次危机的主要诱因，并不是放松监管的机构冒了新风险，带来了问题，而是从未受过监管的机构冒了大风险。
在危机处理方面，克鲁格曼提出了近期措施与长期措施。近期措施方面，克鲁格曼认为“全球决策者需要做两件事：让信贷重新流动，支持消费”，具体到政策其实就是迅速大量注资以及采用凯恩斯财政刺激手段。远期措施他提到要进行金融改革，努力思考如何应对金融全球化。同时克鲁格曼还指出，救助要体现多国联合救助。关于经济复苏，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认为经济很快就能复苏。克鲁格曼则更担忧全球会面临日本问题，在前不久克鲁格曼通过对美国实际GDP与潜在GDP的比例分析认为经济尚未如愿复苏，希望伯南克能够以90年代日本长期衰退为鉴实行一些有效的行动。
三、评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
克鲁格曼将近30年来不断发生在各国的金融、经济危机，以及美国90代之后的大衰退的根源解释为有效需求不足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他所谓的萧条经济学其实就是主张回归凯恩斯。我认为：一方面，他对金融、经济危机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遗憾的是，另一方面囿于他的凯恩斯主义立场，其视野有一定的局限性。
克鲁格曼只是提出危机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应该实行凯恩斯的财政刺激措施去解决衰退问题，却并没有去分析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需求不足，正所谓对症才能下药，如果不清楚需求不足的原因，只是一昧的加大公共开支恐怕未必能真的解决问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事实上，克鲁格曼在不止一次的提到美国是个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经济危机》中说到：“财富和收入的不均都上升到了自《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在《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将美国现代史勾画出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一个是政治之弧。遗憾的是，虽然克鲁格曼对美国贫富两极化问题有很深刻的分析，却没有将其与需求不足联系起来。
克鲁格曼在分析经济萧条的时候似乎还忽略了一件很重要事情，以美元作为主要世界货币背景下美国经济的“非工业，泛金融化”的危害。他在《流行的国际主义》一书中明确表明，不该为诸如“非工业化”的问题担心。而事实上，美国贫富两极化以及工业部门的生产过剩都与泛金融化有莫大的关系。一方面在泛金融化的过程中，美国经济的增长脱离了收入驱动的轨道，变成是由资产价格、财富来驱动。另一方面以金融体系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变的更容易犯资本配置的错误，使低利率的工业部门在繁荣期更加的生产过剩。
由于当今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已然有很大的不同，克鲁格曼试图照搬凯恩斯那一套萧条经济学来拯救世界经济的衰退恐怕不能如愿以偿。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东山再起[J].朱雅文,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9（04）.
[2]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 列宁
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目前虽然经济危机的势头已不如当初，经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全球经济已步入“后危机时代”，而后危机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经济呈现复苏的状态，但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这次“后危机时代”现象的深入剖析与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与前景的探讨中运用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来科学的认识这次“后危机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出路是很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一、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望与“后危机时代”的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金融市场，而从07年开始蔓延开来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骤然恶化，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市场的急剧的动荡和恐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出手救援金融危机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次由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场市场经济动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灾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欧洲一些小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动荡。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变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信心已经慢慢地恢复，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开始上调，全球经济也开始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但“后危机时代”中固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蛰伏，危机并没有消除。迄今为止，尽管目前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许多的变化与区别，但是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周期和危机。二战后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列宁时代开启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也常常带有全球化的性质，其经济危机的传导的速度、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往往带有全球化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必须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变革。
二、以列宁思想为视角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进一步深化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列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列宁对于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认识，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了资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的。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贪婪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了在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也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放松国家的管制，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列宁曾说过，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和国际盘剥向来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开始催生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的产生既降低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资本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垄断统治与经济危机
列宁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垄断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危机加深了垄断化的过程，但是垄断统治不断不能彻底地消除危机，反而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在现今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更为强大，金融寡头也由原先的传统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已经不但与传统的银行资本合作，还与强大的产业资本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这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的衍生品来控制传统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与杠杆工具，撬动全球资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资源，他们不但能使某个企业破产，甚至能使某个国家破产。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危机与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是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其金融市场的监管的不足。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解读当前危机的根源，便会找到它的制度根源，这是金融全球化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痊愈的顽疾，垄断虽然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开始越来越尖锐。当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手中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现，这表现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演变而成的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三、对“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的探讨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探讨，必须要清新的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一定还会有新变化与新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路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和动力。通过列宁思想的视角，美帝国主义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一定会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来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由此，美国的经济有新的反弹的话，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与加强。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美国模式”，成为美国霸权的附庸者。第二种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国在经济危机中，将危机转变为契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模式”与美国霸权主义将会得到根本上的动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极化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后危机时代”中，将大大加剧多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讲迎来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总的来说，认清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看来，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日趋走向灭亡的标志，同时“后危机时代”传递出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各自的发展模式，对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把基本原理和当今时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运用列宁伟大思想为视角，来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世界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田春生，郝宇彪.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启示
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经济危机抗争的历史，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引发了人们对其根源与必然性的探究，西方资本主义此时重读《资本论》也定会倍感亲切。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在《资本论》这样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产生之前，一次商品交换行为既是买进又是卖出，买卖行为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步进行，鲜少出现生产过剩，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但在货币产生后，商品的买卖成为了两个阶段，商品所有者要将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成货币，再用货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商品买卖脱节、生产过剩的情况，这其中也就酝酿着经济危机。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首先，一方面，每一个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想方设法地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使得企业生产存在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家长期的剥削使得无产阶级越加贫困。因此，市场的发展必定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有其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此，生产过剩的危机就在所难免了。最后，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相对应的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这意味着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了阻碍者，这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的“被革命”。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与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种生产过剩是相对的生产过剩。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其对资本的无限追求导致了资本积累以及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继而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矛盾的升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就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商品滞销；生产下降；资金周转不灵；失业率和利率上升。
（四）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的现象，一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危机阶段是起点；进入萧条阶段后生产逐渐恢复，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没有破产的资本家加紧改进技术，投入生产，加紧对工人的剥削，生产不断扩大，逐步进入高涨阶段。而在繁荣的背后，新的危机也在酝酿之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像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子，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存在，这种“周期性现象”就不可避免。
二、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如今，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未了，欧债危机又接踵而至，成为了2012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点议题，但是仍然未能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方法，这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实质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放任金融创新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此次金融危机与传统的经济危机有很大不同，表现为消费过度而并非消费不足，而导致危机的原因是金融监管缺失和金融创新过度等金融市场的自身因素，而事实上，此次危机同时存在着物质产品与虚拟产品过剩的问题，金融产品过剩刺激着虚假的消费需求，产生了许多经济泡沫，一旦这些经济泡沫破裂，危机便无可避免。美国金融危机是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次级贷款这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刺激了消费需求，导致了“需求过度”，出现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过度的需求导致了违约率的不断攀升，最终导致了经济泡沫的破裂。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仍然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特点
此次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是一场以银行信用危机为起点，进而扩展到实体经济的有别于以往的新型经济危机。这场新型的经济危机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传统的经济危机由实体经济领域蔓延到金融领域，此次危机是从金融领域进一步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其二，信用对危机的影响已经大大地增强了。其三，以往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或非核心地带，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相对较小，而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影响颇大，甚至还导致了当今的世界性难题——欧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与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引发了西方社会的“《资本论》热”，他们试图从中找到解决之道。巨额救市方案与《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都只是治标之策。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但是现阶段社会主义仍然有发生经济危机的风险，在我国，市场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继续存在，贫富悬殊也较大，加之我国经济具有的开放性以及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经济危机也具有的全球性，使得我国也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为指导，提高警惕，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努力防范经济危机风险。
（一）正确认识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以及信用的缺失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这在虚拟经济极为发达的今天尤其引人深思：虚拟经济必须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虚拟经济的发展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讲还处于“幼年期”，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较小，也反映出我国金融业发展还不成熟，开放性不够。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警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虚拟资本的投机性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方面推动农业、工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要监督虚拟经济的发展，严格控制虚拟经济泡沫和恶性投机行为，引导虚拟经济走上优质轨道，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实理二者的协调发展。
（二）加强金融监管
次贷危机暴露出了美国金融监管缺位、金融创新过度以及信息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是对金融自由化的更正。事实证明，金融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和金融市场自身具有的内在缺陷表明金融行业’需要政府进行监管。我们必须要防范和控制好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在金融创新中应当坚持适度原则，过犹不及，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市场将资金带来时，也带来了风险。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程度不足，这使得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这同时也说明我国金融业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也较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势必会融入全球金融圈中，这时，加强金融监管就显得十分迫切。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的金融监管经验，加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通过立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三）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的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如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就孕育着经济危机。所以，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有形之手”也不可或缺，同时要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形之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错位，应当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有进有退，实现政府职能的收缩和市场价值的回归，弥补市场调节所固有的缺陷。
（四）刺激内需
经济危机表现为消费不足，因此，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了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在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二，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当前扩大内需主要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农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当致力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在小城镇兴办小型微型企业，拉动农村和小城镇经济以拉动内需；合理规划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比例，以需求带动投资，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五）控制房地产业过度开发
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房地产市场开始蔓延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住房升级换代的需求刺激了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非理性繁荣，我国的房价上涨已经超过了收入水平的上涨，房地产市场对我国GDP的贡献非常大。这也是地方政府不舍得割爱的原因之一，相比教育等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房地产业更有吸引力。“次贷危机表明，向本来无住房购买力的人群推销次级抵押贷款并不能真正增加房地产的有效需求。同理，我国人口城市化、消费升级换代等所谓的‘刚性’需求也并不等于有效需求。”所以，稳定房价，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是规避风险，防止美国金融危机在中国重演的重要手段。
经济危机的根源范文6
经历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学者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后;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道路、从资本主义技术理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态又从多角度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系统剖析。
吸取生态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分析的合理内容,立足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论上，本文笔者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现为利润最大化。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发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这是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有限，通俗地说,劳动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内的二十四小时。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增长潜力不断拓展。降低劳动力价值的途径不外乎降低劳动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生活资料价值的降低则寄望于其生产效率的提高。提高生产效率可用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数来诠释，当然也可用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时间缩短来表达。
实现生活资料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从生产生活资料的相关要素来人手。生产生活资料需要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需要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为了单位时间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所有者自然会大量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比如,在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垦耕地、破坏土地生态去过度利用土地;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破坏生态环境去大量开采水资源、破坏水资源生态过度利用水资源;在空气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表现为对空气物理性污染与化学性污染不断加剧。
可以想象，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技术类型已不断提升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开发与利用程度。而且,在企业家组织与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资料生产中对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不断精致。显然科学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资料生产中促进单位时间的产品数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
这种过度开发与利用不断累积，势必形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破坏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导致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分工发展比较质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飞速发展。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分工深化不仅体现于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体现于生产领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分工由国内漫延至国际。
分工拓展了生产领域。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8世纪。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其成规模开采与利用始于19世纪。海洋资源内涵也不断丰富，海洋资源生产领域不断拓展。
分工促使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工业流水线又称为装配线，指每一个生产单位只专注处理某一个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埃特鲁利亚陶瓷工厂。韦奇伍德把原来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艺细化为几十道专门工序，每道工序分别由专人完成。这样一来,传统意义的制陶工被后来的挖泥工、运泥工、扮土工与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场的工人按统一的劳动节奏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伴随生产部门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部门同类企业逐渐分离、同一企业新部位逐渐产生。这些新企业新部门拥有专业化的机器设备，专业化的工艺流程,专业化的生产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当然，生产部门专业化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工业化初期，是从部门专业化、产品专业化开始;到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发展到零部件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国际分工是各国社会分工的延伸和发展,是超越国界的专业化分工，是一国国民经济内部分工向国际领域扩展的结果。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其社会经济条件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其自然条件指自然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分工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价值动机驱使下,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掠夺不断加剧。
(三)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
资本所有者生产的唯一动机是利润最大化，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经济根源。
利润是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和剩余价值数量上是等值的，只不过剩余价值是相对劳动力资本来说,利润是相对全部预付资本来说。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所有者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非从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两个角度来着手。从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来说,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同时,会尽可能地使用廉价的自然资源。根据价值规律,自然资源的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为了降低自然资源的价格,势必不断增加自然资源的供应。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是自然的有机组成,人为剥离的后果自然是扰乱生态平衡。
常识告诉我们，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必定会有自然资源枯竭的时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原则不是生态破坏最小化,而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丨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样,幵发过程中为服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程度势必更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掠夺自然的触角已由国内伸到全世界。这样,原来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能源短缺和资源枯竭问题正波及全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决定性方面，它决定与支配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当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其他根源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无疑也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又一根源。解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W75对此，我们应简单回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尽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质疑，但当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历史进步性无疑是巨大的。这一点，可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理解，“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让市场自由活动。亚当?斯密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自由活动,指出:应当听任市场自由活动,如此“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他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应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而且是僭取市场主体的权力，“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但是，在不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理念指导下,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激发了人们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凯恩斯主义在如此背景下产生,它深人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主义的精髓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市场力量部分让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凯恩斯主义理论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
但是,资本主义“对使用行政计划来确保资本运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大”,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则要求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对资本主义矛盾有计划地加以协调。”“由于国家已经卷人生产过程，因此，它就改变了资本实现过程本身的决定因素。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行政系统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计划能力。这种计划能力可以在通过形式民主获得合法性的架构内，用于被动地避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集体资本主义的利益一方面与个别资本集团的利益发生矛盾和竞争,另一方面与各种大众集团以使用价值为取向的普遍利益发生竞争。”[4]65由此,构成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的一个原因。至于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人系统”。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如此情形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统治不再以价值规律（雇佣关系）这样一种匿名方式来进行,实际的‘权力格局’直接决定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因为如此,国家必须对这种‘权力格局’的正当性作出证明--证明其干预行为具有某种正当的规范基础”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论证，由此构成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身处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会补偿政策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当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人民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财富的同时，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一种习惯性期待。在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不断弱化群众的政治意识过程中,必须不断向外扩张、对自然界进行无节制地开发。可想而知,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异化。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
人类进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始朦昧时期,人还没有自我意识，人与自然天然浑成。随着人类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在统一中呈现比较强烈的对立性。
尤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对抗自然的能力也在显著提高。在与自然对抗中，人类逐步产生控制自然的观念。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观念理解为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根源。他明确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传下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改变人们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观念。
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作用下，人类工具性地对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从实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处理这种关系。从历史维度来看,控制自然的观念虽然鼓舞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根本改变生存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使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发生改变,产生了消极方面的影响。莱斯认为,这种负面影响体现在人们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为满足人贪婪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从而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
消费主义价值观同当代生态危机有内在的联系。消费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张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它设想人们把消费当做人生的最高目标，鼓励人们拼命挣钱、及时消费。
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人类经济活动基本形式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消费的目的不是个体的穷奢极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费。
消费主义价值观尽管是错误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心态下不断蔓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表现欲望。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活动作为获得满足的唯一形式，当代西方社会势必要把如何保证物质条件作为关注的中心。这些物质条件的保障既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势必掠夺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后果。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经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势必产生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垃圾，加剧生态后果的严重程度。
(三)科学技术的异化
今天,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日益巨大。科学技术首先是以观念形态呈现出来的。无可质疑，观念形态的科学技术投人到社会生产中,表现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家掠夺自然环境的帮凶。人类生存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学技术。
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是资本家逐利动机下的温和行为所致。而帝国主义资本以国家政权特征的逐利动机下所开发的核武器等反人类的科学技术产品则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极致。
科学技术表现为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就是科学技术的异化。虽然我们不能把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土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异化的必然结果。
四、启发
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目的是为了从中获取启示,避免我们国家出现生态问题，同时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上面的分析从侧面给我们一个理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土壤。确实，在成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问题,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生态问题的温床自然很正常。对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生态问题,我们应当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管控。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之本是其经济根源,而经济根源的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产生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主义分工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不过是私有制基础上资本贪婪本性的表现。为避免出现生态问题，就要从所有制层次来着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但如此作为的前提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理想的国情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历史合理性。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的积极作用。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当中有失灵的时候，尤其是在生态成本外溢中更加明显。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同时，管控其对生态发展不利的影响。
(二)完善政府经济职能、完善政府公共职责保障机制、完善行政权力结构与完善政府自身建设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建立市场化的宏观调控体制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和约束性。在强化宏观调控中政府的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增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现代市场监管体制过程中，确保包含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及其保障机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务型政府要求的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问责制度。构建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集中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群众意见大、制约政府公共权力规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立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阳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法制政府。
(三)扬弃控制自然的观念，摒弃唯消费主义价值观。人是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灵长动物，是人成其为人的进步。人来自自然，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人类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胜于自然。“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同时，消费主义价值观为消费而消费，导致消费
方面的无节制。我们应当摒弃消费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进行有节制地健康地引导。加强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以人文精神引导，推进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