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1
[关键词]国产电影；东方主义；跨文化交流
电影的民族性，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如何在银幕上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首先，只有民族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其次，着眼于历史，斟酌于当下，电影也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并学会运用现代意识对传统东方文明进行观照与超越。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撞
作为一种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必须让现代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并茁壮成长。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不足以真实地反映这一成果，所以更需要借助国产电影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实现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提高。
武侠电影《蝶变》是导演徐克的处女作，其中蕴含了浓郁的民族性且完全符合商业性的各种要求。而且从文化角度分析，武侠电影能够充分体现“东方主义”意蕴，区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间的差异，捋清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间的界限，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现代科技与古代神话间的矛盾。导演许鞍华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她自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却在上大学时选择了英国文学专业，随后又留学英国进修电影学。经历过时代的变迁，被中西文化熏陶后的许鞍华更能感知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并能赋予电影宏观的背景文化。为了尽量凸显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特色，许导通常会细致入微地描写人伦亲情和传统伦理道德观，所以其作品的人文价值颇高，艺术感染力极强。
站在反思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角度，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中加入了更多的忧患意识和反叛意识，电影人自此开始正面审视现实，理性挖掘民族文化。受成长与生活经历的影响，“第五代”导演本身就具备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但却接受着现代文化的洗礼，两种意识在相互碰撞后开始慢慢产生融合，进而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所以他们对审美的追求便与前人有很大的不同。张艺谋与陈凯歌堪称这一代导演的代表，他们身上流露出极强的自觉性，不但懂得反思民族传统文化，更敢于引进西方先进的外来文化，用电影作品完成对新旧文化间矛盾的调和与展示。
20世纪80年代的导演界可谓人才辈出，他们没有被战争的硝烟波及，且赶上了改革发展的大好时期，形成了一套独立性极强的主体意识思维。所以，诞生于这个时期的电影不但佳作颇多，而且艺术个性鲜明，充分体现了独属于这个年代的审美标准。另外，从多部优秀电影中笔者发现，很多新锐导演在这个时候大展身手，不仅在创作水平上赶超前人，而且令同时代人都望其项背，这就是跨文化交流促成的超越意识，是国产电影向前迈进的重要里程碑。
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的成长经历，致使很多影片都充斥着浓郁的个人色彩，例如童年回忆、生活经验和情感历程等。《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和《恋恋风尘》是侯孝贤的三部得意之作，更是他的“成人仪式三部曲”。《童年往事》细致刻画了一家三代人的变化，里面有年轻人前卫时尚的现代化思想，有父母一代守旧的焦虑与彷徨，还有老一辈祖母牢不可破的思想情愫，真实地再现了侯孝贤的人生经历，堪称一部经典的自传体电影。而影片《恋恋风尘》更是取材于真实故事，只是在经过艺术处理后变得更具生活意义。类似这样的影片不在少数，其中《东东的假期》也十分经典，里面一一讲述了朱天文儿时所发生的故事和生活的细节，从中流露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已经成为“新电影运动”的重要目标。
生长在历史夹缝中的“第五代”导演都具备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思觉悟和主体意识。他们所处的时期是特殊的，虽然没有经历战争的苦难，但却体验着生活的不易。一场突如其来的“”给这一代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创伤。在经历这场“小浩劫”的时候，“第四代”导演已经处于成熟期，可“第五代”导演却是在满身伤痕之后才变得成熟，所以同样的烙印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要更加深。因此，“第五代”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历史反思的角度进行电影艺术的创作，电影《黄土地》便是最好的见证，而《红高粱》则上升到一种更加超脱的状态。其实，无论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境遇，都不应该放弃希望，都应该以超强的生命意识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为这些电影人提供了更强大的精神支持，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发展保驾护航，成就了一代极具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导演。
二、跨文化国产电影的多元化融合
回顾世界电影的百年历史，其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即电影是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体，同时具备审美价值和商品价值，且集娱乐性和艺术性于一身。时代的浪潮推动文化与社会同时转型，国产电影要想取得更高的成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避免落入商品化的俗套当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创作就要完全固守陈规，摒弃所有商业属性和娱乐功能。电影创作是要以资金投入为前提，以票房收益为基础目的的，如果将其比喻成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雄鹰，那么艺术性与商业性就是它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纵观近百年的电影史，里面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却无法将其单纯地称为娱乐片或艺术片。原因就在于，任何一部经典名片都是艺术与审美的高度统一，不但具备极强的观赏性，而且娱乐效果显著。
国产电影的起步较晚，且经历过一段艰辛的探索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小有所成，这一点十分值得欣慰。商业性与艺术性的良好融合在陈可辛的电影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甜蜜蜜》和《金枝玉叶》等作品的相继上映更成为新兴电影崛起的一个重要开端。与此同时，很多资历深厚的导演也开始觉醒，例如，李安在充分感受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后开始进行自我调整，然后推出了“家庭伦理三部曲”。最开始上映的《推手》并没有博得美国观众的好感，票房收益自然平平。因此，在进行《喜宴》的创作时，他便更注意对其商业性的突出，尽量让中国独特的东方文化披上娱乐性的外衣。同时，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李安导演还特邀夏慕斯总裁参与剧本的修改与完善。在如此用心的准备之下，《喜宴》终于打破之前的困境，赢得了来自于海外观众的热烈掌声，这就说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能够帮助电影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与台湾、香港的电影相比，内地电影的发展速度则略显缓慢，且仍处于文化转型的动荡期。内容粗糙、平淡无奇已经成为部分内地电影的通病，所以其不但没有足够忠实的“粉丝”，而且业绩惨淡。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左右，我国内地电影市场一度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很多大型的电影院常年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中。这就给电影人敲响了警钟，只有娱乐性与艺术性达到高度统一，才能解决当前国产电影的发展困境，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大展拳脚。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虽然李安导演成长于“东方主义”的肥沃土壤，但却能悉心接受来自于西方文化的精髓，所以他的作品堪称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虽然李安导演慢慢将创作重心转移到打开国外市场上，但他却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中国文化的奇观，例如中国书法、太极推手和烹调艺术等。聚焦于国际性的电影主题，李安导演发现“家庭”问题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核心，而以“东方主义”为情感基调创作的“家庭”类电影便成为体现中西文化矛盾的最佳载体，从不同的故事情节中完成对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消解。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令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而李安导演在创作题材上的选择则显得尤其符合当代人的心理诉求，所以这样不但能够在国内站稳脚跟，更可以从世界舞台上寻得一席之地。而且，李安导演尤其擅长使用电影语言让故事情境变得戏剧化，并将其作为整部影片架构的支撑点，又不乏幽默与温情的存在，这便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开始将眼光投向好莱坞，其中不乏成功之人。港台导演吴宇森就是他们中间比较抢眼的一位，他的代表作品有《变脸》《终极标靶》和《断箭》等。《变脸》是一部十分杰出的动作片，不但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且创造了非常好的票房业绩，同时令好莱坞认识到中国电影人的实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有位记者向他询问进驻好莱坞的捷径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中西方文化，吴宇森则给出了如下回复：“只有对当地文化和思想行为进行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创作出一部能够获得普遍好评的国际性电影。但我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只单纯地追求与我们的相同之处，与地方和民族属性毫无关系。换言之，无论是生活在内地、香港还是台湾，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具有民族精神，都坚持‘东方主义’。而就西方而言，他们的文化主流与东方有很大的差异，但却也懂得‘仁义’二字，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来表现‘乐于助人’的品质。因为中国人多内敛含蓄，而外国人则更加奔放豪爽。”再度审视影片《变脸》 ，则可发现里面的相通点便是“家庭观念”。而吴宇森导演话中之意便是在提醒中国电影人进行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应该在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相互融合上多下工夫。
三、结 语
科技的高速发展，令电影的拍摄技巧越来越精湛，画面也呈现出奇观化的特点。目前，电影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加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令其迈向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首先，审美观上的多元化表现尤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蒙太奇式的电影美学；与它并驾齐驱的还有纪实性电影美学，代表人物有克拉考尔与巴赞；而综合美学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这一点从布里安・汉德逊的电影便能看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电影美学观须与高科技同步发展，国产电影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怎样才能更好地融合传统美学与现代电影思维，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课题。其次，电影制作的多元化现象。好莱坞电影擅长将壮观的画面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制作成本之大可想而知，但传统的国产电影则刚好相反，其比较侧重于低成本的小制作。因此，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国产电影首先要向好莱坞学习，从大制作角度出发，同时还要兼顾小成本的投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此外，内地与香港、台湾之间也要加强交流，制造更多合作的机会，这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同制作理念、技术标准和文化价值观相互碰撞，自然会迸发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火花。这是一场深刻的电影改革，是对传统“东方主义”的一种挑战，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深远的。强强联合将不再是一句口号，以世界为范围的电影合作会越来越频繁，当然挑战与机遇永远都是并存的。
新世纪的到来，令创作中国电影的主题变得越来越个性化、风格化。作为一门艺术，电影诞生于艺术家之手，是人类创造力与审美意识的结晶。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台湾，对于电影的创新从未停止过，并从艺术表现手法、影视语言、摄影技术、表演风格等多方面展开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可谓艺术之火，生生不息。换言之，创新是艺术生命源源不断的动力，无创新便无艺术可言。这就促使中国电影人在继承“东方主义”的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化，向着“赶超前人、超越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并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笔者相信，中国电影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有所收益，并且“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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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2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在京举办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论坛了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分析，根据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初步融入城市，基本实现在流入地的生存立足。
为综合测量流动人口总体融合状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牵头，研究编制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指标，并根据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西安市等8个城市进行的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融合状况进行分析。课题牵头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介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指数包括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文化交融等指标，指数得分介于0～100之间，取值越大，表明融合程度高。
调查分析的初步结论认为，流动人口融合总指标指数得分为63.7分，其中流动人口的文化交融得分最高，为67.6分，其次是经济立足，第三为身份认同，社会接纳得分最低，为58.2分。杨菊华认为这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依旧处于血缘、亲缘、地缘阶段，与本地人有较大的社会隔离，总体融合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调查结果还发现，流动融合总指标指数与所在城市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经济立足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立足情况不佳，但流动人口社会接纳、文化交融和身份认同状况较好。这不仅说明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融合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而且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动人口的经济立足，但经济发展未必带来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本地居民在行为、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认为，除了经济与文化，利益分配也是影响社会融合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产生影响。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所享受到的公共资源都会被农业转移人口所分享，这导致其产生排斥情绪。
根据分析结果显示，跨省流动人口的总体融合水平较低，但经济立足状况较好；跨县流动人口更易实现社会接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杨菊华认为，省内流动人口熟悉当地的社会环境，拥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背景，语言行为更易适应，融合障碍较小；跨省流动开始出现语言交流障碍，社会关系网络不再密集，劳动就业、保障居住等问题凸显，故融合程度稍低；跨省流动使空间距离的影响最大化，社会关系需要重构，行为习惯或完全不同，社会保障缺乏，即使跨省流动可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也会被亲情缺乏、语言障碍、习惯差异、归属不明所抵消，导致总体融合水平较低。
社会融合指数还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融合水平越高。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融合指数得分超过仅有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者14分，二者在社会接纳方面的差距更高达22.5分。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对容易为当地市民所接纳。
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3
中国艺交所此次签约的合作伙伴，包括北京文博会组委会、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作家书画院、国家开发银行、华夏银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等，合作内容涵盖共同打造文博会延伸服务载体和线上线下结合、永不落幕的文博会，共同建设文化产业要素集聚区和文化艺术航母平台，同时涉及艺术大师合作、综合授信、艺术品消费信贷、资金存管清算、艺术品保险、艺术品衍生品和艺术金融衍生品开发、文化艺术品“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方面。
建设高端权威交易平台
中国艺交所是为落实国家文化战略而成立的。2 0 1 0年1 2月，我国工艺美术行业龙头企业、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中央企业――中国工艺（集团）公司投资设立中国艺交所。2011年12月，中国工艺集团吸收中国文联所属中联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参股中国艺交所。至此，中国艺交所形成了在工艺美术界和书画界的全面布局。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由中央国有资本发起设立、控股的文化艺术类交易所，中国艺交所承担厘清交易机制、规范流通秩序、完善市场体系、扩大消费规模的社会责任。结合艺术品特性，自主创新研发的交易规则体系，使交易活动更透明、更合理、更有序；宏阔的背景资源和开放的市场体系，积蓄了丰富的艺术大师资源和产业链资源；线上线下结合，突破了传统交易方式在时间、空间、地域上的限制；作为买方、卖方和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之外独立提供交易组织和见证方的体系设置，确保了交易平台的公开、公平、公正、公信；政府监管体系与市场自律体系的有机结合，构建了合理有序、风险可控的市场机制。
和国内其它文化艺术类交易所不同的是：在交易产品方面，中国艺交所主要定位于大师级工艺美术品和书画艺术品、高端艺术品原材料、创意文化产权或著作权（包括许可复制权）、文化项目等；在交易模式方面，中国艺交所选择以现货为基础，初期主要是完整产权、网上竞价的交易模式，将来逐步发展平价交易、项目推介、线下撮合等交易模式；运营模式方面，中国艺交所根据文化艺术类资产产权的固有属性，在提供鉴定估值、保险保管、交易撮合、资金存管清算、档案创建、艺术品登记等一条龙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品鉴定估值体系、交易流转体系和产权制度体系，在促进文化艺术品交易规范化、有序化、标准化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证创新。
中国艺交所总经理高常梓说，中国艺交所将充分发挥中央国有资本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表率作用。通过交易流通机制的规范，通过市场核心要素的活跃，正向扩大文化消费和流通，解放文化生产力；反向带动艺术创作和生产，激发文化创造力；同时推动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推动文化复
兴、建设文化强国做出应有贡献。
打造永不落幕的文博会
为推动文化艺术产业化、文化经贸常态化，中国艺交所与北京文博会组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文博会延伸服务载体和永不落幕的文博会。具体包括共同探索会展与交易、线上与线下、文化与科技、金融结合模式，建立长效机制和长效平台；中国艺交所为北京文博会重点文化项目提供登记托管、信息、项目推介、交易见证和投融资服务等后续配套服务；双方共同开辟常设展览展示场地，举办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共同发展文化艺术航母级平台等。本次双方战略合作，是继上海九大文化会展与上海文交所、深圳文博会与深圳文交所战略合作后，又一部级文化会展与部级文化艺术类交易所强强联合的典范，也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事件。不同文化业态通过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打造从创意创作、展览展示、交易交流、推介、投融资服务全产业链的趋势愈发明显。
文化科技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支撑。文化科技的融合创新，催生了无数的文化传奇。中国艺交所同时与北京市海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中国艺交所大厦为载体，共同探索文化、科技、金融结合模式，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促进文化金融互动，力争将中国艺交所大厦项目组团打造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基地、文化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高端文化产业要素集聚区和部级文化艺术交易交流中心。双方还将共同开展北京市“三山五园”建设项目发展规划。据悉，该项目也是海淀区今年向北京市申报的重点文化项目之一，得到了海淀区、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作为线上线下结合和永不落幕文博会的重要载体，新落成的中国艺交所大厦总建筑面积5万平米，承载了中国艺交所创作中心、交易中心、会展中心、交流中心、教育中心和投资收藏中心等六大业务板块。其中创作中心面向“符号级”艺术大师设立个人创作室和作品展厅；交易中心整合中国艺交所线上交易平台和中国艺交所大厦线下展示交易实体；会展中心展示优秀传统文化、区域特色文化和民族精粹文化；交流中心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创作者、投资者和收藏者的交流；教育中心构建传统文化艺术修养宣教平台；投资收藏中心建设文化金融创新平台。各板块既是一个有机整体，又可以独立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全方位、多功能、一站式配套服务体系。项目建成后，将形成线上和线下相互支撑、国际和国内相互促进，文化、科技、金融相互融合，有限空间和无限市场相互辐射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文化新地标和部级文化艺术航母平台。
探索艺术品资产化路径
文化与金融的全面对接，是本次集体签约的又一大亮点。据悉，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50亿元综合授信，支持中国艺交所软硬件建设及研发、设计、生产和消费等产业项目建设；中国人保财险将为中国艺交所交易标的物提供投保总额100亿的综合保险服务，填补国内艺术品保险的空白，建立国内艺术品保险模式的行业标杆和诚信地位；华夏银行作为中国艺交所资金存管清算合作银行之一，同时还将为中国艺交所及其会员提供总额30亿元的艺术品综合消费信贷产品。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和中国艺交所将充分利用各自在文化艺术、金融信息领域的资源优势，联合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文化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和投融资机构，共同探讨艺术品资产化的实现路径。
目前，艺术品市场存在乱象的根源是市场发育的桎梏，导致文化艺术类资产缺乏有序的市场机制，无法完成资产的估值和定价，直接阻碍了金融及资本、资金要素的进入。具体到艺术品领域，由于无法定价和没有合规的购买凭证，无法记入资产评价等，导致机构收藏尤其是大型企业操作上有现实困难。比如目前国内机构投资者对艺术品的热情虽然很高，但真正进的却并不多。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艺术品本身是个性化非标准化商品，在目前权威鉴定估值机构缺位、金融机构对艺术品的价值规律还没有把握出来的情况下，艺术品资产化，甚至金融化就是无源之水了。
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4
摘 要 企业文化融合是关于跨文化企业中既有文化的命题，分属文化扩散范畴。企业的跨文化情景，各种既有文化即多元文化的表现、实质、作用机制，构成其中的基本问题。多元文化的实质是社会化的信念和欲望，具有塑造企业的力量，文化的扩散遵循社会模仿律，即发明、模仿、对立的社会模仿机制，传播是扩散的前提和关键环节。多元文化经由文化扩散机制，即模仿律作用产生新的企业文化的进程，即为企业文化融合，其中传播的作用不容小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对企业文化融合进行干预的理论依据，启发了介入重点、方式和策略。法国社会学者塔尔德关于文化、人格、传播、社会模仿律的洞见，传播学中的一些理论假说，企业文化融合相关案例等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文化扩散 文化融合 模仿律 传播
孔德说，每一类事物都存在两类科学，一门抽象，一门具体。关于企业文化融合具体实践的大量描述和研究形成了以下主要成果：一是从解决观念、制度、传统等文化冲突、阻力的角度，肯定了文化融合对于产业整合、企业并购、跨区跨国合作成功的关键作用。二是认为文化融合以共享相同的企业愿景、目标、价值观为标志，促进形成企业凝聚力、规范、品牌等。三是分析了企业文化融合的经验模式，如本土化策略、主流文化策略、各取所长策略等，并提供了融合的工具、途径，包括形成战略、领导示范、舆论引导、沟通培训、与管理和制度结合等。
关于企业文化融合的抽象理论研究为数不多，这些研究的特点是部分默认了上述经验成果，同时，努力揭开文化冲突的表象，寻找多元文化的共性，从而探究它们走向融合的途径。如尼格尔・霍尔顿（Nigel J. Holden）《跨文化管理 基于知识管理的视角》一书，从“知识资源”的角度发现多元文化的共性。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提出的社会模仿律，以及对人与文化、社会结构和文化场域性质的分析等，从信念、欲望、发明、对立、模仿等角度发现多元文化的共性和扩散的途径。与模仿律相结合，沉默的螺旋、意见领袖、议程设置等传播学理论假说，也在企业文化融合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本文对企业文化融合进行抽象理论研究，认同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企业文化融合是一个与社会学、民族学、管理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交叉的社会命题，将沿着前人开拓的方向，对以下方面进行探索：（1）企业文化融合在哪些情境下发生？（2）企业文化融合涉及哪些共性问题？（3）企业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是什么，有无规律以及是怎样的？（4）如何对企业文化融合进程进行适当的干预？
一、企业文化融合发生的情境
企业文化融合发生在跨文化情境中，跨文化情境的产生大致分为以下三种，从表象看，不同情境下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文化融合策略：
（一）新建跨文化企业
这类企业的跨文化情境源自员工的跨文化特征。员工由于民族、地域、国别、管理理念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使组织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对文化建设提出融合的要求。如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下，中国商飞北研中心、神华低碳能源研究所等多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成立。这些单位的文化，不仅来自海外人才、国内成熟人才、青年人才等不同文化特质的员工，上级组织的文化也是重要前提。这些初创企业承载着体制机制创新的使命，需要从多元文化中找出新的方向来，这方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很难是某一文化的沿袭，应是多元文化各展所长、逐渐融合的结果，并体现在经营管理中，这样的文化才能凝聚团队，形成组织力量。更多地呈现出各取所长的文化融合策略。
（二）本土重组企业
这类企业的跨文化情境，源自两个及以上成熟或相对成熟企业既有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差异，以及重组后企业发展战略与旧的战略的差异。如中国轻工业进出口总公司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重组，中航工业一集团和二集团的整合，电力行业的整合等。这类重组，或基于国家政策指令，或基于市场并购，各方具有相同的传统文化和体制基础，重组后的组织架构体系决定其中一种为主流文化。因此，这类企业的文化融合，由新的企业战略、目标等牵引，从既有文化中汲取优秀因素，融入主流文化及其管理方式，迅速把力量凝聚到新的战略和当前工作上来。更多地呈现出主流引导的文化融合策略。
（三）跨文化扩张企业
通过建立子公司或并购等方式，以合资或独资企业形式存在，构成跨文化情境。在并购案中，如惠普与康柏的合并，通过在并购前进行文化调研，并购后汲取双方文化优势，更新企业精神、改变经营管理方式等，成功实现文化融合，使双方都能认同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形象、战略、目标等。在建立海外子公司、合资企业案例中，如壳牌的扩张，实施了“下放权力与内聚力量并存”的文化策略，坚持企业的价值观和战略，推崇技术和人才，尊重当地经营决策，融入当地文化。这种企业文化融合，其实质是以母公司的宏观价值包容子公司的微观理念、行为来实现，其纽带是人际关系、沟通和管理方式等。呈现出各取所长与本土化兼而有之的国际化策略。
上述三种文化融合情境中，企业员工的多元构成、经营管理上的变化、所属行业和地域的变化，给企业带来了跨文化特征，而对人的尊重和对文化的尊重则构成了文化融合的底蕴。
二、企业文化融合的核心问题
企业文化融合产生于企业的跨文化情境，即企业中多元文化及其差异的存在。因此，多元文化的表现、多元文化的实质、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多元文化之间作用的规律就是企业文化融合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多元文化的表现
跨文化企业中，多元文化是通过员工个体或群体体现的各种既有文化。这种既有文化，是员工以往经历并接受的民族的、地域的、国家的文化和工作文化的融合体。以企业文化的常用术语描述，多元文化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观念、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员工行为等。在员工对现有企业的认知、态度存在差异，影响到企业的战略、目标、决策、管理、运营、氛围、绩效等的时候，员工既有文化具有考虑和整合的必要。例如，惠普有史以来的最大收购案即对康柏的并购，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惠普主动开展了“去糟取精，打造新文化”的文化整合。在合并前的调研中，惠普对两个公司在世界各地机构中的1600多名员工访谈，收集他们对自己所在公司和对方公司环境、资源、历史、战略、工作、人等方面的看法。据此分析了两个公司的相似点、差异点以及特性，作出了合并的决策和合并后文化整合的决策。
（二）多元文化的实质
企业中多元文化通过员工对既有文化观念、行为等的继承而显现其特点，对其实质的探究，应该回到对人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关系的探究上来。
人的基本社会属性是人格。信念（belief）和欲望（desire）是构成人格的两个基本成分。信念指的是认知成分，对某事的认可、相信的心理属性;欲望指的是情感成分，作出某种努力的纯心理属性。塔尔德分析认为，只有通过信念和欲望，我们才既竞争又合作，因此，只有通过信念和欲望，我们才表现出相似之处。通过模仿机制，不仅个人内化的信念和欲望逐渐增加，而且渗透到社会成为其基本成分。对某事的信念、对某物的欲望在社会中逐渐扩散进而制度化。一些信念和欲望在社会里深深扎根，反过来界定基本文化成份――真理和价值。真理和价值分别对应于信念和欲望，是二者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员工承载的多元文化的实质是，经由社会模仿、制度化了的、在一些群体中共享的一些信念和欲望。
显然，接下来需要解释社会模仿机制，帮助我们认识信念和欲望是如何扩散和共享的，也帮助认识多元文化的另一个社会属性――发明及其模仿，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三）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
多元文化之间遵循社会模仿机制，即模仿律（The Laws of Imitation）。模仿律是三个变量，也是三个基本的社会行为，发明（invention）、模仿（imitation）、对立（opposition）的循环过程。发明是能干者的创造，在社会系统中通过模仿传播开来，从中心向系统边缘扩散，直至遇到障碍，这个障碍可能是对过去发明的模仿，两者的对立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发明。对立是一种特殊的重复，并非最大的不同，对立面或反面总是构成一个对子或一个二元结构，它们是不同的趋势或力量。发明、对立、模仿构成一个独立整体，相互生成、相互影响，无穷无尽。塔尔德认为，被发明的事物和被模仿的事物总是一个思想或意志、判断或目的，这个事物又体现了某种程度的信念或欲望。
因此，从本质上讲，企业中的多元文化都是信念和欲望，是相通的。从表象上讲，都是某种程度信念或欲望的表现，是若干种发明的模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在对立冲突中，可能出现三种情形，一是一种文化完全模仿另一种文化，二是一种文化部分模仿另一种文化，三是完全采取与另一种文化相反的姿态，但不可避免受到对立面的影响。对立的趋势是走向消融。因此，多元文化之间就遵循了发明、对立、模仿之间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产生新的发明，新的发明在企业中得到模仿，形成新的企业文化，某种众人共享和制度化的信念和欲望。
（四）企业文化融合的原则
企业文化是关于人的管理，文化融合是关于员工之间既有文化的命题。跨文化企业中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实质相通，提供了文化融合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将问题转向员工信念和欲望的社会表现――发明及其模仿――的关系上。多元文化作为对过去发明（文化）的模仿，相互之间经过对立、模仿产生新的发明，达成和谐，提供了文化融合的社会理论基础，文化融合即是企业文化的发明、对立、模仿的往复循环进程，据此，指明了跨文化企业进行文化融合的努力重点。
同时，当信念和欲望被发明和模仿抓住的时候，就从心理量成为社会量，信念成为社会的塑造力量。因此，作为信念和欲望表达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趋势或者力量，具有场域的性质，不仿称作“文化场”，具有塑造企业的能量，企业中的多元文化是若干种趋势和力量，需要加以管理和运用。据此，明确了跨文化企业对文化整合进行干预的合理性。
此外，传播是社会发明、对立、模仿的前提，是文明的推动力量。没有传播，社会只会产生孤立的发明，大规模模仿不可能发生，文明的进程就会极其缓慢。没有交流，人们的信念和欲望就不能明确表达，不能形成趋势和社会力量。因此，如果模仿律解释文化融合的逻辑，文化场决定文化融合的力量，那么，传播交流则是一把开启文化融合进程的钥匙。
三、企业文化融合的关键环节
传播主要分为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本节将从传播的功能出发，探讨如何善用传播，以促进跨文化企业中多元文化互动，进而推动文化融合进程。
（一）推动信息交流，产生共享信条和共同规范
首先，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无所不在的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制造共享思想和意愿的公众和舆论，影响个体思维和行动。既无法回避，则应善加利用。其次，为员工交流提供机会。要让企业内外相关的各类组织在此找到用武之地，让工作接触、学习培训、头脑风暴、内部论坛、微信互动和文体娱乐等成为人际交流载体。在人际交流互动中，共享的信条将会产生。第三，营造民主开放的氛围。畅通交流渠道，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让各层面员工可以直接交流，让发言、意见表达受到鼓励。在企业中，互动将产生并肯定共同规范，信息传播则使之强化。
（二）明确价值方向，设置传播的议程
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文化价值影响不同社会的发展倾向，使创造力倾向于不同的速度或类型，文化上更受欢迎的领域的发明创造力就更强大。因此，跨文化企业对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进行引导，需要综合考虑企业内外文化价值观念，企业战略、目标和需要的创造力的速度、类型，明确或大致明确一个文化价值方向。将之植入多元文化场域，设置为主要传播议程，经过长期传播，影响文化互动的进程，以期新的企业文化激发强大的创造力。这也是文化融合策略的重要考虑方面。另一方面，社会量自身总是趋向于无限增加和传播，直至遇到一个更加有利的观念、更加可取的发明，才会发生消退。发明只有在看上去是对现有问题、业已诞生的需求做出的恰当回答时，才能够传播开来。根据逻辑模仿律（logical law of imitation），新发明越是像社会中业已被模仿与制度化的旧发明，就越可能被社会模仿。根据该定律的“超逻辑形式”――越是满足文化里主导性重点的发明，越是可能被该文化模仿。因此，作为企业传播议程的文化观念，在其提炼过程中，需要遵循如下原则：与企业内外文化的主导性重点保持一致，并且回应多元文化关注的问题。这种一致可能是符合政策、前沿管理理念或社会观念，形成吸引力。此前，需要对组织中的文化特点进行识别。此外，逻辑上对立的多元文化，不经公开指出其不可调和性，将相安无事地共处，但会产生“认知的不和谐”。因此，需要通过议程设置，开诚布公，消除这种消极影响。
（三）激发主体意识，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首先，企业文化是全员参与的企业管理。每一名员工的言行，以及沉默、不作为本身，都是企业行为和文化的构成部分。没有个体意见的充分表达和自主选择，员工只是被企业文化牵引向前，无法产生自觉而深思熟虑的集体行为。在企业文化融合进程中，对个体而言，紧要的是主体意识的觉醒。要参与传播交流、发出声音、主动作为。处于优势文化一方的员工，需要适当放慢速度，带领其他人一起走。认知、能力不在前沿的员工，需要从高能量文化里汲取能量。从而产生更强大的集体力量。对企业而言，要认识到分处不同文化族群和岗位的员工，如海外人员和本土人员、科研人员和行政服务人员等，都因其为组织做出贡献而得到应有尊重，才会有进行文化融合的自觉和自愿。同时，唯有员工认同企业愿景，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才会产生参与企业文化融合的动力。因此，要与员工充分沟通、进行引导、提供机会，使之认同企业愿景，实现个人价值，营造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员工的开放氛围。要构建员工参与机制，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开展文化建设培训、调研、各种交流等，发动员工参与，让每一名员工学习到更为优秀的文化，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发生沉默的螺旋效应。第二，发挥意见领袖作用。根据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理论假说，掌握最新资讯、先进技术、观念的人，在传播中起着中介或过滤的作用，会成为某一群体的意见领袖，对群体中其他人的选择、决策产生影响。意见领袖往往信息渠道发达，交际面广，阅历丰富，各自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企业多元文化族群中，可能存在意见领袖。企业要主动发现、引导，通过深度访谈、活动发言、参与管理等对他们的先进理念进行明确和传播，创造机会促成互动交流，激发新的理念，影响企业员工。意见领袖理论强调了传播中社会精英的功能，与此呼应，“超逻辑”模仿律认为模仿从社会优势的高处流向社会弱势的低处，虽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不乏合理之处。结合实践案例，可以认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意见领袖等认可的文化理念和管理方式等，更容易得到普及并沉淀为企业文化。
（四）扩大文化开放性，加速企业文化融合的进程
文化融合的速度取决于新发明产生和模仿的速度。后者受文化扩散和文化间差异的影响。扩散越快，差异越小，新发明及其模仿就越快，文化融合就越快。文化扩散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文化开放性的衡量指标是传播交流。传播互动越频繁，文化的吸收借鉴能力越强。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流动来弥合，很难说哪一种文化在各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决定了文化场能的流动方向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这种流动促进了各种文化的进步。譬如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化，也常常从下里巴人的乡土文化中汲取新生能量，不致在精致中衰亡;而乡土文化也会从高雅文化中汲取精致的能量，不致走向粗陋。而多种文化实现融合之后，还将在与外界文化的互动中吸纳更为优秀的成果，或者在实践中，生发出更为优秀的理念，实现完善和提升。据此，可以对文化融合的速度干预和管理：一是保持文化自信，扩大开放性。二是寻求文化交流互动，促进文化场能的流动。三是引导和消弭对立、冲突，促进模仿、发明，实现文化的融合。
四、结论和启示
综合前文论述，主要结论如下：
（一）企业文化融合是多元文化在对立中产生新的发明并得到模仿，从而产生新的企业文化的进程。
（二）企业文化融合的情境是跨文化情境，主要是新建跨文化企业、重组企业、扩张企业。
（三）企业文化融合的核心问题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特征是观念、行为、偏好，实质是信念和欲望及其模仿，关系是对立、模仿，作用规律是社会模仿律。
（四）企业文化融合的关键环节是传播交流。适当介入，可以营造氛围、搭建平台、用好大众传播媒介和促进人际交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和广大员工个体的作用，促进融合进程。
根据模仿律，新的文化被接受，是因为旧的文化本身认可新的文化的倾向，因此，新的文化更可能与旧的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迭代关系，而非完全不同。这就启示我们：
（一）企业文化融合不可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很难接受一个完全空降的另类的文化。这也在前文提供的三种文化情境中得到了印证。惠普与康柏并购案成功，因为新的文化融合了双方文化所长。中航集团重组成功，因为新的战略满足了双方的期望。汇丰海外扩张成功，因为新的管理方式坚持了汇丰的价值观，借鉴了当地的管理理念。
（二）企业文化融合是共享企业价值观、行为规范、管理理念，认同企业战略、思路、方针并执行，但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结果。作为一个迭代前进的阶段，企业文化融合更大的意义是，以形成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的方式把不同的人凝聚到企业目标和工作上来。至于下一步，根据企业和员工发展需要，将在共同的基础上，不断接受新发明的影响，产生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
五、结束语
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5
[关键词] 课程文化；课程改革；教育变革
我国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新与旧的交替，现代与传统的争锋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敏感的子系统，课程理念的超前性与课程改革的滞后性之间的冲突使得课程文化呈现出多元而无序的混乱状态，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冲突与融合的态势。如何对待这些冲突与融合，如何促使课程文化由无序走向有序，如何促使课程文化实现其自身的发展，已成为当前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 解读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关于课程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是指按照一定社会发展对于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1]。还有的学者认为：“课程文化不是体现在学校中的某个社会群体上，即不是以学校中的某个群体为载体，而是以群体间的关系和活动为载体，教师和学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活动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无不在课程文化上有所体现。课程文化是他们双方面互动的产物。”[2] 课程文化可以分为3个层次：物质层次、制度层次和精神层次。课程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主要包括：课程标准、课本、教学指南、补充材料、课件等；而蕴含在课程目标、课程开发与管理、课程实施与评价过程当中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各种制度和理论体系，主要包括课程开发、实施与评价的各种规则、政策、法规和决策方式等。课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的人们所共有的对于区分事物好与坏、对与错、符合与违背、可行与不可行的标准和倾向。它是决定该社会或群体的理想和目标的一般和抽象的理念。在同一社会或群体中，价值取向的基本倾向总是一致的。所以说，价值取向是课程文化的核心。
课程文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任何一种类型的课程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生存、发展。每一种课程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与其他课程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课程文化的差异性与课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既是课程文化冲突甚至对立的根源，又是多元课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整合的基础，并成为推动课程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课程文化的冲突一般是指两种以上不同性质的文化类型在文化扩散的推动作用下，一方文化主体突破边界的限制而与其他文化及其主体接触和交流，使得一方文化对另一方文化主体及其文化现象产生心理上的认异和排斥甚至对抗和冲突而出现的文化异化现象。课程文化的融合则与之相反，主要表现为两种以上的文化接触、碰撞和冲突后，彼此之间的交流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双方文化主体逐渐对对方的精神形态产生认同，并不断吸收与借取，双方的文化成果得到交流，最终导致课程文化的融合与提升。
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是绝对的，二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低层次的冲突导致低层次的融合（课程文化的物质层面），低层次的融合又将引起高层次的冲突（课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高层次的冲突又将导致更高层次的融合（课程文化的精神层面）；高层次的融合能够加剧低层次的融合。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矛盾运动中相互转化，从而推动着课程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导致人类课程文化融为一体。但事实远非如此，由于课程文化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始终存在，课程文化的融合只能是课程文化体系中某一部分成果相互交流与共享，所以多元课程文化的空间共存也将长期存在，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
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具有层次性。课程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整体，多元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并非以整体的形式均衡同步进行，而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由低级到高级、由渐变到突变的非均衡动态过程。课程实践层的冲突与融合有可能引起课程制度文化层面的冲突与融合，继而有可能波及课程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最高层次——课程价值文化层的冲突与融合。另一方面，不同课程文化成员之间的接触与交往，随着文化的扩散，课程文化主体的冲突与融合有可能上升为不同族群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当族群发展为民族国家时，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又将成为课程文化主体的交流与接触的主要形式。在现实生活中，课程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有时也并非严格按照层次性进行，而是出现复杂无序状态。
二、当前我国课程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表现形式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的转型程度、历史发展、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差异及其影响，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课程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因其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复杂多样的形式和特点。
从纵向、历时性的角度看，我国目前存在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课程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多重生产生活方式并存，这使得社会的价值呈现出时代交错的特征，反映到课程文化上，课程文化亦存在着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课程文化时代交错的特征。传统农业社会重权威、重血缘、重地缘关系和重功名的价值需求，工业社会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及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价值需求以及信息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安全、舒适、情感满足和幸福等的价值需求，在当今我国社会同时并存，这使得当前我国的课程文化面临着复杂的文化价值冲突和选择。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观在课程改革的文件和实践中都有所反映，如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发展和课程管理的民主性，体现了现代价值；强调课程内容面向生活，课程管理具有弹性、多元性，课程评价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理解和对话，则反映出后现代价值。
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存在着东西方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不同的课程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新一轮课程改革将大量的西方课程理念移植过来，这些概念、术语、理论都是在西方文化和语境中产生的，放在我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必然与我国的东方文化产生激烈的冲突和融合。典型表现为：东方文化的语言载体汉语与西方文化语言载体英语之间存在着冲突与融和；东方文化传统强调尊重权威、服从集体、遵守道德的社会本位教育价值和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自由的个人本位教育价值之间存在冲突与融合；东方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人文特色与西方文化强调自然科学存在着冲突与融合。从我国这次课程改革的文件来看：一方面，课程改革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道德教育等，反映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课程改革又强调以学生为本。二者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中，在冲突的同时又表现出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兼顾的态势。
在我国社会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由于价值取向和需求的不同也存在着课程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趋势。这种冲突与融合具体表现在：
其一，课程改革的决策者与课程改革的实施者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课程改革的决策者往往出于宏观上对社会、国家和学生长远发展负责的态度注重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位一体，而课程实施者往往出于对学生及其家长功利性目的的满足以及学校近期需要的负责而偏重于知识与技能。同时，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面前，课程实施者也慢慢地趋于对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认同。
其二，国家、地方、学校三者之间存在着课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课程的现代化改革必须考虑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整合的需要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而地方的社会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不同的学校有其不同的历史和特色。因此，国家、地方、学校之间在存在课程文化冲突的同时，又彼此吸收接纳而在不同层面上实现着融合。
其三，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课程文化上的冲突与融合。城市地区更多地考虑创设宽松和谐的环境、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更多地考虑到满足当地生产生活的知识、技能和实现社会流动的需要。
三、整合与互动——多元课程文化在社会转型与课程变革中破茧成蝶
文化交流与融合范文6
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对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理解，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表述全球民族消亡的途径和方式时，民族融合是指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民族特征与民族差别逐渐消失，形成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的历史过程。二是把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来看待，它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互相接近、互相影响，最终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现象。我们在讲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通常是在后一个层面上来使用民族融合这个概念的。因为，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从我国以及世界上的民族关系来看，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存在着两种情况或方式。一种是采取政治强制手段把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一种是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经过自然的过程合于另一个民族。为了比较妥当和科学地表示这两种客观存在的情况或方式，人们又习惯地把通过政治强制使一个民族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同化；把通过经济、文化的作用使一个民族自然地合于另一个民族的情况称为融合。在中国多民族的关系史上，既有强制同化，又有自然融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错综而又复杂。
民族的自然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在我国历史大量存在，且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一是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如夏时的淳维，秦汉时的赵佗，南北朝时的桓诞，北齐时的高欢。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前提和具体实现方式主要有：（1）民族迁徙，杂居相处。（2）经济文化的友好交流。（3）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4）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5）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
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
几千年来，在中国古代文明滋生的这块东方沃土上，先后生息和居住过许多民族，一些民族消失了，另一些民族又勃然而兴起。伴随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多元起源与发展，以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反复交替，古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进步。
然而，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而言，我国现代的以及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类型的融合与同化。各民族共祖同源和多源多流的亲密关系，在历史上曾起过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如今，我们所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基于长期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联合共同体。
（一）汉民族的多源多流
历史悠久的汉民族，自古及今瓜瓞绵绵，枝繁叶茂，为融合众多民族漫漫演变而成。它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又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再往前推，夏、商、周也都大多出自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华夏族各支系间彼此隔离的状态，形成了华夏族共同的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生活，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所以，汉代学者把秦治下的华夏族人称为“秦人”。
“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在汉民族发展壮大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族共同体的壮大，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的。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则大多与汉族统治阶级的征讨、掳掠、招抚相关联。隋唐一统，突厥、铁勒、契丹、党项、吐谷浑等族纷纷内属，与汉族杂居，部分族众融于汉族中。宋江金时，汉族分布区域被各民族政权所分割，部分汉族居于契丹、女真、党项等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国之中。这些民族政权，为了统治征服的汉人，也常效仿中原汉制，宣讲儒、道、释等思想。其结果，部分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渤海人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元和清，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部分融于汉族。
总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共同地域，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同时，汉民族又像—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以它那种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二）少数民族的多源多流
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是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
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的民族，东胡族系有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库莫奚等；肃慎族系有挹娄、忽吉、??、女真、满族等。这些族称，并不是简单的名称更迭，它反映的是各族体之间的离散、聚合与融合的过程。
在西北地区，吐谷浑和党项羌的融合最为典型。吐谷浑源于辽东的慕容鲜卑，西迁后兼并各族，建立了一个广土众民的民族政权。经过二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成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继吐谷浑解体后，西北又形成以党项诸部为核心，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等族在内的民族融合，其结果又形成新的族体——党项羌。
在南方地区，百越族群支系繁多，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这些民族的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往来。秦汉以后，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边疆地区各族体的源流如此，某一具体民族的聚合过程也大致是这样的。如形成于元代的回族，其来源是在13世纪初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被迁发或自愿东迁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以及部分回鹘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又不断融合进汉、维吾尔、蒙古等族，尤其是融入汉族的血统最多。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发展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格局。
三、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四个重要时期及其特点
（一）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的孕育时代，也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据传说和考古发掘，炎黄时代至尧、舜、禹时期，黄河中游的炎、黄两大部落，不断地碰撞融合，结成联盟向东推进，战胜了以泰山为中心的太昊、少昊集团，建立起号令黄河流域各部落的大联盟，并击败江汉流域的苗蛮集团，成为可追溯的中国早期民族融合的核心。所以，我们说，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是华夏族肇兴的腹地。
华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一词常被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即蛮夷戎狄），然而，华夏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它融夏、商、周三族初具雏形之后，就像滔滔东注的长江，涵化万水，汇合百川，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大体在周代，在这个族体中，既有涵盖了共同尊奉黄帝为始祖的夏、商、周三族的“华人”，又有华夏化了的戎人、氏人和夷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华夷”逐渐走向一体，内迁异族已被华夏吸收、融合。中原四周，齐、鲁吞并诸夷，秦霸西戎，楚征服统一诸蛮，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兼并的速度也在加快。而华夏诸侯经过激烈的兼并、分化、吸收、统一，到战国时期只剩下齐、燕、韩、赵、魏等几个大国和在它们夹缝中的几个小国了。即使是原来被称为“蛮夷”的秦、楚已同被称为“诸夏”或“中国”，与周边各族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地区性的局部统一，为华夏一统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大地及其周边各族，不断地凝聚、兼并、扩张，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华夏族。华夏族自诞生之日起，又以迁徙、聚合、民族战争等诸多方式，频频与周边各民族碰撞、交流，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众多非华夏族的氏族和部落。这样，以华夏族为核心，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民族融合，是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多，在与中原的冲突和交融之中，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而党项族又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吸收氐、羌、吐蕃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重要民族，其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西夏建国后，势力迅速扩大，相继与北宋、辽、金、南宋形成鼎立局面，盛时辖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我国西北部的开发、统一与西北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
源于黑水??，崛起于东北的女真，灭辽亡宋建立了金。金灭辽，承继了辽文化，直接与汉文化相碰撞。尤其是在南下的过程中，金把大批俘获的汉人迁往东北，又把大批的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汉人地区。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四）清代民族融合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的情况下，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联合，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与融合。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问题。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同化有别于民族融合，它不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而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具体情况大致如下：（1）掳掠其他民族为奴隶和农奴，同化于本民族。（2）通过征服采取强制办法进行同化。（3）因改朝换代，为避免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改变民族成分。（4）以政治暴力强迫迁徙而同化。我们对于民族同化所使用的政治强制手段是不赞成的，有些结果也是应该反对的，但它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在理解历史上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时，不能把融合与同化等同看待，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割裂开来，要辩证地看待。因为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况。
统一与分裂问题。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分裂到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国家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来越大。即使是在几次民族大分裂时期，从表面上来看，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看，则渐渐地“合”了。而在诸多使统一能够成为主要趋势的原因中，民族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历史上不间断的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扩大和演化，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影响和促成民族融合的相关因素及民族融合的途径
（一）互补互惠的族际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
经济关系是民族间的基本关系和必然联系，所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要受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在服从经济支配的前提下，民族融合自身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基于生态环境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传统经济区域呈现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农耕、畜牧两个大的经济区。从南北方向看，秦岭－淮河以南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水田农业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经营的旱地农业发展带，而秦长城以北是历史上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经营的游牧和狩猎经济发展带。从经济区来说，西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活动的中心，是传统的畜牧经济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发达的农耕经济区。
不同的经济类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一般而言，农耕民族以种植业为主，兼养家畜，经济稳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也向往游牧民族优质的畜产品。游牧民族在茫茫草原上放牧牛羊，畜群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产品相对单一，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频繁的交换，换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补生活之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任何时期，两大河中下游发达的农耕经济，一直对周边地区各族群起着凝聚和核心的作用，产生出很强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种农业文明蕴藏的力量，使许多进入汉区农业社会里的民族，不同程度地融入汉族之中。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是多层面、多途径的。总体而观，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方层，如移民实边和屯垦、“马绢互市”和“茶马贸易”。第二个层次除了跨地区的民间贸易以外，更主要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互利。无论在任何时期，即使在分裂和战争年代，在这两个层面上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未曾中断过。这是汉族与各民族人民经济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族间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重要经济基础。
（二）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与民族融合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思想文化上的相互交融、认同，从来没有停止过。先秦时期，华夏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辐射、膨胀，吸收新鲜血液，为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的“胡”文化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汉”文化激荡交汇，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隋唐时期，统治者提倡“华夷一家”，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提供了宽松融洽的气氛。宋辽夏金元时期，各民族文化又在震荡迭起的历史巨变中，经受了进一步的锻造。明清，中华文化系统内再次出现各民族文化整合的高潮。就这样，经过悠悠数千年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源汇聚的庞大体系。在这个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一统思想成为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理念和精神是民族融合的基础，中原文化与“四夷”文化的交融，是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
考察中国古代史，虽然不乏征战、分裂的历史真实，虽然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然而，“华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一直是民族融合的精神动力。大一统思想萌芽、发展于先秦，在秦汉的政治实践中得到实现，经魏晋南北朝的正统之争，逐步实现南北文化思想的认同。之后，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至清发展成为中华整体的观念。这种思想体系，表现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上就是“华夷一统”、“华夷一家”、“夷夏一家”，体现在文化中就是“和”、“合”精神，具体又通过“怀柔”、“羁糜”等对边疆民族政策得到实践。它的推行，有利于冲破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
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我国的历朝统治者，都自视是作为文明标志的“礼”的承载者，负有对万民教化的责任。统治者通过官学、科举等制度，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各地各民族。儒学在汉朝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宋朝以后，由于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平民化，成为官民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强大的整合力量。
（三）各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中国各民族自身发展与彼此关系的日趋密切，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正是通过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局面的形成，才可能有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彼此感情的沟通，才可能有更为广泛的民族融合。所以，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族种类繁多，彼此间融合兼并，兴衰嬗变，有分有合，情况极为复杂。一般而言，汉族及其先民以黄河和长江为摇篮，崛起于中原大地，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向四方迁徙，波浪式地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与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很早就散居四方，如春秋战国时期，东方九夷、南方苗蛮、西方氐羌、北方戎狄及东北肃镇等民族群体，竞相登上历史舞台，与汉族交往频繁。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变动表现为民族迁徙或民族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动则表现为民族的演变过程。而任何一个民族的聚合与离散，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譬如黄河上游的羌戎族群，自先秦两汉至唐宋，持续不断向东西南北四方扩散，既有来自羌戎各族群内部社会进化、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诸如来自中原王朝和汉族的渗透扩张以及来自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所形成的巨大压力的因素。扩散的方式与途径，或逐水草而流动，或举族内迁，或拓土移民，或被他族掳去。所以，我们必须在多民族历史宏观进程的框架中，去把握历史上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相互关系。
民族的分布与迁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从民族关系史的视角而言，寇边与攘夷、内附与反叛、和亲与征讨、互市与封锁、怀柔与威服、相互安惠与兵戎相向，都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冲突与聚合的不同表现形态。从民族历史发展的纵向上看，商周开拓边地，秦汉移民戍边，东晋五胡问鼎中原，南北朝隋唐民族大融合，五代以降，契丹女真南下，蒙古族满族入主中原，以及因战争和各种社会、历史、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各民族间的汇聚、分解、融合时有发生。正是因为这种动态的民族迁徙，总是不断地冲破民族界线，打破民族间的隔绝状态，为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和真正的文化沟通，为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和同化创造了条件，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四）族际通婚与民族融合
从生物基础和血统上讲，由于族际通婚，世界上纯而又纯的民族是很少见的。所以，国际学术界常把族际通婚作为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历史上族际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汉文化在发展中形成的“天下观”和“族群观”，中原汉族在看待边缘地带的民族时，看重的是他们的“文化”动态取向，忽视的是体质方面的差异，对族际通婚没有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再加上汉族在文化技术方面的先进，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同时，无论哪一个王朝，一旦进入中原立足或成为统一中国的正统皇帝，为了得到各族民众的支持，都或早或迟地鼓励民族间的通婚。
通婚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到通婚，谁都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和亲。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各政权首领间为平衡彼此政治关系而缔结的一种姻亲关系，从汉代绝唱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到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联姻，不下数百例。在和亲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权谋与友谊的糅合，战争与爱情的冲突，汉风与番俗的差异，无数次扣响人们的心弦，酿就了太多的悲喜剧。就其历史作用，史家各有说道，但在以下两点人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首先，和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民族冲突和战争，缓和民族矛盾，冲淡了民族偏见，增进了民族情感。如由于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的影响，至汉末魏初，入居塞内的匈奴人已有不少改姓刘，理由是从母姓。那时匈奴酋帅改姓刘的目的，是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以便在汉人中产生某种亲近感和感召力。
其次，有利于推动民族融合与同化。随着和亲的缔结，姻亲关系的确立，联姻双方即建立了翁婿、舅甥、兄弟关系，这不仅在血缘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同时，和亲过程中诸政权间建立的聘问、朝贡、馈赠、贺旦、互市等广泛交往，周边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渐染华风，加速了汉化。尤其是质子，他们习汉语、汉文、汉仪，与汉族显宦名士交游，汉化速度最快。他们回本部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五、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民族融合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还应注意的相关问题有：
民族战争与民族融合问题。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并不都是雍雍穆穆，相安无事的，他们之间有交往，也有矛盾与纷争。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它不仅表现在和平相处上，也表现在战争上，要充分地看到，在融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有融合。在分析民族之间的战争时，不能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来作出判断，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客观地加以分析。因为，民族战争作为民族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有破坏性和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面；同时，有些民族战争的结果，往往是掠夺的终止，和平、和亲、交融的继续。尤其是远距离、大规模、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只靠商贩和使节是不够的，还得用武力来打通道路并确保安全。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战争是短暂的，各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互相依存、逐渐接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了民族融合的基础和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