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1
(一)实现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要途径
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毋庸置疑的应当成为人权保障的核心，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位，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其所具有的司法救济性，决定了国家在通过立法确认公民的权利后，为了保证公民特别是经济困难或者某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顺利实现，其有义务和责任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因此，法律援助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要途径。在社会转型期新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基层社会法律援助的价值内容，更加体现了其作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终极追求，以及主体对其客体的人权价值期盼。当前，农民仍然是我国穷困人口的大多数，与城市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往往缺乏维权法律意识，在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仅凭借一己之力很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理解决问题。而法律援助的出现则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渴望，在诉讼或非诉讼领域，它均以无偿的法律服务形式提供救助，不仅让穷人打得起官司，同时，也实现了人们普遍向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原则，体现了公正、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二)有效化解矛盾，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十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完善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小康社会。作为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的重要载体，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完善自身的法治化，以加快促进和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是一个优选。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如农民工维权、劳动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征收拆迁补偿纠纷等，且矛盾的群体性突出。而法律援助作为法治的合理、有效手段之一，其不仅具有提供协助的法律专业性，同时还具有提供服务的无偿性和优惠性，因此，在帮助贫弱群体解决矛盾和纠纷时，便于运用专业化的法律知识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诉讼、非诉讼等法律服务，让其能够理性化、制度化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使矛盾最终在法律框架内得以解决，最终有效化解了矛盾，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谐。由此看来，法律援助和和谐、小康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均是社会安定有序、讲求法治、公平正义的稳定结构状态，只不过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二、介入的问题与困境
(一)实践中受理范围过于狭窄，非诉讼援助被忽视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根据第二章的规定，将我国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主要限定为民事案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辩护。其中，法律援助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为: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民事权益的。而受理的刑事案件的范围为:公诉案件或自诉案件当事人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综上，法定的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民事、刑事案件等诉讼领域，且受案范围狭窄，对于非诉讼领域关注过少。而在乡村社会，其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则更多的是诸如财产、买卖、借贷、财产损害赔偿等经济纠纷，人身伤害、医疗事故等侵权纠纷，婚姻、赡养等家庭纠纷或其他邻里纠纷，以及土地承包等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等，这些远超过法定的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且有些可能需要通过咨询、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进行解决。因此，实践中受理范围过于狭窄，造成了法律援助较难被农村受援群体所接受和支持，群众基础不广泛，从而在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也较难得以施展，陷入“无用武之地”的境况，且由于对非诉讼领域实行援助较少，也极大影响了农民群体依靠、诉诸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削弱了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稳定效用的发挥。
(二)机构建设与受援需求不平衡，政府调控待加强
我国司法部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并建立各级管理机构和实施机构。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由政府来建立调控保护机制，进行合理资源配置，其中首要的就是机构建设问题。1995年，司法部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而后各省、市、县也纷纷成立相应的法律援助中心，但农村地域广博，贫困人口较多，各种涉及生存利益的矛盾也较为突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田地连片开发，周围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促使矛盾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使得基层农村社会对法律援助实际需求进一步增加，但县级法律援助中心距离乡村较远，且宣传力度不够，很少能涉及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加之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特点以及矛盾解决的方式，其对法律援助的了解和支持并不到位，造成了农村社会对法律援助的客观需求与法律援助机构的现实建设之间的不平衡，影响了法律援助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作用的发挥。
(三)资金和人员紧张、保障不足，援助质量需提高
就我国基层农村社会来讲，法律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当前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农村相对贫困、落后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国家把资金主要还是投入到农村的经济建设以及农民的现实生存问题中去，法律援助的服务对于那些徘徊在温饱边缘的农民来说，显然是一件奢侈品。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一章第三条的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但许多基层政府“负债累累”，不会拨出太多的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工作，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其他行政办公经费“打捆”拨付的问题，造成了有限的经费被侵吞、挪作它用的现象。此外，人员的缺乏也是法律援助发展的掣肘。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但由于职业回报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律师及法律工作者主要还是在城市地区，很少愿意到农村。加之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过低，甚至未能及时发放，更打击了其从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基层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缺乏、援助水平受限，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三、理性介入的方式与路径
(一)加强法律援助立法研究，适当扩大援助的受理范围
英国、法国均有法律援助法，且都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而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只是国务院颁行的行政法规，使得其规范化缺乏立法保障，特别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专门的法律援助立法迫在眉睫。对法律援助的任务、宗旨、职能、机构设置、援助范围、援助程序、经费保障与管理等方面均应予以明确规定，并适当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首先，一般性的农村社会较常出现的诸如赡养、婚姻、抚养、继承等各种家庭纠纷或其他邻里纠纷、财产纠纷、人身伤害纠纷、土地承包纠纷等。其次，由于城镇化新形势所引发和连带的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愈来愈多，而随之劳动关系领域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集体劳动争议和多发，劳动关系矛盾复杂。再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诸如土地征用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实践中，应将上述新矛盾、新问题纳入农村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内，引导广大农民群体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
(二)建立多元化援助机构和机制，满足日益增长的受援需求
2012年，“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列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标题之下。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机构和机制:首先，针对基层农村社会农民对法律援助客观需求的增长与法律援助机构现实设置不足的矛盾，可在乡镇一级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行政村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员，主要承担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调处解决纠纷、联络法律援助中心等工作职责，通过分级设置，扩大法律援助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的范围。其次，针对农村地域广阔，人员居住较为分散，农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法律知识欠缺的特点，可建立巡回援助工作制度，轮流从县级法律援助中心或乡镇级法律援助工作站中的法律援助工作从业者中抽选一定比例的人员组成巡回援助工作队，定期或不定期的下到农村最基层进行巡回的上门式的法律援助服务，主要职责是以巡援工作队为平台和媒介，主动掌握基层村民的法律需求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宣传、提供咨询服务、指导村民申请法律援助，通过这种流动式的法律援助服务机制，尽量营造一种农村社会支持、法律服务人员参与、农村群众了解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经费保障和人员竞争，为援助工作夯实基础
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2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到2011年间，政府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都在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2010年开始，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与受援人数大幅增加，2011年老年人受援人与2006年相比增加近一倍，所占比重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一）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经验
《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并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较成熟、财政保障充足的省份，已经认识到仅用经济困难一个标准，无法容纳进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对特殊人群法律援助的探索，根据各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实际做法，总结了如下几条共同经验：
1.降低门槛，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明确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事项的特殊主体，不受经济困难标准约束。如河南省规定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浙江省对低保老人不受援助范围限制、不分案件类型给予法律援助，对高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2.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老年人维权，市、区（县）、街（乡）、居（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各级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1990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达135704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下设老年法律援助工作站，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设立老年维权岗，指派专人从事老年维权工作。
3.简化申请程序，开辟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予以优先接待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优先受理，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理后优先指派办理。多省对行动不便、高龄、空巢老人以及患病残疾的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4.加强宣传，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志愿者不定期进村（社区）、敬老院等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在老年人活动集中的场所设置法律援助宣传栏，介绍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发放法律援助联络卡和法律援助宣传材料。
5.对涉及赡养、婚姻、家庭暴力等家庭内部案件，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力采取劝导、调解等非讼方式解决，促进家庭和睦。
（二）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现存问题
虽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有很多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太大，法律援助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的确定取决于政府法律援助的供给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以资金源为条件，设定法律援助资格条件。《条例》为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设定了下限，具体实施还要依据各地（省、区、市）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各地规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地方财政的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当地领导对于法律援助事业重视程度高，经费保障充足，对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就比较宽泛，针对特殊群体也有优待政策，反之可能连法规规定的援助范围内的群众都不能做到应援尽援。同时，财政经费的不足也导致办案补贴标准过低，给承办人的补贴甚至不能覆盖办案成本，影响了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
2.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完成受理、指派之后没有继续跟进案件的办理情况，对于案件办理质量不了解，一些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收费案件很多，事务繁忙，对于援助案件没有热情，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3.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等机制衔接有待改善。有些法律援助案件同时需要社会救助，比如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案件，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临时居留场所；患病、受伤的老人，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医疗救治；但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仅凭法律援助机构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受援人的上述困难。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在有关部门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现实生活中，诉讼、仲裁、鉴定费用一般是缓交、减交，很少有免交的情况，特别是鉴定费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即使缓交、减交也负担不起。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缺失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效果。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一）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三年援助的老年人案件通过审核14906起，占项目援助通过案件总数的13.2%。其中，2009资金年度通过审核的老年人法律案件为3605起，占总数的13.2%；2010资金年度为3742起，占总数的13.4%；2011资金年度由于公益金法律援助资金总额由5000万增至1亿元，老年人案件数量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为7559起，占总数的13.0%。三年来为老年人案件补贴239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7%，为老年人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89亿元，其中2011年度为老年人案件发放补贴121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5%，为受援人挽回损失4.21亿元。从实施单位类型上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实施15146件，占总数的96.6%；民办非企业实施202件，占1.3%；律师事务所实施120件，占0.8%；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实施166件，占1.1%；直接资助办案单位实施29件，占0.1%；高校社团实施22件，占0.1%。从承办人类型上看，法援机构工作人员办理的3070件，占总数的19.6%；社会律师办理5138件，占32.8%；基层法律工作者办理6670件，占42.5%；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806件，占5.1%。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14623件，占总数的93.2%；刑事案件271件，占总数的1.7%；行政案件151件，占0.9%；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75件，占3.7%；执行案件67件，占0.5%。从案由类型看，赡养纠纷4123件，占总数的26.3%；交通事故纠纷2786件，占17.8%；土地纠纷793件，占5.1%；劳动争议598件，占3.8%；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5件，占3.7%；继承纠纷541件，占3.4%；离婚纠纷375件，占2.4%。[3]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特点
1.明确老年人作为项目资助对象之一，放宽援助事项和援助范围。项目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五类特殊受援主体而不是一般贫困者，体现了特殊人群视角。《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资助案件范围从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类型上都比《条例》规定得宽松。具体来说，在案件类型上，老年人多发的案件类型中，赡养纠纷方面，项目资助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等都被纳入；项目也资助离婚等多种婚姻财产、婚姻效力纠纷；在人身损害纠纷方面，项目资助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多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条例》对这些都无特别规定。在经济困难标准上，项目资助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即经济状况既不属于绝对贫困、又不能够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夹心层”困难老人。同时，项目对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做了一定补充，规定可以资助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条例》和本省（区、市）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案件，但此类案件不超过本地区使用该项资金办理案件总数的1/3。
2.多元实施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增加、利益分化的加剧，政府法律援助在质与量上势必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需要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条例》有规定，但多年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地位、性质及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多元实施主体为民间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提供了很多经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包括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政府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经费有保障（但不一定充足），机构稳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形成常态化运作，利用原有的网络化、科层官僚体制，执行能力比较强，管理较规范。其缺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不大，且科层体制较为僵硬，立法、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能及时做出回应。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与政府发生纠纷的公民，对于政府机构抱有不信任态度，政府机构的官僚属性与普通民众有距离感。与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成本较高。民间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专业化，民间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受资金、人员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专门接受某一类人群、某一类事项的法律援助申请，更了解特定类型人群、案件的特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间组织一般规模比较小，灵活性、创新性较强，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向，提供新型服务。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最主要实施主体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政府原有的机构网络和人员配置，资金全部用于给承办人发放办案补贴，不另外补助实施单位的办公费用，体现了公益金法律援助“做事不养人”的项目特征，最大程度地节约了项目实施成本，把资金全部都用在个案补贴上，真正惠及受援人。项目培育、扶植的民间组织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由政府提供常规化服务，民间组织面对特殊群体、特殊案件提供专业化服务，多种服务主体提高了弱势群体了解并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
3.严格办案流程，确保案件质量。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法律援助流程有一套独特的规定。在案件受理阶段，对承办人和受援人进行书面的权利义务告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案件办结后，要定期回访，检验受援人满意度。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流程也促进了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管理的规范化。项目的回访制度、补贴发放方式等管理方式也被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常规工作时所采纳，项目制责任具体化、流程规范化的优点带动了法律援助机构日常工作的发展。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1.增强实施主体的专业化。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都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作为实施单位去承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尚未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还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些老年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这部分案件由相应的民间组织（妇联、残联、劳动法律援助民办非企业）去承办。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若过多依靠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很难体现项目特色，应鼓励、孵化、扶植一批体现人群视角、擅长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民间组织，或将老龄委系统纳入项目实施主体，依托已有的老年人维权网络，培养一批善于和老年人交流、在老年人法律事务方面有专长、责任心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志愿者，开展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专业法律援助服务。
2.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额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在现有条件下，还需不断探索如何使有限的资金资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让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补贴标准和一般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相比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承办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个案补贴标准高就意味着能够援助的案件总量相对少。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援助的老年人。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项目案件资助类型，明确不予援助的案件类型。其次，进一步细化案件补贴标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对案情简单、工作量小的案件降低补贴标准，笔者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案情特别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仍按照一般标准发放案件补贴。所以，应不断细化补贴标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承办人付出的劳动划定不同档次的补贴标准，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程度。
三、结论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是指一般经济困难者，即经济条件达到国家设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确无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法律服务的公民。特殊对象是指因生理、心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陷入贫困状态的社会弱者，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这几类人群的弱势状态是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等特点以及社会条件造成的，与一般经济困难者相比体现出了特殊的人群特征。老年人是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必要性和特殊性。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经济特点造成了其社会弱者的角色，其自身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而依靠自身购买法律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发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必要性。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也为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保障，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性。
（二）司法行政系统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虽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系统在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受制于财政、人员，甚至是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地区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相当多地区，仍未认识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熟悉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未把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加以特别优待。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烈的人群意识
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3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问题；前景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建立起来的必然制度，以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民间公益组织为补充，逐渐完善的法律援助体系。法律援助制度，是公民的获取法律救助的基本依据。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相对来说起步比较晚，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才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这一制度的运行，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进入有法可依的法制范畴。具体来说，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法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特殊案件的个人；第三，法律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为援助对象提供刑事辩护、民事和公正咨询等。《法律援助条例》第5条第2款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表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统一性，进行统一的申请和审查。而从其援助的范围来看具有广泛性，不仅是经济困难者可以得到法律的特别援助，在司法程序上的刑事诉讼中也有民事诉讼的。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分析
第一，投入缺陷。首先财政拨款是一个难题，根据2006年的调查统计，我国的财政拨款人均经费为0.24左右，相对来说比较低。其次，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不足，当前我国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人口达到了2000万以上，农村3000万以上，残疾人6000万左右，所以需要法律援助的对象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救助机构的人员编制却远远不足。第二，法律援助体系不够完善。就目前来说，专门的法律援助法还是欠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之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律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对法律援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援助法，所以导致了具体实施过程中，确定援助条件、范围及形式等问题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上升到法律规定，才能有效的保障其应有地位。再加上民事法律的援助可诉性范围较小，《法律援助条例》与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不是完全协调，就不能较好的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诉讼程序。第三，法律援助服务体系有待加强。法律援助的服务服务人员主要由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构成。但是从目前来看，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不到位，法律援助虽然在学理上视为政府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是由律师承担，但是对律师的激励措施还不够，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律师的积极性不高。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未来发展探索
第一，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将建立起来，并提高其立法层次。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必定是以最高法律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为基本依据，努力提高其立法层次，并且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使其更好的发挥实际效用。第二，建立完善的最低经费保障。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建立和完善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关键，能够较好的促进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障，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保障方案，设立一项基本的办案经费。第三，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建立广大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格局。首先，强化与各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群体进行配合，发挥其职能优势，全面覆盖法律援助范围，减轻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压力。利用现代化的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对法律援助实施状况进行反馈，加强民众监督。第四，引入合作机制，进行商业操作。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合作，进行共同约束，形成国家财政和律师回报的双赢；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的发行法律援助的福利，在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同时，也吸引公众踊跃购买，保障法律援助的资金。
综上所述，未来的法律援助制度将不断完善，利用现代化的操作模式和实施方法，强化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
参 考 文 献
[1]张雪峰，李海明．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态势及其构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
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4
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完善
前言：
由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因此给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开展带来了阻碍。为了更好的去开展我国法律援助事业，我国需要完善立法体系、健全管理和实施机构、扩大援助范围、提供充足的经费。健全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
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特征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福利性、社会性、公平性的特征。
首先，法律援助是针对经济困难的群体的，律师事务所可以为群众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而我国法律援助是无偿帮助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不是所有人民都可以得到国家法律援助，而是经济困难而且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才可，国家不仅为这类人群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
其次，只要是符合国家法律援助条件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职业地位等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支持。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功能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具有法律服务、人权保障、法制完善、扶贫济弱、维护稳定的功能。
首先，国家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前提条件必须是有需要的且有经济困难的人群。其次，无论是社会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享有法律援助的保障。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可以使有需要的困难者获得合法权益，实现合法权利。
（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需要很多条件。第一，有援助范围，国家法律援助帮助经济条件困难的人群。第二，有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有需求的人需要到专门的机构去办理业务。第三，有援助经费，经费是给援助律师的最低保障。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
（一）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晚，因此至今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尚未完善[2]。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体系层次较低，这就不利于法律援助在现实生活中的更好实现。我国完善高层次的法律援助立法，不仅可以巩固法律援助已有的成果，而且还可以开辟法律援助发展新道路。
（二）法律援助程序不合理
首先，我国法律援助程序申请没能对案件性质进行明确区分。我国法律援助分为几个方面，而对于法律援助的某一方面没有明确的细分，这样容易给工作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给援助工作增加难度。
其次，援助申请的程序较为复杂。据有关调查显示，很多人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可是因其申请过程较为复杂，所以会选择其他渠道进行解决问题。
（三）法律援助范围有局限性
法律援助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但是对于困难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也就成为很多人判断困难与否的标准了。因此，法律援助工作需要对援助对象的范围有明确界定[3]。
（四）法律援助经费不充足
我国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拨款不足；二是募集的资金有限。法律援助工作要更好的开展，需要足够的经费，除去给工作人员的月薪以及必要的开支外，剩余资金少之又少，因此办案效率是得不到保障的。
三、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体系
首先，将法律援助制度写入宪法中。我国的宪法是最具权威性的，将法律援助章程写入宪法，可以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也可以增强更多人对法律援助的认识。
其次，《法律援助法》应由最具权威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法律效应。法律援助自成立到至今为止，所受理的案件等相关细节问题更让人反省，很多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法规的调整范围，甚至涉及到立法的范畴[4]。
（二）健全管理及实施机构
首先，增强援助机构的职能。目前为止，政府援助机构的职能有两种，一是管理职能；二是实施职能。前者负责法律援助等相关方面的制定和计划，监督援助实施机构的具体实施，对相关工作给予指导；后者负责具体案件的具体实施。
其次，发挥社会其他团体的补充作用。法律援助机构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知晓率不高。很多人不符合法律界定援助对象范围的条件，但是这些群体的确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这时，可以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很多其他组织与特殊群体有更多交集，如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力量，将援助组织推荐给需要的人。
再次，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的素质。为需要的成员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的专业人员素质一定要高，办事效率高、能力强。除了从援助人员自身加强素质之外，还需要管理部门人员提高素质，优化配置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可以节省案件所用经费和更好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加强乡镇的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很多乡镇居民对法律知识了解少，而且多数弱势群体生活在农村，因此，他们更需要法律援助。
（三）扩大援助范围
首先，调整“经济困难”中“困难”的标准。我国很多城市的居民，都会认为经济困难的人是拥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其实不然，我国还有很多阶层的人群没有拥有最低生活保障，可是他们也无力支付法律服务的费用。因此，我国需要调整并明确困难标准。
其次，援助对象范围要扩大。我国目前要求援助对象只有几类人群，实际上我国应该扩大援助范围，真正做到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法律援助。
再次，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援助相结合。我国法院做出司法援助决定的案件，法律援助结构是一定会提供服务的，可是法律援助机构做出法律援助决定的案件，法院是未必会提供司法援助的[5]。针对这一现象的发生，就会给法律援助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最后，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诉讼和辩护是法律援助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成员对辩护和诉讼这两种方式需求减少，相反对非诉讼有所增加，因此，我国应增加援助服务的内容，做到与时俱进。
（四）补足援助经费
法律援助经费是工作人员更好开展援助工作的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所用经费问题暂且不说，他们受理案件时需要的经费问题是更为重要的。
目前，法律援助机构获取援助经费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国家给予财政拨款，可是拨款所占比重小；二是募集资金，可是能力有限、数量有限，更多还是一些来自社会的闲散资金。因此，两个途径都是不能使国家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充足经费的，需要国家补足援助所用经费。
四、结论
法律援助工作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且经济条件不好的人维护合法权益，可是我国法律援助起步较发达国家晚，而且援助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以更好的去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迪.法律援助制度的绩效评估与完善[D].吉林大学，2013.
[2]胡萍.大连市中山区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3.
[3]向章平.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之理性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2009.
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5
一是建立了与公检法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衔接机制。新刑诉法颁布后，我们两次组织召开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工作协调研讨会。与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分局以及区属律师事务所等进行了沟通协调，从而较好地规范了川汇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流程。
二是拓展业务范围，变“可以”为“应当”。新刑诉法中，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有明确划分。法定“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盲、聋、哑被告人、未成年被告人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此外，对于其他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可以提供”法律援助。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以上三种人，范围太小，且有很大一部分嫌疑人或被告根本不知道或不清楚如何得到援助。根据这一情况，川汇区法律援助中心与法院进行协商，在审判厅设立“法律援助工作室”。这样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多加了一道“程序”，凡是法院工作人员去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时，我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即随同前往会见，对符合条件而没有获得辩护人的，经本人许可，当即开展法律援助。
三是建立高标准的刑事法律援助人才库，加强法援队伍建设。为了应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我们先后多次研究当前川汇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情况，并确定了建立一支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并迅速建立了川汇区“法律援助律师人才库”，吸收了区属7个律师事务所，共计65名法律援助律师参加，为川汇区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有效落实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法律援助的范围范文6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缺陷
(一)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及《条例》的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对于《条例》第11条所规定的三类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很少，法律援助中心基本上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如云南省全省办理的14171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8930件，占63%。刑事案件中,法院指定的8578件,占96%，通过申请的352件，仅占4%；省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1526件援助案件中，刑事案件1514件，占99%，全部为法院指定案件。，全国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5万多件，接待法律咨询200多万人次，有43万多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上年增长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申请法律援助的困难群体中，每年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受惠于这项制度。
(三)审判阶段法律援助人员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
《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条例》第20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据此，与委托辩护人相比，承担法律援助的辩护人只有在开庭前10天才能介入诉讼。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对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书副本送交法律援助机构的时间离开庭的时间远远少于10天，一般为3～5天，个别法院甚至在开庭前临时找在该院其他案件的律师为需要指定辩护的案件“紧急出庭辩护”。
(四)律师队伍发展不平衡
“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广泛流传于法律界的这句经典法谚，向人们道出了法律救济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地区没有了律师，法律救济便会丧失重要的力量。现实就摆在人们面前，全国206个县没有律师，而且这个范围正在扩大之中。据最新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执业律师已达11.8万多人，其中专职律师103389人，兼职律师6841人，公职律师1817人，公司律师733人，军队律师1750人，法律援助律师4768人。另外，还有律师辅助人员3万多人。全国律师每年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每年办理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但另据统计，在全国律师中，仅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5省市律师人数就占了大约1/3，业务收入占了全国律师业务收入的2/3。西部律师人数占全国律师人数的比例不到22%。目前，全国律师总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
10万。西部一些省区，与这个比例差距较大，陕西省现有2768名律师，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7/10万，西安市集中了111家律师事务所，占全省律师事务所总数的近1/2；甘肃省现有律师1344名，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为0.5/10万。来自陕甘宁等省区律师协会的资料显示：陕西省自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全省共有6000余人取得律师资格，实际在陕西从业的不到2500人。但是，截至初，
己有400多人到东部地区执业，近三四年来，更是以每年50名左右的速度流向东部地区。宁夏自治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取得律师资格的不到1000人，但近5年中，就有150多名律师外流。甘肃省近5年也有140名律师外流。青海省自律师制度恢复后，只有877人取得律师资格，现在本省执业的有406人，至今己有100多人外流。陕西省永寿县法律援助中心虽有4个人，但都没有律师资格。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依法必须提供法律援助的，“我们只能让我们局法律援助中心的人过去，法院对于我们援助中心的人，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人均救助经费不足6分钱。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初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律援助经费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还有9个省区市尚未出台法律援助补充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有22个省区市没有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影响了《条例》的有效贯彻实施。二是法律援助经费短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许多贫困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没有必要的业务经费，或者数量很少。不少县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如河北省、江西省、云南省、广西区等省区超过半数以上的县区没有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预算，湖北省、海南省有约一半的县区未列入预算，即便是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仍有34％的县（区）未纳入预算。三是九部委联合通知关于设立省级法律援助资金转移支付的规定落实起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目前仅有广东、贵州、河南、重庆、宁夏五个省区建立了法律援助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贫困县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没有采取这一做法。法律援助专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法律援助的服务力量是法律专业人才。现阶段，我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导力量是社会律师。有些地方有专项法律援助经费、但是没有用于支付律师办案补贴；还有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办理的义务量之内案件不给补贴、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有结余才支付补贴等现象。如石家庄市由于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开支，支付律师办案补贴不能完全得到落实，三年来，全市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和办案律师共为受援人减免法律服务费用1000余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律师自己贴钱办案。社会律师毕竟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体，在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时，没有经费保障，难免使有的律师缺乏责任心，敷衍了事，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效果。
(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促进和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3月和5月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相继颁布，对法律援助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同年5月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4月，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7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性规范。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经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从总体看，有关法律援助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和不明确。在组织机构、人员管理、业务工作制度、办案规程、经费管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服务标准和案件质量监控，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等方面，尚未形成与《法律援助条例》相配套的法律援助管理和实施的规范体系。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或者过低和不科学、程序不严谨、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时随意性较大、案件质量标准不统一、监控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实际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刑事法律援助应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国家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十分薄弱。法律和法规对于国家义务性规范的规定仍相对较少，而且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仍不强。特别是在一些规定中，对于国家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如何得到救济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司法机关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后果和救济程序，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规定。如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司法部《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第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在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的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案件，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应当告知其如因经济困难无力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转交该申请，并同时通知其法定人或近亲属在三日内向该法律援助机构提交身份和户籍证明、经济和居住状况证明等相关材料。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的《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也有类似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法律援助方面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绝大部分案件只有到了法院，因法律有强制性规定，法律援助问题才被重视。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上述联合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
(七)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有待规范和提高
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残等
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机构一般对应工、青、妇、残的机构设立而设立在相关的维权或部门。第二类是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这类法律援助组织设在高等法学院系内，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第三类是纯粹的自发成立的各种民间法律援助组织。但从目前看，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主要是第一类，这类法律援助组织数量众多，是目前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主体，仅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数字，全国妇联系统就有这类法律援助组织0多家。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是：经费严重短缺；法律援助工作不规范；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缺乏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八)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大多数律师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凭着强烈的同情心和职业道德，能较好地为当事人服务。但也有不少地方法律援助服务水平和办案质量不高。表现在：—是有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受理申请、审查和决定指派的环节不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操作，表现在：对口头申请不受理、不答复；对当事人递交的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不向有关机关和单位查证；不按规定时间对当事人的申请给予答复等，既违背了《条例》的有关规定，又损害了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是对《条例》和有关规定的理解出现偏差。一些地方认为在国务院《条例》颁布实施后，省级政府出台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补充范围之前，原有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相关规定自动失效，应当只办理国务院《条例》规定范围的案件。因而不适当地缩小了应受理的事项范围，导致对当事人作出不适当的审查决定。三是148法律服务专线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服务效率还需提高。四是没有根据《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律师协会开展合作，对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不会见当事人、不愿卷等敷衍塞责的情况没有对策，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
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
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颁布实施了《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建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应当强化国家责任，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救济机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得到强化，国家责任与律师责任不平衡的状况应当在《法律援助法》中加以改变。
要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二)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1、扩大强制辩护的范围。强制辩护是指在法律所规定的特定类型的案件当中，必须要有辩护人的参加才能开启正式审判的制度；否则整个审判活动将被视为无效审判。我国现有的强制性指定辩护是从两个方面来设定标准：可能判处的刑罚和被告人的自我辩护能力。前者是针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后者则是针对未成年人和盲、聋、哑人。这样的规定是比较切合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的。但是，从国外的强制辩护的范围来看，他们通常都把所有的重罪犯纳入强制辩护的范围，如德国为可能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日本则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那么我国强制辩护的范围应如何确定呢？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应扩展至无力支付费用的且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刑事被告人。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对可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提供强制辩护的保护。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被判处重罪的被告人理应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从1984年到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比例在整个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都维持在40％以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19.04％。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再加上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律师队伍的壮大，以5年以上有期徒刑为标准应该是恰当的。
2、扩大任意指定辩护的范围。
(三)刑事法律援助受援阶段提前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
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第一，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第二，应当建立权利告知制度。即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及时告知其有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并且应当适应将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公安、检察机关应当告
知而没有告知的情况作为程序违法来规定，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四)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物质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是指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费用，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法律援助发展的关键因素。一项法律制度落实，物质保障是基础。如何解决法律援助经费困难是世界上所有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以财政拨款为主提供法律援助的经费。如果法律援助机构、公检法四家缺乏经费，就难以充分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了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支持力度，同时，社会各界也奉献爱心，积极支持法律援助事业，使法律援助工作的物质保障能力得以增强。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法律援助经费应该坚持以政府拨款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保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真正落实。一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对贫困地区，建议由中央财政负担法律援助的支出，以免出现因为身处贫困地区，越需要援助的群体越得不到援助的窘况。二是要落实法律援助专职机构的人员编制，从优待律师，确保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乐于并认真从事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五)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
社会团体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作用在于：一、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产生良好的宣传作用；二、分流政府法律援助一部分工作量。他们可作为法律援助的前端环节，对拟进入法律援助程序者进行筛选，减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压力。三、由于他们具有准政府组织的特性，工作模式更易与政府法律援助衔接。在未来必将在非政府法律援助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如法学院校设立的法律诊所。这类法律援助组织由法学教师负责指导、学生为主参与法律援助活动。这种法律援助组织不是掌控公共权力的社会强势群体，也不是某一社会群体的代言人，其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公益性、非政府性特点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作用，首先是为法律人才服务社会提供途径，在法律人才中培养、弘扬服务社会的公共意识；其次是弥补法律援助人才资源不足，为政府法律援助队伍储备人才；三是其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使服务质量相对其他社会组织更高。
法律院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环境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法律资源。近20年来，中国的法学教育得到迅猛发展，法学教育机构成倍增加。据统计，，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增长到559所，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将达到数十万。“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既为法律援助提供了资源，又为法学学生提供了实践经验，同时也增加了法学院学生对法律援助的情感投入，它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力量。
(六)建立相关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程序性制裁是指针对参与诉讼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的行为，确立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从制裁方式上看，主要是通过宣告程序违法者的证据、行为或裁决丧失法律效力的方式来达到惩罚违法者的作用。其基本原理在于通过剥夺程序性违法者所得的不当利益，来促其不得不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诉讼程序。具体到刑事法律援助，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应当有而没有律师帮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审判行为无效。例如，可以明确规定当事人认为自己应当获得法律援助，而法院没有指定辩护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要求指定辩护，法院仍然没有指定辩护的，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诉。如果因为符合条件而没有指定辩护最后被法院定罪的，可以成为第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撤销原判决的理由。负有法定告知义务的国家机关，没有告知当事人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的，该事实也可以因违反法定程序而得到程序性制裁。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能有效促进公检法机关的合作与支持，从而实现法律援助的效果，同时也可大大改变公检法机关对律师的态度。
(七)建立质量监控机制，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标准
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质量保障机制。虽然《条例》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第24条1款规定：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副本或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并分别规定了质量监督的主体、质量监督的方式，但由于该条文规定过于模糊，且并非完全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故其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活动的特殊性，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同样也应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律师仅仅是在形式上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而未对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那么，设置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就会落空。为了解决贫穷被
告人辩护质量的问题，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是确保贫穷被告人辩护质量的最有效的方式。美国各州和各地方通过一系列方式确立了贫穷被告人辩护的标准，包括法庭裁决、法规、法庭规则和贫穷被告人辩护合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未明确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所应当具备的服务质量标准，出现了律师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时不负责任，走过场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提倡律师能够积极的参与刑事法律援助，另一方面也应当设置借鉴国
外有益经验，制订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标准。从而使刑事法律援助能够落到实处。建立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办案质量，是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的重点工作。首先要完善案件指派制度，做到科学分案、指派到位和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保证法律援助人员的专业水准和执业能力。其次，采取各种有效办法，监督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比如建立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开庭旁听制度、结案评估制度和案件抽查制度等。最后，完善奖励惩处机制，将处理违纪违规与表彰奖励相结合，以激励和鞭策法律援助人员提高办案质量，保证受援人得到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