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报告范文1
自国务院公布《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广东自贸区建设已有一年。成立以来，广东自贸区大力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业态。截至2016年3月，广东自贸区内集聚了各类金融机构和创新型金融企业42844家，金融创新创下全国多个第一。①金融企业的集聚和金融业态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广东自贸区内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提升，因此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投资者“安家落户”。在看到业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随着金融企业的增多，金融创新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纠纷也随之增加，金融风险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都对自贸区营商环境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应当积极面对。
一、营商环境是衡量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指标
建立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自贸区建设的目的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升市场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正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所指出的：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我指的是那些决定开办企业的难易度、执行合同的速度与效率、贸易所需要的文件等等的法规。在这些法规上做出改善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但却能对促进增长与发展起到变革性的作用②。
目前，对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最为系统、全面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一次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营商环境通常包括开办和注销企业的流程和法律、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行政许可，等等。除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政策，细节性的法律条文虽然在平时看来对市场或GDP而言影响力有限，但是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运行顺畅，那么经济的运行就会顺利。否则，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因而，法治化是建设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基本价值所在。
二、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意义重大
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片区组成，按照建设方案，三个片区的定位各有侧重：南沙侧重于为先进制造业配套的服务型金融，前海侧重于资本开放型金融，而横琴侧重于为国内或跨国商品贸易提供贯彻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全面金融服务④。尽管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的金融服务功能定位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要建立起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业，而这本身也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业，相应地有必要配套建设高效、便捷、公正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既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自贸区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保障。
1.普通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完全适应和满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需要。自贸区建设奉行商事自由原则，通过设立“负面清单”来规范区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允许区内的企业以相对更自由地模式运营。对于金融业而言，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种类更具有创新性，金融创新会更活跃，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必然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强，由此产生的金融纠纷也更为复杂，对纠纷解决的专业性要求更强，有必要建立更贴合自贸区金融创新实际需求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2.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提升自贸区的商事效率。自贸区营商环境更强调效率，故而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也需要特别注重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问题。一般而言，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历时最长，并非最优方式。尽管无论何时诉讼都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但是能够以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的形式更有效率地解决金融纠纷，无疑是更契合自贸区建设的初衷。
3.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求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要与世界接轨。国际上，由于强调效率和保密，商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以非诉讼的方式。例如，香港地区对金融纠纷采取先调解、后仲裁的程序。由于诉讼的结果要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认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司法合作程序，难度较大、效率不高。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更多地体现出纠纷主体间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合意”，其结果也容易得到参与调解的各方认可。
三、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建设之初不少工作一片空白，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有限，存在的挑战与困难都不可低估，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亦然。
1.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不足。相比较国内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但在营商环境方面仍然有所不足。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执行合同”⑤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目前，虽然广州在中国众多城市的“执行合同”指标中名列第一。但另一个指标――“司法质量指数”⑥中，广州远远不及上海、北京。通过两个指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执行合同”指标排名第一意味着广州的法院系统在合同诉讼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广州在“司法质量指数”指标中落后原因很可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的不足。
2.配套法制创新不足。广东自贸区成立以来，主要的法律依据仅有广东省政府颁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配套文件不足导致许多新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在金融纠纷解决领域，诉讼和仲裁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贸区出台特别的规定；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方面，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所在的行业协会出台了有关自贸区的规定，但一来法律层级较低，二来内容多是宣示性的，可操作性不强；在由行业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和由企业受理投诉方面，也没有针对自贸区的特别规定。
3.与国际接轨不足。自贸区要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项制度都应与国际对接。事实上，目前我国自贸区内的法律制度并与国际法尚未对接，面临非常现实而困难挑战⑦。众所周知，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由于国内法律制度已经和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致，其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区外在服务贸易、投融资制度等方面基本不存在法律冲突。作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接的试验区，广东自贸区尽管定位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示范区，但是在法律上仍难以完成对接。例如，香港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能引进其作为广东自贸区的金融纠纷调解的组织，无疑能增进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的专业性和公信度，为自贸区金融纠纷的便利解决提供一个高效率的渠道。但是受限于《仲裁法》以及自贸区尚未对此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何引进境外金融纠纷解决机构仍处在理论讨论的层面。
四、广东自贸区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议
未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既要结合广东自贸区的区位特点和优势，又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量国家对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做到各方面协同发展。
1.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明确自贸区内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定位
对于自贸区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应首先确定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其内涵，以此为指导指定各阶段的机制建设⑧。时间是金融行业的重要价值尺度，自贸区更是追求时间上的高效率。自贸区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不仅要维护公平，更要追求高效。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作出清晰地定位，不能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搞成面面俱到的金融纠纷解决工具，而是能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各自所侧重的领域内发挥效用即可。
此外，自贸区建设的主管机关应当意识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提升自贸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来自贸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需求，留足政策空间，做好顶层设计。
2.充分利用好自贸区的试验权限，尽快出台实施配套制度
作为国家第二批建设的自贸区，广东自贸区需要加快配套制度建设，通过建章立制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纠纷解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有必要依据自贸区的特色建立健全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尽快构建广东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由具有成熟经验的机构来主导该中心的日常运作，并且对积极接受调解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通关、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在仲裁方面，一是要给予自贸区内的企业更大的自主选择仲裁权利，二是要积极发展网上仲裁、简易速裁、临时仲裁等新的仲裁形式和方式，使得企业参加仲裁更加便利。在诉讼方面，要注意自贸区内企业多是进行跨国（地区）的贸易，涉外经济纠纷较多，多配备涉外经济案件的审判人员，配备翻译等司法辅助人员，做好司法配套工作。
3.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替代性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自贸区更注重效率，所以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对而言更适应自贸区建设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与自贸区同步，与国际接轨。一是要主动遵循国际商事规则，尊重国际商事惯例，在调解和仲裁中适当借鉴和引用国际条约。例如，我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那么要争取做到我国仲裁机关和加入该公约的外国仲裁机构之间裁决能互通互认；二是要充分践行自由贸易之真谛，尊重企业自治，由纠纷双方自行约定纠纷的解决方式；三是探索建立专业化的商事调解机构，将调解与仲裁、诉讼联动合作，增强调解的威信度和公信力，以最便捷地方式为企业解决纠纷。
注释：
①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创下多个全国第一广东自贸区一年新增金融类企业2.5万家[EB/OL].南方网.http：//economy.southcn.com/e/2016-04/22/content_146422384.htm.
②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guoneicaijing/20141212/19681552.shtml.
③世界银行于2003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在起初仅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2016年，这项报告已经涵盖11项指标和189个经济体。其中，纳入评比的10项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许可、得到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破产。另外报告也关注劳动力市场法规这一项指标，但并不纳入衡量的体系当中。
④林江.广东自贸区如何推动特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J].金融经济，2015，17：14-16.
⑤“执行合同”指标，针对的是合同执行的效率。这一指标主要通过追踪一起支付争议案件，收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诉讼到最终获得赔付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和步骤，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
⑥司法程序质量指数衡量的是每个经济体是否在其司法体系的四个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良好实践：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案件管理、法院自动化和替代性纠纷解决。
经济纠纷报告范文2
创新“131N”村级治理机制 从源头上减少矛盾
从20个镇(街道)到355个村(社区),强化一个领导核心,基层党组织“一把手”亲自担纲村级治理工作;健全村民小组议事会、村民议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三个组织”,按照小事组内解决、大事村上议定的决策开展工作;培育一个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作用,为灾区稳定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同时,配套多元化预防、疏导、化解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积极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村级自治管理,化解矛盾。
这就是面对震后各类纠纷矛盾凸显,彭州市结合震后恢复重建,构建灾区稳定环境而探索创新的“131N”村级治理机制,在推行“131N”基层维稳机制的过程中,全市共成立村民小组议事会4268个,村民议事会355个,村务监督委员会355个,成立集体经济组织269个,使基层维稳机制日趋完善,并以此为抓手夯实基础。
通过市级领导包镇,定期到灾区下访,深入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具体问题,加上选派机关干部和政法干警在村(社区)任职,推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将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带到了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处理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灾后,彭州市共选派了21名机关干部到灾后重建重点村任支部书记或副书记,按照“按需选材、因需施训”选派了571名高校毕业生驻村担任主任助理,选派了767人次组成工作组到灾后重建重点镇帮助工作,选派了102名政法干警到村(社区)任职,牢牢将主动权把握在手中。在村级治理中,实行每月一次纠纷矛盾“拉网式”排查,建立排查台账,一月一汇报一通报和“零报告”制度。
2009年3月7日,阳镇彩林村部分村民与天王村部分村民,因河段清淤引发纠纷并发生了个别人员斗殴的现象。
阳镇党委、政府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启动“131N”村级治理和“大调解”机制,积极引导村民通过村民议事会对纠纷进行内部协商调解处理,一触即发的群体纠纷事件得到了圆满化解,彩林村村民与天王村村民又一如继往地亲如一家。
健全“大调解”网络“九项制度”化解纠纷
2009年初,彭州被成都市确定为探索“建立‘预防为主,调解优先’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成果转化的四个试点市县之一。“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也被成都市确定为创建全国法治城市的一项重点测评内容。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构建“大调解”网络体系,其实彭州早在2007年就开始未雨绸缪。2007年,彭州市对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了规范,并在村民小组设立了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彭州市2008年,彭州市司法局与彭州市人民法院将人民调解工作室搬进了彭州市法院,开始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相衔接;2009年初,在公安交警大队设立了调解室,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开始衔接,随着在当地消费者协会、卫生局等行业系统建立了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彭州市检察院联合建立了刑事和解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调解网络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依托前期工作,2009年6月,在彭州市委、市政府和政法委的决策部署下,全面启动了“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探索新形势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公安接访、督导相互衔接,协同调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短短3个月,彭州市共成立大调解协调中心21个,配备专兼职人员191名,从上到下,健全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四级调解组织网络体系,“大调解”工作体系全面构建完成。
确保健全的“大调解”网络体系,发挥功效。彭州结合自身实际,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每月20日前进行一次社会矛盾纠纷综合排查分析,并于每月20日上报彭州市矛盾纠纷联调中心,联调中心每月25日前收集汇总后报彭州市委书记门生担纲组长的“矛盾纠纷大调解领导小组”;实行矛盾纠纷预警制度,彭州市矛盾纠纷调解协调中心每月30日前对排查出的纠纷隐患进行分析,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彭州市矛盾纠纷大调解领导小组,发出预警告知书;联动调解制度及联动调处定期会议制度、培训制度、重大事项互相通报制度、完善调解效力机制、矛盾纠纷“属地管理”制度、协调督促督查督办制度等“九项制度”的运行,力争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纠纷即发即止确保灾区重建稳定环境
彭州通济镇是地震极重灾区的前沿,在抓重建与发展的同时,健全了“大调解”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平台,制作并公示了“大调解”告示牌,将“大调解”的组织机构、工作流程、联系方式等一一向辖区居民群众进行公示,以便群众能够及时找到化解纠纷的人和机构。扎实的工作带来“实惠”的效果,去年10月,通济镇就利用“大调解”机制手段,成功化解一起酒后群体纠纷,确保了灾后重建能够顺利推进。
去年10月中旬,通济镇某灾后重建项目工地突发工人酒后斗殴事件,致使一人重伤不治身亡。情绪失控的死者家属随即围堵工地,强制搭设灵堂,影响到该项目正常建设进度。事发后,通济镇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大调解”机制,对这起纠纷进行调解处理。最后,矛盾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场群体纠纷烟消云散,双方对调解结果都感到十分满意,死者家属为此还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赠送给调解小组,以表感激之情。
在探索“131N”+“大调解”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中,彭州法院将审判工作积极融入到“大调解”中,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结合起来开展工作。
经济纠纷报告范文3
这次实的感受是体会很，学习了东西，对法院审理案件的流程的认识和亲身的体会，对司法实践的运作情形的认识，明白了理论与实践如何的性！
关于实习，写的多详细了，这里就不再罗嗦了！这里主要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在实习中的和想法：
一、法律与经济之关系
法律与经济乃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众所周知，2012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经济全球化的，难以独善其身。股市下跌，房地产价格下跌。原先买房的人后悔出了高价，于是纷纷想法退房。当然也有是开发商的责任。于是乎，法院审理的商品房买卖纠份，仅仅我在实习的多月里就审理了案件。
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果不其然啊！这也的说明了法学乃经世致用的学问。司法中的实践问题远非躺在安乐椅上的法学家所能想象，应当司法实践，于学术于实践均颇有裨益！
二、法律与道德之关系
法律与道德(morals) 的关系乃是19 世纪法学家所的三个主要论题。耶林(jhering) 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称之为法理学的合恩角(the cape horn of jurisprudence) 。那些想要征服“险地”的法理学航海家所面临的, 在的程度上讲, 乃是船毁人亡的危险。历史上，不同的流派对该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在现今的特殊社会时期，面临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纷纷涌现。应该人的道德诉至，正像文中篇实习日志写的那位王主任的话，现在纠纷人的道德败坏引起的，譬如离婚案件者的介入。，应该多强调道德的教化。而仅是强调依法治国。
三、法律万能主义的辟误兼论调解制度之
法律万能的，审判也解决纠纷的唯一。即使是强调法律在社会控制中起作用的庞德教授也非常谨慎的指出法律所的。
法条之有限性与社会之性、法律之稳定性与社会之变动性之间冲突的性，传统法律侧重于事后的救济，强调司法的被动性，使得法律在领域的“心有余而力也”，难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由此也凸显了调解新型的纠纷解决在社会中所的拾遗补缺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不少社会矛盾凸显，是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又的社会问题，进而也了法院受理案件的激增。
由此也凸显了调解新型的纠纷解决在社会中所的拾遗补缺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不少社会矛盾凸显，是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又的社会问题，进而也了法院受理案件的激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真正的调解的作用，有利于纠纷解决的，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
调解制度本身在我国现阶段也诸多，如强制性调解等情况，违反了司法不告不理原则，有审判权干预当事人处分权之嫌疑，等等。当然，这本文的主题，不予以过多展开。
四、对抗制庭审模式的兼论书记员在庭审中的作用
我国消除职权主义庭审模式的，逐渐引入了英美对抗制庭审模式。的在原告时候只提交证据目录而提交全套证据。证据要在庭审之后才提交。立法的本意在于防止法官的先入为主，强调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对抗。
立法的初衷是完美的，在实践中落了空。事实上，法官审理案件多是在开庭之后靠着庭审笔录和当事人事后提交的全套证据据以判案的。庭审在某种程度上流于，法官庭审之后的忙于阅卷。，辩论阶段的辩论似乎也很。
由此凸显了书记员当庭记录的庭审笔录的性。临时记录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书记员只能把关键性的事实予以记录，记录下所事实，这，稍有疏忽，遗漏关键性内容又当如何？书记员对当事人的某一方颇有偏好，故意在其辩说中加上那么几句，那么依据庭审笔录断案的法官的又当如何？我觉得这值得思考的问题。
书记员角色一直是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所忽略的角色，笔者这次实习亲身做书记员的亲身经历，感觉书记员的角色有必要引起，建议在司法改革中予以的考虑。
五、陪审员制度的
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借鉴英美法中的陪审团质素起来的。一如前述，制度移植的初衷是完美的，在实践中也了的作用，但也暴露了的。
笔者在法院的实习经历亲身做陪审员的感受来看，陪审员制度着陪而不审的情形；有陪审员参见的合议庭上就演变成了案件承办法官人的独任制，陪审员好应作用。
陪审员制度的问题学术界探讨多的问题了，的论述，兹不赘述。
实习过程中的想法，，问题，情形很。仅仅是个人粗浅的想法，多有幼稚与疏漏之处。
理论与实践，让我次实习中受益匪浅，也了实习的目的。今后要多注意实践，在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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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报告范文4
关键词：经济建设 环境污染 危害 纠纷处理
中图分类号：X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367-01
环境污染事故是指在一定的环境范围内，由于废水、废气、废渣、噪声、震动、热污染、电磁波辐射、放射性物质等污染物的突然增量，对国家、集体、个人或社会环境造成突发性的损害事件。
在处理环境污染事故，并认定和追究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时，当事人及双方发生争执的事件称为环境纠纷案件。
一、环境污染事故的特点。
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除了一般事故纠纷的特点外，还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污染事故危害的扩散性。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扩散性和流动性。污染事故发生后，污染物质会随着各种环境媒介（如大气、水体等）的流动而扩散、迁移，对环境造成危害，另外，因污染有害物质种类多，性质各异，经过转化、代谢、降解和富集，改变原来形态、浓度和性质，可能产生新的不同的危害作用。如河道上游的工厂排放有害物质的废水，必然连续影响下游的河道，有害废水流到那里，那里的水生物资源就会遭到破坏，环境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有毒气体也同样会随风向扩散而危害下风向地区。环境污染事故影响的范围大，涉及面广。遭受危害的对象普遍，不仅有污染源的工矿企业中的职工、设施及产品，而且有污染区域内的全社会居民群众，甚至胎儿，以及农、林、牧、渔业和整个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
2、污染事故危害的潜在性。环境污染影响的作用时间长，污染危害的后果往往潜伏期长，有些污染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的危害不容易被发现，有的无法治理和恢复，造成的某些疾病不易彻底治疗。因此，污染事故造成后，除受到直接损害后果以外，它所遗留的症状具有长期的潜在危害效应，有的潜在危险期长达几十年甚至数百年。
3、污染事故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污染事故的违法行为与污染危害后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有的污染事故，是由多个污染源共同作用而造成的，不容易确定污染事故行为者及责任。另外，由于污染事故的行为人不报告，或不及时报告，使受害人遭受危害，权利被侵而进行申诉时，往往时过境迁，无法正确举证，以致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发生环境纠纷。对于环境污染事故直接造成的人身健康和财产损害，只要进行认真调查研究，运用监测、检验等技术手段，一般是能证明因果关系的，划清法律责任的。由于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的特殊性，完全采用传统民法的原告“举证”制度，对污染案件来说，是原告难以做到的，这样不仅使污染受害者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意味着在提出足够证据证明污染者应承担责任之前，是无须负责的。因而，在处理污染事故和纠纷中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受害者或第三者也可举证，并实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
4、污染事故责任的无过失原则。一般民事案件的损害赔偿中，实行过失责任制。而环境污染事故和纠纷案件的处理，往往实行无过失责任制，这是因环境保护工作的特点和性质所决定的。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日益加剧，除少数污染案件外，相当多的工业企业并无过失。如果不能证明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受害人自身的故意而发生的，凡因排放污染物，不论致害者污染行为有无过失，均应负赔偿损害责任。在处理污染事故和纠纷时，至关重要的是考虑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利益，考虑污染造成的危害后果，而不是污染危害有无过失。
二、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
污染事故的发生，对人体、经济、社会等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危害。
1、对人体的危害。人是不能脱离环境而生存的，空气、水、土壤是人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条件。人的机体每时每刻都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相对保持动态平衡。人的各种器官、各种组织以及机体的各种活动规律，都处于适宜的生活环境条件的状态。因此，人与环境是一个有密切联系的整体，环境一旦受到污染，必然会危害人体的健康。
污染物可以通过呼吸道、皮肤、消化道、血液等途径侵入人体。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机体后，能对人体组织产生各种危害。对人体的危害又可以分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积累性危害3种。如70年代以前世界8大公害事件之一的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4天之内便使4000人丧生。据印度工业毒物研究中心的一项报告说，印度每年大约有400万儿童死于引用被污染水引起的疾病。这些疾病包括霍乱、痢疾、肠胃炎、腹泻、黄胆病、伤寒等。再如意大利的一家农药厂，剧毒化学品二英恶（TCDD）扩散，许多人中毒，附近居民被迫迁移，1.5公里范围内的一切植物被深埋，在数公顷土地铲除掉几厘米厚的表层土，事隔多年后，当地居民中畸形儿的出生率仍大为增加。
2、对经济的危害和影响。从国际上来说美国每年因大气污染损失10亿多美元，英国在伦敦烟雾事件后，每年因烟雾危害损失8亿多美元；法国每个市民每年损失6000法郎等。据西欧共同体历史统计，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我国每年因污染而造成的损失在300亿元以上。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苏州河、京杭大运河部分河段已成为“污水沟”。有17个城市的地下水已受到严重污染。所有这些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极大影响。
3、对社会的影响。环境污染事故除对人体、经济造成损害外，还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它干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及影响社会安定团结。
近几年来，涉及环境污染的群众来信来访逐年增加。各级环保局经常收到各类来信，这些来信包括写给中央负责同志、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省长、市长、县长的等。因此，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某县有一家农机厂，厂址在居民稠密区，因为空气锤的噪声和振动而吵得周围群众不得安宁，严重影响、干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引起了民愤，激发了厂群矛盾，发生直接冲突。群众推倒围墙60多米，工厂被迫停产，迫使该厂搬迁设备。
三、污染事故的纠纷处理。
污染事故和纠纷处理原则：
1、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2、依靠群众，详细在群众中调查取证，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
3、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科学调查结果，合情合理的原则；
4、贯彻着重调解的原则；
经济纠纷报告范文5
随着我县经济的日益发展，信息的日益畅通，人们的维权意识日益增长……民间矛盾纠纷也随之上升，20*年我县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312件，调处成功12*件。20*年累计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412件，调处成功13*件。20*年共排查矛盾纠纷1681件，调处成功1483件。这一组数字显现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日益重要性和中国特色的司法行政工作的不可替换性。成功的调处减少了诉讼，降低了诉讼本钱，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为了进一步进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效，充分发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在维护我县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全力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一套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有效预防和减少民间纠纷的发生，防止矛盾纠纷激化转为刑事案件和非正常死亡事件，通过调处矛盾纠纷，开展法制和社会主义公德教育，进步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促进社会长期稳定的目的。
经过实践总结和鉴戒并结合我县实际，我们从网络、运行、责任追究三方面制定了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机制。
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长效网络机制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建全和完善县、乡、村、中心户长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组织机构，声明本文仅供会员使用假如您是从其他盗版网站下载本文将视为侵权成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担任正、副组长，综治、司法、、民政、公安等28个部分为成员；县直机关单位由部分责任人任组长；乡镇领导小组由乡镇党委、政府一把手任正副组长，相关部分负责人为成员；村级（居）由支部书记担任调委会主任，中心户长为成员；厂矿企业由董事长（厂长、经理）任组长。领导小组负责做好本辖区、本部分、本企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领导和实施组织工作。
二是成立协调指挥中心。组建以司法、为主的县级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负责协调指挥调处县境内跨乡镇、跨行业之间的重大疑难纠纷。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由司法局负责日常工作。
三是建立应急预案机制。各乡镇、部分应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应急预案，针对突发性、群体性、疑难性矛盾纠纷的成因及其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调处应急预案。确保关键时刻突发性群体性疑难性的矛盾纠纷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
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运行机制
（一）、预防机制。一要坚持信息预防。各乡镇、部分要从抓早、抓小、抓快着手，及时把握信息，解决题目，消灭隐患，防止形成矛盾纠纷。二要坚持普遍预防，采取普法宣传，举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增强广大群众遵法意识和是非分明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三要采取“四超前”措施，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即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超前参与，猜测工作建在预防前，预防工作建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二）、排查机制。对辖区内突出的矛盾纠纷，采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责的办法，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调处，做到乡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各级调处组织要定期将辖区纠纷的种类、特点、群众关心的热门和难点，以及涉及到稳定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反馈到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各级调处组织都应按户建立矛盾纠纷档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矛盾隐患，按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梳理分类，具体记进档案。
（三）、包案机制。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或解决难度较大的矛盾纠纷，由县、乡镇领导包案落实，实行督查制度，限期解决。乡镇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落到包村干部和包片、包行业、包单位、包分管领域的领导身上，同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奖罚。
（四）、调处机制。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协调，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机制。实行分级调处制，严格按照属地治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搞好回口调处，小纠纷由治安中心户长（信息员或村民小组长）调处；一般矛盾纠纷由村（居）调委会依法调处；疑难纠纷由乡镇调委会及时调处；跨乡镇、跨行业重大纠纷由县级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调处。涉及到部分的矛盾纠纷，由各级调处组织分流到部分限期调处。同时实行集体会议制，对于涉及多个部分或久调未决的疑难纠纷，由各级调处组织协调有关部分实行联合办公，制定调处方案，确保调处成功。
（五）、督查机制。一是领导督查，县级主管领导对分管部分，乡镇领导负责对本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进行督查，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题目，二是部分督查，对本行业本系统内涉及的矛盾纠纷进行督查。三是跟踪督查，对于落实到具体部分调处的矛盾纠纷，各级调处组织实行全程督查，按时通报调处工作进展情况，杜尽有调无果，有头无尾的现象。四是会议督查，县级每季度、乡镇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成员会议，通报情况，讲评工作，部署任务。
（六）、回访机制。坚持回访预防，对于调处的重大矛盾纠纷由本级调解组织指定专人包案，定期回访，督促履行协议，防止纠纷出现反复，酿成新的事端。
（七）、报告机制。村（居）、每月向乡镇，乡镇及县级部分、企事业单位每月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司法局）报告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包括月报表），排查上报要有领导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排查没有发现题目的，也要记录在案，实行“零报告”制度。由司法局每月25日将全县各乡镇、县级各部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统计上报县委、政府及市司法局，并附当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析，通报全县，宣传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排查调处工作的顺利进行。乡镇、部分对那些可能引发重大治安题目和的矛盾纠纷，要及时化解，同时从发现之日起二日内向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报告。
（八）、培训机制。定期对乡村调解职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队伍素质，进步调解水平。县司法局负责每年对乡镇、机关、厂矿企业调委会主任进行业务培训，乡镇对村调委会成员每年不少于两次业务培训。
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
一是矛盾纠纷排查责任追究机制。各级调处组织要积极排查辖区内的矛盾纠纷，确定专人定期或不安期进行排查建档登记，凡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不良影响
的直接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由纪检监察部分立案查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1）不安排、不检查督促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建档工作的；
（2）对突发性、群体性、易激化的矛盾纠纷排查情况瞒报、谎报、缓报、漏报的；
（3）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亲身利益的矛盾纠纷未及时排查调解的；
（4）排查措施不力，反馈不及时，致使矛盾纠纷升级的。
二是矛盾纠纷调处责任追究机制。在调处方面，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恶劣影响或矛盾纠纷激化的，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和政法部分按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处分。
（1）不认真调处矛盾纠纷，导致三人以上群体性越级上访的；
（2）对已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调处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致使矛盾纠纷激化，造成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害的；
（3）因工作不负责任，调处不当，对可能发生的矛盾隐患未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导致矛盾纠纷激化转为重大刑事案件的；
（4）在调处工作中，因违反有关法律政策规定或不负责任导致矛盾纠纷扩大，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经济纠纷报告范文6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