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论文范文1
一、评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具体方法
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用他们的具体言论、行为评述其是非功过。而阐述人物事迹时应当注意掌握适当方法。一般地说，评述人物事迹大体上采用分类法和分期法。
1.分类法即把历史人物一生重大事迹按类别归纳评述的方法，古代帝王事迹大多适用此法。一般可分为政治（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经济（实行宽舒政策，发展生产）、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等方面。如汉武帝的事迹可概括成：
①政治上：a、颁布推恩令，削夺大批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
②经济上：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开凿六辅渠、白渠，治理黄河。经济发展，国家富裕。
③民族关系上：a、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b、派张骞出使西域；c、派人在西南设郡县。
④文化上：在中央设太学，郡国设学校。
评述近代历史人物如林则徐、李鸿章、那拉氏、袁世凯等也可用此法。如林则徐事迹可分为禁烟、抗英、学习西方三大类。李鸿章活动也可分为三大类：
①参加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创建北洋水师。
②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组建淮军，伙同戈登洋枪队进攻太平天国控制的苏州、常州。
③投降卖国：a、中法战争中奉行“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政策，致使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损失惨重，战后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进一步打开了西南门户；b、甲午中日战争中，奉行“避战自保”方针，推行“保舰”政策，致使威海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后又订《马关条约》；c、1896年同沙俄订立《中俄密约》出卖东北。
世界近现代史人物也可用此法评述，如评析拿破仑可分为：
①政治野心家：a.1799年发动雾月，夺取法国政权；b.1804年加冕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②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采取措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略）。
③资产阶级军事家：a、发动带有反封建性的战争，多次打败反法同盟，防止了波旁王朝在法国复辟；b、对英、俄战争带有争夺世界殖民霸权和欧洲霸权的一面；c、对埃及、西班牙、葡萄牙的战争是侵略性战争。
2.分期法即把历史人物的活动纳入各个历史时期加以叙述、评价的方法。近代史上人物大多适用此法。如孙中山的主要活动：
①辛亥革命前：a、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b、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c、制定革命纲领“三民主义”d、领导镇南关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冲击封建统治。
②辛亥革命中：a、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b、《告各友邦书》承认不平等条约，不敢反帝；c、颁布《临时约法》。确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d、妥协退让，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使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③辛亥革命后坚持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复辟：a、1913年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b、1914年建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发动护国运动；c、1917年发表《讨逆宣言》，反对张勋复辟；d、1917年秋发动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e、1919年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由于资产阶级局限性，孙中山没有广泛发动群众，而只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屡次革命大多以失败告终。
④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a、在中共和苏联帮助下，决定改组，与中共合作；b、1924年1月召开“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c、1924年5月建立黄埔军校。
再如、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大的方面可分为中共创立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等阶段进行叙述。
二、评价历史人物涉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
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一般应注意这样几个观点：
1.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某个英雄人物而是人民群众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促进社会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任何夸大个人的决定作用，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没有这种自耕农和城市贫民，单单资产阶级决不会把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试结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史实分析这一观点。（解题思路：分析人民群众在英国革命中作用的表现，如支持新议会代表、保护议会、保卫首都、新模范军等。）
再如：陈寿《三国志》中桥玄曾这样评述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试结合东汉末年有关史实评述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分析东汉末年社会状况说明乱世需出英才；②曹操的主观努力使他得以统一北方，说明他确是“命世之才”；③以曹操力图统一而南征失败说明他的作用有限；④陈寿观点错在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2.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人物作用的辩证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就是说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必然规律，而个别英雄人物的出现只是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的产物。如恩格斯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试结合18世纪法国的具体史实分析恩格斯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热月后法国政局动荡，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强有力政权保障利益；②拿破仑个人才能，发动夺权；③因此拿破仑上台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历史的需要。）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在强调“时势造英雄”时，也必须让学生明白，当历史处于紧要关头时，个别英雄人物的决策和行动可以改变历史的航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历史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现成条件时，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时，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试结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有关史实，评述同志在中国革命关键时刻的作用。（解题思路：作用表现于：①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②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理论；③长征途中提出改变去湘西，转向贵州进发的主张，遵义会议上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挽救了革命；④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⑤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3.历史发展规律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关系的原理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人的活动总要受到规律的制约。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不仅个人而且人民群众也只能遵循历史发展规律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如果违背规律则必将被历史遗弃。但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狂妄野心，善良的欧洲人就不可能卷入那场可怕的令人胆颤心惊的战争。可见，人类历史的道路是由人们的动机、欲望和实现这种欲望和动机的努力决定的。”试结合有关史实评析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观点错误；②分析“二战”起因说明爆发的必然性；③观点错在过分夸大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在强调历史规律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要让学生明白个人主观意志对历史发展的能动作用，有时甚至起扭转历史航向的作用，片面夸大规律的决定作用而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将会犯历史唯心主义“归诸于天命”的错误。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下所兴，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图全之善策。”结合你对宋与辽、金、夏议和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这一观点。（解题思路①观点错误；②议和原因在于两宋政治腐败，无心抵抗；③宋朝兵力并不弱，曾多次击败辽、金、夏的进攻；④错误在于没有看到议和的本质原因，所谓“天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是一种唯心史观，看不到本质，只能归于天命）
4.历史人物的阶级局限性观点历史人物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活动必然受到时代制约。在阶级社会中，他们还要受到其所在阶级的局限，他们的主观愿望、实际行动都是他们阶级属性的集中反映，因此，不可避免地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对旧制度即封建制甚或奴隶制时表现出一定的革命性，但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他们只会为资产阶级利益着想，而绝不会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如克伦威尔领导反封建斗争，但又实行独裁统治；华盛顿领导反殖民统治斗争，但又保留种族歧视弊端；罗伯斯庇尔完成反封建任务但没有满足农民无偿分配土地要求，且又限定工人最高工资等等，都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两面性，而这正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性。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2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3
关键词：钱穆 历史人物 圣贤史观 心性决定论
钱穆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历史观，同时吸纳了一些西方文化生命哲学思想，建立了以心性为本体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1] 历史创造问题是历史观的基本内容。钱穆继承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及其圣贤创造历史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创造的“圣贤史观”。本文拟对其“圣贤史观”的含义、基本内容、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一评析。
一 人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创造作用
钱穆充分肯定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创造作用。他的基本观念是，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宰者和支配者。他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事业，“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2] 历史的事业和事件只是人的活动，在它们背后都有人的存在，“事由人干，人换了，所干的事亦必变”[3]。因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4]
钱穆进而指出，每个人都是历史（活动）的中心，历史是人的共业所造成的，历史是由普通民众、历史人物和杰出英雄共同创造的。他说，历史只是一整体之人事，所以，每一个人和每一活动都与此一大事有关，“亦可说每一人尽是历史中的主人，每一活动都是历史中的成分”。[5] 历史上的单个之人是一切人事的枢纽，是扭转世运和时代的中心，“就人事来说，个人乃是一切人事之枢纽。……每一个人，在人群中，在天地间，实各自成为一中心”。[6] 同时，由于历史是一整体大事，历史这一人生事业不是个人的，而是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们人类的生命过程。”[7] 因此，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各有其地位和价值。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杰出之人物外，人人都会对历史产生作用和影响。他指出：“历史由人主动，乃由人的共业所形成。纵使在此许多人物中间，也有少数杰出的英雄，又有多数无名无传的群众，但在这两端之中层，却还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响。其作用影响，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业。历史乃由人类之共同业力而造成，既非盲无目的，亦非一二人所能操纵。这一看法，更近于历史演进之真相。”[8]
钱穆还对历史人物和普通民众在历史及其创造中的关系作了阐发。他认为，普通的个人与少数杰出人物在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少数杰出历史人物并非天生的，而是从普通人群中来，“特殊人物又必出在普通人群中，且亦不能专凭己力为之，乃其同时乃至前世之普通人群同心共力凑合配当而有此人之出现，遂以归之于天。但此人仍必于普通人群中做人。亦可谓仍是一普通人。又必待此下社会不断有人信仰崇奉，然后才成为一独特人”[9]。少数杰出历史人物主持和领导历史，但一般民众也可以制约和作用他们的活动，“通泰之世君子道长，固由当时群心群力皆在助长此君子之道”[10]。
钱穆明确提出历史是由历史中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中心，普通民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这一思想对儒家的“民本论”及其民众的历史创造思想作了现代性发展。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明确论述了民众在历史中的地位，提倡“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但他只是为了肯定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非主体性的根本地位，他是将民众与土地和政事作为统治者的“三宝”，并不是讲民众作为社会主体是怎样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儒家讲“人皆可以为圣贤”，王阳明甚至说，“满街都是圣人”，也同样不是从肯定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作用的角度出发的，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善”，是为了说明普通人通过心性的修练可以成圣的理论。钱穆的思想显然是对传统儒家有关历史创造者思想的突破。钱穆还指出，历史中的人（物）对历史的作用，有正有负，相反相成，他们相互作用的共业，才创造了历史。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所没有的，这种观念颇似恩格斯讲的历史创造“合力论”。
但是，由于钱穆仍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来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对历史中的人和民众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普通民众与少数杰出人物相互关系的看法，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民众创造历史的民众史观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真正的民众史观认为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是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而钱穆则没有这种思想。他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中心与主宰，实际是从儒家“人性善”和“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的理论来说的。如上所言，传统儒家并没有从这一理论进一步去论证民众的历史地位及其创造作用，钱穆的思想固然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发展。然而，从传统儒家的这一思想出发推证，得出的最终结论，只能是否认普通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一立论所蕴含的意思，一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具有善的心性，即成为尧舜的资质，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尧舜这样的杰出历史人物。可实际上，最终能成为尧舜这样杰出人物者在历史上却是极少的。在宋明新儒家看来，自古以来的圣贤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十多位。二是，所谓“人皆以可为尧舜”，并不是说历史中的每一个人即是尧舜，而只是可能成为尧舜。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具有扭转历史和时代的力量。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少数历史人物之后，他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中心，才能扭转时代。
正因为如此，钱穆反复强调指出，历史的真正主干、灵魂和中心是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和支配历史。他说：“历史最重要的是人物，……历史要靠人物，人物可以将这个地区黑暗的历史变为光明，也可以将这地区光明的历史变为黑暗。”[11]“历史之主干在人物。……没有人物，仅有社会，也不会有历史，如非洲社会存在并不比中国社会迟得多，只因没有人物就没有历史。”[12] 他又说，领导、创造和维持历史的是少数杰出人物。因为，有人才有历史，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有少数人来创造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绵延，定要有少数人来维持使其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只是少数。……人群所更需要者，乃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13]。他还说，历史时代的开创和形成只能由少数杰出人物进行，“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14]。如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便是有此人物而有此时代之例。他认为：“此杰出少数人，有高度，有深度，乃经人类长时期无形的民主选择而公认。由于此少数人而始产出人生大道与夫文化之大传统。”[15] 而各时代的流俗人随时代的冲洗和淘汰便会消失，只是假多数；各时代的少数杰出人物却能超越和跳离时代长存于历史，所以，他们才代表着人类的真多数。
由此可见，钱穆的历史创造论本质上是一种英雄史观。
二 历史人物之种种和圣贤史观
不过，钱穆眼中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即真正英雄，并非帝王将相一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等，而是历史中道德至上的圣贤。准确地说，他的英雄史观是一种道德性的圣贤史观。钱穆的思想体系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其圣贤史观是儒家道德决定论在历史创造问题上的具体展现。
钱穆把凡在历史上进行活动、对历史起过影响和作用的人，均视为历史人物，或称历史上的人物。他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五种划分，而品评其高下、优劣和得失的标准，一是心性道德，二是事功表现，其中，首要和根本的标准则是道德。
第一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三类，即：治世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成功得志与不成功得志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
关于治世和盛世的人物与乱世衰世的人物。钱穆说，按理说历史人物必该在历史上有事业以见其人之伟大，因而，人物似乎总该多出在治世盛世。但是，中国历史却不然，乱世和衰世产生的人物更胜过治世和盛世。这是因为，伟大人物不能完全靠事业来表现，“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16]。他们的人生虽无事业可表现，他们却转能超越于事业之外表现自己，即赤裸裸的人，这种赤裸裸的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17]。再者，倘若乱世衰世的人物不多和不伟大，又怎能使衰世乱世变成盛世治世，开出新历史呢？正是由于有衰世乱世的大人物去持续上面的历史传统，才得以开创下面的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18]。
关于成功得志的人物与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钱穆说，诚然，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历史来看，有时失败不得志者反而比得志成功者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此上反而会比较差”[19]。因为，人物的伟大并不能专以事业作代表，随着时代成功而成功的人物不如在失败时代中成功者，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之更成功”[20]。所以，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他们往往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如南宋的岳飞和文天祥。他认为，这种不以事业及其成败来衡定历史人物的思想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在，“中国文化重人，其人乃可无当时历史事业可言，更不论其事业之大小与成败”；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即不能读通一部中国史，亦无以论中国文化之特质”[21]。
关于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钱穆说，中国史家特别喜欢表彰无表现的人物，孔子称颂颜渊，足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无表现的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它在体例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历史。太史公将无所表现的伯夷和叔齐立《伯夷列传》，置七十列传之首，使此下中国史书收容了极多无表现的人物，这些人物却备受后世称道与钦佩。论事业，他们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无表现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这却是一大表现。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在当世，而在对将来历史作贡献。他说：“这些人只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中国历史这伟大，正在其由在大批和历史若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22]
由上可见，钱穆对这三类历史人物评判的最主要标准都是道德而非事功。那些处于衰世乱世、不成功、不得志和无表现的历史人物，均非在事功上有突出和伟大表现的。钱穆却十分看重他们，称他们在历史上有大表现。在他看来，他们的表现与价值即在其道德精神与人格魅力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种分法，将历史上的人分为上层人物与下层人物。
钱穆说，历史上的人有在上层，有在下层；有浮面的人物，也有底层的人。浮面上的人写在历史上，是上层的人。下层的人处于历史的底层，历史根本没有记载下他们，然而他们却实实在在活在历史里，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藏在历史里。所谓的上层人物，是指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下层是指在政治上没有事功的社会人。那么，两者是什么关系？其历史的作用又如何？他说：“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有表现的人物。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法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那个时代，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那些无表现的人物，他的影响作用却更胜过了有表现的。”[23] 不过，所谓的下层人物并非一般的民众，而是指那些虽无政治事功表现，道德人格却十分高尚的人。如，钱穆说，《左传》虽是春秋时期一部极详尽的历史，颜渊却不见记载，但颜渊是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和作用的人物。可见，钱穆划分历史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分别是以政治事功和道德人品为标准的。下层人物比上层人物更重要，就是说道德重于事功。
第三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
何为历史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钱穆说，历史自有一条大路，人人都该由此路向前，“能指点领导此路的，始是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则“不能领导历史向前，却使历史倒转向后，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向”[24]。如，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求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此乃指导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大路，故为历史正面人物。他认为，中国社会不断有孝子，他们都在继往开来，都是历史的正面人物，“不断有历史正面人物，历史自然不会断，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25]。可见，钱穆对历史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分别也是以心性道德为基本准则的。
第四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
钱穆说，历史上有治世和乱世，依照中国人观念，君子多为治世，小人多为乱世。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在其人之品格，以及其对人群乃至后世之影响。一群中有君子，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提高。一群中有小人，一群人之品格，亦得随而降低”[26]。所以，《周易》以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为世之泰，以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为世之否。君子有德慢慢可以影响后世千万人，使次第尽为君子，“因此一人之德可以变成一时代的气运，气运转而时代就复兴了”[27]。他说，中国史书特别看重君子小人之分别，一面加以培植，另一面则加以诛伐。可见，钱穆视君子与小人之别在于人品而非事功，君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即体现在他们高尚的道德品格上。
第五种分法，将历史人物分为圣贤与豪杰。
钱穆说，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为治世盛世人物和衰世乱世人物，成功的人物和失败的人物，有表现的人物和无表现的人物，都是从外面看的。如果从人物内里看，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分别之处。首先，圣贤和豪杰有相同之处。他说：“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即是一圣贤。……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28] 其次，两者又有分别。何为圣贤？他说：“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做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29] 何为豪杰？他说：“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30] 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而特立独行到圆满周到处即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定要站在道德上。从钱穆对圣贤和豪杰的品评来看，亦是以心性道德为首要标准。
总观钱穆对历史人物所作的种种解释，无不把心性道德视为首要的和根本的，政治事功则是次要的。因此，他明确地说：“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个人为核心，又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孟子说圣人名世，这是说这一时代出了一个圣人，这圣人就代表了这时代。……中国之有尧舜，也如埃及之有金字塔，各可为其文化之象征与代表。”[31] 他认为，这种重视历史人物道德品格的精神，正是中国历史的精神，“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2]。所以说，钱穆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主张是一种圣贤史观。
钱穆圣贤史观的实质在于，把人的历史活动和作用最终归结为道德实践及其作用，认为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和最主要体现在其心性道德实践对历史所形成的重大和深远影响上。这无疑有其正确性和积极意义。因为，道德实践是人类各种历史实践中最有人文价值和意义的，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应该是合乎道德和体现道德精神的。不过，钱穆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归结为道德实践，以道德作为衡量和评价历史人物及其作用的首要和最终标准，又是片面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的历史实践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并不限于道德实践。说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最终都应该体现道德精神，并不等于说只有道德实践才有积极作用。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道德的，并不等于说它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力量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历史的终极人文价值与历史的客观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以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 转贴于 三 心性是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的决定力量
钱穆把历史实践及其作用最终归结为人的道德实践及其作用。那么，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中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钱穆视心性为历史的本体，而心性的本质与人文意义又是“仁”，仁即是道德及其实践。因此，也可以说，道德实践及其作用便是心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展开和演化。那么，心性，即人的道德实践在历史文化及其演进中具体起什么作用？钱穆从四个方面对此作了阐述。
首先，历史文化由心性发源和展演。他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33] 自然界开始是纯物质和没有生命的，后来慢慢产生了生命，在生命中又慢慢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34]。历史文化不仅源于心性，也由心性展演。他说：“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35] 又说，孔孟立教，似乎说仁义礼智乃是人类的原始本心，“此等原始本心，乃得自天赋，由自然界来，却可由此演出人文界种种事为，而发荣滋长，迄于无穷。”[36] 性是偏于自然的，心则偏于人文。所以，在人文界中起作用的心虽源于自然，有自然的成分，但人文性的心作用更大。在人文界中，一切由心决定物，不能由物决定心。但此心并非禽兽和婴孩那种草昧浑沌心，“能决定物的心，乃历史心、乃文化心，乃人心之经过长久时期所积累演进而成之心”，“人心境界愈高，人心能力愈大，其控制决定物的程度亦愈深，此之谓文化。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抹煞人心，将无历史，无文化。”[37] 因此，主张物质和生产工具可以决定一切是错误的，石刀石斧由人心决定，电气原子能亦由人心创出。唯物不能有历史，唯物不能成文化。
其次，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他说，在长时期历史演进中一切事都像是偶然、突然和意外产生的，然而，它们实是有一种精神在指导，即，“指导这部历史不断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38]。这就是历史精神。他认为，马克思讲历史的指导力量是唯物的，黑格尔先立一个历史哲学观念来讲历史，并以此观念来领导历史，又是唯心的。他们都不是从历史本身来寻找历史向前的精神，都是错误的。历史文化演进的指导力量和精神实为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39]。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这个向着善前进的心性领导下，“历史也确实会向着善而前进，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40]。
第三，历史文化以心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推动力。钱穆说，按照中国的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41]。他认为，讲宗教、政治、军事和经济是社会的推动力，是把社会推动力看成外在的了，“中国传统文化则认为推动一切的力量在于我，在于我的心，各人是一我，各人可以推动他四围而成为一中心”[42]。就是说，各人的心是历史文化的推动力。历史文化的兴衰进退全在人心，“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43]。因此，他认为，今天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学做一个理想的中国人，把各人当前做人作中心，“旋乾转坤，也只在我内心当下这一念”[44]。
第四，心性是历史文化进退升沉的机括。钱穆说，历史是在进退升沉的交替中演进。由于各民族文化体系不同，其文化力量的发现与运使，有重外和重内、重上和重下、重大群和重个人之别。中国文化极注重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心在人心，心为万物之灵，心转时代亦转，“因此历代文化之进退升沉，虽其最显著的迹象必先归到政治军事之基层，但求其渊源，最主要的还是在学术思想，信仰风俗，深著于人心内部之一面”[45]。经济军事由政治来领导，政治由教育领导，教育则重在人心的道德敦化。因此，“文化之进退升沉，则只是道之升沉而已。今人所谓之文化，中国古人则只谓之道体。明白到此，则文化之进退升沉，其权其机括，乃在个人身上，个人心中，可以不言而喻”，“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46]。
钱穆的道德心性决定论，旨在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作用，体现了人文主义历史精神，这与他的心性本体论是合一的。他继承了中国“体用合一”的本体论思想，认为按中国人旧观念，“凡体必有用，用即是能。”[47] 就是说，有道德化的心性之体，必有道德化的心性之用。历史的本体的运动便是历史的创造与发展过程。质言之，历史创造活动便是心性本体在各种历史文化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展开，历史的创造与演进即是人类心性道德不断演进和完善的过程。“体用合一”的道德心性决定论强调了历史发展中本体与动力的联系，强调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演进的动力，力图消除历史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但是，离开历史发展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说道德心性是历史的本源与动力，把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完全归结为人的心性的活动过程，单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心性，没有分析人的心性为什么能和怎样去推动历史发展，这既是抽象的，同时也把复杂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简单化了。
钱穆是中国现代主张儒学复兴中特立独行之人。他主张走“据旧开新”民族文化复兴之路，这是一条与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主流新儒家不同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他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新儒家”。他立足于儒家基本观念，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对历史创造的主体及其决定力量问题作了颇具现代意义的解释，将儒家思想作了新的发展。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便可以清楚中看到他与主张走“返本开新”之路，即从主要从哲学角度来阐扬中国儒家文化复兴的新儒家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的差异所在。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4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 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5
钟文典先生(1924~2010)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广西蒙山人。1950年7月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同年8月受聘为广西大学史地系助教,并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郑天挺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
1953年8月转入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所长。100余篇,代表着作有《太平军在永安》《太平天国人物》《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客家》等。主编、选编和合着《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集刊》《太平天国史丛书》《广西通史》《罗尔纲文选》等书。先后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广西精神文明建设“桂花工程”荣誉奖各1项,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曾任广西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主席、广西史学会会长、广西儒学研究会名誉主席、广西文史馆名誉馆员等职。1989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2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同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①钟文典先生60多年的史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是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其次是对近代广西社会历史的研究。历史人物研究是他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果显着、特点突出。本文拟就他的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和特点,提出一己之见,并请教于方家。
一、钟文典先生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
钟文典先生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历史人物研究理论、历史人物研究专着、历史人物研究论文等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人物研究理论。钟先生的历史人物研究理论是他从事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的基础,也是他多年从事史学研究的一大成果。他在《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发表题为“历史人物研究与气节问题”的论文,总结他40年来从事历史人物研究的经验,提出对历史人物研究与评价的指导思想、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
钟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解决在教学和科研中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研究人物的目的,在于弄清与历史人物有关的社会历史真相,考察他们在历史活动中的是非功过,总结经验教训,以资鉴后人,发挥历史教育的社会作用。钟先生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正确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占有翔实的史料,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历史 人物研究,研究 成 果 才 能 健 康 长寿。
钟先生认为,要通过全面考察,实事求是地看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他还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才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值得我们肯定的。③同时,他指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要讲究气节。但,不应唯气节论。如果只抓住历史人物的某一点有失气节,而不问他曾经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做过多少好事,就不加分析地全予否定。这样做,极易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既无法说清历史,也难免厚诬古人。
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的一个人。”⑤钟先生坚持了这一原则,并认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首先看他的社会实践。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否已经成为革命者,听其言还必须观其行。要以人物的社会实践为依据,要通观其一生一世,探求历史的真实,免于把历史现象误作历史的本质。他认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要弄清他何以有这些表现和功过,何以会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物。他善于从历史人物一生经历来考察他们的思想变化,善于从思想根源来分析人物的实践活动。这就是钟先生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第二,历史人物研究专着。《太平天国人物》(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书的出版,是钟先生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最大成果。该书以30万字重点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8人;其他重要人物有胡以晃、蒙得恩、莫仕睽、罗大纲、洪宣娇、苏三娘等6人。其中,洪宣娇、苏三娘为女性人物。通过对这12位人物的研究,让人们对太平天国运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于运动中的一些复杂问题更加明朗化。该书一面世,太平天国史研究上最有权威的专家罗尔纲先生,一见到该书,一口气把它读完,他赞不绝口,连声说:“好书!好书!”是“难得到的好书。”接着又说;“考证详确,记叙生动,论证精严,为当今史学着作别开生面。”尔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广西日报》《新书报》等10余家报刊,相继发表评论,称赞它是太平天国史“写得最好的一部,不但写作体裁别具一格,资料详实,而且解决了一些人物史实的疑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⑥1987年,该书荣获第二次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钟先生所编着的其他着作,如《广西通史》(第二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广西客家》《广西近代圩镇研究》《二十世纪30年代的广西》《广西会党研究》《近代广西社会研究》《桂林通史》等,也涉及到众多广西近代人物的研究与评价。
第三,历史人物研究论文。钟先生发表了很多研究与评价历史人物的论文。如《杨秀清‘尊孔投降’说商榷》(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籍贯考》(载《文物》1979年第7期)、《试说洪宣娇》(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论李秀成》(载《学术论坛》1980年第1期)、《陈玉成籍贯再探讨》(载《学术论坛》1982年第5期)、《谈李秀成的‘洋务’观》(载《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载《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5期)、《爱国·务实·奉献———谈雷沛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载《桂海论丛》1995年第1期)、《身在民国,心恋亡清———从陆荣廷看民初政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马君武祖籍家世考》(载《广西文史》1996年第1期)、《利在人民,功垂青史———纪念陈宏谋诞辰300周年》(载朱方棢主编:《纪念陈宏谋诞辰300周年研究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1998年)、《革命伟人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载《广西文史》2001年第3期)、《民主革命家马君武》(载《社会科学家》2001年第6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谈罗尔纲先生的做人和治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陆荣廷生平‘三问’》(载《广西文史》2007年第4期)、《勿忘提督军门苏元春》(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等等。
二、钟文典先生历史人物研究的特点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人物研究
在《太平天国人物》一书中,他共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着作理论14次,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视。钟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评人论史,以其是否对社会历史起促进作用,是否造福于国家和人民为依据。
因此,他对陈宏谋研究的结语为:陈宏谋生于清康熙中期,成长于雍正年间,而为乾隆朝的重臣,他以数十年艰辛的社会实践,卓越的政绩,为“康乾盛世”的发展繁荣,做了杰出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国家的富强,各民族的团结和生活的改善,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真可说是利在人民,功垂青史。
钟先生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一文中,他指出:“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打的是皇上帝的旗号,用的是孔夫子的思想,干的是反对封建统治,抵制外国侵略的大事业。”而个别学者则认为,洪秀全宣扬皇上帝,认定他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将使中国推向黑暗。
我们认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主要是用它来发动农民起义,向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进攻,而不是让皇上帝在中国的大地上驻留。不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笼统地把它视为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是不妥当的。研究历史人物,不要以我们今天的思想感情和条件去要求古人,要设身处地为古人想一想,尽量从当时当地以及历史人物所处的阶级地位去考虑问题。因此说,钟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历史人物研究对象的本土化
他所研究的对象以广西近代的历史人物为主。如《太平天国人物》中的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胡以晃、蒙得恩、莫仕睽、洪宣娇、苏三娘等人均为广西人。个别为广西古代或现代人物,如陈宏谋、苏元春、陆荣廷、马君武、雷沛鸿、罗尔纲等等。部分为广西外省人,如孙中山、洪秀全、冯云山、罗大纲等,这些历史人物都曾在广西领导革命斗争或在广西工作生活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是由钟先生的学术研究体系决定的,因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史、广西地方史、客家历史文化和高等教育等四个领域。⑩这种历史人物研究对象的选择方式,便于研究者收集史料和从事实地调査,对从事史学研究来说,可以起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功效,事半功倍,是值得后学们学习借鉴的。
(三)历史人物研究重视实地调查
钟先生在给着名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的信中说:“在取材和用材方面,拙着(《太平天国人物》笔者注)是以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为了收集文献资料,我读了四百多种有关史籍。为了取得散于民间,尚‘不见经传’的其他资料,我从1956年起,每当课余之暇,只要条件许可,我坚持实地调查。
我走访了太平军在两广活动过的主要地区,还到湘、鄂、苏、皖、赣以及川、滇等省的一些方做过‘走马观花’式的观察和访问,向数以千计的老人和各方人士请教,看到了不少散落在地方上的故事传说和歌谣。他们都给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依据和营养。”
罗尔纲先生认为,钟先生积30年间的调查访问,然后以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而写成《太平天国人物》一书,他的做法正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郭毅生介绍该书时认为,钟先生在30年间,八次访问金田村,六次深入紫荆山区,足迹遍于粤西。凡属碑记稿本、文物遗存、山川地理,皆所在留心,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太平天国人物》一书“精湛的论断,不可能从头脑里凭空产生,而是从掌握史料丰富,不仅网罗已刊行的文献史料,更可贵的是着者长期坚持调查搜访。”据统计,钟先生在《太平天国人物》一书所引用的实地调查资料多达159次,足以说明他对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视。
钟先生之所以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研究,是因为他认为历史资料不仅集中在文献里,也蕴藏在民间,各地都具有丰富的独特的历史资料。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复杂的一生,单靠文献资料很难说清复杂的历史真相。只有把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资料相结合,才能揭示历史人物的真相。钟先生的实地调查研究与文献研究始终相伴相随,相互促进。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唐凌教授与钟先生共事30余年,他认为,钟文典先生用自己不平凡的工作经历生动诠释了“在田野里发现历史其乐无穷”的真谛。这是一个客观的评价,重视实地调查研究是钟先生治史方法的一大特色。
(四)历史人物研究关注历史人物的家世考察
在《太平天国人物》前言中,他说:“按照个人的愿望,我比较着重写这些人物的家世,他们所以投身于一场大革命的原因,并且希望从他们的一生主要活动中,找出一点可供后人借鉴的东西”。书中所研究的12位太平天国英雄,都有各人生评的详尽介绍。如洪秀全的“动荡的年代,曲折的道路”,冯云山的“家世、家庭、家道”,杨秀清的“孤儿、耕山夫、烧炭佬”,肖朝贵的“颠沛流离的青少年时代”,韦昌辉的“家世与族属”,石达开的“富裕农民的儿子”,胡以晃的“山乡巨富”,蒙得恩的“壮族人氏的由来”,陈玉成的“家世与童年”,李秀成的“家庭、社会、教育”,莫仕睽的“鹏化里的土经纪”,罗尔纲的“江洋大盗”,洪宣娇的“杨云娇与洪宣娇”,苏三娘的“浪迹江湖谁家女”。从这些人物的研究条目来看,足以说明钟 先生很重视对历史 人物家世的研究。另外,他的其他历史人物研究论文也 非 常 重 视 人 物 家 世 考 察。如“陆荣廷生平‘三问’”,“马君武祖籍家世考”、“利在人民,功垂青史———纪念陈宏谋诞辰300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籍贯考”,“试说洪宣娇”,“一位大学者的真实写照”等。
研究历史人物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而阶级分析的方法应是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只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评价置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弄清楚人物的阶级地位、政治表现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才能避免就事论事的机械评论,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钟先生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在历史人物研究中非常重视对人物家世的考察。目的是为了考究历史人物的阶级出身、社会关系、生活阅历与所受教育,从中探究历史人物深厚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五)历史人物研究做到评人论史兼顾
钟先生认为,研究历史人物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于弄清与历史人物有关的历史真相。如上所述,钟先生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史、广西地方史、广西客家史三个领域,他善于把历史人物研究与太平天国史研究、广西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结合起来,认为历史人物研究应该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研究结合起来。钟先生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建立在他对广西地方史有较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广
西历史人物的研究与广西地方史的研究结合来,相得益彰,深化了历史研究的内涵,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他对太平天国12位英雄人物的研究,构成了以历史人物为主线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不仅让读者全面了解这些英雄人物,也让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对此,罗尔纲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钟文典同志写的洪秀全传就很好,既提出他的伟大,也指出他的渺小,肯定他的丰功伟绩,也如实地记出他 “丧国”的悲剧。这样,说明了历史的真实情况,真正了解历史,而从分辨功过是非的基础上,总结它的经验教训,找到一面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明镜,达到“古为今用”的撰史的目的。
钟先生对旧桂系首领陆荣廷的社会实践作全面考察后,他指出:像陆荣廷“身在民国,心恋亡清;口讲民主共和,心想君主独裁”的政治表现,当时并不是陆荣廷个人的问题,而是在他那个层次的人物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其它如陈炳焜、谭浩明、段祺瑞、冯国璋等民国的都督、将军、总理以至总统们,都对民主共和是格格不入,而于君主专制则是藕断丝连。在他们的脑海里,高高在上做人民的主宰者,乃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而对孙中山提倡的民国官员应为人民公仆则斥为主次颠倒,谬论奇谈。这就是民国初期中国旧军阀的真实写照。钟先生这种评人论史的做法,向后学们提供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钟先生在“试说洪宣娇”一文中,他揭示了单纯农民革命的致命弱点,并最后坚信:单纯的农民战争可以给自己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但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引向真正的胜利。农民要解放,必须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三、结语
历史人物论文范文6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3）19-0007-05
近期笔者有幸观摩了天津市第一中学青年教师苏海设计并执教的《美国国父华盛顿》一课。①这是一节关于历史人物教学的优秀设计和具有较高水准的课堂教学，因而得到到场观摩教学的众多教师的普遍好评和褒奖。
历史人物教学历来是历史教学关注的重点之一。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如何进行历史人物（评价）的教学？更是具有深刻意义和探究价值的课题。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指出，中外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并以其各自的个性和活动，从不同侧面有力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及其主要活动，探究他们与时代的相互关系，科学地评价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历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公民必备的人文素质之一”。课标在这里明确了历史人物教学的基本要求、方法与目标和“评说”历史人物教学的思路与尺度。笔者认为，除了挖掘贯彻新课程历史教学的若干新理念之外，历史人物教学的关键仍在于如何正确运用基本的唯物史观，统领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与评价，在通过鲜活、具体的人物个体感受历史教育魅力的同时，初步理解和掌握科学的唯物史观，初步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等。苏海老师设计执教的《美国国父华盛顿》一课，总体上体现了这个特点和要求。在课堂教学的重心“能力提升”部分，以“英雄”与“时势”关系的理论整合教学内容，并将其贯穿教学的始终，引导运用基本唯物史观评价华盛顿这个“英雄”人物，理论关系基本正确，也较好地注意到了材料与观点的统一、史事与史论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以“美国人”“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们”为思路的情境设计和内容整合，视角新颖、构思精致、内涵丰厚；教学目标重心放在以华盛顿不贪权、面对权利、荣誉急流勇退的人格魅力，很好地渗透了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笔者在观摩学习本课教学的过程中，感觉执教者在唯物史观理论的把握，运用材料阐释理论、评价人物的有关环节上，特别是在评价理论认知的主次、轻重关系和度的把握上，尚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基于学习、研讨和交流之目的，试与本课的设计、执教者及参加本课观摩的老师们商榷如下。
一、“时势”与“英雄”关系的理论
暨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认知与一般表达
如何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一直是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引人注目、争论较多的论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数十年间，我国史学界曾长期存在着只讲历史发展规律、只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讲个别人物（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历史作用的倾向，但随着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社会史的兴起，个人所起的历史作用受到了重视。
关于历史人物与历史发展（可类比于“英雄”与“时势”）关系的认知，学界基本的共识是，“在经济必然性作用下，只要有社会需要存在，迟早会有满足这种需要的人物应运而生。历史人物的个性作用的发挥要以既定社会条件为舞台，不能违背经济必然性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总趋势不会因此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不可替代的人物及其个性作用；在承认这些的前提下，又承认具有不同个性的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确实是不同甚至极其不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人物个性作用又有不可替代的性质”。①
在评价人物的方法论上，学界强调历史主义的方法，即“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下去考察，把人物作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诸条件的产物来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也不能以今天的尺度衡量他们，不能脱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谈论他们的进步性；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对历史人物提出的要求也不一样。因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能找到判断善恶、是非、功过的标准。②仅凭着今日的眼光与感情咒骂历史人物，否定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只能陷入民族（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因为这是把历史人物与当时历史条件隔离起来所致。③
新时期以来，学界日益注意到历史人物个性的研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个性可能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作用。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物这一个别原因所起的作用不容抹杀，他们的思想观点可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作用；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能力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一个因素；他们的威望在历史进程中也会起到某些微妙的作用，甚至年龄变化、心理特征以及其他诸如疾病等因素也都可能成为改变历史个别面貌的某些因素。④
关于历史人物的个人责任问题，学界认为，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无限夸大历史人物或正面或反面的作用――认为无限夸大历史人物的反面作用，也是一种“英雄史观”。（历史）人（物）在创造历史时，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也要受历史条件、阶级关系的制约，历史人物不能为时代、阶级的一切事件负责任。⑤
关于本课运用的“英雄”与“时势”关系的理论，按照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认知，其基本表达可归结为：“时势造英雄”和“英雄促时势”。英雄人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当历史的发展把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摆在世人面前，当历史的发展为这个矛盾提供了解决的舞台和条件，就可能产生英雄人物来组织和带领群众去解决这个矛盾。所以说，社会的历史条件最终决定着英雄的活动范围，“英雄”只是“时势”这个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英雄都无法抛离时势而独立存在，英雄只有顺应了历史潮流才能成为英雄，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时势作为客观主体，不因任何单独人的个体而改变！没有时势就没有英雄，时势的需要才是英雄产生的根源。在时势的决定性环境背景下，杰出人物、英雄人物个人的因素（才智、天分等）对历史发展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即或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进程。
二、“时势”与“英雄”关系理论在本课
教学设计与运用中的问题及思考
本课教学重心在于对华盛顿的综合评价认知（侧重对伟人人格魅力之情感态度价值观渗透）上，其理论支撑是“英雄”与“时势”关系的理论。从总体设计上，执教者注意了运用唯物史观统领，也能精选材料，实现史论结合，引导课堂互动，课堂教学效果也较好。但笔者以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执教人在“英雄”与“时势”关系理论的度的把握和处理上显现欠缺。
在基本理论的把握和处理上，本课教学在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促时势”两者的理论内涵及其关系上，设计与实施均缺少必要的、恰当的理论阐释，而且“时势造英雄”与“英雄促时势”两者没有重心、没有主次，给人以“半斤对八两”“等量齐观”的感受，显然这样的理论理解与把握是值得思考的。
按照上述唯物史观的基本解读，两者内涵及其关系，是有着基本规定的。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既不能将两者简列、不分轻重主次，更不能将两者本末倒置。
在教学内容的阐述操作上，本课着力挖掘华盛顿身上承载的民主精神，并与“美国人”部分的设计相呼应，力图揭示英雄与时代的辩证关系，阐释出现华盛顿这个“英雄”的时代环境，这个思路很巧妙，也适合人物评价教学。然而，在具体组织立论的教学实施上，出现了问题。
首先是“时代”造就“英雄”。是什么样的时代造就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那应该是一个有别于其他诸多民族国家时空的特殊历史“时代”，必然有着厚重的时代环境条件内容，也必须进行相对饱满的教学铺垫和营造，否则，支撑华盛顿这一伟大英雄的“时势”立不起来，华盛顿这个“英雄”及其伟大也将难以令人信服。
本课试图从“美国人”切入，揭示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人”的时代特征，进而衬托出华盛顿及其品格的“时势”环境条件，意图挺好，角度也新颖，但就是缺少了对“美国人”内涵及造就“美国人”的丰富的环境条件的铺陈与交代――教学设计仅从一个“税收”背景问题来论证“美国人”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理性等，立论显得过于简单，失去了本来极其厚重的“时势”感。例如，历史环境条件方面――北美历史背景的交代（未经历封建社会）；北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尤其是北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及其影响的考量；美利坚民族素质方面――北美民族构成及民族素质条件的解读；思想意识、精神文化方面――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想等对北美人深刻影响的解剖，甚至还有纵向、横向资产阶级革命及先进制度文明的辐射影响――荷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政治制度实践的影响等等（这些内容多数在其他模块中学过，教学处理上可采取适当的方法，无须面面俱到详细罗列）。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从“美国人”到华盛顿这个“英雄”或直接、或间接的“时势”条件。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其历史包袱也很少，但造就国父华盛顿、造就美国民主共和制的历史条件却是极其厚重的。没有这样雄厚肥沃的环境土壤，就不会有“人格独立”“理性思考”的“美国人”，也就不会产生像华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不会形成华盛顿的“伟大品格”。如果这一厚重条件揭示不足、不充分，客观上很难避免“英雄”华盛顿自我造就，并造就美国共和的印象，而这可能就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评价人物的基本唯物史观。
所以，在这个点的教学构思和施教处理上，由于“时势”的铺陈匮乏，必然导致理论阐述、交代的简单苍白，并或多或少给人以说教和贴标签的感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华盛顿“伟大”内涵的深入理解。虽然在随后讲述“美国总统”、分析美国走上民主共和道路的原因和条件时，出示了诸如“没有封建社会传统”，“地理位置特殊，较少受到欧洲君主国家的影响”，“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移民国家，多元的文化结构”，“太多的of course，太少的maybe”等，但由于没能针对前面非常关键的“美国人”，也缺少深刻的阐释，而没能取得应有的教学效果。
其次，由于“时势”教学立论上的欠缺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异化了对“英雄”对“时势”（历史发展）的促进、推动作用的辩证认识。在随后的教学中，围绕独立战争胜利后“部分美军官兵积极拥戴华盛顿做国王”，“华盛顿要不要做国王？”“华盛顿最终递交辞呈，拒绝做国王”等情境问题，教师选择材料、设计具有梯度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成为本课教学的高潮。在此基础上，教师得出结论：“此举是华盛顿一生最为耀眼之处，也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人类第一次在无外力压迫下主动交出权力。”其影响是“使美国摆脱了君主专制，在世界上成功地建立起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里从教学情境问题设计，到师生互动讨论，得出结论，都非常生动自然，教学效果很好。但如果与前面教学过程连贯起来看，给人的基本印象似乎是“英雄”华盛顿的出现及其伟大品格和行为本身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其出现的环境条件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如果没有华盛顿这个英雄，就没有这段美国的历史，就没有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执教者教学设计和实施的本意当然不是这样的，但课堂的实际效果又难以完全消除类似的印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从当时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态势，还是从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华盛顿的地位、威信、威望、人心归向等因素看，华盛顿确实“大有做国王的机会”，但他最终辞职，拒绝拥戴做国王，固然，这里华盛顿不贪恋权利的个人品德素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最重要的，还在于美国既有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存在拥立“英雄”当国王、做皇帝的社会因素和国际因素，而更有美国社会创建新体制、实行民主共和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时势”条件。就当时美国的具体国情及历史发展的方向、趋势而言，后者的势力及影响应超过前者。而恰恰在这样背景下，才形成了当时美国的“时势”造就了华盛顿这个“英雄”，而华盛顿这个“英雄”依托着美国的“时势”和个人的品格力量推动美国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
三、本课教学中“类比评价”的史观问题
以及对历史比较教学的思考
比较的方法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新课改以来，比较教学更为历史教师所普遍重视和广泛采用，然而，笔者发现在应用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在一些教学设计中，比较的运用很随意，时有“滥”用的感觉。没有认真研究和思考两个历史事物为什么要比较？能不能比较？比较什么？怎样比较？等很严肃问题，有的课堂甚至是逮着什么就比较什么。比较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但如果随意比较、比较不当，很可能产生误导，不仅科学的思维能力没能培养出来，相反可能在客观上引起学生的思维紊乱，思想混乱，因而适得其反。这里只是笔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非对本课而言。
苏海老师这节课，也较多地设计运用了比较的、类比的方法来组织教学。基本思路与教学的实施效果也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一，关于乾隆皇帝与华盛顿总统（含同时代美国民主共和制与清朝君主专制的类比）。本课的导入与小结，均以乾隆、华盛顿的对比进行设计。应该说，设计思路有创意，也挺新颖。设计的目的、意图也是好的，即通过类比，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人类历史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各类制度并存、碰撞），并借以帮助学生理解华盛顿的杰出历史贡献及美国的民主共和制。但在教学的实施上也应注意唯物史观的统领与度的把握。
一是乾隆帝与华盛顿这两个人物虽然大体处于同一历史时代，但却各自存在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历史环境条件差异极大。中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文明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美国则只有区区百年历史，在几乎是一张白纸上建立的新兴国家，它依托于西欧近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形成了新兴的美利坚民族的许多独特的西方文明的近代特征。我们不能为了论证美国制度的先进和论证华盛顿的伟大，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异，把两者拿来进行简单的类比。如果脱离两个人物、两种制度所处的历史环境条件进行类比分析，甚至用今天的眼光与感情去简单地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尤其是简单地否定某人、某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大概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了。
二是我们的历史教学，尤其是评价历史事物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于简单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甚至应该尽力回避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类比教学（以两个历史事物具有可比性为前提）无须、也不应以比出“好坏”“优劣”为目的――这样类比就异化、浅化、概念化了比较教学之本质。但目前我们中学历史课堂上的一些比较教学，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两个历史事件，一经比较必得非此即彼之定性；两个历史人物一比即得出“好人”“坏人”之结论，这难道符合历史主义吗？近闻第八届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活动在上海、北京遴选优秀高中生的消息，引起笔者关注的是，在其中一项学生自选经典读书写论文的活动中，遴选考核的结论是，中国学生的原创性较差，很多论文的观点都是主流观点，尤其是对人物的分析，普遍“脸谱化”，好人一定就是好人，坏人一定就是坏人，其实那些经典书籍中的人物一定不是脸谱化的。上海、北京的优秀高中生尚且如此，而其他地区、其他学生又当如何？这一问题形成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肯定无法脱开我们历史教育的干系――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长期评价历史事物、历史人物的固有观念相关。回到这节课，无论是中国的皇帝、还是美国的总统，无论是东方的君主专制，还是西方的民主制，都是各自历史发展的结果，都源自各自历史文化传统及环境条件。虽然处于18世纪那个时代，世袭皇帝、君主专制衰落了，西方民主制度、总统制是新生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就简单地、带着感彩地断然否定一个、肯定一个。否则将贻害学生的价值观。笔者以为，在进行相关内容的教学时，教师可适当借鉴大历史的视野、文明史观的视角，以客观、包容的心态来审视这些历史上的皇帝、总统，认知君主制、民主制。这样是否更有利于学生冷静、理性地思考和观察历史事物呢？
其二，关于同时代华盛顿辞职与克伦威尔独裁等事件和现象的类比。本课在组织学生讨论分析华盛顿拒绝做国王、交回大陆军总司令权利时，教师先后展示了四幅图片（漫画）：“华盛顿交权、大陆会议接受华盛顿辞呈”场景，“清朝大臣跪拜乾隆皇帝”、英国“克伦威尔率刀斧手驱散议会”、“华盛顿辞职仪式”。结合图片信息，使用对比的方法，使学生感受“在华盛顿交回权力的那个时间，中国北京紫禁城内乾隆帝高高在上，群臣顶礼膜拜，如众星捧月”；“比这个时间早一点，英国克伦威尔率领刀斧手武力驱散议会”，“克伦威尔指点江山，不可一世……”这个类比的设计与教学，图文并茂，情境生动，学生也很感兴趣，意在凸显美国制度的先进、华盛顿人格的超脱高尚等，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把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孤立的历史人物、历史现象拼凑在一起，做硬性对比的问题呢？因为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有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传统的中国，皇帝接受群臣朝拜是常态礼仪，各君主制国家按照世系更换帝王皇位，通常也属于那里的常态政治秩序。而英国的克伦威尔独裁及武力行为，也有着英国的历史和历史环境条件。英国是中世纪西欧重要封建国家之一，有着别于东方的君主制传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期间，在社会制度体制建设中，缓进前行属于正常，发生短暂和局部的反复也属正常。克伦威尔统治时期发动、集散议会、废除共和，实行军事独裁，有其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当时英国动荡的国内政治局面的“时势”决定的。英国经历两次内战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新政权面临着来自新旧、内外种种势力的严重威胁，迫切要求实现局势的稳定。这种局面需要克伦威尔这样的人物实行集权式的“”，以暴力镇压的手段去消除各种内外威胁，唯此才可能巩固刚刚诞生的革命政权，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其集权统治的结果也使政局得到了稳定，在一定时期内巩固了革命的成果。①因而，我们不能剖开历史环境条件，孤立静止地看待克伦威尔的统治，将其特定环境下“武力驱散”议会的镜头，拿过来与美国特定背景下华盛顿的“谦恭辞职”情境做硬性的对比。因为这样的类比，既没有什么可比性，又不具实际意义，也不大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