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历史论文范文1
一、关于诸环境要素的历史变迁
(1)气候变迁。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后，气候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龚高法、张丕远、张瑾瑢等指出仰韶时期普遍较现今温暖，相应的气候带较现在偏北；历史时期亚热带的北界，在最温暖时曾达到华北平原，而在最寒冷时期却移至长江以南(《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五辑)。倪根全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造成了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的退缩，使得我国农业地区不断南退，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以八世纪中叶为转折点，把唐代气候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气候冷暖特征与今相近，而八世纪中叶至十世纪中叶气候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历史地理》第八辑)。吴宏歧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对满志敏的上述观点予以反驳，认为其论断不足以否定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而传统的关于隋唐温暖期的划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唐都长安的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满志敏还就历史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特征进行了探讨(《黄淮海平原仰韶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探讨》、《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十、十一辑)。邹逸麟对明清时期北方气候进行了研究(《明清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何业恒分析了近五千年来华南地区的冷暖变化情况(《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王开发、韩昭庆就历史时期上海西部和太湖流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探讨(《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六辑；《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冬季气候研究》，《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蓝勇和于希贤则就西南地区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西南历史气候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2)海陆变迁。李元芳分析认为：西汉黄河三角洲范围以孟村为顶点，自西向东北方向发展，其沉积特征与近代黄河三角洲相似(《西汉古黄河三角洲初探》，《地理学报》1994年第6期)。张忍顺指出，近岸沙州并岸是江苏滨海平原成陆的重要特征，十五世纪末黄河夺淮入海给江苏岸外沙州田暗沙、明沙、直至并岸造成了巨大影响(《历史时期的江苏岸外沙州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张修桂、陈金渊分别分析了上海和南通地区的成陆过程(《上海地区成陆过程概述》，《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南通地区成陆过程探索》，《历史地理》第三辑)。景爱探讨了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科尔沁地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七辑)。冯季昌等则全面系统地描绘了科尔沁河地经历的四个变迁阶段(《论科尔沁河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刘德岑撰文探讨了梁山泊的淤平过程(《从大野泽到梁山泊》，《西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郑宝恒等则就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进行了研究(《连云港市的水陆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此外，林汀水、张修桂还探讨了海岸线的变迁(《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三辑)。
(3)沙漠与沙漠化。李淼在《对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几点认识》一文中指出，乌兰布和沙漠属于非原生性沙漠，主要是在汉代以后形成和发展的(《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陈育宁考察了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认为自秦汉以来的过度开垦是引起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他又探讨了宁夏地区沙漠化的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来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自然因素(《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景爱、马正林也对引起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辑；《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李并成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古代瓜沙二州间的一块绿洲，并探讨了这块绿洲的沙漠化过程(《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州》，《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他还揭示了河西走廊古绿洲沙漠化区域的分布特点和结构特征(《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文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4)植被的变迁。对于历史时期植被变迁史的研究，史念海贡献最大。他认为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在远古之时森林相当茂密；黄河中上游可以称道的森林亦不少；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森林相当普遍；东北地区直到清代尚极繁多(《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朱士光《全新世中期中国天然植被分布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6辑)和《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两文深入分析了历史时期植被的更替情况。文焕然、周云庵、袁森坡、郭松平等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新疆、秦岭、塞外承德及凌源的森林变迁(《历史时期新疆森林的分布及其特点》，《历史地理》第六辑；《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辑；《塞外承德森林历史变迁及其反思》，《河北学刊》1986年第2辑；《凌源森林盛衰和自然灾害》，《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一文指出，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天然植被受到人类的破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重(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楠木是珍贵树种，蓝勇认为先秦时期楠木的分布比现在要偏北一些；唐宋时以今四川为多；明清时期由于采办皇木，加之气候趋冷，楠木资源日渐枯竭(《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盛产竹子。文焕然指出华北西部历史上栽培竹林的分布呈面积大小不一，不连续的斑点状，汉代以前最北分布似在40°N，现今似在36°N(《二千多年来华北西部经济栽培竹木之北界》，《历史地理》第十一辑)。
(5)野生动物的变迁。关于历史时期动物的研究，何业恒成果颇丰。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珍稀兽类(Ⅱ)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他认为我国历史时期金丝猴的地理分布远比今天为广；我国是曾见朱鹮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国家；而大熊猫的地理分布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又缩小的变化过程；到十八世纪平原地区的华南虎相继绝迹；历史时期我国三种麝的分布范围远比当今广；而扬子鳄由于气候变化、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分布北界不断南移(《试论金丝猴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论试朱鹮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期；《试论大熊猫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历史地理》第十辑；《试论华南虎在长江三角洲的绝迹》，《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中国麝地理分布的变迁和麝香生产的消失》，《史念海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裴修碧、文焕然分别探讨了历史时期扬子鳄、野马野驴的分布变化(《上古时期扬子鳄分布地域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十辑)。文焕然、王振堂、蓝勇对野生犀象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犀象分布》，《思想战线》1990年第5期；《犀牛在中国灭绝与人口压力关系的初步分析》，《生态学报》1997年第6期；《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索》，《历史地理》第十二辑)。此外还有刘洪杰《中国古代独角动物的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辑)等。
(6)水文的变迁。对黄河的研究依然是水文变迁研究的重点。邹逸麟的《千古黄河》一书是继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之后的又一研究黄河的力作，是学术界有关黄河研究的最新总结(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800余年间长期处于安流状态。赵淑贞、任伯平对此提出了疑议。他们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的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徐海亮《历史上黄河水沙变化的一些问题》一文推测黄河在历史上的水沙变化可能存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二辑)。史念海探讨了黄土高原主要河流及西安周围诸河流的流量变化(《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辑；《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的变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谭其骧、张修桂分别探讨了海河水系分合离聚的历史过程(《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地理》第四辑；《海河流域平原水系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理》第十一辑)。此类文章还有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化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五辑)；朱玲玲《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林汀水《辽河水系的变迁与特点》(《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引起了周宏伟的关注，他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因(《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对于河道变迁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长江研究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写的《长江中下游河道特性及其演变》一书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下游河道演变的综合性论著，该书详细论述了全新世以来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迁情况(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修桂撰文讨论了长江中游河床的演变过程，为三峡工程提供了背景资料(《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近代长江中游河道演变及其整治》，《复旦学报》1994年第6期)。周风琴对湖北沙市河段河道及荆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湖北沙市地区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十三辑)；《荆江历史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历史地理》第十辑)。张修桂推翻了荆江百里洲于十六世纪由水流切滩形成的说法，认为其演变过程是以渐变为主要形式(《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的历史演变》，《历史地理》第八辑)。满志敏对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
(7)灾害史。请参见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此不赘述。
二、关于环境史的综合研究
(1)对环境的综合评价。朱士光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及目前残存的植被的考察，对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探讨(《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年第2期)。王乃昂则分析了历史时期甘肃的环境变迁(《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第八辑)。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移》一文指出，殷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盘庚迁殷的重要原因(《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唐亦功的《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探讨了京津唐地区金到民国时期的环境变迁。此类文章还有徐海鹏《北京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北京大学学报(专刊)》1992年7月)、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张宝秀《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三百年来自然环境的变过(《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1998年第2期)、张自强《江海平源的自然基础和先民文化之探讨》(《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马强《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
(2)人地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人们在加强对环境诸要素研究的同时，也开始探寻人类活动对历史环境的影响。邹逸麟在1998年长江洪灾过后撰文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关于加强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韩茂莉则对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研究作了总体性回顾(《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朱士光、马雪芹、王建革、贾毅等也对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明清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开发和环境变迁述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白洋淀环境演变的人为因素分析》，《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2年第4期)。
关于长江流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蓝勇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光明日报》1998年9月25日)。刘沛林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张润元、张国雄、龚胜生分别就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进行了探讨(《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此类文章还有祝功武等《广东水土流失历史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1995年第2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和生态环境》(《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邓辉《全新世气候最宜期燕北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期)、《全新世大暖期燕北人地关系的演变》(《地理学报》1997年第1期)，韩光辉《清代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
(3)环境保护史及古人生态哲学研究。罗桂环等《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环境保护史的专著。邹逸麟以先秦两汉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后果(《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刘世芮分析了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先秦文化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社科纵横》2000年第4期)。倪根全《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自然环境的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陈业新则对秦汉时的生态职官进行了考察(《秦汉生态职官考述》，《文献》2000年第4期)。刘华介绍了唐代环境的保护情况(《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张全明探讨了宋代生物资源保护的特点和宋人的生态意识(《论宋代的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王风雷分析了元代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条款(《论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条款》，《内蒙古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杨昶考察了明人的生态观念(《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4期)。
(4)从文化角度研究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状态，文化则是体现人类思想和实践的现象。两者相互影响，而其中生态对文化起着决定作用，这是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观点。他们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展开的。全书共十六章，分上下两编，从横、纵两个方面对五千年来中华生态文化进行了探讨。上编七章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七个阶段探讨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与政治、经济、民俗、学术的相互作用；下编九章分别分析了古代气候、土壤、生物资源、水文、矿产、灾害等诸生态因素的变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并探寻了中国古代生态旅游文化的特征及古代人们的生态思想。余论部分则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决策、土地、人口、水、大气、森林、废物处理、噪音、珍稀动物、交通等十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此书作为从文化角度探索我国长时段生态环境的初步尝试，无疑为我们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三、关于理论、方法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包茂宏在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史概念的新认识。他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他把环境史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环境基本和谐相处的环境与前现代文明期，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对环境的征服及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现代文明的新文明观。提出了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的大胆构想(《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2
据自1949年10月至1984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出版有关清史专著和工具书一百二十余种。其中主要有：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李洵的《明清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的《清代奴婢制度》，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等。还先后发表清史论文九千余篇（其中包括部分《红楼梦》研究文章）。从1982年以来，每年平均发表文章在四百篇左右。
这些专著和论文，涉及清代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探索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不过比较集中的是讨论了以下诸问题。
一、满族的形成与入关前的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是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直至今日仍然不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郑天挺等认为，满族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是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时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已1。
尚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还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入了封建社会2。
张维华认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族社会，一般说来，在奴隶社会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作用”。即努尔哈赤兴起时期的满族是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3。
王钟翰在《清史杂考》4中认为，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1577－1627年）的五十年间，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社会应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决不是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他还认为满族在1621年至1644年的二十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而复杂的阶段。
周远廉在《清朝开国史研究》5一书中认为，满族在入关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他重点分析了满族社会中“诸申”的身分与地位的变化，从而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认为满族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不受任何人役使的氏族成员，此时的满族社会性质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1587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给“诸申”规定了各种义务，从此沦为奴隶制国家的穷苦贫民。1621年后，后金政权占领了辽沈地区，颁布了“计丁授田”，此时诸申领有份地，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从此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从1621年以后满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洵等认为，满族在入关前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主要是通过分析满族入关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是旧制度的残余，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多半是家内奴隶。因此，当时的满族社会性质应属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过渡的时期6。
除以上几种意见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有的人认为，清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是处在家内奴隶制至庄园奴隶制时期。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满族真正封建化要迟至康熙时期才算完成7。还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以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以后五十年间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发展较为迅速，“计丁授田”不是作为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只是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才进入到封建社会8。
二、有关清史在中国史的地位、清史的分期与明清之际（清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全，人们由于对满族入主中原抱有偏见，故竭力贬低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清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只有破坏而无建树。解放后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自然地就加强了对清朝历史的注意。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可是新因素、新力量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生产力发展缓慢，穷本探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次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再有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新产生的锁国政策，阻滞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分化，看不出新的阶级力量的顺利产生和成长，使中国成为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9。戴逸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10。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距离也更加扩大了，这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历史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11。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也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尚钺等人对此估价较高，认为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黎澍、刘大年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大大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论断12。许多学者还认为，因为长期以落后的封建经济为基础，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进步的速度长期处在徘徊、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从而抑制了明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闭关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这只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关于清史的分期，许多清史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般人认为清史可分为前后二期，以1840午鸦片战争为界，前期是清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为清朝衰落、灭亡时期。
郑天挺等认为，1616年——1644年以前的政权，只是在辽东地区实行局部统治，这一段历史是属于明史范围。1644——1911年的268年间，可以分为三段：
1.前期（1644——1723年），从入关到摊丁入亩。共80年。第一阶段又可分为两段：（1）入关到统一（1644——1681年），前后38年。（2）统一到摊丁入亩（1681——1723年），前后43年。
2.中期（1723——1840年），从摊丁入亩到鸦片战争。共118年。第二阶段也可划分为两段：（1）摊丁入亩到白莲教起义（1723——1796年），前后74年。（2）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1796——1840年），前后45年
3.后期（1840——1911年）或称为晚期13。
夏家骏认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细分为三段，即：（1）关外阶段（1616——1644年）是明清交错时期，严格来说应归属于明史范围。但这一阶段是清朝打基础的时期，如果没有此段历史的发展，清朝统治者就不能入主中原，实现它对全国的统治。（2）统一、恢复、发展阶段（1644——1795年），这一阶段是清朝前期的重要阶段，政治上得到巩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国土空前辽阔，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得到了发展。（3）由盛转衰的阶段（1796——1840年），此时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清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走向了下坡路。外国侵略势力也加紧了在中国沿海和内陆的活动14。
翦伯赞等认人，清朝前期的历史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统一时期（1644——1683年），即由清军入关前至统一台湾。（2）鼎盛时期（1684——1795年），即由康熙统一全国至乾隆帝“让位”，做太上皇帝，亦即白莲教起义前夕。（3）由盛转衰时期（1796——1840年），即由白莲教起义至1840年鸦片战争15。
许曾重认为，清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即：（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后金时期（1583——1643年）前后共61年。（二）清朝建立时期（1644——1661年）前后18年。（三）清朝的巩固时期（1662——1683年）共计22年。（四）清朝的发展时期（1684——1795年）共计112年。（五）清朝的中衰时期（1796——1840年）前后45年。（六）清朝的衰亡时期（1840——1911年）共计71年16。
三、有关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
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也是建国以来清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当时满汉间的民族矛盾、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清军一入关，实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农民军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直至桂王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这一阶段中，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影响着汉族社会阶级矛盾的变化17。第二种意见认为，阶级矛盾仍然是清初社会主要矛盾，因为清政权是满汉地主阶级勾结的产生，它镇压了大顺军和大西军，实行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且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8。第三种意见是把清初这一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阶段中，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即在清军入关之际，主要社会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满、汉地主阶级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军，重建地主阶级统治，但是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由于清政府颁布严厉的薙发令，滥杀汉族人民，并用强制野蛮的手段推行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措施，严加控制和镇压汉族人民，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侵犯了汉族封建地主和官僚们的利益，使地主阶级与农民军形成了抗清联合阵线，因此，此时的社会矛盾又以民族矛盾为主。一直到1664年，在康熙统治前期，已基本完成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合流，这时社会矛盾以民族矛盾为主，转化为阶级矛盾为主19。
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江阴抗清等问题，有的研究者围绕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而指出江南地主阶级与清统治者的结合与北方地主阶级不同，经过了反复曲折的斗争。清朝代替明朝，既是地主阶级重新加强了对农民群众压迫和剥削的过程，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历了新的组合和调整20。
对于农民军“联明抗清”斗争策略评价问题，有人认为农民军“联明抗清”是当时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对农民军来说，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清初的抗清斗争所以能长达二十年之久，正是由于农民军坚持了这一正确策略。当时抗清斗争有两股主要力量：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郑成功，一是西南地区的李定国。有的人认为他们“联明”、“尊明”的实质就是忠于民族、忠于民族利益，这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21。另外，也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政策导致了抗清斗争的失败和农民军瓦解的历史悲剧。他们还认为，李定国采取的“联明抗清”应该否定。他对南明政权忠心耿耿，毕恭毕敬，这是阶级投降的表现22。
四、关于郑成功抗清与收复台湾问题
建国以来，对郑成功及其收复、开发台湾，发展海外贸易、与大陆的交往，清军统一台湾和弃守之争问题的研究，始终不衰。1962年和1983年厦门大学等单位先后两次举行纪念郑成功及其收复台湾的学术讨论会。
在郑成功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挖掘档案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外文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合作编辑《清代台湾史料丛刊》，其中《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一册已经出版。此外，福建教育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
学者们从明清之际整个时代的矛盾斗争与历史的进程为出发点，评价了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他们指出，郑成功不仅是杰出的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是具体分析时，却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代表南明政权的抵抗派，始终坚持抗清，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抗清复明，收复台湾也是为了继续抗清。他忠君报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忠臣，不论从抗清或复台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他是海上贸易商人的代表，他的抗清和复台均从海商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他的抗清是不坚决，不彻底的，他赶走外国殖民者，收复台湾，要比坚持抗清重要，郑成功所以是民族英雄，就在于复台，而不是由于抗清。还有人认为，郑成功坚持反清和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压迫，代表了全民族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一贯坚持强调“民为邦本”，“报国救民”，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关于郑成功抗清问题，傅衣凌认为，郑成功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比起他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功绩来，毕竟是第二位的，是以我们不能过分夸大郑成功的抗清作用23。张宗洽、潘文贵等认为，郑成功抗清，是为了“杀虏救民”，“恢复”，“中兴”，“复汉官之威仪”，简言之，即为“复明”。这一点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具有同样性质，是应当肯定的。在抗清复明的活动中，郑成功的“忠君报国”思想实为最重要的动力，否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24。施伟青也认为郑成功武力抗清是坚决的，郑成功把与清“和谈”作为武力抗清的补充手段，郑成功始终是忠于南明政权的，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抗清斗争，拒绝清之招抚，不仅有坚定不移的抗清方针，而且有灵活机动的战术25。陈在正认为，郑成功初期抗清是正义的，进步的。但后期由于客观斗争形势与历史发展趋向的变化，他的抗清复明的愿望就成了主观空想，是与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充当了抗清悲剧的主角26。
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问题。许大龄认为，郑成功所以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我国领土台湾，主要目的在于，要把台湾作为根据地，以便坚持抗击国内满族贵族的南征。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父亲郑芝龙旧日活动的基地，占领台湾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自己的产业27。陈国强认为郑成功收复台湾对当时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都作出了伟大贡献，他收复台湾的伟大意义超出了他长期坚持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在台湾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建设，摧毁殖民主义奴化教育，意义是深远的28。陈碧笙认为郑成功之所以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受到我国人民的尊敬和称赞，“正因他在收复台湾这一问题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绝不是为了抗清；如果就抗清中所表现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而言，他是远较李定国、张煌言这些人为逊色的”。郑成功把收复台湾是放在第一位的，把抗清是作为第二位的29。
关于郑成功经营台湾与海上贸易问题，林其泉、郑以灵认为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以前，其军饷供应就赖于海上贸易所得。因此，海上贸易是郑军的经济命脉。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是继承了郑芝龙的事业，但经营方法又与乃父不同。他实行的是“官营”贸易法，即直接派官员、将领经办对外贸易事务。而郑芝龙的海上贸易开头具有流寇性质，后来改为收取固定船税的“自由贸易”。郑氏的商船遍布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更远到西欧。“郑成功经济思想明显地表现出经济为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郑成功从事海上贸易加强和发展了中国人民与东南亚人民的友谊和经济合作，鼓舞了东南亚人民反殖斗争30。黄志中认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既重视理业，也重视工商业。他的“通洋裕国”论，把商业提高到很高的地位，列为国家的本业。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生和市民阶级的利益31。林仁川指出，郑氏海商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每年有大宗的生丝、丝织品、砂糖、鹿皮输往日本，运回铜、铅等货。郑氏的第二贸易对象是荷兰，主要是从事生丝、砂糖、瓷器与胡椒、琥珀、锡、铅的贸易。郑成功收复台湾郑荷贸易基本中断，代之而来是郑英贸易。郑氏还大量同东南亚的吕宋、暹罗、柬埔寨、交趾等国进行贸易。总之，郑氏海商活动相当广泛，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内贸不是外贸，都有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32。韩振华指出，郑氏家族一直是在东南沿海从事海外贸易的大族，1656至1660年间清朝实行海禁也效果不大，而郑氏对荷兰所控制的东方各港所实行的海禁却大见成效。只有在1661——1662年之际，颁布迁界令后，郑成功的海外贸易才受到影响，而这时他决心收复台湾，从而扩展了对外贸易之道33。
除了上述几大问题外，学者们还就郑氏家族的成员如郑芝龙、郑经、郑克塽以及施琅、陈永华等人进行了评论。同时还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地点，郑军的兵额、军饷、军粮等进行了考订。近年来还有人对郑成功的死因提出了疑议，认为郑成功是由于被毒而死。
五、清朝专制主义的加强、政治制度史、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的研究
关于清代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问题，建国以来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一改解放前没有系统、支离破碎的研究状态。学者们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清朝专制主义强化的历史渊源、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专制主义在各个领域的表现等。
清朝建立之初，较为重视整顿吏治。因此，比起明末的吏治较为清明。但由于官僚体制和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所限，康熙末年至乾嘉时期，仍然百弊丛生，贪污盛行。有的人还认为清代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在许多领域的残暴统治在历史上均是空前的34。有人指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是在朝着不断强化的趋势发展。表现为清朝封建统治制度具有三个特点，即极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鲜明的民族统治与贪污腐化盛行。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的研究比较充分。李鹏年、朱先华等编著《清代中央机关概述》35，张德泽编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36，钱实甫编著《清代职官年表》37等一系列论著，都较为翔实的论述了清代国家机关中各部的机构和职能以及清代职官等。特别是对清代军机处的研究更比解放前深入了一步，例如，对于军机处设立的年代(有雍正七年，和雍正八年等说法)、作用和职能的研究都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对于清代内阁的特点、职能以及所起作用的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近年来对于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制度、奏折制度以及票拟制度都有专门研究，而在解放前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较少。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徐艺圃的《试论康熙御门听政》38、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探略》39和《明清内阁票拟制度的来历与演变》40等。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老一代清史研究者虽对这一课题有一定研究，但多为一般考证、说明。解放后清史学者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作了深入的研究。从八旗的建立、组织结构、旗色、“改旗”、兵数以及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的组成、八旗制度的衰落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八旗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方面，有的人提出：八旗制度是满族的一种“兵民为一”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咱组织是有二重性的。它既统民，又统兵是军事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它的组建反映了一种奴隶社会部族联合组织形式。它的起源与变化，是与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41。有的人认为：八旗制度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与当时女真各部的状况密切相关。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42。
在八旗编制上，郑天挺认为：八旗兵制与八旗户口有不可分的关系。满族户口编制，每三百人编一牛录，作为基本单位，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固山”是满族户口编制的最大单位。每个“固山”各有一个专用颜色的旗帜，故汉语译“固山”为“旗”。1610年时四旗分别为黄、白、红、兰四色，1615年又增加四旗，于是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红、兰三色旗帜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构成了八旗。在最初成立旗时，所有的户口都要编进去，不分部族，所以一个旗内，有满族人，有蒙古人，也有汉人43。
在八旗制建立年代和称谓上，王钟翰认为：八旗制度是在1615年由努尔哈赤正式建立起来的，“兵民为一”的满族社会组织形式。其正确称谓应为“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称之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或“汉军八旗”是较晚的事情，也是不正确的44。李新达认为：满洲旗制，始建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而非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汉军旗制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而非天聪七年（1633年）45。
在八旗制度的改革方面，有人提出：在八旗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曲折，从而造成了努尔哈赤死后诸王争国、汗权极度削弱的局面，因此构成了皇太极继位初期的改旗活动。皇太极以黄、白易色的形式进行改旗。这不仅仅是八旗贵族集团中对权力和财产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其实质是对八旗制度的重要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努尔哈赤晚年的分裂、倒退政策，为皇太极以后的改革准备了条件和前提。这次改旗加强了皇太极的个人实力和中央集权制46。
关于八旗的兵额问题，周远廉认为，万历四十二年定八旗制时共有四百个牛录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所辖的八旗，只有二百多个牛录47。据李新达考证，入关前的八旗兵数，也就是应服兵役的旗分佐领（包衣佐领不计在内）的壮丁数的总和，约有五、六万人。如果再加上孔有德等人汉军的兵力、蒙古兵力、随征子弟和奴仆等，以及朝鲜兵，则入关前清统治者所能动员的兵力在二十万人左右48。
六、清朝民族关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果。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有进展。有关民族史的研讨会多次举行，还发表了不少专著。如胡庆钧的《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满族简史编写组的《满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与王宏钧、刘如仲的《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等。
清政府设立理藩院（初名蒙古衙门）管理各少数民族事务。这一机构的设立，对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文章专门阐述了理藩院建立的原因、沿革、职权和作用。如，王钟翰的《试论理藩院与蒙古》49、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政策和措施》50和《理藩院》51。还有不少文章论述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清朝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其中特别是喇嘛教的作用。多数研究者认为，清朝的民族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加强、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祖国统一，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杂居共处，从而促进了自然的民族融合。消极反动的一面是这种民族政策贯穿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喇嘛教的推广对于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广大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极端贫困化。张羽新的《清政府对喇嘛教的政策》52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问题。
此外还探讨了许多具体问题。如有关厄鲁特蒙古史的研究，先辈学者曾作出了许多贡献，积累了丰富的史料。但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比较沉寂。近些年来，在蒙古史、清史与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研究的逐渐深入的基础上，这方面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了。其中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尤为突出。例如，对顾实汗、罗卜藏丹津、噶尔丹、阿睦尔撒纳与渥巴锡的研究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土尔扈特的回归，是近年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马汝珩、王思治的《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53一文，对过去中外史学家关于土尔扈特蒙古西迁以及重返祖国的原因的看法提出批评。关于噶尔丹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谓为厄鲁特蒙古的英雄，有谓为分裂祖国的野心家。对于喀尔喀蒙古的南迁原因，袁森坡依据多种资料，与通常为学者所主张的由于哲卜尊丹巴的抉择的论点开展讨论，认为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各都的密切关系、与中原的复杂的经济联系，必然在噶尔丹进攻面前南迁54。关于锡伯族的原居地问题，王钟翰根据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对今天远居新疆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原居地进行了考释，纠正了前人只把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当作锡伯族原居地的说法55。
关于“改土归流”，王钟翰于1980年发表了《雍正改土归流始末》，对西南三省土司的起源，各少数民族的简况，雍正改土归流的政策，改土归流的得失等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56。有的清史研究者还专门论述了西南地区苗疆的改土归流等，强调了改士归流在清初确有积极作用。它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对地方交通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改土归流问题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在改土归流到底包括哪些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是否就是残酷的战争过程以及改土归流的作用如何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方面张杰夫的《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57、《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58等文作了较多说明。
七、有关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有关各族人民反清斗争与清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大致作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在理论上作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了清代农民战争的共性和特性，给予了科学的分析。如戎笙的《试论明清间农民阶级斗争的某些特点为——兼论中国农民战争发展的阶段性》一文，对这些问题就进行了扼要的阐述59；（二）对史料进行了搜集、汇编、整理、勾沉和必要的诠释；（三）对清代的历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规模、经过、失败原因和作用等都作了研究和说明；（四）对农民战争纲领、口号以及起义领袖的评价等问题都作了有益的讨论和论证。三十五来研究的领域和课题在逐渐扩大和深入，几乎发生在清朝的历次农民起义均已有人进行了研究。如，山东栖霞的于七起义，榆园军起义，山西吕梁山区的农民起义，曹顺起义，北京的杨起隆起义，江西的棚民起义甘肃回民三次起久（苏四十三、田五等起义），湖南、贵州的苗民起义，川陕楚白莲教起义，宁夏的哲赫忍耶穆斯林起义，北京和河南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和东南沿海的蔡牵起义等。
清朝的农民战争多与秘密结社结合在一起，因此学者们对宗教与农民战争的关系、作用以及各种秘密会社的源流都进行了探讨。例如，对白莲都的源流、演变、教派，天地会、哥老会的源流、创立的时间、性质和作用等问题都各抒己见，展开了争鸣。白莲教繁衍了许多教派，如闻香教、混元教、罗教、清茶门教、弘阳教、天理教、白阳教等。有人认为：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反映。教派多，流传广，在下层社会中拥用广大群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它的存在与活动，尤其是它和农民起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在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60。有的人则认为它不可能引导人民推翻统治阶级，建立新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它也不能给人民以信心和勇气，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反而是人民精神的鸦片烟61。
嘉庆年间的川陕白莲教大起义是清代前期最大一次人民反清斗争，建国后陆续发表了一批论著和资料。有关这次起义的史实逐渐得到澄清，并纠正了魏源《圣武记》中的不实之处。关于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如齐林、王聪儿、姚之富、刘之协、徐天德与王三槐等人的生平事迹与评价等，研究者都进行了详细地探索和考订，同时也展开了争鸣。例如，对于王聪儿的评价问题，有的人认为她是湖北襄阳起义军的杰出领袖、起义军的组织者；有的人则认为这样的评价未免太高，襄阳起义军的实际领导人应是姚之富。有关论述这次大起义的论文入要有：王竹楼的《1796—1805年白莲教大起义》62、冯佐哲的《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63、许曾重等的《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作用的考察》64和《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65等。
关于天地会源流、创始人、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一向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解放前就存在着不同说法。解放后学术界在一段时间内仍多沿旧说，自六十年代起，才有突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6中提出了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所创。秦宝琦、刘美珍在《试论天地会》67与《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68等文中提出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中期（后来又著文认定为乾隆二十六年在广东惠州成立），创始人是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兼评蔡少卿同志“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69一文中，认为郑成功是天地会创始人，它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地点为福建、台湾，然后传入广东和四川等地。赫治清在《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70一文中，反驳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年间、创始人为洪二和尚的说法，认为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年）。
关于天地会性质，在学术界也有较大分歧。其焦点在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秦宝琦、刘美珍等人认为不能用“反清复明”口号作为天地会的宗旨，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71。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72。戴逸认为，我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73。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后来也反帝）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74。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75。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76。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77。
关于哥老会源流。解放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创立于乾隆年间而大盛于同治年间78，一说是成立于太平天国末期，由李秀成等遣洪门兄弟潜入湘军而创立79。除此之外。有人认为哥老会就是四川的“咽噜会”解放后有人提出哥老会是明朝万历年间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是河南矿徒的组织，当正名为“角脑”80。而有人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81。
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目前也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对清代农民起义的作用还分析的不够深入和具体；另一方面，对各次农民起义的特点研究得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八、清朝对外关系研究
有关清朝对外关系问题，一直是清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从六十年代开始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得到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了《沙俄侵华史》，其中第一、二卷与清朝前史有关82。近年来，我国采取开放政策，加强了与各国人民间的交往，因此在清朝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得到了加强。其中特别是中日关系史、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与中法关系史等研究均在不断深入。
从明末清初起，中日两国的交往是较为密切的。南明的乞师人员（如朱舜水）接连赴日，僧侣往还也屡见不鲜，郑成功家族与日本的联系和贸易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建国以来，中日关系史研究除了涉及上述课题外，还从大陆与日本的贸易、中日文化交流（内包书法、音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最近出版了杨正光的《中日关系简史》83，内中谈及了清朝前期的中日关系。冯佐哲、王晓秋的《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一文，着重介绍了清代中叶乾嘉时期翁广平（字海琛，号海邨）孜孜不倦撰著研究日本的巨著《吾妻镜补》一事，并论述了清代中日贸易的情况。此外对中日对方的贸易额、贸易法、商船和商人等也作了论述84。安双成、关嘉录的《清代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85一文中，利用满文档案题本，论述了顺治初年和道光六年中日民间的贸易活动。
清代与西欧的关系史研究以耶稣会士来华问题争论较多。有关讨论请看本书的《明史篇》。
中英关系史的主要课题为英国遣使来华（如马戛尼使华）、鸦片战争前的贸易、思想文化交流及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的活动等。张轶东的《中英两国的最早接触》86，吕坚的《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87和林树惠的《康乾时期英船在中国沿海的活动》88等文，在这方面作了探讨。张芝联在《历史上的中法关系》89一文中，对中法学术思想交流与影响、中法贸易等问题加以阐述。关于早期的中美贸易的论文，有王继祖、李育良的《中美早期贸易初探》90，陈胜（原字为潾去掉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和介绍》91等。
除此之外，清朝与周边的邻国及东南亚各国、非洲国家的关系史，均有文章论述，但目前研究的还很不深入，有待今后进一步加强。
清朝统治时期，大量华侨旅居世界各地，华侨对所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且加强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因此华侨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并且加强了华侨和华工史的研究。
广东十三行，是清朝与西方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机构，它的建立、性质与作用等问题，为研究中外贸易史的专家所注意，陆续有文章问世。
九、有关土地制度和农村阶级关系的研究
关于清朝的土地制度问题，史学家为此花了较多的精力，讨论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土地占有状况。耕地由什么人来占有，是分散，还是集中，其占有趋势如何?陈振汉、李文治、伍丹戈和翦伯赞等人有一种倾向性的意见，即清代土地兼并激烈，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并朝着这一趋势在不断发展。虽然顺、康时期稍微缓和一些，但从乾隆时期起，集中程度就高得惊人了。
清朝土地占有情况究竟如何？果真土地分配是那样不平均吗？是那样高度集中、动辄出现占地万顷的大地主吗？近年来国内外史学家对此有所怀疑，例如张羽新撰文，对怀柔郝氏“膏腴万顷”提出质疑。他认为，“所说怀柔郝氏‘膏腴万顷’的话，犹如‘田连阡陌’一样，仅是形容其土地之多，而决非写实之词”92。
（二）租佃关系。《红楼梦》时代背景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永成的《论〈红楼梦〉时代的租佃关系》93、江太新的《清代前期押租制的发展》94、韩恒煜的《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95、冯尔康的《清代的押租制与租佃关系的局部变化》96和《清代的货币地租与农民身分地位初探》97等文，论述了清朝地租形态，他们认为实物地租仍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中定额租制日益取代分成制，获得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押租制在明朝偶而出现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出现，既表明地主剥削花样翻新，又标志地主经济的衰落。实物地租之外，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虽然远远不能与实物地租抗衡，但它的发展，却是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衰落的征兆。
（三）地主阶级的各阶层。方行的《论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98，李华的《清初圈地运动及旗地生产关系的转化》99，周远廉、杨学琛的《关于清代皇庄的几个问题》100，经君健的《试论清代等级制度》101，傅衣凌的《论乡族权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102，杨学琛的《清代的王公庄园》103等文，均涉及了地主阶级的基本情况与它的内部结构和变动。学者们认为清代身分性地主有所削弱，影响在不断缩小，庶民地主大量增加，在地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地主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标志。在庶民地主中兴起了经营地主，他们雇工经营，引起农村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由于清朝宗族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宗族地主，史学家们也有所注意，试图从中找出某种因素，去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原因。清初圈地，形成了皇室和王公贵族地主，上述的一些论文对它们作了较为清晰的说明。
（四）佃农及雇工。对于清朝时期佃农经济状况，学者们较为倾向性的意见是，佃农经营的独立性发展了，佃农经济也随之增强了，这种发展有利于发挥地主制经济所蕴有的力量。关于佃农和雇工人的身分地位的问题，讨论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没有人身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另一种意见认为佃农有迁徙、佃田和退田的自由，在法律上处于良人地位，与地主平等，即使雇工人受雇于庶民地主，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良人身分。只在少数地区存在的佃仆制，地主领有的佃仆才处于农奴地位。
十、关于清朝人口研究
清朝的人口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老课题。中间曾有一段时间沉寂，近年来又重新热闹起来，掀起了一个人口研究热。人们认为中国人口由明朝的五、六千万，到清朝的四亿，是个人口爆炸，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目前讨论较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清朝人口思想家和人口思想方面，学者们对洪亮吉及其人口思想给予了较多注意，不但阐述了洪亮吉对人口增长的看法和忧虑，而且研究了他所提出的减轻人口压力的方法等。近年来胡寄窗和李世平等人的文章表现了研究的侧重点是对洪氏人口思想评价的转变104。除洪亮吉之外，人们对汪士铎和薛福成的人口思想也进行了研究105。
（二）关于清朝前期人口数字和丁口统计对象，顺、康、雍三朝的人口与乾嘉时期人口数字相差悬殊。如雍正末年“人丁户口”只有两千七百多万，而到乾隆年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跃为一亿四、五千万，不久就发展为二亿、三亿，到道光年间人口已达四亿左右。为什么这期间会有一个人口“陡增”呢？孙毓裳、张寄谦认为，“清初编审只记人丁而不计口”，官书统计中顺、康、雍三朝“数字是人丁数”乾隆及其以后才“是人口数”，二者统计对象不同106。郭松义也指出雍正朝以前与乾隆朝以后的人口计算方法不同。前者是计算缴纳丁银的人数，而这时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为丁，乾隆的数字则是全部人口数。他估计顺治初年人口为四千万左右，熙初年则增至八千万左右，雍正初年为一亿人左右107。
（三）关于顺、康、雍三朝人口数字的估算：李世平以“人丁折合人口”的方法估算顺治八年人口比率是一丁折五口（见李世平前文）。马小鹤在《清代前期人口数字勘误》一文中，根据现代统计中“15—60岁的人占总人口的44—65％”估计清朝“成丁占20％左右，即总人口约是成丁的五倍108。周源和在《清初人口统计析疑》109与《清代人口研究》110等文中也是以“户(丁)与口常在一与五之比的关系折算人口的。郭松义在前文中则根据许多既有人丁又有人口统计数字的方志材料，将丁与口的比例定为1比4来估算人口
（四）人口问题对清朝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后果，使人平均占有耕地数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粮食短缺。傅筑夫认为人口因素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至“长期停滞”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由于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既使需要有所增加，也可以用增加劳动人手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没有必要去改变生产设备。因此中国社会“不能迈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11。晁中辰也认为，清代前期由于自由“劳动者相对过剩，以致于严重地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112。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清朝人口问题目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趋势是从概括到具体，从全国人口转向具体地区。如蒋德学的《清初贵州人口考》113，顾征瑞、唐文起的《江苏省近三百年人口变化分析》114等文，均为研究一个具体地区人口问题的。
目前清朝人口的研究尚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加强；对研究计算人口方法、基本史实和史料的掌握利用，对前人和外国研究成果的吸收也需要大力加强。 十一、有关清朝前期的经济史与清朝盐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研究
建国以来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地主制经济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商业炮、盐政史、茶业史、贸易史以地区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较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专著，如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115一书着重对清初的社会经济、清代农业、手工业、科技、对外贸易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秦佩珩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116一书则对清代社会性质、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货币、物价、市镇和户口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以往清朝前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地域的差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够重视，所下结论往往不是全面和准确的。近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研究趋势由宏观到微观，由笼统论述全国经济进而研究区域经济。如傅衣凌对福建、江西、湖北、四川、陕西老林地区以及湖南洞庭湖地区经济的考察，冯尔康对清朝中叶皖南棚民经营方式的考察，洪焕椿对江南地区的经济考察，方行对陕西地区经济的考察，刘克敏对贵州地主经济的考察、孙占文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经济考察，崔思棣对徽州地区经济的考察，寒铂对直隶（河北）封建地租形态的考察等，均属此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叶显恩所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根据档案、契约和实地调查，分别就徽州的历史地理、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乡绅阶层、徽州的商业资本、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和徽州的佃仆制度等作了说明，详细地论述了徽州地区清代时经济发展的情况。山东曲阜孔府是清朝地主庄园的一个典型，近年来对它的研究也在不断加强。何龄修等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117、齐武的《孔氏地主庄园》118二书，都是利用孔府档案开展地方经济史研究的，这两本书都认为“孔府地主庄园保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形态”，指出“应当认真剖析这个个体，从中了解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的一般规律。”孔府的典型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与宗法关系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盐政、盐产与盐商等问题，在清史研究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盐是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必需品，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盐商，到了清朝开始衰落，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清朝盐法沿袭明制而加以变通，实行官督商办性质的纲引制度。盐业又分海盐、池盐和井盐等。当时全国分为九个盐区，盐业的“损益盈虚，动关国计”。近年来学者们对海盐、池盐和井盐的生产、销售等都着手研究，整理资料，撰写文章，专著，一扫过去沉寂的景象。除加强了理论分析外，还大力发掘了清朝有关盐政、盐法与盐业生产和盐商的档案、契约等资料，因此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地区几遍各个产盐区，研究课题也在逐渐扩大，不仅研究了盐政、盐法、盐商以及盐的生产和销售，而且还研究了盐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盐商的活动特点、奢侈生活、性质以及变化，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高利贷和盐业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在制盐业中产生等情况。例如，王方中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认为，清代盐法的主要特点是：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在封建政权的支持下，盐商控制了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各个环节。盐商的垄断势力在空前加强，成为封建政权统治和榨取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得力助手。正因为如此，盐商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达到了顶点，成了盐业生产的重要发展障碍。在海盐中，盐商是“商业支配着产业”的典型。由于榷盐制度的存在和盐商对土地的垄断，也由于整个社会经济落后，盐商资本没有向组织生产转化的迹象。如果淮盐中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萌芽也只能产生在灶户经济之中。在井盐（川盐）中，由于榷盐制度的松弛和封建所有制对盐业的束小，盐业生产取得很大发展，商业资本已向产业资本转化119。薛宗正在《清代前期的盐商》120中对盐商中运商和场商的起源和发展、生产及性质、高利贷资本以及官商一体的名绅显宦作了考察。他指出，盐商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显然同我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俭啬治家有原则性差异，这种高消费是建立在封建性垄断利润自出上的。此外，也还有不少人对清代盐商，尤其是两淮盐商作了研究，指出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并非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阻碍、延缓了经济发展121。还应提到的是，有些盐政研究者利用档案和契约文书对清代的盐业进行研究，如林永匡对长芦、河东、两浙、两广等地盐政的考察，张学君、冉光索对四川盐政的考察，均是如此。
清朝手工业的研究，是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停顿的研究课题，并常常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不少论著。如，戴逸的《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22、彭泽益《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场手工业》123和《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124等。学者一般认为清朝前期的统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中开始了资本义萌芽的孕育过程。商人资本开始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化，商人资本同生产进一步结合，直接投资产业，建厂雇工制造。有关论著着重对清朝的丝、棉纺织业、采矿业、造船业、陶瓷业、造纸业、笔墨业、制茶业、钟表业、冶铁业、印染业、制糖业和酿酒业，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详细地研究了清朝手工业发展水平。
清朝的商业和商人的研究也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对清代资本义萌芽研究的深入展开，对商业与商人的研究也进一步加强了。清朝的商业相当发达，商网密布，商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皇商（官商）、盐商、行商（十三行）、票号商人等在清朝都有代表性。近年来清史工作者对区域性的商业进行了研究。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25一书叙述了明清商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还谈到商人的活动范围。方行的《清代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126、来新夏的《清代前期的商业》127、李瑚的《关于清初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几个问题》128、黄启臣的《试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土地问题》129等文，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清朝前期商人支配生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所起作用，论述了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没有向产业生产投资而把资本流向了土地的原因，以及这种历史倒退带来的后果等。商鸿逵的《清代商介休范家》130和韦庆远等的《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131等论文是专门研究皇商的，他们通过解剖皇商范氏一家的兴衰史，揭示了皇帝控制着皇商的活动，利用不等价的交换方法盘剥官商，甚至把他们压垮。这种制度严重影响着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外，也有不少论文专门一个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例如，对山西、河南、内蒙、新疆、徽州、扬州、武汉、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商业与商人的活动，从不同地区反映了清朝商业发展水平。
对于国内陆路和海运贸易的研究，近年来也在进一步深入。如郭松义在《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132一文中指出，清朝尽管实行海禁，但清朝的海运业仍比前代有所发展。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无论在规模上或在造船和航海技术上都远迈前代，只是由于受到内外压力太大，到了近代才走向逆境而衰落下来。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海运贸易的发展，有利于某些部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郭蕴静在《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兼谈清代是否闭关锁国》133一文中，通过论述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从而否定了“闭关锁国”的结论。
十二、有关清朝学术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清朝的学术文化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从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一直到嘉道时期的魏源、龚自珍等人，对中国的学术界影响颇大。清朝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学者从提倡经世致用到研究汉学(朴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乾嘉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都独辟蹊径，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在中国古籍的整理、诠释和考据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清朝思想史的研究者认为，清朝文化具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文化宗主地位，而贯穿中西，早期启蒙思想应运而生，进入了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和“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初级阶段几个特点。同时清史学者们还对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展开了争鸣。有的人认为是由于满族统治者民族压迫，使人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而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时事，专心考据。即“清朝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政策扼杀了清初以来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们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接触现实，也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十分狭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134。清朝的考据学的产生“是由于清朝专制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所造成的。”135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康乾时期“清朝政治上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大力提倡”，使学者们沉缅于整理国故136。还有人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主要不在康乾“盛世”的经济基础，而应把它放到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它“是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它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学者们并不是沉缅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投身考据之学137。有的人还提出，乾嘉学派按其治学内容和方法，与清朝大兴文字狱并无因果联系。
建国以来有关清朝学术思想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课题广泛。对于清朝的各种学派和一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均进行了研究和评议，其中论及较多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念孙、王引之、惠栋、戴震、姚鼐、颜元、李恕谷、阎若璩、方以智、汪中、傅山、章学诚、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杭世骏、赵翼、邵晋涵、邢澍思、龚自珍、魏源、曹雪芹、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郑析桥、柳敬亭与王翚等人。论著中对这些思想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想和著作，进行了条分缕析，详加考证辨驳，肯定其精华所在，指出其不足和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课题是前人所未研究的，并且一改过去单纯论人论事的方法，从理论高度加以升华，以马列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于文字狱的论著较多，多数人指出这是清统治者为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而制造的。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任意罗罪状的。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皇帝用以镇慑官吏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138。
文字狱以康、雍、乾三纲为烈，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经学方面，学者们指出在清代乾嘉时期与朴学对峙者是今文经学(公羊学派），他们提倡“大一统”是有其历史缘由的，在“乾嘉盛世”的背后，统治者危机四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很明显，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滋长着，而外部又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叩关。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旨在维护封建的专制主义，巩固中央集权139。
关于清朝“汉宋之争”、“汉宋兼采”的研究正在深入，学者们分析了清朝汉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对汉学与宋学之争作了评议。
关于清朝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学家万斯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学术思想及其论著成就的评议。特别是章学诚把方志看作为地方史，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了“史学经世”，“古为今用”的史学思想140。
十三、有关清史人物评价问题
关于清史人物的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活跃的课题。特别是近年来有关人物的传记、年谱、纪年和评论的专著、论文大量涌现，开阔了视野，达到了新的高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学者们力图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对各种人物进行全面考察，并采用“阶段论”、“方面论”或综合等方法，力求克服“简单化”等弊病。例如，阎崇年的《努尔哈赤传》141，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太宗全传》142，任道斌的《方以智年谱》143，王利器的《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144，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145，郭影秋的《李定国纪年》146，王思治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147等。经过三十几年的实践，清史研究者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取得了很大成绩。1983年在沈阳如开的全国第二次清史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有关清史人物评价的问题。
三十几年来，学者们对清史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进行了研究，并加以评述。努尔哈赤被誉为满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作为的开国之君。他一生中虽然也作了一些违反历史发展的事，但从整个历史来看，他的功绩是主要的148。皇太极（清太宗）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是清王朝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创业之君相比149。有的学者在承认皇太极的业绩的前提下，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如忽视农业生产，保存落后农奴性质生产关系，使辽沈地区农业生产衰退，物质不足，只好到关内抢掠150。康熙（玄烨）是清朝诸帝中人们评论最多的一位，但多溢美之词，也有少数文章指出他的局限性以及过失，如刘大年《论康熙》151，关于雍正帝（胤禛）的研究，有兴趣者日益增多，论著大量出现。历来对他的评论毁誉皆有，众说纷纭。近年来的趋势是对他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各项改革给予肯定者居多，对他制造的文字狱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那是政治上打击政敌的表现；有的人认为基本上还是文网密布，钳制人们言论的文字狱性质。在雍正问题，争执不一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他的继位问题。基本上是两派意见，一是认为他篡夺了应属基弟胤禵的皇位152。一是承认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153。两种观点虽各有所根据，但资料均不足说服对方，尚难定论。
有关清史的其他人物，研究者也日益增多。对具体人物的评价也各抒己见，很难达到一致。如多尔袞、范文程、鳌拜、洪承畴、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施琅、姚启圣、和珅、蕲辅、陈潢等，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十四、关于清史史料的整理和出版
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不是什么讨论性的问题，但清史史料浩瀚，它的整理与出版是开展清史研究的“基本建设”，是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开展之前必须进行的事业，因此关于它的整理与出版的情况，与清史研究汲汲相关，也是清史学的一项内容，这里把它作为一种信息介绍给读者。
建国三十五年来，清史工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史料的整理，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出版了一批清代文献，汇编了有关清史的专题资料集，公布了许多清代的档案，编制了有关清史研究的工具书。
（一）清朝档案的公布。清朝档案保存至今的非常多，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就不下一千万件册，各省档案馆以及国外也还保存着一些。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档案和史学工作者就开始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清史档案资料。六、七十年代以来，档案工作者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和《历史档案》等书刊上，陆续公布了不少有关清史的档案资料。此外，解放以来还出版了不少资料汇编或专集，如，《李煦奏折》、《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史料丛刊初编》、《清代地震档案史料》、《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与《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等。粗略计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国三十五年来，总共整理、加工的档案（主要是清朝档案）达六百余万件。“文化革命”前共出版了七种二十八册档案史料，共计599万字，1979年后刊印了十四种四十六册，总计1175万字，平均每年出版213万字。
各地方所藏的清史档案，近年来也有所公布，如，曲阜孔府藏档，已编辑出版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两种。辽宁省档案馆所藏《黑图档》（系盛京内务府与北京内务府、盛京五部的来往文书，起自康熙朝，终至咸丰朝，共一千余册，其中康熙朝的《黑图档》全为满文档册。又，“黑图”为满文“横”的意思），已出版的有《〈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等。
（二）重要史籍的整理出版。《清史稿》在二十年代问世后，先后有几个版本，均不能令人满意。建国后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对它作了标点、分段，对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均作了校勘，在1977年出版，算是比较好的本子。清历朝均修撰实录，三十年代伪满洲国国务院以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的抄本为底本，予以刊印，命名为《大清历朝实录》，六十年代台湾华文书局据之重印。这种本子印数不多，在刊印时曾有若干篡改。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藏本和其他史料进行校刊、影印，不久将可问世。又如，蒋良骐的《东华录》、魏源的《圣武记》等亦已标点出版。此外，《清史列传》经过整理后，正在印刷之中。
（三）资料汇编。有些清史研究者为了进行清史专题考察的方便，从各种载籍和碑刻、档案中摭拾资料，汇编成专题资料集，已有一些刊行于世。如，谢国桢编《清代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和资料室合编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辑的《清实录新疆资料辑耍》，刘如仲等编《台湾林爽文起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清代的矿业》，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南京大学、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
（四）其他史料的整理与出版。
清人纂修的地方志、家谱、文集、传记文，日记、信札、笔记、语录、诗话、词话、丛书和类书，数量浩繁，也有一定史料价值，已整理出版的颇为不少。以笔记类的丛书为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纛笔记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明清笔记史料丛书》，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的《清代历史资料丛刊》，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刊印的《近代闽人笔记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等，都刊载了不少有史料价值的清人著作。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色彩的清史资料，如北京古籍出版社梓行的《北京古籍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八闽文献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浙地方史料丛书》等。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清人诗文集的选本、影印本、点校本或笺注本。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辑的《清史资料》，收录了一些短篇的比较稀见的清史资料。
（五）阅读清史资料和研究清史的工具书。主要有朱师辙的《清史述闻》，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章伯锋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朱保炯等人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编注的《清史稿刑法志注解》，赵泉澄的《清代地理沿革表》，武新立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清史论文索引》，傅礼达编辑的《清文鉴》，傅惜华编辑的《清代杂剧全目》，来新夏撰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的《清代中西年表》以及姚觐元编的《清代毁禁书目并补遗》，等等。
几十年来，尽管清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不够，如嘉道史、中外关系史缺乏研究，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有待深入；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的编制，仍需加强；论文多，专著光，尚缺乏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大量的档案资料尚未充分利用等。 [1]《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学报》1979年第4期。
[2]《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3]《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54年第10期。
[4]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公元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建州女真族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7]李鸿彬：《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满族简史》编写组：《满族简史》第二章第二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何溥滢：《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9]《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10]《谈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清史研究集》第1辑；《加强对清史的研究》，《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11]王思治《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12]刘大年：《关于尚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中国的近代史始于何时？》，《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13]《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14]《清史分期管见》，《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1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6]《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7]宋元强：《试论清朝前期的社会矛盾》，《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5期。
[18]洪焕椿：《清初农民军的联明抗清问题》，《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
[19]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兼论农民军的联明抗清》，《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20]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21]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版。
[22]《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3]《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
[24]《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5]《论郑成功的抗清及其与复台的关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6]《一六五四年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的和战关系及其得失——兼与台湾历史学者商榷》，《郑成功研究论文集·续集》，1984年版。
[27]《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而斗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8]《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贡献》，《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29]《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0]《郑成功经济思想试探》，《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1]《试论郑成功经济思想及其实践》，《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1984年版。
[32]《试论著名海商郑氏的兴衰》，《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
[33]《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4]李天佑：《论明清的封建专制》，《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
[3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7]中华书局1980年版。
[38]《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39]《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40]《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41]李旭：《论八旗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1964年。
[42]周远廉：《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3]《探微集·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4]《清史杂考·清初八旗蒙古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5]《关于满洲旗制和汉军旗制的始建时间问题》，《清史论丛》第4辑。
[46]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南开史学》1981年第2辑。
[47]《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8]《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49]《清史研究集》第3辑，1982年。
[50]《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51][52]《清史研究集》第2辑，1982年。
[53]《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54]《喀尔喀蒙古南迁过程与原因辨析》，《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55]《沈阳锡伯族家庙碑文浅释》，《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56]《文史》第10辑，1980年。
[57]《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58]《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59]《新华月报》1961年第1期；《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
[60]喻松青：《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61]郑天挺：《农民起义和神密宗教的关系》，《探微集》，1980年。
[62]《中国农民起义论集》，1958年版。
[63][64]《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
[65]《清史论丛》第3辑，1982年。
[66]《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67]《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68]《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9]《历史学》1979年第4期。
[70]《清史论丛》第5辑，1984年。
[71]秦宝琦：《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72]《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
[73]《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1958年；《关于天地会的若干问题——答魏建猷先生》，《文汇报》1961年1月20日。
[74]《试论天地会的性质——兼与戴逸同志商榷》，《文汇报》1962年12月20日。
[75]《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76]《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文汇报》1961年11月10日。
[77]《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1980年。
[78]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萧一山：《清代通史》。
[79]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80]黄芝同：《明矿徒与清会党——四川哥老会考证》，《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
[81]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82]人民出版社1975年、1978年版。
[83]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4]《文史》第15辑，1982年。
[85]《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
[86]《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87]《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88]《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89]《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
[90]《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91]《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92]《‘怀柔郝氏’辨正》，《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93]《新建设》1963年第11期
[94]《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95]《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96]《南开学报》1980年第1期。
[97]《南开史学》1980午第1期。
[98]《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99]《文史》第8辑。
[100]《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101]《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2]《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103]《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2期。
[10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中国古代人口政策和人口思想》，《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李世平：《洪亮吉是“中国的马尔萨”吗？》，《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1期。
[105]参阅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106]《清代垦田与人丁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
[107]《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1982年。
[108]《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
[109]《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110]《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11]《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
[112]《清代前期人口激增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113]《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114]《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1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6]中州古籍1984年版。
[1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1年版。
[119][120]《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
[121]肖国亮：《清代两准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基经济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122]《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12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4]《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5]三联书店1959年版。
[126]《经济研究》1982年第6期。
[127]《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128]《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129]《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30]《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131]《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32]《清史论丛》第4辑，1982年。
[133]《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34]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5]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1973年版。
[136]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137]李洵、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学术通信》，《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
[138]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39]参见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1辑，1979年；汤志钧：《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40]参见仓修良：《章学诚的方志学》，《文史哲》1980年第4期。
[141]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42]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3]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44]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1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46]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7]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8]参考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清史论丛》第2辑，1980年；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149]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0]王思治：《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
[151]《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3
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
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人口问题形成了研究的热点，出版的专著有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还发表了孙达人、王其榘、王育民、王瑞平、顾诚、李济贤、曹树基、林金树、南炳文、林仁川、李洵等人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考察了人口数量、地区人口、人口管理体制、移民和流民等，研究相当深入，不同意见争论热烈。 关于家族宗法制度，重要研究成果有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以及韩大成、李文治、张海瀛、王日根、唐力行、高寿仙等撰写的论文。 关于社会基层组织，周绍泉、王昊、赵中男、曹国庆、陈宝良等就乡里组织、里甲制度、老人制度以及乡约、保甲、火甲等撰写了论文。 关于阶级和阶层，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特别是表现于对商人、宗室、宦官、曲阜孔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上。对商人的研究，除着眼于一般商人及盐商、皇商等特殊商人外，主要是用力于区域性商人集团，对各商帮的形成、发展、经营范围和特点、历史作用等皆有出色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张海鹏与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张海鹏与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年）、张正明与薛慧林《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平、王兴亚、叶显恩、李琳琦、周绍泉、张雪慧、王世华、方志远、罗一星、王日根、黄启臣、韩大成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宗室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土地占有，扩展至从分封制度、王府规制、宗藩特权与军权的演变、宗室经济、宗藩人口等众多角度进行分析，顾诚、王春瑜、暴鸿昌、张德信、张显清、赵毅、魏连科、王守稼等发表了重要论文。对宦官的研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成果有王春瑜与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和《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以及栾成显、孙卫国、方志远、李渡、郑克晟、王世华、廖心一等撰写的论文。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胡岩林、魏连科、李洵、暴鸿昌、陈宝良、刘志琴等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驳斥“”前夕盛行的知识分子对元末农民起义队伍起腐蚀作用的论点，总结明代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明初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心态、风习、社会地位以及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商人关系的变化等。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及郑克晟、方志远、高春平等的论文，对若干地区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上述之外，许大龄、傅衣凌、柯建中、伍丹戈、张显清、黄冕堂、吕景琳、韩大成、周良霄、田培栋、张正明等的有关论文，考察了地主阶级、缙绅地主、自耕农、佃户、奴婢、雇工人、乐户等，也是关于阶级与阶层研究的重要成果。 关于社党， 出版了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还有田培栋、张显清、刘志琴、许大龄、周学军、步近智、赵毅、郭英德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东林党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具体考察各地 区的东林党人是一大特点。除了多数学者肯定东林党人外，少数学者对之评价不高，也很引人注目。 关于会馆，主要研究进展是逐渐搞清了它不像五六十年代所认为的作为行会组织而存在，而是具有同乡人松散联合的性质。影响较大的出版物有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李华、洪焕椿、吕作燮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有耿庆国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以及王兴亚、钟永宁、顾颖、陈关龙、傅玉璋等有关慈善事业、备荒仓储、政府灾荒蠲免的论文。耿庆国等所撰书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攻关的成果。 关于生活习俗， 出版有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年）以及许敏、王云、陈茂山、刘和惠、常建华等撰写的有关论著，考察及于节日、衣、食、往、行、婚、丧、祭祀、娱乐等。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日趋奢靡论述尤多，并且评价不一，或偏重否定，或肯定其刺激工商业与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出版有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 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毛佩琦《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等著作，从总体上把握了明代经济与社会所达到的新水平。 区域史方面，从综合或专题的角度，对几乎所有的省区分别进行了考察，其中关于江南、徽州、东北、广东等地区的考察成果尤多。关于江南，研究的侧重点是经济与社会，论述的范围以整个江南地区或其中更小的地区为对象，出版有钱杭与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仑等《苏州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著作，以及李伯重、林金树、平、郑志章、朱子彦、刘秀生、范金民、夏维中、王守稼、缪振鹏、沙郑军、汪维真、牛建强、陈学文、蒋兆成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徽州，主要是围绕五六十年现的这一地区的文书契约来研究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文书契约本身的构成、分类等，研究相当深入。出版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周绍泉与赵华富《’95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安徽省博物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王钰欣与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以及刘重日、曹贵林、栾成显、张雪慧、陈柯云、彭超、刘和惠、刘淼、郑力民、王世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东北，除了继续研究以前即受重视的中央政府对其管辖及女真人、满族的兴起等课题外，对军事、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也广泛地开展研究，形成全面深入的研究态势。出版有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yáng＠①等《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杨yáng＠①等《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杨yáng＠①《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以及郑天挺、姜守鹏、从佩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广东，出版有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李华、李龙潜、叶显恩、谭棣华、黄启臣、蒋祖缘、邓开颂、冼剑民、刘志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经济与社会。关于其他地区，有傅衣凌等《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及郑振满、曾玲、林仁川、韩振华、李金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福建和台湾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粟冠昌、龚维玲、覃延欢、张雪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广西和海南岛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吴宜德《江右王学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高铭群、张国雄、张家炎、梅莉、施正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江西及湖广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朱亚非《山东通史》明清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及从翰香、张岗、陈冬生、李令福、王兴亚、张正明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王致中与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陈高华《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田培栋、杜常顺、田卫疆、唐景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陈世松《四川通史》第5 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及潘洪钢、刘如仲、罗康隆、翁家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西南地区地方史上的一些问题。此时区域史研究的兴盛，一是由于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做好各省区的研究，才能搞好对幅员辽阔的整个中国历史的综合性研究；二是由于80年代后兴起的全国性新编地方志热潮的推动。 城镇方面，研究之盛也超越以往任何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成了研究江南城镇，特别是江南市镇的热潮。关于江南市镇，出版有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和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两部专著，以及何荣昌、王家范、平、蒋兆成、林绍明、吴仁安、朱子彦、范金民、夏维中、张华、任道斌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从总体或个案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空间布局、市场网络、文化风尚、历史影响等。关于江南城市，王家范、陈学文、洪焕椿、傅崇兰等发表了研究苏州、杭州颇有价值的论文。关于北京和南京，出版有贺树德《北京通史》第6卷（中国书店，1994年）、 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等专著，以及李洵、李晟文、韩大成、范金民、平、周志斌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长江以北运河沿岸城镇，出版有郭蕴静等《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南炳文等《天津古代人物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杨正泰、王振忠、许檀、毛佩琦、林纯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山东、河南、湖广、江西、两广及西北地区的城镇，出版有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顾朝林、王瑞平、陈关龙、宋平安、肖放、刘志伟、蒋祖缘、黄滨、王致中、魏丽英、肖遥、岱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两书，是综合研究明代城市的力作。 人类活动与自 然相互关系方面，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属填补空白之作，学术上和实践上皆意义颇大。这些成果包括陈家其、龚胜生、邹逸麟、曾玲、周翔鹤、陈国生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太湖流域、湘鄂赣、福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用兵打仗、人才成长等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和影响的论文，以及暴鸿昌、胡凡、张国雄、梁四宝、王守春等撰写的关于若干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北部边境）不注意生态平衡的开发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恶果的论文。 国内民族方面，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关于女真和满族，出版有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李洵与薛虹《清朝全史》第一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董万仑《清肇祖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和《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孙文良与李治亭《清太宗全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wò＠②《皇太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远廉与赵世瑜《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陈作荣与赵毅《多尔衮评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杨学琛与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治亭等《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晋藩与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铎《清开国经济发展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钟翰《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李燕光等《满族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群众出版社，1985年）、季永海与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李林《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译《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年）、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出版社，197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70年代末至80年代）、潘zhé＠③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91年）等著作，以及蒋秀松、王佩环、陈安丽、从佩远、张云樵、李澍田、李景兰、蔡美彪、郑天挺、魏鉴勋、白新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地论述了女真与满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法律、文化风习、杰出人物事迹与贡献，以及女真各部的情况、满族的统一等，并整理、介绍了有关史料。关于蒙古族，出版有薄音湖等《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翠琴《瓦刺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绍猷《俺d ā＠④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乌日娜、蔡美彪、葛永年、李漪云、樊保良、乌兰、马汝珩、蔡志纯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蒙古族的经济状况、社会生活、、北元、十六世纪的土默特部、以往研究甚少的瓦刺等，分别进行探讨。关于藏族，以人物研究成绩最为突出，对政治、法律、社会发展及宗教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尧与褚俊杰《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曾国庆与郭卫平《历代藏族名人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等著作，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等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关于其他各族，出版有江应梁《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秦良玉史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许多有关论文，研究所及，包括锡伯、朝鲜、畲、瑶、黎、壮、苗、傣、纳西、傈僳、土家、彝、回等族的分布、社会经济、文化贡献和杰出人物等。关于明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实行的茶马互市和土司制度，发表有陈梧桐、赵毅、姚继荣、林延清、吴仁安、石蓥、粟冠昌、吴永章、谢永雄、苏建灵、张雄、彭英明、古永继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以及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等专著，充分肯定了明政府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巩固、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上的积极作用，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和失策之处，论述了实施茶马互市制度的初衷、客观影响、具体规定和执行的实态，就明代各地土司的分布、特色、历史作用等，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关于明朝政府及汉族与满族的关系，明清和战研究仍然甚多，出版有孙文良等《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专著，以及滕绍箴、李治亭、李鸿彬、张玉兴、张德信、王思治、关文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深入探讨了明清战争的原因、性质、意义以及各战役的具体情况，引人注目的是改变了过去是明非清的一统局面。此外，朱诚如等还就清朝入关前对汉族的政策等撰写了论文。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蒙古族的关系，发表有吴量恺、胡钟达、陈守实、蔡志纯、曹永年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和战、经济文化交流、明朝对蒙古的政策等，提出了团结、友好是明代蒙汉关系主流等有价值的新论点。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藏族的关系，出版有邓锐龄《元明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元以来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元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吴钧、阿沛·、牙含章、杜常顺、石硕等撰写的论文，论证了明朝对地方的有效管辖；尹伟光等撰文探讨了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管理等。关于明政府及汉族与其他各族的关系，蒋炳剑、苏建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汉族与畲族、壮族、瑶族、土家族等的融合和友好交流。关于其他各族间的相互关系，马寿千、郭成康、杨庆镇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满蒙、满藏、蒙藏等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政府对外政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政府对外政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 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政府对该地行使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军、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jiǒng＠⑤《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 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⑥——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学大师——薛xuān＠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⑧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 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军、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军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政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图书事业方面，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和《新编天一阁书目》（中华书局，1996年）等著作，以及冯惠民等《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出版社，1994年）等资料辑录。 人物方面，有关论著大量出版，超过其他所有方面。其所以能够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研究历来受人青睐；二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三是因为各地为了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往往打历史名人牌，从而推动有关人物研究的开展。对皇帝的研究是人物研究的热中之热，仅出版过两个以上皇帝传记的出版社就有6家， 其中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书16帝，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书2帝，人民出版社出版3书3帝，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2书12帝，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12书21帝，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书2帝。这些传记收尽了明朝的所有皇帝，多能实事求是地论述传主的功过，重视人物形象的描写。上述之外，关于皇帝的重要著作还有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朱元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商传《永乐皇帝》（北京出版社，1989年）等。此时研究较多和较深的人物还有开国功臣、严嵩、海瑞、叶向高、徐光启、袁崇焕、吴三桂、洪承畴、史可法、郑成功以及明朝遗民等。关于开国功臣，出版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黄山书社，1992年）、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文新《刘伯温智略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以及胡岩林、郝兆矩等撰写的有关刘基生平、思想的论文。关于严嵩，出版有曹国庆等《严嵩评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199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严嵩与明代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曹国庆《严嵩年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曹国庆等为史书上指责的严嵩“贪污受贿”、“屠害忠良”行为进行了分辩，而张显清坚持传统的“一代奸雄”的旧说，双方论证皆极为详细。关于海瑞，学者们抛弃了“”所散布的谬论，肯定其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改革家、大清官，重要成果有李锦全《海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关于叶向高，出版有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专著，以及何孝荣撰写的论文。关于徐光启，出版有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欣之《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等专著，以及施宣园、冯天瑜、李长年、王福康、吴德铎、刘建、胡道静、游修龄等撰写的论文，广泛地论述了徐光启的生平活动、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学术思想、等。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一书，对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研究。关于袁崇焕，出版有桂苑书林丛书编委会《袁崇焕研究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阎崇年与俞三乐《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以及谭世保、颜广文、黄国强、石斌、姜守鹏等撰写的论文，对袁崇焕的籍贯、死因、在抗清斗争中的地位等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关于吴三桂和洪承畴，除了不少学者仍坚持传统观点对其归清持否定评价外，另一些学者则对之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多半与这些学者对明清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将其看做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统一战争而非民族战争紧密相关。出版有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 李新达《洪承畴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等专著，以及左书谔、李治亭、李兴祥、杨丽华、李鸿彬等撰写的论文。关于史可法，出版有李廷先与刘立人《史可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书，以及周昭京、蔡起、秦子卿、王文清等撰写的论文，虽对史可法评价仍不一致，但打破了“”前夕在极左思潮干扰下否定成为定论的不正常局面。关于郑成功，出版有《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等数部论文集、毛佩琦《郑成功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福建师范大学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等数部史料辑录，以及傅衣凌、施联朱、李育安、岳成驰、张宗洽、陈碧笙等撰写的论文。由于郑成功抗清、复台的基本过程以前已经搞清，这时研究的重点在复台的动机和意义、郑成功与海商集团的关系及其民族政策、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关于明朝遗民，主要是整理或发现了有关研究资料，出版有范金民等《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智超等《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综合性断代史方面，出版了一批反映明史总体研究新水平的高质量专著以及加工整理旧作的成果，主要有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李洵和薛虹《明清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炳文和汤纲《明史》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91年）、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 杨国桢和陈支平《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8 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南炳文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明朝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南炳文《南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日右加杨的右部 ＠②原字为洋的左部右加宛 ＠③原字为吉右加吉 ＠④原字为答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耿下加衣 ＠⑥原字为土右加良 ＠⑦原字为王右加宣 ＠⑧原字为花的上半部下加捷的右半部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除上文涉及者外，可归为五类：专题资料摘编、“明实录”资料摘编、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整理出版、史籍史料评介考证。关于专题资料摘编，包括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等。关于“明实录”资料摘编， 包括白翠琴等《明实录瓦刺资料摘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民族学院历史系《明实录藏族史料》1至3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至1985年）、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实录东北史资料辑》（辽沈书社，1990年）、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郭厚安《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王其榘《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以及由李国祥等主编、由武汉出版社自1990年陆续出版的多卷本《明实录类纂》等。其中《明实录类纂》卷帙最为庞大，已出版的近20卷字数多在百万字以上。关于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包括《明代辽东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85年）等。另外，1978 年开始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及1981 年创刊的《历史档案》，也间或公布明代的档案原文。关于史籍史料整理出版，一是陆续出版丛书《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中华书局）、《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二是陆续新编丛书《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与浙江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明清史料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三是整理重印旧有丛书《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等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四是整理出版单行史籍史料，如王世贞《yǎn＠①山堂别集》（中华书局，1985年）、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等。关于史籍史料评介考证，最重要的是有一批考释《明史》的宝贵成果，包括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79年至1986年）、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高其迈《明史刑法志注释》（法律出版社，1987年）、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德信《明史海瑞传校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巴蜀书社，1988年）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档案出版社，1985年）和秦国经《中华明清珍档指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1983年）等，也是介绍史籍史料的重要专著。 工具书方面，出版的数量不算太多，但多半质量较高。其中有李小林等《明史研究备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明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5年）、朱保＠②《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新时期明史研究论文集出版数量激增，总数约有百部，这是明史研究大发展的必然结果。除上文论述有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时已经叙及者外，此时出版的其余论文集依内容和形成的原因等大体可分为五类：一为专题性论文集，二为综合性论文集，三为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为已故学者纪念论文集，五为个人论文集。其中个人论文集的作者包括郑天挺、、伍丹戈、谢国桢、傅衣凌、陈国强、郑公盾、王毓铨、吴晗、尚钺、秦佩珩、梁方仲、方福仁、黄冕堂、孟森、韩大成、张维华、王春瑜、商鸿逵、韦庆远、容肇祖、陈学文、阎崇年、王守稼、陈生玺、洪焕椿、孙文良、李文治、季士家、薛虹、傅玉璋、李洵、南炳文等30多位学者。新时期出版数量很多的论文集，是不可忽视的一大贡献。 新时期的明史研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首先是宏观上缺乏协调，学者们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其结果则是热门课题重复撞车，浪费了人力物力，而有些课题本应研究却无人问津。其次，在应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中，间或出现对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及外国史学的某些理论生吞活剥、照搬照用的现象。第三，部分研究者学风不正，在读书不够、心得不多的情况下，勉强著书立说，导致粗制滥造，谬误迭出，或者抄袭前人成果。有的为了谋求资助或其他利益，巧意迎逢某些家族、地区或人物，曲解历史，牵强附会。上述三点是新时期明史研究中最主要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它们与其时明史研究中的种种成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但其危害不可忽视。 四、丰富的经验教训，深刻的启示 回顾百年来的明史研究，其成就相当辉煌，而经验教训也相当深刻，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指示着未来明史研究正确开展的方向。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指导思想即史观的进步，先由近代的进化史观代替旧的传统史观，后又由近代进化史观进步到唯物史观。这一进步是明史研究中最根本性的进步，百年中明史研究的各项成就无不受其影响，以其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广泛应用意义重大，它使明史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当然，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排斥其他任何理论的僵化教条，而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理论体系，在实践应用中需不断发现、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对于其他理论体系，它不是盲目地排斥，而是有分析地对待，其合理成分，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方法，也要批判地吸收过来，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宝库。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就，是研究领域和角度的空前拓展，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狭窄，势必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区域状况、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代替。这一变化，使明史研究大为深入，亦为今后明史研究的继续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即应该尽量开阔视野，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角度。原已开辟的研究领域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其中研究比较薄弱者，如社会生活、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等尤应着力加强。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继续寻找明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角度。此外，从世界史的角度及中国通史的角度加强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收获，这表现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笔记、文集、方志、碑刻等的收集、校点、印行，以及重要史籍的整理、刊印等。这类工作对明史研究论著的撰写意义十分重大，是其达到新水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就今后明史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说，迄今为止所完成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仍要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许多文献资料需要进行校勘整理，以改变其无法阅读、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状况；按类分析、编制索引，使文献资料便于研究利用，也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广泛存在于地上地下的实物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口碑资料，原先注意不多，今后尤当着意搜集和整理。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发生了极为密切的关系，这除了一般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往往息息相关的原因外，还由于明朝在时间上距20世纪甚近，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的起源即在明朝时期，人们对明朝的历史了解较多，兴趣较浓。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明史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密切注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力求从中找出可供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借鉴；二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人，往往选取明代历史中相关的课题，用歪曲、比附、影射等卑劣手法妄谈历史，以求为其进行阴谋活动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前者有力地推动了明史研究的深入和兴旺，后者不仅无助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取代了正常的历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与现实生活的上述关系，给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百年来明史研究的进步，与史学评论的开展有重要的关系。关于明史研究的史学评论，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史家们为研究某一历史问题，在自己的论著中顺便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或专门著书立说与其他史家相辩驳，从而对其他史家的观点、意见提出评论。二是评论家们对某一史家的具体论著专门撰写评介文章。这两种评论形式的运用均有十分成功的，关键是评论者秉持促进明史研究发展之公心，能够实事求是，不虚美，不妄斥，从而起到了互通信息、切磋学问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评论不能令人满意，这主要不在于评论者业务水平的高低，而在于其出发点和态度缺乏客观求实的精神。有的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凡是与其观点相同的论著便极力表扬，相反则批评贬斥，甚至讽刺挖苦。有的评介文章，其写作目的只是为了对所评介者进行吹捧和宣传，通篇只有粉饰溢美之辞，看不到客观、认真的分析评说。这种评介文章，与其说是史学评论，不如说是出版商的广告。本世纪末的20多年中，这种所谓评介文章数量甚多，流行甚广。许多粗制滥造的抄袭之作、平庸之作和 曲解历史的低劣之作所以能经常出现而受不到有力的遏制，史学评论中的这种无原则吹捧歪风的盛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正确公平地开展史学评论，实为史家们不可忘记的重要一条。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的进步，还与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息息相关。凡是中外史家的交流搞得积极、顺利的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就迅速、富有成效；反之就发展迟缓。这是因为中外史家的互相交流，有利于彼此取长补短、启发思路、开阔视野。为了今后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明史工作者还必须经常注意积极开展国际交流。 ＠①原字为上合下加弃的下半部 ＠②原字为火右加商的下半部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4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随笔》；邵晋涵的《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 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5
1995年，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Hevia）出版了《怀柔远人》一书。1997年，该书获得了美国亚洲学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该奖的颁发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世纪末之争”。海内外学术界结合该书主题，围绕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的运用等核心问题展开争论，因为其关乎史学之大义与旨趣，讨论可谓激烈。
我们还是先从《怀柔远人》一书的主题谈起。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热河行宫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但在接见前却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礼仪之争。这一至少在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是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发西方史学家的密切关注，并与其后中英鸦片战争及众多不平等条约相联系，导致各种历史诠释的出现，该事件被赋予了超越其本身价值的历史意义。
关于马嘎尔尼使华事件解释的传统主流观点，即以美国费正清为主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认为该事件是一个为商业贸易驱动的英帝国的扩张，与一个傲慢的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优越的西方文明和落后的东方文明之间的撞击。
需要说明的是，费正清的观点可以追溯至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解释”理论。帕森斯把中国描绘成是一个重视符号象征和礼仪的社会，其中上层知识精英导演整个社会的礼仪。他认为传统中国社会过分注重血缘宗族关系妨碍了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性化，中国社会的经济也不能从文化和政治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沿着文化传统阻碍经济现代化在中国进展的思路，费正清把朝贡制度看成是中国文化体制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制度。从朝贡制度研究中，费正清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滋生了华夏中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也不能应付西方列强的挑战。①
何伟亚要修正的就是这种历史解释理论。何伟亚明确指出：“在本书中，我努力要做到的就是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尤其是反对他们把中国文化与清帝国，‘西方’与英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事实上，我试图把乾隆朝廷与英国人的会面重建为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各方均有自己的关注所在，各方均有自己的安全要求。”②可见，何伟亚把马嘎尔尼使华事件看做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冲突，而非文明的冲突，书中分别从中英两条叙述线索出发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何伟亚认为清朝和英国都是专制主义的帝国，都各自竭力排斥对自身权力的各种威胁。对觐见前后英使团的真实目的评判一直是清政府的重要任务，随着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逐渐表露，清朝政府认为在英国人的强大外力之后缺乏道德基础。同时，英国使团的唐突行为和不当细节让清朝政府加深了相互猜忌。在书中，多处涉及英国使团的炫耀和清朝政府的顾虑之间的对比描述，清朝宫廷官员在礼仪程序组织上的不当才是导致英国使团失败的原因。在何伟亚看来，费正清等学者都陷入了赛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拔高为代表人类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即现代性。该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何伟亚主张当代历史编纂必须从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桎梏下解放出来。
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我们不会真正认同其基本观点和主张，但要学会理性地审视其“颠覆”的问题，分析其“解构”的理由，反思现代史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扩展历史学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提升历史学自我的“容错能力”。
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看似破坏性，毋宁说是建设性的。明显的例子是，在经过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性概念坚定不移了。就《怀柔远人》一书而言，本文最关注的不是其提出的观点和结论，而是其研究的过程与方法，尤其有关历史认识论方面的相关见解，值得参考。以下略谈两点：
1.关于史料与历史、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书中，何伟亚经常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重新解释相关史料，消解传统的历史与史料的联系。比如，何伟亚在书中对“乾隆致英王的信函”相关内容的重新解释：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齐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③
――《清高宗实录》卷1435
这则史料经常被引用，作为清朝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明证，何伟亚却对其做了不同的评价。何亚伟认为，在此乾隆并不是谈的英国贸易，谈的是官员们对英国礼物的评价，可能与朝廷眼中的马嘎尔尼对礼物所抱的态度有关。遭到朝廷拒绝的，不是对英贸易，不是英国制成品，不是手中的礼物，而是马嘎尔尼有关礼物的自视狂妄的骄矜态度。
明清历史论文范文6
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历史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规范性解释,即根据某种理论对历史作出学理上逻辑一贯的诠释,理论则出于自足性要求而规范、裁剪历史材料;第二种是描述性解释,乃是根据具体情境对历史作出细致入微的考释,理论并非不重要,但重建合理的历史图景成为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内历史学界主要依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解释历史,可谓是第一种路径的典型代表;同时期的美国汉学界虽然排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但无论是费正清“冲击―反应”说,还是柯文“中国中心观”,仍然依据一定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出于各自的理论需要而修整史实的枝枝叶叶,基本上也可以归之于第一种路径。这种解释进路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铺陈,汲汲于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串连为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逻辑上因果相承的自洽性体系。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历史学界都开始反思、批判规范性解释的宏大叙事对于历史解释力之损害,转而根据详实的史料重构中观的区域史和事件史,开始出现描述性解释的转向。这又可约略归纳为两种路向。其一是利用实地调查资料来发掘中国历史发展的特质,廓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凸显中国史实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内在悖论;其二是从档案史料中勾勒历史事件的细节,侧重具体事件的具体情境分析,强调历史事件背后各各不同的动力机制,而对一般性理论充满警惕。
按照上述谱系,陈志武之新著《金融的逻辑》似乎可归于规范性解释。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众所周知,进入到新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不断深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金融学的理论及其方法不断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解释获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工具的指引,于是规范性解释与描述性解释两者都有被超越之趋势:理论不再是凌驾于历史材料之上专事剪裁的君主,而是作为一种视角,透过混沌未分的历史本相,发掘内在隐含的因果关系,以便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重构历史图景。通观《金融的逻辑》全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从金融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政策及其制度、儒家文化与金融市场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发人深思的洞识慧见。
什么是金融视角呢?陈志武认为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但仅此并不足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现象,只有将金融视为 “大社会中一分子的角度”,即,将金融置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具体而纷纭的相互关系中,金融理论才能令人信服地给出其独到的历史解释。陈志武正是从金融这一新视角来解释历史,建构了一幅新历史图景。
金融逻辑的本质在于资本化。陈志武的资本化与马克思的经典资本化内涵不同,后者强调的是将金钱货币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中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前者则更侧重于将未来收入的提前变现以及财富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化设计。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主张西方的兴起根源于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而陈志武则认为西方的兴起主要还在于意、荷、英、法和德国将现有资产和未来收入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其论据是,虽然西班牙因从美洲运回了大量的金银而兴盛一时,但旋即开始衰落,足见掠夺来而并未资本化的金银并不能支持一个国家的较长时期的强盛。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明清两朝都遵循最大限度存储金银的财政政策原则,乾隆后期国库储银达到6000―7000万两,即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也还有银800万两,这一财政结余水平一直维持到甲午战前。但这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而不表示未来的收入。一个国家有没有“钱”取决于它能不能将各种未来收入流和“死” 财富作证券化、票据化,不取决于它有多少金银。致命的是,明清财政制度里极少把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制度设计,一旦面临财政危机,政府只能靠单年内一次性征收大额税收来解决,这种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远远高于将一次性大额开支平摊到未来数十年的国债制度,导致社会无法承受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明末崇祯帝的累次加收单年重税就是这种情形。清代财政遗传了这一痼疾,直到清朝灭亡也无法发行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只能千方百计往国库存储白银。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利用国债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结果国力飞速发展。不待甲午一战,高下早已判明。这一解释从治国的金融之道入手,将国运兴衰归结到现代公债证券制度上,与诺斯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将西方兴起归因到产权保护制度的做法,殊途而同归,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当然,上述结论并不是说发行国债、证券化越多越好。陈志武认为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交易。确切地说,1600年前后西方的兴起,是由于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国债利率不断降低,同时其在海外的贸易所得的投资回报率却不断上升的结果。反观中国明清时期,金融市场极度不发达,政府往国库储存金银,也是无奈之举;而储存金银又使流通的金银更趋减少,利率就有走高趋势。历史上,民间借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很多世纪里高于30%。高利率反过来恶化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
金融市场不发达已经决定了国债利率无法降低,那么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呢?明清两朝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时期,专制之下,私人对于政府的债权无从保障,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政府,较长期限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迫使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采用一次性征收重税的方法。可见,政治制度并不利于金融市场交易。不妨再看社会制度的情形。在社会制度中,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对一个社会对金融市场交易的接受空间的影响举足轻重。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家庭强调“养子防老”的功能,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成为人格化的金融品种,这种人格化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家庭向外扩展到家族。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或家族成为金融市场的替代物,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交易的发展。
以此观之,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条件在历史生态中的处境都不容乐观,把未来收入流的提早变现与“死”财富的票据化、证券化的制度设计很难在明清时期成为经济国策。实际上,这一整套观念和制度设计,主要是源自西方近代。若一定要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作为学理的规范性解释还可接受,但揆诸史实,难免有时空错位之感。这一点,陈志武当然清楚,他解释历史的着眼点,在于现实及未来的前景。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财政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足,是为了证明现实中经济发展的成就,为了提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一种可能选择。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