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概念范文1
［关键词］大概念；高中历史；单元教学；核心素养
高中历史统编版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的内容时间跨度大（从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到2018年）、知识点多，不少一线教师都反映一节课45分钟很难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如何整合新教材中众多碎片化的知识点，同时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成为摆在高中一线教师面前的两大难题。《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指出，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由此可见，依托大概念开展单元教学是培育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晩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单元教学设计为例，尝试依托大概念整合知识点，并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以为一线教师解决以上难题提供参考。
一、紧扣课程标准，明确单元教学目标
统编版新教材课时内容多，教师如果依据教科书中的知识点逐一展开教学势必牺牲学生探究思考的时间，只有选择教学重点，帮助学生构建起知识框架，才是依托大概念进行单元教学设计的正确打开方式。那么教学重点的选择依据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寻找答案。只有明确了单元教学目标，才能有效把握单元大概念。笔者依据课程标准，制定了以下单元目标：通过分析单元教学目标，笔者寻找到了本单元的大概念——“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以单元大概念为抓手不难梳理出单元的历史主线，从而突出主干知识，强化单元重点难点，真正做到删繁就简。
二、依据学生学情，选取单元教学内容
依托大概念选取单元教学内容，关键要依据学生的学情，同时做好初高中衔接工作，避免对初中知识“炒冷饭”。笔者所在学校的生源较好，学生对初中阶段的知识掌握得相对扎实。因此对于学生初中已经学过的内容，笔者在课堂上便不再过多阐述。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部编版初中教材对应的课题是八年级上册第1课《鸦片战争》和第2课《第二次鸦片战争》。其中，第1课有三个子目，分别为鸦片走私与林则徐禁烟、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南京条约》的签订。第2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有三个子目，分别为英法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火烧圆明园与《北京条约》的签订、沙俄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统编版高中教材对应的课题是第16课《两次鸦片战争》，也设有三个子目，分别为19世纪中期的世界与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开眼看世界。通过对初高中教材的子目进行比较，不难发现高中教材除了包含初中教材的内容，还添加了开眼看世界等内容。初中教材重点详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相关史实。高中教材在此基础上，还探究了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深化。因此，笔者在备课时，将重点放在了开眼看世界这一子目上，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具体内容，仅做简单的回顾和梳理。这样既实现了初高中教材内容的紧密衔接，又凸显了高中深化思维能力的要求，使历史课堂时间利用高效化。
三、创设问题情境，实施单元教学方案
依托大概念的高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不再纠结于零碎知识点的机械记忆，而是围绕大概念精心设计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提升历史思维能力的目标。学习者必须经过内部加工和思考，或者与他人的互动，进行积极的意义建构，从而深入理解情境活动、解决问题［1］。基于新教材内容多、高一课时数少的矛盾，笔者在第五单元的教学设计中，反复研读课标要求，为每一课设计了一道小组合作探究思考题。在问题设计过程中，以学生的历史学习最近发展区为抓手，以培养学生历史核心素养为目标，留给学生足够多的时间，让学生在小组同伴互学、合作探究的过程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如第16课，笔者设计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是否就可以避免？它仅仅是一场通商战争吗？”第17课，笔者设计的问题是：“结合边疆危机和甲午中日战争，如何客观评价洋务运动？”第18课，笔者设计的问题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是哪些人？有何效果？”这些针对本单元重难点的小组合作探究题，引导学生将教材作为史料阅读的文本，通过同伴之间的合作争论，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当然，不是学生围坐在一起就是同伴互学，这样就过于形式化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需要对学生不断地进行引导，让学生学会探究学习。
四、落实核心素养，优化单元教学活动
要在本单元的教学活动中培育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必须紧紧围绕“内忧外患”和“救亡图存”这两个单元大概念。高一学生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还处于初步了解阶段，教师在落实五大核心素养时不宜面面俱到。因此，笔者在本单元的三节课中，每一课只重点突破1至2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步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如第16课，首先注重唯物史观的引领。笔者充分利用教材91页上的《1840年前的中国和世界形势图》和《思考点》栏目中的问题，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当时的中外形势，对比晚清与世界的差距。其次注重时空观念的培养。从大单元角度来看，本单元叙述的是晚清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之间的历史。晚清时期，中国被列强侵略，战火不断，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各阶层人民展开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这两条时间线是比较明确的。笔者在单元教学中，设计了“单元时间轴大家画”的活动。学生通过亲手绘制，明确了本单元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线索，培养了时空观念素养。又如第17课，注重史料实证和历史解释的训练。新教材本身知识容量就比较大，如果再额外增加课外史料势必大大拖慢课堂教学进度，因此选用新教材中《学思之窗》和《问题与探究》栏目中的史料和问题就绰绰有余了。再如第18课，重在家国情怀的滋养。学习历史能够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国人有骨气、有底气［2］。在第五单元的总结中，笔者设计了历史小论文题：19世纪中期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将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试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的观点和认识。这道历史小论文题意在通过学生对本单元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总之，单元教学设计需要紧扣课程标准，明确单元大概念；围绕大概念，创设问题情境；基于大概念，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在这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情，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取舍，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依托大概念进行历史单元教学的要义所在。
［参考文献］
［1］JONES，RASMUSSEN，MOFFITT.问题解决的教与学：一种跨学科协作学习的方法［M］.范玮，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历史大概念范文2
关键词：历史教学；大概念；核心素养
学科大概念是从学科具体事实、情境中抽象、推论出的概括性知识，是对事实的概括，是关系、意义的表达。国内历史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大概念”反映的是学科的本质，居于学科的中心地位，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的原理、思想和方法，是“能够连接碎片化知识的一种有意义的模式”。2017年版课标指出，教师可以“设计新的综合性的学习主题”，根据学习情况对教科书的顺序、结构进行适当调整，将教学内容进行有跨度、有深度的重新整合。基于此种认识，笔者尝试探索学科“大概念”统摄下单元教学的一般实施路径，以求教于方家。
一、学科大概念下高中历史单元教学概述
历史单元教学是建立在大概念和结构化教学基础上，围绕一个大主题，将高中历史课程内容合理分拆后重组与整合，从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对教材内容进行创新改编，最终形成一个主题明确、目标清晰、情境优化、活动有序、评价完整的具有多种课型的、结构化的、统筹性的教学设计与规划。它是紧紧围绕新课程标准并建立在对学情深度分析基础上，通过精心重构历史课教学内容结构，建立符合教学实际的历史课程新体系，进而促进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能力的发展。高中历史单元教学具体是指在教材内容大单元化规划基础上，进行分课时教学设计，在整体上对单元内容进行重组整合，灵活选用适宜的课型、合理地安排课时、精心地设计作业、进行全面的素质测试，促进知识的内化与迁移，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质量并自我建构历史课程知识体系。开展历史课程单元教学可促进教师对历史教材的优化与整合，提升历史备课能力和教学设计与组织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在大单元架构学习中不断提升对历史知识的整体认知能力，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高中历史学习内容，培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和认识观，提升高中生的历史学科素养。
二、学科大概念统摄下单元教学的实施
（一）提炼大概念，确定单元知识主线
大概念是学科结构的主干部分，是保证单元整体性教学的灵魂。它是统摄单元内容的上位概念，可以宏观囊括单元的主线知识和重要概念，具有抽象性、概括性、包容性。通常一个教学单元中各课之间在内容逻辑上往往具有递进关系，通过紧扣单元标题来把握单元教学主题并确定单元大概念，是一种可行路径。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单元“从中华文明起源到秦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为例，可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确定为单元大概念。确定好这一教学主线后，可以把本单元每一课的内容聚焦在这个教学主线上，以课为单位，层层往下，层层统摄，大概念统摄小概念，使得知识结构化。例如，第1~4课的逻辑关联是：文明起源与发展—社会转型和过渡—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和巩固。第1~4课每课之间既体现了时空变迁下的历史沿革，也都在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和巩固的历程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本单元可从三个方面构建知识主线：一是国家政治形态从早期国家形成、成熟到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二是国家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到封建小农经济；三是文化形态上，从族群并立到民族交融下的华夏认同。以大概念为引领，突出单元知识主线，既可减轻教师的课堂教学负担，也可避免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促进学生对单元知识的总体把握和理解。
（二）解读课标内容，确定课时教学目标
自新课程改革以来，广大一线教师越来越注意到课标解读对于课堂教学的指导作用。以学科大概念为指引，将课标要求转化成具体的教学目标，既是落实课标要求的必然之举，也可以使教学目标的设定更具合理性，利于实现教、学、评的一体化。以《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一课为例，将课标与本单元“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这一大概念相结合，可转化成如下教学目标：1.了解两汉巩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举措，分析其对维护统一的作用。2.认识两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封建政权巩固的重要意义，树立学生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政治认同。3.了解两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的原因及表现，增强对汉末危机的认识。4.认识两汉衰亡的历史教训并思考启示。明确的课时教学目标又为搭建课程知识框架指明了方向。
（三）构建每课的结构性知识框架
搭建课时知识框架应在教学目标指引下，分析、整合子目内容，并为每个子目设计下级标题，这样就使每节课的主干知识实现结构化、体系化。以第4课《西汉与东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为例，如果将教材中每个大小知识点都一一呈现，则颇为繁杂琐碎，难以凸显课程主干知识。其效果远不如以学科大概念为指引，依据单元教学主线重构知识框架：（如下图）这种结构鲜明的知识框架便于学生迅速锁定课程主干知识，理解教材的叙事结构和逻辑，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删繁就简。同时，也明确了课堂教学主线，提升了课堂教学效率。
（四）针对核心问题的情境创设与问题引领
历史课堂传达给学生的不应只是抽象的历史结论，还应通过情境创设与问题引领“引生入境”，带领学生体悟鲜活的历史，让历史课堂变得生动、有血有肉。在确定好教学目标，构建结构性知识框架后就要通过情境创设和问题引领来解决核心问题，涵育学生素养。1.情境创设。教学情境是教学活动的准备和铺垫，创设历史情境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材料所述应当是具体史实，而非历史结论或历史评价。创设历史情境的目的在于“引生入境”，史实情境是引领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得出结论的客观依据。在这里，引述教材或论著中对于史事的主观性评价材料，用第三方结论来说明结论则是一线教师常犯的错误。第二，材料形式应多样化。如文字材料、音像材料、图片材料等，丰富多样的材料不仅可以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习积极性，也有利于提升学生对于多元材料信息的处理和分析能力，帮助学生形成对于历史较全面、立体的认识。第三，可选取一些相互“矛盾”的材料。普通高中教育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做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以学生终身发展为出发点，认知冲突型材料既可通过引发其好奇心而迅速“引生入境”，又可以加深学生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通过对史事以具体化、辩证化的解读，推动学生对历史的深度学习。以第2课《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中的分封宗法制》为例，教师可以展示以下两则材料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和思考：材料一：周平王东迁后，王畿的土地日益缩小，政治、经济实力大大衰落。从此以后，诸侯不再像以往那样听命于周天子，也不再履行向周天子定期纳贡、朝觐和述职的义务。……——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材料二：史载：公元前705年，周桓公攻打郑国失利后，郑庄公不但没有乘胜追击，而且派人慰问受伤的周桓公；公元前634年，齐君带兵入侵鲁境，后因两国始祖姜尚和周公立过“世世子孙无伤害”的盟约而撤军。通过材料情境，学生很快认识到历史的演变绝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而是新旧交替之中有传承、有过渡，这就使学生避免陷入教科书中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宗法制崩溃的僵化认识，推动学生对课堂核心问题的深度学习与理解，提高了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学科辩证思维的能力，这对其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2.问题引领。历史情境创设可以将学生思维引入特定历史时空，增强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切身感受，而合理设问可以实现对学生思维的引领，助力解决课堂核心问题。“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与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不仅仅是设计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能够为学生提供分析、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对于合理设问，笔者的建议如下：一是围绕学生关注或者困惑的问题。二是紧扣教学重难点和主干知识。三是能够引导学生形成良好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以商朝的内外服制为例，商的内外服制上承夏对地方的间接松散统治，下启西周宗法分封制国家形成，揭示了早期国家政治结构的一般特征，是本节课的重难点，教材中短短的一句概念解读并不能有效解答学生困惑，为此教师可以通过展示一则历史地图（如下图）引入情境并进行问题引领：问题1：结合历史地图，分析商朝为什么要推行内外服制？引导学生从商自身的生产力（国家实力）、商周边的政治格局与形势、各部族方国独立的血缘组织关系等因素分析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使学生深入问题情境，亲身体悟历史细节与历史真相，并由此产生对历史的“理解之同情”。问题2：如何评价商朝的内外服制？引导学生辩证看待内外服制度的合理性与历史局限。首先，让学生知道这一制度的实行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时代条件，认识到商的内外服制是在相对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维系商朝统治的最佳方式，这就在教学中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通过对外服各部族方国在血缘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及商朝周边政治形势的分析，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服之地与商王间的隶属关系其实并不稳固，商王实际只是方国“盟主”，进而得出商王与外服关系不稳定且控制力有限的结论，做到“论从史出”。问题3：针对内外服制局限，西周对地方的统治方式有何创新？通过问题延伸，引领学生体会西周分封制的创新之处和进步意义。就这样，以课堂核心问题为引领，既解答了学生在关键问题上的疑惑，也建立起商周时期主干知识间的时空联系，实现了学生知识的结构化。
（五）组织学科大概念教学，培养学生整体历史观
新课改理念下的高中历史课堂应具更高的视野，更具创新与发展的特点。为此，教师应以学科大概念思维为引领，不断优化历史课堂，采用符合新教育理念的单元化教学模式整合历史教材，丰富历史知识内容，增强学生的历史认知，引导学生从整体架构上把握历史知识，促进历史认知的体系化和结构化。那么，如何组织落实大概念教学呢？教师可采用单元化教学思路，以教材为中心，引导学生深入到教材内部，熟悉各章节间内在联系与知识架构特点，全面把握历史教材的知识逻辑体系。让学生深刻理解单元学习的特点和优势，掌握历史知识学习的技巧方法，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汲取与内化能力。当然，单元化教学由于时间跨度大，知识点分散，会为教学带来一定困扰，部分学生由于基础知识不扎实，在大单元学习时也会感到理解困难，记忆混乱。为此，教师可实施适度的课堂调节活动，如借助问题引领与知识留白，留出一定时间让学生集体讨论和查找知识漏洞，实现新旧知识的有效衔接，增加历史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使单元教学更高效。为保证学科大概念下单元教学的顺利实施，历史教师也要坚持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通过深入研读历史教材，建构大跨度的历史知识经纬，实现对教材的整合与内化，将各知识点进行有效重组并整合在一个大主题、大概念框架下，从而使历史教学更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提升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
（六）攻克教学重难点，培养学生核心能力
单元化教学不是教学浅表化，不能只关注整体，还要注重重难点知识的深入解读与分析，强调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反复思考与总结，实现整体与细节的完美融合，促使学生自主建构明晰的历史知识体系架构，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记忆，也促进了学生历史观的形成。事实上，单元化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巩固主体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掌握重难点，使历史学习更具高效性。如，“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单元时间跨度大，政权更迭频繁，当朝者的民族身份差异较大，如何在各民族政权更迭与碰撞的过程中突出民族交融的历史演变过程，理解民族交融对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本单元的重难点。为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可指导学生课余时间扩大历史材料阅读，拓展历史认知纬度，开阔历史视野，从多渠道了解我国各民族的前世今生，感受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对丰富中华文明内涵、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作用，进而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有效破解历史教学重难点，增强学生历史学习的信心。
三、结语
总之，从课程改革前沿来看，以学科大概念引领单元教学的尝试方兴未艾，也为众多学者及部分一线教师的教学研究提供“丰厚土壤”，单元大概念引领下结构化教学的尝试与探索，既是解决教师“教不完”，学生知识零碎化的有效途径，也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和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1］郑林.把握新课程理念，深化历史教学改革［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1（9）.
［2］顿继安，何彩霞.大概念统摄下的单元教学设计［J］.基础教育课程，2019（18）.
历史大概念范文3
关键词：部编教材；历史课堂；教学转型；深度学习；核心素养
部编高中历史教材内容多、容量大与教学课时少的矛盾是当前一线教师的共识。 在不少学校追求成绩、要求成果展示的背景下，在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一线教师多采取传统的“传递基础知识—布置作业任务”的教学方式。这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深度学习，而且很难让学生达至深层次的核心素养。因此， 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转变旧有的学习方式，采取轻负高质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作用由“教”学生向“引导”学生转化，从而实现历史课堂的转型。基于此，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高中历史课堂的转型策略。
一、宏观着眼：单元整体设计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指出：“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1]因此，有必要以大概念为核心展开教学。 部编高中历史教科书是按时序编排、专题呈现的“大时序、小专题”模式，每一个单元结构都有教学主题。故而有必要从宏观着手，立足于整个单元设计每课的教学，从而厘清同一单元内不同节课、同一节课内不同子目间的逻辑关联， 推动大概念教学落地。首先要确定每个单元的主题。 主题是教学的关键所在，课堂需要围绕单元主题生成，而单元导语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思路。 以《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 北朝的民族 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为例，本单元时间跨度达 680 余年，内容涉及政权更迭、民族交融、隋唐制度与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繁杂的知识点貌似没有头绪和主旨。然细察发现，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强调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而在隋唐时期，则突出大一统的历史特色。 因此，将“民族交融”与“大一统”两个大概念作为本单元的教学主题，颇符合高中历史单元整体性教学的要求。其次，需要立足单元确定每节课的教学立意。以“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 ”一课为例，本 课立足于隋唐大一统的国家治理， 并且将民族交融看作是国家治理在民族关系上的具体表现。唐前期虽为盛世，但也是在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且在“安史之乱”后走向了衰微。唐朝灭亡后的五十余年，分裂中蕴含着国家统一的因素。 须知国家治理是历代统治者需长期思考的问题，而国家治理的成功与否和朝代的兴衰休戚相关，因此可以将国家治理作为本节课的价值主线。“教学的最佳策略是，既要遴选重点内容，更要把重点内容串联起来，从而使学生头脑中拥有上位观念，这就是抓大概念的做法”[2]。 就本节课而言，抓住了“隋唐大一统的国家治理”这个大概念，既明确了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的核心知识点， 也为完成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见图1）
二、微观渗透：知识碎片追问
问题意识是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 “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3]，知识的追问通过问题意识的实践得以实现。 教师应通过设置问题情境，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促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古往今来，大量的历史信息并非以完整历史事件的形式存在， 而是通过只言片语、孤立的历史桥段，乃至没有任何文字的考古资料呈现。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不断的追问，深入挖掘历史碎片背后的深层次含义。历史研究切忌“用碎片的史料解构整体的历史”，但是通过对单个史料的层层追问，以小见大，不失为历史教学可供选择的一种尝试。基于此，笔者以“何尊及其铭文”为例，设计了如下教学环节：材料一：图片《何尊及铭文中的“中国”》 材料二：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 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 ”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 唯王五祀。问题：根据材料一，从冶金技术和文字的角度出发，能够看出哪些信息？ 结合材料二，指出并分析西周时期的政治制度。设计意图：何尊是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酒器，其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洛邑（今河南洛阳）营建成周的事迹，其中提及武王告祭于天，“宅兹中国”，统治民众。作为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何尊具有极高的史料实物价值。何尊外部的浮雕———“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是尊贵和威严的象征，说明商周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而且从文字的角度言之， 现在所知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和一些器物上的铭文， 而西周时期正是青铜器铭文的大发展时期。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多是礼制的象征，礼法观念、 宗族制度等恰好可以通过作器铸铭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达到巩固贵族统治的目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就铭文本身的内容而言，则体现了受命于天的思想， 这也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早期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统治特点。 此外，作为出土的实物史料，何尊铭文中的记载与《逸周书•卷五•度邑解》中所载史实颇为吻合，这一方面体现了“孤证不立”的理念，需要坚持多种类型的史料互证； 另一方面也是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具体体现。 通过对何尊这个小知识点的层层追问、深入挖掘，不仅将西周时期的青铜技术、文化、思想等内容串联起来，而且涵养了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达到了深入学习的目的。
三、精准阐释：历史概念解读
历史概念是 “对历史事物从现象到本质和特征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的反映”[4]。 “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对历史的解释”，从这一角度言之，历史概念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而对历史概念的解读，就是一种“对解释的解释”。因此，对历史概念的精准解读，是学生正确理解和辨析史实的前提之一，也是涵养学生历史解释素养的应有之义。 由于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厘清内涵和外延，科学、完整地解读核心概念”[5]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也是避免学生对知识的浅层次了解，加强历史深度学习的途径之一。故而笔者以“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为例，试解读本课中“华夏”与“诸子百家”的含义。据唐代孔颖达的解释，“华夏” 本意为衣冠华美又重礼仪，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披发左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之“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将“华夏”与南方的少数民族部族“蛮”、北方的少数民族“貊”连用，可知“华夏”所指的是与南北相异的中原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自称“华夏”。 “事实上，正是春秋时期各国横向交往的加强，礼仪文化的扩展，文字知识在贵族阶层的普及，形成‘诸夏’意识强劲发展的内在动力。 ”[6]作为一个政治、文化内涵出现后，随着各民族的交融，“华夏”逐步被少数民族所认同，同源共 祖观念进一步发展。我们一直强调先秦时期的“多元一体”，各地域、各民族对“华夏”的认同，就是这一时期“一体”的一种体现。再如“诸子百家”，其含义有二：一为思想家多，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多归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士阶层；二为学术流派多，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这就指出了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 士阶层出身的诸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他们或出于安身立命的需要，或出于文化上的使命感，从不同的角度对变革的时代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同时提出了相异乃至对立的政治主张。 尽管如此，殊途同归，各学术流派的思想家都是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出发， 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为己任的，这也就体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共通性。由此可见，历史概念作为历史专业术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故而应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阐释，使得学生能够理解概念本身及对概念的历史解释，从而形成自己对历史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贯通。
四、主旨选择：知识结构构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 学习对象的意义并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它需要学习者去主动构建，形成体系，才可能形成真正属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在《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中指出：“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整理为有条理的历史知识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任务， 探讨因果是历史解释的重要形式。”时序编排、专题呈现的部编教材，每一单元、每一课，乃至每一子目都有自己的主题。因此，需要了解和分析知识的结构， 进而实现课堂的 “解构———建构”，将历史线索爬梳出来，在每节课的教学主旨下进行历史课堂的生成。“两宋的政治 和军事”一课 ，四个子目之 间貌似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其内容是由一条具有前后递进逻辑关系结构的隐线串联的。 宋初针对唐后期以来的历史教训， 采取了一系列解决历史问题的针对性措施，但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这体现在北宋的军事危机和财政问题上。 为了缓解社会矛盾， 解决统治危机， 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但是变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反而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新旧两党的分野， 进而加快了北宋的灭亡。故而此线索可以简要概括为“针对性措施—社会性问题—修正性措施—走向灭亡”。通过这样一条线索的呈现， 明确了本课前后知识点的逻辑关系，不仅使得教学更加顺畅，而且也利于学生对教材的深度学习。近年来， 以鲜明主题统领整个教学过程的主题式教学得到了一线教师的青睐。如“明至清中叶的经济与文化”，本课所要阐释的主旨在于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新气象是前所未有的，须知“晚明中国由一个比较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在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变，并与世界接轨，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7]。 总之明清时期的经济与文化都处于“变”的大势中。因此，本节课的教学可以围绕“变化”的主旨展开。当然，在这一转变的主旨下，还有不变的客观情况，正是明清时期“不变”的方面压制着社会的进步和转型。通过这样一个主旨点的统摄与发散，不仅体现了新课标的要求，而且目标明确，更易抓住教材关键和教学重难点。
五、课堂活化：历史情境呈现
历史大概念范文4
由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引出的全球化问题，伴随着世纪的来临已形象清晰地迫近眼前。首先感受到它的快捷步履的自然是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但很快它又扰动着敏感的人文学科。就好似一夜春风，万象更新。在世纪之交，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谈论有关全球文化或世界文化的话题正在变得“热”起来，向以领现代科技文化之先自居的欧美等国，不仅在现代高新技术上占尽全球市场的先机，而且也及时地将全球化的问题提交给学术界，在新千年的钟声敲响之前，西方的学术界已将全球文化的前景作了一番畅想。过去的一年中，在欧洲和美国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不少是以全球文化为名目召开的，并且无一例外地得到各种基金的资助。他们提出全球文化的前提尽管是西方的逻辑和立场，但作为最先感受到信息社会冲击的西方学术界，他们敏锐的感受力和正视新冲击的勇气仍是值得尊重的。在同一个平台上，传统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的文化只可能是多种文化参照中的一支，现在仍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中心观念或强势文化的观念已经在受到置疑和挑战。同样的状况，那些仍沉湎于悠久历史文化优越感之中的民族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多少也会给人保守和落伍的印象，这样的认识在近年的美术史学研究中已有所反映。在推倒了东西方文化这堵“柏林墙”之后，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例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去看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美术现象,如何由过去的民族文化观和地域文化观走向世界文化观,如何建立共同的或相关的描述模式和有效的解读方法,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世纪课题，对于不同文化情境下的人而言，思考的基点和准备的条件虽有一定的差异，但需要面对的全球化问题却是一致的。在新世纪初始，思考和讨论这个问题，将帮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传统，有益于学术建设。 一全球化现象首先引出的是文化背景的置换，或者也可以说人类文化行为和活动方式都将是在一个相关联的条件下来展开。当互联网和高度信息化成为社会交往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手段的时候，国家和地域间的差异在急剧地缩小，现有的文化差异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即使今后地域和民族的特色还会存在，但它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能有几分的把握进入全球文化的主流，是颇值得怀疑的。人类的活动如果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其作为文化观照的时空范围和文化属性将呈现不同于传统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定，这里的文化观照在方式上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情景下的。 文化价值的判断和文化属性的认定通常是以文化生长的背景作为条件的，背景的不同往往就造成了文化间的差别。在世纪年代文化界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东西方文化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最显明的一点是文化生长背景的差别。在分析和观察文化史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会谈论到文化形成的时间和空间，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在时间上作阶段性的区分，在空间上作地域范围的考察，因此，文化形成的概念是积累的和地域性的。 讨论文化问题时，就有文化圈、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民族和地域特色等类理论概念要加以区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异质文化，很难放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来加以观察，世界文明的宝库中堆放着大量找不见关系的各具特色的文明类型。我们在观照过去的文明时采用的是区分特色的方式，民族文化特色和历史年代差不多是文化学研究中的主要方向。我们所谈的文化差别其实也是在谈论文化生长背景的差别，差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时空阻隔所致。信息社会的来临，已经消除了原来的时空阻隔难题，给现代文明的生长提供了全球化的背景。民族和地域的特色将由共享的文明形态所替换，文化的个性色彩正在日益地减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相异性减弱，共同性加强。原来是相异质的文化形态，现在则具备了理解的前提。可以这样认为，文化背景的置换，孕育出的将会是更具有兼容性的现代文化形态。 在人们的知识系统中，习惯于赋予文化以历史的概念，因为只有经历过时间的洗礼，文化方能积淀起来。文化就像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是靠了足够的生长时间，因而原有的文化概念通常指的是历时性的生长概念。历史越悠久、民族文化传统越深厚的民族，他们的历史感和民族自豪感就越强烈，生长的概念也就相对地牢固。在近年研究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较大的意见分歧。中国学者和一部分西方学者主张“中国文明的形成是自身发展的，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另有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的形成时，认为中国早期只存在诸如商周这样的地方性王朝，这样的王朝不能看作是中国概念的文明，真正中国概念的文明只能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才出现。持这种观点的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时，仅以秦汉为起点，在秦汉之前的文化则只提商周，不提中国"。这两种意见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文化观照方式的分歧，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存在者的意见，多少是由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缺少历史生长感的缘故。 进入到信息社会之后，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代信息传播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覆盖”，今天覆盖昨天，后一秒覆盖前一秒，甚至一闪念覆盖另一闪念，其覆盖速度之快，覆盖方式之特殊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表现为传播手段的快捷，更重要的是时空观念发生了变化。它在传统的生长概念之外，形成了“文化覆盖”的概念，引出的是一种全新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覆盖方式来观照世界，文化的特性更注重的是现实情景关系，东方和西方同时被推向一个平台，在现实的情景关系上作横向的、多方位的交往。高度抽象的数字化和符号化将原生态的文化史极度地压缩成一个或一组数字符号，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再具有从前那样的分量，它在参与当代文化的竞争中仅仅是现实情境中的一组数码符号，只有当它用作现实情境的支持需要解码时，它的全部的意义和强大才会被释放出来。 相对而言，具有现实活力的文化成了进入平台相互对话的主导因素。如果说人类文明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融合，那么这种可能也是由于信息社会的到来所提供的。 二全球化背景的置换，不仅引起观照世界方式的变化，同时也会带来观察和研究文化方式的变化。#p#分页标题#e# 人类文明在发生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阶段性的文明，对于这些文明进程，学术界有过不同的划分和界定。其中一种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将以往的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沿着这种方式，有人又将今天正在经历的文明称作信息文明或信息社会。这样的界定是依据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由生产方式引起的文化形态所作的划分，我们或者可以简要地称作文化属性。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大量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地球人类的文明进程并不是在同样时空形态上同时展开的，因此，不同的民族和地域文明的发生有早晚，文明的延续有长短，文明的转型有快慢，文明的表现有差异。这样的情形不仅在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时显而易见，而且在观察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中也随处可见，这正是通常所说的文化特色。注意到文化特色，其实是在注意文化的差异和区别。一度在文学和艺术中出现的比较研究，其成果常常受到诘难和不那么令人信服，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文化形态中存在着的诸种不可比因素。比较者很难做到既看重特色，又看重异质文化的相互关联。比如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与中国汉唐文化艺术之间如何作比较就是一个难题，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很容易，可要找到二者间令人信服的相同就十分的困难，仅就在时空问题上要排除的不可比因素就会令人却步。 类似的相异质的文化艺术形态还很多，这是人类文明留给学术的难题，尤其是留给全球文化研究的一个大题目。 人们都有参观美术博物馆的经历，我们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或者看明清时期的书画，一般情况下都会不自觉地在历史的情景中寻找特定的时空印记。因为画家有言“笔墨当随时代”，在他们的艺术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特定时代的烙印，美术史研究者会在艺术作品的风格、笔墨、样式中去寻找这条线索，有一本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专著，取书名为《心印》!，研究者的用意即在于解读书画家的心路历程，揭示艺术表现与时代的种种联系，这和历史学家将过去发生的历史看作一个民族的“心史”是同样的意识"。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演绎的这部“心史”，自然会是各具特色，支撑它们的背景也各不相同，事件和背景是捆绑在一起的，研究事件和研究背景也不例外地会同时进行。但如果将这些心印或者心史连同捆绑的背景放在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的大格局中加以观察，有可能会给文化学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在同一个背景下，各个民族的“心史”所呈现的文化属性更加清晰，心史和心史之间的共性得以较准确地认定。更简明地说，我们是在同一个平台上作文化属性的认定。举一个文化史上的简明例子。埃及两河的文明和中国先秦的文明如果都可以认为是人类进入的早期农业文明，二者之间在文化的表现样式上虽各有特色，在时空关系上也不完全相同，但在文化的属性上是相同或类似的，它们之中定有可资比较的相关因素呈现出来。欧洲人类学家曾注意到文化的“缺席”现象，并通过考察现代原始部落的种种行为方式，尝试着读出人类文明遗存中已经缺席的文化行为、创造动机以及思想等类因素!。如果将这种视点置于全球文化的同一背景下来观察发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且具有相同文化属性的文明，文化的“缺席”现象是完全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地描述的。 在世界文化保存的形态中，实际存在着两种比较的可能性，一种是在时空关系上的可比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的时空下真实地发生过接触，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和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型例证。在美术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世纪在中国美术教育上引进西画体系并结合中国美术传统的中国现代百年美术即呈现出清晰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关系。另一种可能则是在时空上的不可比，而在文化属性上存在的可比性，前面所举的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汉唐文化大概就属于这种文化形态。作出这样的可能性判断并在观察研究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要建立在全球化的视点上来观照业已存在的人类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属性在比较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认同，采用这样的方式，将给美术史研究带来新的局面，它的作用在现当代的美术研究中是显而易见的，近些年在西方和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讨论较多的后殖民文化、女权主义、后现代，以及新近提出的世界美术等问题，大概都与全球化背景的建立密切相关。全球化问题的提出，同样引出了古代美术史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它提供了文化观照范围、时空关系方面的新思路和研究的新角度，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文化属性的认定过程中会超出传统的时空观照界限，启开我们的研究思路，从而对某一艺术思潮或艺术风格作出更准确和清晰的分析判断，在美术文化的研究中能跳开民族和地域的局限，从观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得到较大的拓展，分析和解释已逝的文化才可能更深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最大限度地避免美术文化研究中曾经有过的狭隘观念。 三以全球化作为背景，对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属性的认定必然引发研究方法的变化和学科间的交融。以下扼要谈谈在全球化背景下美术史研究的几点意见。 相异美术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美术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先发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并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承担着文明建设的使命。 世纪英国艺术批评家拉斯金曾把人类的方式分为三种，称之为“言语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而艺术之书是其中最可信赖的。他的这一说法现在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尤其是在信息传媒成为当今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之后，艺术与图像的功能开始显示出空前的活力。 以往治史强调文献，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文献更具有权威性，在图像和文字这两种证据间作选择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文献，并以文献为准。其实文献和图像各自带有各自特定的信息，是两种证据，相互不能取代。晋人陆机《文赋》中所谓“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过于画”，分别说的就是文字和图像各自承载的功能。今天的学术界开始意识到文字的记录和描述，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不能绝对地当作纯客观的证据。比如古人的墓志和碑文，往往是文过饰非，多见溢美之辞，不完全符合事实。这样的文字用作证据，或多或少会出问题。带有历史信息的文献也要有分别，一类是和研究的图像材料同时，产生于相同的时空背景下，文献与图像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这样的文献是直接文献，用它来证图像相对比较可靠。另一种文献晚于图像出现，是后人的描述和看法，这样的文献是间接文献。因是被分析过的，其中的历史信息不够纯粹，用时要充分地考虑到它的复杂性。因此“言语之书”并不能一概地绝对化，需要加以严格地甄别。#p#分页标题#e# 在艺术的方式中，另有一种魅力所在，即是它拥有的最大可读性。在世界文化形态中，言语之书流传下来的少而又少，且有相当的部分是经过人为选择和取舍过后的资料，已部分地失去了原始的面貌。行为之书随着生命的消亡而不存，是真正的缺席。而保存最多的和形态最原始的应是“艺术之书”，一个民族的“心史”，常常要在留存下来的建筑、雕塑和书画艺术中去寻找，可以说艺术提供了我们用作文化认定的相对较为准确的材料。东西方美术或者不同民族的美术品，在解读人类文化行为的过程中都是同等重要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的突出。 美术的比较可以在时空关系中来进行，也可以在形式语言等诸种表现形态上来展开，还可以在美术的文化属性方面作出比较与分析。存在的这些可能性是由于美术图像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图像的各种要素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一个要素发生变化时，往往会牵动相关的要素，甚至一个偶然的因素，会引发重大的改变。比如讨论现代艺术，谈大观念的多，似乎存在一个逻辑，认为艺术的现代取决于观念的现代，观念影响艺术表现。其实艺术观念也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艺术表现过程中的一种实验，一个探索尝试所引起的。如艺术语言和观念、工具材料和观念等等，它们之间都是互动的结果。现在学术界在具体讨论美术史上曾经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时，多用“互动”，而慎用“影响”，是因为在观察比较历史上发生的文化交流的多种案例中，交流和影响都是双向的，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完全由一个决定另一个的逻辑大概是不可能成立的。 美术史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种人文学科的互相借用和补充美术作为人类之书的最直接形式，自然是了解人类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个窗口，它同时又和研究人类文化方式的其它学科发生联系，包括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内的人文学科。学科的借用和互补成为当今学术的必要，在西方，一些相关学科的融合和互补不仅成为学术的自觉，而且派生出新的学科。例如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出现了考古人类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诞生了社会人类学，美术与心理学结合派生出美术心理学等等。美术史在借用其他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吸收其它学科的成果，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借用。先举两个人类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在英国剑桥人类学博物馆陈列着一幅非洲原始部落祈求丰收的舞蹈仪式的照片，拍摄于年，照片的旁边附有一位人类学家在观看这个仪式场面时画的速写，照片和速写中的人物形象和我国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盆上的形象十分相似。一个是现在的原始民族，一个是中国新石器时期原始民族的器物图画，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甚远，而反映出的行为方式是相一致的。这件人类学的调查，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问题，一方面说明时空关系不同，但由于文化属性的相似，在人类的行为表现方式上呈现出相同的面貌。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人类学的考察给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解读某种图像原始意义的路径。相类似的另一个人类学事例是法国人类学家调查的大洋洲族使用的祭神面具，面具的造型方式和形象的构造意识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祭祀铜像相同。大洋洲的木雕面具上有大嘴鱼鹰和夸张的人面两个基本形象单元，而人的双眼是长出眼眶的两个圆柱体，这样的形象单元和造型方式同样出现在三星堆青铜人面上。现代人类学的这些成果提供了解答在我国曾经发生过，今天已迷失了解读线索的久远的文明。 人类学观察和讨论问题主要是从现存的人类文化行为，更多的是从现代的原始民族的调查入手，通过分析部落宗教的、行为的，或者是艺术和语言的这些具体的材料，找出其中的意义。虽然较少用历史的眼光，没有时间深度，在方法上是从现在往前推的，但有一个基点和美术史相同，那就是都将观察和分析人类行为的意义作为目的。一般来说，人类学偏重于对现在仍然活着的人类行为作出分析，美术史则既要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艺术行为，又要分析流传的艺术品乃至与艺术品相关的使用和观看的方式。观察和解释正在发生的艺术行为和作品属于当代美术史，分析和讨论过去的艺术品和行为是古代美术史的任务。或者可以说，艺术品的创造是人类行为最精彩的展示，而人类的行为则涉及到所有的艺术品。有了这样的共同点，美术史和人类学，或者严格地说和现代人类学中的历史人类学建立起了最基本的联系，人类学所运用的某些方法和成果也将启发美术史研究的新思路。 美术史和考古学是两个更加靠近的学科，它们在诞生之初大概都和文物有关，后来在学科划分上考古学偏重于田野发掘，形成了一套系统地获取物质材料的技术手段和描述材料的方法。美术史的重点则在于解释和重构出土和传世艺术品的意义及其视觉规律，针对不同的材料和对象也形成了有针对性的解释方法。中国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属于历史考古学，它包括了田野考古和石窟考古，而在欧美，考古学主要是田野，石窟调查是不放在考古学里的，它是美术史的任务。美术史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在历史的情境下研究视觉性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是通常称作的艺术品。因此，美术史和考古学不仅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源头，而且还有基本相同的两大要素，一个要素是观察的对象为物质性的材料；第二个要素是按时间和空间的架构来作描述。观察需要可靠的材料，描述需要文献，这二者可以说是美术史和考古学的两大支柱，两个学科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方法和成果的互补也是显而易见的。 最有意味的例子是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的发现和研究。 年考古学家在山东青州清理龙兴寺遗址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大型的窖藏，从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彩绘石雕佛像，年代早起北魏，晚至北宋。当这批佛像的考古材料公布之后，引起了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的共同兴趣，这之后发表的考古学和美术史的论文，出现了两个学科相互靠拢的趋势。美术史家通过研读考古学的材料，综合观察佛教造像的风格样式和雕造技法，结合文献，分别在风格演变、图像传播方式、南北主流样式和造像新样式的嬗变关系等方面作出解释。考古学家除了客观记录和分类描述了龙兴寺遗址和窖藏佛像的情况外，同时也作了有关青州地区佛教传播、样式演变和地域文化特点等方面的讨论。美术史和考古学关注问题的兴趣点正在靠近，应该看到这种学科之间的趋同和互补是不约而同的，它正反映了学科在现代进程中的进步和自觉。美术史是个动态的概念，其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美术”是历时性的变化的领域，一个历史阶段有它特定的所指范围。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可能就不一样，现代美术史家赫伯特•里德给美术史下的定义说，一部现代美术史是关于视觉方式的历史，他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在世纪的百年间，美术界一个最具有突破性的概念就是把“美术”换成了“视觉艺术”，这就意味着凡是以诉诸视觉方式来表现人类文化、行为和思想的作品都可能是美术史观照的对象，在书画、雕塑、建筑等传统的美术之外，如电影、电视、电脑美术这些科技含量很高的门类和广告、月份牌、民间作品这些商业味和俗作为美术文化观照的美术史学文化的类别也就自然地进入到美术史的领域。视觉艺术实际上包含了高雅精美的部分和不那么高雅精美的部分，这样一来，美术史观察领域又和考古学有了一致性，因为考古学的材料是不分高雅精美还是残砖断瓦的。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上，现在的美术史家和考古学家有了更多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p#分页标题#e# 美术史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关系是如此，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密切关系到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活动的学科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学科与美术史的联系甚至更加直接。比如社会学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关系、社会集团行为、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等等都对人类的艺术行为发生作用，艺术的创作和生产脱离不开社会和时代，社会和时代的烙印不仅深深留在艺术品中，而且还长久地引导着人们的观看方式。近些年中国和西方的美术史家中不乏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美术史的成功做法，并推出了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相关学科的吸收和互补，美术史学科的内容将更加丰富和立体，这也是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应该具备的姿态。 传统美术史本体研究与文化分析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美术史出现得很早，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的问世应该说是一个标志，中国古代称之为画学，它的历史也有一千多年。画学所记录的主要是关系到绘画的种类、功能、画家生平、师承关系、作品以及笔法样式等方面，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的本体范围。现代意义的美术史研究开始于欧洲，开始也是围绕画家和作品风格进行的研究，也是本体意义上的美术史。不过西方的美术史在世纪以后进展迅速，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派，美术史的学科规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在今天看来，作为一个成熟的美术史学，它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美术本体的研究，具体的研究范围如画家的个案研究、作品语言风格研究、传世作品的真伪鉴定、艺术内在演变规律的解释等等方面；第二是美术文化属性与内在动力的研究。这部分的研究相对于艺术本体研究来说起步较晚，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也更复杂一些。西方已有部分学者将研究的兴趣开始转到美术文化的研究，这是把美术纳入到文化学的范畴，深入地考察某种美术现象的历史动因，在照应美术本体特征的同时注重文化环境诸方面的关系。比如，近年新发现的山东青州北齐造像，研究者一方面要看到青州造像样式的来源以及形成原因，同时还应该解答青州北齐造像为什么不沿续北魏的造像传统而选择了从印度传入的笈多风格这其中的历史文化动因又是什么准确地解答了这样的问题当然就加大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深度。 我们的美术史研究在本体和外部两个层面上都曾经作过些工作，通常称之为美术史的内外观，想得比较简单，是在两个极端的层次上作研究。一个是考据学的做法，如考证一个画家或作品的年代，一幅画的细节内容等，是贴近去看，过分的做法还会钻牛角尖。另一个是跳开具体的材料对象，悬得高高地谈发展阶段，谈时代特征，谈阶级关系等较高社会层面的问题，在内和外之间留出一大片空白。近些年来，治美术史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在调整思路和观察的方式，注意作一些中间层次的研究，在原来的两端之间建立起分析的层次，找出各个环节间的有机联系。注意到这些环节并探索解读的有效方法，美术史的学科面貌一定会更加清晰，学术前景也会更加开阔。 美术史的具体研究与学科理论研究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有针对于画家、作品、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具体研究，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学科理论形态的研究，有关学理与方法论的思考是美术史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与其它的人文学科相比，美术史学理论形态的局面尚未开阔。在考古学界，除了有指导实际发掘的考古学之外，又出现了理论考古学、结构考古学等理论形态的学科研究。学科理论形态在很大意义上是对本学科问题的哲学思考，它的作用将是对学科带有指导价值的，尤其是在全球文化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研究，学科理论形态的建立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如何把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纳入到世界美术史的格局中去，是中国的美术史家要考虑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学术界对中国的美术史成果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与西方美术史家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关注的兴趣点主要是中国不断披露的新材料，而对中国学者的见解一般不太看重，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传教士”的倾向，认为需要向中国介绍一些解释材料的方法和理论，这就是近些年国内谈论得很多的美术史方法论问题。西方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对世界美术史的贡献不大，方法论的运用程度是他们衡量中国美术史研究水平的一把尺子。无论我们多么不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但这是一个警醒。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曾经桎梏过我们的学术进展，如把中国美术的发展史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或者归结为儒法斗争的历史等，这其中虽然有极左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方法论上出的问题。美术史是通过研究物质性的材料重构历史实景，要求有历史研究的技术性，美术史方法论是要对历史还原的具体研究有指导的作用，因此有极强的针对性，并不是附会在一个主义，一个理论原则下的标尺。 每一种方法论的建立都是有针对性地对研究对象的透彻分析，西方的风格学、图像学、社会学、符号学等等方法论的出现，基础是大大小小的个案分析，并且有一段或长或短的学术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建立过程也是一段学术史的形成过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美术史教授巫鸿先生主张，作学术的人，同时在作两个史，一个是咱们所研究的对象，或者是汉，或者是宋，是已经消失了的历史；还有一个历史，其实更实在，是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学术史!。美术史的方法论可以说是学术史中最具有实效性和指导意义的内容，它既是技术实用形态的，也是学科理论形态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美术史的研究，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多种方法、多种学科、多种解释途径携手并进的局面。 立足于全球化的美术史学在观照方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和更新，一方面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会使我国美术史学科尽快地成熟和壮大起来，使之形象鲜明地汇入到世界美术史的学术规范中去。
历史大概念范文5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多是由现代文学史哺育成长起来的，现代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所谓“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样的观念诚然不错，但这只是研究对象的属性，没有任何理由成为研究者的学术理念。但五四的阴影过于庞大，以致很多研究者长时间内走不出现代文学自身所设置的牢笼，所做的工作的有限性就可想见。时至今日，现代文学的很多经典论述还都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撰者奠定的。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个人意志也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在新文学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我们一直呼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具备深刻反省能力的人总还是不多见，这也一直妨碍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又一番“五四”，理论崇拜和“纯文学”迷信几乎席卷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成为各种理论思潮的演兵场。现代文学史的史学品格受到严重的削弱。这些当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需苛责。俱往矣，今天优秀的研究者也渐渐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五四”，其研究理路的设计和学术风格的追求也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解志熙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突出表现在于他坚实的研究实绩。收入本书中的《林庚的洞见与执迷》一文，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这一学术理念。此文首先从文献的考证和辨析入手，指出戴望舒和林庚的论争并非人们一直所理解的新诗格律化与自由化的论争，而是诗的新旧之争，进而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林庚超越“时代”和“现代”从而追求永恒诗境的艺术探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林庚洞见与执迷的缘由，考论结合、出语精辟。
令笔者感慨的是，戴望舒与林庚的论争文章向为学界所熟悉，为什么却一直重复格律化、自由化之争的误读，这大概与研究者的新文学定见有关。因为按照通常的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论争已经摆脱了新旧之争，而格律化、自由化之争应是符合时宜的话题。也因此，对于林庚诗作超越“现代”的新追求，并不能完全理解，往往带有尊敬的心态誉之为“晚唐的美丽”，并且从新诗现代化的意义上来评价这种“美丽”，这岂不是南辕北辙？这样的误读和误释其实是渊源有自的，那就是研究者自身是五四新文学中人，以五四新文学之眼，去观照五四新文学的时代负载和文体形式，当然不会有对超越者的理解与同情。而慎思明辨的解志熙，凭借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和对史料的仔细爬梳，走出了五四新文学所设置的迷障。其实，林庚对诗的新旧的关注和超越，到建国后得到了一次勃发的机会。建国初期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正常建设时期开始后的文学界，基于历史新时期的定位，普遍认为历史新阶段的文学，应当是超越五四新文学的。在诗歌界，长时期为五四新诗传统所压抑的对新诗的不满，一下子暴发出来。文史学者朱偰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略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再论继承诗词歌赋的传统问题》等文章，公开提出诗歌体式的多元化，并对新诗的状态进行了不无贬抑意味的评述。朱偰的文章虽然遭遇了郭沫若等人的批评，但文章刊发本身就标示了思想的解放。五四新诗观念再也无法“牢笼天地、包括宇内”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庚接连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文，从中国文学和语言发展的历史角度，阐释其“九言体”格律诗的主张，这无疑是对诗坛“新旧之争”的进一步超越，也是对五四新诗观念的大胆扬弃。这虽是后话，但可见林庚“超越五四”的“洞见和执迷”。在此文的最后，作者分析了林庚一些古典诗歌论文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诗歌观念和批评理论，并且考述了缘由，视林庚、俞平伯、程千帆等人的批评实践为现代批评。作者写道：“食洋不化的当今学术界和批评界却只把他们视为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和文学史家，至今都不认识他们乃是真正本色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批评家’。”的确，囿于现代学科体制，我们很容易忽略现代文学以外的历史信息，而单纯地依靠现代文学的自我表述和自身理论，从而也无法达到真正的历史认知。这不是说，现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去阅读古典文史学者的著作，也不是说无限制地扩大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而是说就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象而言，我们所具有的历史视野也是相当狭窄的。传统的文史兼治、古今不隔自不必说，基本的近现代史知识也是缺乏的，有的只是各种各样关于近现代历史的观念表述。研究者的这种知识结构，在研究一些问题时，缺陷并没有暴露出来，但在研究另一些问题时，这种缺陷十分明显地制约着研究的深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现有的文学史只讲话剧，诚然不错；然而研究者只关注话剧，恐怕很多事情都无法说清楚。因为话剧一直是在与旧式戏曲的张力中行进的，从历史实存来看，它们之间也一直存在着难分难舍的关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戏改”，新旧戏剧的畋域一下子打破了。这些都是在新文学体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记得杨义先生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图志》（新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时，谈及被新文学运动所抛弃的旧戏史料，也曾十分感慨地说道：“可惜这种资料，被一些跳不出以新文学运动自身的尺码来丈量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史家忽略了”。但有识之士是不会忽略的。《“戏剧春秋”的辉煌一纪》一文是关于抗战及20世纪40年代的话剧文学叙论，也是作者近年来精心结撰的《四十年代文学史》之一章。文章洋洋洒洒，笔墨酣畅淋漓。尽管是以话剧为论述对象，但对新旧剧界的联合、话剧对传统历史戏曲的借鉴、话剧作者对旧戏的改编等等，均有论及，为人们清晰地描绘了话剧在抗战戏剧中的活动影像。岁月不居，五四新文学也在历史的烟尘中渐行渐远，是到了古典化的时候了。一个世纪以来，五四新文学承担了太多的历史悲情和历史激情，也一次次地成为现实批判的工具。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学，也很少以平常心视之，总是执着于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借题发挥。在这样的语境下，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其实无益于我们的历史认知，也无益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今天的学人如果仍然走不出五四的阴影，那么就无法理解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全部复杂性，也无法弄清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历史阶段，如何建设我们的新文化。这其实是辜负了五四先贤的文化抱负，也有悖于五四的内在精神的。王晓明先生在《“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一文中，特别珍视现代文学抵抗情感西化、提供多元理想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这种深刻的认识当然是超越五四视界之后才有的。不过，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无论是迎拒还是超越，都需要具体的考辨和分析，然后才是稳健扎实的价值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期，解志熙就提出了“古典化与平常心”的学术理念，明确提倡以古典学术规范研究现代文学，这其实就隐含了超越五四的学术旨趣。多年来，解志熙一直警惕着各种各样的“当代视野”，力求以实事求是的学风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走朴素求真的“释古”之路。“释古”学派在现代中国的诞生，是中国现代学术走向成熟的标志，这其中清华学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也有人把“释古”视为清华学派的学风。笔者注意到，解志熙在近来的著述中多次提到陈寅恪、朱自清等人的治学理念，并为之心仪。这既是他学术探索的必然归宿，也可能包含着因身在清华而弥增的学术认同吧。
二、率先垂范与文史兼治
既然是走向“释古”，那么就需要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谨严的学术原则。其中，对于文献的考辨和分析是最基本的工作。解志熙有感于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文献的轻视，近年来组织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提倡现代文学研究应建立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历史思考见长的“学术新锐”，竟然俯下身子，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爬梳，编出了《于赓虞诗文辑存》这样的集子，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收入本书的《现代诗论佚篇选辑》以及关于林庚、沈从文、吴兴华、汪曾祺等人的佚文，可以视为作者文献考论工作的一个继续，而且所考所论，愈发精进，有炉火纯青之势。这些文章的校注以及相关的考论文字，颇多精辟的见解，而且就其理路和做法而言，带有鲜明的“率先垂范”的意义。所谓率先垂范，就是倡导“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对于校读的批评性意义，作者解释道“：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校读法坚决反对脱离文本语言实际的望文生义之解，力戒游谈无根的想当然之论，始终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它无疑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在积极的意义上，校读法要求对特定文本的上下文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广泛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以观其会通、识其大体，并且要细心揣摩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特点、努力倾听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入里’的分析”。
解志熙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可作范例的便是《“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派”的立场之困窘》和《乱世才女和她的乱世男女传奇》两文。前文通过对《〈七色魇〉题记》等佚文的钩沉，结合相关“今典”的考释，清晰地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转型”的压力和困窘，并指出沈从文创作的中断事实上在解放前就由于自身经验与理性认识的冲突而发生，并非是建国后的某种政治压迫。文章写得从容不迫，分析细致深入，说理清晰透辟，是近年来沈从文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后文则把张爱玲《自己的文章》等理论言说放在时代的具体语境中，分析其言说的指向和背后的文化目的，指出张爱玲所宣叙的“妇人性”实乃一种宣扬苟安妥协的汉奸人性理论，是人的文学的迷途。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自觉摆脱张爱玲研究中抛开具体历史语境、张扬其“纯文学”天才的窠臼，而是有理有据地把张爱玲的所作所论视为一个实存的文学行为和政治行为进行解读，这无疑是富有历史感的，也不知比那些“数典忘祖”的纯文学论者高明多少。两文研究的对象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解志熙的文章却新意迭出，不能不令人瞩目。笔者想这原因不外乎两方面：第一，越是研究热点，我们就越容易把研究对象神秘化、定型化，逞臆妄说、过度阐释的倾向就越强烈，文学想象挤压历史透视的现象就越严重。第二，那就是解志熙先生的渊博学识和深厚学力，这是令笔者心折的，阅读过程中也常常有拍案叫绝的举动。在笔者历年来的学术阅读中，就对“今典”的熟悉程度而言，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罕有人匹，况且他的学术理念是那样的清醒和深刻。这里，也想谈谈“文史兼治”的学风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可行性问题。文史兼治，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规学风，它并不是提倡文学研究者去涉足历史研究领域，而是主张把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具体的解读，这当然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修养。在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提倡文史兼治的学风大概不是什么无稽之谈。不仅具体的文学事件、文学行为需要历史的描述，即便是深奥玄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也需要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以呈现现代文学真实的历史情状。事实上，没有什么作品和理论是不可以解释的，非理性也是可以用理性来解释的，只不过我们要么囿于理论观念的自缚，要么困于史料的局限，总是处于历史认知的进程中。
而解志熙先生，则处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前端，为后学者披荆斩棘、导夫先路。解志熙先生目前所做的工作，在学界影响深远。不过，大概不会有人视之为史料专家或文献学家。因为，他对史料既有“独立的准备”，又有精深的研究，他所提供的结论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历史感，而且往往令人反省既有研究成果的严重缺陷，不能等闲视之。《考文叙事录》中收录的文章，并没有一定的体系，不免给人以“短钉碎屑”之感，但有心的读者会从其中发现作者宏伟深远的学术抱负。他的工作也提醒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收集和校注，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为史料而史料的史料专家，只有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文献史料研究才会有真正的出息，才会真正赢得学界的尊重。
三、学问旨趣与学人心态
《考文叙事录》的后记是一篇体现作者学问旨趣和学人心态的《聊寄堂自记》，读来颇堪玩味。《聊寄堂自记》有云“：尝为时髦思辨之文，曾获‘学术新锐’之名。然频年作论，心实厌之；加之话语络绎，信乎应接之不暇，左支右吾，确乎不胜其烦也。清夜自推，值此老大不小之年，为此不东不西之学，岁月蹉跎，何时是了！”这些话基本上代表了解志熙先生治学为文的心路历程。早年，他以“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颓废唯美派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崛起于学界，所作的研究都是以理论思辨见长，论题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难啃的硬骨头”，今天的《考文叙事录》相对于前者而言，不免给人以“保守后退”的印象，这大概是作者“频年作论”之后的坚定抉择。所谓“不东不西之学”，大概是指现代文学研究界盛行已久的以西衡东从而不伦不类的学风，而这种学风使现代文学史研究很长时期内停留在简单的文学批评状态，迟迟不能获得带有超越性的史学品格，现代文学研究者也由此而大多长于作论而拙于考史。对于络绎不绝的西方理论话语，国内学界大多趋之若鹜，却常常不求甚解、不辨对象地应用于学术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虽久曾呼吁，然不见好转。所以，在世人多未能免俗的情况下，解志熙《考文叙事录》所依傍的朴素简直带有弥天之勇。不过，这是“老大不小”的学人不懈探索的“新锐”之思，也标示了其学问的新境界。
言及此，不禁想起了民国学人黄侃的一句治学名言：“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这句话不少人作为认识“黄疯子”的谈资，一笑了之。在笔者看来，黄侃的这番言说是极为严肃的。因为任何的新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时空中对特定材料的抽象总结，都有一定的限度，以新理论研究与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尚有几分可行性，不过也难免先入为主的“傲慢的偏见”，以新理论来贯穿不相干的学术研究，那就更荒谬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很多“病相”，恐怕都与“接收新理论”相关。不堪困扰的解志熙先生，于是横下心来“，试试自己能否依据文献来体会历史、言说历史，以及在自觉对新新不已、日渐高深的文学理论话语望尘莫及之后，看看自己还能否凭一己的直觉谈谈文学、用简单的语言写写文章”。也正是依据一手文献考究历史，解志熙才敢于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乃至独立的具有原创意义的概念和命题。记得2008年10月在河北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大会主题发言中（那次会议解志熙并没有参加），吴福辉先生盛赞解志熙敢于提出自己对一些现代文学形态的命名，举的例子就是解志熙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而只是一种先锋时尚而已，与其说是现代，不如说是“摩登”。“摩登”既是英文modern的音译，又具有中国色彩，也足以概括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形态。这个例子看似平常，但对于严重丧失主体话语权，过分依赖“海外来题”“、海外来名”的现代文学研究界，则是难得的自主创新的学术实践，可谓空谷足音。这种自主创新的学术抱负反映在述学文体上，则是“札记”、“叙论”、“考述”“、考论”之类的文字成了主体，文笔也渐趋疏放不羁，气象自是不俗。当然，解志熙的转型并非难以捉摸。其早年的“作论”文字虽是时髦，但也可见出非同寻常的历史感；而近年来的考述文字，也常有议论风生的惊人之笔。
历史大概念范文6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有为重要，深入分析别国文化产业发展经验能够更好地起到借鉴的作用。本文首先对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做了系统的论述分析，详细阐述了文化产业所包含的内容和对一个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意义。而后又深入分析了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历程。最后，针对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策略问题，笔者做了观点性和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关键词：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发展历程；发展策略
一、文化产业概念性分析
系统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产业指的基本上都是广义上的文化产业。根据我国统计局在二零零四年制定的《文化产业分类》相关指示内容，我国广义上的文化产业意为向我国社会大众所提供三类基本产业相关内容。这三类产业基本包括：1、文化服务相关活动；2、娱乐产品相关活动；3、娱乐服务相关活动。另外，笔者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不仅如此，与这三类产业有关联的企业也都属于文化产业。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主体意识的提高，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最近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文化产业。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现阶段，文化产业在我国第三产业中所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是我国新时期支柱性产业之一。然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关体系尚不健全，特别是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处。本文就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论述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适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二、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美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二百年，这和我国漫长的历史文化不可相较而论。然而，就是这个仅仅二百年历史的国家，却是当前世界上关于文化贸易的巨无霸。当然，这在很大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大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到了二零零五年的时候美国的版权产业就已经达到一点三九万亿美元之巨，在当时美国全年的GDP当中占据了百分之十一点一二。不仅如此，到了二零零九年的时候美国电影的海外票房这一项就贡献了一百九十三亿美元，占据了当年全球票房的百分之六十四之多。无独有偶，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如今百分之七十四的电视节目是由美国生产制作的，不仅如此，美国的音乐市场发展的也十分快，大约占据了全球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文化产业现阶段发展的是如火如荼，这可以让我们在很多方面有所借鉴。
三、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分析
3.1关于美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阶段分析
我们这里所说的美国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概指的是从冷战结束到一九九零年这段时期。这里我们要分析下美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冷战之后的美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力量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的顶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化产业还是进军海外市场，并且发展尤为迅速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当时美国政府也是大力配合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制订了很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在一九九六年的《电子通讯法令》则是当时的经典范例，这也使得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取消了很多限制，终于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3.2关于美国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阶段
该阶段的使其大概为二十一世纪到今天。如今，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飞速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将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这也由此迎来了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美国文化产业的集群化已然成型，这在很大一定程度上使得世界文化体系进行重组，出现了跨产业进而跨国界的运作模式。笔者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美国政府一直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发展的最大推动者。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文化商品之所以能够快速占领国际市场其根本原因来自于美国优势的政治经济地位。从始至终，美国文化产业都在大力支持其本国文化商品的大力输出。就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美国和中国大力探讨的就是要求中国完全开放文化市场，让外资企业出现在中国的视听等服务行业。
四、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分析
事实上，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其共通性，那就是高新科技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将会引起文化产业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在生产方式上产生巨大的革新。这点从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可以清晰看出。笔者认为作为美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文化产业占据了其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在这其中，高新科技快速转化其实是主因所在。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相关调查研究资料显示，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极具代表性和特色。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新时期我们深入研究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相关内容，对于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美国是一个文化产业大国，其文化产业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我们要从中深入研究分析对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产业有利的内容来，大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者：胡莹 单位：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D].中共中央党校,2012.
[2]辛阳.中美文化产业投融资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13.
[3]周国梁.美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吉林大学,2010.
[4]吴德金.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D].吉林大学,2015.
[5]张丹.美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D].山东大学,2008.
历史大概念范文7
笔者认为，至少从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进行研究的目的出发，对陪审制度的概念进行研究、定义或规范，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需要。
第一，国内学界似乎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默契，读者一般都要从文字使用的语境来判断笔者使用的“陪审制度”所指为何。“陪审制度”，经常可以用来指称“陪审制”“陪审团（制度）”“参审制”或“人民陪审员制度”，既可以指称其中一个，也可以指称其中几个甚至全部。此外，“陪审制度”与“陪审制”“陪审团（制度）”“参审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概念之间也经常被互换使用，特别是，“陪审制度”与“陪审制”被作为同一种概念使用的情况比较普遍。当然，“陪审制”“陪审团”“参审制”“人民陪审员制度”等概念之间也经常被混用，且往往没有一定的成规。因此，“陪审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往往也不够确定，在具体使用时，经常是根据笔者的个人喜好，使用比较随意，读者往往需根据概念使用语境进行分析。
如：“不难发现，职业法官与陪审员知识储备上，互有优劣。陪审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参审制，让职业法官与陪审员合组一庭，目的正在于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以法官知识的优越性排斥人民陪审，实难成立。”“陪审制度因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的审判过程，确保人民对于司法的主权，从而使判决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型基础。”
很显然，笔者这里使用的“陪审制度”既包括的普通法系的“陪审制”，也包括的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并且“陪审制度”和“陪审制”“参审制”之间可以互换使用。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再如：“陪审制和参审制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究竟如何？这既是比较法学者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重构陪审制所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里的“陪审制”，既是指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又是指“人民陪审员制度”或“陪审制度”，而肯定不是指重构“中国的陪审团（制度）”。
众所周知，在对某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领域进行研究或写作时，本着科学研究的精神，应尽可能地使用明确、严谨和统一的概念，至少对于一个特定的如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课题而言，使用明确、严谨和统一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以往陪审制度研究中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理解，一般都是从英国陪审团制度演变出来的陪审制度为概念和蓝本来进行认识与理解的；研究陪审制度及其起源问题，一般也是从1066年诺曼征服不列颠之后的阶段为起点展开的。一般不会将此前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如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的陪审法庭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的方式作为陪审制度的重点来研究；诸如雅典的陪审法庭制度等，一般也只是作为普通法系陪审制度概念或现代陪审制度的陪衬性知识来谈论的，几乎没有认真地将其作为典型的、“正宗”的或有价值的陪审制度来予以对待；在陪审制度的概念中，如果不做特别说明，一般不包含这些古代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的内涵。如有学者认为：“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二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
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持此一观点。这种已经成为习惯的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因为时下对陪审制度的研究，更多的是要解决陪审制度在引进、设计和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即应用问题，自然而然的必须以目前世界上正在实行的、成熟的陪审制度为研究的对象或蓝本，一般不会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缺乏详尽史料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蓝本，除非是研究与之有关的专题问题或基本理论问题。而目前世界上正在实行的、成熟的陪审制度，就是从英国普通法时期发展或演变出来的现代陪审制度。但是，陪审制度有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其与民主政治关系密切，而民主政治的起源和研究至少必须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时期，那里是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摇篮和重要发源地。特别是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我们今天一旦谈到陪审制度就往往会谈论到的古希腊的陪审法庭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的陪审现象，许多学者也认为古希腊是陪审制度的发源地。如果要研究陪审制度的历史，不能不研究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研究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不能无视古代社会曾经存在的陪审制度、陪审现象或被学者们认为的陪审制度源头，必须在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或说明，绝不能置之不理或搁置一旁。所以，至少应当将那个时期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视野，或是在探求到共同内涵的基础上，在陪审制度的概念的范畴中纳入这些制度和现象，或是在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之后，不得不将这些制度或现象别除在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之外。否则，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或对其与民主政治关系的考察和研究，或者可能会出现空白或遗漏，或者可能会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和论证。那么，这样的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成果至少可以说是不全面的，是不具有最起码的说服力的。
第三，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开启以后，在英国普通法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陪审团制度，就开始了它在全球的传播历程，在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都留下了普通法系陪审团制度的足迹。但是，原产于英国的陪审团制度在最先引入其的几个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异，最后演变为大陆法系模式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对此，有许多学者很自然地将参审制纳入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但也有学者反对将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纳入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这就为如何定义陪审制度的概念又提出了问题。
诸如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参审制不但是由英国的陪审团制度转化或变异而来的，因此无法予以忽视和回避，而且，这些国家也是经历了由封建专制国家逐渐过渡到了民主体制的国家。基于对待古代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相同的理由，对陪审制度历史的考察和研究，自然也要对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或参审制进行考察和研究，不但要研究陪审团制度如何变异为参审制，还要对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考察和研究。因此，如果要全面考察陪审制度的历史，如果要研究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也需要将大陆法系迄今为止曾经出现过的英国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纳入考察和研究的范围，并在寻找到英国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共同内涵的基础上，将参审制纳入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否则，也同样会出现研究的遗漏或空白。#p#分页标题#e#
第四，如果陪审制度的历史及其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陪审制度或陪审现象，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远古时期的陪审制度与我们现在理解的陪审制度的经典概念在表面上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同理，大陆法系参审制的概念，与原产于英国的陪审团制度的概念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如果说将它们统统纳入陪审制度的历史考察和研究的范围是一个不可避免和无法逾越的客观事实或研究任务，那么，在考察和研究陪审制度的历史时，如何使这些相隔上千年而且在司法运作或司法技术层面上不尽相同但又明显存在某种客观联系的制度或现象，在概念层面上产生逻辑上的共同联系，或者在某种定义的程度上达成概念使用上的统一，或者说寻找到各自概念共同的“鼻祖”式概念，则是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欲研究陪审制度的历史，还要解决一个概念范畴能够涵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法庭制度和陪审现象，并且同时能够涵盖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大陆法系的参审制的概念工具问题。这个概念工具要保证我们在考察和研究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各种与陪审有关制度和现象时，我们始终能保持概念论述上的明确、严谨以及使用上的统一和便利，并且能够据此无一遗漏地解释和论证历史上所有与陪审有关的制度或现象。
笔者认为，要对陪审制度的历史或者其他有关陪审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关系的历史研究，首先就要对既有的陪审制度概念重新进行定义或界定。
陪审制度概念的分野
根据笔者所能找到的资料，目前国内学界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理解或定义，根据对陪审制度所包括的模式、形态或种类认识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观点，是将陪审制度的概念仅仅限于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即陪审制。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陪审制度的“一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例证如：“陪审制与参审制，都是近现代人类社会选择的国民参与司法审判的审判组织方式，都起源于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黑暗统治的大革命之际。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甚多，联系密切。因而人们在社会实践和理论时，往往将其混淆。例如，我国从清末引进继受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至今，无论是法学教育、司法实践还是法学研究，人们一直把参审制当作陪审制。不仅在介绍国外审判制度时，把大陆法传统的参审制同英美法传统的陪审制一样称谓，而且司法实践中始终把人民参加审判的制度统称为人民陪审。”事实上，参审制不等于陪审制，陪审制也不是参审制。两者从概念到实际运作，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到社会效果，区别明显，各成体系。把两者混淆，相提并论，既不利于科学认知，也有碍司法审判实践及其改革”。这里不但将陪审制（度）完全等同于普通法系的陪审团制度，而且完全排除了将参审制及其人民陪审制度纳入陪审制（度）概念范畴的可能。
此外，普通法系国家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定义以及某些学习、移植普通法系陪审制度的国家的学者，对陪审制度概念所下的定义，一般也应当属于一分法概念的范畴。如：“陪审团，英美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批非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解决诉讼案件。”
再如：“所谓陪审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以参加审判的权利。”
第二种观点，认为陪审制度包括了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陪审制度的“二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例证如：“世界各国的陪审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分工式陪审制度’，即英美的陪审团模式；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无分工式陪审制度’，即大陆法系的参审模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比较普遍，其原因，一是这是世界上目前两种最主要的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模式或陪审模式；二是出于时下引进、批判和借鉴的需要，目前对陪审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这两种模式上。当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不会同意陪审制度一分法的观点，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学者否定陪审制度的概念还可能包含其他的陪审模式或形态。
第三种观点，认为陪审制度除包括了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还应当包括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我们对此权且称之为陪审制度的“三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在现代社会，陪审制度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民主形式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受到了众多国家的青睐。目前，陪审制度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即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及我国的人民陪审制。”
第四种观点，认为陪审制度的概念除了包括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及我国的人民陪审制，还应当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出现的陪审制度，我们将其称为陪审制度的“四分法”概念。持这种观点的例证如：“现代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古老的雏形最初是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经过两千年的生长，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法律传统、文化影响下，发生很大变化。现代陪审制在西方国家运作各具特色，从中不但可以发现源于不同法律传统的司法制度的差别，而且还能看到法律移植和本土文化之间产生耐人寻味的结果。今就陪审制度的古典形态、陪审制度的典型形态、陪审制度的变异形态、陪审制度的中国形态做一论述。”
应当说，这种“四分法”概念的观点已经比较接近本文研究需要得到的有关陪审制度的“大一统”概念，它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众集会式审判制度纳入了陪审制度概念的范畴，虽然它没有直接提出一个能满足本书研究需要的陪审制度的概念，但是它为产生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概念提供了准备和方向。
应当说，上述四种概念的划分代表着国内大部分学者对陪审制度概念不同的使用、理解和认识。其中，持“一分法”的比较罕见，持“四分法”观点的也不多见，大部分学者或持“二分法”观点或持“三分法”观点。但上述划分方法对一部分学者而言可能不是绝对的，并不是他们对待陪审制度概念根深蒂固的观点或看法，因为，有时会出现在这个场合使用“两分法”，而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使用“三分法”或“四分法”的现象，对这部分学者而言，究竟是用哪一种分法，经常取决于使用者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因此，在这些不同划分的背后不完全是观点的截然不同，也可能存在出于研究目的、需要的不同或学术上不够严谨而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划分，因此往往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有关陪审制度的概念。#p#分页标题#e#
对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基本认识
根据上述对陪审制度概念四种划分方法的分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关于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重要认识。
1.陪审制度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和发展的。且不论古希腊、古罗马的陪审制度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的陪审现象，仅就从普通法系国家发展出来的现代陪审制度而言，在其八百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陪审制度的形态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期间，在大陆法系国家还从普通法系国家原生的陪审团制度发展出了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即参审制，以及后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因此，应当认为，任何关于陪审制度的概念都是历史的、相对的、特定的和动态的，都是反映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学者对已经发展和变化了的陪审制度的研究和关注。也就是说，陪审制度应当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不同时期的陪审制度，有着不同的特定模式或含义。本文对陪审制度四种概念的划分，既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对陪审制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的汇总，客观上也是迄今为止在不同时期、处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陪审制度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看法的总汇。随着陪审制度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还将会出现对陪审制度概念更新的认识和看法。如果将陪审制度的概念固定为某一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对陪审制度的理解上，谬误的情况就会出现。因此，将陪审制度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但有助于正确看待陪审制度的历史，也有助于全面、透彻认识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2.对陪审制度四种概念的使用状况，一般可以反映出研究者对待陪审制度的基本观点或学术态度。上述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四种认识、理解或四种分法，基本上反映了学界目前对于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研究的现状。在学界对陪审制度概念存在至少四种以上的理解和认识的背后，其实往往都蕴含着学者们根据自己对陪审制度概念所形成的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倾向性观点，并在使用陪审制度的概念时，因本着学术独立的态度而采取自说自话方式，所以才呈现出众学者在使用陪审制度概念时似乎是随意、不规范和没有成规的各种情形。特别是从引进、批判和借鉴的角度对陪审制度进行研究时，即在进行应用研究时，学者们的这个特点就更是明显。
3.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重要启示。有一种观点应当为学界所认同，即对陪审制度概念使用上的随意和似乎表面上的混乱，但也恰好是现阶段学界对陪审制度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仍没有达成基本共识的一种折射或表现。因此，对陪审制度概念的研究、讨论和尝试进行重新定义，十分有助于各种不同观点的亲近、弥合并最终形成广泛的共识，尽管这个必经的弥合过程可能充满了争议。
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定义方法
通过对这四种陪审制度的概念及其定义方法的比较，可以为我们获得因对陪审制度的历史进行研究而必需的陪审制度的概念，提供一个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下面逐一分述和比较如下。
1.“一分法”的概念。除了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的陪审制度仅仅应当指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之外，普通法系国家对陪审制度概念的定义，以及致力于学习、移植陪审团制度国家的学者对陪审制度概念所下的定义，一般都是陪审团制度的概念，应当属于“一分法”概念的范畴。如：“陪审团，英美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有一批非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解决诉讼案件。”又如：“所谓陪审制度，就是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暂时给予他们以参加审判的权利。”等等。
基于前述对陪审制度概念问题的基本认识，“一分法”对陪审制度的定义显然不包括定义者身后的历史中发展了的陪审制度概念。因此，仅就“一分法”概念而言，其形成本身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实际上，在“一分法”概念中，理应还有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区别、发展及演变，远非上述引用的定义这么简单。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特点，即在对陪审制度概念定义的同时，一般都要辅之以一些对陪审制度运作过程的描述，甚至还会有一些历史背景的介绍，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将陪审制度的概念说明白。这个特点似乎也很好地佐证了陪审制度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但为了突出重点和主题，本文在引用相关概念时做了省略。
但上述引用的简短定义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也应当是最核心的内容，即都是由“非专业人员”和“随时请来（的）几位公民”参与解决诉讼案件或参加审判。
2.“二分法”“三分法”的概念。“二分法”的概念是在“一分法”概念的基础上，涵盖了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所移植的普通法系国家陪审团制度模式而发展出来的参审制模式，而“三分法”的概念则继而涵盖了我国或前苏联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学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从性质上说，也可以归入“二分法”中的参审制概念，但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观点不同，因此是否将人民陪审员制度划入参审制，完全取决于学者各自的观点。
从“一分法”概念演变至“三分法”概念，期间延绵了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二分法”和“三分法”概念的陪审制度无例外也仍然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并进一步呈现出陪审制度鲜明的历史特征。“一分法”“二分法”“三分法”的陪审制度概念，也经常被统称为现代陪审制度，以区别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陪审制度。如：“现代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普通公民参加审判活动的重要制度，是现代司法民主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制度”。
在这个定义中，其实已囊括了“一分法”“二分法”和“三分法”三种陪审制度的概念。这个定义或类似这样的定义，其共同的或核心内容强调的仍然是由“普通公民”和“非专业人员”参加审判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定义几乎与“二分法”“三分法”在历史上出现之前的“一分法”的概念如出一辙，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差异可能仅仅在于历史背景不同和司法运作技术不同。在接下来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一分法”与“二分法”“三分法”三者尽管相隔了近千年的历史，三者的区别仅限于参加审判活动“普通公民”或“非专业人员”的任职资格不同、人数规模不同、选人方式不同、享有的司法权力不同或参加裁决的范围和事项不同而已，而由“普通公民”或“非专业人员”参加司法审判活动的特征始终未变。#p#分页标题#e#
3.“四分法”的概念。所谓“四分法”的概念，就是在现代陪审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加入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陪审制度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的作为概念的外延。
已有学者认为，古希腊、古罗马的陪审制度或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是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或“源头”。而古代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也是由享有公民权的普通民众参加司法审判的制度，其主要特征也是“普通公民”或“非专业人员”参加司法审判活动。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时期著名政治家梭伦领导了一系列改革，其措施之一是设立了陪审法院。陪审法官从年满三十岁的雅典公民中选举产生，然后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参加案件的审判。每次参加审判的陪审法官人数大概是法院陪审法官总数的十分之一。审判结果由陪审法官投票表决。投票方法是往票箱内投放石子。这大概是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陪审制度。”可见，古希腊的陪审法院也是有“雅典公民”组成。
根据上述，对于参加司法审判的民众，在现代的陪审制度中，英文通常称之为“Juror”即陪审员，而担任陪审员的人，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则有多种称谓。如“普通公民”“非专业人员或外行人士”（LayPeople）、“一群普通人”（Abodyofpersons）等。对于将能够担任陪审员的人称作“普通公民”或“一群普通人”应该不会有大的争议。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非专业人员”的称谓。
所谓“非专业人员”与“专业人员”的区别或说法，也是历史的和相对的，这种区分，只有在法律规范相对完善、法律职业阶层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和在古代的英国，或在法律不发达的历史时期，几乎所有参加审判的人员均是“非专业人员”或“外行人士”，这也是古代民众会议集会式审判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果需要借用“四分法”的概念作为本文希望获得的陪审制度概念，笔者认为使用“普通公民”“公民”乃至于“平民”或“民众”等来代替“非专业人员”或“外行人士”的说法比较恰当，因为它们能够涵盖更久远和更完整的陪审制度的历史。
显然，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必然要包括了陪审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范畴，而人类社会的陪审现象和民主政治，有据可考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而那个时候也恰巧存在着无法忽视的“现代陪审制度的雏形”。因此，笔者认为采用“四分法”的概念更能够满足陪审制度历史研究课题的需要，更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历史文明长河中的一部完整的陪审制度历史，应当是比较恰当的概念。所以，从对陪审制度的历史研究的视角和需要看，所应当使用或预设的陪审制度的概念系指：
人类社会自国家诞生以来，由人数不等、审判权力不同的且具备一定法定资格的普通公民或平民作为审判员参加国家司法审判活动，并以多数决或一致决的民主表决方式对所审理案件争议的事实存在与否、如何适用法律做出决定，从而确定案件当事人的主张能否成立、犯罪嫌疑人的罪责有无以及如何赔偿、处罚和量刑的司法审判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些由普通公民或平民组成的审判组织在产生的方法、人数的规模、拥有的审判权限、采取的审判方式、裁决结果的效力等方面，或有所不同。
历史大概念范文8
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思想政治工作者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深挖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将其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增强其时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
关键词：
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一、传统文化内涵、特点及两重性
(一)传统文化之内涵：
“传统文化”作为大概念由“传统”和“文化”两个子概念组合而成。纵向的“传”指时间上的延续性，而横向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统”。“文化”一词在古代原意曰“文治教化”，《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的最原始提法。《辞海》对“文化”的界定：“广义上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即是说“广义”上文化指人类生活的总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等广泛方面。而“狭义”文化只包括精神创造及其成果，是观念、意识等的总和。一般我们研究的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化。总结起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植根于中华大地，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具有稳定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二)传统文化的特点：
传统文化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型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重道德与讲修养统一的“四统一”的特点。传统中国文化“儒”“道”“佛”三家并存，秦汉以后出现的全国大一统局面促进民族国家间沟通交流，经过“和而不同”的融合逐步成为多元统一的世界文化。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以“圣贤”作为理想人生的追求目标，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崇高理想，实现人生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境界。
(三)传统文化的两重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几千年兴衰变迁积淀的传统文化既有积极向上的一面也有其消极腐朽的一面。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的继承，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应该结合时展要求赋予其科学时代内涵，体现当代价值。
二、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
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凝聚海内外炎黄祖孙的精神源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基因，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深挖“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培养大学生爱国情怀，增强历史使命感，时刻铭记历史胸怀祖国。
(二)树立正确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
崇尚道德是传统文化首要价值取向，古人强调“舍生取义”，把道德素质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因素和最起码的素质。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三)培养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