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故事范文1
［关键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外合拍；讲好中国故事；叙事策略
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必须回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语境和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寻求答案，而且需要从国家立场、外部环境、影像特性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中，中国只是一个学习者，需要国外的先进理念和叙事手法引导，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并没有清晰的方向和规划，那么经过长期的学习与积累，在如今的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中，中国已化被动为主动，无论是叙述内容呈现共同的意义空间，还是叙述方式注重大众化等方面，都体现叙事策略的国际化，推动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
一、呈现认同感的叙事内容
选择民族化特质鲜明的题材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策略之一。当今，在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中，中国叙事策略的态度更为主动、选择更为细分，其中多为具有民族化特质的题材，如中国古诗词文化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国节日习俗纪录片《中国春节》、聚焦中医的纪录片《东方医学》等。2018年，央视纪录频道与英国 BBC、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法国国家电视集团、奥地利国家广播集团等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以规范中外国际联合制作的合作模式，促进双方的密切联系。2019年，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联合组织实施的“新中国70年纪录片全球伙伴项目”就明确了要围绕当下中国社会建设的各个重要方向进行规划，如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文化传承、共享经济、社会保障、体育事业、性别平等、乡土中国、城市化等重大主题，并获得美国国家地理、日本 NHK 等多家国际机构提案，旨在通过纪录片传达中国国家形象。由此可见，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已有明确的内容导向和传播指向，民族化是其中突出的趋势。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民族化题材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呈现具有民族化特质的文化符号。中国特有的自然景观、建筑、文物及其文化习俗都可视为具有民族化特质的文化符号。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以此为拍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文化符号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可供挖掘，充实的叙事内容以及拍摄对象决定故事的格局和高度；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外观众原有的文化记忆深刻地烙印在这些文化符号上，这有利于创作者在原有的情感基础上进行表达，增强纪录片的感染力。再加上这些文化符号都具有强烈风格化的表现，可以给中外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点。因此，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几乎都选取了这一类文化符号作为拍摄对象。例如，在中英合拍纪录片《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中，“红色”色彩突出，“大红灯笼”“舞狮”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出现频率高。该纪录片不仅涵盖了中国民俗传统如打树花、十二生肖的故事，以及过年逛花市、贴春联、寺庙祈福等活动，而且介绍了中华美食文化、 酒文化和中华传统手艺，丰富多样且富有民族化特质的文化符号全部浓缩在“春节”活动中，一集45分钟的节目足以让国外观众了解到中国文化底蕴的深厚，也让中国观众倍感亲切。二是凸显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故事，在中华文化中寻求全球共通的价值追求来打动观众。例如，《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通过百万摩托大军的“归乡”画面、一家人吃年夜饭的“团圆”画面和节日里人们逛庙会放烟花的“欢庆”画面来贯穿家国情怀这一文化内核和情感内核。而以介绍中国珍贵文物收藏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中国的宝藏》没有止步于仅在科普层面上的信息传达，其还通过“婚葬”和“家庭”两大主题分别讲述了中国珍贵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例如，该纪录片的第一集《家族与祖先》通过青铜鼎、朱金木雕花轿两个文化符号，将孔子的祭祖文化和家庭观念串联起来，活灵活现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婚恋观和家庭观念的变化发展史。第一，这些主题是人类共同的人生命题，可以降低高低语境文化的交流难度。第二，该纪录片提到了如今祠堂文化的转变，即800年来首次将女性名字写入族谱，这一改变充分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体现中华文化一直进步的趋势，有利于获得国内外观众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为了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顺利进行和传播的有效性，求同存异是必选路径，但前提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必须贯穿合拍始终，成为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主导方向。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以旧有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中国，而如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价值观念差异中完成对中国的“他者”想象。可以说，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肩负双重挑战和双重任务—既要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又要构建新形象和新认同，这为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传播增加了难度。而倘若失去合拍创作的主动权，中国就难以在跨文化传播中保留中国文化精神并实现原有的传播需求。因此，清晰又准确的合拍立场和叙事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文化碰撞中求同存异，突显国际化主题是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面临的首要问题。其中，呈现“全球性知识”内容更容易被全球观众所接纳。“全球性知识”内容包括：从全球的角度出发，融入全球共同记忆的议题；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关注个人发展的问题与人类共同的人生命题［1］。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发展议题与全球议题紧密相关。因此，为了更好唤起全球观众的共同历史记忆，如现代化进程、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等具备世界性的议题成为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的首选题材。从叙事的价值观来看，中国要敢于在这些国际性题材中表达观点和立场，这有利于自身观点和情感的输出，达到以理通情、以情动人的效果。例如，中意合拍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采取交错式空间叙事手法，以熟悉的空间场景来提高国外观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而交错替换空间则有利于将情感转移或延伸至异空间。在“双城记”的平行视角下，观众可以看到同一时期的长安和罗马迥异的建筑风格、文明成就和生活习俗，以及经济贸易下双方的文明融合。该纪录片一方面以受众各自熟悉的空间拉近距离，促进双方接受；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差异对比下无形中将对方的文化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既提供了新的解读空间，又增添了趣味性。
二、选择平民化的叙事视角
平民化的叙事视角的叙事方式是经过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者长期实践而获得证实的成功经验之一。其主要为实现对外传播的策略选择，以及人文关怀与以人为本的内容表现。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是跨过种族、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等阻碍去寻找人类文明中最本真的内容以及人类最关心、最根本的话题，其在客观上具备跨文化传播优势。“平民化叙事的特征表现为语言上保持质朴，情感交流阶段符合民众内心深处的要求。”［2］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开启了平民化叙事的风潮，当时的纪录片风格更为质朴，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情感上更注重个人诉求和个人表达。例如，纪录片《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以微观个体故事为主，讲述了北京出租车司机唠叨上下班高峰期的堵车日常，常年在外务工的夫妇准备回家过年的长途骑行，张岩一家的团年饭十分讲究的准备工作等故事。再如，纪录片《话说运河》所创下的高收视率说明了接地气的内容和表达更符合大众的审美诉求，也更能让大众产生深厚的情感共鸣。平民化的叙事视角既能给中外合拍历史文化纪录片提供便利，又能鞭策纪录片创作者创造出更多具有灵韵的作品。
三、运用故事化的表达方式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2
对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的认识、研究，是认识和了解藏区远古时期的基础。乔政《西藏远古经济社会略述》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发展情况作了阐述。该文通过对昌都卡若遗址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卡若人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通过卡若遗址呈现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地区的人类及其文化与黄河中游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贤者喜宴》记载，居住在西藏雅隆地区的原始人类，“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此时，西藏地区的先民尚未开始原始的农业生产，只是“食自然之稻谷”。霍巍《试论西藏高原的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分析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的起源、游牧经济与文化的基本面貌以及早期游牧民族在高原的迁徙与移动空间等问题，对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至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史前游牧人群的生态环境、生活样态、艺术创造等从不同的侧面与断面作了大致勾勒，阐述了高原游牧业由原始农业转化而来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揭示了西藏高原史前游牧经济与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若干重要线索，尤其是提供了大量过去文献记载阙如的由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为重新构建一部西藏史前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随着史前游牧经济的发展，早期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也逐渐兴起。徐旺生《西藏原始农业初探》一文从“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的成就，结合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对西藏原始农业起源，以及西藏早期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承属关系作一初步探讨”。沈志忠《青藏高原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研究》一文，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作为独特地理单元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影响远古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并将其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对比，认为“青藏高原虽然地处中国的西南地区，但原始农业却与北方黄土高原相似”。但曾雄生在《中国农学史》一书中持不同观点，认为可能是受到起源于中原的粟作农业文化的影响，随后也可能受到西亚麦文化的影响。张亚生、占堆《从“蕃”和“乃”的词源看西藏农业起源》一文，则从词源角度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作者认为“‘蕃’有农业生产地域、经济活动职业、以及土地占有者几项含义;‘乃’是栽培青稞之称谓”。从该文可以看出，藏区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体现在历史的方方面面，随着西藏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对西藏农业的研究也会取得新成果。霍巍《从考古发现看西藏史前的交通与贸易》一文以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为依据，从交通与贸易方面进一步展示了西藏远古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文章指出，在西藏远古时期，“高原居民便已经和中原及黄河上游、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带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交往和影响，宝贝的南下，玉石的西传，麦类作物的东渐，早期金属器的传播，都在高原留下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些史前文化的成就，奠定了后来吐蕃王朝统一高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基础，也为我国西部边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开辟了最初的交流渠道”。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藏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西藏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杨曦《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西藏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西藏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刘志群《西藏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西藏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
达娃《古陶———西藏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西藏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西藏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西藏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格曲在《西藏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德却卓玛《论西藏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西藏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西藏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西藏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西藏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霍巍《西藏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西藏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作者认为，“西藏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西藏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西藏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西藏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西藏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西藏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西藏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霍巍《西藏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西藏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西藏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西藏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西藏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夏格旺堆、普智《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西藏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西藏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沈德功《试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西藏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西藏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西藏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西藏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
五、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简评
纵观三十年来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研究领域较为宽泛、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具有积极时代意义和研究人员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等主要特征。一是研究领域较为宽泛。就笔者目前检索到的文献看，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丧葬习俗等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为若干不同的方向。诸如关于西藏远古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该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商业，甚至对史前原始农业朝着游牧业转化过渡以及史前游牧民族生活的细节都作了阐释，并分析其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关于西藏远古时期风俗习惯的研究，主要是丧葬习俗方面。通过丧葬习俗，对藏区远古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除了运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还广泛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者思路和视野开阔，产生了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力的论文和著作。譬如对西藏远古时期文化艺术的研究，就是通过多学科视角来进行的。其中，刘志群、达娃等学者就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三是鲜明的时代意义。关于西藏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具体形象的材料有力地证明西藏古代历史、古代文化史上的若干问题，证明了西藏远古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明具有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联系。研究者借此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共同建设好祖国的边疆。四是学者的地域性特点。研究者大多为西部学者或者长期执教于西部高校或省区科研机构。如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的霍巍、石硕等先生，长期关注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和考古。此外还有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部分学者。这些学者曾多次深入到西藏调研，对诸多问题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六、总结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3
关键词:京杭大运河，古镇，历史文化遗存，特色保护
扬州市邵伯镇具有1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大运河的交通节点，是大运河江苏段中历史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较高的古镇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先后于2006年年底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年底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邵伯镇地形平坦，水网纵横密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因运河而生的城镇，其历史发展也无不与运河及水系密切关联。自东晋谢安建邵伯埭后历代均在此建埭或闸，明初在邵伯增设水驿，清代驿道利用运河堤防，北经清江浦，通往北京，南经扬州，可达南方各省，邵伯的枢纽地位得以显现。自此南北舟车通道，商铺鳞次栉比，邵伯不仅是京杭运河线上文明遐迩的文化古镇，也是商旅流通著名的“大码头”。随着运河地位的衰退，交通方式的转型，邵伯镇在工业经济的带动下，以发展成为京杭大运河沿线生态宜居的水乡工贸型城镇为目标，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先后被公布为全国重点镇、江苏省重点中心镇。其变化与发展一直与运河的荣衰演进密切关联，是运河盛衰涨落变化的最佳见证者和展示者。
1历史文化资源现状
邵伯镇具有1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大运河的交通节点，因人流物流的大规模集散而成为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伴随着大运河涨落演替，不仅留下了因运河而生的历史空间格局、传统街区及建筑、古运河遗址、名人故居、古树名木等物质文化遗产，歌谣、民间传说、传统手工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还留存了沿运河古镇而生的独有的水系、古堤、船闸、码头等古代水利水工设施。邵伯镇历史文化资源主要位于镇域西南，京杭运河东侧的历史镇区内。
1．1物质文化遗存。1．1．1邵伯镇大运河遗产邵伯自建埭以来便是运河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东晋、隋唐、明清、现代各个历史时期，水利航运设施类型丰富，邵伯镇大运河遗产现有明清运河故道、邵伯码头、大运河淮扬主线江都段、邵伯古堤4处，均位于邵伯古镇西侧，航道、码头、船闸、古堤等见证了中国运河开凿与技术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与运河动态发展的变迁过程，是邵伯段运河成为利用自然与人工改造结合的杰出例证之一。1．1．2历史镇区邵伯镇历史镇区位于邵伯镇西侧，紧邻京杭运河，历史镇区西临京杭运河，历史镇区内有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较为集中和完整的传统住宅建筑以及大量的生活街巷，具有较为统一的整体风貌，是邵伯镇历史文化的重要体现。邵伯镇历史文化街区街巷空间尺度宜人，较完整的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街巷空间格局，能完整的体现街道、建筑与运河、码头所形成的关系。自建镇之始，紧邻京杭运河和大码头的条石街就作为重要的集散地，不仅是邵伯水陆交通要冲，而且是当时重要的居住与工商业中心，明清时期随着运河漕运功能的日益发展，邵伯条石街两岸米仓林立，商业发达。“河—堤—河—街”的空间形态逐步形成，体现了运河畔古镇的空间特色及发展脉络。自清末民初，运河水运衰落，邵伯条石街的繁华程度开始降低。建国后邵伯的古运河码头被废，邵伯条石街地位下降，由繁华的商业区逐渐转变为居住区。现状历史镇区保护着重强调文物建筑的保护，而忽视对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内除文保单位外，其余建筑从外观到形式都在逐步更新或相对破败，缺乏修缮。现状居住用地比例较高，而且其中老房子较多，居民居住条件较差，没有完整的配套设施，现有的居住环境与日益增长的现代生活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使得部分历史街区内的居民逐渐迁出，现状居民退休人员所占比重较大，人口面临老龄化，成年人外迁现象较为严重，缺少活力。街区内严重缺乏较为完整的文化娱乐设施，文教设施不完善，绿化景观差，尤其是公共绿地比例过低，历史镇区内停车场地严重缺乏。1．1．3文物古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处，省级文保单位2处，市级文保单位12处，建造年代多为明清时期，现状总体保存完好。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4处:邵伯条石街、邵伯镇徐氏住宅、邵伯镇庙巷口古井、邵伯镇金芝堂药店、邵伯巡检司旧址、露筋碑、邵伯大会堂、邵伯大浴室、盐邵船闸、邵伯镇水塔、邵伯船闸旧址、邵伯张福隆机械厂、邵伯镇渌洋养殖场大会堂、邵伯镇渌洋林场。1．1．4其他物质要素邵伯镇其他历史环境要素有古树4棵，古井2座，门楼、传统地面、门枕石、柱础等散落的历史环境与建筑要素。
1．2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互为补充，共同构筑了邵伯镇的历史文化精髓，是邵伯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6大类24小类，其中包括部级民间音乐1项，省级民间音乐1项、省级民间文学1项，民间曲目6项，民间文艺8项，民间传说4项，传统手工艺1项。
2历史文化特色保护重点
2．1保护自然与人工改造结合的水利工程。邵伯镇大运河遗产现有明清运河故道、邵伯码头、大运河淮扬主线江都段、邵伯古堤4处。邵伯位于淮扬运河扬州段中部，在处理河湖关系、河江关系、河淮关系的工程措施中，反映出中国古代在水利建设方面利用自然和人工改造结合的伟大成就和创造精神，现存的邵伯古堤、邵伯老船闸等不同时期的水利设施遗存，见证了中国运河开凿与技术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与运河动态发展的变迁过程，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水工技术与管理的缩影，为研究中国水利发展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2．2保护运河畔千年古镇明清风貌。邵伯古镇“河—堤—河—街”的格局鲜明，真实的纪录了邵伯随着运河发展的变迁过程，并创造出独特的运河文化与生活，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镇拥有比较完整的明清商业街的建筑空间格局，建筑类型丰富，街巷尺度宜人，展示了人的尺度、个性化和相互关怀;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式的传统建筑共存，并达到了较高水平。保护“河—堤—河—街”的历史镇区格局，需重点保护邵伯古镇与运河的空间关系和生态景观环境，突出中大街、南大街主街以及邵伯明清运河故道两条空间轴线，严格控制沿街、沿河的建筑高度及其风貌，对历史环境要素与建(构)筑物进行保护与整治，保护并强化邵伯镇水陆双轴的空间格局。
2．3保护人文荟萃的淮扬文化。邵伯古镇少战乱，城镇发展史呈现比较完整的连续性，承载了大量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历史街区，文保单位，有价值的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文化等)，反映了各历史时期的思想道德观念，是人们认识历史、体验文化的载体，也是维系当地社区共同文化生活和情感归宿的纽带，具有相当重要的情感意义和文化价值。保护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在邵伯历史文化传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研究淮扬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3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策略
镇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均为研究对象，采取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措施，构成镇域、历史镇区、历史文化街区、其他物质文化遗存四个层次的保护体系，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的保护内容。
3．1镇域层面的特色挖掘和保护。邵伯镇位于邵伯湖、大运河和盐邵河的环抱中，是大运河畔典型的苏中水乡。在镇域保护层面，保护邵伯镇周边的运河河道网络及以邵伯湖为依托的自然生态风貌，保护邵伯镇西侧的“湖漕”关系，突出运河及邵伯湖等水系两侧的自然、野趣的生态风貌景观。重点从人文资源、生态水图系资源、交通条件、村庄特色风貌四个方面，构建“一心、一带、三区、两沿、多点”的特色保护框架。一心:即邵伯古镇历史文化风貌区，是全镇人文景观资源荟萃的地区，集中展示古运河文化和邵伯明清商贸重镇的历史传统风貌。一带:即京杭运河景观风光带，包括沿运河的湿地区域，重点展示运河航运文化及沿线湿地风貌。三区:即以渌洋湖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为特色的渌洋湖自然生态景观区、以邵伯湖重要湿地为特色的邵伯湖生态湿地景观区和以邵伯镇稻虾连作为特色的农业观光区。两沿:即以生态农业风光为主的沿戚墅河特色风光带和以城镇风貌特色为主沿盐邵河特色风光带。多点:即以湖荡湿地和产业为特色的两个特色村。
3．2历史文化传承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不能只限于被人参观，而应体现其作为建筑及场所的功能性，以旅游带动邵伯镇的经济发展，从而吸引资金的流入。经过对邵伯镇发展的优劣条件的综合考虑，在立足自身、环比周边同类古镇的市场定位的基础上，重点提升古镇人气，恢复古镇活力，将邵伯古镇逐步打造为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市井与高雅宁静和谐交融的江南水乡人居古镇，充分展示历史遗产价值，使其成为经典的运河文化和古镇线路，通过发展旅游，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3．3功能更新与相关政策保障。历史镇区的发展在功能上、物质空间上实现多样化才能具有活力，而不仅仅用于游客观赏和居住。首先用地功能调整，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开敞空间、道路、停车、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用地。增强旅游服务功能，增加能够在夜晚留住游客的设施，改变其单一的居住功能。实现居民增收致富，促进当地居民就地就近就业。鼓励居民以出租房屋、合作经营等方式参与特色产品经营。积极引导和鼓励失地农民投身旅游业，使古镇居民成为旅游业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4结语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4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中特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5
[关键词]国际传播；历史文化；中国故事；国家形象
中国历史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进行国际传播是对习主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的落实，也是对过去的传承，更是对未来的建构。 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历史事实，即“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历史材料，即以文字等方式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历史知识，即当代人立足于现实需求， 依据历史材料对历史事实进行的认识和阐释，具有“选择性的传统”，是历史材料经历时间沉淀后，通过选择而被重新混合、削减，转变为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转变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我们传播的历史属于历史知识范畴。 一直以来，国内外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度相较政治、经济、外交、国家安全、人权、环境等方面并不算高，特别是国内忽略了其“意识形态”弱化，更易被国际受众接受、认同的特性，对其国际传播缺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本文以秦朝历史文化传播为例，分析了国内外对此主题的传播现状，并为做好历史文化国际传播提出建议。
一、国内对外传播现状
当今的中国， 历史文化传承与传播面临的最主要语境便是传播内容的偏向性。 因为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迫切需要，当前的国内国际传播主题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偏重政治、经济、外交、国家安全、人权、环境等方面，历史文化的国际传播相对边缘化。 但事实上，历史文化的传播在国内是提高民族凝聚力、强化意识形态、弥补价值真空的重要手段；在国外由于其“意识形态性”的弱化，更容易被国际受众所接受、认同，是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获取国际受众认可的有效而柔性的方法。《中国日报 （China Daily）》1981 年创刊 ，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是国内外高端人士首选的中国英文媒体，是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 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 在其官网搜索关键词“秦朝（Qin Dynasty）、长城（theGreat Wall）”， 得 到 268 个 搜 索 结 果 ； 搜 索 “ 秦 朝 （Qin Dy-nasty）、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 得到 264 个搜索结果 ，搜索“秦朝（Qin Dynasty）、秦始皇（Qin Shihuang）”，得到 162个搜索结果；但内容大都来自社会新闻、旅游版块，客观事实陈述报道居多，少量文化版块内容涉及长城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兵马俑的军事、雕塑以及随葬文化研究价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功绩，但并没有关于秦朝历史文化的整体介绍。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前身为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2000 年正式开播， 是隶属中央电视台的国际传播机构， 以丰富的内容和专业的品质为全球受众提供良好的服务。 在其官网搜索关键词“秦朝（Qin Dynasty）”，得到 160 个搜索结果；“长城（the Great Wall）”，得到 1929 个搜索结果；“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得到 40 个搜索结果 ；“秦始皇（Qin Shihuang）”，得到 11 个搜索结果 ；这些视频资料新闻报道类居多，专题纪录片较少，部分提及其文化价值、工匠精神等。由此可见， 国内对于秦朝历史文化的国际传播传播格局不高、传播力度不大、主动意识不强，在“温度、厚度、硬度”上都显然不够。
二、国外传播现状
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度相较国内热度要高，但大多倾向于从负面角度切入，从西方价值观进行分析，从政治角度进行评论。 较为正面的报道也只是进行客观事实陈述，倾向中立态度，对背后的民族情感和血脉传承没有重点评论。英国广播公司（BBC），成立于 1922 年，是世界最大的新闻媒体，传播覆盖全球，极具国际影响力。 在其网站搜索关 键 词 “秦 朝 （Qin Dynasty）、长 城 （the Great Wall）”，得 到21600 个搜索结果，多数文章较为客观 ，但没有提及中华民族一直传承的防御政策， 部分文章将焦点放在对长城的破坏，批判长城在太空可见说，误导读者将关注点从伟大的防御体系转换到负面信息。 搜索“秦朝（Qin Dynasty）、兵马俑（terracotta warrior）”， 得到 8940 个搜索结果，2016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中， 竟然断章取义的编造秦俑制作的灵感来自希腊雕塑， 并毫无根据的直言是希腊艺术家指导并培训了当时的中国工匠； 纪录片 《秦始皇陵的惊天秘密（China’sMegatomb Revealed）》应用大量的篇幅讲述并所谓 “考证 ”了希腊帮助秦国制造秦俑的故事， 这是对中国历史事实的歪曲。 搜索“秦朝（Qin Dynasty）、秦始皇（Qin Shihuang）”，得到328 个搜索结果，题目 、内容中 “残忍 （ruthless）”一词高频次出现， 将关注点从对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贡献转移到秦始皇的暴政。由此可见，西方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颇下功夫，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回应，有力反驳和有效遏制，那么通过他人之口讲述的中国故事，会严重误导国际受众。
三、传播策略
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让中国形象“鲜活”起来，不仅实现“走出去”，还要达到“走进去”，引导国际受众通过历史看到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看到历史的演进。 如何讲述“有温度、有厚度、有硬度”的中国故事，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一）古今交融
传播历史知识是以历史为起点，但不应止步于历史，更应关乎当下。 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2]所以说，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还有与过去连接的现在。 讲授历史，可以以古映今、从古论今，比如从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故事，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统一，看中国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传承；从长城的修筑，看中国的国防政策，看中国对防御性国防理念的历史传承。 通过联通历史与现在，提升历史文化的传播价值。
（二）中外对比
绝大多数国际受众对中国历史是陌生的， 为了拉近与国际受众的距离，给其带来熟悉与新鲜的感受，可在中国历史故事的讲述中引入西方元素。 当代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勒纳•格鲁塞 (1885-1952) 称秦始皇“这位中国的凯撒不仅是一位征服者, 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管理者,无人能与之比肩。 ……在一个最分裂、最封建的国家中, 他的专制独裁能够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创立一套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 竟持续了长达 2100 年之久。 无论如何,这总归是秦始皇的一项重要成就, 这项成就足以跟凯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相媲美, 但比它们更持久。 简言之, 他是那些命中注定要重塑人类的最有力的天才之一”。[3]所以在讲述秦始皇时可以引用这一说法，通过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对比，有效补充背景知识，使传播内容更加生动、易懂。
（三）化繁为简
中国的历史文化内容丰富，人物众多，背景知识繁复。对于国际受众来说，人名、地名难以记忆，人物关系难以理清，抽象之处难以理解。 如果参照国内的认知水平进行国际传播，很容易对国际受众造成“望而却步”的尴尬局面。 因此，在甄选和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内容时，应尽可能精炼对国际受众来说遥远陌生的背景知识， 从复杂的故事中提炼主线，在忠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受众的接受、认知习惯对历史文化故事重新加工，应用“国际化”的叙事风格，呈现易懂、精简的版本。 例如讲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知识背景时，秦始皇早年的人质生活、商鞅变法的具体实施、远交近攻策略的由来所涉及的人物、故事可以省略，将目光放在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上即可。 避免深度挖掘的学究气，讲述清晰明快的故事才能走近广泛的国际受众。
（四）“故事”为线
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设计好故事线，将历史、文化、人物等要素有逻辑、 有情节地穿插在一起， 在真实的基础上，提升趣味性、可听性，讲述具有丰富内涵的真实历史，追求深层的真实，让国际受众愿意主动接受，从而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文化，认同感也会由此而生。 例如讲述秦朝历史文化，可以从 1974 年春天四个农民挖井的故事开始，从发现第一个兵马俑碎片到更多的兵马俑出土， 然后抛出一个个悬念：是什么？ 为什么？ 谁？ 随着问题的一一解答，为国际受众展开兵马俑、秦始皇、长城等一系列秦朝历史文化知识。这种问答的方式可以引起国际受众的好奇与共鸣， 随着最后对所有悬念的圆满解答， 国际受众的好奇心也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五）避免说教
做好中国历史文化国际传播，要具备国际化的视角，充分考虑中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避免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刚性”传播，避免以传播主体为中心的“自嗨”式传播，以国际受众为中心， 利用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找寻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观点，彰显人类共同价值。 例如讲述秦朝的历史文化，透过其发展壮大的历程看巩固国防和军队是和平发展的安全保障。 用历史映照现实，消除国际受众的戒备心理，找寻共同的价值，从而得到接受与认同。近年来，随着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由于传播主体的局限性，自身格局视野不够开阔、方法策略不够恰当、宣传色彩过于浓重，中国话语、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还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中国历史文化为国际传播提供了独特而柔性的视角，是摆脱思维桎梏的有效路径。 在新时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传播依然任重而道远， 希望通过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提高其国际传播水平， 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受众眼中越来越丰满。
注释：
[1]钱穆：《国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2]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6
部分初中生认为历史课程枯燥、乏味，没有趣味性，因此，对历史课程缺乏兴趣。然而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运用历史故事可以使历史教学具有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学生也能够在听故事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知识，从而提升自身的历史文化素养。
【关键词】
初中生 历史 历史故事
根据新课程改革提出的要求，初中历史教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有些教学部分仍然存在不足，因此，历史教师就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补充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教师应充分利用历史故事。本文笔者将对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故事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故事存在的问题
1.历史教师不能巧妙地运用历史故事教学。
部分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历史故事教学，但是由于方法不正确，导致一节课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故事，而且讲不到课文中的知识点，从而导致历史故事影响带到正常的课堂教学；而另一部分历史教师在教学时，总是把历史故事一概而过，当学生正兴致勃勃的听讲时，突然开始讲课了，这使得学生产生失落感，再加上学生的好奇心强，导致学生整节课都在想教师刚开始讲的历史故事。
2.历史教师缺乏对历史故事的应用。
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讲授知识点，因此，忽略了历史故事的应用，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占据主体地位，从而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被动的形式，即使学生想学习更多的历史知识，了解丰富的历史，也被教师阻挡了。历史的教师的这种教学方法严重阻碍了学生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3.历史教师对历史知识匮乏。
大部分历史教师在教学时，只局限于课本知识，历史教师教学过程中，把课文知识讲授给学生后，就不再讲授其他历史知识，从而使学生无法获取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部分历史教师在完成授课后，就不再对自身加强历史文化的学习了，导致历史教师的历史文化知识匮乏，学生在提问的时候总是无法应对。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故事的重要性
如果想拥有一节好的历史课，历史教师就要有好的教学方法。因此，历史教师要合理的利用历史故事教学，使历史故事发挥其作用。历史教师可以通过悬念的历史故事导入新课，这样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使引发思考，从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历史故事中也可以设置教学的重难点，从而使学生学习时集中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历史兴趣，学生只有自身对历史故事产生兴趣，才会积极主动的学习历史课程，在学习时也会主动的配合教师教学，活跃课堂氛围，从而使历史课堂的教学效果和质量得到提升，历史教师也在运用历史故事教学时，增加自身的历史文化底蕴，形成好的历史素养。san
三、针对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更好的运用历史故事提出的策略
1.创设情境教学，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历史教师如果想要使历史故事在课堂上发挥效果，就要合理的运用历史故事，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案，历史教师可以利用创设情境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历史在讲历史故事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的背景音乐、图片，使学生融入课堂氛围中，感受教师所讲的历史故事的情感。例如：历史教师将要讲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华夏之组》，历史教师可以在课前做好课件，然后在教学过程中，巧妙的将历史故事“大禹治水”穿插到教学中，在讲故事时，教师可以播放幻灯片和音乐，使学生能够感觉身临其境，感受大禹治水的传统美德。教师通过“大禹治水”，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和奉献的精神。这种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不仅使历史故事发挥效果，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把握好讲历史故事的时机。
历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可以盲目的引用历史故事教师，一节课有许多的教学环节，教师要把握好课堂的结构，才能使历史课堂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历史故事不仅仅只是吸引学生学习的工具，教师也可以把知识点融入到历史故事中，这样既吸引学生的注意了，又使学生学到了知识。因此，历史教师在讲故事时要把握好时机。
3.采用合适语言讲故事。
据调查，巧妙、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述比死板、无聊的语言表述更够吸引人的主要力，使人的心情愉悦。因此，历史教师在将历史故事语言要带有感情色彩，要生动、有活力，才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教师在讲故事时也要层次分明，有条理性，这样才能使学生听懂教师所讲的故事内容。同时历史教师也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在讲故事时做到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四、总结
总而言之，历史故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广泛的运用，可以增加学生和教师的历史文化底蕴，可以使学生在听故事时丰富自身的历史知识，培养自身的情感，使自己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历史教师也会提自身的历史文化修养，在课堂教学中，有效的发挥自身的知识能力，增强对学生的历史教育，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历史课堂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作者：罗亚君 单位：安徽省淮南市洞山中学
参考文献：
[1]魏杰.基于初中历史的创新教育研究[J].课程教育研究,2014,(12):12-13.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7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营销；文旅融合；价值重塑
1福州市仓山区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文化的积淀。福州市仓山区历史文化街区见证了近代福州市历史变迁，是福州近代史的缩影。福州市仓山区的老建筑是西方建筑风格的浓缩，其使用功能而各有特色。这些风格多样的近代建筑云集福州市仓山区，因此福州市仓山区历史文化街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1]。
2福州市仓山区历史文化街区在保护与开发层面存在的问题
2.1建筑物保护层面存在的问题。福州市仓山区具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凭借风格多样的老建筑成为福州市最具特色的城区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各种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昔日风采已不复存在，保护和修复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刻不容缓的任务[2]。福州市仓山区现存的老建筑仅占原有的一半，而且大多已经残破不堪。目前相关的文物保护法不够系统和全面，对这些非文物保护单位的老建筑还起不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2.2文化开发层面存在的问题。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传播，特别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福州年轻人和外地游客对于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了解不多。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移动互联网等各种新兴方式让人们了解并参与到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文化挖掘中，并且需要将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万国风情和时代风华这些文化价值与受众生活相结合，使受众与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产生共鸣。
3福州市民及外来游客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休闲旅游期待
3.1对建筑文化和历史文化深度体验的期待。旅游，通常是人们利用假日外出，以休闲和度假为主要目的，进行身心放松的休闲方式。在旅游地点的选择上人们往往选择风景名胜、“网红”景点、历史风俗等旅游度假地点。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依山傍水，位处福州市仓山区烟台山，闽江像玉带似的环绕在侧。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秀的建筑文化给予人们身临其境之感。同时，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别的建筑文化对于历史建筑爱好者而言是有迹可循的载体，也是巨大的吸引力。历史建筑有着独特且神秘的色彩，有着吸引人们探寻的欲望，对于游客而言，在游览观光历史建筑的途中就更加期待在建筑文化和历史文化方面的深度体验。
3.2对历史文化街区新事物休闲的旅游。期待新生代是思想更开放、生活更丰富、兴趣更广阔的一代，对于历史文化的旅游期待就不是单纯的游览观光，他们对于新事物接受程度更高，更希望在游玩当中遇见新事物。近些年娱乐游戏方式层出不穷，像“狼人杀”“剧本杀”“密室逃脱”“漫展”等娱乐休闲方式的出现就引发了社会上休闲娱乐的热潮。这些新事物的出现一下子就抓住了新生代的眼球，也拓宽了人们休闲旅游的方式。这些新兴的娱乐方式的出现很快引领了当下的潮流。历史建筑文化与新兴娱乐方式相结合将产生出全新的娱乐方式，也将促进社会对历史建筑的关注，也将会吸引社会大众前来[3]。
4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文旅共生”发展的营销建议
4.1开发“文创馆”旅游产业。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以其独具特色的“近代西式建筑”而闻名。目前仓山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传播主要依赖于“烟台山历史博物馆”，传播途径略显单一。开发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意为导向的旅游产业“文创馆”不失为一个好选择。首先，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有着“西式建筑”“洋楼故事”等历史主题文化，这是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文化基础”。其次，相关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可以在政府政策下的投入，加入“公益创作”宣传，激发老一辈、社会群众和大学生群体的兴趣与参与感，提高文化创意产品的创作率和增加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文化传播途径。最后，由于起步相较三坊七巷、上下杭等区域稍晚，文化创意产品行业的开发在开始阶段尚处于摸索、借鉴阶段，设计形式要避免“雷同、产品设计与优质丰富的文化资源不匹配”等问题，否则会与市场的文化需求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文创衍生品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对历史文化元素赋予新的时代特征，激发起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唤起大众尊重历史文化、了解历史文化、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意识。通过针对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文化资源的一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策略研究，最大限度挖掘文化资源，进行再利用、再设计，并开发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产品，形成具有福州市仓山区魅力的独特文化力量。
4.2挖掘文化体验项目。随着旅游者旅行经验不断丰富，已不仅仅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更倾向于通过各类感官进行全方位体验,所以旅游景区开发应迎合体验经济发展趋势，尤其对于文化遗产类旅游景区,旅游体验使其文化价值得以充分挖掘[4]。首先，不同于三坊七巷的书香文儒，有别于上下杭的商业市井，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西式建筑是百年前福州的开放风气和人文启蒙的状态展现，也是开设“体验项目”的基础内容。“洋楼”背后的万国领事馆的开放故事、天主教堂下的宗教故事、西式建筑“西风东渐”的历史、名人足迹等，是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文化价值[5]。以各种主题“文化故事”为基础结构，加入娱乐设施、角色体验、剧本设计以及风俗体验等活动完善“体验项目”[6]。在保护古建筑的基础上，引入人流，提供文化场地与范围，让游客体验近代故事，发现历史文化底蕴和意义。并且可以在政府政策下尝试与各学校合作发展，承办多期文化体验活动，从学生群体出发，让更多人了解、感受福州近代文化。其次，目前福州市仓山区、烟台山的各类建筑大多都已加入修复计划，并且有些建筑已经修复完成并改造成功，在修复、改造完成的情况下加入文化体验项目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激发古建筑活性的手段。爱国路2号的修缮完成以烟台山历史博物馆的全新功能向公众开放、亭下路的改造注入了时尚、艺术、人文等多元形式，并云集了网红美食店、艺术生活馆等风尚商业业态[7]。而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的体验项目可以以主题形态展开：娱乐体验、教育体验和美学体验。将体验主题作为设计文化体验产品与服务的纲领，围绕着体验主题这个轴线来营造经营环境、主题产品、服务与活动项目等。总之，多元化的文化体验项目始终围绕着主题这个轴线给游客鲜明、深刻的主题体验。最后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文化体验项目在深度挖掘福州近代开放文化的基础上，以投资、管理、运营一体化的模式，从文化和体验两条主线出发，以文化提炼品牌、以体验融合创新，通过线下带动线上、前端体验消费促进后端供应链发展的路径，致力于打造福州市仓山区老建筑别具一格的文化旅游体验项目[8]。
历史文化故事范文8
【关键词】知名街巷;影响因素;创新;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具体的调查方法，全面的展现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一核心问题。将历史的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相结合，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把握西安当地的地域文化，更加立体的展现出这些知名街巷的形象，同时也综合横、纵两个方面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的进行形象设计思路的谋划。
1.西安知名街巷的名称由来、历史底蕴及其发展历程
1.1粉巷
粉巷位于西安南大街西侧，粉巷的东头与南大街交汇，西头与南院门街交汇，整条街巷位于繁华的商业区。粉巷名称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在当地流传较为广泛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说粉巷是古代长安城内主营胭脂水粉的街巷，达官贵人家女眷所用的化妆用品都由这条街上的商铺提供，城内居民隔着很远就可以闻到从此散发出去的脂粉香味，因此得名粉巷；第二种传说是粉巷是古城内的烟花柳巷，青楼名妓、文人墨客常常出入于此，后来在明清、民国时期，此地成为年轻人乐于聚会的地方，来此聚会的都是达官贵人家的子弟，依然是以富人娱乐为主的场所；第三种说法是粉巷本就是当地专营面粉的街巷，由于西安城内多数古街巷均是以主营行业命名，因此推测粉巷就是专营面粉的街巷而已。三种流传较多的说法不一，但是根据街巷名称都有较为合理的解释，民间也试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的平民考古证据佐证粉巷得名的历史由来。无论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街巷的名称可能一直不变，但是其功能可能会随着人口聚居程度、官府强制规划等各种历史人为原因发生改变。当前的粉巷是西安市重要的娱乐场所，在充斥着历史文化气息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着现代商业不夜城的建设，美食、酒吧是当前粉巷的主打项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业信息的逐渐浓厚逐渐泯灭了粉巷的历史文化价值，古风古韵在现代社会当中暗淡了许多。
1.2炭市街
炭市街位于东大街中段的北侧，北边直接与西一路交汇。炭市街名称的由来遵循了大部分古街巷的命名方案，由于此地主营煤炭而得名。清朝中叶之前，长安城的冬季供暖主要由秦岭山脉中的木材提供，后来随着煤炭开采技术的引入和发展，陕北地区的煤炭成为长安城主要的热力来源，从陕北地区开采并运送过来的煤炭堆积在这里，于是附近的市民就称之为炭市街。解放之前，炭市街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干果海鲜市场，兼营基本的农副产品，解放之后，依然延续基本经济贸易功能，随着整个西安市的规划和发展方向，2008年炭市街的食品市场整体搬迁至其他地方，相关部门着力把其打造成为一个集购物、消费、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1.3五味十字
五味十字位于西安市西大街中段，同时也被称为药市街。相传元朝的时候，这里是主营医药的区域，明清以后，因为中药当中分别有甘、辛、酸、苦、咸5个味道，所以也把药市街称为五味十字。五味十字是当时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当时在这条街巷上分布着河南会馆、安徽会馆、江苏会馆、山东会馆、湖广会馆等用于来往商人办事的机构，这些商业机构的聚集足以体现出古代此地的繁华景象。也有的观点认为，此地除了售卖各种中药材以外，还兼营腊汁、肉煮馍、柿子饼等传统小吃，制作小吃的调料也在这里售卖，因此得名“味”。总之“五味十字”名称的来历总是和味道相关。当前五味十字的功能主要以餐饮为主，也是西安市著名的商业街。
1.4洒金桥
洒金桥街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内，关于这条街名称的由来，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在秦腔《拾黄金》的唱段里面唱到了金员外在洒金桥街巷上捡到金子的故事。当地还有人说，在宋朝的时候，洒金桥地区住着李氏三兄弟，有一天三兄弟往家里运木材的时候，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了去路，于是三兄弟合力把石头挪开，不料石头却一路自己滚到他们家门口，第二天李氏兄弟开门后发现，昨天晚上的石头已经变成了一大块金灿灿的金子，从那以后当地人把这条路就称为洒金桥。除了上面两个民间传说以外，在《唐书•玄宗本纪》当中记录着唐玄宗李隆基在此地广撒金币犒赏百官和臣民的故事，这也被认为是洒金桥地名的由来之一。建国以后，洒金桥依然保持着他的重要地位，是莲湖区居民重要的商贸娱乐场所，也主要以当地的特色美食见长。洒金桥街巷上还活跃着深受当地人喜爱的西仓市集，市集上出售各种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同时，洒金桥街巷里暗藏着多座寺院，其中就有当年唐太宗为其母亲礼佛而修建的云居寺，此外还有元朝时修建的清真古寺。
2.市民对古街巷的文化认同情况调查
通过街头调查的方式，以西安市最著名的粉街、洒金桥、炭市街、五味十字街为调查内容，共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超过96%。主要操作为两个指标，一是被调查者对街巷的熟知程度，二是对街巷文化的了解程度，以此综合测量街巷在民众心目中的认知程度。通过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受调查者对这四条街巷的熟知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对洒金桥的认知程度最高，其次是粉巷，次之是炭市街，最后是五味十字。受调查对四条街巷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中，对粉巷的历史文化了解较多（十分了解的人占66.28%），次之是洒金桥（十分了解的人占55.05%），对炭市街和五味十字了解程度相当，维持在22.5%上下。在关于街巷认同度问题上，显示出年龄与街巷的认同度呈现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年龄越大的人对这些街巷的认可度更高，且对街巷的历史文化了解更高。这可能由于年龄较大的本地人经历过这些街巷还未过渡开发的时期，街巷曾经依旧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古风古色，其最原初的功能是年龄较大群体的第一印象。年轻人见证的则是经过大规模商业开发和改造的街巷，其享受的服务也早就脱离了传统街巷所提供的服务，这些街巷成为年轻人娱乐的选择之一，而非唯一，因此对街巷的历史文化传承知之甚少。通过将“是否是本地人”与“街巷熟知度”两个指标做相关分析，可以发现，总体而言西安本地人对街巷的熟知度要高于外来者，但是对于洒金桥的熟知度，西安人和外来者的差距不大。原因可能是因为洒金桥是西安地铁1号线其中的一站，因此只要是在西安生活的居民对这条街巷的名称比较熟悉，且从调查数据中显示，对洒金桥“十分熟悉”的388人当中，只有62%的人对洒金桥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因此，熟知程度高并不代表人们一定真正了解这条街巷。
3.影响街巷文化认同的因素
3.1著名文化地标的冲击
西安作为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市区内和周边地区拥有大量名胜古迹，但就西安市区来说，最著名的小吃商业街集中在钟楼附近，回民街的名气远远超过其他街巷，已经成为西安的一张名片，即便本地人到回民街消费的很有限，但是西安人依旧乐意将回民街作为一个地标性建筑地向来往的外地人推荐。因此，诸如粉巷、五味十字这些从功能上与回民街相差不大的街巷，就很难再树立起响亮的品牌，很难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地标性区域。
3.2对古街巷的宣传存在瓶颈
这些传统古街巷即便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在西安的大环境下也显得黯淡无光。古街巷的宣传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瓶颈，在这些街巷的管理机构当中，主要是日常的商业管理，对规划、宣传的工作，街巷的宣传没有进行被纳入到街巷自身商业开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以当地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划和集中宣传为主。
3.3街巷本身发展畸形或功能受限
如果横向比较这几条知名街巷，我们会发现，历史上它们各具特色，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内含着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是随着商业开发的不断推进，这些街巷基本走向了同质化方向。比如，餐饮行业是这几条街巷重叠度最高的产业，很多店铺在每一条街巷上都开有分店，当消费者进入街巷之后，难以寻找到独特的文化体验。因此，街巷本身发展方向偏离带来了本身的畸形，这种发展道路导致其文化内涵逐渐淡化，功能限制增加，反而陷入了同质性的恶性竞争当中。
4.知名街巷的形象创新设计
4.1遗产保护与品牌建设相结合
西安的若干条古街巷，首先代表的是城市的历史，街巷以及周边建筑的设计风格也是中华文明古代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在这些街巷发展的过程中，最应当引起注意的就是对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只有建立在保护街巷的完整性基础上，其他的发展规划才得以可能。这些街巷普遍面临着公众辨识度低的难题，因此急需进行品牌建设，打造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内涵，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上大做文章，打造出专门的品牌文化印象，提升民众对古街巷的认知程度。
4.2文化传承与商业开发相结合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古街巷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必经之路，这里的文化一定要以本街巷的特色文化为核心要义，可以从历史当中挖掘当地的特色文化，传承具有古风韵味的各色作品。在此基础上，也要着力在文化的商品化上重点突破，使这些富有文化内涵的事物真正转变成为满足大众各种需求的消费品。文化商品化的过程应当伴随着整个街巷商业开发的进程，商业开发必须与当地特色文化相结合的主要原因，就是要避免城市古街巷旅游的同质性，特色的文化服务才能够增强街巷的品牌辨识度和不可替代性。
4.3历史韵味与时代气质相结合
厚重的历史感是古街巷的第一文化标志，但是浓厚的历史气质往往又难以与当代高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匹配，思考如何让这些古街巷的建设与时俱进，面向世界、面向新时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条理想的古街巷应当给走入其中的人树立一个静谧又不乏繁荣、优雅且不失活力、传统但不惧进步的形象。所以，在这些街巷的形象设计中，应当重点将历史韵味与时代气质相结合，做到在传承文化中创造文化，在回顾历史中书写历史。结语通过此次探究活动的深入，发掘梳理出西安流传于民间、坊间鲜为人知的有关街巷的历史故事。一系列街巷名称的由来，一连串历史文化的小故事，为本来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西安的美展现的更为淋漓尽致，也将古城的“古”字更加详细具体地体现出来。关于这些知名街巷的形象设计，我们首先考虑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将遗传保护与品牌建设结合起来，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注重文化传承与商业发展的结合，让这些古老的街巷既保留历史的韵味，又不失时代的风骨，让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古老街巷文化新的形象设计中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孙丽辉.我国城市品牌产生背景及理论溯源[J].中国行政管理，2005（08）：19-20.
[2]凯文•莱恩•凯勒.战略品牌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