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范文1
【关键词】非周期性工业；转型；工业经济
回顾近几年焦作市经济的运行轨迹，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象，那就是：焦作市经济大起大落。2000年，焦作市地区生产总值居河南省第12位，2007年上升到河南省第4位，2012年又下降到河南省第8位；2000年，焦作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居河南省第9位，2005年上升到河南省第3位，2012年又下降到河南省第7位。原因分析如下。
一、焦作与河南、全国经济运行周期的比较
从解放以来焦作市经济的发展历程看，焦作市经济运行呈现了“螺旋式上升，曲折性前进的态势”，即，随着社会的发展，焦作市的经济总量在逐年增大，经济发展的速度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对比全国、河南解放以来经济运行的轨迹，我们可以得出：一是1984年以前焦作市的经济周期长度短，河南省和全国经济周期相对较长，1984年以后焦作市的经济周期长度与河南省和全国基本一致；二是焦作市经济周期的振幅大，河南省和全国的经济周期的振幅相对较小，即，在全国和河南省经济较快增长的时候，焦作市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在全国和河南省经济下行的时候，焦作市经济下行的更深，这说明焦作市经济运行的波动性更强；三是焦作市经济运行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即经济周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到来时间滞后于全国和河南省，这说明焦作市经济运行的周期具有滞后性；四是1984年以后焦作市和河南省、全国的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拉长的趋势，这说明焦作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增加。
对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焦作市与全国、河南省月度和季度经济数据的运行轨迹看，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二、焦作经济波动的内在原因分析
从三次产业角度分析，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三次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从三次产业增速分析。分别对比近20年焦作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工业经济增速的运行轨迹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的运行轨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二是从三次产业的总量分析。分别对近20年焦作市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总量和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地区生产总值与三次产业均高度的正相关，与工业最相关。三是从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分析，焦作市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的贡献。从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工业经济的波动主导了焦作市经济的波动。
从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分析，国民经济的增长是投资、消费、进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依然从增速、总量和贡献率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主导了焦作市经济的波动。
通过上面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工业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主导了焦作市经济的波动。从焦作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工业经济是依靠外延式的规模扩张发展的，即工业经济的增长依赖于投资的增长。从固定资产投资构成分析，工业投资占据主导地位，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加。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促进了焦作市工业经济的增长，工业经济的增长又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经济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焦作市经济的波动。
三、焦作工业经济波动的内在原因分析
从焦作市工业经济运行的外部因素分析，宏观需求的波动导致了焦作市工业经济的波动。在开放式经济的环境中，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全国经济的上行或下行必然传导到焦作，从而影响焦作经济运行的轨迹。
从焦作市工业经济内部构成分析，周期性行业比重过大导致了焦作工业经济的波动。周期性行业是指和国内或国际经济波动相关性较强的行业。工业类周期性行业包括有色金属、钢铁、化工、水泥、电力、煤炭、石化、工程机械、航运、装备制造等。当整体经济上升时，这些行业迅速上升；当整体经济下行时，这些行业也迅速萎缩。与之对应的是非周期性行业，包括食品、医药等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行业，非周期性行业是生产人们必需品的，不论经济走势如何，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都不会有太大变动。粗略划分，在规模以上工业中，2012年，焦作市周期性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81%，这种周期性工业的结构决定了焦作市工业的强周期性。
周期性行业的周期循环常常沿着产业链按一定的顺序地依次发生。通常复苏始于汽车、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机械、装备制造等下游行业，然后传导至化纤、非金属矿制品、有色金属冶炼压延、黑色金属冶炼压延等中游的加工制造业，最后是上游的有色、石油、煤炭、石化等行业。衰退也是从下游行业开始，依次传导至中游、上游行业。由于焦作市的主导工业产品70%以上属于基础性原材料产品，处于产业链的最前端即上游，所以就造成了焦作经济是被传导、被影响的经济，焦作经济运行的周期滞后于全国和河南省。
四、近十年来焦作市经济结构的变化情况
从三次产业分析，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快速上升。2012与2000年相比，焦作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7.8%下降到2012的7.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31.7%下降到2012年的24.0%，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50.5%上升到2012年的68.3%，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46.9%上升到2012年的64.3%。因此，工业经济的增长决定了焦作市经济的增长。
从工业的内部结构分析，焦作市周期性工业行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86%下降到2012年81%。周期性工业行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优化了焦作市经济运行的轨迹，使全市经济运行的周期拉长、波动的幅度减小。
五、积极承接非周期性工业，促进工业经济转型发展
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财政增收，焦作市均高度依赖于工业。要实现经济平稳增长、财政的持续增收，就要求工业必须平稳较快增长。当前，焦作市工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就是波动性太强。尽力消弱工业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减小工业经济对整体经济的冲击力，努力实现工业的平稳较快增长，应是焦作市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目标。
优化工业经济结构，是一个的过程，比较现实的选择就是以增量调结构。即，焦作市在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周期性战略支撑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食品、医药、烟酒类、纺织、服装等非周期性和弱周期性行业，使全市工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周期性行业拉动，转变为依靠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行业共同拉动。因此，在当前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非周期性工业。
一是转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承接非周期性工业。非周期性工业不仅能稳定经济的增长，同时，由于非周期性工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能有效地增加社会就业。我们要站在工业转型发展的高度，来正确认识非周期性工业。
二是抢抓机遇，积极承接非周期性工业。当前，无论是国外和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还是一些跨国公司、央企和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性布局，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周期性产业，我们要抢抓机遇，积极承接。
三是引大招强，积极承接非周期性产业。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中，投资的拉动力会逐步减弱，消费的拉动力会逐步增强，这为非周期性工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非周期性企业规模越大，辐射的区域也越大，在生产地的稳定性也越强。因此，要坚持引大招强，要瞄准名牌企业和引领未来消费的龙头企业强力招商。
四是创新承接方式，积极承接非周期性产业。要着眼长远的发展，区别不同的转移企业，大胆采用代建制、代建回购制、“飞地经济”等方式积极承接。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范文2
第二章是核心章，作者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三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对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比较是判断周期阶段的基础，作者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分析，探索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认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又运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加以说明，进而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率，发现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是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体现，是市场力量和合适的政策组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足以证明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
对失业率的分析，作者认识到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失业率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一般规律是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但是在我国，由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失业问题十分严峻，失业率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难以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这一指标。作者认为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根据奥肯定律，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关于价格指数，作者写道：“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第88、89页)可见作者对价格指数在判断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通过对这些年各种价格指数的分析，可看出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存在。特别提到的是：作者观察物价并不圃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提出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也可证实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进入繁荣阶段。
通过以上方法和工具的分析，该书所得中心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第92页)当然，作者又辩证地认识到，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歌舞升平，其实宏观层面的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仍可得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的结论。
为了给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分析进一步提供佐证，作者在第三章分析中国经济波动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探索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密切。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范文3
河北省“八五至十一五”20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由896.33亿元增长为20 394.26亿元，翻了22.75倍(未剔除物价指数影响);综合货运周转量由1 520.75亿吨/公里增长为8 070.69亿吨/公里，翻了5.31倍;综合客运周转量由357.88亿人/公里增长为1 172.86亿人/公里，翻了3.23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完成投资6 431亿元，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容量将进一步扩展，同时又面临不同运输方式间的竞争加剧，各种运输方式竞争发展激烈，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显现。本文采用河北省1990—2009年交通运输与经济统计数据，分析河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期为制定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战略与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异地贸易呈蓬勃之势，各种运输方式的业务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年来，综合运输体系越来越完善，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作用日益增强，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综合运输体系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1]罗斯托认为交通运输是随着商业的兴起而发展的，运输网的扩大可引起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随之扩大。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豪伊尔提出运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在《交通运输与世界发展》(1987年)一书中，用37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定量分析认为，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奥地利经济学家E·萨克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对运输业进行了研究，奠定了运输经济学的基础。1996年世界银行在《可持续运输：政策变革的关键》一书中指出，运输是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为工作、健康、教育和其他令人舒适的环境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生活质量就会变差等[2]。国内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另一种是从交通运输学视角进行研究。两种研究利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一致。主要论述两者关系之间作用关系、投资效应。
总的说来，现行研究中存在以下缺陷：(1)多数研究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省份约三十多年的数据，这些宏观统计数据资料未能深入到交通运输结构，使分析的内容和结果均受到一定局限。(2)我国相关研究的成果分为两类：一是交通运输业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方法或现代方法中使用传统指标体系，对自然环境指标考虑多，经济指标考虑少;二是经济学专业相关学者大多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宏观统计总量数据，关于交通运输数据多数采用了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等，未考虑公路、铁路、航空网络密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经济计量分析特点，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思想，结合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基于VAR和VEC模型的交通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考虑经济指标、交通总量指标，还将微观网络密度指标统筹考虑，利用换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以河北省交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借此来反应交通运输发展规模，该指标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获取，本文首先把区域内的铁路、公路、内河通航里程加总得到综合运输里程，再根据网络密度定义，得出1990—2009年河北省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①。换算周转量②，是指将旅客周转量按一定比例换算为货物周转量，然后与货物周转量相加成为一个包括客货运输的换算周转量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在报告期实际完成的旅客和货物的总周转量，是考核运输业的综合性的产量指标。本文选取1990—2009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并将客运周转量进行调整得到换算周转量代表综合周转量，借此来反应综合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见表1)。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分析
本文将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3]，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0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得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得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网络密度时间序列、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1，相关数据资料中没有异常值和缺失值。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说明
(一)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动态关系
利用上述数据，设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为{yt}，网络密度时间序列为{xt}，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为{Zt}。并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检验水平下原序列{yt}、{xt}与{Zt}均不平稳，且含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对原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得lnyt～I(1)，lnxt～I(1)，lnZt～I(1)。传统的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需要经过差分，得到平稳序列再建立VAR模型，但这样通常会损失水平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将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变量的协整关系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根据AIC准则与SC准则最小建立VAR模型的滞后期(见表3)。
根据表3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并对lnyt、lnxt、lnZt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根据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种检验方法表明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尽管经济增长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扰动，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这导致了变量常常会在短期偏离其均衡路径。基于此，我们建立VEC模型来分析其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影响。本文估计得到关系式为：
其中误差修正项反应了变量偏离长期均衡路径的反应程度。在长期均衡中经济增长变化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与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影响。由于现在的区域经济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系统，因此河北省区域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劳动、资本、信息的交换。在这些要素流动中，交通运输发挥着导向和制约的作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交通的可达性和运输能力的扩大性能够促进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塑造城市形态;从短期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动分为四部分：(1)受上一年度的综合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影响较大，表明由于运输业产出的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流通壁垒，使得市场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2)受上年交通网络密度增长波动的影响，在河北省的区域范围内网络密度主要受交通的里程长度影响。(3)受上年度的自身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惯性，使得经济发展受自身影响很大。因此研究经济系统内部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4)来自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当经济增长发生短期偏离，系统将以0.06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变动反向调整到均衡状态。因此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过这种稳定性能够调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短期波动主要受上一期的综合周转量的增长波动以及经济增长波动变化影响，当经济增长波动扩大对网络密度的增长变化影响反而变小。网络密度的短期偏离，系统能以0.07的速度反向调整。短期内上一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变化并不能增加交通建设规模的引致需求。经济增长的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促进作用减少，交通运输的建设主要是以需求为导向，受自身的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运输需求的认识体现出浓厚的供给主导观念。这种观念在实践中延伸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供给条件去对应一定的需求或在一定的供给条件下去研究需求。从运输业，特别是道路运输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一方面交通运输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需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非常严峻的运力过剩的现象，产生了严峻的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可见一味地增加各种交通的里程、规模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大幅增长，因此应该对交通线路的节点进行优化、科学管理，使得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增加。只有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工业产值也平稳增加，交通运输的建设才会平稳推进，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促进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先决条件。
综合货物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受经济增长波动与交通建设规模增长波动的正向影响。当经济加速增长会促进货物周转量速度增长幅度。当交通建设规模加速发展时也会使得货物周转的速度提高。这与河北省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作为工业大省，在现有交通运输规模的条件限制下价值量的增加必然通过提高运输能力或者增加平均运距来提升货物周转量。运输业本身创造着巨大的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通过运输业的发展推进生产布局优化，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可大大提高资源效用，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日趋鲜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运输则是这一发展规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运输手段的衔接，就不可能出现产地与销地的空间分离，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离，只能就产就销。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经济增长推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条件[4]。
(二)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分析
利用Eviews6.0对VAR(2)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大于1，则VAR(2)为平稳系统。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lnyt、lnxt与lnzt现期及未来各期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1990—2009年间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见图2)。
由图2的第一行三个图可知，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给lnyt变量当期一个标准扰动之后，通过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对当期以后的各变量将会产生连锁变动效应，经济增长对自身的扰动脉冲响应为正，且维持在0.07左右，第七期之后趋于平稳。给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一个正向冲击，经济增长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出现负向波动，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当综合货运周转量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第一、二期响应也为零，第三期后逐渐有个小幅的正向反应，第九期趋于平稳。可见短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冲击时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综合运输周转量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拉升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只有在中长期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才明显;由图2的第二行三个图可知，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在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前五期有负的影响，之后却有正的影响，第九期趋于平稳。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对自身扰动项的响应首先为正，之后开始回落，第三期为负的影响，第五期后趋于平稳。当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受到正的冲击时，网络密度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为正的响应，第八期趋于平稳;由图2的第三行三个图可知，当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的冲击，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前二期为微小负的响应，第三期开始有正的响应。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影响时，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对其的响应为负向变化，直到第六期平稳。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对自身扰动的冲击响应为正，随着时间逐步减小，第八期趋于平稳。
在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受到正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冲击的响应为正，由于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时滞性特点，直到中期网络密度为正向反应，只有经济的长期增长才能促进交通运输建设规模的增长。而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的增加只在中期对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正向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分析
本文继续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其做法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作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如图3所示对VAR(2)进行方差分解示意图。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首先，对河北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其自身发展速度，自身方差贡献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这意味着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网络密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在26%左右，说明交通运输建设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较小，在4%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稳定趋势。即既要依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并且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利用能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
(2)各变量对交通网络密度的贡献率。交通网络密度受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短期内随着时间减小，中长期在30%左右。在短期、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率在15%左右平稳波动，但在长期贡献率达到24%左右。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加速度对网络密度的方差贡献率近似“倒U型”，在中期影响最大。短期来看交通运输的建设要靠自身的增长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对交通建设规模的直接需求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通过对货物周转量增加的引致需求在中期效果最为明显。
(3)各变量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率。货物周转量的增长波动变化主要受自身波动变化的影响，但是该影响效应随着时间逐步减小，在第十期降到38%左右。在短期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中长期逐步上升，增加到40%左右。短期内网络密度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长期达到20%左右。在短期来看，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受自身影响最大，它与货物重量与平均运距有关，在短期由于平均运距变化较小，交通建设规模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而货物运载重量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达到一定水平时，即交通运输能力达到饱和时，其对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不变。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速度带动了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路况的改善使得综合货物交通运输增长速度大幅提高。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际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业的引致需求作用不如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规模、合理布局、运输能力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主要受其自身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大，有一个正的拉动作用。网络密度、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远远小于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河北省为30%左右。因此提升交通运输利用能力，增大货物周转速度可以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具有调节作用。但是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进程。经济的增长对交通发展的引致需求作用并不明显，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冲击后会在中期对交通运输业有个正的影响，短期为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经济增长波动性为正时，短期内对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作用，但在中期对其有个正的引致需求，这种运输需求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滞后性相符。经济的增长主要受之前的自身影响较大，因为微观个体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已经盈利的经营模式，但是依据企业生存周期理论，在中长期个体会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因此会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新产品的大量出现，新的区域经济间联系增加，新的需求出现必然要求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提升和结构改变。
(二)对策建议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向供需平衡靠近，但综合运输结构过度竞争矛盾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如何演变、调控不仅是河北省，也是全国及其他一些省份所面临的问题。根据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超前也不滞后，需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规模，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综合利用能力。目前河北省及其他一些省份提出适度超前发展的规划，在适度超前问题上应认真研究和严格控制，充分考虑综合交通运输投资后其效益的滞后问题，以避免过度投资及土地资源浪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很小，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我国有17个省份(包括河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超过50%，这些省份产业结构普遍偏重，特别是河北省为钢铁大省，产量高附加值低，各省出台系列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货运周转量处于峰值区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货运量将减少，运距将增加，客运周转量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时也要注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统筹客运、货运特点及走势，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改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与节点和线路的匹配问题，使综合运输系统内部各种运输方式互补共存、紧密协作，“在运输方式的选择上，不能简单地以占用土地的多少来衡量，关键要看是否更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是否更有利于整体路网布局的完善和效率效益的提高”[5];科学规划，对综合交通系统优化升级，提高交通系统的利用能力。铁路、公路、航空建设密切配合，以防各自为政而导致过度竞争。既要考虑传统上的交通可达性、便捷性、时间效率，更要考虑产业结构变化走势和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运输系统的高效率。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范文4
一、研究理论
所谓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其实就是各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在经济周期循环阶段呈现出的经济方向和波幅的趋同性。通常的情况下，可用国家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进行二者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反映。而二者的相关系数越大，说明两国之间的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从传递机制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应该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传导的。而除此之外，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与国家经济和资本的开放程度有关，还和国家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有关。
1.国际贸易传导渠道国内宏观经济将受到来自于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引起的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这一传递机制则被称之为国际贸易传递机制。具体来讲，就是在国际贸易的流量和流向发生变化时，容易导致一国的消费和投资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引起这个国家经济的波动，并影响到其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越密切的贸易伙伴国家受到的影响较大，并且两个国家将呈现出较强的经济波动相关性。在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发生变化时，国内进出口贸易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而这样一来，相关的非进出口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也会发生改变，继而导致国内就业、产出和其他一些经济变量的改变。在不同的贸易模式下，贸易伙伴国家的需求和供给也会发生变化，而其引发的经济波动则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2]。因此，作为比较复杂的传递效应，通过国际贸易传导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需要以不同贸易伙伴类型作为样本。
2.国际资本传导渠道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利用国际资本流动传递机制进行传导时，主要的传导方式分为短期资金流动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其中，短期资金流动需要依靠国际金融市场，并使用商业票据和短期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同时，短期资金的流动还将涉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并最终通过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影响国家实体经济。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则可以借助跨国公司，在FDI流量和流向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各国家的经济波动的关联程度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了资本流动的重要方式，所以也成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FDI进入到一个国家后，跨国公司会在当地雇佣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便使投资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将导致一个国家的就业量在短期内提高，继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国际资金流动形式之一，FDI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投资，继而使国内的投资增长受到拉动作用，并使国内的经济总量增加[3]。再者，跨国企业往往是出口导向型的企业，所以可以使国家的出口量直接增加，继而促进国家贸易经济的增长。但是，不同的FDI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影响，所以其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3.产业结构传导渠道在利用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传导时，主要需要借助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其中，国际产业转移将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而国际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发展则将导致国际经济结构和增长的变化。而各国之间之所以具有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主要是因为各国之间有相似的产业结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在生产贸易产品时，会根据自身优势选择需要生产的贸易产品。所以，在一个产品的生产制造周期内，大多数产品都是在同一国家生产制造。而两个国家进行不同产业的生产则可以形成一种水平专业化分工，继而使国家之间出现相似产业结构的几率变小。在某一产业受到国际经济影响时，由于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不同，所以受到的影响将不同。而这样一来，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也将随之减弱。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对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分析
1.分析样本及指标的确定在进行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定量分析时，可以对中国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具体来讲，就是将经济活动双边相关性当做是协动性变量，而将双边贸易强度、直接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当做是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在选取样本国家时，则可以按照各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额的多少完成所有国家年度均值的计算。在此基础上，则可以选取双边贸易额比重较高，并且贸易时间超过5年度国家为研究样本。而在指标的确定方面，则需要分别完成经济周期协动性指标、双边贸易强度指标、双边直接投资强度指标和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标的选用，以便更好的完成各个因素的衡量[5]。首先，经济周期协动性往往利用国家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衡量，而活动需要是国家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相关性也要完成趋势的剔除。但实际上，利用该种方衡量需要完成若干子阶段的交叉相关的计算，并且无法将经济周期变化完成的反映出来。而根据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则可以将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指标当做是衡量指标，并利用该两项指标计算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而计算出的指数值越大，则证明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强。其次，可以利用双边贸易强度计算公式计算双边贸易额，而需要带入计算的参量则为两个国家的贸易总额和名义产出。同样的，计算出的贸易额的指数值越大，双边贸易强度就越高。再者，在进行中国双边直接投资强度的指标的确定时，可以利用中国实际利用各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反映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在计算时，则利用进口强度计算公式计算中国在一个时期内实际利用的其他国家的FDI量。而FDI强度的计算与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方式类似，得出的数值的指数值越大,双边直接投资的强度就越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从另一国家获得的FDI并非是另一国家流出的所有FDI。所以在计算时，可用投资国报告的FDI进行流出计算。此外，可以利用绝对值指数完成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构建，以便利用该指数进行产业结构相似度的衡量[6]。因此，在指数值较小的情况下，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差异就越小，而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就越高。
2.分析模型的建立在建立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时，可以分别完成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和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而在此基础上，则要分别建立贸易强度、FDI和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而相较于发展中贸易伙伴，发达贸易伙伴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研究其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可以更好的了解经济的一体化效应。根据从世界银行获得的数据，可以分别完成两组研究对象的观测值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而常用的面板数据模型有变截距模型、变系数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的样本组则需要构建不同的模型。具体来讲，就是研究发达贸易伙伴则要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而研究发展中的的贸易伙伴要建立横截面系数特定的固定效应模型[7]。但需要注意的是，混合回归模型和变截距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相同，所以变系数模型的系数不同的问题需要得到忽略处理。利用EViews6.0软件，则可以完成相关值的计算，继而分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
3.分析结果分析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可以发现，在双边贸易强度系数为正时，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较大，并且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较强。但是，在双边贸易强度得到总额标准化后，无论是GDP周期协动性还是就业周期协动性的投资强度系数均为正。在贸易强度得到产业标准化后，投资强度则为负。而FDI的系数为负，则意味着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强度较大，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协动性越弱。此外，在产业结构差异为正时，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就越相似，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程度却较低。同时，相较于双边投资强度，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较大。而这是因为，FDI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较大的影响。分析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可以发现，在双边贸易强度较高的情况下，GDP协动性较强。同时，FDI的系数为正时，中国实际利用的FDI强度就越大，而GDP协动性越强。此外，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系数为负，GDP协动性程度将与产业结构相似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较强，并且贸易强度、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等因素都会对协动性产生明显的影响[8]。另外，相较于实际利用的直接投资强度，双边贸易强度对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不大。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中国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的FDI的性质并不相同，所以将产生不同的经济周期协动性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的FDI是贸易替代型，因此FDI的增加将导致国内部分贸易被替代，继而不利于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同时，由于这些FDI在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继而导致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被发达国家利用。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了发展，继而造成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变大，继而不利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此外，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GDP周期协动性越强，但是就业周期协动性越弱。因此，在经济结构的衡量方面，产业结构差异无法将产业内部关系揭示出来。而无论是GDP协动性还是FDI强度，后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的要高，所以中国和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三、贸易强度、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范文5
[关键词] 灰色系统 电力市场 波动周期
一、引言
无论何种经济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客观存在着周期波动规律，电力市场的发展也不例外，电力市场周期波动是电力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扩张与收缩的现象。正确认识和把握电力市场发展的周期波动规律，有助于从整体上实现电力工业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避免因出现大起大落危害电力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有助于指导参与电力系统运行的各方顺应周期波动而选择相应策略。
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辨识与度量，人们多用回归分析法求得时间序列的各次多项式或指数函数方程，再通过检验对比确定最佳拟合曲线，作为辨识函数。但这种静态的描述对于经济系统分析是不够的，难以反映经济发展速度与已达到的经济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往诸多研究成果使用不同的数学工具对电力发展的特征进行了研究，而忽视了电力市场本身所隐含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缺乏一种有效地认识、描述电力市场周期波动的方法。本文利用灰色理论建模的方法分析石家庄电力市场波动周期的变化特征。
二、灰色模型周期项和趋势项分解
石家庄，河北省省会，面积15848平方公里，供电人口940万人。石家庄是以医药、纺织为主的制造业基地。目前医药、纺织、食品加工与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学原料已经成为优势产业，其中医药、纺织业为支柱产业，商贸流通服务业已成为石家庄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柱。
三、动态波动周期特征分析
1983年～2007年25年间，石家庄电力市场年平均增长率为8.86%，波动周期为8年左右。周期波动最明显的特点是整体呈现“扩张－增长”型发展，没有出现绝对额的下降，表现出明显的中长期周期波动现象；1983年～2002年波动幅度相对平稳，2002年后周期波动振幅开始增大。在上述分析结合其他一些随机因素的干扰，石家庄电力市场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周期：1983年～1990年。
这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展开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6.91%，1987年后钢铁、有色金属和煤炭工业等耗能行业开始实行全行业投入产出承包，企业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从而带动了整个电力市场一直处于较快扩张时期。然而经济的过度扩张也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矛盾，表现为投资、信贷、消费的同时膨胀超过了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对此1988年为抑制经济过热，政府果断采取了急刹车的经济政策，并快速实现了经济“硬着陆”，直至1990年结束。
第二周期：1990年～1998年。
自1991年起，电力需求增长率连续4年处于平稳快速扩张阶段，这主要是因为1992年中国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精神指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前进，国民经济在调整中不断发展。1994年经济再次出现过热，政府开始着重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优化产业结构，全面加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6年《电力法》颁布规定“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办电的积极性，电力供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连续多年的缺电局面得以扭转，1998年电力供需实现基本平衡。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后电力建设出现滞后状态，从1999年的“三年不上火电项目”到2004年的大规模“批发”电站建设项目，2003年开始电力需求与供给矛盾极为突出。
第三周期：1998年～2002年。
1998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从下半年开始，为扩大内需，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开始加大基础建设投资，从而拉动了钢铁、水泥、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迅速发展。在国家连续3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有效扩大内需，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3年目标基本实现，1999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等因素推动下，2000年～2001年虽处于扩张状态，但受前期电力供需平衡的影响，扩张幅度有所减缓，并与2002年转入收缩期。
第四周期：2002年～至今。
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出口贸易激增。国家继续鼓励投资和消费政策，同时加大货币供应量以及促进货币的流动性。工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加快。主要特点是电力发展增长较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大，年平均增长率为11.83%。2002年“十六大”以后，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快城市化等中长期目标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的影响下，传统重工业，尤其是“高电耗”行业迅速增长。随着国家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政策的适当调整，电力发展随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增长，从2002年的收缩期迅速转入 2003年开始的高速上升阶段一直到现在。
从电力增长趋势来看，“十七大”以后随国家节能减排工作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断加强，污染大企业、高能耗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将会受到一定的抑制，通过周期分析可以推算，2009年前后，石家庄电力市场可能会出现新的拐点。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电力系统波动周期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灰色系统理论的数学建模思想有着深刻的经济内涵。当实际统计值高于趋势量时波动量增加表明系统处于扩张状态；当实际统计值低于趋势量时波动量减少，则表明系统处于收缩状态。在运用灰色动态模型对经济趋势进行度量时，可直接应用原始数据列与模型拟合值之差的符号，判别系统在各时刻所处的状态，即当残差符号为正值的时段，反映系统处于扩张期，而残差符号为负值的时段，则反映系统处于收缩期，再以“波峰”、“波谷”确定其发展周期。结果证明在进行波动周期分析时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结果具有一定的精度和可靠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M] .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范文6
关键词：经济过剩危机；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经济过剩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是呈周期性波动运行。经济紧缩或经济过剩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方面。依据经济学对经济过剩的界定与我国目前市场商品全面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等经济表现，无疑，我国是处于经济过剩运行阶段。由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寻求刺激经济增长、走出经济过剩阶段的政策措施，则成为目前经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一个非常关注的经济焦点问题。
检阅现有的有关经济文献，绝大多数是套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目前我国有的经济文献称“买方市场”）的成因，由此自然地选用了刺激需求（重点是刺激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1）没有认识到我国经济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还有市场不完善方面的原因；（2）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从完整意义上说，是市场机制与市场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分析经济活动的波动原因与治理，既要从市场机制上求解，又要从市场制度上探寻，应着重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制度结构特征；（3）没有认识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人为推进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状态，既为市场规律作用所决定，也为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所决定，因此，分析我国经济过剩的成因与治理，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上所产生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必须分析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的特殊决定作用；（4）没有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分析治理经济紧缩的政策，既要从市场经济角度选用一般的治理政策，又要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积极地探索集治理经济紧缩与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于一体的政策。
以经济制度分析见长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从市场机制上分析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而且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制度原因。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对于分析目前我国的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更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
本文侧重于理论角度，述评凯恩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过剩成因、治理的不同分析，并从中得出分析我国目前经济过剩运行的成因与治理的几点现实启示。
二、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过剩危机成因与治理的理论分析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作为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经济学，其突出贡献是从理论上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他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紧缩与萧条的原因。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危机、萧条的产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根据他的解释，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不过成本和利率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吸引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会因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和流动偏好的加强，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危机使投资和消费水平都迅速下降，加之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萧条阶段。对于经济危机的治理，凯恩斯以乘数原理为根据，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凯恩斯更主张通过增加投资（由于萧条时期，私人企业家因悲观预期而不愿增加投资，所以他主张以政府投资来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有效需求，治理经济危机。根据他创立的乘数原理，投资的变动会引起收入和产出的倍数增长，所以治理经济危机的最佳政策选择就是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政府投资。
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卡尔多从凯恩斯的投资决定储蓄、储蓄与投资相等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均衡出发，并从储蓄函数、投资函数的非线性特点入手，通过两条曲线的叠加把凯恩斯的两个静态模型改造为一个动态多重均衡模型，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循环性周期模型。② 依据他的经济周期模型可以得出理论要点：（1）当事前储蓄（即人们愿意储蓄的量）与事前投资出现差异时，必然要引起经济活动水平的波动：如果事前投资大于事前储蓄，就会引起经济扩张；相反，则会引起经济收缩。（2）经济周期是由经济本身一些内在因素引起的，投资与储蓄的变动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动相互引起、相互作用，由此引起经济周期性地变动。他强调，使经济向扩张变动的因素没有使经济向收缩变动的因素那样稳定。因此，长期萧条的危险大于长期繁荣的危险，如果让经济自己调节，则经济中的波动与萧条就难以避免。（3）经济周期的长短，其一取决于储蓄和投资对经济活动水平变动反应的大小与快慢；其二取决于完成一次累积性趋势所需要的时间。（4）经济波动的幅度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曲线的形态。（5）政府抵制萧条的扩张性政策在萧条的较早和较迟阶段比极度萧条阶段更有效，政策只能缓和经济波动、推迟萧条，不能完全消除波动与萧条。
与卡尔多不同，哈罗德在凯恩斯储蓄－投资分析基础上，把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解释经济周期，提出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原始形式。③ 在这一模型中，哈罗德把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作为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内生变量，并在凯恩斯乘数原理（即在分析消费和投资对国民收入单向影响）的基础上，把加速数原理引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动态地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来分析经济周期。根据他的分析，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消费增长率会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与利润份额更多地用于储蓄而致使消费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扩张影响；另一方面又会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引起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最终会由消费－投资－国民收入之间的连锁反应而引起经济危机，所以他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关系（加速数）和乘数的联合作用。”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