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1
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国富论》，1776）中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定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时能将社会福利最大化，劳动分工、技术进步对提高生产率有重要的进步作用，三个方面是经济增长中缺一不可的。随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相冲突的。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至于在20世纪内，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美国在20年代3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相冲突的，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大伤脑筋。这一矛盾不但使新古典经济学派修改原有的理论，也使以劳动分工与组织演进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派（发展为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技术创新学派迅速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重新思考现实的经济增长原因。至今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索洛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创始人，他在19世纪9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把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融为一体的经济学体系以及均衡价格论、价值论、分配论、局部均衡论、需求弹性、供求弹性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生产函数和利润最大化假定导出供给函数，从效用最大化导出需求函数，从供求相等条件导出协调个人利益的市场均衡，该理论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函数。它在把市场竞争的功能形式化过程中，其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理论框架使分工及专业化对生产率进步的作用变为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了，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进步作用。如生产函数的公式为：q＝f（k，l），其中q表示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这里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派实际上只研究了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三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市场竞争，而抛弃了斯密的另外两个思想。从此出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脱节。
二战后，为了研究经济的实际增长，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索洛指出，增长理论应当描述或解释经济生活具有何种特征？它所作的描述究竟怎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基于“一个讲述得很好的模型必须能够再现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事实”（solow，1957）的观点，索洛设计了一种总量生产函数：
q＝f（k，l，t）
其中k、l和t是资本、劳动和时间，这里考虑了技术进步因素，只是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缩语”。在分析中，他假定技术进步为中性，规模收益不变，对美国1909—1949年的经济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此40年间每个工人每小时的产出几乎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生产函数的累积向上移动约80％。所以，按照索洛的理论，总增长的大约八分之一归于人均每小时资本的增加，而剩下的总增长为“余数”，他将“余数”（增长的八分之七）归于技术进步。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矛盾，承认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无疑地是对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但是索洛的两个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一，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劳动分工的演进与专业化的发展及组织制度的变革，使许多行业存在规模收益及经济激励递增的现象。第二，技术进步为中性的假设不现实，将技术进步看作是非体现的，即技术进步与资本和劳动无关；事实上，技术进步的一部分是体现在更高质量的机器和劳动中的，同时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他在1928年发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一文，文中指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的方向，但在扬格发表这篇经典论文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方向几乎被人们所遗忘。直到80年代，扬格的理论才被经济学家所引用。扬格的主要思想为：生产率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劳动分工的演进，技术进步是这个演进过程的表面现象，这种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一个经济组织与自我繁殖过程，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的，它是生产率与劳动分工关系演进的结果。扬格的思想核心是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而杨小凯认为实际经济是二者的结合（杨小凯，1996）。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他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杨小凯用分工的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并在计算机上作了大量模拟，建立了一个动态微观模型（yang，1987）。所有这些模型，都是从不同侧面来论述劳动分工专业化、组织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该理论认识到了技术进步的作用为内生的，比新古典经济学派有进步，但是认为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源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显然是不对的。事实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劳动分工的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专业化的步伐，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分工与组织结构的演进与制度对科技进步有反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技术进步不是劳动分工演进的表面现象。
四、技术创新学派对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強調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熊彼特从技术创新理论出发对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他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理论。“长波”也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波”约9至10年，又称“尤格拉周期”；“短波”为40个月（将近3年半），又称“基钦周期”。他认为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命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经济的发展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熊彼特的理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强调新技术、新产品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还有库滋涅茨（1930年，1953年）、丹尼森（1962年） 、纳尔逊和温特（1974年）、库姆斯等（1987）。纳尔逊和温特基于熊彼特的理论，以厂商的行为为中心点，进行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技术先进的厂商会不断投资于研究与技术开发。用这种方法，他们既领先于其他不太先进的厂商，又比其他厂商提高了工资率。所以，由于新技术更有效，更高的工资率会使旧技术相对效率较低，这刺激了不太先进的厂商去模仿新技术，这种竞争过程的结果是，行业状态从而经济状态随时变化。他们还从微观经济的假设出发，建立了经济增长的进化模型。
五、构建创新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对美国的“长波新经济”不能单独用以上三个学派的任一学派来全面解释，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解释。保罗·罗默（p.m.romer）为此作出了积极的探索。罗默于1986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罗默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从美国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新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知识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必须以创新为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开始增长至今，已有9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曲线迅猛上升，1987年道琼斯指数仅为2000点左右，到1995年道琼斯指数上升到4000点，而从1995年到1999年，仅用了4年时间，道琼斯指数突破了万点大关。与经济增长、股票市价高涨并存的是低失业和低通胀，其失业率于1999年降至90年代最低点，约4.2％，通胀率降至2.1％。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呈现的特点与以往有显著的不同：（1）经济增长周期延长。美国自1854年有经济周期纪录以来，到现在146年中共经历了31个周期，扩张期超过了80个月的只有4次，其中最长的为1961年3月至1969年12月，共106个月，而“新经济”的经济周期从1991年4月—2000年10月，历时115个月。（2）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变化呈现新的特点。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周期中，高增长与失业率下降、通胀率上升并存；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失业率上升，通胀率也上升；而90年代的经济增长时期，高增长与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9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对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出现“长波新经济”现象呢？
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是“由新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增长”（刘树成等，2000）。我们认为，新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创新，二为制度创新。正如前美国总统克林頓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所说，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为四条，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他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
第一、从技术创新层面分析。美国二战后，一直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从而率先进行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等信息技术为主线的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新的供给创造了新的需求，又以新的需求推动了新的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少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同时，美国在生物技术、机电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上有许多创新的成果和专利应用到了生产中，产生了许多新的产品。美国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数量增多，企业产生了规模经济。
第二、从制度层面分析。美国有一系列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制度和政策有：（1）引进科技人才制度。美国多次修改移民法，保证每年有一大批国外的科技人才获得h1b签证，企业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优惠待遇及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形成了吸引国外优秀科技人才的长期制度。（2）科技创新的投资制度。长期以来，企业有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进行研究开发的制度，保证了科学研究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3）高科技产业化的制度。美国鼓励兴办高科技园，实行军事高科技民用化，在企业建立了技术入股、技术人员享受利润分配、股票期权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制度能促进高科技迅速产业化。（4）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通过获得技术和产品的专利而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垄断地位，同时，科技创新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泰勒尔，1988），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5）特许制度。美国的企业为使技术快速传播且能尽快获得经济效益，实行了特许制度。特许制度有利于新技术的扩散，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6）纵容垄断的制度。美国虽然有反托拉斯法令，但执行中却是纵容了垄断，使垄断加剧。垄断使企业获得国际垄断利润，使美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美国还制定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发展的金融、财政等一系列制度，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为逐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建立创新经济学，建立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创新经济学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四个方面。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属于知识的生产，知识生产越多，经济才能发展越快，这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制度创新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证，管理创新应注重知识技术的管理，从而构成以知识为轴心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传播的体系和知识、技术、制度、管理为一体的创新经济学体系。
六、结论
1、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派。而新经济中，从美国实证分析可证明，创新是推动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核心，但技术创新需要从制度上給予保証，制度变革也成为新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2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增长极；产业集群；中原城市群
2011年中原经济区作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首次写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文件中，这就意味着我国已经“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列入部级战略层次，这就为以河南省为重心的中原地区的下一步重点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撑和各种条件的倾斜。在2011年9月份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支持建设和发展河南等中原城市发杂很难的指导意见，意味着中原地区的重点经济开发相关计划正式实施。今年，也就是2012年8月7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组织召开的中原经济区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议在郑州举行，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目前中原经济区范围已初步确定，涵盖5省30个市2个县，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是以河南等省份原有的发展战略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优良的发展传统，同时利用新时期、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转变旧的发展观念，不断提升中原经济区的创新能力，努力为中原地区经济改革实施重大实践探索。
1.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发展的重要代表，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该项理论认为，各个地区或行业的经济增长点不是同时出现的，一般出现在新型的并且具有创新型行业，在这些创新行业中其增长点往往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即形成所谓的增长极，然后利用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 并最终影响整个经济体系。后来，经过一些经济学家更为系统的研究，使增长极在横向和纵向上同时具备增长扩散的条件。一般来讲，主导产业城市就是所谓的增长极，因此，我们可以给出增长极的两个明确的含义：一是在行业内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某种产业；二是，在一定的区域形成产业集聚区，形成独特的竞争中心。
在具体实践中，利用增长极理论的观点可知：欠发达地区的要想发展经济，首先是需要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吸引投资，同时将特定区域或城市发展为增长极，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确立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心位置， 然后再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 使得增长极的集中和扩散作用有效的发挥作用，最终带动临近区域该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极化效应主要是指依靠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积聚，而扩散作用主要依赖各生产要素向外部产业转移。在新型产业的发展初期，主要依赖极化效应，一旦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扩散效应不断加强，而极化效应不断减弱，形成替换。增长极理论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强的影响效应，不少国家利用增长极理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机制，按照地区优势，挖掘增长极，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观察当前以河南省委重心的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和特征，河南作为中原经济区的增长极万事俱备：首先，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交界，交通优势突出。而河南更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枢纽，是真正的“中国之中”。其次，河南的劳动资源将为中原崛起提供有力的保障。河南作为我国的人口大省，一亿人口带给河南富足的劳动力，面对人口所带来的劳力优势，经济学家将其形象的成为中国劳动力的“蓄水池”。再次，河南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核心区，拥有辉煌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而前四千年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河南。所以，它应该也必然会担当得起增长极这一角色。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平衡的时候，实施区域经济增长极战略， 发挥区域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无疑是发展区域经济的突破点。
2. 基于制度创新的增长极模型构建
（1）发达地区的制度创新特征
根据以上假设和分析，制度创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创新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持久且迅速。制度创新发达地区内生条件，与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函数，能够优化各个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提高作用效率，切实推动经济发展，并且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呈现明显规模效应。
（2）落后地区的制度创新特质
一般情况下，落后地区的制度创新是通过发达地区扩散作用的结果，是外生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创新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的扩散和转移是必然的，不需要花费时间和资金成本的，因此，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制度创新差异较大时，会引起制度创新的自主扩散，形成独特的区域经济计划效应。
（3）制度创新作用的发挥
制度创新机制依赖区域经济发展的其他要素诸如土地、资本的增长变化以及各项系数的变化发挥作用。即制度创新的效应大小取决于各个要素之间组合的优化与合理配置。制度创新的内生与外生的本质取决于制度内生后的积聚和扩散作用。
（4）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说明
建立内生增长极模型的目的在于分析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在制度创新角度上的微观过程及其相关机制。具体的过程通过衡量两种不同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的产出增长率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分析，其前提条件是有无制度创新优势的存在。若产出增长率的差与所需时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足以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可以依据此模型展开数理层次的推导。
3. 构建中原经济区增长极的若干建议
国家建立中原经济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区域经济制度创新增长极理论，推动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进而拉动我国整体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通过对制度创新理论实践过程，中原经济区的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家关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规划主要是以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创新，培育制度上的新标的，以制度创新为基础，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带动技术和资本等其他要素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不断前进，实现区域经济的跨越发展。由经济区自身的内化创新过程，结合外部各项政策的倾斜，实现内外统一协调拉动经济的效果。
第二，中原经济开发区规划的实施应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社会各组成单位、经济相关组织的能动性，多方面、多角度的实现制度创新。
第三，经济区的发展在于创造新的增长极，其制度创新不仅仅为本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更需要对相关区域形成映射和传导作用，不断通过优势差进行制度创新的扩散过程，实现整个实验区的经济发展特色。
4.结论
在构建中原经济区增长极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同步发展。首先，继续稳步推进粮食产区的核心地位的巩固和发展工作，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机制，巩固现有的种植面积和规模。不断加大农业投资，坚持科技兴农，把环境保护工作当成重点整改任务，控制污染，为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不断努力。力争实现该区域种植业生产的机械化、产业化、集约化，不断推动粮食品牌建设，树立区域经济特色，实现产业化经营管理。其次，转变农业发展思路，借鉴工业发展模式，大力推行农业现代化。重点打造多项农业产业链的发杂很难，鼓励农村土地合法、有效的流转模式，鼓励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模式，不断实现规模效应，建立产销一体化、标准化，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真正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最后，结合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作用，努力做好农村发展改革中的新问题。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问题， 农村贫困家庭的救助机制问题，农村人口减少以后的迁村并点问题， 农村群众生活环境的改善问题，总之，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原则，寻找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法。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以及其增长极的建设，必须以新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产业集群的建设为重要着力点，依托于新型城镇化为主导的中原城市群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以稳定农业和粮食生产，总之，“三化”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原经济区经济稳定而高效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任俊英.构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思考[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第17页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3
关键词：能源消耗；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马尔科夫预测
1 引言
能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息息相关，而且，能源利用的不断变革就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展标志之一。能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存在依赖性，另一方面能源作为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同时也会成为一种制约因素，这是由于能源的稀缺性以及能源的利用会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负产出。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能源对内蒙古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高度依赖能源推动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相悖的。随着地区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气候问题、节能减排、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已成为大家众所瞩目的问题。
2 实证分析
2.1 内蒙古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2.1.1 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
论文选取2009年-2013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记为参考序列X0。能源消耗指标由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和其他能发电4个指标作为比较序列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相应指标见表1。数据来源于《内蒙古统计年鉴》，《内蒙古能源统计年鉴》。
表1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灰色关联指标
2.1.2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第一步：初始化，即将该序列所以数据分布除以第一个数据。得到：
第二步：求序列差
第三步：求量极差
第四步：计算关联系数
取 ，有：
从而：
第五步：求关联度
计算结果表明：煤炭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关联度最高，为0.74，其次是石油消耗和水电核电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天然气消耗总量与经济增长关联度最低，为0.54，排列顺序为 。
2.2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灰色模型GM（1，1）
以原煤为例，对原煤原始序列作一次累加得到序列
原序列如下：
一次累加序列如下：
均值序列如下：
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软件计算得 。所以基
于GM（1，1）理论计算的方程为 。
由于-a≤0.3，此时GM（1，1）可用于中长期预测。由次可以得到GM（1，1）的时间响应序列为 。
累减还原，得 的预测模型为： ，得预测模拟值为：
只有预测数列与原始数列高度拟合，才能对未来数据进行准确预测。在建模后，须经残差修正后模型的准确性才能得到提高。得出模拟值后进行误差检验，下表为误差检验表。
表2 误差检验表
后验差检验：C=0.0443
关联度检验：关联度r=0.62354>0.57，通过检验。由表2可以看出，模拟误差较小，进一步计算残差平方和。
平均相对误差：
通过灰色关联度软件，我们可以预测2014-2016年的消费数据为
。
3 小结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4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但是，由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难以满足。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的动力。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假定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间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该模型由此得出结论：各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在各国间要素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将增强这一趋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 增长率的差异。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为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罗默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罗默，1986）。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卢卡斯，1988）。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1994）。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许多新问题，如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都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了解释。因此，应当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如果生产纯粹是一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工程关系，那么产出的任何变化，除了那些随机扰动导致的外，都将是投入变化的结果。然而，可观察的生产函数一般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纯工程关系，因为每一种可观察资源的使用密集度，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是他们对制度安排、获利机会等等的反应（林毅夫，1990）。基于这一理由，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会没有影响，我们必须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才能更完善的进行增长的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为主流、传统的方法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此方法将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显示的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结果中不能被劳动、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并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此后乔根森、丹尼森等人对索洛法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是提出了一些测算收入和资本、劳动等投入的新方法；一方面是根据增长理论的进展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如人力资本等。在本文中，我们将制度作为一种增长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5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供求关系特征和经济下行的原因来看，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供给存在缺陷，主要表现是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根本出路是深入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改善供给状况，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不断变化升级的需求。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基本建设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即使是创新创业、增加有效供给也离不开投资，因此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改善供给的同时，仍然要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加大必要的基本建设投资，更好地发挥那些具有潜在需求的过剩产能的作用，实现结构优化和稳定增长的双赢。
究竟应该如何科学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经济走势，提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分析和需求管理方法，也可以借鉴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分析和供给管理方法。然而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而言，更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特别是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和回答中国经济问题。
按照中国经济在供求方面的际情况，从供给方面来看，是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决定生产不能增加、必须减少，否则过剩会更严重，因而经济增长下滑；有效供给不足（不少产品需要进口、外购），需要增加的生产（即供给）本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短期内不能或者难以扩大，因而也导致经济下行；由于供给过剩远大于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远大于有效供给，即使增加有效供给，也难以改变总的生产过剩，更何况有效供给短期内增加有限而且困难，所以难以阻止经济下行态势。
从需求方面来看，是有效需求不足，具体表现是出口增长下降、投资增长下降、消费需求不足，“三驾马车”都表现乏力。供求关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生产过剩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主要是相对过剩，即还有大量潜在需求没有满足的过剩，或者说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造成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生产出了的东西没人要、卖不掉，自然会造成生产减少、经济增长下降。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直接原因是供给过剩、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因此稳增长必须供求两端发力，主要应该增加有效供给和有购买力的需求。去产能、去库存、优化供给结构是必要的，但只是减少相关生产，短期内不仅不能保增长，甚至会加剧下行，而且去产能、去库存应该尽量不采用销毁的方式，特别是对有潜在需求的生产过剩，应该是通过尽可能增加有购买力需求的方式予以消化吸收。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6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特别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但是，由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难以满足。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是封闭的，仅研究某一国家的经济增长，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长期看可称之为唯一的动力。另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假定各个国家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同样的技术，因而各国间没有技术水平的区别。该模型由此得出结论：各个相互独立的国家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在各国间要素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将增强这一趋势。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
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为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罗默认为，生产要素的收益问题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因此，在他提出的增长模型中放弃了这个假设。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不仅进入了生产函数，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经济增长（罗默，1986）。卢卡斯的建模思想和罗默稍有不同。他的增长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把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卢卡斯认为正是各国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国在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卢卡斯，1988）。
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1994）。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而降低交易费用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现代经济增长中的许多新问题，如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都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了解释。因此，应当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如果生产纯粹是一种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工程关系，那么产出的任何变化，除了那些随机扰动导致的外，都将是投入变化的结果。然而，可观察的生产函数一般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纯工程关系，因为每一种可观察资源的使用密集度，取决于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是他们对制度安排、获利机会等等的反应（林毅夫，1990）。基于这一理由，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会没有影响，我们必须将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才能更完善的进行增长的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为主流、传统的方法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此方法将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显示的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结果中不能被劳动、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称为“索洛剩余”，并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此后乔根森、丹尼森等人对索洛法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是提出了一些测算收入和资本、劳动等投入的新方法；一方面是根据增长理论的进展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如人力资本等。在本文中，我们将制度作为一种增长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成分从单一走向多元。在计划体制下，我国长期以国有经济为主，在许多领域甚至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以来，上述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非国有经济日益发展壮大。以工业为例，1978年非国有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的22.8％，1988年增至43.9％，1998年更增至71.9％，20年间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对比正好倒了过来。同时，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市场经济”这一决定性的转变表明了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过程，我国改革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市场化的改革。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体现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活动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1978年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近一半，1988年这一比例降至10％左右，1998年进一步降至不足5％。其他领域如劳动就业、物资流通、价格决定等也有大体类似的变化。此外，改革开放还带来了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的演化。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的分配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利益的分配逐渐向企业本位和个人本位倾斜，利益分配机制不再是国家行政命令一统天下，而是越来越多的依靠市场经济原则来决定利益分配。国家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额有所下降，居民和企业的份额上升，比如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近1／3，1988年降至15.8％，1998年则只有12.8％。最后，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在贸易、金融、投资领域全面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程度在稳定地和大幅度地提高。从1984年到1995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比率从17％提高到40％，对外金融比率从1.6％提高到25.6％，对外投资比率从0.45％提高到5.4％，对外开放比率从7.4％提高到25.3％。去年我国成功的加入WTO则更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达到了新的层次，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的国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参与力量。
一般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第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应用；第三是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但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制度变迁可以促使以上三方面原因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即让一个或更多的经济人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让经济人造他们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具体表现为利用潜在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和外部经济，或者提供更丰富的信息、良好的预期等等。
具体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可以看成是中国逐渐参与和学习世界经济的过程，这一变迁使得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合作中来，从而中国可以获得比开放前更丰富的技术、制度和资源，或者说中国经济的生产可能集增大了许多，这当然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表现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分工与专业化本身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它又将带来新的分工与专业化，从而使经济增长成为一种长期趋势（杨小凯，1989）。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除了增大生产可能集和重新分工以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为微观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有助于冲击长期闭关锁国给企业和国民带来的落后的思维方式，使我国逐步回归到国际社会中去，从而更深层次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而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资源配置的主体和机制都发生了转变。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增加，使一部分产权明晰化，使得部分经济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真正的产权；同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国有经济的垄断，有利于竞争机制发挥作用。总之，产权制度多元化既有助于全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体现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事务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而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是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它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方式，使得经济主体的主观努力程度得到提高。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问题，使经济增长建立在一个合乎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样就为产权制度提供了保障，为激励机制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讲中国制度变迁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必然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增长，下文将对这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经验数据中发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体有多大。
三、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从现有文献看，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因素作实证分析并对各项因素进行精确和详细的分解尚有一定困难，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理论问题，同时也面临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等等因素。当然，方法论和统计数据等方面的困难，并没有令经济学者放弃这方面研究努力。早在8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和研究机构（如世界银行，提德克（Tidrick，1986））。但由于我国经济数据结构不能直接满足生产函数的需要和某些假设，所以大多数研究人员只是根据自己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和对数据的判断作相应分析，或仅进行一些局部性的研究，结果不同机构或学者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陈宽、谢千里、罗斯基、王宏昌、郑玉歆（1989，1993年）对中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53～1985年间生产率进行的研究；麦克哥金（McGuekin，1989）等对中国工业1980～1985年多因素生产率和增长原因进行的研究；李京文、郑友敬等（1989，1990，1992）对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胡永泰、海闻等（1994，1998）对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所作的研究；郭克莎（1993）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支道隆（1992，1994）对中国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刘小玄、郑京海（1998）对中国国有企业效率决定因素的研究等等。
在吸收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一些指标换算，运用生产函数方程对中国增长源泉进行分解，并就我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因素进行经济计量检验。本文中我们采用的生产函数是一个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技术和制度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我们的基本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Y＝AK[a]L[b]I[c]e[ε]（1）
其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未显示的进入生产函数的增长因素，对此我们沿用索洛余值法来处理；C和L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I代表制度变量，a，b，c为参数，为随机扰动项。对于收入，我们使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描述，换算成为1990年不变价，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对于劳动投入，我们使用从业人数来代表，由于1990年以后统计口径的变化，我们对1990年以后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对于资本投入我们采用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换算成为1990年不变价，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
为了对制度变迁进行量化测度，本文参考金玉国（2001）的研究成果引入四个制度变量分别对制度变迁的几个方面进行描述：
1.非国有化率（FGYH），反映经济成份多元化的程度。转型时期经济成份多元化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非国有化，由于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因此非国有化率可以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代表。
FGYH＝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全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SCH），用来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
目前我国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方法有十余种，金玉国所使用的“市场化程度”指标是在参照卢中原、胡鞍钢提出的“市场化指数”指标的基础上略作改动而成的。因为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及其变化特征可以从生产要素（资金、劳动力、技术水平等）配置的市场化和经济参数（价格、汇率、利率等）决定的市场化反映出来，所以市场化指数是上述两个方面按其重要性不同加权合成的一个指数。
SCH＝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0.6＋经济参数市场化指数*0.4
式中，“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用投资的市场化代表，它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因为这三项投资的规模基本是由市场决定、投资者自主决策的，其比重大小大致可以反映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经济参照市场化指数”用价格的市场化代表，它是所有商品价格中不是由国家定价的比重，由于资料的制约，本文使用农产品收购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
3.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CZSR），即CZSR＝国家财政收入／当年GD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