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范文1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实践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形成的背景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界改革的成功，政府公共行政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已显得日益力不从心，并且在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指导下的政府机构内部也危机重重，政府行政改革迫在眉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应运而生。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及要义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努力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不断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它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委托――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其支撑点。其倡导者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交易成本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其要义为：
1、改变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形成新的“顾客”“客户”关系，并把这种顾客至上的理念带进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理论当中来，使政府服务以顾客为导向。
2、更加注重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示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通过这样能更好的产生所谓的经济、效率和效果。
3、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等。与传统公共行政排斥私营部门管理方式不同（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坚持引入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如“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戴维奥斯本和彼德普拉斯特里克在他们的著作《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明确提出摒弃官僚制的主张。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合著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由于描绘了“造政府”的“路线图”而风靡全球。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在其专著《公共管理导论》中完整系统地研究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的不同概念和特点，阐明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并研究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和一般趋势，从理论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进行的行政改革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统称为“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盖伊彼得斯第一个系统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彼得斯在对传统治理和全球行政改革进行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治理的四种模式，并对每种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比较分析。
随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国内一批学者开始著书、撰文对其进行介绍，一批介绍性书籍及文章相继出现。如：周志忍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卓越教授的《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走向分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1期）等。这些书籍及文章成为国内学者了解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资料，为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90年代末期，国内结合新公共管理的相关主题讨论我国行政改革的文章逐渐增多。而这其中又以讨论我国究竟能不能借鉴新公共管理的做法，实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居多。此外，这方面研究的相关文章还有张国庆教授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卢明教授的《公共管理学管理范式的演进》（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唐钧教授的《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载《新视野》2000年第5期）等。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
1、实践成效
（1）它不同程度解决了发达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升了政府运作能力，回应了在全球化中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2）不仅在西方，也对包括东方在内的一些国家，它提供了当代公共部门管理的新模式，在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也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3）新公共管理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了许多创新。从理论上讲，它改变了传统行政学的研究范围、主题、理论基础等。它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奠定了更广泛、坚实的理论基础，开阔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为政府的行政提供了许多的新模式、新方法。
2、实践中的不足
（1）新公共管理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以利润为最终目的。（2）新公共管理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3）新公共管理强调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主张公营部门私有化，实际上是很难付诸实施，放弃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逃避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4）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以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控制，破坏了传统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和。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实践
（一）新公共服务理论形成的背景
基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总结与反思，对“新公共管理”的各种质疑的理性思考，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罗伯特V登哈特和珍妮特V登哈特于 21 世纪初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登哈特夫妇指出：“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及要义
所谓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指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等理论为基础，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理念。其要义为：（1）政府的职责是服务而非掌舵；（2）追求公共利益是主要目标；（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超越企业家身份，重视公民身份，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5）责任并不是单一的，即公务员不应仅仅关注市场，亦应关注宪法和法令，关注社会价值观、政治行为准则、职业标准和公民利益；（6）重视人而不只是生产率。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大多比较分散和不成体系。英国著名学者E费利耶（EFerlie）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The New Management in Action） ―书中关于政府治理改革模式探讨中提及到了“新公共服务取向模式”（new 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美国纽约大学学者保罗C莱特（PaulCLight）在其《新公共服务》（The New Public Service） ―书中，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三个特征。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教授詹姆斯派瑞（JamesLPerry）在其著作《民主与新公共服务》（Democracy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对学者Frederick Mosher在《民主与公共服务》（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ervice） ―书中关于民主与公共服务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并且认为新公共服务已不同于以前的公共服务。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得算是罗伯特B登哈特（RobertDenhardt）和珍妮特V登哈特（Janet VDenhardt）夫妇合著的《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ng，Not Steering）以及罗伯特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公共服务中的行政领导》（Executive leadership in the public service）以及登哈特夫妇的论文《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The New Public Service，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等。
国内学界对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来自对西方有关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著作和论文的翻译，以及关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介绍和评价的期刊论文。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国内学界对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借鉴和吸收主要体现在“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中。与新公共服务有关的研究论著包括：刘俊生教授翻译的登哈特夫妇的论文《新公共服务：服务而非掌舵》对新公共服务理论做了精炼的概括和阐述；丁煌教授翻译的登哈特夫妇的著作《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是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扶松茂和丁力共同翻译的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有所涉及和阐述。其他与新公共服务有关的译著还包括学者吴琼翻译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戴维约翰法默尔著）和《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麦克斯怀特著），李学翻译的《民有政府：反政府时代的公共管理》（谢里尔西姆拉尔金，卡米拉斯蒂福斯主编），孙柏琪等译的《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理查德博克斯著）等著作，这些著作虽未直接提及新公共服务，但从很多方面对其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从中吸取了相关理论和元素，并以此为基础。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实践
1、实践成效
（1）新公共服务理论完善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它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好的方面与民主治理融合了。这种兴起的理论模式填补了旧公共行政的不足，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构建现代公共行政研究规范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为理论与实践上推进政府改革具有借鉴作用。（2）创新了行政管理新的实践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当初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的价值所在，在抛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缺陷的基础上，建立出一条更加关注民生与公民利益，更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新的模式选择，是新公共管理的发展。（3）提升了公共性质的思想和方法的解释力。新公共服务理论是较为全面的理论，它不仅强调了公平与正义、民主价值与公共性的论述，还重新规划了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传统蓝图。（4）突破了限于政府失灵和市场竞争优势的眼界，提出了政府在以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新的观念。从理论上说，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人们所熟悉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超越。从实践上讲，新公共服务理论重新回归到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2、实践中的不足
（1）新公共服务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特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体系，在面对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发展问题，产生西方发达国家现实背景与话语体系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有其深刻的话语局限性。（2）从责任的定位来看，政府责任与公民责任的界定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定位，新公共服务并没有明确的界定。面对现实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冷漠，如何提升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民，如何提高公民参与的效能感，新公共服务也没有提供良方。（3）相对于管理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倡议和宣扬多于实际的可操作的科学方法和技术，甚至作为政治途径的一种，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一些涉及根本性政治问题时做出有成效的回答。
结语
以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主要是以效益为导向，建立企业家政府，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等；政府的作用就是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促进自由选择和实现效率，公民就是顾客，公共行政官员被视为旨在以低成本、低消耗和高效率来促进市场活动完成的市场参与者。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则主要是追求公共利益，奉行服务理念，凸显公民权利、公民意识、公民身份和公民价值，强调民主对话沟通协商基础上的政府与社区、民众的合作信任和互动共治；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或激励，而是服务，民主的观念与对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崇尚，不仅应贯穿于公共行政的运作中，而且应在行政组织内部牢固加以确立。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作为当代公共行政的两个主流理论，彰显了顺应时展的先进性。新公共管理的根本特性是追求效率价值，新公共服务的根本特性是追求公平价值，二者各有其核心理念，各有其发展空间。我们研究它们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并非要舍去其一，而是希望在二者间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使它们在当代政府治理与改革中共同发挥作用。
因此，我们完全赞同将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纳入有学者提出的多元行政观的思想图谱里。在其理论发展和实践当中，我们更应该注重二者的理论互补关系，充分发挥双方的积极因素来共同指导社会及政府的发展与建设。（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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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 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陈振明.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范文2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 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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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范文3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来源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以企业经营理念为基础,重新研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法的理论,其理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他们认为人是自利的,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市场中是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不会发生变化。”[1]公众选择理论主张:(1)注重竞争与个人选择。市场机制主要是竞争机制,公私组织之间、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这种竞争给公众提供了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机会,公众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可以决定单个公共组织的存亡,迫使公共机构尽力改善服务,以赢得更多“顾客”。(2)分权化。通过分权达到“权威分割”的程度,并且允许不同组织在职能和管辖区上的重叠交叉,使公众更方便地“自由选择”。(3)自由化。政府放松对社会和市场的管制。保障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在编制预算和政策运行方面,尽可能地去限制官员的“自由度”,保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管理主义。管理主义认为管理是一种纯手段的活动,强调自由管理原则、方法和技术,以及明确的绩效评估。他们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在管理上并无本质差别,具有共通性,它所包含的原则和方法可以同时适用于私营企业和公共部门。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
从严格意义上讲,新公共管理从产生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致”的理论立场和统一明确的模式,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公共管理部门的变革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特点。西方行政学家帕特里夏•格里尔概括了新公共管理的一些内涵:(1)公共服务组织的分散化;(2)对高级人员的雇佣实行有限任期的契约制,全面货币化激励;(3)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分工;(4)强调降低成本;(5)从政策转向管理,转向重视绩效和评估的量化方法和效率标准。[2]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市场机制在公共管理中的主要作用,综合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组织分四种类型,即政策组织(如计划委员会)、规制组织(如证券管理委员会)、服务提供组织(如就业服务局)和服从型组织(如警察局)。前两者主要负责“掌舵”,而后两者的职能是“划浆”。[3]政府应注重这两种职能的分离,政府应集中精力掌好舵,即做好决策工作,而非划好浆,即做好具体的服务性工作。如英美两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社会上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私营组织、非赢利组织)去生产,政府通过对公共服务的生产指出方向,进行规划等形式发挥政策职能,减轻了政府负担,又提高了行政效率。
(2)注重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基于管理主义的管理“共通性”的原理,西方国家广泛地将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经验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中。如通过合同出租制即招标形式,把政府所从事的服务和业务推向市场;对公共组织和雇员进行绩效评估;采用全面的目标管理和质量管理,明确工作目标,重视工作结果和产出,而不仅仅注重工作过程,对超额完成预期目标的进行奖励,特别注重对雇工的物质激励等方面。
(3)加强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成就、业绩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正如美国学者马克•霍哲(Marc.Holzer)所说:“把业绩评估作为一个衡量程序的过程或系统来看,是有益的,这种衡量在于组织机构评价它们目前与以前的业绩相比,与其它机构相比究竟做得怎么样,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声称的目的和目标。”[4]公共服务部门的绩效评估内容包括效率和成本效益、顾客满意度、投入产出比率、服务质量等方面。在实践中,绩效评估主要以3“E”为标准。即Economy(经济)、Efficiency(效率)Effectiveness(效益)。在具体操作中可以根据工作特点和组织性质设计的一系列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改进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也让政府对公众的需求更负责任。
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政府应善于下放权力,实行参与管理,通过积极合作,分散公共机构的权力,简化内部结构上的等级;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效率,重视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政府要重视公众的需求,把公众视为顾客,政府应象企业一样具备“顾客意识”,受顾客驱使,建立明确服务标准,改善服务质量,降低政府服务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以英国政府为例,英国政府在90年代初推行的政府承诺制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政府通过将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从政府各部门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半自治性的“执行局”来承担这种职能。并且于1991年制定了《公民》,明确了服务业的服务标准和公众的权利,改善了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评价
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在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下面从其理论创新和理论评价谈一点看法。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
首先,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较为广泛的知识框架。它吸收了当代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精华,结合了管理学、经济学、政策分析、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建立起公共管理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表现出较强的学科综合性、交叉性和交融性。它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成本———收益分析、交易成本理论、理论作为自己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利用了企业管理中绩效评估、顾客导向、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方法,将其运用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
其次,新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了一种公共行政的新模式。变官僚驱使的政府为顾客的公共行政模式。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公众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没有选择的余地,政府官员常以傲慢的恩赐者的姿态出现,对他们应该给公众提供的服务常是忽略的。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是把企业中全面质量管理法引入到政府管理中,要求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了解顾客的需求,并且以契约形式明确公共部门应该提供的服务,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通过建立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元结构,促使供应者之间产生竞争,从而提高了供应的效率。
同时,变集权制管理为分权式管理。通过给基层人员更大的自,鼓励雇员参与管理,承担责任,调动雇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改变传统体制下低效率、被动式的管理方式。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论注意从经济学途径来研究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理论和产权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学也拓展了政府管理的研究领域,涉及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未涉及的一些主题,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选择等问题,使其理论更加丰富和充实。可以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这些创新,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并且对于当代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实践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2.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评价
新公共管理模式作为当代在西方各国影响较大的一种公共行政模式,在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受到西方学者们的批评。
(1)“黑堡学者”[5]的评价
黑堡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注重市场机制,主张小而美的政府,将企业管理方式引进公共部门的做法不得推崇。黑堡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虽是追求公共福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仅靠市场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政府代表公众整体的利益,掌握公共权威,才能把握社会发展方向,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黑堡学者认为公共行政不同于企业管理。(1)政府官员不能象企业人员在与对手们在竞争中追求市场与利润,他们应注重公共利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2)作为公共部门服务的对象公众,不同于私营部门的消费者与供应商。公众对公共部门的效能和作用有不同于私营部门的认知与期待。同时,在行政体系运作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经验、工作特质与私营部门也有很大差异。公共行政要求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能力进行管理工作,与全体人民的福利(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已任,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合乎宪法规范,在这些方面,公共行政与企业管理都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企业管理的方法搬到政府公共部门的管理。
(2)哈伯尔和格林教授的评价
美国怀俄明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伯尔•劳伦斯(Hubbel.Lawrence)和格林•理查德•T(Green.RichardT)在其合著的《论治理和重塑政府》一文中指出,将企业管理模式引入政府,并且成为任何公共组织和公务员可以仿效的行为准则,这是对美国政府及治理模式的极大偏离。这些偏离会引起“三权分立”体系中的制度关系、法治、分配效率等的稳定与平衡。由于政治领域内的需求和组织行为与市场中不同,把市场驱动和市场刺激应用于公共部门的管理和组织原则,将会对行政体制的稳定和平衡造成危害。[6]
(3)查尔斯•古德塞尔的评价
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范文4
一、公共事业管理的内涵
社会生活不可能是单个人的孤立的生活,人们必须成为“社会人”,依靠以生产关系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关系的联结,组成一定的社会共同体才能生存和发展。公共事业,从本质上说,它是为社会公众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活动,它应该属于社会自身的事业,因此,社会自组织参与和承担对公共事业的管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社会自组织得以发展的必然要求。应该由国家承担的公共事业管理职能由相应的行政组织承担起来,应该由社会承担的公共事业管理职能由社会自组织承担起来,这也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合理关系模式的重要内容。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完整地揭示出公共事业管理的明确内涵,即公共事业管理是指部分行政组织和社会性组织依法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及安全的维护等所进行的规划决策、组织协调和监督控制活动。
二、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界定
从以上对公共事业管理内涵的分析中,我们对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认为,所谓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依照法律规定专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及安全的维护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性组织和社会性组织的总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
1.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性组织,它们是掌握行政权力,承担着公共事业管理的行政职能,如承担教育事业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文化事业管理的文化行政部门,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的卫生行政部门等等;另一类是社会性的组织,我们通常也把它们称为类行政组织,它们承担部分公共事业管理的职能,但它们不是政府的构成部门,不掌握行政权力,如社会中的各种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城市(镇)公用事业部门(自来水、电力、煤气、公交)等等。
2.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及秩序为主要职责。能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安全和秩序,是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直接支持和保障的管理部门才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那些起间接作用的组织(如政府办公厅等行政辅助机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
3.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生产和提供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其活动实质是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像私人机构那样要以盈利为目的。公共事业管理尽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这种管理活动也需要付出管理成本,那么这个成本费用由谁来支付?我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拨付;二是有偿服务收入(按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收取的费用);三是通过社会的赞助、资助、捐赠、收入等筹措的资金。
4.工商组织、行政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区别与联系。工商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工商组织是绝对的社会性组织,它主要从事社会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公共事业管理组织既有行政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其存在的目的是规划、组织、监督、协调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它不能,而且也不允许以赚钱为存在的目的。必须注意的是,有些工商组织也承担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但它们属于公共事业的作业层,而不是管理层,它们与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往往是业务委托关系,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公共事业的管理主体。行政组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必须责无旁贷地贯彻和执行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优先保证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实现。而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无论作为行政性组织,还是社会性组织,其主要职责不在于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在于为社会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必须的公需产品和服务,它的政治色彩已经大大降低了,比如行政性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尽管它在从事公共事业的管理过程中仍然要坚持统治阶级所确定的政治方向,贯彻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但它所涉及的具体事务,大量的是管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应该具有服务性、公益性、社会性、职能性、法制性的特征,这里不一一解说。
三、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属性和社会背景
1.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性质。公共事业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因此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性质是由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质决定的。那公共管理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呢?目前,在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中,将公共管理列为管理学的二级学科;在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的申报中,则将公共管理归属为政治学,属于政治学其他学科。讨论其学科性质,是讨论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的理论基础。
2.公共事业管理的社会背景。从公共管理的政治学属性看出,研究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必须依据特定的社会背景,因为不同社会背景中政治活动的主体与客体是不同的。从上述讨论中已经看到,目前,学术界对公共事业管理的社会背景存在两种选择:一是中国现阶段公共事业管理的实际状况,二是中国公共事业管理改革(主要是指“政事分开”)的预期前景。从公共事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分析,上述两种选择都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前者是基于公共事业管理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公共事业管理理论现实意义上的应用性学科性质,也使公共事业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意义上的科学性;后者是基于公共事业管理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未来预测性,体现了理论研究相对社会实践的超前性与指导性。同样,从公共事业管理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分析,上述两种选择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以中国现阶段公共管理的实际状况为研究背景,会使公共事业管理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前瞻性”的学术视角与方向;仅以中国公共事业管理改革前景为研究背景,会使公共事业管理理论既脱离中国国情现实、又由于预测不可避免的误差而无法完全符合中国公共事业管理改革的前景。因此,公共事业管理的社会背景应该是上述两种选择的有机结合且以中国现阶段国情实际为主。
四、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本土化分析
从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性质与社会背景出发,可以得出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认识: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是由政府、执政党、民众与非政府公共组织构成的系统。
1.政府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主要主体。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要主体,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公共权力决定的。公共事业管理的目标是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与使用公共资源。为了避免个体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必须建立与使用公共权力。所以,公共事业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与运用公共权力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不同等级的公共事业管理,需要不同等级的公共权力,但就全社会而言,只有政府才具有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因此,政府必然要管理公共事业并成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要主体,这不仅是为了履行政府职能的需要,也是公共事业管理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社会公正、公平与和谐的必然途径。
2.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间接主体。对于政党组织,按照学术界的一般划分,它不包含在公共管理主体之内,自然也就不包含在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之内,只有极少数学者提出公共管理的主体包括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基本权力,这是由我国的政党制度决定的,按照我国的国情实际,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应该包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律并向国家机关输送干部来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管理。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公共权力并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组织,应该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与政府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公共事业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来实现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间接主体。同样理由,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不具备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公共权力不能纳入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范畴。
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范文5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经济人”假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整合下的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化的危机，人民普遍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已无法指导现实的政府管理，为了应付政府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政府的管理运作纷纷转向市场导向、积极应变的弹性管理的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实践中，这种模式对公共部门绩效的提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模式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即内部缺陷），其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缺陷？或者说，其内部缺陷是否无法克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在讨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及伦理合理性之前，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充分认识是非常必要的，而对它的认识又离不开其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三大理论，即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贯彻“人首先是一个经济人”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并以此为基点，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对不同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强调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克服公共部门的弊端，对政府机构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实现有效的公共管理。
（二）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就是在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利益不一致而信息又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激励相容。而该理论的关键是“成本”问题，成本指对同一个管理者来说，当他对企业拥有部分所有权和拥有全部所有权时相比企业所实现价值之间的差额。委托-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使成本最小化。成本最小化关键在于委托人必须能够设计出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能限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又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来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三）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就是应用交易费用分析来节约交易成本。而交易费用分析运用不确定性、交易重复出现的频率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来具体分析不同的组织或市场交易，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交易费用理论对组织和市场中的契约关系。而“科斯定理”在交易费用、产权契约安排和资源培植效率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架起了沟通交易费用理论去产权理论的桥梁，并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公共部门私有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批评者眼中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内部“缺陷”
新公共管理模式从产生到发展至今，一直倍受争议，有些学者把他奉为解决政府缺陷的“灵丹妙药”，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一模式存在先天的不足，并不是解决政府问题的有效方式，对此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经济人”假设对人性认识存在片面性
批评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即理性行动者是由自利所激励；理性行动者是机会主义的、欺诈的、自我服务的、怠惰的和善于利用其他人的；并且基于这种假设理性行动者不能被信任。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会产生几个盲点：忽视了文化因素对人性的规制；就是当人们接受了“人性自私”理论假设时，就会逐渐接受“利己不损人”的生活态度，从而可能引发公共利益和公共伦理的危机。在这样的人性假设下，公务伦理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而事实上，良好的公务伦理是十分重要的。
（二）管理主义的价值取向会误导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
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行政的追求和要求是多元的，它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平、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而新公共管理主义却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他们担心这样会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公共行政及公共服务的根本价值和目的，而将其变成了一种执行和管理的工具，即在工具理性下的种种行动，将使行政工作越来越远离社会价值的体现，只是斤斤计较地减少行政成本，从而沦为公务产生过程中的工具，以致完全丧失作为行政体系行动本身的“道德系络”（moral content）。
（三）新公共管理主义所信奉的市场机制也存在缺陷
新公共管理主义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方法论基础上的。对于政府，新公共管理主义者认为由于没有市场机制予以制衡，因而自利的官员专注于追求个人利益，造成政府效率低下。因此，公共财货与服务应交给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提供，减少政府职能。但是很多学者并不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忽略了市场的缺陷，对政府的存在价值也缺乏相应的认识。关于市场的基本教义也忽略了公共部门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诱因结构的差异。公共部门实现市场化的两种主要途径――民营化和签外包，并不一定会产生期待中的高效用。
（四）公民的“顾客”含义不恰当
新公共管理主义认为顾客导向的理念由顾客选择提供服务者，排除了政治因素的不当干预；以顾客为导向的产出较能符合大众的需求，并且可以达到公平。
很多学者认为将公民转换成市场中的“顾客”角色不合适，理由如下：公民在民主治理中的角色比较复杂，它同时扮演着公共服务的接受者、公共服务的监督者和纳税义务的承担者等角色，公民的“顾客”含义无法全面理解公民的角色；在开放社会中人民要求政府服务的范围相当广泛，政府在有限资源下，从整体利益角度考虑，就很难满足每一位顾客的要求；政府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管制者，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必须抑制公民的某些需求，才足以满足公共利益的存在。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内部缺陷的分析
（一）“经济人”假设对人性的认识有其客观性
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一经提出就深受来自各方的批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又是建构在其之上，因而也倍受争议。所谓“经济人”假设，学界一个较普遍的定义是指人都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前最主要的争议就集中在“人是否是完全自私的人”这一点上，很多学者认为人并非每时每刻都自私，因此他们对“经济人”这一假设大加批判。
其实批判者对“经济人”假设的认识存在两点不足。首先，他们将“经济人”假设中的“自私”与社会伦理道德中的“自私”混为一谈。事实上，前者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评价，是中性的；而后者则带有明显的贬义和价值倾向。其次，他们认为“利他”行为与“经济人”假设中的“利己”或“自私”完全对立，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可以从利他行为中收获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利益，从行为本质来看，“利他”行为其实也是一种“利己”或“自私”，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以“利他”为目的的“利己”，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利己”或“自私”则是以损人为前提的。
（二）管理主义价值取向与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并不相悖
很多学者认为管理主义注重的是对效率、效能和工具理性的追求，而公共行政则强调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等多元价值，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价值差异，如果将管理主义引入到公共行政领域中来，那么就会误导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使得公共行政也趋向一种对工具理性的追求。
其实二者间并不存在所谓冲突，第一，公共行政被赋予了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如果它背离了这一价值取向，那么就不能称为公共行政了，如果说管理主义价值取向取代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那么失去了核心价值，公共行政本身也就被取代了，所以不可能存在管理主义价值取向误导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第二，很多学者认为管理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工具理性，那么它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核心的价值，如果把它放在私人部门里，就会带有明显的“趋利”性――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放在公共行政部门，它就会带有明显的“社会”性――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管理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主导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正好相反，后者能够主导前者。
（三）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教义与实际情况相符
政府和市场均存在着失灵现象，所以很多学者都强调要市场与政府相互补充，但是对于市场和政府各自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所应该拥有的权限却看法不一，事实上哪一方应该拥有更大的权限都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而变化的，在政府失灵情况相对严重的时候，就应该更多的强调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果市场手段在调配社会资源感到吃力的时候，就应该适当补充政府在调配资源方面的作用。
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教义就是为了重新分配市场与政府的领地，使市场和政府相互补充的作用趋于合理化，在全球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弥补市场缺陷的措施也日渐完善，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在不断减小，所以现在政府的权限在不断的缩减，原本属于市场的领域就应该归还于市场，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是为市场服务，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补充。
（四）公民的“顾客”比喻重在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
很多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主义者将公民比喻为“顾客”没有准确的解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错乱了公民的角色，其在理论上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一比喻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在西方国家“顾客就是上帝”，从中可以肯定的是“顾客”这一角色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是企业、商家的服务对象，新公共管理主义者将公民比喻为“顾客”并非不承认公民的主人地位，而是更注重于强调政府对公民的服务职能，强化政府官员对公民的服务的意识，在当今现实社会中，能够实现公民的“顾客”地位以及在政府官员中树立这种“服务顾客”的意识，就已经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政府的作用。
综上所述，其实很多学者所说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部缺陷”一些是并不存在的，因为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而造成了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不当的认识，还有一些“缺陷”也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理论的作用在于其能更好的指导实践，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在于更好的指导公共领域的实践，虽然有其不够成熟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将其废弃，我们要不断的对它修葺和完善，让其对世界各国的政府改革具有更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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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主要理论范文6
[关键词] 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精品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1)06-0057-03
2003年，教育部启动了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各高校为建设部级、省部级精品课程，纷纷开始了校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促进了课程质量的提高。但其中的一些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师对精品课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教学研究不够深入，教学与科研脱离，单一的讲授方法与重识记的考试手段等。笔者于2010年负责福州大学精品课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设工作。做好该门课程的建设工作，应首先从思想上明确课程建设的必要性，然后在分析当前精品课程建设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课程的特点，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实现课程建设的目标。
1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经济管理等公共管理类的专业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中处于“望星空”的地位，其教学质量对于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体现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性”特点、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等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建设好该门课程，首先应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的必要性，回答重点建设的原因，这是做好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前提。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 体现公共管理类专业“公共性”特点的需要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比较，具有其他管理所没有的公共性的特点和属性。什么是“公共性”，这不仅是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与伦理的判断。所谓的事实判断，就是根据事实标准，如效率、技术、资金和执行力等作出的判断。所谓的伦理判断，就是根据人的价值取向、道德观、世界观等作出的判断。与事实判断典型的客观性相比，伦理判断具有典型的主观性，缺乏客观的衡量标准。既然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事实与价值判断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把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和学科的课程设计中，除了体现事实判断的要求外，还必须体现公共管理价值属性的要求。
1.2 保证公共管理合理性的需要
公共管理广义上的合法性，不仅在于与法律一致，即狭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也在于公共管理的合理性，即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并不仅限于‘与法律一致’，而且还涉及公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执政理念、意识形态导向、制度法规与政策,以及施政行为及其后果的认同和接受的程度。政府合法性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合约，具有自然递减的特性。”[1]这就是说，公共管理要实现管理的目的，不仅要依法管理，而且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在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当今社会，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比前者更加重要。获得社会认同和接受的前提是：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和理念等符合社会的期待，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致。公共管理伦理是社会期待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文本化最集中的的体现，缺乏公共管理伦理的课程，或对课程建设不够重视，有可能使公共管理人才即未来的公共管理主体不顾社会的期待，甚至一定程度上把公共管理异化为企业管理，降低公共管理的合理性，最终损害公共管理的合法性。
1.3 避免公共管理合法性递减的需要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的合理性取决于社会对公共管理的期待。而社会期待是一定环境下，社会大众对公共管理的要求，是一定环境下主观判断的产物。环境发生了改变，社会对公共管理的期待随之提高，实际上是对公共管理主体伦理要求的提高。如果公共管理主体的理念、方式等还停留在以前的期待上，必然会出现公共管理合法性递减的状况，从而降低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所以，随着公共管理环境的改变与社会进步，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的主体紧密结合社会主流价值的需要，体现公共管理伦理的要求。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定公共管理环境下主观对客观的产物，公共管理伦理价值、准则与规范等紧扣时代的脉搏，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可以避免公共管理合法性递减的状况。
1.4 提高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的道德性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在客观基础上主观判断的产物，不同的公共管理主体，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公共性。具体到某一政策环境下的公共问题，是否是需要公共管理来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不同的公共性选择意味着公共性的偏离，甚至是背离，违背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为最大限度避免公共管理公共性的背离，体现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客观上需要对公共管理的主体进行公共伦理的培养。在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来源之一，加强对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伦理的培养和教育，有助于提高公共管理主体公共管理的道德性。
2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中的问题
2.1 课程建设主体学科综合性不够
精品课程建设的主体是教师，因此授课教师，尤其是课程负责人是精品课程建设的根本保证，直接决定精品课程建设的质量。鉴于公共管理伦理学是跨公共管理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关于公共管理的伦理学，而不是一般的伦理学。课程的交叉性无疑要求讲授教师学科背景的交叉性，要具备有关公共管理学和哲学（伦理学）的基本知识背景，这也是建设好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本前提。但在目前的公共伦理学课程建设的实践中，存在课程建设主体学科背景综合性不够的问题，笔者为了弥补有关伦理学知识基础的不足，曾听过几个老师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课程，都暴露出跨学科不够的问题。缺乏伦理学基础的教师，把该门课程几乎等同于公共管理学；相反，缺乏公共管理学科基础的教师，一定程度上把该门课程当成了伦理学。缺乏学科背景，即使实现了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必然是浅层次或表面的结合，无法实现知识的交叉与融合，满足不了课程的基本要求，更无法建设精品课程。
2.2 科研与教学脱节
“现在的高校教学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传授，而是学术水平的反映。”[2]没有一流的学术水平，也就没有一流的教学，也就无法建设好的精品课程。公共管理伦理学和其他公共管理专业课程相比，具有理论性强、抽象的特点，对相应的科研工作有更高的要求。所以，精品课程建设必须建立在科研的基础上。课程建设只有与科研相结合，建立在科研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精品课程。否则，缺乏科研基础，教学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必然有限，会导致照本宣科的局面，无法保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相关的科研工作是搞好公共管理伦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遗憾的是，目前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中，存在着科研与教学脱节的现象，承担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师很少从事与该课程相关的研究工作，难以保证课程内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2.3 课程内容的实践性不够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双重特点，客观上要求教学方法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由于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学科，总体上属于哲学的范畴，内容具有抽象性与生涩性的特点，根据课程内容特点与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课程内容应理论结合实际，体现实践性的要求。但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的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过分强调理论性而忽视实践性的现象，其结果，不但使学生难以领会理论，而且也降低课程的实践价值，难以达到课程的教学目的。
2.4 教学与考试方法单一
根据课程内容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特点，课程的教学应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双重要求。满足实践性的要求，在课程的教学与考试中，应采取多样化的方法。在教学中，不仅有讲授，而且应有案例讨论；在考试中，不仅有知识识记的内容，而且应有理论结合实际的案例分析等。但据调查，绝大多数承担该课程教学的教师，在该课程的教学与考试中，存在教学与考试方法单一的问题，即单一的课堂讲授方法和知识识记的考试方法。
3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实践探索
在充分领会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必要性基础上，结合当前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中现存问题，以笔者为负责人的教学团队开展了如下探索。
3.1 建设跨学科的教学团队
教学团队是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的主体，决定课程建设的成败。根据当前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在承担课程建设任务后，采取措施，大力加强课程团队师资建设，安排公共管理学科背景的教师进修哲学或伦理学课程，哲学（伦理学）背景的教师进修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笔者为了弥补伦理学基础的不足，安排时间到人文学院跟班听课，通过与伦理学教授及研究生的交流，受益匪浅。通过以上措施，课程组老师反映，进修、听课等方式避免了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脱离的现象，实现了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的融合，使公共管理伦理学成为真正的公共管理伦理学，而不是公共管理学或伦理学。当然，由于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新开设的课程，指望讲授教师通过进修等方式，以弥补基础知识的欠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既影响课程的建设，又影响到人才的培养质量。所以，在课程建设教师的选拔上，应首先把好入门关，把跨公共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学科基础作为选拔的基本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授课教师学科背景问题。
3.2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教学内容的先进性、科学性是衡量精品课程的重要标志。要实现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前提在于结合课程建设的科学研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课程组在加强师资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科研工作，通过申请相关科研课题，撰写研究论文，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满足科学性的要求。同时，教学内容及时反映和吸收课程领域最新教学与科研成果，体现课程内容先进性。以科学性与先进性为例，笔者在讲授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时，申报了课程建设密切相关的省级科研课题和校级教改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了7篇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的研究论文，同时，不断查询最新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研究体会融进教学内容之中，大大加深了相关内容的理解，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先进性明显增强。计划在后续的课程内容建设中，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继续增强课程内容科学性、先进性，体现并始终保持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内容先进性、科学性，实现校级课程内容建设的目标，为申报省级精品课程奠定基础。
3.3 案例教学兼讨论为主的教学方法
教师的作用在于，在将所拥有的知识转化为学生掌握的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的传授是手段，能力培养是目的。公共管理伦理学具有实践性的特点，这就需要适合课程实践性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满足实践性的要求，无数事实证明，案例讨论是课堂唯一的选择。比如说，笔者在讲授公共管理为什么需要伦理的内容时，这几年社会广为关注的城管部门管理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城管部门是依据法律履行职责，那为什么受到社会广泛的非议呢？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总结其原因，在于城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忽视了管理中的伦理，具体体现在无视弱势的基本尊严、粗暴执法与缺乏同情心与人性关怀等。通过这个案例，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公共管理需要伦理。在结合案例时，务必辅之以讨论方式，否则就会导致教师先讲解案例、再分析案例，最后总结案例机械模式的境况，降低案例讨论分析的效果。
3.4 灵活多样的考试方法
考试是检查教学效果的直接手段，也是指导学生学习的指挥棒，一份只重视知识识记的考试试卷，只会让学生考前死记硬背，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考试中获得较好的分数。所以，精品课程建设成效还有赖于考试方法的改革，建立起适合精品课程建设需要的考察方法。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的生命力在于通过理论学习，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运用公共伦理知识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这也是开设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宗旨和目的所在。据此，公共管理伦理学考察的重点应是知识的应用而不是识记。笔者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考试中，除适当的基本知识与理论的考核外，把案例分析能力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把上课讨论发言的情况计入平时成绩，作为课程总成绩的构成部分。以此作为指挥棒，促进学生上课积极发言，勤于思考，从而提高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实践的能力。
4 结束语
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内容十分广泛，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包括教学理念、课程体系的构建、教材的编写与选用、实践教学、网络建设等。上述关于公共管理伦理学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只是从课程主体、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教学与考试方法等微观的层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尽管实践证明，这些是公共管理伦理学课程建设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精品课程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的基础之上。当前，高校还存在许多不利于精品课程建设的环境，如不把教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或把教学研究当做低层次的学术研究，“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使教学学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在考评方面聚焦于更为显性化的科研成果”[3]，短期行为等于精品课程建设的桎梏。所以，加强各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关键在于构建精品课程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营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软硬件环境，使精品课程的建设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
参考文献
[1]黄健荣，向玉琼.论政策移植与政策创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3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