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险市场研究范文1
fisher 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 “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 医疗技术 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 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 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 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 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 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 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 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 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 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 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保险市场研究范文2
【关键词】补充医疗保险 研究 综述
1993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在搞好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基本建立起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2005年，对企事业单位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包括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的范围、形式以及资金筹集和支付范围。笔者将研究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体来说，国内学者研究补充医疗保险可以归纳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内涵及发展现状研究，针对我国目前补充医疗保险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还有研究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视角的；还有学者对部分省市的补充医疗保险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下面，我们对学术界关于补充医疗保险问题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
一、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涵义
贾洪波，刘玮玮，丁淑娟（2012）认为补充医疗保险是保护与激励相统一的，由特定的组织作为提供，保障的对象为某些特殊的帮助者，是主体医疗保险的补充，在性质上属于医疗保险而非疾病保险或收入保障保险。杨慎敏（1999）认为补充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相对概念，补充医疗保险所支付的范围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最高限额以上的支付费用。
卢祖洵（2003）指出广义的补充医疗保险是指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所有医疗保险形式。而狭义的补充医疗保险则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一种补充。陈文、应晓华、卢宪中等（2004）认为我国补充医疗保险就是指城镇职工的补充医疗保险，这种保险形式既可以是非营利性的也可以是营利性商业医疗保险。刘丹、张英涛（2010）认为补充医疗保险是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而言的，它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现状
贾洪波，阳义南（2013）从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成效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几个方面做了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一些具体政策建议。岳茂良（2012）从社会政策视角入手，分析我国现行补充医疗保险机制，认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起步较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不仅能够完善社会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而且可以满足公民的医疗福利需求。
黎少容（2012）认为目前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形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是国家公务员实行的医疗补助，第二是社会医疗保险机构开展的补充医疗保险，第三是商业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是资源参加，兼具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的保险特点。笔者认为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它不同于基本医疗保险，各地区、单位都应该根据本地区特点，建立符合本地区的、有针对性的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对医疗保险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和利用，完善多层次和多梯度的医疗保险制度。
三、我国部分省市补充医疗问题探讨
王波、李凤如等（2013）将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市补充医疗保险的需求现状。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数据结论，认为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经办机构在此方面还应做出适当调整，基本医疗保险与补充医疗保险界限应更加明确。
郑先平，刘雅（2011）对南昌市城镇居民补充医疗保险进行研究，认为南昌市城镇居民补充医疗保险的存在着对象过于狭窄，保障范围不够全面，筹资渠道过于单一以及宣传不够等问题。
三、我国补充医疗保险对策研究
姚慧龙（2013）分析我国农村地区建立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应在农村建立起第二层次的补充大病医疗保险制度。郑先平，刘雅（2011）认为补充医疗保险可以委托商业保险机构参与运作，这样有利于基金的高校运营，能够更好的控制风险。
安佳（2013）认为我国补充医疗保险地区差异较大，且与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不是很好，应该在全国各地区加大补充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度，整合补充医疗保险管理体制并不断提高补充医疗保险的专业化程度。
参考文献：
[1]贾洪波，刘玮玮，丁淑娟.再论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的含义和分类[J].中国卫生经济，2012，（11）.
[2]杨慎敏.补充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探讨[J].卫生软科学，1999，（6）.
[3]卢祖洵.社会医疗保险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4]陈文，应晓华，卢宪中等.我国补充医疗保险的内涵及其运作方式比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11）.
[5]刘丹，张英涛.对推进补充医疗保险的几点想法[J].中国卫生经济，2010，（9）.
[6]贾洪波，阳以南.中国补充医疗保险发展：成效、问题与出路[J].中国软科学，2013，（1）.
[7]岳茂良.社会政策视角下我国现行补充医疗保险机制研究[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5）.
[8]黎少容.我国补充医疗保险制度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2，（23）.
[9]王波，李凤如等.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的需求现状分析[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13，（14）.
[10]郑先平，刘雅.南昌市城镇居民补充医疗保险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1，（3）.
医疗保险市场研究范文3
[关键词] 医疗风险；风险分担；医疗责任保险；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医疗意外险
[中图分类号] R197.3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10（c）-0122-05
[Abstract] As a high-risk industry， medical service always has unpredictable and severe medical risks during its process. Currently， the ways to bear medical risks mainly include medical liability insurance system， medical risk mutual fund system and medical accident insurance. Som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various places of China， but the above mentioned medical risk bearing mechanisms in China have many problems： imperfect law system， immature insurance market， and poor initiative in the doctor-patient risk management. To construct the medical risk bearing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shall be coordinated， and the model of “government led， two-way parallel， society coordination and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shall be followed so that the medical risk can be borne by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Medical risk； Risk bearing； Medical liability insurance； Medical risk mutual fund system； Medical accident insurance
众所周知，现如今医学科学发展迅速，但是学术问题层出不穷，掌握规律仍然受限，临床诊疗过程风险重重，医疗风险客观存在、不可预估且难以控制。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生命健康的重视和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医疗行业的高风险和人民群众对于医疗效果高预期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下医疗纠纷频发、医患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通过引入和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来分散医生执业风险、缓和医患矛盾、化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或成必要。
1 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与价值
1.1 医疗风险分担的内涵
医疗风险概念的界定是构建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关于医疗风险的内涵，国内学者尚未有明确界定，目前国内主要是从对象、后果、过程和原因4个要素来认识和定义医疗风险概念[1]。
夏毓敏[2]定义了医疗风险的广义内涵，即存在于医疗机构内部的，可能会导致医院和患者各种损失和伤害的不确定性或可能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吕群蓉[3]为医疗风险作出了狭义的定义，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因为过错对患者造成伤害而产生的风险。任华玉等[4]提出医疗风险应该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以及并发症等，并将其分为过错医疗风险和无过错医疗风险两类。此外，根据陈校云等[1]的研究，医疗风险的概念还能以研究对象的不同加以区分，如很多学者单纯将患者列为医疗风险的对象，而部分研究则提出应将医方、社会、政府都列入医疗风险的研究对象之中，以广义医疗风险的角度进行管理。本研究认为，我们更应该从广义角度来界定医疗风险的内涵，主体包括医患、政府、社会、市场等社会治理主体，种类涵盖由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主观造成的医疗差错和由于医学本身或医疗环境、患者体质等所导致的医疗意外、并发症等。从社会正义与公平的视角出发，基于对生命健康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应当让医疗风险的社会共担成为发展的潮流与趋向。
1.2 医疗风险分担的价值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第一、能帮助患者有效规避风险，保障生命健康与人身权益。第二、减轻医务人员职场压力的同时，能提升其责任心和服务意识。第三、能帮助医疗机构积极落实医疗责任赔偿制度，明晰责权，强化内部质量控制、安全保障和风险管理。第四、有助于政府明确自身职能、发挥作用，引导建立法治社会。第五、能提高第三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推动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第六、医疗风险分担作为新兴的保险业务领域，在全国的推行有助于相关保险业务的完善，推动国内保险市场的发育成熟。
此外，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构建对于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重大意义，既能为医疗事故的处理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缓解医患矛盾，缓和医患关系，也能推进医学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促进国内医学科学发展，推动社会整体卫生事业进步。
2 医疗风险分担的已有模式分析
2.1 医疗风险分担的现有形式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但是全国各地以政府部门、医疗机构为主已展开了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和医疗风险基金以及医疗意外险等形式，其中医责险制度以行政推动模式为主，医疗风险基金多以地区或医院特色实践呈现，在妥善处理医疗事故、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缓和医患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2.1.1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责任保险，是由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合作开展的一种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业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尝试推行医疗责任保险机制，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经营[5]。198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西邑宁县支公司最早推行地区性的医疗责任保险[6]。2002年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7]，取代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8]，并较其进行了多方面修改，如扩大了事故范围，加强了鉴定程序公正性，一定程度上落实了患者知情权、提高了事故赔偿标准等，全国由此掀起了医责险参保的热潮。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9]，指出要建立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并开启了保险业在国内的医责险试点工作。2007年6月，《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10]，各相关部门致力于引导医疗机构参与医疗责任险，医责险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规模地展开。近几年随着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公众的健康需求加速扩张，市场对于健康保险的呼声愈发强烈。2014年7月，《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印发[11]，提出到2015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30年来，国内各地以行政推动的方式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和成就。1999年云南首开先河在省内推行医责险之后，上海（2002）、深圳（2003）、北京（2004）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条文，开展地区试点。2010年前后，全国多地已建立起医责险制度。
2.1.2 医疗风险互助基金 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风险分担方式较早出现于福建、江苏等省地市，基金专款用于责任赔付。近年来，国内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设立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医疗机构专用基金下设置二级科目，并建立基金账户和核算，用于其内部医务工作者发生的医疗责任理赔和纠纷处理，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早在2003、2004年就开始尝试在院内设立医疗风险基金[12]；另一种是辖区内多家医疗机构联合筹集医疗风险互助基金，一般由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第三方组织发起，典型的有海南省海口市、江苏省洪泽县[13]等，2015年9月，江苏徐州也出台《医疗风险互助金管理办法（试行）》[14]，按照自发、自愿、自筹、自管、自用的原则在全市建立起医疗风险互助保障制度。
2.1.3 医疗意外险 医疗意外险是针对风险高、难度大的手术等治疗方式，为缓解因医疗意外引发的患者损伤和医疗纠纷而推行的保险项目，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自筹购买。不可否认，医疗意外险的初衷是积极有益的，国内保险公司推出的此类险种如母婴平安保险、人工流产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患者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在保险市场上广受青睐[15]。然而，个别地区部分医疗机构尤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医院与保险公司勾结，医务人员利用工作便利帮助保险公司推销意外险产品并从中获利，严重损害了患者利益并造成不良舆论影响，因此原卫生部于2008年通知暂停医疗意外险[16]，此后长时间内，医疗意外险一度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中国医院协会消息称将协同保监会、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手术意外险，北京部分医院重新开始推行医疗意外伤害保险[17]。
2.2 医疗风险管理体系的现存问题
2.2.1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医责险逐步被纳入医改大政，并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规模实施；全国各地区积极开展医疗风险互助基金试点；“手术意外险”等项目也在北京多家医院再度兴起。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专门针对以上医疗风险分担方式的法律制度，导致相关政策在颁布和推行过程中“无法可依”，难以在基层落地。
2014年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并未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相关概念，界定投保人、承保范围、双方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意见笼统，缺乏实施细则。各地区的医责险、医疗风险基金等制度由于缺乏统一的实施标准，施行方案不一，具体规则混乱，实践效果也参差不齐。医疗意外险制度则在无序经营中飘摇，全国统一的、能普遍推行的法制体系有待建立。
2.2.2 保险市场发育不成熟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探索前行，保险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医疗保险产品的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第一、组织管理落后。首先，当前保险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人才队伍缺口，缺乏一批兼具医学、法学、保险学专业基础的技术及业务人才，业务拓展较为艰难；其次，现有医责险条款的制订缺乏科学性，保险公司在险种核算、费率厘定、保险理赔等方面还存在诸多漏洞；此外，薄弱的风险防控意识和风险管控能力也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业务能力与水平还有待提升。第二、保险公司在医疗纠纷理赔事件的处理上方法传统、介入滞后、责权利不对等，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第三、根据现有医疗风险保险产品经营情况，保险公司还存在险种单一、产品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保险公司与保险市场的发展前景。
2.2.3 医患风险管理积极性差 从目前的国内实践来看，医责险制度并未受到医疗机构的追捧，甚至进入了“供需双冷”的阶段。从医方视角来探讨医责险推行的阻力，主要包括：第一、部分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管理意识薄弱，对医疗风险分担认识不足或存在误解，从而回避或抵触投保医责险；第二、医疗机构投保一方面是想转嫁医疗风险，增强赔付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想从医疗纠纷的处理中解脱出来，但现在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达到，因此投保积极性不高[18]。此外，在多数地区，医疗风险互助基金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模式展开，医疗机构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医院内部设立医疗风险基金的做法由于风险池较小，难以充分发挥保险作用。
医疗过程中患者及其家属的风险意识也有待加强，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属对于手术投保存在误解，易将其理解成医务人员推卸责任、借机创收的不端行为；另一方面医疗意外险保险费用较高，患者不愿意承担这部分储存成本。
3 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的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在构建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框架下，建立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也需要明确主体与对象、目的与手段，有的放矢。
根据各地的实践探索，结合社会治理和风险管理理论，本研究认为应该遵循“政府引导、双轨并行、医患共济、行业规范”的模式，建立起层次多元、互助共济的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社会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时代的新特征，由政府单一主体肩负社会治理职责的时代正渐行渐远，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视阈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必须协调立法机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第三部门、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调动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允许各地区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实情的制度举措，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3.1政府引导，完善法制
各地各级政府作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等的主管部门，要履行好其组织、协调、控制、监管等职能，加强对医疗风险分担政策落实的宣传和引导。此外，还要强化对医疗卫生行业和保险市场的监管，规范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执业，维持保险市场正常秩序。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法律法规是法制基础，制度政策是重要保障。随着我国在法制化建设道路上的迈进，医疗卫生领域的立法进程也要加快速度，逐渐构建医疗风险分担的相关法制体系并加以完善，制订《医疗责任保险实施条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实施办法》《医疗意外保险基本条例》等法律文件，将已有制度政策全面纳入法律框架。
3.2双轨并行，内外共保
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可以尝试内保和外保相结合的“双轨制”，内部由各省市调动辖区内医疗机构共同设立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外部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并行，以医责险为主体、以医疗风险互助基金和医疗意外险辅助。第一、医疗风险基金宜以市为单位开展设立，各市以当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为牵头单位，组织辖区内各医疗机构联合筹资设立本市医疗风险基金，实行统一核算、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基金筹集基本遵循自愿原则，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以省或直辖市为基本单位统筹风险互助基金。第二、医疗责任保险的推行可以仿照交通强制险，要求医疗机构开业和医务人员执业必须购买医疗责任保险[21-23]。根据目前我国北京、深圳、上海等省市的试点经验，可以探索一定程度的强制方式，如先在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中率先强制施行，再逐渐推广到非公立医疗机构中。第三、医疗意外险作为另一种外保方式，也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立法规定第二类和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时患者必须购买医疗意外险，并以知情同意书告知病患，能逐步增强其合法性。
3.3 社会共济，市场参与
风险金和保险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筹集。第一、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由地区财政和医疗机构按比例出资，医疗机构内部则可以通过医疗成本提取和医务人员自筹等渠道筹资；第二、医疗责任保险主要由医疗机构为其医务人员购买，也可以采用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共同分担的方式；第三、医疗意外险主要由患者及其家属购买，由商业保险公司推行运作。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建设的财政拨款和公共经济资源投入，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补贴[15]等举措支持相关制度推进。由此，医疗风险分担体系真正体现医患共济、社会互助的原则和特点。
整个保险体系主要由市场上商业保险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商业保险公司要根据市场需求建立内部多元化的医疗风险保险产品体系，一方面重视内部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培养一批专业人才队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逐步弥补业务漏洞；另一方面改变传统的理赔方式，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医疗事故鉴定和纠纷理赔过程，及时到位、全程参与。
3.4 行业规范，部门协同
医疗卫生行业的第三方组织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发挥应有作用，包括行业内相关规范的完善落实、医疗风险互助基金的统筹管理、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和医疗纠纷的调解处理等。行业内部要建立起风险金和保险金的筹集和运营管理规范，配合相关法律制度、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使相关部门、医疗机构等在医疗风险分担体系中有据可依。同时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设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弥补现有调解方式在医疗事故的科学鉴定和纠纷的公平处理方面的不足，确保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纠纷调解的中立性，取信于医患双方[24]，保证过程的公正科学，这也有助于引导第三部门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4 结语
医疗风险管理是现代医院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引入医疗风险保险机制，强化医疗风险分担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卫生事业的进步能发挥重大作用。在国家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框架下构建医疗风险分担体系，应该使每一个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都纳入保险制度中，保险金与风险金方式并行，政府与医患共济，内保与外保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医疗风险保险制度，各地区依据不同的需求与发展状况灵活调节，切实保障医疗服务及过程，减少医患纠纷，和谐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 陈校云，孙纽云，林琳，等.我国医疗风险的研究要素和范畴[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11，11（5）：479-482.
[2] 夏毓敏.浅谈医疗风险基金管理[J].当代经济，2011，（22）：79-80.
[3] 吕群蓉.论医疗风险分担的理论基础[J].东南学术，2012（3）：174-184.
[4] 任华玉，息悦，李中华，等.关于完善我国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4，33（9）：39-41.
[5] 王琬.商业保险参与多层次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7（1）：72-79.
[6] 郭超群.论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3）：65-7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Z]，2002-04-04.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Z]，1987-06-29.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Z]，2006-06-15.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Z]，2007-06-21.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Z]，2014-07-11.
[12] 周俊，唐晓峰，蔡剑飞，等.我院设立医疗风险基金的做法和体会[J].中国医院管理，2004，24（12）：20.
[13] 各地试点基层医疗风险基金.基层医务人员不用再为纠纷赔偿担忧[J].中国社区医师，2011，27（17）：25.
[14]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关于印发徐州市医疗风险互助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Z]，2015-07-01.
[15] 王琬，孙纽云.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9（6）：110-114.
[16] 卫生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医疗机构不得宣传、推销和代售麻醉意外险等保险产品的通知[Z]，2008-12-12.
[17] 法治周末.手术意外险9年后再现[OL]，2014-03-19.[2016-08-30].http：///index.php/Index/article/id/4755.
[18] 陈方，郑雪倩，张咸丰，等.医疗责任保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医院，2007，11（9）：6-8.
[19] 观察者.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OL]，2013-11-12.[2016-08-30]http：///politics/2013_11_12_185190.shtml.
[20] 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8（2）：2-13.
[21] 陈玉玲.强制责任保险：我国医疗责任险发展取向[J].上海金融，2002（1）：31-32.
[22] 谭湘渝，许谨良.我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基本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2008（6）：43-46.
[23] 廖晨歌.我国的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立法势在必行[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4）：19-21.
医疗保险市场研究范文4
【关键词】国内外；老年医疗保险；比较研究
一、医疗保险制度的价值
医疗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照保险原则为解决居民防病治病医疗保险制度问题而筹集、分配和使主要特点用医疗保险基金的制度。医疗保险能对患病的劳动者给予经济上的帮助，有助于消除因疾病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重要社会机制。它是构成社会保险制度的一种比较进步的制度，也是目前世界上应用相当普遍的一种卫生费用管理模式。所以现在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
二、国内老年医疗保险制度
我国国务院于1998年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退休老人的医保问题规定如下，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退休人员作为医疗保险制度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退休后所攒的积蓄不多，对医疗保险制度了解甚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病率不断增高，针对老年人的现况，政府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如银川市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新政策：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必须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达到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方可享受退休医疗保险待遇；退休人员按本人退休金的4%划入。退休金低于自治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以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划入；高于的，以本人退休金为基数划入等等。这些条例充分体现了对老年人的重视程度的加深，趋向全面化地满足了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三、国外老年医疗保险制度
（一）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
1.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德国、法国、日本
拿德国举例而言，众所周知，它是西方国家第一个实行国家医疗保险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德国人都（自愿或非自愿）加入了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会免费提供医疗服务，调动了社会各方财力，保证了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最大的医疗健康保险组织是疾病基金，对老年者有疾病补足，体现了民主化。
2.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经济高度发达和人均收入水平很高的大国，医疗保险可分为三大类：私人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此外，美国还有四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或系统：私立医疗服务机构、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机构、军队医疗服务机构、退伍军人医疗服务机构。
（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
1.储蓄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新加坡
新加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全民保健储蓄计划，职工每月只需储蓄一小笔钱，即可保证将来患病时的费用。实施保健双全计划，它要求每个有收入的国民都要为终身医疗需求而储蓄，以解决自己医疗保险费用，有效避免了下一代承受老年人们的医疗负担。
2.政府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巴西
巴西实行以全民免费医疗保险为主，私人医疗保险为辅的医疗保险制度。“统一的医疗体系”采取“分级分区”的就医原则。政府致力于减轻居民药费负担，在各大城市建立了低价药店，以低于市场价的成本价供应几十种药品，使得老年人买药支出状况有所缓解。
3.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墨西哥
墨西哥的政府卫生部会提供主要面向未被社保组织覆盖的人群尤其是城市贫民；此外公共的社会医疗保险组织也会提供医疗健康保险和老年人医疗补助，这些对老年人的益处可谓跃然纸上。然而，它仍存在着严重的医疗卫生服务分配不均、未大规模地通过公共卫生和健康计划去预防疾病等严重问题。
四、国内与国外的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的比较研究
（二）国外的医疗保障或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主要依据了济贫理论、慈善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福利经济学等，而我国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参照了古代的社会互助理论和储备救济理论等。
（二）国外的大部分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偏向于一种理念，即医疗保险属于市场经济的一种商品，具有其特权性。比较看来，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虽没有这么明显的倾斜性，但也强调市场经济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相对少了一点。
（三）国外的发达国家政府大都对农民、老年等健康保险给予了高度照顾。我国与之相比的对特殊人群的医疗制度则亟待完善。
五、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政府应在老年医疗保险中起主导作用，并向弱势群体倾斜。在建立老年医疗保险体系中，政府应积极承担责任，保障老年人基本医疗和护理需求。像美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政府是主要的组织者和筹资者，还是最终的监管者。
（二）推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功能不同，退休老人作为曾经社会贡献的中流砥柱，国家应该尽力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如对老年人常见的大病、重病等可以给予适当的医疗费用保障。
（三）建立和完善老年护理医疗保险制度。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居多，外加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家庭护理保障作用明显不足。因此，我国应对这类保险作出适当补贴，使更多老年人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医”。
（四）加大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可以建立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及健康宣教于一体的老年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以增强预防保健意识，节约医疗费用。
六、结语
此次在对国内外的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比较深入调查研究后，我们更清楚的认识了当下我国医保制度的不足与优势。我国亟需根据国情，优化并完善对老年人的医保制度。
医疗保险市场研究范文5
【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 道德风险 制度革新
一、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现状分析
1998年开始，我国逐渐建立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有效的改善了我国医疗保险体制，但是如医疗费用的过度上涨等问题，制约着我国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从1998年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仍呈逐年递增之势，每年平均增长约16%，远高于同期GDP9.5%的年均增长率。
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改善、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等引起的合理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患者过度消费、医院过度检查和“以药养医”、医生过度供给等带来的不合理增长，是由医疗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所引起的。社会医疗保险领域大量存在道德风险，引起医疗价格的的不合理上涨和医疗费用的扩张，对我国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分析
（一）我国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产生机理
医疗保险道德风险，是由于医疗保险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医疗服务的供者和需方存在不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的投机行为，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由于医生具备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完备的医疗服务信息，而患者的信息相对匮乏，因此，医疗服务市场专业性很强、信息不对称程度很高。
第二，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生（医院）、患者、保险机构，两者之间均为委托关系，关系复杂，人数众多，委托人利益诉求不同，委托的链条较长，存在不同的支付能力，加剧了监督的难度。
第三，不同病人患病的感觉、身体的功能异常、临床表现不同，导致同一种疾病治疗方案的多样化，作为理性经济人，医生有可能选择能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的外延扩大，使医疗服务需求弹性很小，增强医生的诱导需求。
（二）我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医疗保险市场包括医疗机构、被保险人和保险机构。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主要是患者的过度消费和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
1.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由于医疗保险机构的大比例付费降低了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服务费用，被保险人参有过度消费的倾向，提高其对医疗服务的消费量，导致浪费医疗卫生资源。1998年至今，我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均不同程度逐年递增，除个别年份外，其年均16%的增长率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
2.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在医疗服务提供方，主要表现是对患者诱导需求，从而对医疗服务过度供给，具体表现有两种：
其一，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以药养医”现象。我国目前药品生产、销售市场并不完善，药厂向有处方权的医生转移一部分利润并虚增药价，利益的驱动促使医生开大处方、高价药的，使医院更多地通过药品销售提高效益。1998～2014年，我国卫生部门综合医院的收入中，门诊病人的药费在其医疗费中的占比均在50%左右，而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中药费均在40%左右，而许多发达国家医院医疗费收入中仅有5%～20%的药费收入。
其二，“过度供给”行为。医生和医院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和疾病治疗的不确定性，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诱导患者接受不必要的超出自身实际需要的医疗服务。
3.实证研究。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选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X1）、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X2）、城镇医疗保险参保人数（X3）作需求方指标，选取每百诊疗人次的入院人数指标（X4）、人均药费（X5）作供方指标，并将人均医疗保健支出（Y）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医疗保险费用增长的影响因素。
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选取1998～2014年的相关数据，将其输入SPSS19.0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在99%的置信水平上，X1、X2、X3、X4、X5均与Y有很强的相关性。
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依据制度经济学的内涵，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中，内在制度是医生和患者的互动关系外在制度是道德风险控制策略和医疗保险制度，主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一）构建新型医疗保险约束体系
约束医疗服务提供方、需求方，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医患关系，完善与创新内在制度。
对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生（医院），一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二要实行事前预付，如按人头付费、总额预算制；同时，让被保险人自行选择定点医院，加强竞争。
对于医疗服务需求方，其一，在我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支付比例为20%的基础上，根据病种和治疗项目的不同设置合理的共付；其二，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对参保人的消费行为进行监督；其三，进一步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形成社区医生与社区群众签约就医的机制。
（二）完善医疗、医药体制改革
改革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险制度、药品生产流通制度，完善与创新外在制度。
第一，加大财政投入，转变医院过度市场化现象。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医疗领域的投入，普及并完善社区医疗服务体制，加大对公立医院的医疗投资。
第二，卫生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医疗卫生部门对医疗服务机构监管。
第三，改革药品传统销售方式，分离医药，建立补偿机制。一是建立“药房托管”制，实现“医药分离”，并建立合理的医疗费用补偿方式；二是采用DTC（Direct-To-Consumer）销售模式，药品销售直接面对患者。
参考文献
[1]Feldstein M S.The rising price of physician's servic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0：121-133.
[2]黎民，崔璐.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与费用控制[J].人口与经济，2008（4）.
[3]李玮，黄丞，蒋馥.存在道德风险的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中各市场主体行为分析[J].预测，2003，22（1）：46-49.
[5]赵曼，吕国营.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6]梁鸿，赵德余.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解析[J].偷W螅ㄉ科W版），2007，2007（1）：123-131.
医疗保险市场研究范文6
【关键词】老年人 医药消费行为 医疗保险与制度 关心老年人健康
一、研究背景
对老年人医药消费行为的现状，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总结梳理，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1）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同时还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量为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中国老年协会的一项统计亦表明，目前我国老年人每年潜在消费能力约为3000亿元，其中服饰穿着占1/3，医疗保健占1/3，其它占1/3，而且这个老年市场的容量也在日益增大，前景非常广阔。
（2）老年人在生理方面和思想观念方面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群体差别较大，特征明显。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差，患慢性病的概率更高，更注重医疗和服务方面的消费。但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疾病经济负担更严重。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老年人更希望自己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亲情对老年人良好健康状况的保持有积极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规模大有利于减少老年人对医疗的消费，医疗支出也较低。
（3）我国近年来实行的医疗保险政策对老年人群体的消费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医疗保险虽未增加老年人就诊的概率，却促进了他们对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可能的解释是医保增加了患者就诊的渠道，或者促进了他们对保健服务的使用。
通过以上对国内现状的简单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理论层面做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且研究范围广，细分程度较差。
二、城镇老年人医药消费特征（以南昌市为例）
为取得真实的一手资料，小组成员选择了南昌市的四个老年人聚集公园，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73份，60岁以上的实际有效问卷167份，其中男性102人，女性65人。能体现老年人医药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的问题与相关选项如下表：
由上表整理出的数据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医药消费有以下特征：
（1）老年人是医疗、药品的使用者，但不是主要决策者。 有55.7%的老年人是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且老年人身边的家人朋友几乎都对其健康状况比较了解。可以看出，在老年人的医药消费方面，亲朋好友的影响很大，在医药市场中大部分老年人是医疗、药品的消费者，但不是主要决策者。
（2）老年人医药费用较高，但收入水平低，医疗保险制度、养老金制度等对老年人医药消费影响非常大。在医药费用的支出方面，有84.8%的老年人自食其力，主要的医药费用由自己支出，半数以上的老年人收入来源是养老金，且年收入在12000以上，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只有53.3%的老年人能够承受住医疗消费的负担。在医疗费用支出中，大部分是公家报销，由此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制度，养老制度等对老年人医药消费影响非常大。
（3）老年人患病率高，对医药消费的需求大。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部分丧失及下降，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有57.0%的人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一般，且100%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患有常见的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等，这表明在南昌市这个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的城市有着极其庞大的医药消费市场，在未来几年中有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消费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影响老年人医药行为的一些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4）老年人就医的主要方式是进入正规医院治疗，医疗机构服务质量较好，乐于去医院就医。有52.1%的老年人生病是选择医院就医的，其次是自己去药店购买药品，占24.3%，还有小部分都是选择小诊所或其他方式就医。88%的老年人对医疗环境、设施、医护人员服务满意，医院等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与药品消费的主要市场。
（5）老年人发生突发状况可以及时得到医疗服务。53.6%的老年人遇突况时在半小时内可以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其次是有25%的老年人住在医院或医疗卫生所附近，在10分钟内可以到达，这表明南昌市的医疗机构分布广，较密集，能及时提供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因耽误最佳就诊时间引起的死亡。
（6）老年人医药费用贵，“看病贵”是个突出问题。约79%的老年人认为到医院就诊费用和药品价格昂贵，而只有53.3%的人一般能承受高昂的医药费，有27.9%的人在医药费用上感觉负担重，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特殊，急慢性病症较多，需长期使用某类药品，对于低收入的老年人来说，无力长期承担这笔医药费用，而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少药停药，耽误治疗。
三、医疗保险制度政策与老年人医药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医疗保险目前为止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及各种商业保险。关于老年人医疗保险的调查结果如下表：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目前南昌市的老年人基本上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对此问题进行仔细分析也发现参加了所在单位医疗保险既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占44.9%，其次是参加公费医疗保险，占29.4%。半数以上的参加医保的老年人对医保政策比较了解和满意，对医保的报销比例也比较满意。联系表1中的数据可以知道，参加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医药消费的影响非常大，绝大数的老年人的医药费用都是依赖医疗保险。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小组的调查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和建议：
（1）南昌市老年人半数以上都是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且身边朋友亲人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很了解。老年人群体更容易患上常见疾病，老年人口近几年呈快速增长趋势，所以针对老年人常见病的医疗服务与药品消费市场非常庞大，相关的医药企业可以大力开发老年人药品市场，廉价有效的药品将是最受欢迎的一类。老年人消费受家人朋友的影响较大，除了老年人这个主要目标群体，中青年也是一个大的目标群体，特别是在保健药品的消费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抓住中青年群体对老年人尽孝的传统与心理，针对老年人使用的保健品也将是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
（2）从表1中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目前老年人群体的主要就医处是医院，医院的环境与服务都得到了广大老年人的认可，南昌市的医疗卫生机构分布广，数量多，因此各类药品的主要销售地点还是各种医疗机构。在药品价格上普遍认为高，难以承受，医药企业在生产出低廉高效的药品时还应控制好药品的流通，除去任何不必要的让药价增高的环节，使药品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流通成本到达消费者手中。注重这些问题的企业并能很好解决，将会为企业带来巨大效益，这是目前医药企业能够胜出的法宝。
（3）从表2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南昌市的老年人参加医疗保险的占比达到97.5%，且对医疗保险内容比较了解，对医保的政策等都很满意，对于低收入的老年人群体来说，医疗保险是减轻其经济负担的重要因素。我国医疗保险取得了巨大成果，不同种类的医疗保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大大降低了参保群体的经济负担，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医保政策在现阶段实施的很成功，那么就必须保持下去，也要加大力度争取保障到每一个人，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4）在调查中发现，有66.7%的老年人认为政府与社会对老年人比较关心，有22.8%的老年人认为不太关心。老年人群体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我们的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都是当前的老年人群体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享受了他们带来的福音，如今他们陆续步入花甲之年，理应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作为新一代力量的青年群体不光要关心自己的亲人长辈，还应对社会上的所有老年人付出足够的关心，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
参考文献：
[1]李钰.银发市场的困惑[J].中国新时代，2012.
[2]王翌秋，雷晓燕.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消费与健康状况：新农合带来的变化[J].会保障制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