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19 11:07:17
今天我读了着名诗人李白的一首诗,是成长故事,我来告诉你。他五岁时就跟父亲认字念书:他聪明伶俐,只要交代一遍,就能学会。,有一天父亲把他送进私塾。他聪明伶俐,悟性极强。先生教的书,读一遍就能记住,而不会忘记。有一天,先生留得作业,他觉得不太好做,很伤脑筋。心想:不如回家玩一玩,要比回家做这些头疼的功课强多了。于是就偷偷地跑回家。半路上看见了一个老婆婆在磨一根铁杵,(要做绣花针)。他被老婆婆的:坚持不懈和“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的精神感动了。从那以后,他决心用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振奋自己,加倍努力,勤奋学习,终于成为着名的大诗人。
我也要学习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的精神。长大后做一个有用的人。
博爱小学四年级:水晶之花
关键词:民间故事 保护 传承
2008年长阳都镇湾民间故事列入国务院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什么各处都有民间故事,而都镇湾民间故事却能够一枝独秀?这与其自然环境、文化氛围和民众的喜爱程度是分不开的。当然,更与众多学者对这一现象的高度关注分不开。从1987年至2006年,长阳民族文化研究保护中心的萧国松老师曾先后七次前往都镇湾收集民间故事,他收集的故事全部来自其婶娘孙家香所述,并整理出版了《孙家香故事集》、《长阳民间故事》第一辑、第二辑。2000年,原长阳文体局的工作人员陈红从都镇湾十五溪收集到几百个故事,并发现了一大批民间故事家,包括刘维芬、刘泽刚、李国新等。随后,陈红及其同事多次前往都镇湾十五溪村进行调查和挖掘,搜集到近千个民间故事,采集到大量的音像资料,并对故事进行了整理,对民间故事讲述者的基本个人资料进行登记存档。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林继富开始研究都镇湾民间故事,并先后发表了《喜剧传统的地方叙事――〈皮匠驸马〉的语言魅力》、《隐秘的文化传统――都镇湾的嫁匠叙事》、《信仰与艺术的交辉――长阳都镇湾精怪叙事传统》等研究论文十多篇。如今,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本文试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探析都镇湾民间故事的保护和传承中的相关问题。
都镇湾民间故事传承方式的传播学分析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讲故事的活动就是一个群体传播过程。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①。而讲故事就是一个信息传播的过程。在某个场合中,故事讲述者(即传者)将信息传播给他的听众(即受者),而这些受者在其他的场合又充当了传者,受者和传播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的传播模式。
都镇湾民间故事的传统传承方式――群体传播模式。都镇湾民间故事如此丰富、多样的原因有三:(1)长期地方封闭,新事物难以入境,只能传承传统文化。(2)生产需要。农忙季节大家会聚集在一起进行生产,免得错过耕种的最佳时机,讲故事以提神、提高工作效率。(3)娱乐需要。红白事时,讲故事以打发漫漫长夜。
故事要讲得精彩,往往要在人多的场合,这样才会越讲越带劲,越讲越有味。在都镇湾,很多故事家都是在人多的场合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首先是红事(结婚宴、小孩满月酒)和白事(即丧事)场合。因为这些事情中,客人在主人家往往要从第一天中午待到第二天中午,或是更长的时间(若是老人故去,一般要持续3―5天时间),而主人家又没有那么多床位安排所有的客人睡觉,漫漫长夜总得混过去。混夜的方式有两种:玩牌、讲故事。而农村喜欢玩牌的毕竟是少数;其他的人待在一起,为了提神,就只有讲故事。甲讲一个,勾起乙的兴趣,乙便接着讲一个。讲故事的开篇语常常是“你说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我在×处听到的另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种场合也适合讲故事,那就是集体劳动的场合。在被问到什么时候开始讲故事时,都镇湾的很多故事家都会提到“搞集体”。劳动累了时,总得想法子提提神――这是生产的需要。讲故事既不费力气,也不会耽误手中的活儿,于是你一个、我一个这样讲起来,使田间劳作顿时变得轻松而快乐。
在这种活动中,上一个故事的受者变成下一个故事的传者,或者说上一条信息的受者变成了下一条信息的传者;而每一个听故事的人即受者往往会给些评价,这就是反馈。这种角色互换的过程就是一个群体传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故事也通过这种方式得以传承。这是都镇湾民间故事传承的主要方式――群体社会传承。
都镇湾民间故事的传承现状。都镇湾民间故事之乡被发现后,当地文化部门也采取相关措施对民间故事进行保护和传承。方式之一:长阳电视台每天都会请传承人做节目,每天讲述几个民间故事;方式之二:民间故事进课堂,文化部门定期组织民间故事家走进校园,为学生讲故事;举办中小学生讲故事比赛。除此之外,县乡两级文化部门还对传承人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变化,其中核心的观点就是民俗传承中的以‘人’为载体的动态传播。”②传承人孙家香被称为“女民间故事大王”,已经89岁高龄。长阳文体局出面将其安置在长阳县光荣院,其经费由都镇湾政府拨付。在所调查的传承人中,刘泽刚和李国新被长阳县人民政府授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优秀传承人”称号,并获得奖金1000元。刘维芬和刘泽刚曾到县城参加研讨会,每天获生活补助50元,共计获得150元补助。文化工作者下乡调查采访时,付给故事讲述者的误工费每人每天平均约为20元。
然而,我们发现:在外界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冲击中,民间故事这种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及其所传递的善良、安分、救世主等精神内核正在一步步远离。
首先,都镇湾民间故事的生发与传统传承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都镇湾在新中国成立后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传播媒介的多元化。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半个多世纪里,都镇湾像中国其他的山区乡镇一样,越来越快地吸纳外界的物资、生活方式和文化。从印刷媒介的普及到电子媒介的普及,在外界用了4个世纪甚至更久,而在都镇湾这类的山区镇却只用了短短的50年。随着地方进出通道的畅通,新的文化、新的娱乐消遣方式不断涌入,电影、电视等现代的文化传播渠道日益走进都镇湾人民的生活之中,其地位与传播功效逐渐取代了民间故事;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单打独斗便能应付农事生产,十几人、几十人同在一块地里劳作的场面日益少见;红白事时,人们可以看影碟、看电视、玩,这些娱乐方式远比故事要生动、鲜活、有意思得多。正是媒介的快速发展,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都镇湾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外界文化的剧烈冲击。这种冲击异常深刻,深刻到不仅影响了都镇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是价值取向。
其次,传承人老化,民间故事后继乏人。目前,会讲且愿意讲故事的大多是年过花甲甚至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传承人的年龄在63岁至90岁,十年、二十年之后,这批传承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少,而年轻一代的人群大多不具备传承这种文化的客观和主观条件。
当前所采取的保护和传承方式的可行性分析
请故事家上电视屏幕讲故事的传播效果分析。通过电视屏幕向观众讲述民间故事,或许能够加大民间故事的知名度,但指望能通过这种方法来促进民间故事的传承显然不太现实。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著名的“热媒介”与“冷媒介”理论告诉我们:“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研究媒介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③将语言跟声、形、情并茂的电视画面相比较的话,语言显然属于热媒介,它要求受众要积极动脑筋,调动听力和想象力来参与信息传播与接收的过程;而动态的电视画面提供给受众的信息相当齐备:语言、声调、表情、现场情景、色彩等等,使人如身临其境。
在电视节目多姿多彩的今天,人们显然更愿意去看让人如入其境的电视剧、电影,看靓女帅哥们在舞台上声、情、形并茂的表演,而缺少耐心去看一个老头或老太太在屏幕前单调地讲述故事。在十五溪调查期间,我们发现连这些故事家都很少去收看长阳电视台的这档节目。所以这种不经过任何包装的方式显然无法受到观众的喜爱,主办方的目的自然无法实现。
民间故事进课堂的传播效果分析。让民间故事进课堂,是想培养孩子们听故事的兴趣;举办讲故事比赛,是想培养孩子们讲故事的能力。这真能取得效果吗?恐怕也不容易。如今的中小学生的生活环境跟那些故事家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相差了何止千里,这种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文化接受的差异,这些孩子要接受的是现代流行文化的主旋律,这跟民间故事家接受他们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同样的道理。而且,民间故事进课堂的时间太短、次数太少,培养兴趣恐怕是枉然。举办讲故事比赛有太多的限制条件,孩子们所讲述的故事恐怕也会失去民间故事的精神实质,失去本味的“民间故事”已经不是民间故事,其生命力令人怀疑。更重要的是,现代人接受文化的媒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文化主要从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体和书刊、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上吸收而来,从父辈口中或是他人口中学习新知识的欲望与机会都大大减少。
对策及建议
必须要对民间故事进行抢救性地记录。从语言、传承人资料、传承人讲故事的风格及爱好、故事种类、不同区域间故事的差异等等,全方位记录民间故事目前还健在的形态及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平面媒体及电子媒体都有义务参与。其中,用现代化媒介手段相对“原生态”(相对“原生态”是指录音、录像比文字记录如采访笔记等更能够完整地记录现时的情景)地对民间故事家讲故事的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是一个将这些民间故事可永久保留的必要手段。
要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与经济效益挂钩。这样,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才有延续下去的动力和资本。“民俗传播的过程,其实就是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对民俗规范的取舍,这种内在精神主要由物质的经济的条件决定。”④因此,我们认为,都镇湾民间故事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要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必须改头换面。电视台的节目要做得耐看,就要进行包装。民间故事同样可以经过包装后出现在屏幕上。可以将民间故事改编成简单的剧本,加以排演,用演故事的形式讲述故事,以获取收视率。收视率跟效益之间的关系不在此赘述。有了效益,民间故事的文化内核才能不单纯依靠政府的扶持就能够生存下去。
此外,现在是读图时代,大人喜欢读图,孩子们更喜欢读图。而以都镇湾民间故事为表述对象的书籍都是全文字零图片的书籍,孩子们当然不爱读。如果能够将民间故事改编成漫画,或者在故事书中配上插图,也许不仅能受孩子们的青睐,也能受到大人们的欢迎。我们都看《格林童话》,为什么不能编一部中国童话故事书?同时,动漫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式。
以上只是我们对都镇湾民间故事的保护和传承现状的一些总结和不成熟的看法,但有一点很确定:任何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文化活动都是不能持久的。将文化附在有形的产业上,才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出路。当然,要将文化转换成经济效益,必须遵循其本身的传播、传承规律,也必须与时代的传播和传承环境相一致。
注 释: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②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③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页。
④彭林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其实现方式――以土家族为例》,三峡大学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三峡文化研究第八辑》,武汉: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部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任务项目“高校社团传承地方文化路径新实践”(编号:RW-64),主持人:闻胜海;安徽省质量工程教学研究一般项目“皖江文化资源在地方高职院校特色课程中的应用研究”(编号:2016JYXM0641),主持人:闻胜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安徽省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适应性研究”(编号:AHSKY2016D28),主持人:吴一鸣;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传统文化视域下大学生职业精神锻造内隐效应的实验研究”(编号:SK2016A0577),主持人:王金根。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8-0045-04
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传承弘扬中华??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1]。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意义、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数量浩繁的地方文化具有历史文化记忆、民族精神涵育、地方情感认同等多重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实中其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适于传承的社会环境又被破坏严重,大量地方文化资源濒临失传。本文以地方民间故事为例,阐述高职院校应积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主动担负保护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责任,创造条件,创新举措,鼓励支持大学生社团创新传承地方文化,发挥其在大学生休闲娱乐、思想教育、创新能力培养和文化素质提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地方民间故事的内涵和当代价值
(一)地方民间故事的内涵
民间故事指“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2]广义的民间故事包括一切民间散文作品。狭义的民间故事,是指神话传说以外的那些以通称的人物、广泛的背景、在完整而富有趣味的情节中表现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口头散文作品。 本文所称民间故事是广义的概念,即散文的口头叙事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和民间流传的生活故事、童话故事、动植物故事、笑话、寓言及新故事等[3]。
地方民间故事,本文指传播区域和人群范围有限的民间故事。因交通工具、通讯手段的不发达,前现代社会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半封闭状态,人口流动性小,因而各个地方产生了独特的民间故事。其中一些民间故事由于各种机会得到在更大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因文本记录和其它通道,超越了地方传播的局限,成为了民族经典故事。然而能够成为经典的毕竟是少数,还有更多的地方民间故事亟需发掘抢救保护传承。
本文所称“前现代社会”――传承对象的时间范围指改革开放以前。这是根据地方民间故事产生传承社会环境的改变来确定的,与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中的社会分期并不一致。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日益加剧,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加速消弭,农耕文化破坏严重。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网络、手机APP等交际工具的全面使用,使得口头表达更多地被书面语体替代,民间文学创作交流的地方性局限被彻底突破。
(二)地方民间故事的当代价值
1.历史文化记忆。中华民族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在漫长的史前时期,人们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只能靠口耳相传。在文字出现以后,历史记忆有了新的载体。但由于接受教育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用文字创作和记录的精神文化产品极少,加之文字传播载体技术的限制,文献传播历史文化的范围非常有限,可以进入文字记录的群体和故事更加有限。而在文字创作阅读群体之外的更为广大的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通过口头语言往下流传,仍如史前时期一样,主要还是民间故事。因此,流传至今的浩如烟海的地方民间故事是前现代社会普通民众思想的重要载体。它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史料。
2.民族精神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弘扬不能局限于经典。从思想内容看,地方民间故事多歌颂正义、善良、诚信、对爱情的忠贞等,宣扬积极的普世价值,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并内化,可以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提高民众素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凝聚力量。
3.地方文化认同。在普通话高度普及的当下,使用本地方言开展地方民间故事的口头传播传承,对提高方言自信、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积极意义。地方民间故事内容多与本地山川河流、历史人物、风土人情相关,其持续传承能够留存地方文化记忆,增强地方文化认同。当前生产力高度发达,许多地方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炸山填河,自然地貌面目全非,城市风格趋同化严重,因此地方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不少人在城市生活很多年,依然用方言给自己的后代讲述家乡的民间故事,维系着与家乡的精神纽带,可以看出人们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内在需求。
二、高职学生社团是创新传承地方民间故事的重要力量
(一)地方民间故事传承的现实困境
前现代社会,我国人口流动性小,地方民间故事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一代代延传承续。“脱域”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交通、通讯等高度发达,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农民工大批进城和城镇化加速,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民间故事口耳传承环境遭到破坏,原来固定的受众群体关系分崩离析。因为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从个人的成长历程观察,一般从四周岁进入幼儿园后直到就业,白天时间基本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接触地方民间故事的机会大大减少。
从“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至今已近百年,我国人口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加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策导向,人们对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履,地方民间故事传承受到重创。当前文化事业极大繁荣,电影、电视产品极大丰富,网络和移动终端的全面普及将人们推入主动媒体时代。可以说,当前会讲故事和爱听故事的人都少了。在喜爱故事的幼儿时期,父母给孩子们选择的基本是出版的经典故事,地方民间故事正面临失传的危险。
在全球化浪潮中,充分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共识,我国学界和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保护传承已有十数年历史。然而事实证明,仅靠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捉襟见肘、力量不足。随着社会结构变革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地方民间故事原生环境严重破坏且不可逆转,全面还原其在乡村市井的传承,既无可能也没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另辟新径推动地方民间故事的创新传承已成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二)高职学生社团是创新传承地方民间故事的重要载体
近年?恚?在乡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的同时,高校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全国共有高校2852所,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3647万人,毛入学率达40%[5]。“十三五”期间,高等教育发展将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将达50%,在校大学生人数将进一步增加[6]。大学是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相对于中学阶段学业压力相对减小,课余时间相对充足,社团活动因之活跃。地方民间故事在高校传承较乡村市井拥有更加宽厚的群体基础。大学生社团因其成员数量、文化水平、兴趣目标、时间精力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可以成为传承创新地方文化的重要实践载体。
从文化保护视角,由于当前社会飞速发展转型,我国传统农耕文明快速式微,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众多地方传统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厚重土壤。2014年,全国有地级市288个[7],高职高专院校1327所[8],平均每市超过4所。虽然高职院校在各市的分布并不均衡,但除极少数中西部地区外,一般地级市至少有一所。高职学生社团创新传承地方民间故事具备地域便利上的可行性,值得重视利用。
从教育资源视角,民间故事作为一种文本,易于采集,便于编创,能够用口头讲述、改编创作成话剧、微电影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传播。通过系列传承活动既能够锻炼大学生的交际能力、写作水平、创新精神,又可以弘扬勤劳、忠厚、诚实、善良、团结、奉献等优秀民族传统精神。让优秀民间故事从老百姓的口头和静态文本中多形式、立体化呈现在大学生视听世界中,一方面能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大学生娱乐、学习提供新的形式与平台,增长大学生特长才干,增进其创新自信。另一方面也能激发文化社团的活力,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文化活动的自我教育功能,促进社会责任感培育,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储备人才。同时,地方民间故事还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地方文化特色的培育。
从传承主体视角,大学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群体,其中不乏具有高水平文化原创能力的翘楚。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其作品内容的个性倾向往往特别突出,不能替代民间优秀故事的创新传承与教化功能。与之相比较,为数甚众的大学生社团文化的原创能力总体较弱,高职院校学生因文化基础薄弱,表现尤为突出。如果在社团内一味主张原创,势必影响活动开展,难以保证作品内容质量、传播力和影响力。以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难度,提高文化社团的自适性,促进文化价值取向坚守,从而有效激发文化社团活力。
三、高职学生社团创新传承地方民间故事的策略建议
(一)完善创新传承机制和支持保障
1.成立文化类社团联合会。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社团数量众多。由于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对高校社团管理有明确要求,高职院校对社团有管理和考核约束,因考评激励、淘汰机制和招新比拼,同类型社团之间存在较强竞争关系。文化类社团中自发传承地方民间故事的本来就少,缺少合作支持、力量有限难免影响传承质量和活动频数。由高职院校团委组织成立文化类社团联合会可以消除各社团的门户之见,破除社团间的利益壁垒,使有直接兴趣和能够发生传承作用的大学生真正联合起来,在创新传承地方民间故事等地方文化方面充分发挥才华,在经常交流碰撞产生的创新灵感浸润和跨界合作下推动共同打造校园文化精品。
2.采取项目管理制开展活动。创新传承地方民间故事需要走出校门调查、打印甚至出版成果、创意演出,这一系列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经费支持,远远超出当前一般管理模式下社团经费支出的承受范围。高职院校社团经费来源主要有会员缴纳会费和学校下拨经费两项,极其有限,开展活动就要靠拉赞助和成员掏腰包,创新传承活动难以为继。建议学校对文化类社团联合会开展活动以选题项目制的形式给予调研、演出等专项支持,开展对项目的考核评比,对于优秀成果按照后期奖励的形式加以激励。
3.加大教师指导力度。调查显示,有44.3%的大学生认为指导教师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社团活动的方向、档次、深度和质量,而仅27.2%的人认为指导教师责任心强、能力强、经常指导[9]。教育主管部门也在促进专业教师参加社团指导方面进行了政策引导,如2016年出台的《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将指导社团活动作为职称评审中专业实践工作条件选项之一。但要真正调动专业教师指导社团的积极性,学校还要在创新指导教师考核办法、减轻教学工作量、增加指导经费等管理和激励机制上加以努力。同时,还应打破围墙限制,从校外聘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掌握故事资源、善于讲述故事的人及相关专家学者开讲座、做指导,壮大指导教师队伍力量。
(二)开展原型调查和情节二次创作
地方民间故事种类庞杂,数量浩繁。倘若笼统调查征集,有如大海捞针,不着边际,又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之乱,社团成员莫之所从。因此,宜采取明确选题分类征集的方式开展活动。如按照“善”“孝”等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征集活动。一是成员自身积累。民间故事源自民间,大学生虽然身在学校却来自乡村市井,从小在茶余饭后耳濡目染、道听途说了不少神话童谣和故事传说。因此为数众多的社团成员本身就是民间故事的一个储备主体,从社团内部就能直接获得一定的故事原型。二是开展田野调查。从社团成员那里得到故事梗概,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故事线索后,便可以组织到故事发源地、流传地进行田野调查,既能加深对故事的了解,又能让社团成员认识地方的人情风物。三是进行文献调查。文献调查是获取故事线索的一条便捷途径,但进行文献调查工作却并不便捷。然而有了目标的指引和教师的指导,社团成员可以分工合作,在校内外图书馆和地方文化局查阅地方志、文史资料等,搜集故事线索。
调查得到的故事原型一般较为简单,缺乏艺术吸引力,需要丰富完善。因此必须对故事原型进行再创作,让情节简单的故事生动起来,让不当的情节合理起来,让平淡的故事内容精彩起来。同时,着眼于故事在校园传播的教化作用,还要剔除与主流价值观相龃龉之处。对于非文献渠道获取故事原型,采集者初次记录应当忠于讲述者的叙述,以保存其历史记忆、方言语料价值。在对故事原型进行加工再创作的时候,要鼓励社团成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程序上来看,首先要从搜集的故事中挑选出好的原型,组织有兴趣的社团成员进行集体讨论,然后给以两三周的时间让每位成员自由发挥,改编充实故事情节。最后再组织开展文本讨论交流,选择最优底稿,再进行集体修订充实,作为校园传播的蓝本。这样做既使每位参与者都有锻炼的机会,能够释放社团成员的创作热情,又可以集中群体智慧,提高传播蓝本质量。
(三)推进创新传播传承和交流提升
故事只有在传播中才有生命力,文本确定后就要创新拓宽传播路径。首先,最简单和成本最低的形式就是“讲”。可以通过现场故事会、校园广播等形式,让以播音与主持协会、演讲与口才协会等为主的社团口才达人,用鲜活的口头语言和本地特色方言词汇,配上生动的表情和体态语言,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让人耳目一新、兴趣盎然。其次是“演”。好故事不仅可以用来讲,还可以用作话剧和地方特色戏曲剧种创作的材料。在故事文本集体定稿后,相关社团可以选取适合舞台表演的故事进行编导创作,形成脚本,在校园内进行演出。再次是“拍”。随着摄影摄像器材的生活化和大学生相关素质的提高,微电影创作风靡大学校园。影视制作类社团以特色地方民间故事为微电影创作素材,有较大的挖潜空间。与此同时,与动漫制作相关的社团还可以制作动漫作品。最后是“推”。对于优秀的微电影、动漫作品和“讲”“演”录音录像,除了和文本一同进入数据库存档外,还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网站和微博、微信、QQ公众号等进行推送,提高传播效度和影响力。
开展故事作品和传承主体的交流研讨,可以开阔思路,扩大合作,提高水平,促进创新。一是在同一地级市或同一文化圈内的交流,包括校校交流和校地交流。校校交流让不同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社团之间加强互动,开展合作,集中优势力量打造精品。校地交流指把农民、市民、专家请进校园,让大学生社团走进乡村、社区、中小学校,既壮大社团指导力量,又可以让大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交换传承经验,还可以开展多元合作,进一步强化创新传承。二是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举办多种形式的地方民间故事传承比赛、展演,让不同地区的故事作品得到更大的展示舞台。也可以组织高职学生社团和指导教师、学校社团管理部门进行经验交流和理论研讨,以利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上海《故事会》,一本普普通通的刊物,传统的小32开本,数十年为读者奉献以新故事为主的作品,却在中国期刊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至今仍以每月260万册的发行量,名列全国文学类期刊之首,在世界综合性文化类期刊中排行第五。就连每周仅一期的《新民晚报》的“市井故事”专栏也为读者津津乐道。同时,伴随新故事的创作,上海新故事的讲演活动,从乡村到市区,从学校到小区,几十年来从未停息。金山、川沙等“故事之乡”被命名,一批故事作家应运而生,一大批故事员活跃在各条战线。诸如“上海故事汇”、“故事大王”、法制故事、科技故事等赛事连绵不断、层出不穷。
无疑,新故事已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和活动。这是上海一大批新故事事业的开拓者和奋斗者们,坚忍不拔,矢志不渝,为这朵新葩在百花园中怒放而尽情培育的结果。其中,上海故事界公认的“大家”任嘉禾先生正是这个领域的“大推手”。他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群众文化处副处长、上海市文联党组成员兼副秘书长,凭着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热爱和研究,在上海新故事发展中成为“教父”式的人物。
笔者大学毕业入职文联后,即加盟嘉禾老师等创办的上海《采风》报,深受其孜孜教诲,并参与其组织的一系列新故事创作、讲演和研究活动。日前,我在他府上拜见这位已经87岁高龄的前辈。先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一谈及新故事,更兴致勃勃,往事如开闸的河水滚滚而来。我没想到,近年来,他对上海新故事还在不遗余力地指导。他笑着说,前几年我患了一场大病,住过院、开过刀,是新故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承蒙同仁们看得起,许多活动仍邀我参加,我又活回来了,而且活得很快乐……
赵教授带他去采风
任嘉禾,1928年生,江苏宜兴人。家境并不富裕的他,高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挣钱养家糊口。是家乡朴实的民风和农村丰富的民间文化滋润并养育着这位青年。从小对《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梁祝》四大民间故事和《巧媳妇》《徐文长》等机智人物故事饶有兴趣,当他成为宜兴文化馆馆长时,就注意收集流传于民间的故事。
1952年,他来到华东文化部工作。1954年,该部机构撤销,他便来到上海文化局,先在刘厚生为处长的艺术处工作,后调入社会文化处(后改为群众文化处),1956年开始筹建上海群众艺术馆。
任嘉禾这时虽从事群众文化工作,但长期经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民间故事、民间艺术、地方民俗之火不时在他心中燃起。也就在此时,他认识了复旦大学十大教授之一的赵景深先生。
赵景深,中国戏曲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对民间文学也素有研究。他从小酷爱文学,尤其喜欢童话,18岁时就在当时的《少年杂志》上发表童话处女作《国王与蜘蛛》;1919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陆续翻译、出版《安徒生童话》,成为介绍安徒生童话到中国的第一人。1928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论著《民间故事研究》和《民间故事丛话》。解放后,除了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外,还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顾问(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
赵景深藏书最完整的时候多达三万册。任嘉禾从借书认识了他。赵先生十分慷慨。任嘉禾说,他不是对我一个人,对前来借书的学生、同好,特别是青年,都慷慨支持,从不吝啬。所以王骧教授曾有一诗赞颂道:文坛巨擘老人星,著作等身至可钦。更有一桩人罕及,藏书肯借见胸襟。
当任嘉禾知道赵景深先生仍在坚持采风作业,即下乡调查民风和采集民间故事时,便上门拜师求教。赵教授看到一个小他24岁的青年人,还是文化局干部,也热爱民间文学时,高兴地当即答应结伴同行。任嘉禾当时住南昌路,赵先生住淮海路重庆路,两人离得很近。于是,每回下乡采风,任嘉禾就一早来到赵先生家,叫了辆三轮车,前往上海郊区。
在西郊(后曾为上海县)诸翟乡,任嘉禾就搜集到不少民歌、民间故事,其中一首民歌至今他还能背诵:
六月日头似火烧,
烧得情哥哥背上枯皮焦,
愿天公天婆推来一朵红绿水云遮住情哥背,
小奴娘春二三月纺纱织布买香烧。
1955年至1956年间,任嘉禾收获颇丰,他在上海近郊就搜集到《五个半人之墓》《必定封侯》和反映小刀会起义的《周立春起反》《女中英雄周秀英》等很多故事。《新民晚报》《劳动报》《文汇报》经常刊登他的来稿。任嘉禾笑着说,当时10元左右一则的稿费还真不低,用来贴补家用,老婆见了,真得很高兴。
在上海南汇地区,原生态哭丧歌、哭嫁歌极其丰富,几乎每个村宅都有一批能编唱“哭歌”的高手,这在全国极为罕见。哭丧歌不同于一般仪式歌,它牵动情感,表现出很强的文学性。任嘉禾十分重视,下乡开始搜集,总计达30万字。可惜,一场浩劫,资料毁于一旦。
但他没有死心。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嘉禾又来到南汇,在沿海地区发现了潘彩莲、张文仙、苏炎奎、沈小妹(王学红的师傅)、王学红等几十位优秀歌手。与当地文化馆通力协作,重新搜集哭丧歌。1983年,其主要部分获全国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汉族地区最高奖),引起了国内外民间文艺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刘锡诚说,南汇哭歌是汉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哭嫁歌和哭丧歌在上海的郊区传承存活下来,而且至今还能有人演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有重要的历史认识和研究价值,而且是上海开埠以来形成的所谓“海派文化”呈现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这一点而言,他认为,应该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
1988年,《哭丧歌》(八千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婚丧仪式歌》(潘彩莲哭歌专集)由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有10余万字的哭歌被《中国歌谣集成・上海卷》选用。《哭丧歌》后被列入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任嘉禾说,哭出嫁的风俗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渐消亡,但沿海地区至今仍保留着哭丧的习俗,也出现了一些新歌手。可惜的是,潘彩莲、沈小妹等优秀歌手已相继亡故,当年较年轻的一些歌手也已成古稀老人。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更应重视。
茶馆店里发现“故事大王”
我国人民素有讲故事的风尚,这些故事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口头创作。它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童话、笑话等,及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故事。当新中国诞生,人民跨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后,广大群众已不能满足传统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和美感,迫切希望在故事创作中看到他们同辈人的形象,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从中得到知识、愉悦、教育和力量。所以如何继承传统,采用讲故事这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以真善美来鞭挞假恶丑,满足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便逐渐成为文艺创作领域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任嘉禾说,此时,新故事应运而生。上海是新故事的主要发源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故事的种子就是在这里播下的。解放初,翻身人民对比十分强烈,他们运用讲故事这一传统形式批判旧社会,歌颂新生活。编讲的故事有《不死的王孝和》《包身工》《把一切献给党》等,取材于真人真事和报告文学,但演讲时口语化了。特别是1958年以后,随着新民歌的兴起,在赛歌、赛画的一系列群众性比赛中,新故事已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样式连连登场。如上海工人文化宫已经诞生了故事团,像老故事员徐礼本讲新故事供不应求,各单位要邀请,预定期得提前一个月。
但新故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先进行口头创作,或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相结合的作品问世,要到1960年代后。不可否认,当年普遍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文化部门采用了群众最为喜闻乐见的故事来进行宣传,于是,城乡新故事创作借势发展起来。
这是1962年的一天,金山县(现金山区)山阳镇上的一家茶馆店里,一个年轻人正在讲故事。讲者绘声绘色,听者津津有味。而在听众中,就有任嘉禾。他从金山县文化馆闻讯,有位擅讲新故事的年轻人,其受欢迎不亚于那些说书的。由此他特从市区赶来乡下。一听,果然如此。故事名为《说嘴媒人》,反映农村新人新事新风俗。讲述有情有节,有悬念有高潮,反响不错。青年人叫张道余,一听到市里干部的夸奖,顿时笑逐颜开。任嘉禾说,故事很有基础,希望把它写出来,同时请他到上海进行加工。张道余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他说,他文化程度不高,到了上海群众艺术馆后,任老师他们扛来了录音机,根据讲述录音,写成文字,然后又帮助修改提高。几经反复,才成为一个可发表的故事。此故事不久发表在文汇报上。
张道余就此一发不可收,后成为享誉苏浙沪的故事大王。现任金山区故事学会会长,《故事会》杂志特约编审,中国新故事艺术专家组成员。
任嘉禾说,更可喜的是,当时有一批原来拿锄头的农民纷纷拿起笔来写故事。如新创作的《老队长迎亲》《母女会》《两个稻穗头》等通过讲演,一下子传遍上海市郊。而市区新创作的《路》《小铁口改行》等同样广有影响。这时,从乡镇到田头,从街道里弄到工厂学校,全市新故事讲演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196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创办了第一个故事刊物《故事会》,少儿出版社创办了第一个少儿新故事刊物《讲故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特辟每周故事节目。《文汇报》自1964年1月至8月,七次发表大力提倡讲故事的专论,将新故事之火越烧越旺。
作为专职的群众文化干部,任嘉禾自新故事诞生起就分外重视。他承认由于当时的认识局限,一切文学创作都是政治第一,是思想教育的工具,新故事当然无能例外。但他还是总结提出了“主题的人民性,艺术的故事性”的新故事基本特征;要求“新故事要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其创作过程是“讲讲写写,写写讲讲,千锤百炼,臻于完整”;其创作方法是“故事情节不断发展,人物不断行动,环境不断变化,语言不断更新”。所以,老故事作者都认为,当时发表的故事尽管还留有时代的“政治烙印”,但在口头性、真实性和文学性上,至今看来仍不失为有一定水准,这与任嘉禾的“推手”工作分不开。
寻根溯源,为新故事正名
何谓新故事?时任中国新故事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任嘉禾说:“新故事是对传统故事而言的。它既是一种崭新的创造,又是传统故事的继承和发展。新故事的‘新’,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和精神。”他同时指出,“新故事随新中国的诞生、随社会主义的成长而成长,但也随国家社会的折腾而蒙受灾难。”(任嘉禾《新的艺术之花》)
一场灾难的,让文艺百花园凋零,新故事也因此走上畸形发展之路。“”将新故事纳入“阴谋文艺”的轨道。一时间,新故事成了“批林批孔”“评水浒”“根本任务论”的工具。然而,人民群众时刻担心着国家的命运,厌恶群丑们的拙劣表演,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寄托自己的愿望,于是他们开始自己的口头创作。用任嘉禾的话说,真正的新故事创作这时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即大家称之的“流传故事”。如《绿色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中百公司手帕柜台》《一张旧报纸》《九颗夜明珠》等等,一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其最大的特点,是群众边口头创作,边流传,边加工,再流传。故事越传越完整,越传越精彩。
任嘉禾当时虽为中层干部,但搜集传统民间故事却成了一大罪状――宣传迷信、为封资修招魂。历经批斗和进五七干校后,他依然没能“改造”好。他敏锐地发现了正在地下流传的故事。他感到这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创造,于是,冒着再次被打倒和坐牢的危险,又偷偷干起搜集的“老生活”。他时而混入公园和老虎灶茶馆,时而下工厂和街道,他更不放过他的学生,一听到带来的新故事就像着了迷似的揪住不放,请客吃饭,非讲完不可。到了晚上,像干地下工作似的开始整理编写。所以他藏有好几个“手抄本”。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回大地,山河回暖。关心着新故事命运的文艺工作者同样开始复兴。
1979年9月20日,中同样遭受灾难,曾被迫改名《革命故事会》的《故事会》杂志,在其主编何承伟(现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提议和主持下,在市文艺会堂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它决定了《故事会》未来几年的命运。作为风向标,这次会议当然也决定了新故事在一次大变革后的发展方向。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师大、辽宁大学、复旦大学、浙江教育学院与上海的专家姜彬、丁景唐、乌丙安等与各地故事工作者共同探讨新时期新故事文学的发展问题。就在这次会上,任嘉禾的发言“石破天惊”:“故事文学要发展,必须打回老家去!”
任嘉禾提出的“打回老家去”,就是要新故事坚持民间文学性,即它的口头创作和流传性。这就与通俗小说等样式明显区别开来。这也为以后一长段时期新故事的属性和大发展,有了理论依据。
迎春风,创办《采风》报
粉碎了“”,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任嘉禾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样,干劲大大焕发了出来。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重新恢复,任嘉禾被选为秘书长。为更好地挖掘民间文艺宝库和开展研究工作,他提议应创办一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类的报纸,此提议马上得到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支持。说干就干,打报告,筹资金,取批文,任嘉禾马不停蹄。1980年7月,由三家合作的上海《采风》报创刊号问世。取之于上海民间文学大海的故事、传说、民歌等甫一亮相,引起上海人的关注和喜爱。此报3分一份,首发5万份,供不应求。
当时是月报,编着编着,任嘉禾就想到了也应给新故事有一席之地。可稿子哪里来?他想起了中的流传故事。于是找出了他当年的“手抄本”,选中了当时很有影响的《中百公司手帕柜台》和《骨灰箱上的照片》,以此为底本,重新加工整理。所谓“以故事引故事”,第四期一经刊出,作者们大受启发,纷纷搜集整理起“流传故事”,更有不少人以此为“原形”,构思创作新的故事(后者后来成为《采风》报的主力稿件)。采风版面作了调正,新故事上了第一版。这一改动,让《采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第14期,发行量逾过50万。两年后期发行量超过百万。第150期,发行量达150万份。《采风》最高发行量曾到过180多万份,远远超过当时的《新民晚报》。每月5 日,《采风》出版日,车站码头,街边报摊,人头济济,争相购买《采风》报。当年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校77级、78级不少大学生还上街叫卖过《采风》报,作为当时的“勤工俭学”,收入还不低呢。任嘉禾笑着说,有一段时间,卖采风报,看新故事,成为上海一道风景线。
值得一提的是,新故事随即被影视看中。当时,年轻导演杨延晋脱颖而出,他以崭新手法执导拍摄的《苦恼人的笑》《小街》,使影片名声大振。杨延晋也因此成为新锐导演而引起国内外电影界的关注。而此时,《采风》报引起他的注意。其中反映都市转型期“世态”和“人态”的《二十万美元》《二上江城》《洞房佳话》三则新故事发表后,杨延晋决定将它们搬上银幕。万伯翱、龚龙祥等编剧很快拿出了本子。影片由三个故事组成,既独立又统一于一部电影中,电影取名《一个少女和她三个影子》,由一个女演员分饰三个女主角,这在当时可算是种新手法(后因影片过长,最后杨导演剪成了两部电影:《两个少女》和《少女和小偷》)。著名演员刘子枫和赵静分饰男女主角。刘子枫曾说,这部电影,是他从话剧演员走向电影演员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部电影拍摄中,他不仅从杨延晋那里学到不少导演新理念,而且从人物塑造上,他越发加深了体会和体念,并引发成演绎的技巧。
《采风》报上的新故事同样受到包括央视和各地电视台的关注,《被“释放”的凶手》《黑白汽车》《借妻赴宴》《送上门的千金》《救生良药》《死刑判决之前》等被一一搬上荧屏。
《采风》报上新故事的经验实践,不断完善着任嘉禾的新故事理论,不久,他的专著《走自己的路》正式出版。同时,在他的主持下,一批采风丛书编辑出版,其中新故事专集就有:《被“释放”的凶手》《闯进恋爱角的陌生人》《火葬场传奇》《内部消息》等。
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报刊大整顿,非时政类报纸几乎一刀切停办,于是这张家喻户晓的民间文学报纸,在读者眼前消失了。后来的《采风月刊》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份新创办的刊物,起初创办时,还保留相当一部分老《采风》报的内容,后来随着媒体经营战的白热化和平媒的普遍萎缩,它经历了市场的种种变故,经营上陷入窘境。直到2010年,文联对之全面改刊,并改为“文联会刊”(也即本刊),才在新的领域重焕青春。
为新故事呐喊,成“序言专业户”
1989年,任嘉禾到龄退休,然而对新故事视同生命的他依然没能停息。上海金山、川沙两大故事之乡和基地,任嘉禾十分关心并身体力行。川沙故事大王夏友梅不仅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创办了故事学校。任嘉禾应邀举办讲座、讲课。夏友梅说,任老师是自己的老师,他不仅对故事创作,而且对故事表演都有独特的见解。他的讲课,通俗易懂,有声有色,为老故事员继续加油,又为新故事员辛勤浇灌。任嘉禾当然知道,新故事要继续发展,接班人很重要。在金山区宣传部、文化馆支持下,他多次来到该区文化馆、文化站,向故事作者、学校老师和学生们讲授新故事。已有60年故事生涯的故事家张道余不无感慨地说,老任不仅培养了我,今天还为培育新一代故事作者和故事员继续尽力,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关键词:巴里坤;民间故事
中图分类号:I27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98-02
一、巴里坤民间故事产生的因素
巴里坤因为它重要的地理位置,汉文化比北疆其他各地发展的更好,所以形成了一个集中原、西域文化荟萃的局面。自汉代中央王朝开始在巴里坤驻军戍边、移民屯垦,唐代的移民屯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清代初期,中央王朝为了统一国家、稳定边疆而进行的移民屯垦活动更是规模空前,陕、甘、晋、湘等地的移民将他们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从关中各地携带而来,与本地文化交融在一起,又在本地的流传中保留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里坤民间故事。
在文化信息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旧社会,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了对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创作了神话传说,用这些神话传说来解释那些不明原因的事件和自然现象。这类故事渗透着丰富的想象成分,充满浪漫色彩。古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行为和信仰理念,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和社会矛盾,还有那时候从内地西来的人们,看着异地的山水风貌,过着不同以往方式的生活,就会激发起创作的灵感,编讲出许多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来。人类生活行为神话如“三餐饭和一打扮”;历史王朝更替传说如“天下只有巴掌大”;还有一些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普普通通的人,而故事中所带有的情节和那些超自然的想象也无一不反映了人民渴望安宁安逸的幸福生活的心情。人们要通过这些故事把某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可能实现的事情表现出来。比如“镇海碑”的传说,因为巴里坤气候寒冷,人们的生产、作习、出行都受到制约,于是人们便想像出一条龙来,想借助镇压这龙来驱散寒冷,同时故事也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活的艰辛。再如“补天补地”,人们无法解释气候寒冷的原因,就把东来神话故事进行了一番创作,说是女娲娘娘补天的时候漏补了一块所造成的,还自我安慰式的发明了用大花蒸饼进行祭祀,祈求天灵地灵,五谷丰登,表现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有些幻想故事则借助于法术和宝物的帮助,实现贫困、诚实主人公的愿望,并且对恶人、贪心者予以惩罚。世俗生活故事大多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并且加以虚构,它的现实性较强,故事往往赞美正直、勤劳、 善良、 智慧的人,如“勤劳就有好日月”;批评懒惰、自私、愚蠢的人,如“见财弃义”。也有许多生活故事反映雇农对地主、工匠对作坊老板、人民对官府的巧妙斗争,如“受苦的诈怪”。关于妇女的故事,如“一条九条命”,则反映了由于封建礼教和伦理观念的束缚,婚姻、爱情不能自主,造成了严重的悲惨后果。建国以来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民间故事,反映了新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愿望,表现了高尚的精神面貌,它对传统民间故事的艺术特点也有所发展,如“鬼请杜大夫接生”。有一些幽默、滑稽性的短小故事,尤其是用巴里坤的方言讲出来的笑话更是别有分味,讽刺人民内部生活和性格中的某些缺点的作品。如传统的傻女婿系列“傻女婿串门”“傻女婿看外母”和“幸亏没穿鞋”“夸婆姨干净”等。
二、巴里坤民间故事的特征
巴里坤的民间故事在千百年的流传承袭中表现了其自身十分明显的体裁特色和艺术特色。
一是“口口相传”。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及一些艺人在文学创作中,用口头语言和地方土语方言去构思、表现(包括演出)和传播。一个好的故事,一旦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就会被不间断地传述下去。
二是集体创作、流传。很多民间故事都是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意见和情趣在内。
三是变异性。由于口口相传的不稳定性,作品在流传过程和具体的讲唱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主要体现在作品的情节、结构、人物甚至主题。
四是有艺术性,充满幻想色彩。除了体裁多样,题材丰富。大多数民间故事都是用夸张手法来实现人民所不能实现的愿望。这些充满幻想色彩的民间创作是劳动人民有理想、有信心、有办法的一种最生动的表现,是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正义终必战胜邪恶的表现,也是他们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智慧、幽默和艺术才华的表现。
三、巴里坤民间故事的价值
首先,巴里坤的民间故事是中国汉族民间故事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传统的中国汉族民间故事如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在这里都有着各自的体现,比如“女娲补天”、“秦始皇统一六国”、“韩信协助刘邦灭楚兴汉”、“孟姜女哭长城”、“梁山泊与祝英台”等传统体裁民间故事在这里都有表现。
其次,民间传说有助于激发人们对故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人们的乡土意识和爱国情结。巴里坤的民间故事列除传统之外的本土特色作品,占据绝大多数,这些本土民间故事中有表现历史事件的如“天下只有巴掌大”、“幻彩沟与鸣沙山”、“金车匣子”、“赌头拆照壁”;有表现历史人物的如“韩信减寿”、“大将军显神威”、“吓退马仲英”等,这些表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民间故事无一不是贯穿着神圣的统一主题,就是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宁各民族的团结和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是历代王朝的伟大政治理想,是民心所向的不可抗拒的民族潮流和历史归宿。
第三,民间传说是重要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巴里坤的民间故事体裁多样,题材丰富,主题鲜明,情节生动,而多篇幅短小,语言精炼,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千百年来我国历史价值观的影响,历史只是帝王史、将相史、军事史,群众和地域性人物历史事件都不被国家史所重视。巴里坤民间故事记录了许多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的巴里坤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地方史志的记载更加生动形象;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地的生产方式、风俗民情、社会政治经济状态以及气候节令等,而且具有简练精辟、通俗易懂的特点。比如发生在巴里坤汉代屯田、唐代征战和清代的平息叛乱,在国史中也只有片言只语的轻描淡写,是现在科学历史观所珍视的历史材料,被冷落在历史记载之外,成为历史记载的遗憾,而巴里坤民间故事却对这种历史事件的错失形成了有力的弥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以确凿的本土事实证明包括巴里坤在内的整个新疆自古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巴里坤的民间故事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巴里坤的民间故事绝大多数是本土故事,它有表现本土事件的,比如“羊驮砖修天山庙”;有表现历史人物的,比如“吓退马仲英”;能表现当代名医杜青山大夫接生技术高明的“鬼请杜大夫接生”,这类故事内容大部分是侠客、清官、贪官等为老百姓所关注的人物。还有表现地理风貌名称来历的故事,如表现巴里坤人民希望气候转暖的“镇海碑的传说”,表现农民群众希望水资源公平分配的“救命疙瘩”,这些本土民间故事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真实的表现了巴里坤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
科学教化。巴里坤的民间故事在表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同时,还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和创造精神,比如“白马拖缰筑蛇墙”,表现了S形的墙基可以防沼泽地塌陷的智慧,“皮袖筒子”则表现了人类文明对付野蛮袭击的聪明,而“泄精”由表现了人们珍惜精力的养生之道,民间故事以其故事性和趣味性寓教于乐,让人们享受文学的欢娱,而其中深厚的内蕴又让人们在得到欢娱的同时也获得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四、巴里坤民间故事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