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伦理小说范文1
关键词：夏目漱石；《心》；伦理线；伦理结；伦理选择；伦理阐释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夏目漱石被誉为日本的“国民作家”，《心》（1914）被认为是最能体现作家追问国民伦理身份、探究人生真意的一部作品。“《心》是我国小说中不可多见的道德小说。恐怕如此采用道德情感进行创作的小说在西方也不会太多。何况这还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这是对人生真实道德的描写和表现”。[1]16《心》发表100年后，2014年4月，大江健三郎在东京日比谷的演讲中再次提及夏目漱石和小说《心》，说到：要想了解日本人，建议去读夏目漱石的作品。这足可以让人想见夏目漱石及其作品在当今日本国民心目中的分量。
中国对《心》的研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叶琳（2003）、李光贞（2007）从“心灵探索”、“明治精神”等角度对《心》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曹瑞涛 （2011）认为“先生”死于明治精神，并对文本的“明治精神”进行了分析；曹志明（2013）在“明治精神”研究基础上继续分析“先生”之死，认为“主人公‘先生’是由于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谴责，并非‘明治精神’才选择自杀”，否定了“先生为明治精神殉死”的说法。林啸轩、牟玉新（2013）认为：“《心》通过被赋予启蒙功能的先生深受道义苛责并决然自杀。表达了作者对推动个人主义发展的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及对年轻一代真正实现个人主义的热切期盼。”在上述有关“先生”死因的分析中屡屡出现的关键词就是“明治精神”和“个人主义”。李光贞（2007）和曹瑞涛（2011）均对“明治精神”进行过分析，因为视角和论据的差异，两人对“明治精神”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可以说，“先生”的死亡之谜仍然未被真正披露和揭晓。
面对国内外学界对《心》中“先生”死因至今依然众说纷纭的状况，笔者认为，文学文本作为自给自足的开放性、完整性的艺术存在，必然同时具备完整的自我阐释功能。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利用《心》中的伦理线、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分析“先生”在文本中的伦理选择，让文本自身来揭示出“先生”死亡的真相。
一、《心》中东西方文明并行的伦理线
夏目漱石认为：“伦理的才是艺术的，真正的艺术必须是伦理的”。[2]30《心》中绵织着夏目漱石对伦理内涵的深刻理解和省察，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社会伦理问题思考的艺术表达。《心》中的伦理线作为其艺术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探讨和阐释这部经典小说的关键。“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类社会中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存在一个或数个伦理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称之为伦理线，而文学文本的一个个伦理结，则被伦理线串联或并联在一起，构成文本的整体伦理结构。”[3]14鉴于文本中存在着整体伦理结构和贯穿局部的伦理结构，为了避免在表达时可能会造成的混淆，笔者此处用伦理线梳理文本《心》，以便明晰文本的伦理结构。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在日本近代史上写下非常辉煌的一笔。作家和史学家的眼光和关注点大有不同，在史学家们对明治维新大唱赞歌的时候，作家却为刻画隐匿于时代背景中个人的灵与肉的相互倾轧而呕心沥血。夏目漱石是这样的作家，他《心》中的“先生”可以看作是明治维新恢弘背景下的一个暗色的背影。日本近现代思想家丸山真男（1914～1996）认为：“在日本人内在的生活中，思想的渗入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的。但以明治维新为界，无论是从国民的精神状态还是从个人的思想行动来看，其前后的景观显著不同。……现在想提起注意的是，传统思想在维新后越发增强了零碎片段的性质，既不能将各种新思想从内部进行重新构建，亦不能作为与异质思想断然对抗的原理发挥作用。”[4]10即丸山真男也认为在明治维新自上而下的开国潮流中，传统社会伦理意识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日本传统社会伦理观念在《心》中表现为家制度和以“礼、义、仁、智、信”为特征的儒家思想，可看作是贯穿《心》的纵向伦理线。
家制度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伦理线，它还有其他伦理规范作为补充。父权家长制就是其中之一。“中日两国都曾是实行父权家长制的国家，但由于日本的家族结构和父权制形成过程与中国存在差异，故日本的父权家长制又有区别于中国的明显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六个字：‘家的父家长制’，即日本的父权家长制是以家制度为前提的。”[5]351《心》在开头描写了“我”的朋友不愿意父母包办婚姻，放假后在东京附近游玩。在邀请“我”去了镰仓海边后，他却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我”的朋友明明知道这是父母的一个骗局，他最终还是回去了。这个细节在探讨《心》中父权家长制伦理结构时不可忽视。父权家长制下“包办婚姻”现象的存在，恰恰印证了丸山真男所言的日本社会“传统思想在维新后越发增强了零碎片段的性质”。其中，小说《心》中叔父逼婚伦理节的出现是符合当时日本社会家制度伦理规范的行为，并无不妥。
《心》中K的养子身份，更加说明了家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程度。除了父权家长制，还有“养子缘组”制度支撑着家制度的存续。日本旧民法中，养子进入养父母家庭就获得了嫡出儿子的身份，是法定血亲的一种。“先生”的朋友K出生于真宗和尚家庭，是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他被过继到资产颇丰的医生家里做养子。K的养父母为了把K培养成医生，出资送K到东京求学。固执的K却违背养父母的意愿没有学习医学，在大学里广泛学习自己的所谓的“道”。K对养父母坦白了欺瞒行为后被养父母从家里赶出去。养父母还要K的生身父母赔偿损失。《心》中K的养子身份同样说明了日本传统思想――家制度理线的不动地位。
夏目漱石在通过一个个细节刻画日本传统思想的同时，也刻画了日本社会走向近代化抑或说学习西方文明的时代潮流。《心》开头部分，“我”在人头攒动的镰仓海边邂逅了一个西洋人。“洋人皮肤白得非同一般，一进小茶棚就引起我的注意。他把地道的日式浴衣往长凳上一甩，抱起双臂往水边走去。除了我们穿的那种裤衩，他身上再没有别的。这点首先使我惊异”。[6]6穿着日式裤衩的洋人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洋人隐喻着日本社会的文明开化风潮和西方情趣，是《心》中西方人文思想传入日本社会的文化符号。西洋人作为西方文明的符号，是西方文明走进日本社会的一个写照。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思潮形成了《心》中横向伦理线。小说开篇部分通过设置朋友的“父母逼婚”和穿着“日式裤衩洋人在镰仓海边游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社会中传统观念和西方人文思潮同时并存的现实，也为后文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先生”变得抗拒传统婚姻、崇尚自由恋爱情节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在西方文明对日本社会形成强大冲击的时期，日本文部省却颁布了西村茂树的《小学修身训》（1880），掀起了儒教复活风潮。这可以看作是日本社会利用传统伦理对抗西方伦理的一种体现。当时的《小学修身训》将儒家的代表思想逐一列出，通过经典事例明确了“礼、义、仁、智、信”的要义。作家夏目漱石是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人。因为，在《小学修身训》颁布后不久，夏目漱石到二松学社学习汉学。张小玲将夏目漱石所受到的儒学影响统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7]56因此，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素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入到他的创作中，传统伦理表达在《心》中随处可见。如：
“我准备将人世的暗影毫不顾忌地往你头上掷去。不得害怕。一定要定睛逼视阴暗物，从中抓出对你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我所说的阴暗，当然是伦理上的阴暗。我是在讲究伦理的环境中出生，又在同犹跫下长大的人。或许我关于伦理的思考同今天的年轻人大相径庭。但即使再荒谬，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不是暂且借来一用的衣服”。[6]94
在这段话中，主人公“先生”用了三次“伦理”，可见伦理在他心目中扎根之深。他在意自己的伦理环境、伦理身份，同时也惧怕内心中伦理上的阴暗。由此可见，《心》中家制度、养子制度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在主人公“现身”内心的位置。那么，在《心》发表的时代，正处于传统思想和西方人文思想交锋之时，这势必带给主人公相当激烈的思想碰撞。如此以来，传统伦理线和西方文明伦理线在《心》中的交织形成了小说的伦理结。夏目漱石在《心》中集中笔墨建构并解构了“叔父逼婚”、“与K抢婚”两个伦理结。
二、《心》的伦理结
《心》在“先生和我”的部分，从“我”的视角观察了“先生”身上的一些可疑之处，如“先生”学识超群却和社会从无交往，在都市中过着归隐的生活，从不回故乡，拒绝爱妻静子想要孩子的请求，每月到杂司谷墓地祭拜朋友之墓等。“先生”身上的这些可疑之处，让“我”感到不解甚至困惑。表面上看似正常的“先生”为何这样，不仅“我”困惑，“先生”自身对自己的行为也难以解释。文本中出现了“叔父逼婚”、“与K抢婚”两个伦理结。由于“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3]258因此，分析这两个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过程，“先生”的真实面目即可窥见一斑。
（一）“叔父逼婚”
“我”和“先生”的交往贯穿着小说的始终，可谓文本中的显性经线。然而，横向串联《心》文本的却是“先生”的婚姻问题，是文本中隐形的纬线，也是《心》中力图表达、挖掘的核心问题。《心》中“先生”的婚姻问题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叔父逼婚”，第二次是“与K抢婚”。这两次婚姻问题都矛盾重重，充满了激烈的冲突，是夏目漱石精心建构的伦理结。“叔父逼婚”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充斥着主人公“先生”灵与肉的挣扎与拷问。
“先生”在“遗书”中回忆：我是家中的独子，家中财产不少，相当富有。父母双亲在我的求学路上非常开明，我也成长得落落大方。在我不到20岁的时候，父母双亲因为伤寒相继去世。母亲去世前，已经允许我去东京读书，把尚未成年的我托付给叔父。父母双亡后，“先生”立即面临“家制度”中的家庭维系责任。“家制度”要求继承人对家庭的维系和发展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先生”成为孤儿后，叔父开始照顾“先生”的一切。其中最大的照顾当数“供先生到东京读书”和“婚姻”两件大事。“先生”对叔父帮着打理家事并允许自己到东京读书非常满意，但是，在“婚姻”问题上，就很有抵触情绪。
围绕婚姻问题就产生了“先生”和“家人”、“先生”和“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前文所述，母亲的临终托付让和“先生”家有血亲关系的叔父在“接受兄嫂托付”一事上没有推辞。按照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叔父受到“先生”母亲的临终之托，实际上也就成了“先生”的临时监护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来看，婚姻问题和家制度的存续至关重要。婚姻和家庭是超越个人的。因此，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传统观念，叔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先生”为妻，既是为了完成长嫂的临终嘱托，也是为了“先生”的“家”的存续。在当时的伦理语境下，叔父的做法并无不妥。然而，问题却出在东京读书的“先生”身上。在东京读书的“先生”崇尚自由婚恋。接受过西方人文思想影响的“先生”显然已经无法接受被安排的婚姻，在“先生”眼里，叔父的好意变成了“恶意逼婚”。表面上看“家长式自由”的叔父和“意识到自我”的“先生”之间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实际上是家制度、父权家长制传统观念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按照传统伦理，为了家的存续，婚姻选择由不得个人。叔父作为“先生”的尊长，对“先生”的不结婚、继续游学的言行有所不满。而在“先生”看来，结婚为时尚早，对“被安排”的婚姻有抵触情绪。西方人文思潮熏陶过的“先生”明显有了“自我”意识。多次推脱叔父操办的婚事，最终导致了“叔父逼婚”伦理结的出现。“叔父逼婚”伦理结中，叔父的执意与“先生”的推脱形成矛盾，并且隐含着极为激烈的冲突。被逼无奈的“先生”就不得不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伦理选择：结婚进而家业继承；不结婚，继续求学生活。对这两条人生道路，“先生”都做过认真思考。
和叔父谈判、要回家产的时候，“先生”的伦理身份是传统日本社会中家庭继承人。“先生”利用这一伦理身份，要回了属于这个伦理身份的家产。利用家庭继承人的伦理身份可以获得家产，这是日本传统家制度赋予继承人的权利。但同时，家制度对继承人也规定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那就是要维持家庭的延续。然而，《心》中的“先生”在要回家产时利用了家制度继承人的伦理身份，却在要回家产后抛弃了家制度伦理中继承人应该担负的维持家庭存续的责任和义务。他匆匆变卖家产，永远地失去了日本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家和故乡。由此可见，“叔父逼婚”伦理结的解构过程中“先生”实际上做了两次伦理选择：继承家产和变卖家产。继承家产的伦理选择无可厚非，可是他变卖家产的伦理选择无疑严重违背了日本社会传统的“家制度”。
“我独自一人进山跪在父母墓前，半带哀悼的意味，半带感谢的心情，并且以自己未来的幸福仿佛仍掌握在安卧于眼前冰冷石块之下的父母手中那样的感觉，祈求两人保佑自己的命运”。[6]101……“动身之前，我又一次来到父母墓前。那也是最后一次，恐怕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6]104
对祖先的愧疚之情、抛弃家乡的不孝等伦理情感一直折磨着“先生”。离开故乡后，“先生”在东京漂泊着，尽管有了深爱的妻子，却不生自己的孩子。面对妻子的哀求和哭泣，他只回答一句：“这是老天的责罚。”“先生”年轻时候变卖家产的伦理选择导致“家断绝”，不生孩子的选择既是“先生”对家伦理的彻底放弃，亦是他对当初错误的伦理选择所作出的自我伦理惩罚。
（二）“与K抢婚”
“叔父逼婚”的伦理结的建构和解构中，“先生”开始怀疑金钱面前的人类。然而，那个时候的“先生”却还没有怀疑爱情。变卖家产、抛弃故乡回到东京读书的“先生”在校外租住了一间房子。房东是寡妇女人，家中还有一个妙龄的女儿――静子小姐。他爱上了房东家的静子小姐。“对她我怀有一种近乎信仰的爱。见我把这只适用于宗教的字眼用在年轻女子身上，你或许为之惊诧，但我至今仍这样深信不疑，深信真正的爱同没有什么不同。每当瞧见小姐的面容，我便感到自己变得美好起来；每当想到小姐，未尝不觉得自己顿时变得超尘脱俗”。[6]111因为内心里萌生的爱情，“先生”一度因人情伦理问题而冷却的心再次燃烧起来。
从情节发展上看，在《心》的最后――“先生”直到死前才提到和好友K的交往。“先生”在外租住房屋、并爱上房东家小姐以后，K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先生”在活着的时候从未提起这个带给自己人生无限凄凉孤寂的好友的名字。K和“先生”是同乡，是真宗和尚家的次子，后被送到某医生家里做养子。由于K在东京求学期间没有按照养父母所期待的那样学习医学，违反了“养子缘组”制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养父母和亲生父母都和他断绝了关系。由此可见，《心》中的K亦是组成家制度伦理结构的一分子。
“出生于寺院的他经常使用‘精进’一词。在我眼里，他的所有举动行为均可以‘精进’形容。我在内心常对K怀有敬畏之情”。[6]118
K是一个“精进”之人，他对自我的执着同样达到了“精进”的程度。K尊顺自我，对养父母期望的违背，直接挑战了家庭伦理观念，并最终导致了亲人的抛弃和社会的鄙夷。违背家制度伦理，遭遇社会、家庭伦理背弃的K遭遇到生存困境。K由此产生了内心的孤寂，甚至神经衰弱，健康状况也急转直下。“先生”出于和K的同乡之谊，更出于对人的一种“恻隐之心”，他把K带到寄宿的房东母女那里共同生活。“先生”没有像社会以及传统家制度伦理那样放弃K。“我采取不刺激他的方针――我需要做的是把冰块放到向阳的地方使之融化。一旦融为温水，自我觉醒那一天就一定到来，我想”。[7]124“先生”对K的帮助，是“先生”的人道主义。由于“先生”非常清楚K的修道生活和为人，“先生”眼中的K永远是一个“精进”的修道者，为了修道，他不顾一切，甚至认为爱也是修道的障碍。
“K出生在真宗寺。但从中学时代起，他的倾向绝不接近其出生寺院的宗旨。不甚清楚教义区别的我自知没有资格谈论这个。我只是在事关男女这点上有如此认识。K很早就喜欢‘精进’这一说法，我以为其中大约含有禁欲之意。但后来实际问他，才知道其含义比禁欲还要严厉，心里吃了一惊。他说他的第一信条是应该为道而牺牲一切。节欲、禁欲自不消说，即使离开欲的爱本身也是道之障碍”。[6]148
因此，“先生”对K和房东家女儿情感的发展没有丝毫防备。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出乎“先生”的预料， K对“先生”有着信仰般爱情的小姐产生了好感。K在向小姐告白之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先生”。得知K对小姐有了爱慕之情后，“先生”惊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请你想象一下他向我表白他何等深爱着小姐时我是什么样子。我简直给他的魔棍一下子打成化石，连蠕动嘴巴都无从做到了。说是恐惧感的结晶也好，说是痛苦的块体也好，总之那时的我就是一个物件。从头到脚骤然凝固，如石，如铁，硬是连呼吸的弹性都已失去。所幸这样的状态没持续多长时间。我很快找回正常心态，心中暗暗叫苦：失策，给人抢先了！”[6]141
小说建构了“先生”和K都爱上了小姐的冲突，从而对“与K抢婚”伦理结的形成做足了铺垫。被K 先告白的“先生”陷入了伦理两难的困境：友情和爱情，该如何选择？如果遵照传统的忠、义、礼、智、信的儒家道德伦理，看重和K的信任和托付，讲究义气，帮助K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先生”伦理选择的一种可能；尊重自己的内心，在K之前对小姐告白，抢先得到和小姐结婚的机会，这也是一种伦理选择。面对这样的伦理两难，“先生”的苦恼可想而知。伦理结解构的过程就是“先生”在伦理两难中做出抉择。
“心耳听到一个声音：我也须作出最后决断。我应声鼓起勇气。我打定主意，务必抢先于K并在K不知晓时把事情办妥。我静静窥伺时机”。[6]152
个人主义观念的涌动打破了“朋友之托”的信赖关系，“先生”抢在K之前向房东表白了对小姐的爱意，并得到允许。“先生”抢先告白过程是他伦理选择过程，虽然对K背信弃义却得到了心上人。K在得知“先生”和小姐的喜讯后，他也迅速做出了自己的理选择：自杀。
从K处理和养父母的关系时的果敢决断中，丝毫看不出传统伦理思想对他的行动造成任何的羁绊。遇到爱情的时候，尽管是个精进的求道者，K还是果敢地向朋友表明心迹，并想继续向小姐靠近。当得知小姐已被“先生”抢先一步时，K的做法更加极端，在思考了两天以后自杀了。K从出现到死亡，只管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丝毫看不出家庭、社会和朋友等伦理关系对他有任何的束缚和羁绊。他的自杀成了对“先生”永远的惩罚，成了“先生”用一生的歉意也无法卸掉的伦理枷锁。K在“先生”心中一直都是一个佼佼者。从K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来看，他依然超越“先生”，完全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
在《心》发表两个月后，夏目漱石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的个人主义》。在演讲中，夏目漱石具体阐释了“个人主义”的含义：“个人的自由对个性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个性的发展对各位的幸福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无论如何都要在不影响他人的状态下，我往左你往右这样的自由需要自己把握，不要附和别人之意。这就是我说的个人主义。金钱也好，权利也好，都同理。这是我讨厌的家伙，于是就把他赶走，和这个人合不来，就整他一顿，这不是我的个人主义。” [8]188然而，《心》中“先生”个人主义的表现是把好友K从世界上彻底赶了出去。为此，和静子小姐结婚后的“先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伦理枷锁――每个月都到杂谷司去祭拜K。不仅如此，尽管拥有了心爱的妻子，“先生”却不生孩子。面对不明真相的夫人的质问，“先生”只用一个字来搪塞过去：这是“天罚”。“天罚”一词，笔者认为应该有两重意义：叔父逼婚伦理结中对家制度伦理的放弃是天罚的原因之一，和K抢婚伦理结中对朋友背信弃义的选择是天罚的原因之二。
三、“先生”死因的伦理阐释
“先生”在自我――自然情感和自由意志的驱使下，他无法顾及家制度伦理以及儒家伦理规范，相继两次做出了超越社会伦理的选择。之所以说他超越，是因为家制度伦理规范以及传统儒家道德伦理全然没有控制住他受到西方文明思潮影响而萌生的自我意识。以个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思潮主张遵循自我本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心》中“叔父逼婚”、“与K抢婚”伦理结是家制度伦理线和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伦理线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先生”伦理选择的结果来看，家制度伦理规范和儒家道德规范在个人主义面前都居于下风。“先生”本身对这样的伦理选择也不无惊异。“先生和遗书”一边回忆“先生”“伦理地出生和伦理地养育”，同时也披露了“先生”幸福婚姻下隐藏着的血雨腥风。从父母双亲之死、叔父逼婚、抛弃故乡、与K抢婚、K之死、杂司谷祭拜、明治天皇之死、选择自杀，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毫不隐瞒的暴露和剖析。
从“先生”回忆自身的伦理环境来看，他为自己“伦理地出生和伦理地养育”颇感自豪。即便生活在传统伦理环境中，却依然难以泯灭自我的发展。从时展看，明治维新的大潮已经涌到眼前，任何人似乎都难以躲避。从“先生”和K两个人的伦理选择中能清晰地看到西方个人主义思潮是如何在激烈地改变着日本这个国家。然而，“先生”和精进的K虽然相似，却有着不同。假若把尊顺自我意识、按照自由意志生活的K看为彻底的、完全西化的个人主义者，那么，“先生”只能作为一个半西化的日本人。与K相比，“先生”无法做到完全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支配。如他对过世的父母时常有愧疚之心、对死去的K永远无法释怀，对生活在身边的妻子无法做到坦言相待。“先生”的内心几乎是多重伦理观念交锋的战场，一次次的伦理选择，让他身心俱疲。无法坦言、或者说难以说清的伦理苛责，让“先生”的后半生一直带着沉重的伦理枷锁而活着。“先生”时刻想着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却又背负对妻子的责任，于是不得不在社会上勉强活下去。从“先生”借助明治天皇之死以及乃木大将的殉死赶紧踏上自杀之路来看，“先生”最后还是抛弃了对妻子的伦理责任。在天皇之死的粉饰下想要“光明正大”地走一条殉死之路。然而即便是“自杀”，他也死得不那么放心：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伦理两难和伦理选择是多么真实的人生教材，不被人知晓就可惜了。
“我的过去仅仅是我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仅为我一个人所有。若至死都不把它给予别人，未免有些可惜。……（中略）在几千万日本人当中，我只愿意对你讲述我的过去。因为你认真，因为你说你想认真从人生本身吸取鲜活的教训。”[6]94
上述引文中，“先生”自杀的伦理教诲意义显而易见。这同样亦可以看作是小说《心》的伦理价值――“从人生本身吸取鲜活教训”。夏目漱石《心》中的“先生”没有家乡、没有姓氏，这样的艺术设置是作家夏目漱石有意为之――抛弃家制度的“先生”同时失去了冠名的意义。“先生”代表了那个时代在社会上摸索着如何生活下去的芸芸众生。无姓氏的“先生”凸显了东西方伦理观念交锋中个人的悲剧人生。因此，“先生”的自杀行为，表面上看是为“明治精神”殉死，实际是“先生”在传统伦理和近代思想冲突的夹板中难以超越的结果。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表面上看势头很强劲，在和传统伦理思潮的最激烈、最深刻地较量中却不得不甘拜下风。
在传统和西方伦理线的交织碰撞下，在“叔父逼婚”、“与K抢婚”伦理结的解构过程中，“先生”情非得已的伦理选择，实际上是个人主义作祟的结果。而他的痛苦，是在他作出符合本心的伦理选择后，内心深处深藏着的传统伦理观念依然发挥作用的结果。个人主义在和传统伦理观念交锋中，可能会有暂时占优势的时刻。可是，就当时的社会时代整体来看，个人主义在传统伦理观念持续不断排斥运动中，最终不得不暂时退却。“先生”的自杀是在传统伦理观念作用下“先生”自身苛责的结果，是个人主义对传统伦理交锋中的一次败北结局。就《心》文本中的伦理环境而言，西方人文思想作为新的思想涌入日本，具有很强的活力，但是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来说依然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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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伦理小说范文2
关键词 农业生产；专业化；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湖北荆州
中图分类号 F3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1-0310-03
Discussion on 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Jingzhou City Based on Spatial Lorenz Curve and Gini Coefficient
PENG Xiang-yu 1，2 TAO Si-qi 2 GUO Yan-xin 2 CHEN Di 2 LIU Xin-fei 2
（1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62； 2 Chucai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 years，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an significant trend of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ctivity in Hubei Province. Jingzhou is an important base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 Exploring the profiles of 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observing Hubei′s 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ingzhou seems relatively important to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spatial Lorenz Curve and Gini Cofficient，the important meaning of Lorenz Curve and Gini Coefficient on measuring the spatialaffairs′ distribution was revealed. Then，the spatial Lorenz Curve and Gini coefficient were used to analysis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Hubei Province，revealing how the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changed in Hubei Province，and combining the changes of Jingzhou′s rank of Hubei Provinc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status of Jingzhou in Hubei′s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was analyzed. It′s showed that the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Hubei Province tend to spe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which rised fast on Gini Coefficient. In the process of that specializ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Jingzhou took the leading position，and this process promoted the structure and valu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improved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in Jingzhou Ci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pecialization；Lorenz Curve；Gini Coefficient；Jingzhou Hubei
农业地区专业化是农业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农业专业化有利于发挥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发展的优势，有利于节约投资和提高经营效益，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湖北省在我国的农业专业化进程的最新发展是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湖北省地处于长江中游，水热资源配置良好，位于湖北省腹地、江汉平原中部的荆州市是湖北省传统的农业重镇，其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产值长期位居全省前列，是湖北省农业开发的重点地区，从荆州的视角所反映湖北省农业的地区专业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是衡量数据分布均衡性的重要指标，洛伦兹曲线曲率越大，基尼系数数值越大，则说明所采取的样本分布越趋于失衡[1-4]。空间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用来衡量农业生产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情况，即农业地区专业化的发展状况。为了探寻荆州地区的农业专业化更深层次的变化以及在整个湖北地区农业专业化进行的地位，采用空间洛伦兹曲线和空间基尼系数作为分析的工具。
1 荆州市农业发展概况
荆州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能充足、热量丰富，冬季寒冷干燥，冰冻期极短，无霜期长，夏季炎热，春、秋季雨量偏多。年日照时数为1 800～2 000 h，年平均气温15.9～16.6 ℃，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优越，是国家和湖北省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和淡水渔业基地，荆州市商品棉粮油及水产品产量在湖北省的位次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荆州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在2000—2009年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在2000年及2009年这2个时点上，荆州的主要农产品占湖北省全省的百分比均超过10%，荆州的农业地位可见一斑。在2000—2009年的变化中，除了粮食之外的主要农产品均在所占百分比上实现了较大的提升，这说明湖北省正逐渐迈向粮食专业化的道路，而荆州在这个专业化道路中的方向也愈见明晰，正从传统的商品粮基地逐步走向商品棉、油基地，从粮食作物基地转而向经济作物基地发展；在2000—2009年间，荆州的水产品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概述
1905年，统计学家马克斯·洛伦兹（Max·Lorrenz）首先提出了一个用以描述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均等程度的曲线，即洛伦兹曲线。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Gini）又以洛伦兹曲线的图形为基础，提出了基尼系数。上述2个指标可以用来描述系统结构多样性和集中性，二者都是建立在累计比率曲线和标准均衡曲线的对比上，洛伦兹曲线直观明显，基尼系数结论明确。
要计算洛伦兹曲线，需要一种数据多个时点或不同地域的样本，将同一时点或地域的数据进行累计百分比计算，然后绘制折线图，将累计百分比作为纵坐标，样本排序按结构百分比作为纵坐标，将所得的坐标点绘制在图上，绘制折线图便可得到洛伦兹曲线。可以用这种方式得到收入洛伦兹曲线、空间洛伦兹曲线等，收入洛伦兹曲线可以衡量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空间洛伦兹曲线可以衡量某一种地理数据在空间上的分布均衡程度。
由洛伦兹曲线可以得到基尼系数。在上文所述的洛伦兹曲线上作一条对角线，便可将洛伦兹曲线与横坐标所夹的面积分为2个部分，将对角线与洛伦兹曲线之间的面积设为A，另一部分设为B，则：
GI=
其所反映的数学意义是：0
根据俆万坪等的总结，基尼系数的具体求法主要有4种，即直接计算法、梯形法、曲线拟合法和矩形面积法。在本文的计算中，由于所求的数据是一个有限点的城市范围数据，其数据量有限，故而用梯形法最准确，梯形法的具体算法如下：梯形法的理论依据是洛伦兹曲线是由各个离散的点联结而成，可以将洛伦兹曲线上相邻2点之间的图形视为梯形（最接近原点的那个点所形成的是三角形，可看作是特殊的梯形），将各个梯形面积相加便可得到A+B的面积，进而求出基尼系数。
设Y（i）为由大到小的结构百分比，i=1，2，…，n，其中n为样本数量，X（i）是对应的累计百分比，X（0）=0，GI为基尼系数，则：
A= ×100%×100%=0.5
B+A= ×∑ [X（i）+X（i-1）]
由此可以得出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GI= =
空间洛伦兹曲线只能反映出整个区域的观测值分布状况，而不能体现出每一个观测值在本区域内的地位。本文中需要探讨荆州在整个湖北地区农业专业化进程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可以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得出荆州在每一个属性值中的位次来解决，通过相关位次，得到荆州在空间洛伦兹曲线中的位置，分析其在农业专业化生产中的地位。
3 关于荆州地区的实证分析
为了深入剖析荆州地区的农业在湖北省农业专业化进程中的地位，笔者首先将利用荆州统计年鉴中有关于荆州和湖北省所有地级市主要的农产品产量指标得到空间洛伦兹曲线，进而得出湖北省主要农产品空间基尼系数，再观察荆州在这些数值中的地位。本文选取湖北省主要城市2000年和2009年关于水产品、粮食油料、棉花和农业总产值的相关数据，具体分别见表2、表3。由表2、表3数据可以求得2000年和2009年湖北省水产、油料、棉花、粮食以及农业总产值的累计百分比统计情况如表4所示。据此绘得湖北省粮食、水产、油料、棉花产量以及农业总产值的空间洛伦兹曲线如图1～6所示。各种农产品和农业总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统计见表5。
表6是荆州主要农产品占湖北省农产品的位次表。从表5可以看出，湖北省主要农产品的空间基尼系数较大，超过了0.4的临界值，同时近10年来其上涨幅度明显，涨幅均超过了0.1；农业总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接近0.4，同时涨幅较小。由此说明荆州市的主要农产品在湖北省的排位靠前，即在空间洛伦兹曲线中，荆州市处于曲线的下方；同时农业总产值的上涨幅度较大，反映出荆州市的农业生产效益提高。
4 结论
从全省角度来看，湖北省的农业总产值的基尼系数较小，而农业总产值是反映农业生产和发展最为直观的指标，这说明湖北的农业生产在地区上的分布较为均匀；对比主要农产品的变化，湖北省农业总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变幅较小，这说明相对于主要农产品，整个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程度上升较小，在2000—2009年中，其生产分布呈现出微弱集中化的趋势。湖北省主要农产品的空间基尼系数上升较大，其幅度均接近或超过了0.1，其中水产品甚至上升超过了0.3；4种主要农产品均达到或超过了0.5，这说明湖北省的主要农产品呈现出迅速专业化的趋势，在水产、油料、棉花、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方面，湖北省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并且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从荆州的视角来看，2000—2009年，荆州在粮食产量上出现了相对下滑，从第1位下降到了第2位，棉花和油料产量保持全省第一的地位不变，水产地位上升；同时荆州的农业总产值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从全省第5位上升到了第1位。这说明，荆州处于湖北省农业专业化的第一梯队，是湖北省主要农产品生产的集聚地区，这种集聚趋势还在进一步增强；同时从相对地位的变化中可以分析得出，荆州正从传统的单一粮食生产基地转化成为商品粮、棉、油综合生产基地，其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荆州的水产业近年来发迅速，这得益于荆州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大力开发长江和洪湖等水域的养殖业。总体上看，荆州近年来的农业发展较快，正在逐渐由传统的粮食生产基地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
荆州的农业专业化以及农业生产方向的转向说明，在荆州的农业专业化趋势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进而间接提高了农民和相关农业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农业整体效益。由此可见，湖北省近年来的农业专业化是卓有成效的，同时也能充分发挥湖北省平原广大、水热条件组合较好等优越自然条件的优势，促进了湖北省农业的发展[5]。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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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超.杨秉赓.计量地理学基础[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 吴殿廷，乔家君，曹康，等.区域分析与规划教程[M].1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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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DSP （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数字图像处理器；袖珍读条仪；灰度值；盐酸克伦特罗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4）06-1291-03
The Design of Clenbuterol Test Strip Digital Detector
WANG Yan-hua1， HE Bao-feng2
（1. Hena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Zhengzhou 450000； 2.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Sias University，Zhengzhou 451150， China）
Abstract： [Object] A mini digital detector has been designed to enhance the useful performance of a test strip. [method] A mini digital detector using a digital image sensor and a central processor，giv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asured gray value， which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gold particles of the marker and the drug content of samples. [result] The results not only can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 > 3ng / ml ） and negative （ 0 or < 3ng / ml ）， can read content specific numerical. [Conclusion ] the pocket reading meter reading can be used in the scene， will test strip detection performance by improving for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Key word：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mini digital detector；gray value；Clenbuterol
试纸条以价格低廉和简便快捷的特点，广泛地应用于食品安全的检测中。河南省农科院以张改平为首的科研团队针对小分子半抗原免疫原性的关键问题，分析了小分子药物的分子结构，设计了一系列小分子药物半抗原的合成路线，通过偶联位点、连接臂、载体效应、偶联率的筛选试验，建立药物完全抗原的偶联方法，制备了完全抗原。利用胶体金标记抗原和标记抗体两种免疫膜层析技术模式，研制成功了快速检测免疫试纸，成功地发明了检验盐酸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的试纸条，使用时只需要在试纸条的样品端侵入被测猪的尿液，尿液随着MAX箭头所指的方向沿薄膜流动，几分钟后就会在设定位置出现一条或者两条红线，出现两条线表示样品为阴性，即不含盐酸克伦特罗；出现一条线为阳性，说明被测猪在饲养过程中添加了违禁的盐酸克伦特罗（图1）。
图1 盐酸克伦特罗试纸条及其检测结果
当样本中含有盐酸克伦特罗时，盐酸克伦特罗就会和检测线上的牛血清白蛋白偶连的盐酸克伦特罗竞争性的结合盐酸克伦特罗的金标单抗，盐酸克伦特罗越多，检测线显色越弱。金颗粒沉积的多寡反映了条纹的浓淡，在典型的情况下就是条纹的有和无，容易作出阳性和阴性的判别，在非典型的情况下是条纹的深和浅，用肉眼判别就容易产生歧义。如果我们在试纸条的检测中用仪器读无疑比目测能得到精确得多的结果。例如利用TSR3000读条仪就可以精确分析条纹的光密度，计算各种结果。只是由于价格昂贵，体积庞大（必需与电脑相连）和操作复杂（需专业人员分析）等原因，机读无法应用于现场，在现今的实际应中试纸条检测完全是靠肉眼判读的。
图2 盐酸克伦特罗试纸条数字化检测仪原理图
根据图像分析适当处理，应用微电子技术可以制作一个小巧便于携带专门的盐酸克伦特罗试纸数字化检测仪。它的硬件结构是由图像传感器、液晶屏和ARM主板组成，体积。它从高精度CCD传感器采集到条纹的图像信号，经过A/D模数据转换后送到DSP数字信号处理器进行图像处理，再经CPU微处理器将图像信号进行分析和计算，将结果以文字或图形的形式用LCD液晶显示屏表达出来。它的软件系统是预置于ROM寄存器中的专门程序，开机时自动运行，数据处理中还要用到JPEG图像的压缩处理办法和随时调取寄数据库中的数据。
用该仪器检测沿试样流动方向跨越检测线和质控线检测到的相对灰度图如图三所示，两条曲线分别对应阴性和阳性两种结果。 阴性曲线在检测线位置和质控线位置分别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这里大于5）尖峰，对应这里出现两个看得见的条纹。阳性曲线在质控线位置出现一个很高的峰值，但是在检测线位置的灰度值却很小（这里小于等于1），说明这时质控线仍然明显可见，但检测线则小到几乎不可辨，于是用肉眼判断试纸条上只出现一条条纹。
图3 对应阳性和阴性情况下两条检测曲线的灰度值
在有效检测的条件下，质控线峰总是出现的。于是检测线峰的强弱就成了判别是阳性还是阴性的关键。在我们的实验条件下，在盐酸克伦特罗含量从零到1000ng/ml的变化过程中检测线灰度值的相对变化如图四所示。可以看到，当样品的盐酸克伦特罗含量小时检测线的灰度值较大，试纸的反应等同于样本阴性，肉眼可看到两个明显的条纹；在盐酸克伦特罗含量大（例如当盐酸克伦特罗含量为10ng/ml）时，检测线条纹的灰度值仅为1（从白到黑分为为256份），这时肉眼根本看不出，但用仪器检测则可读出具体的灰度值。我们将阴性定义为盐酸克伦特罗含量为零（0或3ng/ml称为阳性，根据对应曲线还可以由灰度值推断盐酸克伦特罗含量的含量。于是，用该仪器数字化判读就实现了检测的数值化，是对当前试纸条使用的一种拓展和补充。
图4 试纸条检测线峰灰度值的变化曲线
该仪器设置还设计有智能化的人机对话界面（图5），点击触摸屏上的图标，存储在芯片中的程序就会自动运行实现转换，对操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会给以提示。由于生产中不同批次的蛋白质的活性有微小差异，金颗粒的大小也会对检测线的灰度值造成影响，故每当使用一个新批次的试纸条时都要先对仪器进行校准。校准的方法是将试纸条滴入生理盐水后放到仪器中观测（这时试纸条应显示阴性结果，即两条条纹）再按调零按钮，仪器会利用预存数据库中的数据自动找到匹配的程序和判别标准。仪器面板还设有切换按钮，除用数据显示结果外，还可以进一步显示条纹的图像和灰度值。该仪器还设置有通讯端口，可供将来对内存的数据库和运行程序进行更新和升级。具有自动运行、表达简捷、结论准确和便于携带等特点，适合现场使用。
图5 试纸条数值化检测仪的人机对话界面
参考文献：
[1] Zhang G P， Li Q M， Yang Y Y， et al. Development of a one-step strip test for the diagnosis of chicken infectious bursal disease. Avian Disease. 2005（49）：177-181.
[2] Zhang G P， Wang X N， Yang J F， et al. Development of an Immuno- chromatographic Lateral Flow Test Strip for Detection of β-Adrenergic Agonist Clenbuterol Residues. J Immunological Method，2006（312）：27-33.
[3] 张改平，李学伍，杨艳艳，等.动物体及其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试纸条，ZL02115429.2[P].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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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绝对集中度指标
最基本的市场集中度指标是绝对集中度：（式略）CRn表示市场上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市场集中度，CRn接近于0意味着最大的n家企业占市场份额较小；CRn接近于1意味着非常高的集中程度。在市场占有率的衡量上，由于资产管理规模能够较准确的反应各个基金公司的销售情况，故选其作为计算指标。据统计，截至2011年四季度末，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数目为914只，规模为21,683.54亿元（剔除联接基金重复部分口径）。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共有69家基金公司，本文选取具有统计意义的66家基金公司进行比较和研究。根据绝对集中度公式计算得出：（式略）CR4来看，我国证券基金业呈现“原子型”市场，从CR8来看，基金业属于“低级寡占型市场”。上述指标反映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不存在由某几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进行“劫持”从而制约行业良性竞争的情况，前规模排名四大及前基金公司并没有占据过多市场份额从而形成市场垄断，二线基金公司的生存未受到龙头公司威胁。
二、H.H.I指数
H.H.I指数，也称为赫希曼—赫菲德尔指数，反映的是这一行业中企业的总数以及规模分布情况，其公式如下：（式略）X代表市场总规模，Xi代表i企业的规模，Si=Xi/X表示第i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为该产业内的企业数。当市场由一家企业独占，即X1=X时，H.H.I=1。当所有的企业规模相同时，H.H.I=1/n。行业内企业的规模越是接近，且企业数越多，H.H.I指数就越接近于零。笔者通过对数据进行计算，得出H.H.I=0.0344。然而，假设所有公司的市场份额相同，则每个公司的市场份额为：1/66=0.0455，此时，H.H.I=0.0154。由此可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市场份额分布是有所不均的。
三、相对集中度指标
相对集中度是反映产业内企业的规模分布状况的市场集中度指标，常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表示.洛伦兹曲线洛伦兹曲线反映市场占有率与市场中由小到大企业的累计百分比之间的关系。笔者根据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规模数据进行处理，针对66家基金公司按照管理资产规模排序进行编号。如果洛伦兹曲线与均等分布线重合，则说明资产管理规模（即市场占有率）相等。但是，显而易见，洛伦兹曲线偏离均等分布线曲线的程度较大，这一点说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市场占有率分布的不均匀程度相对较大。通过洛伦兹曲线可看出，在规模排名后30%的基金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远远低于市场平均占有率，而排名位于后10%的公司的市场份额少之又少。从下图也可以看出，小规模基金公司占据的市场份额过小，与规模靠前的公司相比出现明显的掉队现象，规模排名后10家基金公司总体市场占有率不到1%。2.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建立在洛伦兹曲线基础上的一个相对集中度指标。设洛伦兹曲线在x∈（0，1）的范围内与X轴围成的面积为C，均等分布线和洛伦兹曲线之间的面积为S，ΔOAL的面积为P，则基尼系数=S/P。经分析，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基金系数大于0.5，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一行业的市场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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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建设一条高铁为何需要20年？
英国建高铁，遭遇重重阻挠
导语： 英国高铁项目自从2010年公布以来一直争议不断，直至今日尚未开工。过去几年，高铁项目用多种方式听取民众意见，并作出适时修改。
英国要建新型高铁的计划，早在五六年前就通过大报小报放出消息。2012年，伦敦当局正式宣布批准建设之后，朝野和民间却并没有送上掌声，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声传出，要求政府放弃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庞大计划。
英国人宁愿接着坐破旧的老爷车在21世纪生活，也不愿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捷，个中原因非常复杂，但这些似乎都动摇不了当局兴建高铁的决心。按照积极投身这一计划的官员解释说，在上世纪兴建高速公路时，英国就被甩在不少国家后面，这一次不能再让历史重演了。
拆迁、遗址、迁坟都是大事
英国政府在2012年1月10日正式宣布批准一项旨在接通伦敦及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直至北部地区的高铁计划（High Speed 2，简称HS2），并希望借此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彭博社引述交通部的声明说，伦敦到伯明翰的高铁将于2026年开通，通往北部城市利兹和曼彻斯特的线路将在2032年到2033年开通，总造价目前控制在327亿英镑（1英镑约合9.52元人民币）。
“HS2”工程一旦如期建成，将把首都同英国北部相连，从伯明翰向北的五个站点分别是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机场、托顿、谢菲尔德和利兹。交通部表示，“HS2”第二阶段的建设会把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之间的路程缩短41分钟，而伦敦与曼彻斯特之间的车程会从2小时8分降到1小时8分。
说到铁路建设，英国曾是当仁不让的时代先锋。19世纪，英国人领导的铁路运输革命不但彻底改变了英伦三岛，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铁路像蜘蛛网一样覆盖了各地的城镇乡村，还伴随着帝国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二战后，英国的运输重点就开始从铁路向公路倾斜。从1959年建成第一条高速公路起，英国经过30年完成了覆盖全国的公路网，而在这个过程中，铁路却是江河日下、惨淡经营。
早在2010年前的工党执政期间，当局提出的“HS2”计划就受到铁路行业和大企业的支持。如今由保守党和自民党联合掌权的政府表示，新一代高铁建成后，可节省民众和商务人士的时间成本，每年不仅会为英国节约上百亿英镑，还将在60年内为经济带来440亿英镑的利润。
不过很多人都惊叹，为何英国修一条高铁需要至少20年？其实这在英国人眼里“还算理想了”。在英国，任何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都需要很长时间：伦敦连接英法海底隧道的高铁一期“HS1”工程用了16年，这条线路只有110公里，而“HS2”的线路全长531公里。当然，一个大型基建工程并不仅仅是工程本身，希思罗机场增建一个候机楼，光是公众咨询就用了4年时间。
其次，政府并不拥有铁路沿线的土地，而建一条铁路所需的土地远远超出铺设铁轨所需的，比如需要大片土地储放工程材料和机械。购买土地的价格通常是市场价格加上10%，因此征地和拆迁是极其复杂和昂贵的过程。
还有一些“历史问题”无可避免地拖了高铁的后腿：当任何大型道路和铁路经过乡村地带时，都要进行详尽的考古调查，以保证工程不会损坏重要遗址。在“HS1”工程中，从伦敦到英法海底隧道46公里沿线地区进行了超过40处考古挖掘，而考古学家将对“HS2”沿线做出相关评估，使议会能做出正确决定。此外，大型基建项目通常还会遇到迁移墓地的问题，“HS2”也不例外。
“欧洲之星”已经不给力了
其实，这次算是英国第二轮兴建高铁，伦敦和周边的巴黎、布鲁塞尔等城市早已连接在一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群之一，而让这些本应被英吉利海峡阻隔的城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欧洲之星”高铁列车。
目前，昼夜从伦敦发出的“欧洲之星”是英国唯一的高铁线路，第一班列车从1994年11月开始正式运营，在那之后，“欧洲之星”成为伦敦至巴黎铁路路线间最受欢迎的列车。到2004年11月，“欧洲之星”的使用率已占伦敦至巴黎路线的68%、至布鲁塞尔的63%，目前，从伦敦到巴黎以及布鲁塞尔都只需两个小时左右。
如今的英国显然不满足仅有“欧洲之星”的高铁生活。英国政府去年宣布，在2017年将兴建连接伦敦与苏格兰的高速铁路。交通大臣阿多尼斯表示，交通部准备在2010年3月底之前提出具体的兴建方案，拟定第一阶段工程的路线。这趟高铁的规划线路是从伯明翰、曼彻斯特、纽卡斯尔一路到苏格兰，长度200多公里。伦敦和苏格兰之间目前火车的运行时间需要4小时，高铁开通后，两地旅程可缩短为2小时。这趟铁路预定于2025年营运，时速可达200英里，有望超越法国与西班牙的新高铁，成为全欧最快的铁路。
在伦敦的圣潘克洛斯“欧洲之星”发车站，长年搭乘高铁的彼德·罗伯逊是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的高级经济师。他认为，建设高铁的意义是显著的，它不仅减缓了航空业的压力、带动了陆路交通经济，也让铁路沿线的城镇随之崛起。连接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欧洲之星”就是先例，它不仅让伦敦和巴黎的人们在两个小时内就实现点对点穿梭，更让沿线的比利时城市得益。
罗伯逊认为，世界掀起高铁热，首先是因为各国都在通过发展基础产业经济来刺激市场，其次是高铁对国家的立体化交通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交通堵塞的风险大大降低。正是看到了这些好处，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筹划高铁建设。
在圣潘克洛斯接受记者访问的当地人克里斯认为，高铁线路虽然在伦敦还很有限，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节奏。他说，之前很难想象从伦敦到巴黎市中心能有多便捷，但如今他觉得这两座不同国家的城市简直是比邻而居。他认为，高铁的优势在于能让旅行者既享受到高速的旅行服务，又不需像过去那样在机场间疲于奔命，是未来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
但英国智库——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交通事务学者克里斯多夫·胡德认为，高铁的规模浩大、建设时间长，对于投入者来存在一定风险。一旦建成后，高票价会让市场热情衰减，这也是美国、德国不敢轻易下决心的原因。另外，对于铁路运营的维护也非常重要，胡德用“欧洲之星”年末常常因风雪而停运、给多国交通带来的打击举例说，对于管理和运营，许多欧洲国家都没有万全之策。
要建铁路，先种树
对于这轮兴建高铁的计划，英国朝野以及民间反对的原因却不仅仅限于专家提出的问题。
一些英国居民首先就在“要高铁还是要宁静生活”的问题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BBC称，计划兴建的高铁线路经过小镇切尔顿，当地居民、政府以及保守党议员一直激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建设这条高铁意味着该地区一些居民的住所将被拆除，居住在附近的人也会受到噪音干扰。由于遭到沿线居民团体、地方议会以及环保组织的抗议，包括英国政府威尔士事务大臣吉兰在内的部分官员也因考虑到选民的反弹，而对高铁计划颇有微词。
天空卫视的新闻报道说，英国内阁中，以时任交通大臣、现任国防大臣哈蒙德为代表的高级官员是高铁计划的积极支持者，他们认为这是着眼长远的战略需要、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也有望缓解现有铁路系统的压力。但由于高铁要经过风景秀丽和乡村风光保存完好的地区，许多环保人士对此忧心忡忡。至于高铁将创造的经济效益，也有人认为政府的预测过于乐观。
《纽约时报》称，虽然英国的三个主要政党都对“HS2”表示支持，人们还期望利用它来使经济恢复平衡，把财富从富裕的东南部转移到苦苦挣扎的北部地区，但批评者称，伦敦和利兹之间的高速铁路会对阿尔托弗茨地区运河附近的一个小型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
交通部曾提出，会在新建高铁的同时在铁路线两侧种植绿树，这不仅能帮助缓和铁路对环境的影响，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建筑过程的碳排放，还会为沿途的野生动物提供新的栖息地。但环保组织“林地信托”毫不客气地回应说，当局计划栽种200万棵树木固然对扩大林地覆盖起到重要作用，但必须确保这不会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工程——栽种的树木要确保是本地树木，而且需要精心管理，因为种在铁路沿线的树木枯死率非常高。
反对声随预算上涨不断升高
事实上，牵制英国兴建高铁的最大原因是预算问题。英国国家审计署在今年5月曾公布报告说，目前的高铁预算是426亿英镑，但项目还有33亿英镑的资金短缺，政府还没有决定如何填补。
在一些人看来，英国老旧的铁路系统更需要尽快升级。去年，英国工会曾委托进行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铁路在票价低廉程度、舒适度和速度方面根本无法与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相比。
国家审计署则认为，“交通部对铁路运力改革的战略需求以及‘HS2’将如何帮助平衡经济发展上，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批准高铁项目的上届政府内阁大臣曼德尔森也表示，对这一项目的经济合理性研究“需要比当初做得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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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问,几张照片“火”的原因是将涉黄对象的影像公之于众,使常规执法事件成为吸引公众“好奇”目光的特殊案例。
“火”的另一缘由是本以“扫黄打非”的执法过程为主体的新闻事件,因公布的影像中有执法者涉嫌“动粗”的举止而衍生成了“暴力执法”的轰动新闻。对“隐私曝光”和“粗暴执法”同时遭到质疑,究竟是警方失误,还是媒体失手?警方说是记者未经同意就擅自发稿。
网友热论的焦点有二:一是执法中涉嫌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二是“扫黄打非”执法现场拍摄的“”照片刊登后 “小姐”的隐私被曝光。以往类似的公安新闻或法制报道,多是文字为主体,即使有图片或影像也多用打马赛克的手段进行技术处理,流媒体报道此类消息也是要做技术处理的。诚然,首度刊发此新闻的媒体上可能无意伤害新闻事件的主体,但客观上却已涉嫌故意伤害当事人。
随后,网络上的博客、论坛中,广播、电视、报纸、流媒体,各传播兵种齐亮相,疯狂热炒“”事件。一个是国家工具,一个是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讨论声一浪高过一浪。
事件升温后的传播过程中,受众在讨论社会伦理、新闻伦理、职业伦理时,“”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二度”传播。借“图”关注和讨论伦理时,谁又再失理?谁又再伤害谁?
一
就此话题,笔者与长期研究新闻伦理的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教授进行了探讨。王老师说:媒介报道警方“扫黄打非”本无错,“”刊发后的跟进报道中,特别是后面跟进关注此事的媒体不应再“二度”无休止地传播“”。应该像CCTV“1+1栏目”那样,在公开报道此事时使用技术手段,不再让隐私暴露无遗。而其他媒介特别是互联网,还在继续使用或转发“”,借图发挥,讨论伦理,实际上此举无疑雪上加霜,让已经遭受人格伤害的“小姐”再度受到伤害,同时,也伤害了媒介,因为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红灯”已经对媒体亮起来了。
11月7日,《华商报》发表了评论员毕诗成撰写的《梳理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伦理》。评论说:“公共伦理在构筑一种底线,那么,职业伦理则是在建构日常生活里的重要经纬。我们倡导对伦理底线的守护,也警惕伦理道德与法律边界的模糊。”
的确,媒介在后续报道或关注“事件”时,要厘清伦理道德与法律边界的模糊界限,一定要把握好报道和传播的度,防止主观无意,客观侵权。倘若涉案“小姐”好事维权,首度刊发图片的媒体成为被告的话,其他媒体是否会成为连带被告呢?
王天定老师还说:《纽约时报》报头有这么一句话:“新闻必须有选择。”这句话其实阐明了该报的观点和立场――“报道是有所选择的。”
警察和记者都是特定职业,在特定的环境里都应承担“注意义务”。在涉及类似“扫黄打非”的执法报道中,也要考虑违法者的人格和人权,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和操守。警察执法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并对媒体报道提出约定,而记者报道也应该搞清界限和界定,不是采访到什么、拍到什么,就能刊登什么,因为执法部门和宣传机构自身都承担着社会责任。
二
笔者曾供职的报纸也曾吃过这样的“哑巴亏”。2005年7月6日《华商报》报道:“陕西省预防艾滋病娱乐场所干预工作启动――安全套免费向娱乐、服务场所发放。昨日,西安市碑林区疾控人员给辖区相关娱乐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及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这一消息及时报道了政府职能部门“防艾”采取的行动,本无非议。但是,报道见报的当天麻烦就来了,一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带着刀子,气势汹汹找报社讨要“说法”。原来,是该报道配发的两张新闻图片惹火烧身。画面上一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服美容美发店内的工作人员,并在向她们发送安全套。就是这一举动,惹怒了一家美容美发店的老板。他认为:第一,图片对他们美容美发店的经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和负面影响;第二,对画面中的当事人造成伤害,给读者和消费者产生了一定误导,以为他们打着美容美发的幌子在搞“特殊服务”。那位老板要求主张权力,消除影响。最终报社与那位老板还是融洽地解决了问题,但报社如果被,败诉几成定局。
凭心而论,刊发这两张新闻照片的确不太合适,即使当时编辑已进行了技术处理(当事人眼部打上了马赛克),但报道见报后是还是引发了投诉。其实,在先期的操作中,记者拍摄应告知当事人所拍图片将进行正面报道,并征得对方同意;再者,对方也应该有知情权。谁曾预料到这种特定的举止和特殊的礼物会带来特别的麻烦。编辑在选图时也应该正反两方面都慎重考虑,权衡得失。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是经营者,会不会也冲动呢?这是一起主观无意、客观侵权的典型案例。报纸是特殊的产品,办报过程中每个人、每个环节要有风险意识和把关意识。绳断总是在细处。
吃一堑,长一智。2009年10月26日《华商报》报道:10月24日凌晨,西安警方出动警力突查娱乐场所,当场抓获119名涉嫌营利性陪侍女子,陪侍女拉了3公交车。这一新闻同时配发了三张新闻图片。记者拍摄时注意角度,选择的全是新闻主体的背面;编辑在选用视频截图时也有意识地选择背影,说明采编人员防范风险意识到位。
三
记者在日常的新闻采访报道和传播过程中,要清醒地意识到涉及公民隐私权时,媒体承担着“注意义务”。操作中应把握最基本的两点:一是真实公正;二是做到不伤害。前者是原则,后者是底线。那么,“”在被疯传的同时,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父母、亲人和朋友。
当然,有人会说她们或他们干那种事已不顾及脸面了。诚然,违法者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法律没有剥夺违法者的人权,不能为追求轰动而污辱违法者的人格。媒介在传播“”时不应一味地追求关注度、点击率和轰动效果,不应让商业利益淡化了社会责任。在特定事件的报道中,要尊重当事者的隐私,要把“人”当作“人”,人最大的价值就是人格,人的生命和尊严高于一切。“新闻伦理就是人类最普通的道德精神在人类的新闻传播行为中的一种折射。”王天定说。
媒体在采访和传播时应当自醒:一是界限模糊的报道是否有刊登的价值;二是对事件刊登后的社会效果要有预判。媒体从业人员要对工作对象、服务对象承担起“注意力”的责任,防止正面报道无心带来的吓阻效应、恐怖效应、负面效应等难堪效应。
此类事件中媒介二度传播“”,应该算涉嫌渎职行为。倘若过度地传播下去,无论是“小姐”还是媒介,最终都是受伤方。有网友就此发表观点:各种伦理的坚守是不可或缺的,假如权力失范、信仰缺失、价值观紊乱,对伦理的廓清和坚守丧失了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好比皮毛中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