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范文1
根据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是指在某特定领域中，一群在地理上邻近、有交往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联结比较典型的产业集群，一般含有四个市场主体，即为产业集群提供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商企业群、负责产品生产的生产商企业群、负责产品销售的销售商企业群，以及为以上三者服务的中间服务企业群，包括公共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等机构，而且企业群之间有着广泛的合作与协调，形成关系交错复杂的网络，产业集群是一个网络组织。
根据联合国《国际产业划分标准》，结合旅游产业的实际情况和旅游活动的内容，旅游产业主要包括旅行社，以旅游饭店为代表的住宿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游览娱乐业，旅游用品和纪念品销售行业，他们构成了旅游产业中的基本行业。根据波特的定义，旅游产业集群指的就是在相邻的地理区域内，各旅游行业及旅游相关法人机构以共同性和互补性所形成的产业集群。
二、旅游产业集群的成长模型
（一）市场集聚阶段。旅游资源对于发展旅游业具有重要意义，旅游资源的价值越高，旅游业也就越容易发展。旅游资源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其固有的质量和其坐落地点。如果一个景区有很高的审美或文化价值，而且又有较好的可进入性，那么景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会逐渐形成，就会形成以行食游住购娱等旅游六要素为代表的旅游行业，围绕景区进行集聚，这个阶段的动力机制在于观念的更新。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阐述，旅游是一种人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在满足了人们吃穿等基本需求后，才会想到出行。
当然，市场集聚也需要一定的成长要素。第一是政策要素，国家对旅游市场的政策是放开还是垄断。例如，1978～1985年旅行社被国、中、青三家垄断，饭店、商店基本上都是国营，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集聚也很难形成；第二是需求，要求人们在有闲暇时间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会有对于旅游的需求；第三是旅游基础设施，包括旅游目的地的道路系统、水电气供应、邮电通讯设施、环境卫生系统等等。
（二）旅游企业集聚阶段。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由市场需求拉动一大批旅游企业的形成。例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苏州餐饮业规模不断扩大，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要行业。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民营餐饮企业迅速崛起，仅在嘉馀坊-庆元坊，最多时有嘉馀茶酒楼、同济、莉莉、名城、皇宫大酒店等47家企业，由此继太监弄之后形成了苏州第一条新兴美食街。2005年全市餐饮企业数量达到1.48万家，其中以可同时摆50桌的中型以上餐馆为例，2001年苏州仅有80多家，到2005年超过了600家。该阶段几个成长要素的协同作用促使市场集聚的发展和企业集聚的形成。
第一，地域分工。旅游企业集聚主要是中小旅行社，他们既有一些共同的优势，也有一些共同的限制因素，如资金、技术力量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备，如果各干各的，优势很难充分发挥，克服限制因素也感到力不从心。如果把重点放在联合解决共同性问题上，把联合深入到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通过水平分工、发挥综合优势，各方面也都能得到好处。
第二，外部规模经济。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企业的生产随着其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产量增加，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才有可能降低；而规模上不去，成本自然降不下来。例如，乌镇门票旅行社协议价为35元/人，而旅行社送的人数达到规定，还可以拿到更大的折扣。所以，旅行社如果联合起来，可以争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旅游产业集群。这是在市场集聚和企业集聚的基础上，产业集群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成长的一种市场组织与企业组织优势融合、效率更高的新型产业组织体。其动力机制为利用电子商务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加速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成长机制表现为：
第一，相关产业的延伸。由于旅游企业主要指旅行社集聚阶段没有形成提供配套服务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造成许多中小企业的生产、销售和开发的成本都很高，加上市场竞争的加剧，大部分质量不高或档次不高的企业逐渐被淘汰掉，企业面临产业结构延伸问题。延伸的产业还包括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邮电通讯业、业等。
第二，较高的合作效率。在以景区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行食游住购娱的代表企业，旅游交通、饭店、旅行社、酒店、购物店、娱乐设施等在相互结合时应该注意空间上的紧密性，以节约成本；各个行业的这些企业应该相互签订协议，上下游企业间的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区域内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联系紧密，提高合作效率。
三、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一）区域内企业低水平竞争和无序竞争的存在。一是企业群的产品档次不高，差异性不大。企业之间的产品同构现象严重，各企业经营的方向和特色不明显，致使区内企业之间在争夺人才资源、客户资源，以及产品定价等方面出现无序竞争。比如日照，各家旅行社大打价格战，甚至把价格报到了成本以下，出现负成本接团，这样的后果就是进店次数过多，且餐饮、住宿质量没有办法保证。
（二）企业间合作度低，关系不畅，区域内各企业表现为竞争有余，合作不足，没有很好地发挥整体组合优势。旅游区内还没有建立起连接各旅游企业的信息平台和互动网络，缺乏一个专门机构对区内的信息进行搜集、研究和整理，并及时将有价值的信息发送到区内所有企业，以及把区内信息迅速准确地传达到市场。从而，只能是各自为政，不能有效地整合区内资源。各个旅行社之间信息闭塞，没有联合起来控制价格，一味地打价格战，各个饭店也迫于旅行社的压力而纷纷降价，因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益。
（三）集群创新能力较弱。一是新产品开发能力弱，往往是老产品多，新产品少；模仿产品多，自主创新产品少。一旦有新产品开发成功，便一哄而上，进行恶性竞争。二是企业制度缺乏创新，区内企业的组织形式落后，大多数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企业管理以家族式管理模式占主导，没有建立起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三是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水平不高，信息技术在经营管理应用中还处于较低水准，电子商务没有真正应用于经营管理。
四、相关对策
（一）增强旅游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加强法制建设，引导企业进行有序竞争。政府应该以现有的产业集群所处产业链的层次为导向，加强产业政策的引导，在招商引资时，特别注重引进现有主导产业上下相关联的企业。一方面既可以避免区域内同类产业扎堆现象的出现，造成同业错位竞争，影响集群效应；另一方面又可以增强区域集群产业的关联性，从而增强产业集群的稳定性。
产业集群范文2
关键词：产业集群；寿光蔬菜；钻石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一、钻石模型对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解释
迈克尔・波特提出“钻石模型”，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创新和升级，获得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1）生产要素条件；（2）需求条件；（3）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4）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5）机会；（6）政府钻石体系内的各关键要素相互强化，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构成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成为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源泉。而产业竞争力形成的过程，往往也是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因此“钻石模型”也能够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现象。
二、对寿光蔬菜产业集群进行分析
（一）生产要素。1、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寿光地处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中南部土地肥沃，地下水丰富；2、具有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悠久的蔬菜种植历史；3、交通基础设施便利。从1995年开始，我国先后建成并开通了寿光至北京、上海等地的多条“绿色通道”，与国内300多个城市建立了产销网络；4、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建成了江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先进的电子拍卖市场，全国首家网上蔬菜交易市场以及遍布城乡的蔬菜代购销售网络；5、人力资源优势。寿光有大量的著名专家和蔬菜科技人员；6、技术引进和创新优势。先后从世界范围内引进蔬菜良种2，000多个，经过试验，成功推广400多个。目前，全市共推广应用蔬菜生产新技术24类，300多项。
（二）需求条件。需求条件是指该种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外的市场需求。随着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和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对蔬菜的需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需求的变化，寿光种植了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进一步扩大了市场的需求。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寿光蔬菜及加工品出口额接近45亿美元，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6。市场的需求促进了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是蔬菜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蔬菜产业集群发展的整个过程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对寿光蔬菜产业链条的延伸与拓展，特别需要加速其产业的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实现上中下游产业组织的整体联动和优化升级，为蔬菜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的整体竞争优势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四）生产组织结构、经营战略和竞争。寿光蔬菜的生产组织结构可以归结为四点：一是蔬菜的生产以农户小规模家庭式经营为主要模式，企业的生产基地较少；二是专业批发市场和生产中介组织建立了农户与批发商之间的联系，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保证了蔬菜的销售；三是蔬菜局负责蔬菜生产标准的制定和标准化生产，蔬菜检测中心及各乡镇的蔬菜检验所负责蔬菜品质的检验，保证了蔬菜的质量；四是通过种子企业、各种培训机构、示范园区和专业协会促进了技术的扩散和创新。至于经营战略和竞争方式，寿光蔬菜生产采取了“大市场、大流通、差别化”的经营战略，蔬菜的生产主要以外销为主，产品多销往国内的大中型城市，与10多个国家和国内300多个城市建立了产销网络，实现了“大市场、大流通”。为了提高产品的差别化程度，寿光市不断进行引进、创新和研发新品种，采用新技术，继反季节蔬菜生产之后，又开始生产无公害蔬菜、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并实行统一的质量检测标准，加强了产品的差别化程度，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五）机遇。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蔬菜品种和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促进寿光蔬菜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和扩张。
（六）政府的作用。针对信息不对称性，寿光市政府重点引导市场体系的加速建设。大力发展市场网络，建立健全流通服务体系，形成以批发市场为主框架，以各地综合农贸市场为支撑，以各地自建商贸城为网络，以农民产销组织为补充的四大市场流通体系，从总体上对蔬菜的发展做区域和产量规划。在基础设施方面，寿光市则重点投资建设了乡村公路网，为蔬菜的流通提供了便利。
总之，寿光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组织结构、经营战略和竞争方式，机遇，政府六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作用形成了寿光蔬菜产业集群。
三、结论和启示
通过对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农业产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发展需要适宜的土地条件和气候条件。这就要求各地在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时，要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统筹规划，选择具有特色的产业，初步形成规模经营，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这对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在集群初步形成后，高级要素的作用则日益突出，随着集群的发展，需要通过积累才能获得的高级要素，如基础设施、技术人员、技术创新等将决定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状况。
（二）需求条件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市场，很难想像一个产业能够得到发展，同时，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这要求在集群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引进和开发新品种，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以适应市场的变化，促进集群的健康发展。
（三）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对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相关和支持性产业发展可以降低集易成本，促进农业种植技术的扩散，其发展随着农业产业集群的不断成熟，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发展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也要规划好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发展。
（四）生产组织结构、经营战略和竞争方式对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农业生产，面临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在此种情况下，生产组织的方式、经营战略和竞争方式选择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因此，发展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生产联合组织来完善生产组织和经营战略具有重要的作用。
产业集群范文3
[关键词]知识经济传统产业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
一、产业集群的分类
知识经济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当今的经济体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知识从传统生产中剥离，并在同时并存的传统生产系统上覆盖了一层经济信息网。知识的存在方式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种。显性知识指有一定的存在形式和固定的载体，可以明确地表达或描述出来的事实知识和原理知识。这种知识可以在全球无成本的复制，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例如微软的操作系统，在完成了整个操作系统的创造之后，通过编码这种系统可以忽略成本在全球的复制。隐性知识指难以用文字明确表述的技能知识和人力知识，存在于个人、组织的特定关系或信息流程之中，如工作诀窍、经验、视点、价值体系等。这种知识的产生需要创造主题结合历史经验、对生产的了解、面对面的交流等等条件，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特征紧密相连，体现着地方化，其表现形式是产业集群。同时隐性知识隐含着更多的创新思想，是集群创新最需要的，它不仅能促进集群知识的发展，更是提高集群竞争力的动力源泉。
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形成了既有依托传统和当地力量发展起来的内生型产业集群,又有依托区域的地缘优势、政策优势、低成本优势等吸引外来企业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如下图:
这里将产业集群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赖于分享隐性知识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另一种是由于产业特征或资源转移的惰性而形成的传统产业集群。
二、产业集群创新体系——企业是核心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是指与创新全过程相关的组织、机构、创新机制和实现条件所组成的运行系统。创新体系的主要构成:创新的主体。主要由群内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各种中介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组成。创新计划。在知识信息通畅流动的环境中，在市场中介服务组织中介人和政府适当参与下，创新主体共同制定产业集群的创新计划。监督者。由市场中的消费者及专业技术部门组成的监督者。构成集群创新体系的三大模块分别是:参与者创新主体和监督者模块；创新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互动学习机制、竞争合作机制、激励机制、自更新机制。创新全过程，也即主体之间的联系和运行创新计划模块；知识信息流动、法律法规政策组成的创新环境模块。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体现了主体、创新机制、环境三部分集成的网络体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性。以创新环境为依托，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它能够以各组成部分为基础、以创新为起点，实现创新向更高一级的循环。其侧重点是调动创新主体能动性、发挥创新机制功能实施创新计划。
产业集群创新体系的主体包括企业、研发机构、大学、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基础设施等，其中企业是核心。从发达国家国家集群的成功经验看，提高产业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加强集群内外各主体间的合作和交流，为集群中企业创新提供资源，如大学及科研机构提供技术支持；金融机构、风险资本等提供资金支持；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智力保障等。
可以看出，政府的导向政策通过影响研发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从而促进群内企业不断革新技术、经营模式改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群内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最终导致集群的创新。同时，政府政策的导向，也能促进群内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对这对企业创新进而集群创新也不无裨益。
三、两种集群类型创新个例分析
产业集群由于地理上的临近和群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专业化分工、竞合机制等，使得群内企业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然而，通过不同纬度比较传统产业集群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可以发现其创新战略存在着不少差异。传统的产业集群属于劳动密集型集群，其内部产品种类繁多，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通常依托集群共享网络。对处在这样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创新源于创立自主品牌和构建销售网络。创新型产业集群属于资本或技术密集型集群，由于技术变化快，导致产品更新速度也很快，群内企业动态协作生产比较常见。对于创新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创新战略依赖于企业间的竞合“网络”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创造产品差异化，通过不断的创新使得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使产品生命周期曲线不断向上延伸；通过产业集群内供应商与企业的互补性创新使得整个产业一直处于提升状态。1.传统产业集群创新案例：虎门制衣集群
虎门，这个当年以林则徐硝烟而闻名海内外的古镇，今天以远销欧美、年销售额逾百亿元的服装产业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服装产业的带动下，虎门经济迅速发展，截止到2003，全镇服装销售额达120多亿元；全镇工业总产值111亿元；国内生产总值53.6亿元；财税收入24.24亿元；虎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980元。虎门制衣产业集群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因为群内各企业扩展价值链获得了超额利润。如下图：
上图可以看到,普通的贴牌生产商只获得了价值链中生产部分的利润,而虎门制衣产业集群在设计开发上注意吸引国际最新流行元素和面料,紧跟当今国际流行时尚,形成别具特色的南派风格。同时,虎门制衣集群内各企业注重品牌经营。目前,虎门服装在国内外注册商标达4000多个,各镇名牌服装在全国设有专卖店、连锁店1万余家,仅“以纯”品牌的连锁店就有3000多间。密布全国的销售网络,不仅促进了虎门服装大批量的销售,扩大了虎门服装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同时也广泛宣传和提升了虎门服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目前,虎门正为打造“四个名牌”(打造虎门服装企业的名牌产品、著名商标;打造“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名牌;构筑“虎门服装”品牌;打造“虎门制造”)而努力,这一举措将会进一步扩展虎门之一产业集群价值链,为虎门制衣集群带来更丰厚的利润。
2.创新型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案例：联想企业
创新型产业集群内企业的创新主要是基于产品的，而产品的创新又依赖于技术创新。为实现这一创新，企业需要通过“网络”进行契约化和非正式的交流，获得溢出效应，突破技术障碍，减少创新风险，规避高额的市场交易费用。2003年在全国高新技术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一的联想企业，其创新动力就源于包括大学、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企业在内的创新网络。具体分析如下表：
产业集群范文4
本文立足于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得性，时间跨度选择为2006年～2012年。样本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山西统计年鉴》（2007年～2013年）。
2对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的整体测度
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同时为了更全面清晰地反映其产业的集聚程度，本文将分别从产值和种植面积两方面来计算区位熵。
2．1产值区位熵法
依据前述区位熵计算公式，山西省农业产值区位熵为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06年～2012年山西相对于全国的农业产业区位熵值均小于1，明山西农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农业产业仍处于劣势，还没有形成集聚。同时，为了更直观地表示其发展变化情况，笔者绘制了山西省2006年～2012年这7年间的区位熵值走势图。可以看出，山西农业的区位熵值在2006年～2008年下降明显，从2008年开始，虽然上涨趋势明显，但仍未达到1，这一方面说明山西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迅速发展的势头，如果措施得力，则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形成集聚现象。
2．2种植面积区位熵法
同样地依据区位熵计算公式，山西省种植区位熵这种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了山西农业区位熵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关系，即用农业种植面积作为基数来计算分析，能够从农业种植面积反映农业播种的集中程度，从侧面反映农业的集聚规模。从计算结果来看，山西省各地市农业种植面积区位熵值均小于1，没有形成农业产业集聚，与产值区位熵法计算的结果出入不大。
3对山西省各地市农业产业集群的测度
由于各地市的农业种植面积数据存在获得上的困难，故笔者采用产值区位熵法和集中度指标，来测算2006年～2012年山西省各地市的农业产业集聚程度。
3．1区位熵法
产值区位熵法的计算公式为，山西省各地市农业产业集聚的专业化程度极不相同，区位熵最高的长治为3．31，最低的太原仅为0．29。这固然与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农业耕地较少有关，但作为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阳泉、忻州、吕梁区位熵同样很低（分别为0．39，0．51，0．64），位列倒数第二、三、四名。全部11个地市，区位熵值小于1的就有6个，达总数的55％，大于1的只有大同、长治、朔州、晋中、运城，就是这几个地区，农业区位熵差距也很大，长治、大同、运城区位熵大于2。这表明山西省各地市农业发展极不均衡，集聚程度也不平衡，山西农业要想快速发展，提高竞争力，必须在均衡发展上下大功夫。
3．2集中度法
依据前述集中度公式，笔者用CRn来代表山西省农业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地市的行业集中度，Xi代表山西省第i地市的农业产值，n表示第i地市的产值。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山西农产值较大的地市的农业集聚程度，笔者选取CR1，CR2，CR4进行研究，计算得出2006年～2012年山西各地市农业产业的集中度山西省林业产值前四名的集中度CR4都在60％以上，说明山西农业产业集聚在山西少数的几个地市。CR4和CR2的最大差额是29％，说明前二位遥遥领先于后两位（第三名，第四名集聚区域）。CR1的范围基本保持在30％左右，而CR2和CR1的差额在10％左右，这说明决定山西农业集聚程度的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而其中排名第一的运城则贡献最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7年间排名前三的始终是运城、临汾和晋中，这固然与这些地区的历史与资源优势有关，但其他地区发展劲头不足也是主要原因。
4结论及建议
4．1结论
实证研究表明：山西省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较低，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且各地发展极不均衡。这固然与山西是资源型省份有关，但也与2006年～2012年山西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有很大关系。一方面，过度的依靠资源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忽视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产品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缺乏整体的农业区域发展规划，没有充分发挥各地区农业的资源优势，做到以“点”带“面”，农业联动作用没有很好发挥；同时在农业发展方面技术含量不高、农业龙头企业较少、带动与示范作用不强、农民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也影响了山西农业的产业化进程。
4．2建议
依据上述分析与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4．2．1进一步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与引导力度山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还处在集群化形成的初始阶段，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对于农业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一方面，山西省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惠民、利民政策，使更多的农民主动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另一方面，要继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理清农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发展结构与布局，制定山西特色的集群化发展战略。
4．2．2对农业产业集群进行合理的区域布局山西地处中国内陆，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对于农业产业集群化，山西省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市的发展实情，充分调研，形成合理的区域空间布局。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较慢，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如清徐的葡萄基地、晋祠的大米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也可与其毗邻的晋中、忻州特色相结合，通过产业链的延伸来形成联动经济。
产业集群范文5
关键词：企业集群；文献；研究述评
企业集群现象在我国沿海地区大量出现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企业集群的关注，国内对于企业集群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国外已有的集群理论解释中国集群发展的现实，近年来形成的文献集中探讨了以下几方面内问题：①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基本分类；②关于集群形成机理；③集群竞争优势研究；④集群的发展和演进。
1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分类研究
我国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集群给出了大同小异的定义。曾忠禄（1997）认为,产业集群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王冰、顾远飞（2000）认为,簇群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面向未来的组织形态,它所具有的两种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超越了市场和科层组织；刘友金、黄鲁成（2001）认为,产业集群中的产业概念不是指广义上的产业,而是指狭义上的产业,如个人计算机产业、传真机产业、医疗器械产业等，沈玉芳、张超（2002）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区域产业群落,它强调了相关产业中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这种集中是在竞争环境中产生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更是一种经营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浙江学者对集群的界定比较全面，他们在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社会学、地理学等观点界定了企业集群的概念。其中仇保兴（1999）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集群中企业间的以合作为特征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可以产生集群内的“外部经济”，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形成交易关系和相互的行为调适。交易行为帮助企业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相互的行为调适有助于企业间建立长期交易，以解决成员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问题。集群共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促进了高度发展的地方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契约，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如果简单地按照特色产业类型来划分，现实中的集群包括传统产业企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企业集群（王缉慈，2001），魏守华，石碧华（2002）更进一步将集群区分为传统产业群、高科技产业群、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群。但这种简单的分类对理解产业集聚的特征帮助不大，因此为了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的原因和机制，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对业已存在的集群进行了类型分析。首先，以集群的内部组织结构为分析维度，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内部结构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企业集群：①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而形成的“椎型”(也称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王珺（2001）按照企业间分工形式的不同，将广东地区专业镇（产业集群）划分为横向一体化网络与纵向一体化网络。在他的基础上，盖文启（2002）也作了相似的分类，将集群分为水平一体化（网络化）型、垂直分离与水平一体化共存型和垂直分离型。
其次，以集群形成的原因为依据进行类型划分，陈雪梅、赵珂(2001)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包括：①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影的响；②由于区内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③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等，不同的形成范式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集群。李新春（2000）基于对广东地区企业集群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认为企业集群包括三种类型，即受历史影响而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谯薇、宗文哲（2001）认为企业集群的类型包括：①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②以中小企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而构建的中小企业集群；③以大制造企业为核心,通过分级下包制度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④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协同作用形成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⑤以家族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⑥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胡昱,刘文俭（2003）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区分为市场创造模式、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和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车（2000）认为存在两种企业集群，一类是指向型集聚——是为充分利用地域的某种优势而形成的企业集群；一类是经济联系型集聚——是指因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分工所形成的企业集群，这又分为纵向联系集聚和横向联系集聚。也有一些学者更概括地将集群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型集群，它们的形成与跨国公司等外部资源的进入有关。另一种是内生型集群。即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本地市场为启动，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进入某一行业，由盈利示范效应带动许多同类企业涌现而逐渐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王珺，2002；张炳申等，2002，白景坤、张双喜2003）。王缉慈（2001）通过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将企业集群分为五种类型:①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②一智力密集地区的集群；③由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形成了企业集聚；④由乡镇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企业网络；⑤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而形成的企业网络。
2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国内大量研究实证地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企业集群的生发机制。由于我国沿海地区的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浙江地区，因此引起了两地学者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浙江学者的研究较多。刘吉瑞（1996）指出“小企业、大市场”是浙江共同组成了浙江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小企业群落和专业市场互相依赖，构成了浙江经济的微观基础。张仁寿、李红（1990）在研究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时，对当地文化制度层面的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将温州地区的经商文化传统看成是温州块状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之后，很多学者也尝试从文化伦理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来探讨温州地域的文化传统与其发达的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康对，1997；廖意如，1997；洪振宁，1998；蔡克骄，1999；李庆朋，1999；陈中权，1999等）。李永刚、祝青的研究揭示了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巨大意义，认为历史上的民间商业传统，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促使了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李永刚、祝青,2000，李永刚，2002，2003）。朱康对（1999，2002，2004）结合我国渐进改革的实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了浙江小企业群落的形成机制。史晋川等（2001）则在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对块状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徐维祥（2001，2003）将浙江企业集群的地理分布与各地的资源禀赋条件联系起来，并对企业集群的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描绘了一幅浙江省企业集群发展的整体图景。陆立军、白小虎（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个特色产业。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企业集群的生成和演化可以用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聚集来解释。符正平（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强调了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徐康宁指出（2001）我国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经济开放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个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①资本在某一区域内实现较快的集中,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组合；②市场的充分供给,即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集群区生产的大量产品；③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允许并鼓励这种集群现象。在分析上述条件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产业集群现象的一个假说，即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集群特征就比较突出；凡是经济相对封闭的地区,产业集群现象就较弱,即使有也几乎完全是资源性的产业。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间，经济的开放性成为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许庆瑞、毛凯军（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核心条件包括产品和服务具有较长的价值链、全球化的市场和知识导向的区域，而完善的辅机构和良好的社会资本则是集群形成的辅助条件。孙洛平、徐勇（2004）指出低价竞争是企业集群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主要决定于人们的短期边际定价行为，但定价优势并不能必然导致企业集群产生，还要考虑企业集群的状态锁定特征。冯邦彦、王鹤（2004）发展了一个集群生成的选址模型，指出企业集群的形成最初源于同类型企业的选址决定。在相同选址函数作用下，同类型企业选择同一区域进行生产，形成了产业圈层布局，进而在一些特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杨静文等（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业机制，从微观层面阐明创业机制在集群发育、成长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改善集群创业机制的政策建议。3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也是国内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些文献综合地讨论了集群竞争优势是来源。孟庆民、杨开忠（2001）认为产业集聚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集群内部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是集群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江征，2002）。魏守华、石碧华（2002）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指出直接经济要素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非直接经济要素主要是指区域的创新能力。李小建、李二玲（2002）认为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和较低的贸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来源。石忆邵（2001）将企业集群的崛起概括为五种机制作用的结果：①人文环境的传导和更新机制；②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协同互动机制；③可选择并联耦合机制；④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⑤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动机制。王缉慈、童昕（2001）认为产业集聚的机理和竞争力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创新学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和生产灵活性。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集群内部一般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和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从而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从创新学的角度看,相关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知识，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有些学者着重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贾根良、张峰（2001）通过对丹麦和芬兰家具业发展经验的分析,强调了学习与持续创新能力同样是传统产业通过地理集聚获取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对我国传统产业如何创建地方专业化生产体系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李新春（2000）指出专业镇是一种建立在地区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产品制造和服务企业创新网络,其经济积聚效应吸引大量中小企业围绕特定产业而创业,企业之间密切的相互合作、竞争与学习使得专业镇的发展保持动态的创新活力。盖文启（1999，2002）探讨了产业集聚、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基于集群内形成的创新网络整体的作用，产业集群才能保持不断的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魏江（2003）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和技术学习问题，揭示了集群内部的技术学习范式和技术能力增长机理。
还有一些文献从企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内容涵盖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朱海就、陆立军等（2004）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差异与企业网络的组织化程度有关，由于网络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企业间集体学习的效率，因此产业集群能力高的地区，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往往也较高，网络的组织化程度与信任、合作、能力的异质性与互补性等因素有关。王珺（1999）分析了以外来资本为中心、以全球商品链为连接方式的中小企业专业网络化的发展，指出中小企业专业化合作网络的形成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集群企业拥有网络资本，它对那些个人社会关系资本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意义重大，随着集群的发展这种网络资本在逐步强化，成为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2003）。王缉慈（2001）从整体上将集群看成一个创新网络，并总结了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因素：①区位与空间因素，大量专业化企业在大城市郊区或中小城市集聚成群，可以较容易地获得柔性劳动力；②社会文化因素，区内企业主或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企业在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同时，区域内共享的社会行为有利于促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而隐含经验类知识往往在创新发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③产业组织因素，区内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市场或非市场的交换，企业之间形成了柔性的动态合作与竞争关系，不仅能增强企业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且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创新性。④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专业化的企业与当地教育、培训、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公共机构形成一种网络，共同促进区域的发展。李新春（2002）在考察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基础上，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企业组织协调方式，其关系治理主要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他强调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家协调网络和创新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关于集群演进过程的研究
集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现实中每个集群都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集群的成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中集群的内在特征和机制是有所差异的，有时集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
朱康对（1999）指出，企业集群处于不断演进之中，随着企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各集群的边缘已经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在产业群落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群落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群落类型向另一种群落类型的更替。产业群落的更替有两种模式，即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的过程。陆立军，白小虎（2000）对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分析表明，集群内专业化分工动态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产品生产专业化，到生产工艺专业化，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有时这三个阶段在集群中同时并存。在他们的基础上，汪少华和王慧敏（2003）提出，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原生地”成长转向“异地孵化或克隆”式成长。汪少华、佳蕾（2003）分析了集群成长的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乡村集市，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②第二阶段，形成特色块状经济，用范围经济来弥补规模经济的不足；③第三阶段，形成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型企业集群；④第四阶段，以产业组织网络为主要形式的集群。王辑慈（2002）认为，浙江的企业集群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地理接近、专业化区域、新产业区、学习型区域和创新环境。胡定寰（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发展阶段，即单一的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配套的企业群和拥有巨大企业集团的企业群。
符正平（2002）提出了一个集群成长的两阶段模型，即集群成长的斯密阶段与钱德勒阶段。集群的斯密阶段是指集群的自发形成的初期阶段，竞争在原子化企业之间展开，市场价格协调占统治地位。集群成长要迈向高阶必须引入现代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集群进入钱德勒成长阶段，专业镇内部的传统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现代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开始发挥作用,政府的角色也开始介入,中介组织形成并在一些领域起作用。王珺根据集群内部的分工联系和发展进程，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多次研究了广东省专业镇的演进过程。2000年，他在概括当时专业镇经济基本上只具有横向联系特征、而缺少纵向专业化分工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集群经济由横向分工网络向纵向分工网络演进的理论假设。2002年，他对原理论进行了补充，将广东的专业镇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张型。200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集群分类和演进的框架，以社会资本和生产方式为两个维度讨论了四种网络环境、集群类型及其相互间的转化。
魏江（2003）对集群学习模式进行剖析,并从内部静态知识积累和成员间动态知识互动两个维度揭示集群学习模式的类型及其对应的集群空间状态,提出了集群学习模式的演进路径。蔡宁、杨闩柱（2004）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揭示了企业集群从基于聚集经济形成的静态优势向创新网络获得的动态优势演进的内在机理,并探讨了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以及创新网络的培育。李勇、史占中、屠梅曾（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①在萌芽期，群内企业与外部的单个企业相比有更强的创新动力和更好的创新表现；②在成长期,集群比萌芽期更具创新性，创新成本更低；③由于内在僵化和由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引起的网络成本,在成熟阶段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开始减退、创新成本增大，在衰落阶段,集群将丧失其创新优势。朱方伟、高畅、王国红（2004）从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角度，提出了从传统产业集群到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围绕生产要素而演进的规律，并分析了演进的动因。5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中小企业集群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进程。在我国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沿海省份，企业集群的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节节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目前特色产业集群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与蓬勃发展的实践相比，关于集群的理论研究似乎有点脱节。根据我们对文献的简单回顾，目前国内的企业集群研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主线，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论文的形式，有分量的专著不多，尤其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不多，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企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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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贾根良，张峰.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与地方化生产体系［J］.中国工业经济，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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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产业集群范文6
关键词：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结构；模式；绩效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产业集群治理的概念及内涵
Brusco（1990）最早将“治理”理念引入产业发展的研究，他区分了早期阶段的自发成长型产业区以及特定制度支持的产业发展区，即“治理”型产业区。Gilsing（2000）第一次明确提出，集群治理为集群内成员旨在促进和改善创新进程的集体行动。很明显，他认为产业集群的治理是由集群内部发动的，目的是推动创新，本质上是动态发展的。Brown（2001）则把集群治理看作是产业结构和集群企业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比较理想的集群治理结构应是由企业代表、政府部门、协会组织、相关产业代表、业内著名人士所组成的集群委员会主持的管理和决策模式。这既实现了一定力量的均衡又保证了治理行为的有效性。另外， Kooke（2002）提出的“联合治理”概念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产业集群治理的涵义，他认为联合治理是一种网络化趋势的治理，可以借助所谓的区域治理机制来实现。
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有关产业集群治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最早将治理的研究从单一企业扩展到多个企业的是赵耀增。后来我国学者刘恒江等（2005）则指出，产业集群治理致力于集群可持续创新中的动力机制问题。魏江、周泯非（2009）认为集群治理是指集群层面上对集群参与者交互活动存在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各种内生性协调机制总体，是同时包含着地方经济和行政权威 社会规范和协会机制等多种微观治理机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国内有关集群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在对国外的消化与吸收后进行了一定的延伸研究，但也还没形成统一的认识。
二、产业集群治理机制、结构、模式与绩效
1.产业集群治理机制
Langen（2004）认为治理机制是关于集群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激励和约束、决策权和利益分配、与外界交流、合作和谈判等的全部法律、机构、制度和文化的安排，是集群治理的核心。Parkhe（2005）认为相互依存的需要与行为的不确定叉作用，从而产生了机会主义，因此集群治理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创建抑制机会主义的机制。Stuart（2006）对集群网络治理机制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在网络这种复杂的交易关系中，治理机制的存在可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合作者的不同利益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将会扭曲合作行为并使战略伙伴关系失效。
2.产业集群治理结构
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是指集群治理行为主体及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协调关系。Propris（2003）认为集群治理结构为集群的组织结构、基于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它是集群内各种主体（包括上游供应方、集群企业、下游买方，以及政府、协会等）在共同演化过程中共同博弈的结果。余秀江（2006）基于集群治理机制，将治理结构划分为正式治理、行业协会治理和非正式治理。治理结构划分的差异主要源自不同学者关注重点的差异：向内审视集群治理问题，或是将集群看成客体研究外部要素对集群的影响和控制。
3.产业集群治理模式
产业集群的治理模式被认为是产业集群的治理结构、功能和过程的逻辑统一。由于产业集群的类型、产业属性存在差异，特别是各行为主体对产业集群控制能力存在高低之分，产业集群的治理模式也会有所区别。Oliver（2004）等将集群治理模式划分为四种：强制型、自愿型、目标型摊和框架规则型。并认为这种划分很好地契合了在政策尺度内治理模式的变动。
4.产业集群治理绩效
产业集群治理的机制和结构以及治理模式的选择决定了治理绩效。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集群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体系，如Langen（2004）等提出信任、知识中介、龙头企业以及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效率是影响集群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姜慧忠、易明从产出绩效（竞争力）和过程绩效（治理力）两个维度，建立了涵盖 44 个指标的产业集群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利益相关者同视角下的产业集群治理
网络治理分析与价值链治理分析在现有的集群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价值链治理偏重于集群的外部关系治理，而网络治理则偏重于集群所在区域中企业关系的治理（郑建伟等，2004），构成研究集群对外关联与内部协同的治理机制的整体分析框架。然而这一综合范式仍然未能反映产业集群演进机制的全貌，需要在研究视角及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拓宽。
四、研究展望
从文章上述文献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不论从产业集群治理的内涵、机理，还是集群治理模式、视角，都是对产业集群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界定和对集群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因此笔者认为，产业集群治理的核心是产业集群利益相关的的界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集群剩余（利益）的分配。集群治理的目标是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即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下研究产业集群治理，明确产业集群治理的机制和结构，制定符合研究对象的产业集群治理模式。
能源化工产业是与相关企业、消费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生态环境等各利益主体相关联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诸如政府和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关联企业、企业和当地农民、集群发展和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限制了产业集群的良态发展。
而笔者上述所构想的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产业集群治理似乎可以为能源化工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矛盾提供解决思路。
参考文献：
[1]杨慧.产业集群治理研究述评[J].生产力研究，2007（01）：148―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