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重庆某高校高级知识分子(具有硕士及其以上学历或副教授及其以上职称者)38名，年龄26～50岁;男性15人，女性23人;博士2人，硕士28人，学士8人;教授4人，副教授9人，讲师20人，其他职称5人。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9人，两组被试的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和文理科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1．2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测、后测设计。两组被试均被告知锻炼的一般注意事项，包括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场地、时间和着装;循序渐进地推进锻炼;每周至少进行1次，每次尽可能30－60分钟，持续4周。为两组被试提供来自学校的锻炼场所和专业运动指导，但不监督其实际的锻炼行为。对实验组给予情绪管理锻炼指导，包括介绍情绪管理锻炼的由来、FS与锻炼强度调节之间的关系，并确定将FS稳定于+3作为每次锻炼的目标水平。实验前、后同时测试两组被试的锻炼(运动量)和健康情况。运动量采用梁德清等修订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测量。该量表从强度、时间和频率3方面评定被试前一个月参加体育锻炼的运动量，每个方面均分为5个等级，强度和频率从1－5等级分别记1－5分，时间从1－5等级分别记0－4分，计算公式为:运动量=强度×时间×频率。该量表被广泛用于身体锻炼运动量的计算，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以SF－36(theMOS36－itemShortFormHealthSurvey)测量被试的整体健康。该量表是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的简明健康测量量表，涵盖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在国际国内研究中被证明具有较好的信效度。SF－36包括生理机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一般健康状况(GH)、精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和精神健康(MH)8个维度，其中前4个维度体现生理健康，后4个维度体现心理健康。另外有一个题项单独评价健康变化(HT)。
1．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以两组被试的前测值为协变量，后测值为因变量，组别为自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2结果
经协方差分析，两组被试的健康后测值差异仅在生理职能维度有统计学意义，F=6．05，P＜0．05;运动量后测值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F=0．80，P=0．376。调整后的被试后测值中，实验组的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和运动量的数值上高于对照组，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相比国外研究，本研究中情绪管理锻炼指导未能在整体上促进高校高知人群的锻炼和健康，与研究的目的、设计和方法有关。国外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情绪管理锻炼对个体身体、情绪以及锻炼的影响，使用实验设计，被试需在实验室完成相应的锻炼，动态测量锻炼过程中的情绪反应和代谢指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情绪管理锻炼在高校高知人群中的运用，使用准实验设计，告知被试情绪管理锻炼的由来与方法，并鼓励其自行锻炼，测量锻炼前后的运动量和健康。国外研究的自变量是情绪管理锻炼，而本研究的自变量是情绪管理锻炼“指导”，这种“指导”更可能是认知因素，而不是情绪因素。国外研究显示，虽然认知不如情绪那么有效地预测锻炼行为，但认知范式却主导着锻炼情绪反应机制的解释。如果本研究中的“指导”实际上是认知因素，却未能引发锻炼行为改变，可能与认知改变的层次有关系。认知治疗是一组通过改变不良认知以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心理治疗方法，这也是一个行为改变的过程。该疗法强调先检验来访者的表层错误观念，再纠正核心错误观念。核心观念往往表现为一些与自我概念有关的命题，如“我很笨”、“我毫无价值”，涉及到个体内在的自尊和自我效能。因此，如果要从认知的角度改变锻炼行为(从不锻炼到锻炼)，也需要改变个体关于锻炼的核心观念。本研究中的认知改变很可能处于浅层认知，没有进入到足以产生行为改变的核心观念。国外研究中情绪管理锻炼之所以能够促进锻炼行为改变，因其让被试在锻炼时维持了稳定的积极情绪，使个体即时获得了情绪上的奖赏———“乐在其中”。尽管本研究针对的是高校高知人群———相对其他群体可能具有较高的理解与领悟能力，但仅仅让其知悉情绪管理锻炼比其他锻炼模式更好、怎么操作并鼓励其实践，也只是一种表层认知干预，既没有干预到其关于锻炼的核心观念，也没有即时的锻炼情绪奖励，因此不容易出现明显的锻炼行为改变与健康促进。可见要想以情绪管理锻炼促进高校高知人群的锻炼与健康，需要让其拥有足够的积极锻炼情绪体验(“乐在其中”)，或改变关于锻炼的核心观念(“心甘情愿”)。
作者：邢峰 许海燕 单位：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