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监管论文范文1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广告监管论文范文2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机制；科技期刊；策略研究
近年来，由于自媒体的冲击以及科技期刊自身的“严肃性”与“专业性”特征，使得读者呈现缩减的态势。此外，评议信息不透明、评议权威性下降等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科技期刊出版市场的萎缩。随着区块链技术在科技期刊平台中的尝试性运用，为科技期刊实现资源聚合、流程优化提供了实践指向。区块链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分布共识、密码学等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在科技期刊出版中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信源追踪范式可实现学术成果全过程的追踪与溯源；通过数字代币可实现数字资产开发与广告量化等，进而可解决科技期刊当前所遭遇的学术成果重复、同行评议公信力下降以及商业收入下降等问题。
一、当前科技期刊出版的困境
智能算法与大数据等技术与出版业的融合发展，促使科技期刊积极创新出版模式，以此来实现品牌核心竞争力。但科技期刊出版业目前仍存在同行评议模式僵化、读者流失以及市场竞争力低下等问题。
（一）信息数据透明度较低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Bio-technology）宣布撤回韩春雨团队发表的关于基因编辑的论文，原因在于实验记录不透明及论文的可重复性遭到广泛质疑。撤稿事件的发生，使得科学界逐渐正视原始科研数据透明化的重要性。由于期刊版面限制，学术论文难以做到将科研过程和原始数据进行完整阐述。基于这种情形，学术成果往往存在盗用和剽窃等问题。
（二）版权归属存在争议
互联网平台开放获取的特点，使科技期刊盗版侵权现象日益严重以及学术成果的版权认证越发困难。在学术论文开放获取过程中，有不少不法分子利用这些论文来获取收益，这也触犯了版权保护协议。同时，也有不少学者通过洗稿等一系列不正当手段来盗窃学术成果，使得学术成果的版权认证一直存在争议。
（三）受众接受度不高
由于科技期刊其专业性特质，受众接受与理解程度低，这也大大降低了科技期刊的影响力与商业价值。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现状来看，出版资源零散、品牌影响力较低、期刊规模相对较小。除此之外，出版商也将收录来的学术论文进行多次流转售卖以此来获取利益。这些不良现状的发展，已经成为制约科技期刊的重要变量。
二、区块链技术在科技期刊出版中的应用
区块链以信源追溯、身份认证、数据不可篡改等技术机制为表现特征，在出版流程透明化、同行评议权威化、版权认证精准化、数字资产开发上发挥了创新优势。通过区块链所蕴含的技术机制与科技期刊出版流程相契合的特质，能够实现科技期刊在专业领域中公信力的提升以及在版权认证中权威性的塑造。（一）信源溯源：依托节点记账技术实现出版流程透明化区块链技术是最好的节点记账——无论是POW（工作量证明）模式、POS（权益证明）还是DPOS（授权股权证明）模式，每个区块账本都被打上时间戳，与其他节点共同验证。依托这种验证技术，一方面，可以将科研者的研究过程和数据载入区块链节点当中，从而实现研究全过程溯源。同时，还可以实现学术内容与科研数据的自我审核与其他节点的协同监督，从而降低审核成本和数据造假的可能性。例如，ManuelMartin等人于创办的Or-vium项目，依托信源溯源机制构建起一个管理科学期刊相关数据的分散透明化平台。在此平台中，论文、评审数据等信息都被登记并储存，在实践中实现评审流程和出版过程的全程溯源。
（二）学术评审：凭借身份认证系统提升同行评议权威化
2015年，ShoCard公司依托区块链技术生成一个身份认证的系统。在该身份认证应用中，用户扫描身份信息并签字后，系统随即自动生成私钥/公钥封存这些信息，且每一个节点都存储这些信息。借助此系统不仅可以实现审稿专家身份信息、信息、评议结果的储存、记录和追踪，而且还可以实现审稿专家的专业水准、研究领域与评议论文的精准匹配。比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在其自身的编辑系统中嵌入ORCID认证系统。在此系统中，评审专家的所有评审过程都将被写入系统当中，同时，其所评审的论文质量和数量也将实现透明化，成为衡量评审人水平和诚信的重要指标之一。
（三）智能合约：通过去中心化的合约模式解决版权归属认证
智能合约是指参与各方均可读的以数字化程序代码表现的合同承诺。当某一事件或条件触发后，合约会立即执行，整个交易过程无需具有信用保证的中介机构参与，可有效简化出版流程和降低交易成本。将智能合约机制嵌入科技期刊出版场景中，构建一个高效、透明、交互性强的出版平台。在此平台中，使用者可将自己的学术成果以数据化的形式进行登记与存储，这也使得版权归属等问题得以透明化。例如，欧洲团队所落实的Orvium项目，支持自有系统中的每一个操作与事务可被所有人访问，以透明化特征优化版权流转。
（四）数字资产:借助数字代币创新科技期刊盈利新模式
在科技期刊商业收入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合理运用数字代币形式，将对解决科技期刊商业发展瓶颈起到积极作用。第一是广告效果量化。通过区块链点对点网络通信的技术机制，对广告的市场占有率、用户注意力等进行审计追踪与数据记录，从而实现广告的效果评测与精准化投放。第二是数字资产开发。数字代币作为一种数字权益证明，以不可篡改、透明化为表现特征，在科技期刊用户价值开发上发挥了创新优势。例如，Steemit是一个以区块链为技术驱动的内容生产平台。它将用户生成的各种浏览、转发、评论等信息流作为数字资产进行开发、流转，以此增强用户黏性和提升市场占有率。
三、区块链技术对科技期刊出版路径的优化
区块链技术在核验期刊内容、量化广告效果、开发数字资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区块链技术与科技期刊出版的融合发展，将促进科技期刊出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新，也将对科技期刊出版的优化发展提供新的路径。
（一）权威化：以信源溯源提升期刊公信力
区块链是以数据可溯源的形式来形成高可信度、强安全性等特质。科技期刊可基于区块链这一形式来使信息在生产的过程中完成时间戳的植入，进而以区块数据的形态完成存储。这将便于对学术成果进行追踪及核实，同时，依托区块链优化的同行评审制度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学术成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记录在期刊平台的信息一旦遭到人为修改，其生成的哈希值就无法匹配，并且任何节点都能清晰地看到修改的全部过程及内容。因此，一旦将学术成果与专家评议记录上传到科技期刊出版平台中，就会形成永久可追溯的记录，这也将大大提升科技期刊的公信力。
（二）平台化：以去中心化构建协同生产平台
随着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愈发成熟，其具备的联结性对科技期刊构建协同化生产平台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此平台不仅可以提升科技期刊的科研协作效率，还可以提升其内容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满足学术信息交互的需求。通过此平台的学术交流版块，传受双方寻求科学生产及传播的契合点，并实现科学研究协同记录,形成全程透明的科研协同。二是出版全流程的记录和监管。依托此生产平台，科研者可以实现研究过程和原始数据永久记录与存储，科技期刊出版信息可以实现每一个环节交互的完整记录。三是提供真实和优质的平台内容。此平台可以实现内容生产的直接传输，减少中间环节的流转，以此来避免信息内容遭到第三方曲解与滥用。
（三）版权化：以数据记录优化知识产权流转
区块链的不可篡改，为数字签名（ECDSA）和哈希算法协同互联网生成的新型网络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进而实现数据不可篡改和信息可溯源。在此模式中，所有信息都以点对点的形式形成互联机制，尤其是其蕴含的账本式的分布存储范式——从确权、用权、维权三个环节完整记录版权流转过程,从而解决科技期刊无形资产确权和版权认证等问题。美国区块链公司Binded依托数据记录技术为用户构建一个流程优化、操作便捷的版权保护平台。创作者将内容成果上传至私人版权保护库后，会生成验证指纹与版权证书，并会被永久存储与保护。
（四）盈利化：以数字资产重构盈利模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用户与产品内容数据库的协同化构建和精准化营销成为科技期刊发展重中之重。具体而言，一方面，科技期刊可以依托区块链技术“多点构建和信息追溯”的特质，对受众的阅读行为和阅读习惯进行长期的追踪、分析与预测，形成用户行为选择的信息流，以此来实现用户注意力经济结算和变现。另一方面，科技期刊还可以借助股权众筹途径进入文化金融市场，然后提供学术成果版权登记、注册与认证服务，从而实现科技期刊多种盈利模式的协同发展。
四、结语
广告监管论文范文3
1.机构的出现。
在我国几乎所有大学，你都能看到的宣传广告，甚至在网上已经明码标价。这些机构以替学生从而从中获得一定金额的回报，其规模之大，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虽然学术界对这种行为进行过严厉打击，但这种“你情我愿”的操作仍然是屡禁不止。机构为了经济利益，不顾对社会和学术界造成的影响，不仅是对大学生本人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更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严重地违背了学术道德的要求。
2.一稿多投现象严重。
许多高校都规定了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前要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于是有的研究生为了追求发表文章的篇数，把同样内容的一篇论文改头换面投向别处。有相当部分作者并不了解某些一稿多投的情况违反了学术诚信。一稿多投,不仅浪费了编辑为审阅处理编辑稿件所付出的宝贵时间和精力，而且有可能违反《著作权法》对投稿的有关规定，易引起期刊之间的产权纠纷。在对一稿多投现象的认识中，大部分大学生仍然处于盲区。
二、造成学术道德失范现象的原因
1.环境因素影响。
如今是网络信息十分发达的一个年代，为了享受更新、更多的资源供学术研究，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便捷的平台。但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在网络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同时，也为研究生剽窃他人成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很多同学的作业论文，甚至毕业论文，都是在下载大量相关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拼凑加修改而成的，这严重地违背了学术道德公平。论文是自己学习的总结与见证，窃取他人成果，不仅对原作者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而且对自己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不尊重。
2.研究生自身素质的缺失。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本身就具有自觉的特点，真正的道德行为，必然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上。学术研究的第一特征就是它的诚实性和严肃性。在学术活动中必须诚实严谨、尊重事实、独立思考，这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术诚信的本质特征。研究生在进行学术创作时，很多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为了学术而进行学术研究，对其学术成果的认可程度也处于不关心的状态。这是研究生自身素质缺失的表现，也是影响研究生质量的最基本的因素。
3.社会、学校和导师教育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逐利原则和追求短期利益的价值取向下，导致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忽视知识积累，急于求成，从而采用非道德手段，来达到短期目标。其结果就是造成研究生学术作品粗制滥造、重复率高、创新不足、没有实际应用价值，造成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受到社会质疑。学校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往往实行“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使得研究生在进入研究生学习的期间，以毕业为目的，而不去关注学术，造成论文水平与质量不断下滑。另外，导师对研究生的监督松懈也是造成学术道德失范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由于研究生的大量扩招，导师要带好几个学生，导师的精力制约着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个研究生都严格要求，致使其对研究生的监管力不从心。
三、关于如何改善学术道德建设的“三个同步”
1.自我约束与导师监督同步。
在研究生学术研究过程中，要加强自我约束，并辅助导师监督同步进行。在创作过程中，研究生自身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杜绝出现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在学术创作之后，研究生导师要肩负起研究生学术监督人的作用，严格对研究生学术成果进行指导、修改，把好学术道德的关卡，使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
2.道德约束与法律监督同步。
研究生学术规范不仅是道德层面上的约束，更是法律层面上的强制执行。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不仅窃取了他人的学术成果，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学术道德所禁止的。更为严重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以及版权，违反了相关法律条文，这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道德约束与法律监管同步进行，才能更好地减少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3.校园学术环境与社会大环境同步。
对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不仅需要学校为规范学术道德提供服务，更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学术道德进行规范，得到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一致支持。在学校学术环境的塑造中，学校严格要求研究生导师及研究生本人，定期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规范教育，并加强研究生导师的教育和监管作用，对学术成果进行严格审查，严格打击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并适当进行惩处措施。全力在校园内塑造一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使研究生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形成导师监督、同学间监督、自我监督的学术氛围。学术道德不仅需要高校严格把握，更需要政府、社会的全力支持。政府要积极完善各种违背学术道德行为的法律、法规，打击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力争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一种健康的学术环境。
四、结语
广告监管论文范文4
一、产业之变与教育之困
数字时代的广告产业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广告占中国广告市场的整体规模超过一半，基于互联网新媒体的数字营销传播成为主流；二是在互联网广告市场中，移动互联网广告占互联网广告市场的比重超过70%，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营销传播成为数字营销传播的重点；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5G、AR/VR等新技术在广告产业的广泛应用，带来广告生存形态、传播形态和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数据、技术、流量和创意等成为广告产业的核心资源要素。在广告产业面临重大变革的背景下，作为面向广告产业培养和输送广告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广告学专业，必须要顺应广告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及时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对接业界需求，培养兼具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广告专业人才。人才培养质量是广告学专业声誉评价的核心和关键，高校广告专业毕业生是否具备快速适应行业新变化的能力，直接决定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数字时代的广告产业变革对广告教育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一是在培养方案上，广告专业培养方案如何适应数字时代广告人才需求的新变化，调整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成为广告教育改革的重点。二是在课程体系上，是采取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是在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数字营销传播类课程，还是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增加数字营销传播的教学内容？是各个高校广告专业面临的共同挑战。三是在师资队伍上，广告学专业教师亟需提升数字营销传播的知识和技能，在现有师资队伍中补充数字营销传播相关教学的师资。四是在教材建设上，现有教材面临老化的问题，现有教材修订中如何整合新媒体广告的相关知识内容，数字营销传播教材的体系如何建构？都是现实课题。五是在实践教学上，如何将课堂实践、项目实践、竞赛实践、实习实践等结合，全面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也是广告学专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学科定位与培养目标
数字时代，广告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广告与市场营销的边界模糊化，广告专业的学生需要学市场营销，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也要学广告，广告学科和市场营销学科的边界何在？这是广告学科和专业必须厘清的问题。事实上，广告学和市场营销学科边界的模糊化，是数字时代的一种必然趋势，广告专业的学生必须要懂市场营销学知识，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也需要懂广告学知识。但广告学与市场营销学专业在学科归属和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差异。广告学属于传播学、营销学和艺术学等的交叉学科，按照教育部的学科划分，广告学属于传播学下的三级学科，国内绝大多数广告学专业设立在新闻传播院系，从广告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广告学专业学生必须要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同时由于广告具有营销属性，笔者认为，在数字时代，广告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是打造“全媒体商业信息营销传播专业人才”，这是广告学科和专业特点决定的，也是广告学专业学生在人才市场中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一是“全媒体”。广告学专业学生必须对包括传统媒体、新媒体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网络游戏、微博、微信、短视频、网络视频、网络电视、网络杂志等有全面的知识掌握，而且能够熟练地利用新媒体开展创意传播活动。这就需要广告专业在培养方案中增加相应的课程，以及在教师的课程教学中增加相应的新媒体用户洞察、策划创意、设计制作、整合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内容。二是“商业信息”。广告本质上是一个商业信息传播活动，目前在互联网媒体上出现的短视频广告、直播营销等，都应该属于广告学专业教学的范畴，必须在专业教学中体现，针对广告业的快速变化，广告学专业可以设计一些前沿专题课程，采取课程组授课的形式，甚至还可以根据课程教学方案的总体设计，邀请业界在某一领域的专家进行专题讲授，以此丰富学生在新媒体广告方面的知识。三是“营销传播”。广告学专业培养的是“营销传播专业人才”，这是广告学专业的特点和特色。
三、教育理念和创新方向
数字时代，广告学专业教育需要厚基础、增技术、强专业、重实践。一是厚基础。广告学专业学生必须要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重视人文素养与艺术素养教育，因而在教学中需要加大平台课的比重，一方面是人文社科素质类课程，另一方面是新闻传播学大类课程。通过平台课程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二是增技术。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对于广告行业的影响尤为重大，适应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要求，广告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需要增加相应的技术类课程，如计算广告、智能营销传播、大数据挖掘与用户洞察等课程。可以通过引入业界项目，联合开发建设课程，也可以整合校内外资源，建设相关技术类课程。三是强专业。广告学专业课程包括广告本体类课程、艺术设计类课程、媒介类课程、品牌营销类课程等。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整合传统类广告课程，强化现有课程内容的知识更新。如艺术设计类课程，增加数字图文、视频制作与编辑、数字音频制作与编辑等；媒介类课程，增加新媒体概论、新媒体运营等；广告本体类课程，在现有调查、策划、创意、媒介等的基础上，实现课程内容的知识更新，重点加强对新媒体广告相关知识的讲授；品牌营销类课程，需要结合数字营销传播新发展不断更新知识内容，如短视频营销、直播营销等，增加活动营销、数字整合营销等实效营销类课程。四是重实践。广告学专业是一个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必须重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结合。国内的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六种，即课堂实践教学、竞赛实践教学、专业实习实践教学、工作坊实践教学、夏令营实践教学、战略合作实践教学等。需要强化课堂实践，鼓励竞赛实践，拓展实习基地，引入业界实践等方式，不断深化实践教学的效果。
四、广告教育的武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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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中国科协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意见》中明确提出“对标世界一流”的基本原则，将“实现科技期刊管理、运营与评价等机制的深刻调整”确立为重点任务之一[1]。我国科技期刊起步晚、体量小，影响力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运营方式粗放，传播能力不强，绝大多数期刊出版单位无法盈利[2]。此外，由于缺乏市场化机制的引导，个别发展很好的国际化期刊提前走进“瓶颈期”，遭遇大而不强、强而不富的尴尬[3]。作为牛津大学的一个部门，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UniversityPress，简称OUP）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一流大学出版社。据最新数据显示，OUP位列“2019全球出版五十强”榜单第18位[4]，世界上仅有两家大学出版社入榜，而OUP远超第40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OUP有着500多年的出版历史，期刊出版历史也已经超过100年[5]。在2018-2019财年，OUP出版纸质和电子类学术新品共2518种，总营业额为8.45亿英镑，期刊业务表现持续向好。OUP的期刊出版业务可用“大而强”概括，迄今共出版了35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涵盖生命科学、数学等6大学科。OUP超过70%的期刊拥有影响因子，超过75%的期刊至少在一个学科中位列前50%[6]。2005年，OUP进入中国期刊市场，截至2019年6月，在中国共合作出版16本高影响力刊物[7]。OUP兼具学术传播机构和出版企业的双重身份[8]，其过硬的出版质量和强大的运营能力让很多商业出版社望尘莫及。对标世界一流，深入系统地考察、学习OUP的期刊运营策略，才能更好、更快地助力我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笔者以“牛津大学出版社”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近三年尚没有对牛津大学出版社期刊出版及运营策略做全面、系统分析的研究。本文采用网站调研、文献调研、实地访谈等方法，获取了OUP期刊出版及运营模式的最新资料，系统分析了OUP的用户服务模式、出版策略及营销策略，最后提出可供中国期刊界参考的若干建议。
2用户服务
OUP的系列用户服务一方面守住了期刊的优质稿源、保证了期刊出版的高质量，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履行着OUP非营利组织的职责。
2.1作者服务
2.1.1“发展中国家”OA费用减免政策
OUP将“最大程度助力高质量研究的传播”作为自己的使命，为践行这一使命，牛津期刊根据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发展中国家倡议”。对于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作者，牛津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提供OA费用折扣或全免的优惠。截至2020年2月，共有59个可享受费用全免的国家和地区，51个享受OA费用折扣的国家和地区[9]。“发展中国家优惠”名单每年更新一次。
2.1.2作者“忠诚度折扣”
OUP的部分期刊为作者提供OA“忠诚度折扣”，即作者在线全额支付OA费用时可以享受五折到八五折不等的优惠，很好地稳住了优质稿源。以OUP第一本OA期刊《核酸研究》（NucleicAcidsResearch,NAR）为例[10]，NAR对来自非会员机构的作者提供“忠诚度折扣”，作者首次在线支付OA费用后，NAR会给出一个唯一忠诚度代码，12个月内，如同一作者再次，则可在线上交费系统中勾选“作者忠诚度折扣”并填入唯一忠诚度代码，在全款基础上享受五折优惠。
2.1.3“出版后”服务链
牛津期刊对论文的参与不止于出版，还为作者搭建了“出版后”服务链，很好地调动了作者的学术人脉。论文出版后，每位作者都会邮件收到牛津期刊给出的一个“分享链接”，所有读者，无论是否订阅，均可通过“分享链接”访问全文。牛津期刊还根据作者的时间安排，分两种情况总计给出17条论文宣传建议[11]，并以表格形式分述了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等9大平台的使用范围及详细宣传话术[12]。在单篇论文界面，通过牛津期刊提供的Metrics功能，作者可了解文章在不同时间的浏览量、下载量、在WoS数据库中的引用量并得到详细的曲线图。
2.2读者服务模式
2.2.1“发展中国家”优惠获取政策
牛津期刊的“发展中国家”系列政策不仅惠及作者，同样也为读者带来福利。在内容获取上，OUP发起“发展中国家项目”。牛津期刊与全球学术团体合作，将前沿成果低价或免费提供给最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读者。通过与世卫组织HINARI数据库、eIFL基金会以及科学出版物国际网络（INASP）等机构合作，OUP以超低折扣甚至免费的方式向全球两千多个机构提供大多数牛津期刊的在线获取服务[13]。OUP也是世界上第一家向60多个世界最贫困国家免费提供期刊内容的出版机构[14]。
2.2.2灵活的定价模式
牛津期刊为不同规模的用户提供不同的资源购买选择，主要采取集团订购的销售模式及基于用户群规模的定价模式，该模式按照机构订户中的专职工作人员数来定价。机构性质不同，计算方式也不同，如公共图书馆按用户规模对应不同比例计算，100万以下按4%计，100万至200万按3%计，200万以上按2%计；公司、政府和军事单位按接入网络的工作人员的100%计算；非营利组织按接入网络的工作人员的50%计算。而后再将机构划分为4级规模：小型、中型、大型、超大型；订购价随规模而变[15]。不同机构可根据实际需求，订购期刊单站点或多站点在线访问权限，既可订阅整个期刊库，也可订阅单个学科专题库，可以仅订购在线内容，也可以捆绑订阅纸本和在线内容[16]。
3出版策略
据最新引证报告统计，在286种获得影响因子的牛津期刊中，20.6%在至少一个学科中排名前10%；46.2%在至少一个学科中排名前25%；50.3%影响因子上升；牛津期刊在8个学科类别中排名第一[17]。从内容生产到内容传播，牛津期刊的出版策略都值得学习。
3.1内容生产
3.1.1源头管控，以质量为本
藏在出版业基因里的密码就是知识，“知识”具体体现在出版内容上[18]。OUP对期刊合作和期刊内容生产都提出了严格的质量要求。在期刊合作方面，OUP制定了一整套监管流程。首先，合作方提交意向书及期刊相关文件，经全球同行评议后形成一份评议报告，再提供一份财务方案，而后报请出版社审批，审批通过后，由监督委员会从学术角度对期刊进行评估，评估通过后方可签署合同，成立服务团队，正式开始工作[15]。在内容生产上，OUP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成员由牛津大学各学术部门教职工担任，拟出版内容都要交监督委员会审核，并邀请社外专家、权威机构开展“团体审稿”，必要时还会邀请作者参与论证[15]。稿件必须根据委员会和编辑意见修改，否则不予出版。内部“监督委员会”和外部“团体审稿制”最大程度保证了OUP出版内容的专业水准。
3.1.2功能导向，按需求配岗
在中国，编辑部的设置一般以学科为标准，而OUP则以出版物或读者类型为划分依据，把期刊生产流程中的所有工作按功能分类，不同功能由不同团队单独承担，同时保证了生产质量和效率[15]。具体到每本刊，再按实际需求组成生产服务团队。无论是自创刊还是合作刊，OUP都会从不同功能团队中抽调人员、配备一个编辑团队，由出版人（负责期刊整体事宜）、市场经理（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结合社会、期刊、编委及市场等目标，制定不同宣传营销策略）、生产编辑（主管生产事宜）、财务会计（负责期刊每月财务核算及年度报表）、数据分析师（提供使用、引用等数据分析服务）、过渡期经理（引导新刊成功创刊及过渡）组成[19]。
3.1.3互惠合作，聚人才资源
据2019年《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牛津大学连续四年排名世界第一[20]。凭借雄厚实力，牛津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两个层面以“监督委员会”的形式为OUP的出版业务提供支持，而OUP则以设立奖学金、上交部分利润的方式从经济层面支持牛津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活动。同时，OUP还与学术团体建立互惠合作制。OUP基于自身优势，为合作单位提供各项出版及相关服务，如文献服务、保障编辑部办公条件、提供财务、销售、发行报告等，减轻合作单位在出版相关琐事上的负担。另一方面，学术团体可参与OUP的质量把关、贡献优质稿件、给期刊带来可观的版面费收入[21]。当前，OUP与全球200余家学术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有三分之二的期刊与学（协）会开展合作[22]。
3.2内容传播
3.2.1多元OA，提升内容可见度
2004年，OUP推出开放获取项目OxfordOpen[23]，次年便将旗下《核酸研究》转成完全OA模式出版。目前，OUP共出版60多种完全OA期刊，还有300多种选择性OA期刊[24]。OUP的金色OA期刊采用出版社通过署名（CCBY）、署名-非商业性使用（CCBY-NC）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CCBY-NC-ND）三种许可协议[25]。OUP支持期刊绿色OA，即作者可将论文存储在机构知识库和学科知识库中。
3.2.2知识重组，打造一站式平台
OUP基于“元数据”，对数字内容进行知识重组，采取“组块化”的传播方式，打造出一站式平台，提高了数字资源的可发现性。“元数据”可以定位、管理、发现与获取目标内容，而“知识重组”，就是对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进行结构重组，形成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产品[26]。以OUP开发的数字平台“牛津索引（OxfordIndex）”为例，通过创建高质量元数据，并将元数据标准化，用户检索主题便可得到所需内容。“牛津索引”具有搜索引擎式的简化界面，基于“知识重组”，用户只需一次检索即可发现同类资源，这不仅打破了传统数据库壁垒，而且实现了期刊、专著等各类资源的链接和集聚，在内容传播上起到“以一带多”的效果。
3.2.3数字保存，保证可持续访问
随着科技的发展，当前出现了很多电子刊，即内容只以电子版的形式出版，不再印刷纸本。传统的纸质信息可保存数千年，而数字信息的“保质期”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有可能几十年后便淹没在科技发展的大潮中。OUP十分注重对出版内容的永久存储，将数字保存看成一套流程与操作，以此确保当前数字形态的信息得到备份与传播，从而保证能够长久、不间断地访问这些信息。具体而言，牛津期刊参与了多个数字存储协议，包括LOCKSS、CLOCKSS和Portico，这些协议表明OUP不仅仅只是保存与期刊内容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还会将保存文件转换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文件格式，从而确保所存储的内容日后仍能使用[24]。
4营销渠道
纵使“牛津”品牌享誉全球，OUP仍然非常注重营销，其落脚点一方面在宣传期刊、促进合作上，另一方面在承担社会责任、树立正面形象上。
4.1线上线下，多维宣传
牛津期刊线上布局了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YouTube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各平台粉丝数众多。截至2020年4月，牛津学术（OxfordAcademic）的脸书粉丝数超过110万、推特关注数超过9.6万；牛津期刊(OxfordJournal)推特粉丝数近4万。OUP还通过邮件群发、新闻通讯等形式直接向客户进行推广，同时借助学（协）会的网站及平台宣传。牛津期刊同样开展线下宣传，如“牛津期刊日”，主要面向全球的编辑和合作伙伴，分享期刊出版前沿动态[27]；“牛津编辑研讨会”，侧重编辑话题分享与讨论，介绍牛津期刊最新进展[28]。线下活动在增进与合作期刊黏性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口碑用户，有利于发展更多合作伙伴。
4.2书刊互助，资源共享
在营销上，OUP特别注重图书和期刊的互动。OUP以教育、学科研究类书刊出版见长，常以这部分盈利补贴少数质量上乘但受众面窄的精品图书及期刊。其次，期刊出版一般可先收到读者征订费，而征订费又可作为出版图书所需的启动资金。第三，销量好的图书或期刊可互相刊登广告，大大节省了广告费。最后，作为OUP两大主营业务，学术图书和期刊的作者基本一致，因此可共享人才资源。书刊抱团取暖，保证在与同类产品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又可降低人力及出版成本，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中找到平衡点。
4.3清晰定位，广告创收
刊登广告是期刊营收的重要手段，OUP对期刊广告有十分明确的市场定位。如临床医学类期刊，主要受众是医学生及医学科研人员，其刊登的广告包括新药、医疗器械及临床研究的新产品。这类广告不仅对期刊读者有吸引力，对与主要读者联系密切的潜在读者也很有说服力。因此，很多医疗器械及医药企业非常乐意在OUP期刊投放高额广告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牛津期刊注重广告收入，但对广告的质量和内容也会严格把关，是否刊登由期刊出版部最终审定。
4.4承担责任，反哺社会
每年，OUP会将年度盈余的近50%返回牛津大学，用以支持研究、学术和教育等项目，如：JohnFell基金、Clarendon基金、普惠教育项目UNIQ等[29]。同时，OUP还会从发力，以慈善活动的形式，进行“植入营销”，如以慈善活动的形式向目标市场捐赠图书、为教师提供公益性培训等。这些的“软宣传”既扩大了影响力，也塑造了正面形象，可谓一举两得。虽然OUP一直在更新数字出版技术，但当前仍然无法完全放弃纸本印刷。为了让出版行为更环保，几乎所有牛津期刊及宣传材料都使用可再生林的纸张印刷，这些纸张均经过全球专业的环保组织认证，原材料来自可再生林，不会对原始森林造成破坏[13]。
5对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运营的启示
5.1守住稿源，延长出版服务链
发表最优秀的科研成果，是科技期刊的不懈追求，一流期刊是其中的集大成者[3]。怎样才能让优秀作者认可期刊，并且持续为期刊贡献好稿？基于牛津期刊的系列用户服务模式，我国期刊或可尝试延长出版服务链，即让出版“不止于发表”，为作者提供更多“出版后”服务，如及时反馈各项指标数据、提供论文宣传帮助与指导、搭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等，更主动地参与到作者的学术生活圈中，增加与作者的黏性。同时，设置符合我国国情的论文处理费收取模式，参考牛津期刊的“忠诚度折扣”，对于优质作者的优质稿件，给出一定优惠政策，让作者愿意再投稿。
5.2功能导向，细化编辑职责
牛津期刊的编辑团队，职能细化但专业程度很高。对于我国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可尝试改变以学科为界的编辑分工方式，转而以功能为导向，将各个环节的职责进行细分。每个环节由一支专业的小团队负责，不同职能模块可根据学科背景和实际工作需要进行自由组合，机动性强，且能保证各项工作实施的专业度。
5.3学术合作，吸纳人才资源
OUP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牛津大学及全球各学术团体提供的智力支持。我国科技期刊应该积极主动链接国际创新资源，将触角延伸到高水平的国际科研机构、高校、科技团体[3]。在内容质量的把控上，可以参考牛津大学出版社成立监督委员会，除了同行评议，还可邀请监督委员们和外部专家参与“集体审稿”，人为设置更多质量把控环节。同时，利用自身优势，为合作单位提供出版或科研支持，以达到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状态。
5.4自主平台，掌控内容主权
我国期刊的国际、传播绝大部分都是借船出海，对外依赖度非常高[3]。牛津大学出版社基于“元数据”和“知识重组”，搭建起了一站式数字平台，很好地承载了自身的内容生产。我国出版单位应加紧搭建自主的数字平台，可借鉴OUP的“模块化”生产和传播模式，实现所有资源的集约化，为用户搜索内容提供一站式获取的便利。此外，在数字化平台建设过程中，也要注重对内容的永久保存，化解技术更迭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的风险。
5.5多元营销，挖掘社会价值
当前，我国多数出版单位的宣传方式都是依靠微信、微博等线上平台，不妨尝试着开展与自身出版业务相关的线下路演、培训、研讨会等服务性宣传活动；或者从出发，如做慈善、设立奖学金、教育扶贫等，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无形之中做了积极的口碑宣传。对于有条件的出版单位，可以尝试整合图书部门与期刊部门的宣传力量，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助营销、在降低宣传成本的同时，也很好地帮助读者集聚了同类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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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购物作为一种无店铺销售形态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购物借助电视媒介传播商品和服务信息，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迅捷及时，能够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对于加快商品流通，拉动国内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发展电视购物，改变目前电视创收单纯依靠广告的状况，增加创收新渠道，促进广播电视产业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随着电视购物这种新的商品零售方式在中国的快速兴起与发展，电视购物的投诉量正呈逐年上升态势。如广告夸大作用，干扰消费者理性消费，售后服务缺失，产品质量没有保障等。如何做好电视购物频道的把关角色？运营模式三鼎立电视购物投诉成热点2011年6月中旬，杭州一位消费者在一电视购物节目中看中了一款牛皮席，并以电话形式订购。几天后，消费者接到寄来的牛皮席，可打开包装后却发现存在缺陷，当即打电话给电视购物公司请求退货。公司同意退货并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退款。13天过去，消费者仍没收到退款。经多次电话询问，这家电视购物公司表示退款要在7月6日前才能到账。消费者认为，电视购物公司利用消费者看不到真实商品之机，以次充好，在提出退货后，扣、卡退货货款，失去应有的诚信，请求杭州市“12345市长热线”协同有关部门对此事作出处理。杭州市工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将消费者的意见反馈给被诉方，建议电视购物公司加强购货及退货、退款过程的沟通，并严格把好商品准入关。 这起电视购物投诉事件虽然在工商部门的协调下得到解决，但是通过电视购物夸大产品功效、退货难、退款难的现象在电视购物中仍然为数不少。近年来，电视购物频道监管缺失造成的电视购物投诉逐年增多，并成为消费投诉“重灾区”。上海市工商局2012年1月29日公布了今年春节长假期间“12315市长热线”受理消费申(投)诉统计，7天长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01件，总量比去年下降7%，但从投诉类别看，商品性能与电视广告不符等有关投诉48件，居商品服务类投诉量的首位，同比增长近4倍。 电视购物作为一种购物方式，原本“无罪”。之所以“乱象”不断，与我国电视购物频道管理体制、运营模式不无关系。某些电视购物频道的“把关人”对电视购物节目审查、编排、监督不力，甚至丧失了“把关权力”，导致了电视购物问题不少。 在我国，电视购物运营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 出售频道资源。这种模式由专业电视直销公司组织货源并制作成电视节目，花钱租用电视台的频道和时段进行播出。在这种模式下，“把关人”与电视直销公司融合程度浅，合作松散，双方容易脱节。在这种合作模式中，“把关人”没有经营管理权，不能参与也不了解电视购物公司运营情况，对电视购物节目播出的产品质量无监督权和编排、审查权，因而无从监管，这无异于电视机构放弃了对购物节目的审查权与监管权，导致电视购物节目监管出现空白。 电视台与家庭购物公司合资。这种模式以上海文广东方CJ家庭购物为代表。它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与韩国CJ家庭购物株式会社共同投资1.6亿元人民币成立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其中上海文广占股51%，韩国CJ占股49%。这种合资模式由代表电视播出机构的“把关人”东方CJ控股，电视购物频道直接参与产品开发、质量监管乃至电视购物节目编排制作、播出的全流程，因此，无论是产品播出、节目编排还是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各环节出现的问题，电视播出机构都有审查权和监督权。 电视台全程独立运作。电视台作为唯一的投资方，其运营与管理全部由电视媒体自身掌握，稳定性相对较强，只要电视播出机构重视并遵守国家有关电视购物节目的相关法令法规，加强审查与监督，严格履行电视频道“把关人”的职责，就能够做到对电视购物节目严格把关。湖南快乐购就是这种运营模式。 从目前情况看，消费者投诉居多的情况主要存在于电视购物的第一种运营模式中。虽然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下发了多个整顿、规范电视购物市场的文件，希望有效制止电视购物领域监管失控的局面，可是有令不行，有令不止，各地播出的电视购物节目仍然存在夸大产品功能的现象，消费纠纷不断。建立电视购物频道“把关人”制度，加大对电视购物节目的审查力度，已迫在眉睫。 网购、电视购物投诉多，法律法规滞后成为维权瓶颈。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误导消费、虚假宣传、商品及服务承诺无法兑现、延迟交付商品等方面。中消协监督部主任任静认为，我国电视购物的消费投诉案例较多，增幅比较大，仍是投诉热点。 借鉴：美韩日电视购物的“把关”策略一些国家的电视购物“把关人”制度较完善，把关力度也大，值得借鉴。 美国电视购物“把关人”：政府和消费者联盟共担在美国，电视购物的“把关人”由政府和消费者联盟共同构成。政府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拥有受理投诉、进行调查、实施处罚和必要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消费者联盟则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消费指南的信息服务，并向政府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消费者联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电视购物的客户，他们既是电视购物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监督者。 美国的电视购物“把关人”非常重视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机构一道，负责产品的安全性标准制定和监督执行任务，负责全国药品、食品、生物制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的管理。凡在电视购物频道上播出并销售的产品，必须严格出具合格证明。同时，为消费者建立了简便、畅通的投诉通道，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渠道投诉已购买的产品。不管事情大小，投诉都必须受理。同时，电视购物公司都有自己的顾客中心，24小时接听电话，回答和受理顾客的咨询或投诉。政府机构是电视“把关人”的重要成员，所以“把关人”有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打击垄断、欺诈等违法行为的权力，同时直接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司法服务。#p#分页标题#e# 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使消费者放心地进行电视购物，电视购物市场也得到健康发展。如美国的电视购物公司——QVC公司，有着严格的品管控制：在产品销售前必须经过品管中心的检验后才能发货，在邮局等部门的配合下，将产品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允许客户在30天不需要任何理由自由退换商品。由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消费者权益，QVC公司的电视购物业务已覆盖美国、德国、英国及日本等市场，年销售额超过40亿美元。 韩国电视购物“把关人”制度：政府担当，法律保障在韩国，电视购物“把关人”是由政府来担任的。 韩国政府规定：电视购物全部统一交给国家播放委员会管理，总统署委员会拥有批准电视购物频道的权限，电视购物节目必须按照播送法的规定播放购物节目，电视购物公司必须加入电视购物协会并接受电视购物协会的监督。政府既是电视购物发展的大力支持者，又是电视购物的监督者。 韩国政府还在特别制定的《商品介绍及销售播放的审查规定》中明确规定：电视购物频道播放内容必须真实、不得有虚假或欺诈性的内容；运营商必须提供正确的信息，且在商品成分、材质、含量、规格、效能、价格等问题上不得误导消费者；禁止播放部分属实而整体上有可能误导消费者的内容；不得播放过度煽情的内容；运营商应标明商品的制造商、原产地等主要信息；在销量很少的情况下，不得使用“限量销售”、“订单爆满”等容易引起消费者冲动购物的用语；引用临床试验或与产品效能相关的试验结果时，应限于学术期刊上已发表过的论文。在电视购物用语上规定不得使用“完整”、“完美”、“全然”等用语。这样就预防了电视购物引起的诸多弊端，规范了运营商的行为。 严格的法律规定为韩国电视购物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韩国CJ、LG、现代等五大家庭购物公司掌握着频道资源，可以进行24小时连续的家庭电视购物节目直播，但政府不允许其将电视购频道进行任何形式的出租。如今韩国电视购物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成为韩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活动之一。 日本电视购物“把关人”：《特商法》与经产大臣日本政府也制定了一整套电视购物法规。依照日本《关于特定商业交易的法律》（简称《特商法》）规定，电视购物的广告要标明商品价格、邮费、其他费用、支付时间与方法、送货时间、商家名称、地址和电话、法人代表姓名、申请有效期等。消费者通过电视购物买到商品后，若对商品不满意，还能在一定时间内退货。另外，为了避免消费者冲动消费，《特商法》还引入了“冷静期”的概念，即消费者在购物后的一定期间内可以无条件退货。 由于电视购物属于异地销售，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特商法》还规定电视购物的广告信息必须完整、禁止虚假广告。如果夸大商品的治病、防病效果，不仅违反了上述法律，还会触及《药事法》、《商品标识法》，会受到经产大臣的行政处罚。 依据该法，如果某电视购物节目违反《特商法》规定，经产大臣可以向该商家提出“改善业务指示”。商家如不遵循，经产大臣可以给出停止电视购物业务1年以内的行政处罚，并处以相应罚金。 “把关人”制度：细化标准完善服务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电视购物主要监管部门相继了近10个规范性文件，旨在规范电视购物行业的经营秩序，打击电视购物的虚假宣传。 这些文件虽然涵盖了我国电视购物频道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但是打开电视机，仍然可以看到电视购物节目内容存在夸大产品功能的现象，引起消费纠纷不断。 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是一些电视购物频道的“把关人”制度不健全。 完善播出审查把关制度，切实履行节目审查职责，使购物频道和专门购物时段所播出的购物节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良好的文化品位和格调，是确保电视购物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提高媒体公信力、增加顾客诚信度的重要保障，这是代表电视台利益的“把关人”的责任。 建立严格的播出审查制度。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频道运营制度，都需要建立严格的播出审查制度。以湖北广播电视总台与韩国好丽友集团共同合作的湖北美嘉购物频道为例，为牢牢把握播出审核权，湖北广播电视总台占有51%的股份，拥有频道的定位权、节目的编排权、终审权和播出权。同时建立了购物公司初审、频道终审的“二级审片”制度。需要临时调整的节目（栏目）须向频道报批，所有重播节目必须重审。 严把电视购物节目内容关。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必须真实合法、健康文明，正确引导消费者。不得播放含有色情或性暗示等方面的内容；不得播放含有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迷信、邪教、伪科学的内容；不得播放国家明令禁止播出的内容，如烟草制品及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 严格预审和监视制度。所有直播节目都必须遵循“导向正确、保证质量、安全第一、预案完备”的原则；日常栏目化节目，应在开播前10天送审；对于直播中出现导向问题，频道“把关人”责成购物公司对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处罚。 严把电视购物节目推介用语关。广告用语严禁下列说法：如“特效”、“全效”、“强效”、“神效”、“第一”、“特级”、“顶级”等绝对化词汇及“纯天然性”、“焕然一新”等虚假性、夸大性、模糊性用语。 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购物公司必须兑现所有的质量、价格、促销、服务承诺；推介的产品、观众订购的产品与观众在家收到的产品必须一致；杜绝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坚决执行国家三包政策；必须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网址和售后承诺，并制作成宣传片常年在频道滚动播出；设立信誉“黑名单”制，对于缺乏信誉、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及其产品将被强制退出，并在一年内不得进入购物节目；严格敦促企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售后服务工作，积极推进“保障赔付基金”机制，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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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论
它深受英国开放大学西沃特等人思想的影响，在我国也颇有市场。有的学者把远程教育的“服务”和“质量”合而称之“服务质量”，指服务满足用户明确或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之和。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要“践行服务的理念，以教学质量为支撑，以服务质量求发展”。它们充分体现了教育服务即质量的思想，都把学生作为服务对象和评价服务质量的主体。笔者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还应把远程教育服务社会作为重要理论加以研究，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匮乏。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服务被修改为“教育云服务”。
（二）立法论
要想保证远程教育的质量必须给予它们充分的法理地位，通过远程教育立法提高其社会地位。佘质斌从法学的视角认为应当颁布《网络教育法》，内容包括“学历教育、学习形式、专业设置、学历教育招生计划、学历教育学生入学资格、教师教学资格、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学历教育课程考试、网络教育学校年报年检和评估制度、受教育者权利的保护、法律责任等。”他的主导思想是防止教育资源被无偿占有，保护远程教育办学主体的合法权益。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确保远程教育的声誉。
（三）系统论
要提高远程教育质量，不能从某个环节入手，应当从整体上着眼，做到各个教学环节协调发展。有学者认为：“我们应从系统观的角度建立质量保障的体系架构，着眼于远程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整体机制，综合考虑教育目标符合于实际的情况。”实际上他强调宏观政策调控对远程教育质量的影响。质量保障体系需要包含相互关联的诸多要素。早在1997年英国的丹尼尔就提出评价远程教育质量的四个标准，即建校历史、排斥性入学、人际交流、教育资源。丁兴富又结合中国远程教育实际详细地阐述了这四个方面。教育质量保障不能单纯强调一个方面而不顾其他。
（四）发展论
这种观点是从社会需要出发的，强调社会不断发展，远程教育的质量标准也要相应变化。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市场。有学者认为：“远程教育质量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对远程教育质量观的认识要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不可孤立地看待。”质量观就是要与时俱进。基本观点是①发展是质量的前提，达到一定数量才能谈质量；②要针对不同时期的发展主题梳理正确的质量观，兼顾质与量的同时，要有所侧重；③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质量问题，通过发展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④强调质量的渐进，只要不断提高、不断发展，就是质量。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讲规模效益，粗放式经营。在当前高考生源下降的情况下，这种发展观缺乏生存的空间，不利于提高远程教育质量。
二、远程教育质量内部因素
远程教育的质量无外乎教育外部和内部的两大因素。外部是主要的，内部是次要的。
（一）质量意识
应当说远程教育质量问题引起了学界一定关注，然而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对于远程教育质量的研究相对还是不足。第八届教育技术国际论坛论文集共收录了178篇论文，有关远程教育质量的只有4篇，仅占总篇数的2.3%。2011年教育技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了172篇论文，有关远程教育质量的也只有2篇，占总数的1.2%。在中国知网中，2009年是远程教育质量方面论文最多的一年。无独有偶，2010年，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远距离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第八届优秀论文评选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研究论文集（第五集）》，共收录了26篇获奖论文，其中只有1篇是关于教育质量的，题为《农户需求因素对农民培训绩效影响调查分析》，占论文总数的3.9%。我们必须加强远程教育的质量意识，才能不断提高其实际质量。
（二）入学门槛
招生问题是远程教育质量保障的大问题。如果学生数很少，学校也不敢提质量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招生问题的关键是用人体制、招聘体制和培训政策。董世龙、童俊敏等指出，为了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对求学者采取“宽进严出”的入学方式，但在采取“宽进”的同时仍要坚持以学历资格作为最低入学条件，对于高升专的学生，应当要求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对于专升本的学生，应当要求具有大专学历，这样才能保证受教育者进一步学习的基本条件，保障生源质量，进而保障教学质量。
（三）淘汰机制
任何时候任何高等学校要想保证教育质量，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淘汰率。否则，教育质量就是空谈。英国的开放大学质量很好，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毕业率很低。据学者研究，英国开放大学目前毕业率仅为22%，是英国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率（82%）的1/4左右，是业余高等教育毕业率（39%）的一半左右。当前我国远程教育走进了一个怪圈，如果严格要求，生源就难以保证，辍学率就会上升。如果放松要求，宽进宽出，教育质量又难以保证。反过来，教育质量不高，长远看生源又会减少。因此，在生源与质量方面，应当强调质量，否则生源终究会流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第八章“继续教育”中强调：“健全宽进严出的学习制度”，换言之，要保持适当的淘汰率。我认为毕业率应当控制在50%左右。
（四）支助服务
根据中国知网，这五年研究远程教育“支助服务”的文献有27篇。大家对这个问题比较关注，重点在研究支助服务的意义和方法，尤其是网络服务。但是要想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说到底就是要加强面授的时间和次数。瑞典的霍姆伯格采用了“不连续的面授”来定义远程教育。有学者在调查农民远程教育媒体选择的时候发现，18.69%选择广播和电视，占主导地位的是“现代教育媒体+面授辅导+实践教学”。在当前现代通信技术条件下，面授未必一定是真实的面对面教学，也可以是网络视频的面对面。美国2009年对大量数据分析发现，在线学习的学生成绩优于（传统）面授教学的学生。通过技术的进步来保障远程教育质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思路。加强网上的面授时间和次数，增加网上师生互动，这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
三、远程教育质量外部因素
（一）招生市场
由于招生难和高考生源下降，远程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成人高校之间都产生了恶性竞争。这种情况早在1999年高考扩招以后就已经出现，近年来不断加重。我国高校扩招以后，生源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远程高等教育生源不足。浙江大学一位学者指出：“有些院校为迎合一些考生的投机心理来争取生源，采取了不符合国家政策和不能保证教育质量的招生和教育形式。如远程教育办学商业化，个人中介扰乱正常的教育竞争，违规设立合作办学点，学生不学习不参加考试也能顺利毕业获取文凭等”，如打出“入学百分百毕业”、“一年包拿毕业证书”等虚假承诺欺骗学员。2011年教育部《关于做好2011年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工作的通知》也明确“严肃查处在招生工作中乱发广告、乱招生、乱承诺、乱收费、冒名和诈骗招生”行为，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二）监控机制
我国远程教育学习者和教授者在时空上是相对分离的。学生可以在异地进行学习，在家里完成作业，这种优势不言而喻。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分离，老师不能很好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监控。再加上有的同学自律能力较差，所以教学质量很难得到保障。虽然目前很多从事远程教育的机构对远程教育质量监控很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效果不尽人意。因此我国需要制定出一套高效的教学监控机制，以保证和促进现代远程教学的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已责令湖南大学、江南大学等5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停止网络教育招生，2011年68所网络学院依然有这几所高校，说明外部监管力度不大。应当动态地调整网络学院的数量和学校。
（三）教育层次
办学层次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的高低，这是我国政策环境造成的，属于远程教育的外部因素。英国开放大学有学士科目19个，硕士科目20个，以及博士科目9个，具备了完整的学位授予体系。2012年最新的排名显示，英国各大学当中开放大学的学生满意程度最高，这与其具有较高的学位授予权有很大的关系。而中国的电大在世界上资格最老，规模最大，层次却最低。这直接影响到生源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到其办学质量。尽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有研究生层次，但属于联办。今后，至少要独立开办大学本科层次，长远看要有硕士博士学位层次。
（四）自主办学
外部政策环境对于我国远程教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一方面学位毕业证发放权和学位授予权。2012年7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北京和上海等5所电大更名为“开放大学”。18其中，一个重要政策就是获得颁发专科毕业证的自主权。这也是很多电大争相竟办的重要原因。这样，才能提高远程教育质量，同时争取自己的教学管理权。开放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还应当废除以往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垂直领导的体制，扩大地方开放大学的办学自主权，重点是在专业设置上避免雷同，减少校外学习中心的同质竞争。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可能是以往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存在问题根源之一。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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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2P；评级机构；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合的产物。自2014年以来，“互联网金融”连续五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P2P网络借贷是互联网金融的一种业务模式，由我国首家P2P网贷平台“拍拍贷”在2007年引入。在政府的重视和相对宽松的监管下，P2P于2015年进入了爆发期，其正常运营平台数达到高峰———3464家。但是同样也因为前期缺乏监管，我国P2P网贷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集聚了越来越多的风险。P2P频频出现问题平台，暴雷和跑路事件层出不穷。2017年底监管政策连续出台，2018年底监管层又出台了多份政策引导清退文件，引导P2P行业有序健康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年停业及问题平台总数为723家，2018年为1279家。监管引起了行业剧烈动荡，平台数持续减少。2019年包括红岭创投在内的多家平台宣布转型，另有如团贷网、温贷网等暴雷。截至2019年6月，运营平台数有844家。P2P网贷平台信用评级是指网贷评级机构在收集各网贷平台公布的信息、数据的基础上，依据专业化的模型对数据进行量化的成果。网贷平台信用评级机构就是从事网贷平台信用评级的中介服务机构。2019年网贷平台面临大量清退和转型，因此防范平台风险，建立独立的第三方信息评级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P2P网贷平台信用评级的作用
(一)提供信息，减少逆向选择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自身的资源受限，投资人往往会重点评估平台实力而非评估项目质量。网贷平台信用评级排名可以帮助投资者完成初步筛选。徐婧等(2019)通过分析2016-2017年的100家P2P平台数据，结合评级报告得出在政府监管下，评级结果对P2P平台成交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评价排名越靠前，平台成交规模越大。不同的P2P平台提供的利率不同，但可能会出现“柠檬市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P2P平台评级有利于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例如一些问题平台在跑路前会提供高于市场平均利率的收益率，用以吸引投资人投资，获得高成交额。
(二)降低交易成本
面对市场中成百上千个P2P网贷平台，普通投资人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对每个平台进行实地考察。专业的P2P评级机构会在网站中实地考察某家平台的情况，对平台的评级也是采取一定的评价方法得出。因此，对普通投资人来说，参考第三方评级机构给出的平台评级结果进行投资，会降低自己的交易成本。
(三)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投资者存在羊群行为，P2P网贷借贷平台上缺少有价值的用户信用信息，出借人倾向于观察他人的投资行为以期避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资风险。平台如果遇到突发性事件，如有媒体进行夸大性负面报道，可能会引起出借人恐慌，集中向平台进行挤兑。而P2P网贷评级平台如果及时关注，提供准确信息，客观进行评价，可以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另外，P2P网贷平台信用评级机构还起到教育投资人的作用。比如网贷之家中就提供了对话网贷人、网贷漫谈、网贷微课堂等栏目。一些专业评级机构网站定期对网贷行业进行整体趋势分析，对不同网贷业务类型进行分析和政策解读，这些都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二、我国P2P网贷评级机构的发展现状及问题
(一)评级机构数量逐渐减少
我国的首个P2P平台评级报告是网贷之家于2012年的，随后进入P2P平台评级机构数量逐渐增多。2017年底，被用户公认的评级机构有18家，但评级机构类型包括咨询公司、研究所等，其评价水平存在差异。网贷评级机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经过市场的筛选，一些评价机构不再定期报告，另一些评级机构慢慢退出了评级业务，比如深圳棕榈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等。目前我国主流的P2P网贷评级网站有两家———网贷之家和网贷天眼。
(二)评价指标不明确
不同的评级平台采取不同的评级方法。2015年网贷天眼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合作，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合规风险四个风险维度进行P2P平台评级。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在信批、合规、期限、偿兑性、资金流入率、运营和地域性等方面给出了结果。网贷之家隶属于上海盈灿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是第三方网贷咨询平台。早在2011年成立之初就提出了网贷指数的概念。目前网贷之家网站从成交积分、人气积分、合规积分、品牌、分散度、透明度六个方面进行P2P网贷平台的评级，最后根据发展指数，也即某一家P2P网贷借贷平台综合情况的指标进行排名。这些评级机构一般不公布具体评级指标。指标的权重不同，导致不同的评级机构会对同一个P2P网贷评级平台给出完全不同的排名结果。从目前的论文研究成果看，一些优化算法能更准确的对P2P平台进行排名。我国学者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对评级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因子分析法、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层次聚类法等。但是P2P网贷评级平台是否会采用这些研究对算法进行优化以及多长时间对算法进行优化都无从得知。
(三)公信力的缺失
第三方评级机构监督的关键在于客观性、独立性。评级机构需要对自己进行明确定位，不能在提供信息中介的同时，还包含有P2P网贷经营者的身份。网贷之家是P2P平台评级的重要网站，但是本身也是民营企业，缺乏公信力。“投之家”事件，虽然网贷之家得以澄清，但还是使很多投资者产生了质疑。号称专业评级机构的大公国际则因为卖评级、存在利益交换和寻租问题，在2018年被证监会严重警告处分，相关评级业务也暂停一年。P2P评级机构一项收入为广告收益。第三方评级机构在网站上公布优选平台或者设有平台广告位，这是否会影响评级的公正性，也是存疑的地方。
(四)评级数据的可得性
平台数据的可得是评级机构顺利评级的必要条件。数据获得的方法一般有通过信息抓取技术收集、向平台征集数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市公司公告、现场调研等。对透明度不高的平台数据如何获得、如何评分是难点。评级机构获得平台数据的来源不同，也使得评级结果不同。
三、信用评级机构发展建议
(一)确定评级机构行业规范
P2P平台评级机构的健康发展关系到P2P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政府而言，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切入这一行业，也可以扶持和监督第三方机构。政府应尽快确定评级机构行业规范，包括设立评级平台准入制，明确评级机构与平台之间的关系，要求机构公布评级指标及其权重等。
(二)加强可靠信息的收集
P2P网贷平台的披露工作是监管关注的重点。目前国家互金专委会收集网贷机构的运营数据，并通过“金融服务平台”APP向出借人开放，提供了“借贷余额”“在投人数”“流动性”三个指标。APP还邀请出借人积极查验、举报，以验证网贷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另外国家唯一批复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支撑技术平台，能对P2P网贷机构实时数据接入，进一步加强了对网贷机构的动态监测。第三方评级机构可以向政府申请，争取取得必要的评级信息。除此之外，评级机构还可以设立专门的调研部门，定期去平台调研，实地掌握信息。
(三)定期评价评级指标的科学性
第三方评级机构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并主动和科研院所合作，参考最新学术科研成果中的评级方法，在评价指标上做出科学调整，提高评价的正确性和质量。第三方评级机构应在自己的平台网站上公布评级指标，接受平台、投资人、科研工作者的监督，定期不断完善评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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