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持守着其独特的善恶价值观和道德教育传统。这种主要通过“智慧人”和家长传递的传统，同律法和先知的传统一样，对维系和加强以色列的社会生活，增进每个社会成员的人生修养和处事能力，都起到巨大作用。家庭长辈和智者在后来的时代中发扬光大的人生哲学教育，可谓源远流长，并且深入社会和个人修持的日常生活，把上主信仰及在这种信仰下产生的律法精神、先知的影响大而化之，形成上及君王、下至市场小贩的生活图景—智慧文学特别是《篇言》将其清晰展现。本文尝试以正典智慧文学书卷，特别是《麓言》为基本的论述材料，探讨智慧文学及其特殊伦理观念的信仰背景、社会处境和国际环境。智者宽广的神学视野，特别是吸收犹太信仰文化以外的真理的神学实践，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祭司和市井小民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图景之中，①其道德教训，对各个社会成员具有同样的约束、规蔑的力量。智者道德教训所产生的力量同律法和先知的力量既有交织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雅威信仰影响下以色列社会和个人道德颇具特质。 信仰的力量:智慧文学的宗教背景 一、以色列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所处的势力网 智慧文学植根于祖先的精神和血脉的承传、植根于独一上主信仰的沃土，智者同先知、智慧文学提到上主信仰总是直陈其言，而不象律法和先知书那样反复重申先祖或以色列民族与上主相遇的历史。因为以色列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如祭司阶层、申命派史家集团、先知阶层、智慧人阶层，对上主信仰有着各具特色的领悟和感受，并代表各自的传统向以色列社会和民众发言:律法和先知透过以色列自古至今的历史来教导和提醒民众感悟信仰的必要，而智慧文学则是直述现实的生活来指出信仰对个人生命产生的力量。智慧文学是在历史和现实的世界“已然如此”的条件下给述信仰的。现将各个传统的信仰脉络及其对以色列道德世界的影响简列图表如下:上主的筹算、计划所产生的力量，使整本《旧约》产生惊人的和谐。②故研究智慧文学中信仰的力量，是以旧约神学的整体和谐性为基础的。其中提到的有关独一上主信仰的经文决不是偶然掺杂和辑集进去作为点缀的，而是与整本《旧约》的上主信仰系统是一致的。③从宗教社会学看，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往往是影响社会各个阶层的物质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巨大力量。④上主信仰在以色列社会中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智慧文学则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种力量对个人的衣食住行、穷通顺逆的影响。不过智慧文学不象律法和先知书那样从历史的纵的方向，从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出发描述上主以色列的关系，而是从单个的人格出发描述上主对人生(特别是今生)的意义。 智慧文学还对关乎上主的“圣”的力量即由对独一上主的敬畏和归顺而产生的力量，同个人吃喝婚嫁的“俗”生活对人的吸引力在同一个人格身上产生的作用作出很和谐的调适，对犹太人维系个人生活的完整与和谐都起着重大作用。雅威信仰是以色列每个社会成员人生信念的核心:“你要专心仰赖上主，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上主，远离恶事。”(茂3:3一7，参16:一2;19:21)依靠上帝，是整个民族的信仰支柱，也是其中个别人格的支柱。而智慧文学特别强调后者。 对上主的信赖和敬畏，业已化为生活和宗教的力量:“行仁义会平，比献祭更蒙上主悦纳。”(茂21:3;参xs:s)智慧文学的神学思想，与《五经》的神学思想同出一源，是《五经》契约神学的重要补充和具体化。智慧文学的神学任务同历史神学的神学任务使得它们同归于一本正典，趋向同一目标—一个信仰的集体向今后的世代宣认上帝的话语。⑤智慧文学所展示的个人和社会活动中的“智慧”，绝对不是纯世俗的活动，而是与独一上主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⑥智慧文学透过人的眼光讲论上主和世务，“这种古老敬虔的‘人本主义’由于特别强调造物之神的崇高地位，因此绝不夸张人类的地位与人类的能力，反倒相信这位超自然的神在人类思想与生命中，拥有绝对的主权。”⑦《创世记》中约瑟的故事，是一个带有智慧色彩的故事，强调上主信仰在个人生命中的巨大作用。 同样，作为启示文学的((但以理书》中但以理的故事，也是一个智慧人的故事，把持守上主信仰，保守以色列人的独特身份，视为人生最大的智慧。其实，但以理的智慧故事，是对处在严酷的希腊化大潮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逼害和侵蚀下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年青人的警示和鼓励。 如果说智慧文学中的((溉言》反映的是以色列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常态，那么《传道书》和《约伯记》则是智者对人生和社会某些不确定状态的观察和沉思。智慧文学确认的行为因果报偿之律，在沉思型的智慧那里不再“守恒”。面对这个危机，《传道书》最后告诉我们，人生之钥在乎“纪念造你的主”(12:1);《约伯记》也在更高层次上验证和重申了敬畏主给人生带来的福禄寿喜和生命素质的提高。这说明上主信仰是以色列人生哲学、历史哲学的总归。信仰的力量对以色列社会各个阶层的道德都有很强大的影响力，使个人的俗务得以炼净和升华，指向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 律法、民长、君王和吏治的力量: 智慧文学的社会背景 君王和吏治的力量对以色列社会成员的影响远没有敬畏上主所产生的影响深远持久。 以色列在没有君王和吏治制度之前，其先祖就靠敬畏上帝来支撑人生。以色列民的“三位圣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人生经验可证此点。据此可以推断，《簌言》中含有比所罗门王时代早得多的道德和宗教训诫。而《约伯记》的故事则更是列祖时代为其生活场景的。 以色列在丧失君王、也没有吏治的民族流散时期，更是主要靠信仰同一位上主而得以维系个人和民族的生命。以色列的君王和吏治制度实际上是相当松散的。‘④一般的人，尤其是智慧文学所描写的那些道德行为的主角，是以自由居民的身份，居住和生活在各个城镇中，日常生活由自己作主。#p#分页标题#e# 但君王及其统治群体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巨大力量，在政治、经济上具有优越性而形成一种较为特殊的阶层。智慧文学对此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并提出相应的道德规溉。 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这种规哉提升到个人和上主的关系的高度，形成有关政治(君王、官吏)的道德训诫、有关经济(商人、小贩)的道德训诫〕当然也有平民的道德训诫。这些道德训诫在民间流传很长时间，形成整个社会公认的道德约束力量，对君王和吏治产生软化的作用。做篇言》展示了以色列民共同的道德理想。 这就是有浓重道德训诫气息的《篇言》以及其他智慧文学书卷的有关道德教训的内容被纳人正典的社会背景。比如，以色列的“君王”同外邦君王一样大都是多妻的，所以，《哉言》特别劝勉君王:“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31:3)智慧文学有许多描写法庭审判和君王、官场生活的经文。显示的是一幅农业和城镇定居社会的生活图景。君王和官吏的统治力量，通过判断案件表现出来。何谓公平，何谓偏颇，智慧文学中有大量的训诲。智慧文学蕴涵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是非曲直最终的判断权归雅威，这是智慧文学的中心议题之一。这一点与《五经》和先知书的观点完全一致，而《哉言》的训诲更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更贴近生活如论到上主的智慧和统治者的关系:“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藉我坐国位，君王藉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藉我掌权。”(茂8:14一16，参16:10:21:l、3)雅威是一切权威的源头。因此以色列最终形成君主政体，并且“国王、士师、长老、父亲和其他各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适度的权威，但是，国王是‘臣属’于神的国王，他要遵守神的律法，正如他的臣民要遵守他的律法一般。法官和罪人一同站在神公义的法庭面前。地主是神土地上的租客，主人和奴仆，都是神的仆人;父亲是神国度里的众子之一。”⑨智慧文学有关公平和公义的观念和实际运用的训诫，源出比以色列律法细则更基本的关乎上主的性格的神学与伦理原则，即上主的护理性的公义与公平。这个关于公平的观念，有别于“救赎性的公义与公平”。⑩因此，君王和吏治势力网下的每个人在上主面前都要相互负责，因为社会成员每个人格都与其他人格是平等的，都是上主所造的。这种以上主的创造为基础的神学，赋予人以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责任:“欺压贫穷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蔑14:3，参17:5;19:2等)二、人际关系的力量:智慧文学伦理的家庭背景智慧文学虽然有关于城镇自由居民生活的描写(如蔑1:20一21，7:l一23等)，但更多的证据显示，许多情景只有在乡村生活中才会发生。智慧文学伦理基本的源起是传统的农牧生活中那种父子、夫妻、主仆……等关系。。 宗教说教和信仰的力量使这些关系获得更稳固的心灵基础，而不象上文所论，宗教道德会软化君王和吏治的力量。智慧文学所论宗教道德的力量对细致人微的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产生影响，这些不属于政治和法律所管辖的范围。 如《篇言》一再强调父母对儿女不可推卸的教养责任。在说教之余，甚至可以使用一定程度的暴力，如鞭打和杖责⑩(参簌22:巧，19:25，13:24，29:巧，29:17等)，而儿女则有义务服从和孝敬父母。这种力量是通过家庭教育得以落实的。 (一)递长子的家庭传统和教育制度 因着经济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复杂化，家长对子女约束力相应减弱。例如《溉言》曾经提到一个少年人夜不归家在街上闲逛(篇7:6一23);有人咒骂父母。“半定居生活的过渡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环境，也影响了家庭生活习惯……家庭不再能够自给自足，因为生活物质的需要逐渐增加，而且各行业的发展也导使人力专门化……也产生了更多的社会性群体:君王与臣子;工头与工人;富人与穷人。”⑩团体内合为一体的情感减弱，个人逐渐脱离家庭的束缚。 因此，家长的权威不仅仅是通过递长子的形式延续，更重要的是道德训喻使新时代的父子关系得以重新稳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在智慧文学中视为智慧的传递，使子女在家庭中顺利成长，且避免敌社会的消极行为。智慧文学又将这种智慧的源头归结至上主，这就为道德法庭立定了神圣的绝对权威—父母对于子女的道德和人生教育，与其说是人的责任，毋宁说是上主赋予的天责，借此突现智慧的道德内涵和重要性。此乃以色列凡夫俗子日常社会生活的精神背景。 (二)上主信仰和人与人关系的实质 智慧文学一再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君王对国家的责任等等。但根据以上的分析，智慧文学更为强调的，是个人对自身的责任。每个人都应当渴慕和追求敬畏上主的智慧，每个人都应对造他的主负责。人与人之间，以智慧为纽带，建立起相互负责的关系。这种关系同个人和群体的现世利益息息相关:“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遵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版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蔑3:1-4)在《篇言》中，“智慧”和美善、公义、慈爱、真理，以及个人的敬虔、谨慎、勤劳近乎同义。 而上主福善祸淫的现世报应观，则加强了智慧的应世色彩。智慧文学的编著者认为上主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维系者和人的道德世界的管理者，。人对上主和智慧的态度决定他生命的素质和人与人关系的质量:“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茂8:32一36)人与人关系的调适者，是上主和他的智慧。所以，《蔑言》特别强调支配道德世界的因果律，这一点与《约伯记》和《传道书》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角度有所不同:“义人永不挪移。#p#分页标题#e# 恶人不得住在地上。”(茂10:30)《哉言》中有许多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教，特别集中于第十章至第十八章。所谓公义，就是以适当的态度待人，并表现出善行。 善行必得今生福社为回报:“福社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茂ro:6)《哉言》把福乐之源归结到上主及其对因果律的控制。首先强调人与独一上主的关系，在敬畏上主的前提下，人要以谨慎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智慧，人生成功的秘诀，以及人的工作只有在上帝里面才能得到灵感和规范。⑩《篇言》编纂者关怀的中心，是社体中人的“身份”—其责任和义务，其地位和权益，其人格的平衡等等，大宗旨在第一至第九章阐明，接下去的章节，详述具体的处理规则。⑩人与人的关系，在赏善罚恶律之下得以确立和维持平衡而《哉言》的“智慧”则是对现世人生的观察和应付方法。所以，智慧文学描写的人与人关系的实质，是上主监察之下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相互交往和调适的准则和规律。 顾和前瞻所带来的民族精神的韧性，却使以色列始终在万族中卓尔不群，傲然独立。与其说他们是血缘的一族，倒不如说是精神和文化的一族。信仰上主和反信仰上主的争斗，远远比纯化血缘的争斗激烈而持久。这种深人民族每个成员心中的上主信仰，成为他们独特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基础，有别于他族。 信仰和社会生活的相配和相互影晌 三、以色列与周边文明社会的交往 和相互影响:智慧文学伦理的国际环境种族渊源以色列族同近东许多民族有相同的种族渊源，在生存环境和文化习俗上，也有极大的相似性。谁也无法说明哪一个人是“纯种”的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在种族、普通的有形的文化因子如生活方式、习惯法等等上与邻邦有相似和亲和的一面，但是，以色列对独一上主信仰的持守，对本民族历史从特有的角度的回以色列的独一上主的信仰有其演进的历史，繁复的犹太教仪式后来才出现，以致仪式的宗教有淹没敬畏上主的精神实质之势;另一方面，异邦的神灵和偶像崇拜，也时时侵淫以色列民众的精神和社会生活。但是，独一上主信仰总是象一根中轴线，将太过偏颇的社会和民心拉回正途，借以保守以色列这一族的特有文化。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总是与其信仰状况相配合。 相对地，以色列周边那些拜偶像的多神信仰的民族和国家，他们也有与其信仰相配合的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从比较文化学和比较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异邦的人民在偶像前的狂欢和淫祀，杀人献祭，“使儿女经火”，这些行为在他们自己眼中，并无所谓“邪淫”、残忍、污秽。这种种的风俗和生活习惯是与各自的民族生命互相配合、共生共灭的。 但外族的信仰以及同这些信仰相配合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一旦侵人以色列这个有特殊信仰的群体中，却往往给他们造成致命伤害。上主信仰的丧失，就意味着文化和民族特色的丧失，因为除去信仰特色外，以色列的物质生活甚至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同邻邦并无轩侄。《哉言》特别提醒年轻人毋近“外女”(2:16;5:20:6:24;7:5;23:27:27:13)，不但指性上的贞洁，而且也指不要沾染外邦邪淫糜烂的生活方式和异教观念。⑩智慧文学的道德观念体系之所以同外邦相类似的道德训言有区别，就是因为它有上主信仰作坚实的基础。智慧文学的主题即“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一旦抽去这个基础，智慧文学便会彻底失去它的特色，也就不能达到如《篇言》开始就申明的编写目的:“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侮，分辫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茂1:2一3)但以色列智者对邻邦智慧也有借用:“尽管以色列从它周边文化中借取智慧材料，但它们贴上了她自己的信仰和经验的标签。”0这与智者所处的国内地位、国际关系及其特殊的神学观念有关:即在确认上主信仰的前提下，扩展其创造神学视野，对犹太宗教和文化以外的国际化智慧中真善美的成份，尽量吸收、兼收并蓄—因为上主创造了世界及人类，上主维护着自然规律秩序和伦理秩序。 治社会”的思想，始终是旧约正典的主流思想。 “神治宇宙”和“神治社会”的思想也反映了智慧文学编著者群体理想中以色列社会甚至整个宇宙应该具有的秩序。 四、结论 以色列社会和精神生活的特质—神治社会以色列人是一个有独特信仰的文化群体，智慧文学反映了他们上帝创造和治理宇宙人生的世界观(簌3:19一20，8:11一26)。旧约圣经编纂者一直坚持这样的世界观。例如，有关撒母耳在为以色列人立王前后的事件的记载，至少反映以下两点:一、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政治力量在控制人民生活这件事上的争斗;二、从最初的反对立王，到最终膏立君王，“象列邦一样”，反映了周边邦国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后代的编写者记载这件事，反映两种势力、两种思想的继续争斗(参撒上8:一9:)。但“神智慧文学背景由几个方面构成:其一，以色列圣祖起历世历代对上主信仰的挣扎和对人生的体验构成以色列古老的精神积累。例如，对《篇言》的最后编纂者来说，先辈的生活处境虽然成为历史背景，但其精神积累却成为编写《篇言》的直接源泉。正如《篇言》的一位传承和宣讲者所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蔑4:1一4)这是智慧在祖、父、孙三代(也可以是祖师、老师、徒孙三代)之间传承的例证。 其二，编纂者本身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当然，社会不同的阶层的人士对政治、宗教、经济和信仰传统的感受，会各有侧重点。智者的重点在于上主对宇宙及其秩序的创造和护理，和人对这种秩序在伦理规律的体认上。#p#分页标题#e# 其三，编纂者对邻邦的精神道德积累的吸收。智慧思想使这些背景相互交织，使智慧文学书卷在多样化中统一，成为一个有内在思想结构和生命的精神有机体，而不是一盘拼凑的大杂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