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背离”：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在教育实践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看似笼罩一切，起着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又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难以真正对专业教育产生实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动方始终有国家力量和执政党意志的身影，而通识教育一般只在民间的大学层面中被提及，少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因此一个是官方的意志，是官学的范畴；一个是民间的意志，是私学的范畴。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还有以下差别。
一是求善的两面。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提倡，其深意在于重拾大学“求善”之功用，补正大学囿于“求真”之困。通识教育提倡的“善”是理想的“善”，是自由的“善”，是纯粹的“善”，是几乎只存在于个体本身的，具备典型的主体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在“求善”，但这种“善”是现实的“善”（切合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是规范的“善”（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功利的“善”（以某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为终极追求目标），它带有典型的外在性。
二是主体性的两种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着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观念，为一般的教育所回避和掩盖；德育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人的入世情怀及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保持相应的自约束机制；通识教育反映的是人这一主体性的问题，其载体指向是知识的完备和心智的健全，具备典型的个人性特征。这也是通识教育何以在提倡个人主义的西方出现的根源之一。通识教育讲究的是一般性的心性的养成，在于防畸；中国古代尽管也不分学科地培养人才，讲究的却是最高的品质：至善。
三是知识取向与精神取向。通识教育的源动力是“无知（知识）之患”，初始目的是矫正科学主义之下的专业教育，以在专业训练的职业化需求之外，寻求一条知识互通的方式，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完善起来，进而作用到人才培养当中，以培养博通的高层次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动力是“无支（精神支柱）之患”，目的却是在知识之外构建起一条精神的篱笆，以让凭借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潮流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在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既定的政治性哲学体系的规范之内，依靠思想和精神的指引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也能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培养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完人培养目标背后的个体完善性与人的社会化。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培养指向都是“完人”。但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指向是知识博通、学科融汇的“完人”，也就是知识意义上的“通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人”，更注重德的优先性培养，着力于推进人的社会化，是政治意义上的“全人”。
2“契机”：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2.1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语境中的“开门之难”
2.1.1科学主义的阻滞与功利主义的遮蔽
通识教育在西方高校被提出，首先出于对当时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对抗。被科学主义笼罩的大学，知识分门别类，被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学科，而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联通，通过这种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基础扎实、专业知识深厚，但却缺少常识和基本的素养，缺乏对人类浩瀚知识的整体认知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于是“各种课程的共同部分”的通识教育理念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带来的唯科学是从的局面，也掩盖了人文教育的效用。大工业化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职业性和实用性的需求，不仅让很多只限于书斋当中的纯知识探求趣味的学科日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是密切联系市场需求的实用专业，在就业压力之下的大学教育也逐步转变为培养“职业人”的场所。高等教育不再带有闲暇的浪漫色彩和知识探求的神圣目的，大学的人才培养沦为“职业培训所”。学生有着职业化的专业训练，但却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和自由探究精神，缺乏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视野和广阔的胸襟。为了将这种职业培养的倾向扭转，通识教育作为借力的工具被大学广泛应用。于是，讲求博通和人文视野的通识教育作为对科学主义的补充而出现在正式的课程体系当中。可以说，通识教育在当代教育中被重提，就是为了对抗当代教育的功利性，希冀对科学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通识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职业性和专业性以外的那部分教育,它的内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的教育”。一方面是理想的吁求，一方面是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和对抗。当通识教育进入中国的大学，一方面受科学主义的阻滞，通识教育尚难被按专业和学科培养人才的课程体系所吸纳，只能更多地以讲座或选修课的性质出现，只被当作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一种休闲式的补充。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的遮蔽，在以职业训练为目标的大学人才培养中，难以产生直接就业力的通识教育自然也难以被重视。甘阳在谈到通识教育的推行不力时说到：“通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一般的教育，就其本性而言，它是一个非就业倾向性的教育。而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大学必然要产生就业，而且学生的就业倾向是越来越强。这里存在巨大的矛盾。”因此，在实质层面，通识教育并没有被现在大学教育体制所吸纳，没有在人才培养中真正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的培养方案。
2.1.2思政教育课程挤占空间
通识教育即使在形式层面被大学接受，当其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计划时发现，这些增加的通识课程无处安身。因为名目繁杂而学分充足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将除专业课程之外的公共课程和选修性质的课程挤压得没有应有的空间。强行纳入多门通识课程，只能让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象征性地纳入通识课程，却无法实现通识教育的系统性目标，让其有名无实。因此，即使通识教育理念普遍被今天的大学接受，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通识教育依然没有能够真正踏进大学课程体系的门。
2.2思想政治教育的“闭门之困”
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大学正式课程体系当中也显然顺理成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从来没有碰到如通识教育一样的“开门之难”。但是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面临困境———实效性危机，其虽无“开门之难”，却有“闭门之困”。
2.2.1说教与灌输
说教是思想政治教育惯常采取的教育方式。这种说教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吁求，现代教育主张教育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而说教却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以大道理大理论来实施控制性影响，力图以其天然正确性来强制性地影响学生的认知。说教方式招致的反感显然易见，被贴上说教标签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遭遇着重大的信任危机。如万斌提到：“反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这些教育常常被学生视为说教。2001年浙江大学学生会搞的一次民意调查曾深深地刺痛过我们的心。这次调查的一项统计结果是，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高校德育课应该取消！”此种情形可以说是在中国各所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哲学引发深思。思想政治教育本来背后倚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理论的应用层面，但由于说教方式的普遍存在，反而让其偏离了真正的哲学，走向了庸俗化。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试图让思想政治教育重回哲学的轨道。如万斌在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论》一书中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出发，糅合现在流行的西方哲学中的主流方法论，试图让其从说教的层面重新进入哲学层次，如将理想论与理想主义教育的结合、将自由论与正确自由观的教育结合、将社会规律论与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的结合、将人的本质论与集体主义原则的教育结合、将人性论和反对利己主义人生观的教育结合、将德性论与美德的教育结合、将人的价值观与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教育结合、将社会动力论与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教育的结合。灌输原则也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如徐志远将灌输原则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且认为“理论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不过，灌输原则被认为与现代教育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如现代教育注重自由讨论、启发式教学，培养的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同时，灌输原则在实践应用中被认为带有强制、压服的色彩而招致反感，这一点尽管在灌输原则实施的时候就努力避开双方的冲突，如沈壮海指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确立灌输原理之初，就明确地将灌输与强制性的压服作过区分”。不过，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使用灌输方式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受教育者也会先入为主地将灌输与强制服从两者混淆起来。进一步来说，不论是说教还是灌输，都与当前的阅读语境下的新青年的接受方式背道而驰。当前的阅读语境被称为“后现代阅读”，它是继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后的新兴阅读方式。传统的阅读内容借助于先进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移动阅读、检索性阅读、点播性阅读和消遣性阅读，实现了向大众“悦”读的转变，逐步满足了阅读者对阅读的娱乐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后现代阅读”是网络化语境下的新型阅读方式，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并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大学生基本是1980或1990年后出生的全新一代，该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特征。在“后现代阅读”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已经有着较大变化的教育对象，必须探索新的教育途径和教学方式。
2.2.2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模块化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已经占据了牢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与政策宣讲、公民道德教育等几大模块已经完整地固定，成为大学课程的必修课，占据了大量的学时和学分。然而专业模块化的结果却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大学并未真正受到重视。不论是教师层面还是学生本身，其地位类同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自然其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也大打折扣，甚至招致一定程度的反感。在屡次思想政治课程调研中，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评价几乎都是消极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内容也并非具备“被抵触”的本质，其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当以固化的课程形式出现时，其本质从思想培养、价值观影响、国家荣誉感培育等软性层面走向了知识传授的硬性层面，而长期采用的僵化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更是“火上浇油”。
2.3发展的通识教育理念指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可能
通识教育本是针对专业教育、科学教育的泛化而被重提，重在人文素养和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道德价值观、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影响并非是其重点，但随着世界大学不可避免地从“象牙塔”迈入“动力站”，大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一切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都在随着大学职能的转变而在修正、发展本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图景。在西方，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似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等，也就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此类教育的任务已经逐渐被通识教育吸纳，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长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教育形式。鉴于对西方成功经验的借鉴，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起来，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界的基础共识，也即将成为教育实践不可阻挡的趋势。
3“合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谋而合
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和实施中的背离种种，无不暗含相应的交融的基础；而两者在实施中面临的困境的解除，同样需要其互为包容、互为提携方能真正脱困。
3.1基础：学科与内容的视角
3.1.1学科(研究领域)泛化的倾向
旧学科的新生与新学科的立足无一例外都有将原有的学科边界扩大的倾向，仿佛一个不知足的地主，永远觊觎其边缘的土地。如后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堂而皇之地将先生的德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进去，通识教育的研究边界也从来不忘将德育的目标当成己任。可见，至少在德育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范畴界定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两者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原属法学门类，被纳入政治学一级学科内，因其本身的交叉属性，同时能在教育学学科插一脚，其边缘的模糊性也助长了它边界扩张的欲望，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模糊的身影，从其课程开设角度来看，它既可以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被政治学和哲学两个学科分割）的传播者，又可以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当前政策的解读者和宣讲者，在学理上几乎可以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应用；从其实践形态来看，学生事务管理、学生行为规范、学生思想引导等等作为学生第二课堂中非学习性的功能全部囊括进去了，因此在中国你几乎看不到独立的学生事务管理，因为学生事务管理全部被放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当中。而通识教育的扩张性欲求显得尤为强烈，如想与自由教育划清界限，又想将之纳入怀中，如某研究者出版的专著即将自由教育与普通教育（通识教育）并列起来，互为注释；如将人格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甚至文化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也纳入其中，当然也不忘将已明确定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客气地纳入己方阵营。其实，通识教育最先被提出的时候，就是针对“‘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这一问题提出来的”，而“今天的‘公共课’、‘基础课’就属于这一‘共同的部分’”。可见，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通识教育，他们在学科泛化的过程中都将对方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都“泛化”进去了，这也就为两者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基础。
3.1.2方法和内容的交融与重叠
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而“五要素说”中的德育的内容也同样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各校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都包括了进去，如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第一大类就是思政类。只需简单地对比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和通识教育三者的内容，可能看到更多的不是区别而是重叠和密切的关联。顾海良曾经提出以文化素质教育来统摄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以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主的思想道德教育，同以全面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主的“通识教育”，都是素质教育的内涵，也都是以实现素质教育为目标的。”‘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如此；‘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来讲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于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也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科交叉几乎是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共同的总方法。通识教育寻求科学与人文的交汇，交汇的前提是对单线条的补充，以文补理，或以理育文，进而诱发学科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的生成，为其提供知识基础和交叉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是交叉性的课程，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如其所涉既有本源意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原理）、亦有哲学史不可避免的历史情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必然要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现实）、还有经典作家们对经济的阐释，而作为思政课程最为现实关照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简直就是所有学科的大杂烩：有政治专题、经济专题、国际关系专题、军事专题、科技专题和环境专题，此种学科非有通识教育理念不可，否则课则不通、讲则难动。
3.1.3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首先，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指向培养“全人”或者“完人”，尽管两者的具体指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其次，教育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种，这两种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身上都有一定的重叠性。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的“个体价值”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调控品德行为等几个方面”。而在中国的人才培养语境中，通识教育“更强调培养具有正确人生观、健康价值观及能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这一个体性目标几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翻版。通识教育在与专业教育的对比中，认为“通识教育是‘育人’，而专业教育是‘制器’”，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与目标也从来不是“制器”的，而同样是“育人”，是非就业型的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是指“具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健康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管理价值几个方面”。显然，通识教育在个体之外的溢出价值中自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价值。
3.2共同的吁求：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脱困”的必要
其一，通识教育中国化的必要。通识教育之所以在中国大学中难以得到大力的推行和真正的落实，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其问题就是通识教育的“纯洁”形象，回避政治和意识形态，寻求人才培养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维，一直被认为是与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通识教育要真想在中国的大学中谋求一定的地位，敞开怀抱接受和融合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必要的妥协方式。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摆脱形式主义的必要。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要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内的大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而要摆脱其形式主义的身份，需要借助其他教育方式来实现。在德育研究范畴中有思想政治教育、德育、通识教育三大概念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减弱，但其本质内涵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其统一的教育目标都是指向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正因通识教育在意识形式色彩上的淡化，使之披上了“鲜艳的外衣”，更能被受众所接受。因此，通过通识教育这一更为宽袤、平和的教育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暗融”入通识教育当中，可以借此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困境。
4“桥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载体
学科与内容的交融和重叠，以及双方在摆脱困境方面的共同需求和方向的一致性为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流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隐性课程和学生社区建设的改革实践则为两者的合流提供了现实的载体。
4.1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为了寻求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安身立命的空间，无法排斥思想政治课程的存在，而被迫将之吸纳进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课程在本质上确属“共同的知识”，仍是通识教育课程理念中提倡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在今天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当中，都把思想政治教育包含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中，并且将之当做必修部分确立起来，作为通识教育的模块之一。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无不将思政类课程放在首位。
4.2隐性课程
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模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课程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完整性和科学性，但在专业课程开设的同时，仍需寻找新的影响途径，而隐性课程即为一条有力途径。隐性课程被视为常规的、正式的课程计划外的“非计划学习活动”，是“学生在学校情景中无意识地获得的经验”，它能通过“课内外间接的、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非特定心理反应发生作用”。隐性课程是对以专业化、正规化身份出现的“显性课程”的重要补充。隐性课程是一个看不见的教育领域，也是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力图争取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途径。教育研究者通常将通识教育同时定义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和“一种人才培养理念”，理念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诸多的载体，而课堂之外的课余生活和这种生活所依赖的场所及其生活的群体通常被认为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影响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被区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两个方面，而后者即是典型的隐性教育的影响方式，因为它并未出现在正规的课程当中，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移入学生的课余活动当中，试图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进行全程渗透。
4.3新型学生社区建设
出于借鉴国外通识教育实施经验中的住宿学院制考虑，国内的通识教育实践都注重校园环境和生活社区的建设，如北大“元培计划”的各学科学生的混住，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将书院视为“学生社区的‘新形式’，是本科生教育的‘第二课堂’，是大学生离开父母后来到的一个新的‘大家庭’。”并且“将学生专业学习与素质培养、通识教育、学生事务管理从管理机制上分开，前者由专业学院承担，后者由书院承担”。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面临尴尬地位的过程中寻求的改革途径里，也在学生社区建设中融入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如现在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进公寓、党建进公寓、辅导员入住公寓等做法，都是通识教育主张的住宿导师制的浅层尝试，其理想前景即是在学生社区全面实现通识教育意义上的改革。
本文作者：陈荣荣 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