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安全 单位：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投入不变或减少、教育产出量却在增大，则教育效率就高;教育投入多而产出少，则教育效率就低，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以最小消耗获得最大社会效率［4］，追求优质教育是教育主体的普遍目标，农村家长因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其社会身份地位低，更渴望其子女能与城市孩子一样享受优质教育，从而实现向上流动，彻底改变其数代人相对卑贱的社会地位。但农村家长因为工作环境和家庭经济基础所限，大部分家长希望孩子就近上学，以减少家庭教育开支，保障孩子安全。对于农村孩子而言，他们也期望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就近入学可以体验到受教育的方便舒适和快捷，获取知识、追求更好则是人之本性。农村学生因地缘身份地位所限更渴望获得平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并希望通过优质教育获得更高、更快和更好发展，以改变个人的前途与命运。公正平等和公正平等发展是现代公共制度价值取向和理性方式，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是平等分享社会资源、确保成员共同发展，而平等享受优质教育是受教育者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陕西靖边县宁条梁镇西塘村小学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得较好，但学生照旧流失到附近学校硬件设施不好的张伙场小学。张伙场小学地理位置偏僻，校舍也一般，由于其教学质量好而学生趋之若鹜，吸引了周边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等省份的大批学生［5］。
在一个充满竞争意味的社会，在一个教学质量不高的农村学校接受教育，极易出现学业和升学失败的现象。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下，农村孩子升学和学业失败更容易归结为主流社会的排斥，由此导致情绪不良的人格特征。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平等分配公共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层学校教育质量，可能是减少对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伤害，促使这类人群获得积极健康发展的有效方式。谋取教育效率是农村经济社会及其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部门发展农村教育的初始动力与目标［6］。农村地区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人才匮乏，更需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以实现与城市地区的平衡发展。政府行政部门也期望尽可能发挥农村教育投资的规模效应和社会效率，以有限财政投入获取最大教育效益和最快发展。在教育财力不足情况下，他们更期望以较低投入获得较高的教育效率，以呈现自己执政的公正与平等。影响教育效率的直接因素是教师、学生、教育场地及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如果教师、教育场地及设施数量多而学生数量少，则教育效率就低;如果教师、教育场地设施数量少而学生数量多，教育效率则相应高。没有一定数量的场地设施和学生，就形成不了规模效应，也就不能取得基本教育效率。基础教育阶段，衡量教育效率高低的标准是单位时间产出的人才数量。因此，发展农村教育需要蓄积学生数量，保证班级基本人数，提高学生输出量。
从质量与效率演进的历程看，在古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不高，人的教育需求低迷的情况下，重复演绎着低质量、低效率的教育方式。近代农业技术化时期开始追寻教育质量与效率。由于还没有形成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环境，所以，对低层次、简单操作性人才数量需求剧增，催生了农村地区低层次、低效率的教育发展。而现代农业生产寻求的不仅是人才数量，还要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现代农村社会的人们在追寻教育数量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教育质量。统合质量、效率、数量是现代农村教育发展的合理性方式。统筹教育质量与效率是合乎农村地区各类学生发展目标，合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统一方式，也是合乎农村教育发展规律的基本方式。但是，由于历史、地理，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当前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与效率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的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失调问题表现在教育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方面。但从实践领域看，其主要表现在教师、学生、学校场地的质量数量以及三者之间的适应性上。在教育内容确定的情况下，优秀教师数量是形成农村教育质量的前提，也是形成农村教育效率的关键要素。没有一定数额优秀师资力量作为保障，是不能促进学生更好发展的，也就没有更好的教育质量。而没有一流师资队伍做基础，也不会有高效率的教学，从而影响学生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但是，由于农村地区教学环境差，工作生活条件简陋，教师津贴待遇与城镇过于悬殊，教师组织中极少有人主动愿意向该地区流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基层学校普遍存在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持以维持与无奈的态度，导致越基层的学校其教师人数越缺，非专业性代课教师和老教师越多，结构性教师质量问题越严重。笔者在2010年对宁夏五所村级小学调查中发现，各学校70%以上教师年龄超过了40岁，部分行政村学校只有少数几名数十年没有更换过知识结构的老教师，而非专业性代课教师主要集中在乡村。85%以上乡村学校没有一名专业化的英语教师，也没有一名音、体、美教师。由于专任教师数量不足而又要教三、五门课程，无法精细备课的教师很多，这就大大提高了教师的使用效率，却相应地影响了其教学质量。而越是乡镇级及以上学校教师数量越多，职称、学历水平高的教师越多，代课门类少而专业化高的教师越多，教学质量相应高，但其工作内容少、工作量小、使用效率低。
学生数量和质量是衡量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核心。但由于农村地区师资数量质量差异明显，由教师质量差距拉动的各学校学生质量数量差距随之显现。因政府部门沿袭了近代工业革命效率至上理念并积极推动了撤并学校运动，不同层级学校间学生数量质量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差异性。1998～2003年五年间，陕西某地区乡镇学生增加30256人，增加率46．07%;农村学生减少139188人，减少率27．90%。1998～2008年十年间，该地区城镇学生增加52104人，增加率79．33%;农村学生减少334399人，减少率67．02%［7］。部分行政村的优质生源逐渐流动到乡镇中心学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优秀学生流动到城市学校，从而使部分乡村学校变成了一二十个弱势学生的学习阵地，部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倾力投资建成的新学校变成了“空巢”学校。在国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用有限的教育投入换来了教育零质量、零效率，乡镇学校却变成了大班额教学。据了解，近年来西部农村地区乡镇中心学校平均班额都发展到了60人左右，有些学校班额甚至达到八九十人以上，而不少城镇学校70%的学生都源于农村。按照国际班级规模指数发展趋势，正常班级规模一般控制在30人左右。我国中小学班级人数长期执行的标准是45人左右［8］。班级规模低于标准指数将影响教育效率，高于标准数值则会影响教育质量。#p#分页标题#e#
农村地区不同层级学校班额量的变化必然影响其效率变化，更影响其质量变化。农村基层学校因学生人数少、班额小有助于增加个别教学时间，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却大大降低了其师生比和农村基层学校的教育投资效率。乡镇以上学校因学生人数多、班额扩大大大节约了师资力量、节约了教育成本，教育教学的经济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却无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上的相应提高。班额扩大以后，教师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维持教学秩序，用于具体内容和每个学生身上的教学时间相应减少。有关调研发现，班级规模增长与学生成绩呈负相关［9］，也有研究表明，撤点并校、扩大班额后，被动移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性明显降低［10］。因此，学生数量非秩序性增多或减小不仅影响每个学校自身质量效率的协调发展，也推动了不同学校教育效率的失调发展。办学条件和学校基础设施既是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的重要手段。而农村各级学校办学条件、基础设施本身存在数量质量、使用效率间的平衡问题，乡镇学校教学设施条件普遍好于村级学校。近年来一些由新农村建设建成的农村基层学校因撤并合校和学生离去，变成了空荡荡的校园和教室，教学设施、场地利用率和教育投资效率降低到了最低，而农村乡镇以上学校因学生不断流入、人满为患和场地设施过度使用，教育投资效率有了充分提高，但因为越来越无法保证每个人更好地享受教育资源，其教学质量下滑也是在所难免。一般而言，有多大场地就应当容纳相应数量学生，有多少学生就应当按比例匹配教师，才能促成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协调发展。但农村地区层次高、场地大的乡镇学校所容纳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有些超越了其承受能力，造成其教育投资效率提高的同时质量也难免下降。层次低、场地小的村级学校因容留的学生越来越少，以至于远远达不到正常班级和教学规模，造成教育投资效率持续下滑。因此，协调同一学校和不同学校师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师生数量与其场地设施硬件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发展农村教育的合理性方式。
由于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失调主要在对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的误解及对其采取措施的失当上，因此，统筹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最好方式是由专业人士统一协调规划其运行，或通过系统调研、专题讨论等形式，形成行政人员合理性认识，形成统筹兼顾的教育质量与效率观。因为教育质量并不等于其效率，有高于、低于或等于效率几种情形。高效率不等于高质量，提高效率不等于提高质量;高质量也不意味高效率，而且此一学校质量与效率不等于彼一学校质量与效率。因此，只有统筹兼顾质量与效率、统合农村各级学校质量与效率，方可实现农村教育整体发展，也可以满足农村各方面教育利益人的教育需要。而控制乡镇以上学校师资数量，充实农村基层学校教师人数，均衡其不同层级学校师资质量，稳固其学生数量，是协调其质量与效率的核心和关键方式。实践证明，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与效率失调的根本是基层学校师资数量不足、乡镇以上学校师资数量过剩和各学校优质教师数量不均衡。因此，解决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核心，是基层学校师生数量补充和各学校优质教师、学生资源的均衡方式，是农村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历、职称、年龄、学科、性别结构质量数量的均衡分配方式。教师数量补充、质量均衡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工作的动力和目标是工作绩效考核的结果。
因此，如果结合国际班额30人的趋势，严格按我国中小学班级45人标准化指标，并以学生人数与课程门类落实教师基本数额、以高学历、高职称、年轻骨干教师均衡分布程度为教育行政领导工作成效指标，可能是促使教育行政部门以农村最基层学校质量与效率为重心，主动实行师资力量均衡化分布的有效方式，也是促使其实行积极有效的工资津贴政策，以更加有效的绩效津贴、艰苦津贴推动其教师数量自觉下移、质量自觉均衡的有效办法。统筹农村各级各类学校之间及其内部软硬件数量建设是保障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式。场地设施是办学的原初条件，没有必要的场地设施就无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但学校场地硬件设施太多、太少或不变，都会影响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协调发展。场地增加或减少的依据是学生自然增加或减少趋势，因此，撤并学校、调整学校规模需要以师生数量减少或增加预测为基础。在扩大乡村高层级学校师生数量规模之前，率先统合和增加其场地、设施、设备等硬件数量，以保证学校班级正常规模以及实验、实践活动场地正常运行;在村镇学生数量减少之后，需要尽快转换或变更其场地、转移其设施设备，避免财产的闲置浪费。以统筹农村各级各类以及每一所学校软硬件数量和师资质量与数量发展方式，最终实现农村教育教学质量与效率的合理化发展。统筹城乡以及农村地区师资等软件数量及其教室、场地、设施、设备等硬件数量发展是实现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协调发展的合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