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一步突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色
陈昌智副委员长认为,职业教育之所以为职业教育,最主要的特点在于职业技能的培养。德育教育是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普遍要求,对职业教育也有特殊重要性,只有爱国家、爱社会、爱父母、爱同学、爱职业的人,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职业学校的学生还要有创新精神,不仅懂技术、会技能,还要勤于思考、善于创新,将来能够在实际工作中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执行院长孙进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概括为“品德要优、能力要强、专业要精”。品德是指敬业精神、团队精神、责任态度、职业文化素养,能力是指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专业方面要强化训练,锻炼准确度。汤涛副部长认为,当前国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职业教育正好为此服务,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重视劳动者的成长成才。天津市庆达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孙太利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认为新常态下的职教学生培养应该由一般劳动者向培养创业型、创新型员工方向发展。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原副所长余祖光提出,产业文化是职业教育育人的核心内容,是培养工作伦理和职业道德的根基和源泉,要大力培育职业教育文化。
二、探索多样化的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是沟通职业教育和企业发展的桥梁。深圳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原校长黄景荣认为,校企合作一定考虑学校出口和企业人才需求入口,两口不能对接的职业教育是没用的职业教育。他提出校企合作过程有浅、中、深不同层次合作阶段,应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他认为学校、企业和学生是校企合作中的“三元主体”,要实现“三赢”才是成功的合作。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俞步松介绍了将学校发展纳人到产业集团整体发展的经验,提出产业发展到哪里,职业教育就跟进到哪里。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介绍了卅“商校——联想”合作案例,企业和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双主体”,以合作企业要求为依据进行教育教学专门设计、人才专门培养,并共同教学,共同管理,共同育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提出,新形势下要不断探索和创造新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例如贵州省提出“学校办到园区去、车间搬到校园来、专业围绕产业办、学生就近找工作”的思路,探索“产业园区+标准厂房+职业教育”模式;重庆市探索“九个融合”办学模式;广东省推行“校企双制”、“一校多制”、“企业校区”、“车间进校”等办学体制机制;河南机电职业学院探索校企合作建工厂式学院、办产业式专业、开发技能式课程、培养应用型人才“三式一型”模式。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孵化中心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使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与上百家医药企业联姻,为职业院校参与科技创新探索了新的途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孙善学建议要为行业企业进入职业教育开辟空间,在职业学校治理模式上实行行业或企业参与学校管理的“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合作治理模式,在职业学校投人体制上实行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新的投入模式,在标准体系和制度建设上要赋予行业企业的话语权,并且认为参与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是行业企业进人职业教育的原点,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源头。
三、政府要鼓励和支持行业企业办学、兴教
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白培军认为企业办学的优势非常明显,一是专业设置和企业需求结合得好,二是能够把教学和应用结合得更好,比如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的课堂可以设在企业的船上,实现理论实践有效结合。三是可以把对内服务和对外服务结合,不仅为自己的企业培养人才,同时为社会输送大量优质人才。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陈玉欢认为企业办学可以使学历教育与职工在职教育相结合,始终坚持面向市场、客户导向,缩短沟通链条,满足企业的全方位人才需求,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与竞争力。不少与会代表反映,虽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企业的办学主体地位,但办学之路并非平坦。一是学校地位尴尬,不能享受国家以及地方院校的政策优惠、补贴等,与其他公办院校的政策不等同。二是经费来源单一,学校办学经费或由企业独立承担,或来源于企业拨款和学费收入,同时国家政策规定国企的国有资产不能用于非经营性活动,国企资金无法投人到办学之中。三是生源质量不高,同时央企、国企招聘条件对职业学校毕业生形成隐性壁垒,也阻碍了优秀生源报考。为此,陈玉欢建议开放央企、国企的基层一线岗位,为接收职业学校毕业生打通路径。中国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综合部高级业务经理唐长虹建议,疏通主办企业对于所属教育培训单位的投资渠道和路径。白培军、黄景荣等人提出采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对企业办的职业院校加以扶持。杨进建议对已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企业,进行信誉资质评估,合格的授予教育企业地位,并细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政策,保护和吸引企业积极性。孙善学建议将一定比例的企业税收(主要是教育费附加)返还给企业专门用于设立“校企合作基金”,明确资金投向企业与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合作,企业办学经费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解决,政府监督使用情况。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指出,要系统研究企业办学的体制机制,妥善处理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教育的公益性矛盾,细化资产管理制度,防止顾此失彼,影响企业办学积极性。
四、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余祖光认为在宏观层面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起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体系、劳动就业体系的内在联系。孙善学认为,中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着从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型,并亟需从社会职业需求出发加快研究制定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他提出,构建职k教育体系和制度需要政府、教育机构、行业企业、学习者群体或个人的共同合作,加强国家制度匹配。建议在当前《职教法》修订工作中一定要重视相关各方的利益表达和充分参与。史晓鹤从校企合作的经验出发,探讨了国家性的职业教育荣誉制度、国家资格框架制度的重要性。清华万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王向明建议各行业协会关注本行业的发展动态,制定行业职业标准和岗位模型。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清洁行业分会会长李军回应,行业协会在努力提出职业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要求,但是对接不通畅,相对于行业快速发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标准严重滞后。他还建议加强行业培训基地建设。另有学者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多元评价机制,让企业参与评价全过程。有学者建议根据国家产业总体布局探索区域化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可行性,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政策。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还有江浙沪、云贵川、东三省、大西北等,使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
五、加大职业教育干部教师培训力度
王向明提出,加大职业教育干部教师培训力度是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首要条件,没有正确的职业教育观念和理论视野难以承担如此艰巨的发展与改革任务。孙太利建议,鼓励企业的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到职业院校任职,鼓励职业院校教师在企业中挂职锻炼,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需要在编制、待遇方面放开政策。陈玉欢也从实际教学管理中总结出“双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以专业带头人队伍建设、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贯通专任教师向培训师的成长通道。史晓鹤建议建立系统的培养培训校长和培养培训教师基地,建立一套包括各级校长、教师的“国培”、“省培”等高质量、有特色的培训体系,形成一支品德高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规模适当、专兼结合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保障师资队伍教育理念、教学理论与实际职业发展变化的一致性。她提出,国家要在职业教育领域形成强大的有权威有影响力的大师团队、专家团队,重视对研究机构的投人,在编制、经费保障等方面提供一定的保障。杨农介绍目前中华职教社正在筹备黄炎培教育学院的创建工作,届时将开设职业院校校长能力提升、骨干教师能力提升等核心课程,建立以能力提升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宝塔尖上的明珠。
六、努力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汤涛副部长认为,现在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是社会观念问题,要下决心扭转“技能是不人流的”、是“雕虫小技”等社会认识,真正树立起“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强大正能量,让“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招鲜吃遍天”形成普遍共识。在干部任用的学历要求上应当适当转变,给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创造一个好的机制导向。王立秋就政策导向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提出设计持证上岗的政策导向,即无论是什么学校的毕业生均需要拿到资格证书方可就业,如此一来就会加强社会对职业教育或职业资格的认可。李冬玉强调加大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建议中华职教社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在主流媒体上为职业发展呼吁,职业教育的宣传推广应走向更广阔的平台。创新性宣传和传统的方式相结合,形成“渗透式”“互动式”的系统性引导。要大力表彰先进,建议中华职业教育社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定期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行业企业、职业院校、优秀技能人才,并形成制度。史晓鹤认为,职业教育领域也需要“旗帜性”人物,要着力发现和培养一批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的职业教育理论家、教育家和业界名师,在发挥他们引领教育改革作用的同时,也向社会发出职教强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认为,普通高等教育需要借鉴职业教育模式,加强与企业合作,更主动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培养出受社会欢迎的人才。通过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既推动了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密切结合,也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行业企业协同创新、协同育人、协同发展搭建了桥梁。
作者：杨蕊竹 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