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伦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着权力关系，所以，权力关系赖以生成的等级系列依然会存在。当然，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已经实现了对等级关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等级关系改造成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系列，从而使个人之间在人格、权利等实质性方面达致平等。尽管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以组织层级为前提的等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却反映了权力关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地方，都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等级。只要公共管理还需要权力，它就不能消除这种“等级”。因此，作为个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这一合作体系中也会遇到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他进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执行上级命令和维护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组织需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服务于社会和维护社会利益。无论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体，还是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组织，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会出现偏差，特别是如何把握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必定是一个时时都会碰到的难题。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无法完全解决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却不能无所作为。事实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中所派生出来的一切主动性、积极性，都会外化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实际行动，进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充分发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识。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够对自己的职业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按照自己对其职业特殊性的正确理解去处理上述各种矛盾和冲突，他就会无愧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并且总会达致最佳的从业效果。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对于官吏的要求长期存在着争论。“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终极追求中是要无条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则反复申述“民贵”“君轻”的主张。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谓“贵”与“轻”的争论。但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往往是通过间接的、迂回的途径来认识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与实现之间存在着“时滞”。特别是那些已经实现了职业化的社会治理者，缺乏积极回应公共利益要求的热情，往往表现出我们称为“”的那种对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人们期求更为进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灵活的、积极的和主动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对于公共管理来说，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制度是其赖以展开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与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职业并不只是简单地充作体制和制度的构成因素和实现途径，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看来，统治型社会治理倡导官吏忠“君”爱“民”。在君民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贵“民”轻“君”。这两种选择都要求官吏在“君”与“民”之间作出选择和取舍。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所以，矛盾之中会出现上面两种对立的主张，要求官吏在两者之间择其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以体制和制度作为行为选择的终极标准，被动地接受体制中的程序驱使，对人民、对公共利益表现出极度的冷漠。他们在公共部门中工作，与在工厂中工作一样，都具有工业社会特有的色彩，属于形式化了的职业活动。与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发生在合作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的时代。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在整体上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一切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通过交谈和讨论能够取得共识、消解矛盾和冲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就是运用权力促进交谈和讨论。
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来源于人的社会角色。只有了解和确定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个公务员做出的某件事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个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却不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对一个人进行道德评判，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先行对他的社会角色作出了定位。我们说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偶尔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为与他的社会角色经常不一致。在一般情况下，偶尔不一致能够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经常不一致则会招致他人的批评和鄙视，甚至遭到他所在群体的排斥。
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与生俱来的，如血亲关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接受的，如做学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职业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就是说，普通的社会角色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一个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所当然地形成应有的角色意识，并且准确地扮演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则不同。它需要人们通过自觉的选择和主动的学习，才能够获得准确的定位。
人们选择职业有着复杂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人们选择某一职业，可能因为生活的需要，可能来自生存的压力，可能出于兴趣爱好，也可能属于理想追求……当人们定位职业角色时，会在职业导师的引领下进入职业角色，也可能会在职业活动的实践中逐渐找到职业感觉。但是，所有从事职业活动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觉的职业选择和积极的职业学习，才能够使自己融合到职业中去，成为真正的职业活动者。这个过程，就是从业者在职业序列中准确地找到他所从事的职业位置的过程。职业活动的舞台是职位和岗位。职位、岗位是人的社会角色的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是职业化了的社会角色。同时，明确化、具体化和固定化的社会角色，在每一职位和岗位上都会有着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人类社会活动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现在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地规定职业活动中职位、岗位的责任和义务，即通过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活动程序等等方式，为每一职位和岗位确立起明确的、具体的责任和义务。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只要是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都会通过职位和岗位来明确界定人的责任和义务，有效地配置权力。这也是近代社会“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中最为典型的形式，但该行为模式没有注意到人的职位和岗位直接地构成人的多元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就是说，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类专业化社会活动，任何一个组织行为体系，都不仅以整体的形式构造组织化的人的社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组织成员个体那里担负着社会角色，甚至首先在个体那里成为社会角色中的一种。对于人来说，每一个职位、岗位都不仅是特定的组织行为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职位和岗位具有二重性，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有同样的二重性。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属于特定的职业和组织行为体系；另一方面，责任和义务又属于整个社会。对于每一职位和岗位上的从业者来说，他的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在职业活动和组织行为体系内会以职务的形式出现，在面向其直接归属的行为体系之外时，则以职业的形式出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职务与职业在从业者这里只是社会角色的二重归属。在从业者与他人的联系中，职务与职业都是直接的。因此，当管理主义组织行为模式成为职务—职业—社会之间的单线联系模式的时候，责任和义务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内容。我们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社会治理者只对社会治理体系负责而不对社会治理活动的对象及后果负责的情况。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级官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政府所有的官员都只对政府负责。只有政府才对社会负责，政府官员丧失了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责任和义务的向度。政府对社会负责，却很少对它的官员负责。因为，政府的官员仅仅是政府的“雇员”，以至于政府的官员在政府中也时常会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单线的责任、义务模式改造成双线的甚至多线的责任、义务模式。还以政府为例，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要求政府官员一方面对政府负责，另一方面直接对社会负责；同样，政府既对社会负责，也对其官员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不仅仅是雇员。他们在直接对社会负责的过程中获得了在政府体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资格。如果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视其官员为雇员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政府行政执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条件下的政府则使政府官员成为拥有自主意识的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若把这种区别变成革新现实社会治理模式的动力，不容置疑的起点则是在理论上把握职位、岗位及其责任和义务的双重直接关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
职业活动规定着人的行为。一个人从事的职业和开展的职业活动，决定了他会有某种定型化的、重复的和连续的行为。他的行为总和构成了他的职业活动的基本内容，进而证明着他的职业角色。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与职业的关系是被决定或被规定的关系，即职业决定和规定着人的行为。但是，这种决定与被决定、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仅仅具有行为形式方面的特征。从实质上看，它是反向决定和反向规定的关系，即人的行为决定职业。特别是在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的情况下，人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考察人的职业角色可以发现，有的人选择了某一职业后能够迅速地进入角色，而有的人虽然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相当长时间，却始终游离于这个职业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从业者。这种与职业角色的“和合”与否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为决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从业者。对此，笔者认为是“行为决定职业”。
在职业活动中，人的行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为实质却会各异。对于那些行为规范和评价标准无法量化的职业活动来说，在同样的职业行为之间会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社会治理的职业活动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社会治理这种职业的时候，还只是获得了形式上的职业规定，实质上的职业规定则涵育于他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就是说，社会治理者的职业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职业行为所决定。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过人自己的行为选择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内容。人愿意做什么样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决定。只有当自己的愿望转化为行为，他才能成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对于做人来说，既然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能否成为某个职业的合格从业者。
自从有了职业活动，人的职业角色就开始由人的职业行为来决定。然而，在近代以来的整个工业社会中，职业活动的形式方面总是受到制度性的强化，使人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被决定的特征。同样，在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丧失，也使治理者的行为主要显示出受决定的一面。这种现象并不能否证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意义。相反，它证明了人的行为的受动性、被决定性和被规定性是由于历史造成的，是工业社会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的行为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社会角色和人的职业角色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工业社会的结束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的职业活动在形式方面的规定开始弱化，在实质方面的规定受到强化。人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公共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行为选择的意义。
公共管理职业的一切实质性的内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为直接决定的。如果说选择公共管理职业的行为决定了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形式的话，那么当一个人成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怎样扮演自己的职业角色，怎样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则取决于他的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某一行为或许多行为，都不能决定其职业角色。决定其职业角色的，只能是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的、稳定和持续的公共管理职业行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是公共管理的服务本质得以实现的途径。公共管理体系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无论怎样贯穿着服务精神和体现着服务原则，都不是服务的现实。只有通过公共管理者的具体行为，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才能够转化为现实。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他的职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规范，他的岗位服务和任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力结构决定。当然，一些特殊岗位和特定职务也会由法律作出规定，但对于公共管理体系而言，却不是基本现象。职业和岗位、职务方面的法律规定与权力规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将以综合统一的形式出现。这一点也是公共管理行为区别于以往社会治理行为的基本特征。
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治理行为主要体现着权力意志；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会治理行为应当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为既不是权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显现。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职业和岗位、职务上的权力规定和法律规定统一起来，作为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权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为的前提和依据。权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试图达到的是实现服务的精神和服务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在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为旨归的、权力和法律的综合统一。它在根本上结束了“权力归结为法律”或“法律受权力统驭”的争论。
尽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职业行为中用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统一了权力和法律，但权力和法律在他的职业行为中毕竟是一种客观力量。无论行使权力和执行法律或受权力支配和法律制约，这种客观力量都会对他构成压力，使他的行为选择受到约束。公共管理者怎样才能超越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呢？应当说，在一切存在着权力和法律的地方，社会治理者都会遇到这种被动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状况。对此，以往的社会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则是积极应对的态度。他们把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作为制度力量和体系力量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转化为个人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公共管理行为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行为，而是发生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行为。就是说，当公共管理体系的服务精神和服务原则仅属于制度和体系的时候，还只是相对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观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职业活动中必须秉承和尊奉。一旦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标准，公共管理者也就获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时，公共管理者的行为不再是受着某种外部力量驱使的行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为。在人的一切行为中，只有道德行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为，职业行为亦然。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2
职业伦理[1]是关于从事一定职业的群体或个人所应具备的总体性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要求,是蕴含在人们职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伦理意识、伦理准则与伦理活动的总和。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是对于从事医学编辑工作的群体或个人的一些总体性的价值要求。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分析,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由其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他告诉人们在从业过程中,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职业观,应该如何评判自身行为规范的真与假、对与错、合理合法与违纪违法、高尚与卑劣等等。伦理学在医学研究领域,对医学临床和科研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医学专业期刊的编辑工作也产生了影响,对于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探讨就是这一影响的体现。
医学期刊编辑工作中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按职业伦理学要求进行日常工作,从而推动我国医学编辑职业走上符合伦理原则的良性发展轨道,并促进医学编辑职业与国际接轨,是医学期刊编辑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正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医学编辑的道德问题
医学编辑职业伦理是医学编辑从业者对具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和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遵循,其与职业道德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形成了对照。在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的现今社会,对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较之职业道德,将更为迫切和必要,因为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相比更加全面和具有操作性。在以往的认识中,我们都认为医学编辑工作的职业性质与业务操作是两个认识范畴,在由此产生的医学编辑职业道德规范中,奉献美德是编辑专业特点所要求的工作态度和道德境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但是如果我们把奉献美德这种主观评价当做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来强调的话,恰恰忽略了编辑职业道德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应强调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观念。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精神不能游离于其职业性质,由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决定编辑职业行为的因素很多,比如说选稿、定稿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单是从稿件、工作本身而来的,单从奉献这个角度从职业道德上评价其伦理是非,既有失公正也脱离实际,同时对医学编辑的职业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职业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立法被我们认识,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能单从职业道德这个主观层面上确立职业的伦理规范及价值观问题。职业伦理存在的必要性恰恰在于着力解决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由于编辑职业的特殊性质,在编辑职业道德上强调社会责任意识才是首要的。时下医学编辑职业面对的道德困惑很难回避,针对医学编辑职业道德的社会指责明显增多,这一问题引起我们对编辑职业道德的反思,强调以社会责任意识为核心的编辑职业道德和以职业伦理为准则的操守观念,有助于增强编辑人员自我制约的能力[2],促进医学编辑、作者、相关医学专业领域的人员正确认识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学编辑的职业道德。
2.医学期刊编辑职业伦理的构建有利于促进医学期刊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
职业伦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提出要求,是它的基本定位。把从业者视为按照职业来加以区分的特定的社会角色,并在此定位基础上对其权利与义务作出规定,这样来说,职业伦理其实就是角色伦理。作为角色伦理的职业伦理,必然要求明确依照职业来区分的每个社会角色的“名分”所在。“名分”可以看做是“名”与“分”的统一。医学编辑对职业角色的定位其实就是对这种“名分”的明确。对于医学编辑而言,名是医学编辑行业和岗位,分是医学编辑的职责和义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名分就是要求医学编辑须恪守医学编辑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要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确定医学编辑的角色伦理是医学编辑工作者确定自己工作定位,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的基础。只有将编辑人员的操守和自律意识,上升到职业伦理的层面,使它形成一种明确的编辑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才会决定其道德实践的效果[3]。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医学编辑真正职业化,真正把医学编辑工作作为一种有法可依、有德可依、有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需要遵守的职业,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促进其职业及事业的发展,同时对其工作及其职业道德进行评价。超级秘书网
3.医学期刊编辑的职业伦理有利于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和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
一般认为,编辑工作是一种技术行为,然而随着社会及科学的发展,医学编辑的职业行为已不能单纯考虑技术的问题,这是对医学编辑的职业素养的要求。从医学编辑从事的组稿约稿、选稿定稿、审稿复审等各个日常行为中已经体现出对于伦理学的一种需求,针对医学编辑人员日常工作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学原则,有论者[4]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这种需求的重要性。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这种需求要求医学编辑的日常工作行为既是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的统一,又是医学道德和编辑专业道德的统一,这种素养的要求是医学编辑职业化及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就需要我们在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框架下使医学编辑职业行为进一步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并不单纯是指操作规范那么简单,它取决于以社会责任感的编辑原则立场和独立思考精神等等为内容的职业核心。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另外,通过对医学编辑职业行为的标准化建设,对医学编辑职业伦理的认知,还有利于医学编辑的素质培养。编者的编辑过程在期刊操作中至关重要[5],医学编辑职业的特殊性和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对于整个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会使编辑人员产生一种能维护其职业尊严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就是编辑职业道德所体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也正是职业伦理存在和构建的意义所在,更是医学期刊编辑的素质培养的核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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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阳凤,梅莉.中国编辑职业化考[J].出版发行研究,2000,16(5):29-30.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3
1重视程度不够
对于护理伦理教育很多中等职业卫生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有些学校根本不开设专门的护理伦理课程。仅仅是在通常的德育教学或护理专业课中进行部分的渗透,没有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使得学生对于职业伦理的认识是残缺的、不全面的,对于很多伦理问题只能“知其然”,却不能“知其所以然”。护理伦理教育对于中职护生职业素养培养的作用也无法得到体现。
2教育方式单一、封闭
开设护理伦理课程的中等职业卫生学校,在护理伦理授课过程中,通常都是以封闭的课堂讲授为主,学生缺乏护理伦理实践的机会和途径。能在课堂上进行的实践教学只能是放映视频和案例讨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兴趣,但实际学习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视频的素材主要是以纪录片和故事影片为主,反映身边护理职业现实环境的素材很少,会使学生感觉疏远,无法产生共鸣,难以引起重视。而案例讨论则多是围绕伦理难题进行,临床比较少见,实用性和指导性不强。
3学生被动参与
中等职业卫生学校的护生比较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能认识到专业基础知识、技能对于她们将来的职业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对于包括护理伦理学在内的德育课的认识,则只停留在应付考试、获得学分的层面上,被动参与护理伦理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对于观念的改变、思维的更新、习惯的养成则完全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愿,意识不到护理伦理素养是其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职业素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会影响到将来的职业生涯的发展。
4欠缺护理伦理专职教师
现在在中等职业卫生学校承担护理伦理教学的教师大多并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护理伦理理论与实践的培训,或者由护理专业课教师兼任,或者由德育课教师兼任。护理专业课教师虽然有丰富的护理实践经验和案例,但是对于伦理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刻透彻,人文吸引力不足;德育课教师理论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能引导学生对伦理问题展开思考和追问,但对临床护理实践工作的现状、需求等认识不足,只能绕过专业知识,泛泛地谈伦理问题,往往细节不清,容易陷入主观,偏离临床的客观实际。导致当学生经过了一定的临床实践后,发现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很多问题是过于理想化的,进而会使学生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在职业伦理方面逐渐出现知行分离的情况,护理伦理的教育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改善护理伦理教育,有效促进中职护生职业素养的提高
1提高对护理伦理教学的重视程度
学校管理者应重视护理伦理教学,不仅应该设置单独的护理伦理课程,而且要制定详细的护理伦理培养计划、评价机制,鼓励学生多实践、多思考,从职业伦理入手,提高职业道德水平,进而提升中职护生整体的职业素养。
2采用多元化、开放式教育
护理伦理的授课不仅应该有课堂上的理论讲解,还应当将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有计划的开展一些伦理见习活动,让中职护生通过在校期间对临床护理工作的接触来体验职业角色,切身体会护理工作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进而促进思考,促进中职护生对护理伦理思想的理解,提升职业素养。
3转变评价模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强调以知识传授为主的课堂教学,在评价方式上往往也是以知识考评为主的终结性评价。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学生会把完成考试当作学习的最终目的。但护理伦理教育的目标并不应该局限于学生可以完成护理伦理知识的考评,而应该着眼于能否有效地提升中职护生的职业素养,帮助她们达到当今社会对于护理人员在人文素养上的要求。因此,要转变学生为应付考试而被动学习的状况,将护理伦理教育纳入到职业素养提升的综合体系中,并让学生意识到成熟的护理伦理思想可以帮助她们应对职业生涯中的各种价值问题、人际交往问题等等。如此一来,就必须在进行知识评价的同时更加注重中职护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评价,以及学生的自我评价,形成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让学生自觉主动的参与到护理伦理的学习中。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凯兴斯泰纳的职业教育思想是探究和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其劳作学校的思想、职业教育的释义、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及文明社会建设的作用、职业教育在教育大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公民职业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想，及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国家化、伦理化和实践化的特点，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凯兴斯泰纳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改革家．他在职业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很有建树．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凯兴斯泰纳与其职业教育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是被排斥的．因为有学者认为凯兴斯泰纳是德国帝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公民教育和劳动学校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为维护德国帝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提出的．明显地渗透着国家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尽管如此．历史仍无法否认凯氏职业教育思想对德国职业教育的贡献．也无法否认其职业教育思想的精华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借鉴意义。
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概念
(一)劳作学校
根据国民学校的教育目标制定出学校的任务．又根据任务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或者叫学校管理准则．并据此规定了学校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组织形式被称之为“劳作学校”劳作学校是独立获取教育财富的学校．这种获取贯穿精神生命的始终。劳作学校是以培养性格为主的学校组织形式。
劳作学校的任务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为国家的每个人的未来职业做准备；(2)职业教育伦理化；(3)使学生有能力参与的集体本身的伦理化由此可以看出．凯兴斯泰纳倡导的劳作学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劳作学校或职业学校是全民的．是为国家中每个人的职业做准备的．不是以划分公民社会层次为目的的学校教育．因而被全民在思想上所接受。而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地位上是低于普通教育的．在人们的认识中．职业教育是培养体力劳动者或简单劳动力的教育．而且实际上我国的职业教育长期面对的也是普通教育的淘汰者而非全民。黄炎培在谈到职业教育时认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名曰职业教育”。可见职业教育应该是全民的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职业教育全民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应强调大职业教育．因为“大职教观”重视开展全民职业教育．不仅应面向学龄青少年．而且面向所有人．特别是被传统的正规教育体系排除在外的特殊人群．包括需要继续接受学习或即将转岗的在职职工、要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渴望再就业的城市下岗职工、残疾人及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甚至研究生，等等。
二是劳作学校职业教育的伦理化．即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技术的教育．更是伦理的、道德的教育。我国的职业教育学校和培训机构。大多进行的是技术的、专业化的教育与培训．对职业道德的教育较为缺乏．有些职业道德教育流于形式而且不被重视。
三是个人促进所在集体的伦理化职业群体的伦理化是个人道德贡献能力的成果和表现．同时也是个人道德发展的环境与条件。这就要通过集体劳动或学校活动、社会服务才能够实现。职业学校应多组织学生开展社会服务、实践和考察等活动。在服务、实践和考察过程中形成同情心、责任心、创造性等优秀的职业伦理品质。
(二)职业教育
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的内涵是相对宽泛的．他认为职业教育是就业前的准备教育凯兴斯泰纳赞同裴斯泰洛齐认为的“公立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职业教育”的主张．这便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体系的核心地位．而且职业教育机构实现了教育与职业的平等我国职业教育民办的较多．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的状况还有待改善．同时应打破传统职业教育狭隘化的倾向。逐渐走出对职业和职业教育的认识误区．即“当一个人的工作对特定的雇主负责．而不是对终极的雇主即社会负责时．才承认他的工作是职业”。
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启示
（一）职业教育国家化
在如何看待国家的问题上．凯兴斯泰纳认为：“看成是为了某一特定目标而组织在一起的人类集团．这一集团应该通过其成员的活动．尽可能地为个人伦理自由的发展铺平道路．同时它自己也朝着具有美学特征的文明与法制国家的方向发展．那么．随着国家为实现其目标而奠定科学基础的同时．也自然产生了创办国民学校和普通高中的科学基础”这种个人伦理发展与国家文明、法制发展相互推动的思想为职业学校的创办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对职业教育有了较大的经济和政策上的倾斜．但是人们思想或观念上的认可仍有待加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就业、消除贫困、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职业教育不只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的、国家的和民族的意义。职业教育在思想认识上的狭义化对整个教育系统不利．对经济发展不利．对社会民主也有破坏作用特权的文化传统和对现实政治的选择．在职业教育狭义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社会和多元文化是破解文化、政治特权的因素和路径．国家文明政治的目标是职业教育的政治意义之所在。
我国的现状是．职业教育技术化或学历化。即有极大的功利倾向．这会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使教育的负价值发生率增高问题是国家把责任和权利赋予职业学校．但是职业学校的觉悟还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标准．管理和责任体制没有完善．责任被架空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应对建立社会普遍意义的价值作出回应。
国家统筹管理的公民教育与地方学校自主的职业教育．都是发扬民主所需要的。关键是目的何在．当为实现“人人参与建设一个负责的、相互支持的和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的社会目的时．国家公民教育和民主甚至混同在一起”职业教育既是每个公民的．又是国家的．是全社会的。
(二)职业教育伦理化
职业教育伦理化可以推进国家伦理化和个人伦理化。凯氏指出：“至高至美的外在伦理财富是一种社会组织．他确保每一个个人能按照其天性．发展他自己认为是伦理财富的东西”。因此．国家伦理化是个人伦理化的条件。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背景之一是道德价值多元化。带来了理解事物、解决问题的多元化多元化不是说可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到违背良心的理由．创造性不是说可以背离真、善、美的指向，如果个人自由价值思想成为欲望膨胀的理由．就会抑制精神和伦理的生长和效应。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过度的欲望与德行的斗争是与人类永远相伴的．德育成为人类追求甜蜜幸福的永恒形式但我国国民的职业道德意识薄弱．职业学校存在道德教育形式化倾向．职业教育应使道德教育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使职业学校道德教育产生实效。
凯兴斯泰纳不仅提出了职业教育伦理化的思想，而且强调集体伦理化、国家伦理化对个人伦理化的作用：“国家本身体现伦理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外在的伦理财富)，才能确保个人获得至高无上的．内在的伦理财富．才能成为具有真正觉悟的、伦理的自由人”凯氏在对伦理教育作解释时．体现了集体伦理化的思想：“伦理教育最普遍的含义归纳为通过集体的、一般文化财富而培养起来的个人精神生活的、非对立的统一体概念”这是对伦理道德教育内涵的诠释．同时指出了一个正确途径。这就是要避免一种强迫影响甚至教育．让德行行为成为出之于每个公民内心和感情的需要，凯氏指出：“我们从内心感到需要并确认为最高的目标．我们便会为之投入更大的力量。出于纯理智的内心需要．无疑不总是那么强烈”。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加快．但是过于重视技术专业化．这一倾向的危险是“把职业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解释为工艺教育．作为获得将来专门职业的技术效率的手段：教育将变成原封不动地永远延续社会现有工作秩序的工具，而不是改革这种秩序的手段”。这一技术化的职业教育可能不会促进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消解社会进步的因素社会对专家和人才是急需的。但越是这样．越应在职业教育发展之初．避免从办学理念上忽视职业伦理化和集体伦理化这一层重要内涵．因为“一所越来越专业化和越来越多样化的高造诣的高等学校．是对整体文化不利的发展方向”
(三)职业教育的实践化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
根据认识论规律．职业教育首先应该是实践的．应让学生的学习始于对生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就其工作问题本身及时加以实践．即职业教育应实践化。凯氏在谈到集体伦理化时指出：“集体生活的道德、正义感等只能通过直接参与集体当中才能获得”这是凯氏职业教育实践化思想在集体伦理获得上的表现。
职业教育的实践应顺应人类认识世界的规律，即先有实践。然后有理论，再用实践证实理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打破现在职业学校教育过多地进行知识灌输的现状职业教育就是就业前的准备教育．尤其是实践创造能力的准备。
职业伦理论文范文6
的文艺建设中的重要性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然而，近年来音乐教育和音乐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如何从理论上分析这些原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提升音乐教育与教师的社会地位？
本文拟在厘清职业、音乐教师这一特殊的职业、实践智慧等概念的基础上，借助社会批评理论和功能主义社会理论来分析职业的伦理要求，进而深入探讨作为职业和实践的音乐教学的伦理要求。在此基础上，诊断当今我国高校音乐教学的职业和实践伦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对策和途径。
一、音乐教师的职业共性和特性
音乐教师的职业共性主要表现为：一、与其他职业一样，音乐教师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过去，常常把教师看作一种奉献的事业，这一观点往往导致教师的待遇过低。二、与其他职业一样，音乐教师具有专业化的技能。这一技能的性质和获取的途径与职业音乐人也有显著的差异，后者一般没有经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三、音乐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外，还应该具有音乐教师必备的资质。音乐教师的职业特性主要为：一、与其他科目的教师不一样，音乐教师既是教师，又与职业音乐人一样，具有大量的音乐实践经历和经验。音乐教师视自己为音乐人，这对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有一定的影响。二、与其他职业不同，教师职业作为一种行为典范或标准，随着职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二、社会批评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职业观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职业，特别是帮职业与具有一定技能的其他工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们都是自愿提供帮助，是出于个人的奉献和对职业的热爱，而且都经历了长时间的、严格的学习，从而掌握了具有一定难度的专业知识。有些社会学家强调职业依赖的是脑力和智力，而不是体力，是利他的，重视精神的回报，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功能社会学家们强调职业的公众服务功能，认为一项职业的功能就是具备一种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独特的实用价值的专业能力。因此，能对这种能力做出评估的只能是职业同行，或者代表该职业的职业管理机构，而不是外行。进而，功能社会学家们认为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一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效益，即专业技能，专业权威以及实用价值。帮职业对社会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因而容易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相反，音乐工作者和音乐教师却要不断地呼吁社会应该重视音乐教育。此外，社会批评理论家批判职业和职业机构是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一种职业凭借其权力来控制该行业成员，通过成员来控制社会，以及与其他职业竞争。
三、音乐教师职业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1.
按照社会批评理论，音乐教师往往认为音乐的价值与重要性是理所当然，毋容置疑的，而且这种音乐常常是属于“他们的”音乐，而不是学生更为喜欢的音乐。因此，在教学方法上，教师为了保护属于“他们的”音乐，常常不顾学生的音乐需求。为此，音乐教师创造或者认同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环境，意在使少数“音乐才华出众的人”（音乐精英）脱颖而出，这造成大多数中等水平的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甚至当部分学生中途放弃时，老师并没有付出应有的努力来挽回学生对音乐最初的喜爱和热情。事实上，有些音乐教师只顾满足自己的音乐需求或者只顾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牺牲学生的音乐需求和其他方面的教育需求，违背了音乐教师的职业伦理。
2.
音乐教师常常声称自己同时是职业音乐人（家），这使得音乐教师的教师职业身份模棱两可，使得一些职业音乐人也常常称呼自己为教师。然而，即使这些职业音乐人具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和乐感，精湛的技艺，很高的艺术造诣，也无法说明他能
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教师。一些音乐教师将职业音乐人曾经接受的训练模式用于中小学音乐教育，当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并非打算以后成为职业音乐人时，这时候会出现下列问题：一方面，通过如此的训练，学生的演奏水平可能达到令人赞叹不已的高度;另一方面，这种训练还不能算是一种音乐教育，至少不是一种全面的、整体的音乐教育，无法培养学生足够的独立演奏的才能、习惯和素养，使之能离开学校后能持续学习，继续参与音乐活动，而且这种训练常常容易培育出音乐精英的同时忽略大多数学生的音乐需求、能力、兴趣和目标。这种精英主义思想和行为不利于音乐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认可。
3.
按照功能主义理论，一种职业如果没有提供一种公众服务，而只是培养少数精英人才，就是一种职业伦理上的失败。音乐教师正是如此，因而其社会地位不断遭到大众的质疑与挑战。
4.
按照社会批评理论，音乐教师极力鼓吹和倡导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音乐教师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学院派”音乐与“非学院派”音乐之间划分界限，依靠自身的职业权力来排挤现实世界的“非学院派”音乐，从而使得学生对现实世界的“非学院派”音乐的需求被忽略、冷落，因而得不到满足。导致的结果是，学生离开学校后继续学习和参与音乐活动的可能性因为之前的“学院派”音乐教育而受到限制。由此，音乐教师越是倡导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越是让社会认为这是从音乐教师的
自身利益出发。
四、对策与建议
1.
转变音乐教师的职业意识，应该将音乐教师职业定义成为学生和社会提供一种公众服务的行为。音乐教师应该清楚通过教学将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益处，以此来指导他的教学行为和做出选择。这种益处既是音乐方面的行为目标，也是教育方面的行为目标。音乐课程的设计应该有利于显现这方面的益处，有利于说明学生的音乐成绩与教师的教学效果。
2.
与其他职业一样，音乐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环境和教学因素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其教学行为，使得其行为目标实现的程度越来越高。为此，音乐教师应该常常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敢于发现和承认不足，不断修改课程设计，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
3.
对音乐教学的考核和评估应该以是否给接受音乐教育的对象带来益处为准，以教学方法促进音乐教学行为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准，而不是以方法本身的好或坏为准。换言之，应该以教学结果来衡量教学手段，而不是相反。音乐教师应该坚持“关爱”的伦理标准，以提供大众服务为行动目标和指南。
4.
音乐教学是一种实践，需要“实践的智慧”。音乐教师应该对学生充满“关爱”，在教学中考虑学生个体的不同音乐需求，考虑教与学的环境变化，适时适地调整其教学内容、手段与方法。音乐教学
给学生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危害，是由于一种错误的实践知识或者缺乏“实践的智慧”而导致的。
5.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一种音乐都有它不同的“好”，需要不同的知识，理解力和技能。因此，音乐教师设计课程的时候，应该详细列举不同音乐的欣赏方法，这些音乐在学生以后的生活当中十分重要。此外，设计音乐课程的时候，音乐教师应该提出这一问题，即“通过音乐教学，教师希望学生在音乐方面发生什么样的显著变化？ ”
五、结论
本文借助社会批评理论和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分析了职业的伦理要求，进而深入探讨了作为职业和实践的音乐教学的伦理要求。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当今我国高校音乐教学的职业和实践伦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后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对策和途径。本文为研究职业伦理，尤其是音乐教师的职业伦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同时，为解决音乐教学的职业实践中存在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作者2013年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成果之一。课题名称为“音乐教师职业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为“13YBB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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