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国学”一词似乎被人请上神坛又推进沟壑，“大师”一词给人几多崇敬又几多迷惘。 由央视《百家讲坛》走出书斋、走进百姓生活的清史专家阎崇年，因校注的《康熙顺天府志》身陷“悬赏门”，他以“一字疏误视作羞、一句错断引为耻”自勉，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挑出一个错，奖金一千元”。孰料山西大学副教授白平竟先后发现该书“错误”690处，要求获得奖金69万元。 曾被誉为“国学奇才”的18岁少年孙见坤被报道10年间阅读了2000本古籍，但出名总是伴随着质疑，关于其文章抄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破格录取”也一度沸沸扬扬。 人们不禁要问“国学”怎么了？学术究竟是束之高阁的典籍，还是名利双收的工具？学者在其中应该担当什么责任以及如何担当，这个问题不容小觑。 我们不妨简单回头看看，前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的兴起，《百家讲坛》《文化中国》等一系列节目受到老百姓的推崇和喜爱。 很多原来在书斋里搞学术的学者走进电视、网络、报刊，甚至纷纷“亲自”走向全国各地去宣讲，以自己的所学、所研究、所获得，向百姓普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庆幸和欣慰的。 但是伴随着这些学者走向媒体、走向大众，问题也接踵而来。 第一，我们很多的学者满天飞，再也沉不下心来研究什么，天天在外开讲，早就顾不上做学术还需坚持严谨之风，文化知识的普及更应严谨。 因为年代久远，我们的祖先总结并流传下来的很多智慧、思想、文化已经随历史的流逝一同模糊在时空的深远处。 如果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务实的学风，很容易把传统中一些精髓的东西从历史渊源中割裂开来。 胡适和顾颉刚说过，“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吸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中国的文化及其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而且自古以来，中国对文化的传承与研究都非常注重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说中国很早以前就有重视训诂的先例。 《左传》即有“夫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等训诂文字。东汉郑玄、马融、许慎等古文大家先后殚精竭虑，以训诂方法遍注五经。至宋代，朱熹将“格物致知”阐释为“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发展到清代有了朴学。到了近代，更是有了“整理国故运动”。如胡适所言“，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我们做学术是为了挖掘其思想，有利于其传承，所以在挖掘其思想之前，必须弄清楚其本来面目应该是怎样。我想，这是我们学术研究者的本分、职责，也应该是我们的良心。 第二，“食古不化”或“食而不化”也不是我们学问人的理想与追求，学者还应该走出书斋，寻找适当的形势和时机，将学术普及于众。 在当代，我们不乏学术做得非常严谨、成果累累、依然故我的杰出学者，更不乏学术研究平平甚至根本不值一提的所谓“学术明星”，他们在媒体中叱咤风云，在老百姓中粉丝甚众。 前者在拼命研究传统的时候，忘记自己作为一个学者，还有经世、教育、普及的职责。后者在拼命普及中国传统的时候，忘记了自己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应该严谨求实，而不是信手拈来、且拾且传。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穿上西装就很儒家，穿上休闲装就很道家”这么简单。 西装和休闲装是西方的东西，孔老夫子、老子生活的年代，连西方都还没有这些服装。 所以有时候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很荒唐，虽然普及了知识，但是却在人们心目中种下了错误理念的种子。而我们另一些学者对这些却嗤之以鼻或不闻不问，继续坐在自己的书斋里，做着一种孤芳自赏或者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自娱自乐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