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论文范文1
2009年以来，彬县在16个乡镇、社区成立了城管办公室，配备了87名工作人员，为143个已建成的新农村配备了360名环卫工人，为104个村配备了208名清扫保洁员，同时将170名县乡公路养管人员划归镇、社区和交通部门双重管理，初步形成了县、镇、村三级环境卫生管理网络。彬县还为13个镇配备了26辆垃圾转运车，建成垃圾转运台50个、垃圾填埋场320个，污水处理厂两个。逐步实现了“一户一筒、一村一站、一镇一车、一县一场”的配套要求，使农村垃圾处理和环境管理逐步由无序走向规范化管理。城乡环境一体化管理的眉县模式眉县位于宝鸡市东部，关中平原西部，地处秦岭主峰太白山下。西距宝鸡市65千米，东距省会西安市120千米，地处关中—天水经济区核心地带。近年来，眉县以打造“山水眉县、创意田园”的品牌，以创建“三城一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全国文明县城、国家生态县）活动为载体，按照“花园城市，优美乡村，城乡一体，产业跟进”的总体思路和“党政主导，全员跟进，全民参与”的要求，举县一致，强力推进，全面实施“净化、绿化、美化、亮化、优化”工程（以下简称“五化”），使全县城乡环境卫生面貌逐步得到了根本改变，环境质量和对外形象迅速提升，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和谐幸福新眉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2010年，眉县出台了《关于在全县开展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促进城乡面貌大提升活动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的队伍、资金、管理长效机制。
畜禽生态养殖的西乡模式西乡县位于陕西汉中东部，地处秦巴腹地，是“中国著名茶乡”和新阶段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县。总面积3240平方千米，全县辖23个乡镇、267个村。近年来，西乡县依托农业资源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建设生猪生产大县为目标，采取龙头拉动、大户带动、群体发展的“三轮驱动”模式，推动生猪产业成为富民强县的一大支柱。目前，全县生猪饲养量达125万头，总产值达9.9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1%，成为全市第一养猪大县。生猪养殖业的迅猛发展，同时也伴随着由生猪养殖污染所引发的环境污染纠纷屡屡发生，环保部门受理这方面投诉不断，成为农村环境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严重威胁生态环境，也制约西乡养猪业的发展。近年来，西乡县针对农村畜禽养殖污染环境现状，因地制宜，大力推进“一池三改”农村沼气建设，推广“猪—沼—菜”、“猪—沼—果”和“猪—沼—粮”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人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建立以“种植业—养殖业—沼气（能源）—种植业”为一体的小型农业循环产业链，截至目前，全县30余家规模化养殖场都建成了三级以下沉淀池、化粪池，建成大型沼气池2个，中小型沼气池23个，配套建成蔬菜大棚2100多亩，有效破解了制约养殖业发展的污染“瓶颈”，促进生猪养殖业从粗放式养殖到零排放生态养殖的结构调整，实现了生猪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城关镇五丰生猪合作社以生猪养殖为依托，在保证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基础上，以土地租赁的形式与农户签订合同，将1500亩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形成了五丰村独具特色的“一区四园两基地”（养殖小区、荷花园、葡萄长廊、银杏园、花卉苗木示范园、蔬菜大棚、种猪繁育基地）的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发展生态经济与农村环境保护的双赢之路。3种新模式带来的有益启示彬县、眉县和西乡县这3个（区）开展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典型，分别位于关中平原地区、渭北旱塬区和陕南秦巴山区，是陕西省探索农村环境整治工作实践的缩影。尽管这些典型探索农村环境保护的条件、路径、模式各不相同，做法也不尽相同，但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治理效果，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环境保护的新道路。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抓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关键是要形成一套有效管用的工作机制。眉县、彬县和西乡县委、县政府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纳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目标责任制中，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环保部门牵头协调、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各界积极支持”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彬县成立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主管领导任副组长，县新农办、环保局、财政局、城管大队、爱卫办等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各镇镇长、社区管委会主任为成员的农村城市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各镇（社区）分别组建了农村城市化管理办公室。根据各村规模和人口数量，给143个重点村配备了320名农村环卫人员，同时将170名县乡公路养管员划归镇（社区）和交通部门双重管理，充实了农村保洁力量，构建了县、镇、村三级环境卫生管理网络，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眉县在乡镇设立兼职环保机构，强化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在全县10个乡镇设立了兼职环保机构，明确一名副职领导主抓，县政府在每年的环保工作会议上与各乡镇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将环保目标考核情况纳入否决体系，实施“一票否决”。为农村环保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3个县的实践证明，要改变农村环境的严峻形势，必须要把农村环境整治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考核体系之中，全面推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考核指标和办法，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因此必须在经济发展中促进保护，在保护环境中求得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彬县实施500万头PIC商品肉猪生产基地建设，推动畜牧业大发展。通过秸秆过腹还田这一模式，拉长农业循环链条，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同时减少化肥使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实施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30万亩，有效地解决了秸秆弃置乱放和焚烧造成的污染问题，既保护了农村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西乡县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污染控制与治理并举，围绕畜禽排泄物治理和农产品安全优质生产，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了以生猪、茶叶、蔬菜、中药材、农业休闲观光等特色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全县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个县的工作实践证明，推进农村环保工作，必须要以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和农民需求为切入，以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和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为目标，实现四个清洁（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清洁能源），推进四级创建（生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切实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提供保障。坚持规划引领，稳步有序推进农村环保工作面广量大，任务艰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盘考虑，合理规划，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环境问题。3个县党委、政府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各级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部门之间密切配合，拧成一股绳，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环保工作的开展。在规划中立足当地实际，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紧密结合，与当地村镇布局和村庄建设规划紧密结合，统筹推进实施，从决策源头防范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通过科学规划，明确各地农村近期环保工作目标和实施重点，优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面大、问题比较集中地区的农村突出环境问题，并严格按照规划安排项目、落实资金，从而稳步有序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p#分页标题#e#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2.2学科分布。2795篇论文按CNKI的分类体系进行大致归类，部分论文有学科交叉，但归类时一篇论文只归到其中一类。2795篇论文以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与自然科学略有交叉。经济管理类的论文数排第一（1612篇），占了57.67%，其中又以农业经济为主（占90.55%），其他涉及的有经济理论与体制机制、财政金融、创业、电商、旅游餐饮服务等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数排第二（552篇），占19.75%，涉及的有农村人才与教育、法律法制、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风民俗、乡村历史发展、地理等。党政类的论文排第三（408篇），占了14.60%，主要涉及政党、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哲学与宗教类论文数排第四（101篇），占了3.61%。论文数排第五的为农村科技（95篇），占了3.40%。其余少量论文分布在基础科学（0.43%）、信息科技（0.29%）、医疗卫生（0.28%）等。
2.3研究主题分析。通过分析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某一时期的学术动向与学术热点。本文对一些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城镇化合并到城乡融合。除了与本研究主题高度重合的关键词“乡村振兴”外，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城乡融合与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旅游、“三农”问题、乡村文化、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建设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建设与改革、农村现代化、村民自治等。
2.4发文期刊分析。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进行分析可为研究人员阅读和选择投稿提供参考。2795篇在469种期刊上，发文量超过30篇的期刊有《人民论坛》（178篇）、《农业经济》（136篇）、《农村经济》（58篇）、《农业经济问题》（42篇）、《中国金融》（32篇）、《地理研究》（30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篇）。篇均被引较高的期刊是《中国农村经济》（24.50次）、《改革》（20.41次）、《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46次）、《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0次）、《农业经济问题》（11.17次）。
2.5发文作者分析。发文6篇（含6篇）的作者信息如表1所示。这19位作者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高产作者群。其中发文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文16篇，篇均被引高达25.69；其次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贺雪峰，发文10篇，篇均被引为21.70。其他较有影响力的高产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叶敬忠，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9.83；南宁师范大学的屠爽爽，发文10篇，篇均被引是13.5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陈秧分，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4.33。
2.6发文机构分析。21所机构中除3家研究所外其余均为高校，可见高校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产出的主要机构。论文产出量及影响力较高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44篇，15.14次/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56篇，11.8次/篇）、北京师范大学（34篇，12.44次/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2篇，17.41次/篇）。表2列出了发文量超过30篇的前15所机构信息。
2.7高影响力论文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表于《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上题名为《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320。该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3]被引次数排第二的论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叶兴庆发表于《改革》2018年第1期上题名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一文，被引次数为230。该文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在内容上相比，前者内容更加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繁荣发展；②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③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④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该文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4]被引次数排第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军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上的题名为《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186。该文全面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实践现状，探讨了乡村价值提升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体系，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内容。不仅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法”，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还提出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5]从内容上看这三篇论文均涉及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内容内涵的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乡融合，以及乡村规划、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较具代表性、影响力的基础性论文，对后续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农村环境;知识图谱;治理
农村环境主要是指以农村社会为空间区域范围，以农村居民为中体，影响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水环境资源、土地环境资源、生物环境资源以及气候环境资源的总称。农村环境治理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推进和完善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是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不同时期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针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行研究，形成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学界对环境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治理政策文本、治理主体和治理制度等方面，但对农村环境治理环境的专题研究相较少。据此，本文采用基于citespace软件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分析，对相关研究方向和趋势进行了展望。
1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本文采用主题词检索的方式对知网全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是2022年9月24日，将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词=农村环境治理)OR(主题词=乡村环境治理)，并设置检索条件为CSSCI，通过检索共得到686篇论文，对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共得到602篇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2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现状
2．1核心研究作者
本分对发文核心作者的知识图谱分析，对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的发文篇数和被引用次数较多的作者进行分析。在农村环境治理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是杜焱强9篇，张诚8篇，李宁8篇、杨林章7篇，薛利红7篇，宋祥莆5篇，何寿奎5篇。从年度中心性较高的作者是杨林章(11)、薛利红(11)、宋祥莆(10)杜焱强(7)、刘福兴(9)、施卫明(7)、薛利红(4)、王波(5)。从运行得出的图谱的节点大小和连线疏密度可知，该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作者之间的合作并不多。除了杜焱强团队、薛利红团队合作次数相对较多之外，其他团队连线较少甚至没有，说明目前很多学者处于偏好于独立研究农村环境治理研究。
2．2机构分布
时间跨度勾选为，将2002－2022年分为10个区间进行分析，数据抽取对象默认为top50，运行citespace软件，得到农村生态环境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共现图谱。图谱显示网络节点数量显示为212，连线数量显示为63，网络密度显示为0．0028。而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图中的连线代表各个节点之间的合作情况，机构之间连线的粗细表示与二者的合作频次。对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机构有:南京农业大学、厦门理工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
2．3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热点分析，共得到13个主要聚类，包括农村(#0)、农村环境治理(#1)、人工湿地(#2)、农村生态环境(#3)、农村人居环境(#4)、农村环境(#5)、农村面源污染(#6)、农村垃圾治理(#7)、农村水环境(#8)、乡村振兴(#9)、农村生活污水(#10)、协同治理(#11)、制度困境(#12)。通过对聚类进行分析与比较，农村环境治理是贯穿的主题，各聚类研究存在相互交叉现象，因此可以将农村环境治理主要分为三类研究，第一类是农村环境治理对象研究，第二类是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制度研究，第三类是农村环境治理路径研究，第四类是农村环境治理价值研究。第一类是农村环境治理对象研究，主要包括人工湿地(#2)、农村生态环境(#3)、农村人居环境(#4)、农村环境(#5)农村面源污染(#6)、农村垃圾治理(#7)、农村水环境(#8)、农村生活污水(#10)。关键词主要有可持续发展、农村经济、村规民约、内源性污染、绿色购买、环保设施、排放标准等。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第二类是农村环境治理政策制度研究。农村环境治理政策理论聚类主要有农村(#0)、农村环境治理(#1)、制度困境(#12)这三类。主要关键词有PPP模式、政一社合作、服务型政府、优化路径、生态宜居、生态文明建设、村民自治、社会资本、治理体系等。近些年中央及地方环境治理相关部门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和设计全方位的政策推进体系，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全面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第三类是农村环境治理路径研究。协同治理的主要关键词包括土地管理、基层治理、美丽乡村、乡村精英、能动社会、多元主体、对策、协商治理、治理模式、生态补偿、农村生态化、演化博弈、权力重构资本合作等。主要研究有农村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及成因分析、农村环境协同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研究、农村环境协同治理行为模式研究、农村环境协同治理资源配置研究、农村环境协同治理行动研究。第四类是农村环境治理价值研究。农村环境治理价值研究主要聚类词有乡村振兴，包括农村环境、乡村主体，多元共治、三社联动、分散型污水处理、乡村绿色发展、公共受托责任。
3研究的前沿与发展趋势
3．1关键词频次研究
关键词的频率数量多少和中介中心性的大小能够反映这个时间段内的研究热点。通过表1结果分析得到，“环境治理”(72)、“农村环境治理”(66)、“乡村振兴”(52)、“农村环境”(46)、“农村生态环境”(34)、“农村人居环境”(25)等是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这些高频关键词出现的数量多少在研究热点上体现出指向性，从这些高频关键词发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和地方政策的。如“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的总目标，中心度(degree)较高的是“农村环境治理、社会资本、生态环境”的是对应的是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其次关于这些农村环境治理高频关键词也表明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框架体系和多视角理论研究。
3．2关键词时空图分析
第一阶段从2002年到2004年，属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发文数量相对比较少，只有9篇，年平均2篇。研究主要经济发展存在的污染问题相关，通过对这一时期发表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多是围绕农村环境经济发展存在的相关污染问题和解决对策展开的，所以在起步阶段中，我国农村环境研究总体呈现出视角单一、参与主体单一，理论分析单一的特点。第二阶段从2005年到2018年，属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从这阶段研究主题中可以看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出美丽乡村的建设，生态文明的提出成为生态环境热点主题之一，还有其他热点主题，如农村污染、治理模式、生态农业、多元主体参与、水环境污染治理、绿色发展等。对比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关注点开始由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转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农村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对象向环境治理方式扩展。第三阶段从2018年至现在，是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激增阶段。特别是乡村振兴的提出，此阶段涌现出的热点主题增长迅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此阶段的主题由环境治理方式向环境治理价值扩展，出现了乡村振兴、多元共治、绿色发展和跨界协同治理等热点问题;由此可见，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宜居环境的重视，这个阶段研究呈现多层次化发展和及国家政策环境具体实践问题精准治理相结合的特点。农村环境治理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随着不同阶段国家公布对农村环境建设的不同政策，环境治理主体、环境治理方式、环境治理路径政策出现多层次、多维度、多方法的系统化深层次研究。
4结论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乡村振兴；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1］。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基层干部始终担负着重要的工作任务，既是党和国家政策宣传贯彻执行者，又是乡村建设发展的组织实施者。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切实提升基层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保证基层干部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正确方向［2］，对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当前基层干部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单一。当前，对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方法总体上较为单一［1］，主要是以灌输式为主，通过召开会议或印发相关资料学习上级会议文件精神以及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对新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认识还不深，新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做得还不够好，教育形式相对单一。部分年龄偏大的基层干部对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操作上还不太适应，特别是村干部年龄偏大得居多，在新媒体操作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嫌弃新载体操作麻烦，导致无法科学运用新载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效果不佳。基层通过运用新媒体加强思想政治学习、不断提高党员素质提高、增强组织队伍建设本是好事，可有些地区却“变了味”。比如，将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通过积分排名的方式与目标考核挂钩，为了获得较好的考核等次，有的党员从主动学变成了被动学，存在一边挂着账号一边工作、多个手机多个账号轮流刷分等情况。“学习强国”作为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优质平台［1］，文字、音频、视频等内容丰富，覆盖范围全面，涉及政治、经济等方面。此平台原本是为思想政治学习提供便利，通过积分制度提升学习积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区将学习平台积分排名直接与目标考核挂钩，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获得积分每天按时登录打卡，但仅仅只是为了打个卡、获取积分，并没有实质性的学习；一些基层干部任务繁重，还要兼顾多种学习平台打卡，学习负担增加，学习积极性并不高。
（三）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是开展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1］。乡村振兴战略对抓好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有更高的要求，需要人员充沛的教育工作队伍以及过硬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目前，对基层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队伍力量还比较弱，更多的是通过党校对乡镇基层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而村干部也更多是通过乡镇干部以会议等形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队伍较为缺乏。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缺乏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对滞后的局面。
（四）思想政治教育覆盖范围较窄。一方面，培训没有向普通干部倾斜。在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针对乡镇干部领导班子成员开展的培训较多，对普通干部开展专题培训较少，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培训更少。所以，对基层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以便从整体上提升基层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综合能力素质，促使基层干部在开展农村工作中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作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农民群众，在农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场地和教学软件设施等条件的限制，一些地方没有开展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条件，基础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做到真抓实干、有效落实，也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
二、加强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以及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针对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目前仍然不够丰富，不能满足信息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在新时期就要抓好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加快推进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化建设。一方面，要充分结合农村发展实际，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发挥好远程教育、互联网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新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水平，通过“互联网+”教育模式，积极传播时展正能量。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强管理，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分将线上学习与线下培训结合起来，对利用率低、效果不佳的学习平台及时优化升级、加强运营，充分发挥学习平台在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基层干部也要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相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下，自主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学习，做到勤学善思、入脑入心、融会贯通，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政治素养。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第一，对基层干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建立一支理论水平高、专业性强的教育工作队伍，科学有序地对教育工作者进行培训。有关部门也要按一定比例配置教育工作人员，并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予以适当照顾，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以便其全身心投入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人才建设需要广开选拔渠道，让能力强、政治素养高的人才加入队伍。对大学生村干部、乡镇党务工作者等相关人员的培养，需充分发挥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基层可以党委统一领导为龙头，与多个部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联合，发挥专业特长，同为乡村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添砖加瓦［3］。第二，要提高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水平。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水平不高的问题，要注重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解决。例如，一些地区存在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成立时间不长、培训人员年纪轻、工作经验不丰富等情况。为此，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安排，优先安排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的年轻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实践中提升、在实践中沉淀，让他们在实践中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提高自身工作能力，不断积累培训经验，从而在今后的培训工作中更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措施。基层干部人数较多，从目前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的情况看，覆盖面还不够广，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缺少参加思想政治教育培训的条件。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保障。开展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切实做好规划，根据各地实际扩大参训人员范围，从制度层面做好规划设计，分阶段、分批次地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并且，制定科学完备的培训目标和规划，构建一套完整的课程内容与知识结构体系，不断紧随发展需求更新内容，满足不同时期的需求，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水平不断上升。同时，针对基层干部接受能力、学习能力存在差异的问题，有关部门要制定科学的学习结构，使基层干部能够根据自身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真正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发挥实效。二是要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经费保障。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较好的基础条件保障。例如，基层对思想政治的支配权限、培训辅助器材的配备、教育场所的配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四）健全思想政治教育考评体系。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要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农业农村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强化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和领悟，充分发挥基层干部主观能动性，增强教育实效。目前一些地区开展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停留在表面，难以全方面地体现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因此，需要构建完善的考核机制，将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基层干部评价考核体系，使其能够进一步提升绩效考核的全面性，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另外，在对基层乡镇干部进行考核时，为了能够对思想政治进一步了解，需要对其诚信水平、公信力等方面进行分析，避免出现重理论知识、轻实践考核的问题。
三、结语
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是基层干部理想信念之基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政治理论水平、综合能力素质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基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补齐短板，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思想政治教育付之于实践，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为抓好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达成既定目标而共同努力，为农业农村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肖冠华.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9.
［2］王正.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能力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5
关键词：民族文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我国有着漫长的农耕文明，农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历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我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人口结构加剧变化，“三留守”群体持续扩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农村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公共服务能力管理能力与村民的需求多样化形成显著矛盾，村民自治机制等需要大力加强，等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农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1］，少数民族地区不仅面临上述共性问题，还因涉及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宗教、风俗、民族文化等因素导致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党的报告阐明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除了物质文化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指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积极发挥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研究现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关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法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及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等。关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政策及理论、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及习俗传统等的研究。相对而言，关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例如在中国知网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为主题进行模糊搜索，相关文献有72篇；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为主题进行模糊搜索，相关文献有24篇，其士毕业论文3篇、硕士毕业论文8篇。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俞可平教授主编的《治理与善治》，其论点成了当前国内外关于国家和政府治理的理论依据；项继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认为社区化治理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出路；李松玉、张宗鑫等主编的《农村社会治理丛书》分别从制度治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对农村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研究。学术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肖应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云南省为例》在归纳总结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地区社会创新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认为应当在保障村两委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宋才发《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认为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社会治理必须创新思维，必须规范化运行。目前暂时没有国外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但是关于中国社会治理、中国民族地区发展和国外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很丰硕。
二、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特殊环境
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们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我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税费体制改革成就举世瞩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时农民成为独立、自由的经济个体的同时，对政治事务的民主需求更为强烈，对政府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多、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留守农村的主力军是老人和儿童，这使得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困难重重；税费体制改革淡化了基层乡镇政府与农民的直接关系，弱化了基层乡镇政府对农村的制约。这两项改革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交界，是四川第二大藏区和中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以农业人口为主，少数民族以藏族和羌族为主。截至2019年末，全州户籍人口89.93万人，其中藏族53.50万人、羌族16.71万人、汉族16.73万人、回族2.81万人，其他民族0.17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1.4%。［3］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很复杂社会政治现象，阿坝州基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情况比内地更复杂、任务更艰巨。第一，阿坝州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没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县市，也没有一个民族只分布在一个县市，十三个县市均存在各民族“大杂居、小集聚、交错杂居”的现象，“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现象很明显。乡风民俗是维系农村社会生活情感和团结的纽带，多民族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对象的差异和内容冲突势必增加治理难度。例如藏族不食鱼肉、禁杀生，所以因其他民族在藏族聚集居住地捕鱼引起的矛盾冲突屡见；
第二，阿坝州偏远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人口分散，增加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第三，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因接受教育程度有限等，导致农民在界定及表达个人合理利益诉求的能力受限，增加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难度；第四，阿坝州农村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既有佛教、伊斯兰教等，也有传统的自然崇拜（例如羌族释比），宗教对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特别强烈。加之境内外非法势力利用宗教谋求非法利益的威胁增加了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第四，因地震及次生灾害和水库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农民搬迁工程在阿坝州很常见，由此产生的经济赔偿、耕地流失等问题增加了基层治理难度；第六，随着经济发展，阿坝州旅游业发展迅速，乡村旅游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冲击了原维系社会秩序的淳朴、文明的价值观，不少乡村出现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执迷不悟的之风等与阿坝州农村原有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综观，特殊的文化是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特殊而关键的因素。当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规则、规范存在与社会生活中的时候，它可以被看成治理的对象，而当它作为承载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载体的时候，它又可以转换成一种治理的手段［4］。农村社会治理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元素”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微妙而举足轻重的作用。阿坝州丰富民族文化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三、基于文化的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一）基于红色文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农村基层治理的关键点在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协调党与社会关系的纽带，是党治理农村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也是开展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文化资源，基层党组织应该重视把红色文化融入基层党建工作，以红色文化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以不断提高其公信力、凝聚力和战斗力。［5］阿坝州是红军长征经过、活动、战斗的重要地区之一，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分布广泛、地方特色浓郁。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该积极发挥红色文化价值导向的引导功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教育党员树立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力量，引领社会价值。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解决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弱化的问题；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激发参政热情和参政智慧，让党员积极为社会治理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发挥红色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提升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激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为农村基层社会善治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点［6］。
（二）发挥“乡贤文化”，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村民自治，鼓励社会精英参与治理。“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是帝制时代乡村管理办法。我国历史上帝制时代，作为非国家力量的宗族、乡绅等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官督绅治”或者是“官督绅办”的治理体制［7］，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治。“乡贤”指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才，［8］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乡贤文化的起源是精英民主理论。精英民主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首先的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过程，之后才转向大众导向的过程［9］。乡贤文化是指由乡村里德高望重者、致富能手、有才学者或村规民约的执行者引领乡村社会规范的伦理文化，对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维护乡村公共秩序、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村民自治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农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农民生产建设的积极性而绝非放任治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阿坝州旅游业、绿色农牧产业的发展，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和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不断增加，基层农村致富能手、有文化冬季能的才学者越来越多。基层政府应有意识地培育“乡贤”和乡村精英等内生权力来引领村民参与的村民自治模式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行路径。
（三）充分发挥宗教对农村基层社会价值导向作用。宗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和一种与社会整体结构紧密联系的现实社力量，为社会提供一种终极目标和价值体系［10］。宗教在阿坝州农村基层影响深入而广泛是农村少数民族十分重要的精神依托。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科学利用好宗教这一特殊力量：一要认真贯彻宗教政策。在维护农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充分认识当前阿坝州民族宗教工作面临的巨大威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宗教教义阐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爱教、德才兼备、身心健康的宗教人士，让宗教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二是要坚持“政教分离”。宗教在阿坝州农村基层的影响力十分深刻、广泛，必须坚持政教分离，杜绝宗教过多干预基层“村两委”事务，杜绝宗教削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三是要充分发挥宗教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宗教对人的行为引导源于人内心深处的信服和信仰的自律，以一种非强制手段、非制度化形式为规范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对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应充分利用宗教引导信教群众勤劳善良、尊老爱幼、克勤克俭、邻里和谐等社会公德和宗教净化思想、教化言行、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四）发挥“绿色”生态理念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报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四川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要求把川西北打造成生态示范区。阿坝州要正确审视和认识生态与发展、生态与民生、生态与稳定关系，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不断加强、环境持续优化、经济健康发展的新路径［11］。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四川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阿坝州生活环境优美，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旅游业蓬勃发展，群众收入稳增，各族群众深受绿色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好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发挥“村两委”和农民的主体作用，加强宣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人人爱护生态、保护生态的良好风尚，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发扬抗震救灾精神，增强爱国情怀。抗震救灾精神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的概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12］。阿坝州各族群众是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最直接的感受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奋进已经成为阿坝人民的灵魂和情怀。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铸就了阿坝人的精神品格和时代风貌，成为阿坝精神的宝贵财富，是阿坝深厚文化资源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弘扬抗震救灾伟大精神，鼓励村民在发展致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励邻里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促进农村基层社会和谐发展；鼓励村民发扬感恩精神，树立良好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促进民族团结；教育村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6
一、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的相关度及期刊的规范性、权威性情况，本文选取公共管理学科国内四本核心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公共管理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为研究样本。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文献选取，时间设置为2001－2017年，词频设置为“模糊”，按照篇名带有“治理”或“公共治理”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相关文献907篇。考虑到研究的精确性，人工剔除掉会议论文、书评、访谈、新闻报道、征稿启事、研究综述、会议综述等文献，又去除掉重复文献，最终得到样本论文803篇。
(二)分析指标
基于研究需要，本研究拟选取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析:一是研究关键词。主要考察研究主题分布情况，用以分析得出研究的类别和研究的热点。二是研究群体。主要考察研究者的工作单位信息，以得出研究者的群体分布情况。三是研究类型。主要考察研究的论证信息，以得出研究的方法取向和逻辑思路。四是研究目的。主要考察研究的目标取向，研究是基于概念介绍还是为实践部门决策提供建议参考。五是研究获得的支持。主要考察研究中获得的各级别基金的资助信息，以得出研究获得的支持情况。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当前国内开展文献研究和学术评估的主流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基于CiteSpace软件操作简单、可视化效果好的特点，本文拟采用CiteSpaceV软件对803篇公共治理研究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借以考察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研究热点，得出当前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同时，本文运用Excel软件对研究类型、研究群体、研究目的、资料来源、研究资助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前公共治理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进行归纳和总结，指出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议题，提出研究范式改进的基本思路。
二、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
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基于中国场景”的知识推进是学科继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13］。我国公共治理研究都包含哪些治理范畴?形成了哪些研究议题?为分析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得出研究的主要议题，本研究采用CiteSpaceV软件对选取的803篇论文所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分析。
(一)公共治理研究的范畴
通过对选取的803篇论文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出公共治理研究的范围。按照各治理类别出现的频次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得出图1，研究发现:所选论文累计使用公共治理类关键词697次，涉及环境治理、腐败治理、危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城市治理、参与治理、公司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等高达111个治理类别，说明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题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关键词只出现过一次的治理类别有52个，出现过两次的治理类别有16个，两类合计68个，占治理类别总数(110个)的61．3%，低频关键词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公共治理研究议题的广泛性，同时也表明在一些研究领域中存在研究的深入度有所欠缺的问题［14］。世纪之初(2001－2005年)公共治理主要的关注点是乡村治理、治理理论、城市治理，这三类主题的论文数量占比达到54%。发展到2017年，我国的公共治理研究的主题已达到111个。研究主题涵盖了治理实践的各个领域，极大拓宽了公共治理的研究范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公共治理知识结构和研究内容，逐步形成了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研究框架和研究体系。
(二)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
我们设定出现频次达到10次(含)以上的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我们借助CiteSpaceV软件制作了“高频关键词分布表”(见表1)，分析发现:研究中共出现19个高频关键词，高频关键词累计出现次数(492次)占总量(697次)的70．6%，说明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公共治理的研究关注点较为集中。这些高频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十分活跃，共同构成了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热点主题。
(三)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
为更深入探讨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我们借助CiteSpaceV软件对选取的803篇论文使用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聚类，生成“聚类标签视图”(图2)和“知识聚类信息表”。聚类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形成了五个研究聚类: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社会管理、城市治理，由此构成了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出现五大研究聚类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对一些治理领域如精准扶贫、社区治理、城市治理等越来越重视，“扶贫攻坚、社区治理、城镇化建设”均成为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相关政策文件，这也极大提升了学者们对于此类治理问题的关注度和研究热情，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公共治理知识体系和理论内涵。公共治理五大研究议题的基本情况如下。1．聚类0:国家治理。聚类分析发现，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研究中最热门的研究议题。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国家治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大数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能力、行政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互联网、国家治理能力、现代财政制度、大气污染、知识经济、包容性发展、市场调节、环境政策、多元治理、评估指标、区域治理、精准治理、网络危机治理、公共事务治理。可见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治理与行政改革研究;二是治理方式及手段研究;三是公共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2．聚类1:精准扶贫。精准扶贫已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第二大聚类。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精准扶贫”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公共治理、法治、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大数据时代、网络治理、村民自治、公共服务、政府公信力、农村治理、土地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乡政村治、村级治理、村干部、第一书记、网格化、民间商会、跨界水资源冲突、基本公共服务、治理转型、非营利组织、反贫困、现代国家、权责关系。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扶贫机构、组织及人员研究;二是扶贫方法与目标研究;三是扶贫内容研究;四是基本公共服务研究。3．聚类2:社区治理。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社区治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地方治理、社会共治、新媒体、第三方监管、食品安全、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公民参与、政治性分权、环境区域、传统行政组织、生态化改造、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体制、公民治理、和谐社区、社区发展协会、多元主体治理、基层治理、公共预算、性别失衡、环境治理、政府治理、网络治理。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基层治理与社会组织研究;二是权力下放与多元共治研究;三是网络治理研究。4．聚类3:社会管理。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社会管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环境治理、协同治理、善治、社会建设、社会自治、利益相关者、政策工具、公众环境关注度、网络特性、合作参与、地方政府创新、环境污染、新兴群体事件、社会福利、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水污染、整体性治理、社会信任、公－私伙伴关系、社会体制、国家治理、网络治理。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治理研究;二是协同治理与政策工具研究;三是社会自治与地方政府创新研究;四是群体性事件研究。5．聚类4:城市治理。根据Silhouette值高低排序，“城市治理”研究议题的热门关键词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型社会、地级市、城镇型城市、城市群、协作式治理、广域型城市、城市二元结构、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环境治理、网络治理、国家治理体系、网络社会。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城市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结构研究;二是城镇化与大都市治理研究;三是城市治理政策与治理方法研究。
(四)研究阶段分析
为探索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发展阶段，我们绘制了“关键词聚类时间线视图”。结合图3和表1、表2，我们可以得出，2001－2017年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经历了探索起步(2001－2005年)、繁荣发展(2006－2012年)、精细研究(2013年以来)三个发展阶段。1．探索起步。2001－2005年是公共治理研究的起步阶段，该时期研究关注点较少，研究主题侧重于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等偏抽象的选题。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1世纪初，我国公共治理改革与实践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学术研究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更多关注对治理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该时期的研究均侧重于较为抽象的选题，研究体系性不强、研究精细化程度不够。2．繁荣发展。2006－2012年是公共治理研究繁荣发展的时期，研究基本涵盖了治理实践的所有领域，这一阶段公共治理研究形成了五大研究议题: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社会管理、城市治理。这一时期是我国治理改革进程逐步深入、治理实践范围逐步扩展的阶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极大丰富了研究内容，加速了知识积累，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公共治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框架。3．精细研究。2013年以来公共治理研究出现研究重点突出、研究内容趋于精细化的特征，图3显示这一时期五大研究议题中的社会管理和城市治理都出现了明显的研究衰退的情况，说明研究关涉的领域在缩减。此外，公共治理研究的关注点趋于微观，精准扶贫、村民自治、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网络社会等偏微观层面的选题更受研究者所偏爱。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013年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一时期公共治理实践进入精准治理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更加关注民生领域的重点议题。执政者当下最头疼的问题、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目前仍未注意但将来必定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15］。
三、公共治理研究进展的基本情况
为深入了解公共治理研究的现状，在使用CiteSpaceV软件对研究的主题和热点分析之后，本文继续运用Excel软件对研究群体、研究类型、研究目的、资料来源、研究资助等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现阶段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真实进展情况。
(一)年度发表情况
图4显示的是四本期刊2001－2017年刊发的公共治理研究论文的年度发表情况。可以看出，公共治理研究的成果数量增长较快。论文数目从2001年的5篇发展到2017年的98篇，增长了近20倍。出现了两个高峰阶段，即2004－2010年和2013－2017年，这期间论文数量基本呈直线上升态势。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21世纪初，伴随着治理理论的逐步引入和治理实践的快速发展，国内治理研究的热情逐步高涨，各地各高校纷纷成立“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产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共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治理改革的加速推进为开展公共治理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和资料来源，最终带来成果数量的快速增长。
(二)研究支持情况
制度性支持是支撑学术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的动力因素，那么公共治理研究的制度性支持情况如何?通过对选取的803篇论文获得的研究资助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43．7%(351篇)的论文没有获得资助，56．3%(452篇)的论文获得了资助。其中，国家基金和省部级基金是研究资助的主体，而地方政府在研究资助方面表现的较为乏力。
(三)研究类型情况
通过对选取的803篇论文的研究类型进行分析发现，诠释性研究是研究的主要类型，且发表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实证研究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仅有26%的比例;批判研究仅占3．7%，是研究中较少选取的研究类型(见表4)。同时我们欣喜地发现在公共治理研究中越来越注重实证的经验研究方法的使用，图5显示，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治理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势头。
(四)研究目的情况
研究目的反应了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从研究目的的角度对上述803篇公共治理论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概念分析是当前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主要取向，超过半数的论文主要用于概念分析;研究中进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分析的论文只有16%，这一块的研究明显不足;此外，我们对治理政策建议的研究也较为缺乏，研究用来进行政策评价的论文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五)研究方法情况
我们通过分析公共治理研究中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获取资料的情况来验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公共治理研究中，在运用实证方法搜集资料时，调查研究方法通常是研究者的第一选择;同时，实地研究方法和非介入性方法在公共治理研究中的使用情况较为一般。
(六)研究群体情况
从研究单位来看，高校成为我国公共治理研究的第一方阵，高校贡献了85．2%的成果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单位;作为实务部门的最主要代表，政府部门则仅仅贡献了2．5%的研究成果(见表7)。同时我们选取“高校”和“政府及其下属研究机构”的年度发表数量作了比较，来了解理论部门与实务部门的年度发表走势，研究发现，高校群体研究者的发表数目呈现逐年曲线上升的趋势，从2001年的5篇上升到2017年的86篇;政府及其下属研究机构则是另一番景象，每年发表数目稳定在1－3篇这样较低的水平，甚至有5年发表数目为零，总体发展态势趋于一条直线。
四、反思与讨论
21世纪以来，我们的公共治理研究经历了三个研究发展阶段，形成了五大研究议题，大大拓宽了公共治理的研究范畴，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知识体系。然而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不难看出，我们的公共治理研究工作依然有一些不足之处，这需要我们引起足够重视并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逐步改善。
(一)研究领域分化明显
公共治理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管理、法学等多学科领域，需要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合作和知识融合，通过对公共治理研究中关键词定量分析发现，研究领域分化现象较为严重。与治理聚类形成的五大研究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52项治理类别作为研究关键词只出现1次，表明我们对一些研究领域重视程度不够，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热点问题研究多、非热点问题研究少，极易造成研究的两级分化，导致研究的碎片化，不利于知识的积累和整合，最终会导致研究领域的逐步缩减，对业已形成的公共治理研究体系也会造成冲击。
(二)实务部门研究缺位
公共治理研究需要大量的实践资料作为研究的支撑，身处治理一线的实务部门的参与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实务部门在公共治理学术研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研究缺位现象。一是地方政府对公共治理研究重视程度严重不足。仅有1．9%(15篇)的论文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资助，这与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实施主体的身份明显不符。二是实务部门的学术贡献率较低。表7显示政府及其下属部门贡献了2．9%的研究成果。政府治理是公共治理最为基础和关键的环节，政府在国家治理、精准扶贫、社区治理、社会管理、城市治理五大领域中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共治理研究迫切需要实践部门的学术贡献，然而由于政府实务部门对治理实践缺乏理论思考和总结，存在研究缺位的现象。
(三)研究支持不足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治理实践迅速发展，我们逐渐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那么我们对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如何呢?恐怕情况不是很乐观，通过对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国的公共治理研究获得的制度性支持明显不足。总体上，我们的资助率刚过一半，有43．7%的论文没有获得任何资助。研究资助不足，会影响到研究者的研究积极性，导致研究的动力不足，并对公共治理研究的知识积累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
(四)研究类型发展不均衡
就研究类型而言，公共治理研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通过对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发现超过70%的研究属于诠释性研究，实证研究占26%，而批判研究仅占3．7%。诠释性研究比例过大，而批判研究和实证研究占比较少，造成研究类型的发展不均衡，无法形成研究的合力，不利于公共治理研究的知识积累。
(五)研究层次较低
就研究层次而言，公共治理研究存在研究层次较低的问题。一是超过半数的论文用于概念分析，说明我们的很多研究还处于问题界定、变量识别的研究起步阶段。二是关系分析较少。因果推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科学知识积累和学科建设的核心［9］。研究用来进行变量间关系分析的论文只有16%，表明我们的大多数研究缺乏对变量间关系的严格论证过程。如何鼓励研究者进行高层级的公共治理研究，引导研究迈向更高水平的研究阶段，这是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着重改进的地方。
(六)经验研究缺乏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我们的经验研究严重不足。一是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明显欠缺。表4显示通过实证方法获得研究资料的论文仅占到论文总数的26%，实证方法的运用不足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会导致行政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是有限的［5］。二是研究方法运用不足。表6显示我们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方法上，实地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较为一般。可见在公共治理研究中我们对研究方法的使用还不是很充分。我们应坚持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取向［11］，推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向更为科学、规范、系统的方向迈进［9］。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2001－2017年我国公共治理学术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试图探索我国公共治理研究领域未来的关注重点，提出研究范式改进的基本思路。
(一)公共治理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
为探索我国公共治理研究未来研究的重点，我们继续借助CiteSpaceV软件制作了公共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变分布表”。根据公共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突变情况(见表8)，在研读样本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分析得出我国公共治理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领域。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该研究自然受到研究者极大的青睐。薛澜［16］从治理体系演化的视角出发，指出党和国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开启了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科发展的新契机。王浦劬［17］从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关系出发，指出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和语境下，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治国理政。胡鞍钢［18］认为制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指出没有制度创新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两年出现最多的突变词，未来几年将是该研究的爆发期，该研究是我国公共治理研究未来关注的重点之一。2．治理创新研究。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融入到公共治理实践中，公共治理进入到治理创新时代。何增科［19］以广东省地方治理创新为例，提出了以治理技术现代化、电子政务升级换代为标志的智慧治理的地方治理新模式。苑琳、崔煊岳［20］从绿色治理创新的视角，指出绿色治理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政府治理行为的必然趋势。宋艳［21］以辽宁民心网为例，梳理了网络治理的这一政府治理创新的脉络和途径。治理创新是公共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考量，为我们开展公共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是未来公共治理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3．公共服务研究。公共服务是政府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马雪松［22］从机制创新的视角指出协同治理是破解公共服务结构失衡问题的可行路径。李大宇［23］从治理范式演化的视角，指出“精准治理”是中国场景下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必然选择。陈伟［24］从法治体系、标准体系和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标准化的路径和策略。贾晋［25］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的定量研究，提出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作为对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绩效进行考核评估的一项方法。新时期，涉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研究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热门话题。由此可见，随着治理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治理精细化情况越发凸显，未来公共治理研究将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研究议题:一是探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等治理理念的公共治理理论研究;二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公共治理实践的治理路径创新研究;三是基于民生领域热门话题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精细化研究。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7
关键词：中国园林；热点；Citespace；可视化
中国园林跨越了几千年发展历程，承载着人类通过风水、风土和风情对园林的思索和实践、依赖与信仰。从古代诗人的“诗意栖居”到现代社会的“花园城市”，园林已成为人们的信仰追求和精神的寄托。刘滨谊在《学科质性分析与发展体系建构———新时期风景园林学科建设与教育发展思考》一文中提到守住自然是风景园林学科的“底线”；为生态文明预测愿景、提出梦想、确定目标是风景园林学科的“担当”；协调多学科专业，保护人居环境是风景园林学科的“角色”[1]。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园林城市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而其相关学科（园林生态学等）也日益受到重视[2]。文献计量学是利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定量分析科技文献外部表征，进而揭示学术研究活动特征，已广泛地应用于多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规律探索中[3~4]。随着园林相关研究主题的深化和内容的丰富，学者们对研究领域易依赖自身经验，产生认知偏差，不能客观公正地深入剖析相关主题和内容。针对此问题，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能够较好地通过文本数据方式，用可视化图谱展现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进程。顾至欣等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国内关于苏州古典园林为主题的1154篇文献，发现其主要研究领域是遗产保护与管理、园林史与园林比较、园林文化与特色、园林意境与审美等，其研究趋势的关键词是“融合”“溯源”和“深化”[5]。王艳婷等也采用该方法可视化分析西蜀园林的研究状况，结果发现园林历史与发展、园林美学与意境、园林文化与特性、造园要素与景观和旅游开发是其主要研究主题，“追根”“交融”和“升华”是研究趋势的根本[6]。研究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核心期刊《中国园林》2003～2019年间的文献记录，为学者梳理研究概况、分析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中国园林》作为在国内外发行的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的综合性、理论性核心期刊，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和学科前沿，主要刊登风景园林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基础和应用研究论文等内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来源《中国园林》的相关期刊论文，数据采集时间为2003～2019年，并清理无关数据如“刊首语”等导出“Refworks”文献格式，除重（RemoveDuplicates）导入的数据得到4719条文献记录。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分析《中国园林》核心期刊的研究热点及趋势。
2结果分析
2.1期刊引文分析。期刊引文是文献的重要组成，分析期刊的引文有助于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文献受关注程度和价值的体现则可从引文频次看出。研究结果表明，引用频次最高的为多义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林箐和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合作在2005年发表的“地域特征与景观形式”一文，被引频次达到896次。该文从地域特征与历史园林、地域特征与现代风景园林和突出地域特征的设计实践3个方面，阐述了地域特征对园林风格的形成和规划设计有重要影响。并提出了不仅可以将天然山水风景作为参考对象，还可以将更广阔的自然（田园和国土）作为对象形成设计语言[7]。同济大学王云才的“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村景观规划”被引频次为781次，系统探讨了乡村景观、乡村景观规划的概念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乡村景观意象、景观功能区、人类聚居环境等乡村景观规划核心[8]。该文献的高被引次数也印证了我国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传统制造业在城市中遗留的具有较大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工业废弃地也被提上议程，针对这一棘手难题，王向荣等通过“生态”“艺术”和“后现代”的景观设计思想提出整体保留、部分保留和构件保留3种方式设计废弃工业建筑、构筑物和工业设施[9]。
2.2关键词突现分析。以4719条文献记录为分析对象，设置“YearPerSlice=1”，调整“Burstness”中的关键词持续时间“Mini-mumDuration”，当2003～2019年“MinimumDuration”为1时，共有120个关键词突现点。在17年间共有28个关键词只出现了1次，如2017年的“无锡近代园林”“荒野”等，说明这类关键词的主题没有持续性；有3个关键词持续出现长达8年，分别是2003～2010年的“生态”、2004～2011年的“湿地”和2011～2019年的“风景园林学”。关键词突现出现的持续时间集中分布在6年内，持续时间为2年的关键词突现为最多的35个。关键词突现时间的改变也说明研究主题的变化，从时间持续性上看，大约6年在《中国园林》期刊中的主题有较大变化。而研究主题的变化也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如2017年出现的“大数据”“空间分布”“生态修复”“城市公园”“微气候”“生态智慧”等也契合大数据的飞速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等研究热点。
2.3研究热点时序聚类分析。聚类分析关键词突现网络，按照相关度抽取关键词，并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序图（如图2、3）。图谱中不同聚类由平行轴线代表，不同关键词频次由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首次出现年份由位置代表[5]。由图2和图3可知，《中国园林》期刊突现关键词共分为15个大类，包括“园林植物”“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岭南水乡”“香蜜公园”等。对“园林植物”大类主要有植被修复、堆肥、调查、光照强度等关键词，主题方向为园林中各种植物的研究；对“风景园林”主题，期刊更多关注的是植物景观、水生植物、康复花园、苏州古典园林、世园会等方面。从关键词聚类分析可知，《中国园林》期刊更多的是关注风景园林、风景名胜和世界遗产等，更多赋予园林以人文思想，并向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乡村治理论文范文8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成立意味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客户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客户同等的金融服务权利。十七届三中全会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列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式纳入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将向9亿多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发展村镇银行，对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目前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山区、中西部地区。2007年，国开行共参与组建甘肃、四川、青海、湖北、吉林等五省6家村镇银行。2007年12月13日，国内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9月12日，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的村镇银行，更是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重灾区成立的首家支持“三农”、支持灾后重建的金融机构。2008年12月9日，建设银行发起设立的首家村镇银行—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正式开业。2009年2月4日，内蒙古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渣打银行在华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首家村镇银行。吉林省截至2009年11月末共设立了6家村镇银行。从目前各地村镇银行的运行现状来看，当前村镇银行的建立处于“试水”阶段。从目前国外研究现状来看，类似于村镇银行的金融机构现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信息网路，并且朝着国际化、信息化方向发展，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在华的投资以及他们的村镇银行其目的在于不是一个纯盈利的机构，主要是给当地的居民带去金融知识方面的服务和教育，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富。因此，在发展村镇银行业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2.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3.村镇银行的性质及类型
村镇银行的性质为：经有关部门批准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性银行。主要类型有境外金融机构控股、境内金融机构控股、企业法人组建、自然人组建等类型。
3.1村镇银行的作用
村镇银行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解决县域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优质服务缺位等问题。
3.2影响村镇银行发展的因素
（1）存款方面的问题
首先,农村经济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闲散资金少,在吸收存款方面比较困难。其次,营业网点是金融竞争的最前沿,营业网点数量上的多少,提供的服务是否及时、方便、快捷和多样也是吸引客户的主要方面。村镇银行刚刚成立,面临网点少、成本高、吸收存款困难等问题。
（2）贷款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村镇银行面对的放贷需求较大。由于保险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户、村镇企业早已被传统商业银行排除在贷款客户之外,所以村镇银行无疑成为大批农村资金需求者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村镇银行贷款额度受其资本金限制，服务区域受限。这使得村镇银行不可能拥有大集团客户。大多数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仅仅超过底线。
（3）竞争力方面的问题
因受到业务地域限制,村镇银行之间并不存在业务竞争,而主要表现为与原有的金融机构的竞争。即主要竞争对手是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商业银行等等。这些率先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凭借自身的优势已经拥有了庞大的金融网点和固定的客户群。而村镇银行还没有树立自己的品牌与信誉,大多数客户还采取观望态度,,因此村镇银行在竞争力方面还处于劣势地位。
（4）配套法规政策不健全
自从《意见》出台以后，中国银监会又陆续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6项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组织的行政许可及监管细则，但是对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的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业务管理等具体规定还没有出台，各地区的政策也不一样。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税收政策扶持不明确，能减多少税、免税多少年没有规定；二是国家还未建立支农奖惩机制，对支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尚未建立激励机制，影响其支农积极性；三是中国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尚未向村镇银行倾斜；四是村镇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能否享受国有商业银行的剥离、核销呆账和农信社的中央银行票据置换等政策，当前还未能明确。
4.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2010年3月22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乡银监局批准，河南新乡新兴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市场定位为：立足地方，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百姓。目前其人员还未全部到位，业务还未开展。
5.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5.1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不明朗；（2）资金短缺；（3）人员素质问题；（4）盈利能力
5.2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缓慢；（2）新乡市地处中部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市，经济不发达。（3）专业人才大都流向股份制银行及外资银行，农村地区金融专业人才奇缺。（4）村镇银行服务对象是农户及中小企业，管理成本高风险大回报率低。
6.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建议及措施
（1）争取政府正当扶持,减少政府不当干预
政府的政策扶持是村镇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可以在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营业税、所得税、分红、进入“门槛”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帮助村镇银行进行融资,解决村镇银行创立初期资金不足的问题;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对村镇银行进行规范和管理。但是,政府不当干预也是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我国的村镇银行,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在具体操作上,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政府对于村镇银行的发展只能通过政策加以引导,以使其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发展,不能够单纯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2)严格进行市场化操作,建立合理的银行制度
首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对申请开办村镇银行的个人和企业进行严格审查,防止出现信用危机。其次要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村镇银行内部的各种责、权、利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将经营情况进行公开,方便存款人查阅。应建立由监管者、专家和业内人士组成的经营评价机构,定期公布评价结果。最后,建立危机处理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系统对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及时进行处理,防止其扩大。
(3)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展开错位竞争
村镇银行主要面对的是农户和中小企业,在资金运用上,主要是为了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即将一个地区吸收的存款继续投入该地区,在开展信用审查时除了审查财务数据外,更关注借款人的个人情况对还款能力的影响。村镇银行处于发展的初期,由于受资金、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展开错位竞争,才能够与大型银行抗衡,吸引更多的客户。
（4）完善金融监管,强化风险防范
针对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和村镇银行的实际情况,应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首先是外部监管,即要强化公众的社会监管,鼓励存款人加强对村镇银行的监管;其次是专职监管,规范村镇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所有的信息披露都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及时;最后是内部监管,要充分发挥银行协会的自我管理和服务功能。
7.课题研究目的、内容、技术路线
（一）绪论；
（二）村镇银行的理论分析
（三）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经营运作
（四）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完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建设的措施及建议
（六）研究的结论
8.论文的选题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作为全国农业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案例，对当前我国构建科学有效和谐的村镇银行体系给予系统地研究。本课题首先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给予全面系统地分析。接着，针对作为特殊大省的河南新乡村镇银行的发展现状以及对河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给予剖析。再者，对作为农村经济金融流通形式的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和地位作用给予分析。最后，根据现代全球经验发展趋势和河南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新乡村镇银行、河南村镇银行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提出合理化的发展对策。本课题采用问卷调查法、案例分析法、图表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9.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本研究课题主要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研究视角，一点带面的对河南乃至全国村镇银行的发展给与研究。论文主要对全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现状给予分析，以河南新乡村镇银行作为典范，对村镇银行的性质、类型、特征、作用给予详细分析。同时，在科学辨证分析其经营管理中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策略以及存在的困境给予分析。最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寻求未来发展的良好对策。本研究课题以河南新乡村镇银作为研究案例对我国村镇银行业的发展给予研究，在河南银行业发展中是一种创新研究。
10.创新之处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①创新之处
本文的特色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研究的视角较新，本文主要是区域性的实证研究，从新乡市的角度来研究农发行对新农村建设支持问题，而国内外文献中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区域性研究较少，大多为农业政策性金融业的宏观分析和研究。研究的观点较新，从多角度构建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②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或技术难点有：（1）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创新之处；（2）如何构建整体新乡市农发行支持新农村建设体系。
11.预期目标
本论文预期达到的目标有：（1）农发行新乡市分行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信贷投入的意见；（2）研究的理论成果既要符合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客观规律，又能为农发行信贷风险防范提供科学的理论、实证与政策支持；（3）论文研究水平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高要求。
12.可行性论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成立于1996年12月，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改革发展取得突出成绩，业务快速发展，实现了从单一支持粮棉油收储向多方位、宽领域支农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向现代银行体制的转变，农发行新乡市分行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和“三农”工作的政策方针，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重点支持粮棉油收购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乡市新农村的建设。新乡市农发行作为当地的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将构筑城乡一体的统筹发展体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切入点，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和中原城市群新乡都市区建设作为‘三位一体’系统工程一体规划、一并推进，新乡市农发行按照总行有关信贷管理办法，结合新乡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新乡市农发行信贷支持新乡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县域城镇建设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为新乡市的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本人在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工作多年，对农业发展银行新乡市分行的业务情况比较了解，本人已经收集了大量与论文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这对于论文的写作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3.研究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