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社会政治现象，阿坝州因民族、宗教、经济发展水平、灾后重建等原因，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情况更特殊。文章认为文化作为一种“软元素”在少数民族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微妙而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阿坝州丰富的民族文化特性的视角，提出了构建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创新治理的新路径。
关键词：民族文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我国有着漫长的农耕文明，农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历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党和国家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速，我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例如：人口结构加剧变化，“三留守”群体持续扩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农村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公共服务能力管理能力与村民的需求多样化形成显著矛盾，村民自治机制等需要大力加强，等等。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农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1］，少数民族地区不仅面临上述共性问题，还因涉及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宗教、风俗、民族文化等因素导致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党的报告阐明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除了物质文化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新需要，解决社会的新矛盾，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指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积极发挥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一、研究现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关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法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及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等。关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政策及理论、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民族文化及习俗传统等的研究。相对而言，关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例如在中国知网以“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为主题进行模糊搜索，相关文献有72篇；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为主题进行模糊搜索，相关文献有24篇，其士毕业论文3篇、硕士毕业论文8篇。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俞可平教授主编的《治理与善治》，其论点成了当前国内外关于国家和政府治理的理论依据；项继权主编的《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研究》认为社区化治理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最终出路；李松玉、张宗鑫等主编的《农村社会治理丛书》分别从制度治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对农村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研究。学术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肖应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云南省为例》在归纳总结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民族地区社会创新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认为应当在保障村两委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可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宋才发《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认为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的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社会治理必须创新思维，必须规范化运行。目前暂时没有国外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但是关于中国社会治理、中国民族地区发展和国外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很丰硕。
二、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特殊环境
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们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我国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税费体制改革成就举世瞩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时农民成为独立、自由的经济个体的同时，对政治事务的民主需求更为强烈，对政府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多、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留守农村的主力军是老人和儿童，这使得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困难重重；税费体制改革淡化了基层乡镇政府与农民的直接关系，弱化了基层乡镇政府对农村的制约。这两项改革推动了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与青海省、甘肃省交界，是四川第二大藏区和中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以农业人口为主，少数民族以藏族和羌族为主。截至2019年末，全州户籍人口89.93万人，其中藏族53.50万人、羌族16.71万人、汉族16.73万人、回族2.81万人，其他民族0.17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1.4%。［3］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很复杂社会政治现象，阿坝州基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情况比内地更复杂、任务更艰巨。第一，阿坝州为少数民族聚集地，没有一个单一民族的县市，也没有一个民族只分布在一个县市，十三个县市均存在各民族“大杂居、小集聚、交错杂居”的现象，“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现象很明显。乡风民俗是维系农村社会生活情感和团结的纽带，多民族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对象的差异和内容冲突势必增加治理难度。例如藏族不食鱼肉、禁杀生，所以因其他民族在藏族聚集居住地捕鱼引起的矛盾冲突屡见；
第二，阿坝州偏远地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人口分散，增加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第三，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因接受教育程度有限等，导致农民在界定及表达个人合理利益诉求的能力受限，增加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难度；第四，阿坝州农村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既有佛教、伊斯兰教等，也有传统的自然崇拜（例如羌族释比），宗教对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特别强烈。加之境内外非法势力利用宗教谋求非法利益的威胁增加了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性；第四，因地震及次生灾害和水库电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农民搬迁工程在阿坝州很常见，由此产生的经济赔偿、耕地流失等问题增加了基层治理难度；第六，随着经济发展，阿坝州旅游业发展迅速，乡村旅游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冲击了原维系社会秩序的淳朴、文明的价值观，不少乡村出现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执迷不悟的之风等与阿坝州农村原有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综观，特殊的文化是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特殊而关键的因素。当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规则、规范存在与社会生活中的时候，它可以被看成治理的对象，而当它作为承载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载体的时候，它又可以转换成一种治理的手段［4］。农村社会治理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元素”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微妙而举足轻重的作用。阿坝州丰富民族文化和厚重的历史文化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三、基于文化的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一）基于红色文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农村基层治理的关键点在基层党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联系和协调党与社会关系的纽带，是党治理农村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也是开展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文化资源，基层党组织应该重视把红色文化融入基层党建工作，以红色文化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以不断提高其公信力、凝聚力和战斗力。［5］阿坝州是红军长征经过、活动、战斗的重要地区之一，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分布广泛、地方特色浓郁。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该积极发挥红色文化价值导向的引导功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教育党员树立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力量，引领社会价值。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综合素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解决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弱化的问题；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激发参政热情和参政智慧，让党员积极为社会治理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发挥红色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提升群众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激发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为农村基层社会善治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点［6］。
（二）发挥“乡贤文化”，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村民自治，鼓励社会精英参与治理。“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是帝制时代乡村管理办法。我国历史上帝制时代，作为非国家力量的宗族、乡绅等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官督绅治”或者是“官督绅办”的治理体制［7］，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治。“乡贤”指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才，［8］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乡贤文化的起源是精英民主理论。精英民主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首先的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过程，之后才转向大众导向的过程［9］。乡贤文化是指由乡村里德高望重者、致富能手、有才学者或村规民约的执行者引领乡村社会规范的伦理文化，对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维护乡村公共秩序、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村民自治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农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调动农民生产建设的积极性而绝非放任治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阿坝州旅游业、绿色农牧产业的发展，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和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不断增加，基层农村致富能手、有文化冬季能的才学者越来越多。基层政府应有意识地培育“乡贤”和乡村精英等内生权力来引领村民参与的村民自治模式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行路径。
（三）充分发挥宗教对农村基层社会价值导向作用。宗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和一种与社会整体结构紧密联系的现实社力量，为社会提供一种终极目标和价值体系［10］。宗教在阿坝州农村基层影响深入而广泛是农村少数民族十分重要的精神依托。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科学利用好宗教这一特殊力量：一要认真贯彻宗教政策。在维护农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充分认识当前阿坝州民族宗教工作面临的巨大威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让宗教教义阐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爱教、德才兼备、身心健康的宗教人士，让宗教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二是要坚持“政教分离”。宗教在阿坝州农村基层的影响力十分深刻、广泛，必须坚持政教分离，杜绝宗教过多干预基层“村两委”事务，杜绝宗教削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三是要充分发挥宗教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宗教对人的行为引导源于人内心深处的信服和信仰的自律，以一种非强制手段、非制度化形式为规范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对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应充分利用宗教引导信教群众勤劳善良、尊老爱幼、克勤克俭、邻里和谐等社会公德和宗教净化思想、教化言行、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四）发挥“绿色”生态理念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报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并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四川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要求把川西北打造成生态示范区。阿坝州要正确审视和认识生态与发展、生态与民生、生态与稳定关系，立下生态优先的规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不断加强、环境持续优化、经济健康发展的新路径［11］。阿坝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四川乃至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阿坝州生活环境优美，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旅游业蓬勃发展，群众收入稳增，各族群众深受绿色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好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发挥“村两委”和农民的主体作用，加强宣传引导，不断增强群众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人人爱护生态、保护生态的良好风尚，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发扬抗震救灾精神，增强爱国情怀。抗震救灾精神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精神的概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12］。阿坝州各族群众是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最直接的感受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恩奋进已经成为阿坝人民的灵魂和情怀。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铸就了阿坝人的精神品格和时代风貌，成为阿坝精神的宝贵财富，是阿坝深厚文化资源中浓墨重彩的一笔。阿坝州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弘扬抗震救灾伟大精神，鼓励村民在发展致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励邻里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精神，促进农村基层社会和谐发展；鼓励村民发扬感恩精神，树立良好的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促进民族团结；教育村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六）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助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阿坝州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农民增收，另一方面有利于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但旅游目的地因当民族文化过度商业化饱受诟病的案例数不胜数，阿坝州应当探寻一条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相协调发展，让民族文化产业源于民族文化并有效反哺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政策支持和、实施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企业要打造精品，塑造品牌，提升文化自觉意识，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
作者：查旺斯基 单位：阿坝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