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培训范文1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动力机制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特别是以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为重点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系列补短板政策的实施，使广大农村地区得到了全面发展和根本性的变化。党的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十四五”时期开始全面实施，意味着农村地区从全面小康向现代化征程的全面推进。实际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与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一系列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与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着天然且紧密的联系，只有做好乡村振兴各项政策的实施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融合，一系列乡村振兴的政策措施才会产生应有的效能。
一、文献综述
长久以来，因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或发展方式，我国农村地区与城镇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中国的“三农”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与城镇一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这一系列推动“三农”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安排不难看出，“公共服务”或者是“基本公共服务”是乡村振兴提出之前最重要的关键词，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成为推动农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安排的重要目标，也可以认为乡村振兴提出之前，中国“三农”事业的发展更多是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实现。党的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中国“三农”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布局的大提升，也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对“三农”事业“管全面”“管长远”的重大部署，实际上也是将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覆盖，以促进农村、农业、农民的全面升级、进步和发展，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可见，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乡村振兴与公共服务的关系如何，相互的作用机制又怎样？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做了多方面讨论。首先，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方面，普遍认为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乡村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是检验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同时，毫无疑问，交通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教育和医疗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乡村振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乡村振兴融合的动力机制方面，从内生经济增长机制、经济结构调整等视角来看，无形资本投入、创新激励对乡村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人力资本视角提升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有文献从缩小城乡差距、减贫效应视角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资源要素流动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最终促进乡村振兴。最后，大量文献从制度效率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乡村的制度体系和政府管理效率是乡村发展的基础，制度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具有正向作用；崔凌瑜和祝志勇；也有文献对同一制度框架下的政府管理效率差异进行研究，管理效率的差异会明显影响制度实施效果和农民对政府能力的主观评价。由此，乡村振兴的相关制度和政府管理服务水平对于乡村振兴的推进既是动力又是关键影响因素。有关乡村振兴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除了研究两者的关系外，更多集中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即使在推动方面的研究也是偏向分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乡村振兴某方面的发展，鲜有乡村振兴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以及推动融合的系统研究。基于此，本文在深入剖析乡村振兴内涵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作用的基础上，就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从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制度环境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性分析，也试图在当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节点，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有益参考。
二、乡村振兴内涵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作用虽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城乡发展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相辅相成，两者之间有效融合，在前期以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为主的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统筹发展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一系列关于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等方面的政策落地实施，全面推动乡村升级发展，有利于解决农村地区当下的主要矛盾，也将农村建设成为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乡村振兴内涵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提出恰逢其时，必将全面统筹推进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乡村振兴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推动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乡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产业兴旺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前提，只有农村产业的兴旺，才能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岗位和就业机会，拓展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而且，农村的产业振兴不能只是简单的农业产业链前端的初级农产品加工，要结合农村在国家发展方略中的定位，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新型经营主体、健全有机衔接分散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农业生产、经营、流通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农民的竞争力、创新活力，为农民长期稳定的致富增收提供农业产业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是生态宜居。生态是农村最大的优势，生态宜居通过村容村貌整治，村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完善，以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纠正单纯以人工生态系统替代自然生态系统的错误做法等，保存乡土气息、保存乡村风貌、保护乡村生态系统、治理乡村环境污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乡村人居环境绿起来、美起来。生态宜居实际上是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的同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让乡村充分发挥生态食品、生态涵养等产业优势，在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同时美化乡村生态环境，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统一。乡村振兴的保障是乡风文明。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村物质文明的振兴，也是农村精神文明的振兴，而乡风文明就是重要推动力量。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通过良好乡风建设，改变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农民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等素养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通过良好乡风建设，重塑村规民约，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不断提高农民主人翁意识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夯实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另外，通过良好乡风建设，引导农民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农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充分满足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乡风文明赋能乡村振兴，实现乡风文明与现代文明在广大农村地区的结合，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活得有面子”。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基层乡村治理有效。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治理有效要求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充分调动乡村群众投入乡村治理，做到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结合，弘扬社会正气、惩治违法行为，建设平安乡村。实际上，治理有效就是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效协调农户利益与集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建设安定有序、安居乐业、共建共享的和谐乡村。乡村振兴的根本是生活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现实中城乡居民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差距，即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城乡居民的生活富裕程度依然存在差距。乡村振兴中的“生活富裕”要求，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着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原则，进一步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农民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经济宽裕，生活便捷，增进农民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作用
为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得到巨大改善，全面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充分保障了农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文体服务保障等基本民生需求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实现。第一，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来看，主要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关乎农民体面健康的生活，获得安全感。医疗卫生服务为农民的身体健康提供保障，保证其顺利地进行生产活动，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基本条件。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起到带动家庭、农村社区形成重视教育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良好的能力教育可以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浓厚的教育氛围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将有力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进一步带动乡村有效治理和生活富裕。另外包括就业在内的社会保障的改善，进一步筑牢农村居民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安全屏障，有利于推动和谐乡村的建设。第二，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来看，一部分保障农业产业发展，一部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还有的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道路交通、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立大有裨益；通信、电网、沼气、危房改造等生活性基础设施的改进在改变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大幅度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农业产业园区、休闲旅游园区、农村康养基地等农业产业平台的创建，在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发展的同时，可以满足农民对休闲生活的需要，农村居民安居乐业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第三，相关改造农村宜居环境的公共服务，在有效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农民生活的幸福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厕所革命和绿地建设等相关公共服务的供给，改变着过去“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自然进化方式，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推动农村现代化生活的同时进行有规划的改造，再加上传统村落保护和特色村寨开发等措施，依托乡村生态食品和天然旅游资源，打造一批批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生态宜居乡村，生态宜居的同时带动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第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管理体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制度性公共服务，将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真正推动治理有效。通过不断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加强村庄规划管理；通过建设基层政府服务平台和农村综合服务站、农村文化长廊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发挥乡村振兴一系列政策实施效能，宣传乡风、家风、民风等优良传统以及普及村规民约。最终，在乡村治理有效的情况下，进一步助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等目标的实现。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的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有着天然的联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可以从不同角度推动乡村振兴，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两者的融合。其融合的推动主要通过三条路径来实现：一是内生动力———教育、劳动力培训、公共文化设施、民风民俗传承等的供给提高了乡村振兴人员素质，带动乡村发展；二是外生动力———道路交通、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供给形成便利的互联互通，推动乡村发展；三是制度环境———公共安全、党的基层组织、社会保障等的提供营造了良好的乡村治理条件，赋能乡村治理。
（一）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在提高人员素质的内生动力方面，主要通过乡村地区教育、劳动力培训、公共文化设施、民风民俗传承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完善，提高乡村振兴从业人员的生产效率、乡村长居人员的文明素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改善等，带动乡村发展。教育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源泉，中国农村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升级发展，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效率提高、农村农民的文化素养提升、农村文明文化的宣扬等，都离不开教育的推动。全方位的教育推动主要体现为：乡村基础教育作为最基础教育，办学条件的改善、乡村教师队伍的强化等，特别是教育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为推动乡村教育发展提供支撑；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特别是基于农业产业、生态保护、文明传承、基层治理需求的涉农专业或专项教育，高校定点帮扶机制等的实施，形成了乡村振兴的人才智力支撑，全方位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劳动力培训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深化，也是提升乡村振兴从业人员就业水平的又一重要手段，尤其在促进“产业兴旺”上的作用突出。乡村振兴是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方式、居民宜居环境、乡风文明、乡村治理、生活方式和水平的全面升级，是建设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这就对创新创业人才、管理性人才、沟通服务型人才、项目运营人才等高素质劳动力人才产生丰富的需求，要提供与乡村振兴人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队伍，对现有乡村振兴从业人员的就业培训尤为必要。一是根据乡村振兴发展需求，通过专门针对乡村振兴的劳动力进行培训、评估、督导，有效引导乡村振兴劳动力产出水平；二是通过对现有乡村振兴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其从业技能、增强从业人员贡献，促进乡村振兴。公共文化设施投入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延伸作用的发挥，对于促进乡规民俗宣传、传统文化传承，激发乡村文化活力，推动乡风文明、生活服务至关重要。一是展示栏、宣传展板等农村宣传设施的完善，不仅可以在乡村地区深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先进模范事迹、国家方针政策等，还可以进行乡规民俗、乡贤乡风等示范事例宣传；二是乡村公共文化中心、乡村阅览室等利于村民交流设施的供给，可以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文化思想碰撞，利于村民身心健康，增进乡村邻里关系，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民风民俗的传承发扬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再挖掘，是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乡村振兴中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生态环境是乡村最大的优势，追求发展意味着对农村资源一定程度的开放，但乡村振兴推动农村发展要求以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去开放，尤其要注重保留乡土气息、保存乡村风貌、保护乡村生态系统等，这也是千百年来农村地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产生活习惯遗留下来的成果，通过对这些良好民风民俗的传承来保护乡村生态环境。
（二）外生动力
乡村振兴通过生活方面的交通、生产方面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基础设施改进，通信、网络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提供和改进来形成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与农村农业产品的便利流通，有效衔接城市市场，最终为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提供互联互通的便利条件，推动乡村发展。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改进是乡村振兴外生动力的根本，尤其在产业兴旺目标的实现上作用显著。生产性基础设施主要是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特色产业生产设施等，这些设施的供给和改进，使得广大农村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普遍呈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等特征，可以使重点发展农业的地区极大节约农业投入的成本，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地区尽快实现生产、经营、流通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体系。总之，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供给完善可以促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构建、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融合等，筑牢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基础。生活性基础设施改进是乡村振兴外生动力的催化剂，对打通乡村与外界各种要素和商品的流通、改善乡村的宜居环境至关重要。生活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交通改善、农村厕所改造、污水垃圾处理、亮化绿化工程等。道路交通设施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与国省干道的连接道路的改进，有利于融入当前快速便捷的高铁、高速公路、铁路网络，节约乡村要素、商品与外界连接的时间成本、运输成本等；二是乡村道路的改进，有规划的且标准化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改进，充分促进了乡村最小单元———农户更好地融入市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流通环节，帮助农户增收致富。同时，有规划地实施农村厕所改造、污水垃圾处理、亮化绿化工程等，通过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农民的生活条件，实现在保护农村优良生态基础上的现代化，真正实现生态宜居。通信、网络等软件基础设施是乡村振兴外生动力的新赋能，推动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产业的智慧化经营、精准实施基层治理、乡村文化宣传的提档升级等，直接促进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等。加强以数字技术应用为主的农业产业改造升级，利用卫星采集数据、操控无人机和传感器等，精确控制农作物土壤养分、生长环境、施肥灌溉等，形成智慧化经营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同样，乡村治理应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通信、网络条件的改进，为基层治理依靠数据进行精准决策提供了保障，推动乡村有效治理。在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乡村旅游资源的宣传等方面，依托有力的通信、网络条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以像在城市中一样充分应用，这对于农村旅游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塑造作用显著。
（三）制度环境
乡村振兴通过营造文明乡村建设为主的安全环境、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解决后顾之忧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供给，推动建设文明、和谐、宜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乡村建设为主的安全环境是乡村振兴良好制度环境的最好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并且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一系列培育措施，有助于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一是在农村地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同时，大力倡导孝亲敬老、与人为善、邻里和谐、诚实质朴等乡村传统美德，以提高乡村文明程度；二是通过加强乡村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宣传，立足乡村文明，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丰富表现形式，创造性地发展乡村文明。两者相互作用，营造出乡村全面发展的文明环境。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良好制度环境的最强动力，乡村振兴的“领头雁”“推进器”“主心骨”“压舱石”就是千千万万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通过乡村组织振兴，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集乡村的产业、文化、人才、生态、治理等一系列因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同时涉及各个群体的利益，如农户与农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协同、利益冲突的调和，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实施。在此情况下，千千万万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好的实施主体，努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乡村振兴良好制度环境的兜底保障。乡村振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延伸，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局，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依然发挥着“安全网”的作用。虽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但农村地区全面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因为受历史、资源禀赋差异、个体能力差异、不确定性因素等的影响，在追求富裕生活的过程中，依然会有少数的脆弱性群体、低收入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窘境，形成乡村振兴全面发展的短板，在此情况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为这些群体提供兜底性的生计保障，解决后顾之忧，较为体面地享受乡村振兴全面发展的成果。基于上述分析，不同领域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实际上分别以“内生动力”带动乡村发展、“外生动力”推动乡村发展、“制度环境”赋能乡村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最终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
四、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融合动力机制有效发挥
为推动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融合的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制度环境更好发挥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开启全面实施的当下，精准靶向性地进行制度性安排、合理性措施实施，将乡村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一）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引擎
激发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的内生动力从内生动力机制分析可以看出，乡村地区教育、劳动力培训、公共文化设施、民风民俗传承等公共服务供给与乡村振兴的更好融合，其根本在于各类乡村振兴人才。由此，根据乡村振兴各项发展目标，探索形成一整套针对培养或培训乡村振兴急需人才的人力资源提升体系，培养或培训基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农村创新创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乡村文化宣传和文明传承需要的文化人才等，由此提升乡村振兴从业人员的生产效率、乡村长居人员的文明素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改善等，带动乡村发展。
（二）以促进互联互通为目标
促进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的外生动力从外生动力机制分析可以看出，乡村地区生活、生产性基本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其根本在于促进要素、商品、信息等的流动。由此，在基本基础设施方面：一是基于县域层面甚至市级层面统筹规划，依托当前较为完善的高速公路、铁路网，合理布局商品、生产要素中转网点，不仅缩短了与高铁站、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距离，而且方便周边农村商品和要素的聚集；二是对适合规模化经营的农田水利设施进行改进，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智能化农机具进行改造等。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一是加强与城市商品和要素市场联动的乡村信息服务能力建设；二是加强推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转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业建设。以推动两类基础设施的改进，来有效衔接城市市场，促进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和农业产品的便利流通，最终通过提供互联互通的便利条件推动乡村发展。
（三）以治理有效为目的
提供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融合的制度环境从制度环境机制分析可以看出，乡村地区文明的安全环境、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等供给，目的在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一是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力倡导孝亲敬老、与人为善、邻里和谐、诚实质朴等传统美德，同时与时俱进地推动新乡贤文化，推动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二是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坚持党建引领，充分保障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坚持党员带头，带领群众以高涨的热情投身乡村事业。三是进一步夯实社会保障制度在乡村振兴中的“安全网”作用：一方面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尽量做到应保尽保；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充分提升脆弱性群体、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最终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乡村治理制度环境，推动建设文明、和谐、宜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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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培训范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兴；实践路径
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在新的发展矛盾背景之下，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并急待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的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现实发展中最困难和最艰巨的问题。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解决新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发展思路。
1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概念界定
1.1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要把握住农业产业、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以及农民的生活质量这些方面，全面建设新农村，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另外，还需着重理解“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即要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五个振兴目标互相联结，一脉相承，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推进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学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些学者提出由于农业农村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要求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应时而生[1]。第二，还有学者根据调查发现，在乡村普遍出现了劳动力老年化以及农村空心化的问题，农村基础设施、乡村治理、生态环境等方面与城市有差距，而我国目前区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促使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2]。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以消除贫困和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为发展目标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对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1.2乡村人才振兴的内涵
目前，农村人才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率与农村再生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人才差距已成为制约农村再生的最大障碍。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人才，必须突破乡村人力资源的限制问题，加强乡村人力资本的开发。要破解乡村人才不足的发展困境，就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然后辅以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增加农业产业的就业和创业吸引力，为乡村打造专业的农业智慧人才。总书记强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农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所在。国家的发展方方面面都需要依靠人才，农村的发展也需要人才的强力支撑。
2乡村人才振兴的必要性
2.1乡村治理内容的扩展
乡村振兴要重视有效治理的重要性。治理有效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社会发展要求，这是治国理政思想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生动体现。乡村治理振兴规定了基层组织在新时代条件下应该承担的使命，为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坚定的政治保证。乡村治理的新格局对农村的干部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村官干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作风问题，要彻底瓦解过去以熟人关系为重要基础的农村治理局面，建立更加完善、公平公正的治理局面，切实维护好村民的根本利益[3]。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水平，必然要改变过往约定俗成的建制村设置党的组织方式，要扩大乡村党组织覆盖面。村干部需将德治作为行为规范的内在制约，将法治作为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的外在制约，将德治与法治观念深刻贯彻，建设良好的乡村基层自治。有序的乡村治理可以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乡村社会发展迸发活力。
2.2农业生产方式和功能发生改变
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是硬道理，调整升级乡村的产业就势在必行。农村的产业振兴要因地制宜，以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结合当地特色进行创新发展，改变老旧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农业人才更显得十分重要。升级发展农业产业，不仅需要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还需要很多相关发展产业的人才。例如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结合时代的发展，把握发展潮流从而开发新市场，那么就需要农村电商方面的人才，借助互联网进行电商交易，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此外，人才可以引领产业升级，促进产业联合，改变原来简单的低质量生产方式，利用自身优点转换发展方式，并寻求与其他企业合作等方式促进发展。
2.3乡村文化建设的需要
乡村文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古往今来，许多以农村为题材背景的文学作品都广受人们欢迎，乡土文学无论是其题材还是创作手法，总是能与现实碰撞出别样精彩的火花。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以及农村人口的不断流失，农村文化开始出现边缘化的趋势[4]。乡村开启城市化的进程，乡村文化各要素开始消散，人际间的联系不再紧密，同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基础的逐渐消失，导致农村传统文化和信仰的崩塌。农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文化认同感下降，植根于农民精神世界的传统道德观念正在被瓦解。本应是农村文化继承人的农村青壮年正流向城市，导致优秀传统农村文化的继承人匮乏，许多习俗、技艺和优秀文化逐渐消失。
3乡村人才振兴的发展困境
3.1总量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呈现二元对立的局面，城市不管是在经济发展、福利待遇还是公共服务等各方面条件都明显优于农村，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从此定居城市的人更不在少数，乡村人才的持续外流，造成农村地区劳动力的缺乏，尤其是农村建设的实用人才更为稀缺。此外，对农村地方人才缺乏培养，导致农村地方人才素质未能提高，农村青年人才的真正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农村创业支持的缺失也是农村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无法吸引更多的专业创业人才聚焦农村，使乡村得不到创新型的发展。
3.2结构不合理
农村人口结构分布的不合理，会在农村振兴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效果造成直接的影响。首先，农村人口的年龄分布是不合理的。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留下来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其次，农业人才的区域分布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我国幅员辽阔的基本国情和当前全国区域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存在东部发达省份的农村人才整体素质明显优于欠发达地区的现象。最后，农业人才生产的分配结构是不合理的。如今，大多数农业人才专注于单一的农业领域，如旧式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而乡村振兴需要的是能够创新农业产业的人才。
3.3培养模式有待优化
根据目前的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工作的情况来看，培养机制仍不完善，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并不匹配。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培训缺乏全面规划，未能及时完善对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划和培训需求的规划，导致培训工作出现目的性缺失的状况；二是培训的理念和内容需要重新制定，过去的培训理念和内容过多的在方针政策上增加篇幅，而缺少农业农村现代化技术和观念相关的内容。此外，培训的内容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的层面上，关于农业科技、现代化产业经营管理等内容严重缺失；三是培训资源未能达到相互联结，政府部门的扶持与教育培训分离，导致大量的教育资源被浪费。
4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径
4.1重视并发展乡村教育
第一，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在实践中，根据农业的实际需要，把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有效结合利用起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体系，基于农业协会、城市企业、合作组织和其他问题，协调和综合适合农民和当地农村发展的农村培训方案，实施现代科学的项目管理，增加广告宣传，吸引农民学习。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技术讲座、网络广播、微博、官方账号等多种方式，对农村人才培养进行全面、有针对性、系统的报道。第二，科学地选取教育内容。根据该地区农村人口的特点和现状以及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尊重因地制宜和按需培训的原则，并针对农民的实际需求，创建操作、培训体系和内容。教育内容决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在内容界定上，需将专业性与普遍性结合。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需要树立积极的工作观念和创新思维，了解现代农业的基本知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部门和部门的农民，也应按类别组织课程，并将部门仔细划分为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其他行业，以提高培训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4.2创新培训模式，优化人才结构
第一，注意农民群体培训的独特性。要立足于农业劳动力的特点，创新培训方式和方法。对于农民来说，相较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切身的实践更为重要。根据这一特点，应将培训课堂拓展至乡间田地，在实践中掌握理论；除此之外，对于新型农村劳动力，要把握住他们的心理及年龄的特点，可以通过网络远程等方式进行农业教学培训。对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要积极为其构造就业创业服务平台，邀请成功人士交流经验和职业培训，以增加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第二，注意培养网络化。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互联网相关的培育内容不可忽视，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农民的不同需求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缩小时空地域的差异，即使在偏远山村也能通过网络将产品推向公众。另外，有效地使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可以使产业的宣传成本降低，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产品升级中去，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第三，注重产学结合。在“半农半读”人才培养模式中，要注意实施产学结合，彰显办学特色，才能更有效率地提升乡村人才水平。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要立足于农民群体的具体需求，并培养农民分析市场行情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将教学与当地特色产业融合。各地要结合本区域的具体情况，使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联合好政府和培训机构，通力合作选择一批具有示范价值和开发价值的农业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创新项目。
4.3建立政策及资金保障机制
资金支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持体系的重要保障。因此，要从增加涉农财政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源筹集渠道等方面建立资金保障机制。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的农业必须向规模化经营的方向发展，打造出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这需要政府加大扶持政策力度，建立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支持各类农民培训项目，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民提高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挖掘农民的创造活力。政府部门要积极完善和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为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扫清障碍、增加助力，提高大学生投身于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同时，有力的资金支持和强力的政策保障，一定会使更多的与农业相关的企业将目光投向乡村，进而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
5结束语
乡村治理培训范文3
关键词:乡村治理;“三治合一”;自治;法治;德治
党的报告中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乡村社区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单元，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着不少急需破解的难题。“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浙江省桐乡市于2013年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进地将法治、德治、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又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必然要求。目前平凉市辖102个乡镇，现有常住人口210．3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30．81万，占常住人口的62．2%。近年来，我市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大力推进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建立村规民约，并实施农村万名“普法带头人”培养培训工程、“法律八进”等一系列举措，初步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但进入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农民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难以解决新问题。党的报告中“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为我市乡村由“管理民主”向“治理有效”的升级找到了路径。因此，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着力构建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以信法守法为准绳，以崇德向善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和治理新办法，为平凉市102个乡镇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坚实支撑，为建设绿色开放幸福美好新平凉做出贡献。
一、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具有丰富的时代意义，它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
(一)“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2］。乡村社区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单元，同时乡村事务的复杂性对乡村治理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衡量标准，学术界普遍认同俞可平教授的观点，他提出可以通过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和协调这五个标准来衡量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3］。而“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出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村内民主治理水平，通过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通过加强道德教育，提升乡村社会文化水平，这一系列要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标具有高度耦合性。因此可以说“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二)“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党中央为新时代“三农”工作做出的顶层设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广大农村的小康，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短板，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保障。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涉及乡村治理的诸多问题，是一套规范化的乡村治理运作机制，可以称之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论和本质要求［4］。“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将“以法治村”与“以德治村”相结合，在方式方法上探寻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有机统一，不仅迎合了建设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而且使德治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维度关系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的维度关系并非平行并列，而应当理解为“一体两翼”的关系。
(一)自治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村民自治通过保障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不仅激发和调动了农民参与治理农村事务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从本质上讲，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民自治，主要致力于完善村民进行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规范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行为，充分发挥自治主体的聪明才智，建立一套符合民情、彰显民意的自治体系。当前，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就是要坚持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挥好自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不断地从群众利益出发完善、深化、拓展村民自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密切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创新村民自治制度的形式，赋予基层自治组织以决策权、议事权，确保农民在基层自治实践中逐步提高民主素养，从而提高自治的意识和积极性。
(二)法治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保证
在法治社会，任何组织、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以法律为准绳，同样，民主和自治也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只有严格遵照法律程序，民主和自治才能够得到保障，不以法治为底线的民主，实则为多数人的暴政，而没有法治的自治，也终将会成为某些人的专制。因此，法治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而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德治是在法治准绳下的德治，互不违背，互为前提［5］。自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可以说是逐渐加快，农民的法治意识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基层组织和干部在依法办事方面的能力也在持续增强。可以说，基层农村是依法治国的重点难点所在，农村法治情况决定了整个国家的法治情况，因此，乡村法治是新时期基层农村稳定秩序、促公平讲正义的基础保障。在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当中，更加需要法治思维的保驾护航，乡村自治离不开法治的大背景，农村矛盾也需要法治去解决。具体来看，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要引导村民在自治中树立依法治理的思维，明确村民自治的法治界限，使其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并学会在法律的范围内处理各项村务，解决各类矛盾，避免出现越权、缺位等情况，自觉规范村民自治行为，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推进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基层法治环境。
(三)德治是“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以耕读传家，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重视弘扬彰显人的道德精神，始终强调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精神，因此认为教育、教化的目的是“明人伦”，是培育有道德的人。故此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加入德治，能够充分发挥出我们中华民族“礼法合治”的强大优势，以其内在的约束力为自治和法治赢得情感支持和社会认同，可以说，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辅助工具，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乡村治理不仅仅是对村民的管理，还应该包括整个乡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提高，整个乡村道德风尚和村民道德水平的提升。这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方针的主要努力方向，同时也是平凉市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指标。因此，在新时期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不断构建以传统美德与传统文化为主的核心价值观，将德治纳入“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以德治规范自治，以德治弥补法治，将软治理与硬治理有效结合，使三治齐头并进，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基层农村社会和谐。总之，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为辅助，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系统，通过三治有机结合，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三、平凉市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平凉市乡村治理取得了较大成效，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逐步趋向民主化、法制化、多元化。但与此同时，平凉市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主要表现为:村民公共参与有限;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化;乡村治理法治缺位;乡村传统文化严重缺失等等。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平凉市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更关系到平凉市能否同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村民公共参与有限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作为治理主体之一，本应积极参与到乡村事务中，充分发挥其主人翁作用，但现实中却呈现出村民对于公共事务参与不足或是缺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村民参与意识淡薄。受长期的小农经济和“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影响，平凉的许多传统农村中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的老少妇孺中多数村民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参与公共事务不积极，参与意识淡薄，过多地依赖村委会的安排布置。二是乡村精英流失，治理主体能力弱化。乡村管理人才素质的高低对乡村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乡村治理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乡村治理精英。笔者在对甘肃省乡村治理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乡村治理先进示范村都有素质较高的“能人”带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青壮年男性大量外出务工，村里只留下老人、妇女、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乡村空心化”问题突出，村内一些精英一旦致富，便大多搬往县城居住，与本村的联系逐渐减弱，这就导致乡村治理人才短缺，治理主体能力弱化，甚至出现村民委员会选举没有合适人选的尴尬局面［6］。随着“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加剧，乡村精英流失严重，留在农村的以老人、妇女、儿童居多，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组织学习能力较弱，缺乏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近年来平凉乡村普遍呈现出村级后备干部资源缺乏，乡村治理人才匮乏已成为乡村治理的瓶颈。三是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不足。在乡村治理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村民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使得部分有意向参与乡村治理的村民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和路径。
(二)乡村治理主体单一化
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多元共治也成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乡村治理的大势所趋。但长期以来，受小农意识和保守的政治文化影响，在甘肃的乡村治理主体中，仍是呈现出乡镇政府“一家独大”的管理模式。具体表现为乡镇政府长期习惯于掌控乡村各项管理工作，对乡村过度行政控制，把村委会当成下级，公共产品资源的分配也多是由乡镇政府决定。“村两委”矛盾问题突出，各自为政，给村民自治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民主体制机制不健全，村民自治在部分地区流于形式。村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虽在逐步崛起，但民主层次不高，缺乏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使得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仍然处于自发、零散的状态，在数量上偏少，规模上偏小，力量上偏弱，内部管理不完善，参与治理的能力较弱。而“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内部精英，对乡村社会情况十分了解，深受村民们的尊重和爱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在目前的乡村治理中，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使其游离在治理主体之外，未能将应有的价值最大化发挥。
(三)乡村治理法治缺位
在全面依法治国、大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平凉市乡村治理中却仍然呈现出法治缺位，村民法律知识贫乏，法治意识淡薄，开展法治工作力度不够等现象，具体表现为:一是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处于西北内陆的平凉市乡村多数仍是传统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大多是不识字的老人，文化素质较低，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法律的动力不足。此外，在中国长达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下，传统农村中“人治大于法治”的思想根深蒂固，当村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习惯求助于家族势力，托熟人、找关系解决，很少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合法权益，这就使得法治的实施在乡村受到不少的阻力。二是农村法治工作仍然存在“三无”现象。所谓法治工作“三无”现象是指农村没有专门的依法治理工作队伍、没有专门的工作手段、没有专项活动经费。在农村深入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乡政府和村委会都将工作重心放在能带来实际效益的经济工作上，个别乡村对法治工作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对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在认识上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使得许多乡村法治工作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同时平凉农村中普遍缺少法治骨干，村干部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识贫乏，加之培训不够，在组织村民学法的过程中只能念念法律条文，学习的效果大打折扣，这就使得村民普遍存在对法律搞不懂、听不进、没法用的现象。
(四)乡村传统文化严重缺失
当下，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风起云涌，各种观念的横冲直撞，当代公民的道德素质遭遇滑坡，农村的传统文化缺失。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德”等基本品性操守，在家庭教育中传承，在乡野山路上沿袭。特别是青少年在对“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的诵学汲取中，在父辈等权威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下，使得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秉承了这种传统思想。但在当下，农村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社会发展不均衡加重。一时间“言必谈经济”“时间就是金钱”等发展经济的主流思想占领了农村的价值观领域，使得很大一部分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一些村干部、基层党员素质不高、党性不强，不讲民主，蛮横专断，集体意识薄弱，宗族观念深厚。越来越多的村民展现出市侩性、功利性、自私性等特点，不良风气开始在乡村蔓延。近几年平凉市农村彩礼居高不下，六县一区中，庄浪农村彩礼最低，十万元左右，泾川农村彩礼最高，普遍在二十万以上。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炫富攀比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现象痼疾难除。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很多村民钟情于迷信活动，不信医生信鬼神。尊老爱老的氛围也有所淡化，薄养厚葬现象在平凉市农村比较普遍，不关心老人、甚至不赡养老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四、“三治合一”视角下平凉市乡村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针对平凉市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必须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融合，全面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平凉市102个乡镇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坚实支撑，为建设绿色、开放、幸福、美好的新平凉做出贡献。
(一)自治固本，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
第一，规范民主选举。民主选举是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干部的制度，是村民自治最基本的形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应坚持按照民主、公开、平等、公正的原则，候选人的产生可采取多种形式，在投票之前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讲，接受村民质询，完善投票程序，保护广大村民的自由选举权，对于不方便来现场参加投票的选民可以采用登门接受投票或函投的方式，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避免出现拉票腐败、走过场的问题，真正使有政治觉悟、有服务热情和办事能力的优秀人才进入村级管理岗位。第二，促进民主决策。民主决策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关键，是村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重要内容。应不断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平均每10户推选一名代表，一般任期3年，一切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都有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还可设立专门的民主议政日，树立民主决策的权威，真正让村民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第三，实施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主要标志，是指村民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对本村的公共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的一项民主参与制度［7］。笔者实地调研走访过程中发现，当前平凉市90%的乡村都实行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制定了操作性较强的村规民约，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其中灵台县西屯镇的白草坡村创新性地通过红白理事会、“和谐五星”创评活动、农民夜校等模式，不断健全各类组织，疏通村民参与管理的渠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还因此被评为省级文明村。白草坡村根据本村实际情况，针对近年来村民在婚丧嫁娶事宜中存在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的陋习，专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制定了详细的红白事办理流程及标准，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彻底改变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形成了节俭、文明的良好风气。第四，强化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保障。村委会应定期向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报告工作，自觉接受村民对村委会工作的监督和评价。应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全面推行村务公开，对于公共事务特别是财务方面一定遵循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原则，防止腐败的滋生。此外还应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不称职的干部实行罢免，将原来的村干部工资奖金由乡镇确定变为由村民民主评定，从而培养村干部为民服务的意识，加强村民对干部的监督，同时还能防止乡镇政府过多地干预乡村自治事务。
(二)以法治为纲，建立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
第一，增强村民法治意识。强化乡村法治建设须从培养村民的法治意识做起，法治意识是强化乡村法治建设的起点。当前平凉市乡村中村民普遍存在对法律搞不懂、听不进、没法用的现象，法律意识淡薄，法治观念不强。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普法力度，除了开展法治宣传专栏外，还可利用农民夜校、法律讲堂等平台，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不断强化村民学法的行为自觉。在大力宣传法律知识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司法下乡的方式，将庭审现场设在乡村，使村民在观摩庭审过程中学法、懂法，做到不畏法、不惧法。只有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村民的法治意识，树立法律维权观念，积极引导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乡村法治建设才能更上一层楼。第二，健全乡村法治工作机制。乡村法治工作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农村法治工作机制。针对当前平凉市多数乡村中依然没有专门的依法治理工作队伍、没有专门的工作手段、没有专项活动经费的问题，应配备专职的法制宣传员，配强乡村依法治理工作骨干，对专职法治宣传员和村社干部应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对村社干部和村民的层层培训，真正实现每村、每社、每户都有法律明白人。同时还要加大财政对乡村法治工作的投入力度，落实工作责任，通过与工作绩效挂钩，将法治工作与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相结合，切实将法治工作纳入乡村事务管理中。第三，抓好学校的普法工作，推动乡村法治工作。平凉市的乡村作为西北内陆传统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儿童，呈现出“乡村空心化”的现状，其中留守老人文化素质较低，学习法律知识的动力不足。针对这种现象，应大力抓好学校的普法工作，将在校学生作为普法的重点对象。应充分利用学校这一有利平台，采用各种方式对学生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培训学生成为法律宣传员，让学生把所学的法律知识带回家，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所学校带动几个乡村，推进整个乡村的普法工作，促进法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德治润心，建立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
第一，着力复兴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是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建设美丽乡村，不能因为搞现代化就丢掉我们的文化根脉，而要在传承乡村文明、乡土文化上下功夫，留得住乡韵、记得住乡愁［8］。首先要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新农村的建设，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的大力支持下，笔者通过走访发现，近年来平凉市接近60%的乡村已经建有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实现了广播电视村村通，还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营造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氛围。政府应继续加大在乡村文化设施方面的投入，加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其次，要通过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乡村文明水平。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各类评比活动中，把公德意识、诚信意识等纳入评比标准，使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9］。例如灵台县西屯镇白草坡村推陈出新开展“和谐五星”创评活动，以致富、孝爱、守法、诚信、新风为主要评价内容，一年两次经农户自评、社内公开评选，再递交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及乡镇政府层层审核通过后，才能被授予“和谐五星户”。通过这种以评立德的方式不仅能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而且在全村形成了追求主流价值观的良好氛围，使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第二，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家是一个国，国是千万家”，每个家庭的和睦孝悌直接影响到整个乡风文明。要打破“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魔咒，村干部、驻队干部要深入不和睦的家庭，及时纠正不赡养老人、家庭暴力、高价彩礼等问题，遇到家庭琐事纠纷，号召召开家庭会议，村干部、家族和邻居旁听，让老人有发言权、话语权、做主权。要倡导宣传“四世同堂”“最美家庭”“好儿媳”“好老人”等文明家庭，组织村民过好“母亲节”“父亲节”“重阳节”等孝亲敬老的节日。要求子女定期探视分家另过的父母，在衣食住行和治病疗养上尽到义务，村干部和驻队干部多走访、多帮助、多开导，让婆媳一心，家庭和睦，从而带动村风的好转。第三，发挥“好人”引领示范。凡人善举积聚道德力量，身边好人引领文明风尚，自2014年由平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平凉好人”评选宣传活动以来，已累计了8期92位身边的“平凉好人”，他们是最可敬可爱的人，在全社会弘扬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这些平凉好人来源于群众，来自基层，在他们真实又鲜活的事迹中我们感知到了人性的温暖、人间的大义、社会的正气。要将这些好人事迹在乡村的学校、村民之中展开宣传，充分利用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道德教育，多方位、多角度地宣传。在乡村开展“文明家庭”“十佳儿媳”“好人模范”等评选，发挥民间舆论作用，在乡村墙壁、宣传栏上通过喷绘、张贴等形式，对村里的好人进行大力宣传和表扬，营造浓郁的“好人氛围”，使凡人善举成为村民的生活常态。并且组建好人事迹宣传团，进村入户地宣传演讲，用好人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事迹打动万千群众，达到教化的目的［10］。要将这种宣传作为长期的工作任务，不可半途而废、虎头蛇尾。第四，抓好学校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常言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应当把道德教育融入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过程，使乡村的孩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强调以厚重的平凉历史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为依托，以静宁县界石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庄浪县梯田建设纪念馆、泾川县四坡村红二十五军战斗遗址“红军楼”、中共平东工委纪念馆、中共灵台工委纪念馆、中共华亭工委纪念馆、吴焕先烈士纪念馆、保至善烈士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为依托，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乡村学校的学生们就近参观，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弘扬主旋律，转播正能量，培养乡村学生的文化自信。第五，对失德者惩戒约束。西方发达国家对失德失信人员的策略是加强对违法犯罪、欺诈等人员的调查和曝光，对违背道德的人处以高额罚款甚至刑事处罚。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我们也可借鉴其精华部分为我所用，例如对不赡养老人的家庭，在村干部对其规劝无效的情况下，可以老人的名义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子女必须履行赡养义务，对于经常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可申请妇联的救助，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对违背道德并屡教不改的人在村广场、宣传栏里张贴“黑榜”，使失德者感到羞愧，达到教化人的目的。通过以上一系列制度手段使败德群体受到严惩，付出惨痛代价，再也不敢为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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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培训范文4
社区教育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社区教育的对象为全体社区居民。囊括所有年龄、阶层、种族等的人。社区教育具备大众性、地域性、服务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农村社区教育，是以农村社区所有居民为对象，充分利用区域内外的教育资源，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为目的，最终促进农村社区经济、文化全面良好发展的各类社会学习活动。
二、乡村振兴战略
党的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决策，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比，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新视野、新高度、新境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具体的建设目标体现为报告中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与2005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生活宽裕”相比，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在内涵的深度与广度、建设的目标与要求等方面，都有了不少新的意涵和指向，最终目的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必须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这“二十字”方针，使相关政策和举措产生真正的效率，并且切合当地乡村发展的实际。
三、社区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一）乡村振兴与社区教育的关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是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布局在农村发展的具体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战略。其有效实施的根本在于人及人的现代化，在于农民主体的生产生活理念和方式的转变，在于职业技能和文明素质的提升。而社区教育面向社区居民，是以促进人的发展和社区发展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国际国内社区教育的相关文献梳理和实践经验表明，两者逻辑关系的原始点，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满足人的不同的教育需求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由于社区教育的对象为全体社区居民，加之具有大众性、地域性、服务性等特征，因此，社区教育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我们的实践探索
近几年，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南京汤山社区教育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好的做法经验，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助力“产业兴旺”，促进“生活富裕”。实现产业兴旺，必须培养造就大批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农村发展建设带头人和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多年来，学校主动与街道农服中心、农机站等多部门联合，结合农村社区及当地产业对人才的需求，秉承“服务、开放、合作、创新”的办学理念，立足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贴近居民需求，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培训教育活动。学校开办的“免费电脑培训”在汤山家喻户晓，被评为南京市优秀特色培训项目；为促进汤山温泉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学校主动与多方合作，开办了宾馆服务、餐饮、导游等多项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又结合汤山新城建设及汤山农村的城市化进程，针对失地农民，开办新市民适应性素质教育、广场舞、公益讲座、烹饪、插花技艺、布贴画、摄影等各类社区教育活动，提高居民素质，让他们更快更好的适应新环境、新生活。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共同走向生活富裕，每年学校都要按照区级目标要求，多渠道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包括农村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失地农民培训等等，受培训人数近万人；每年组织南京市农科教讲师团“送教下乡”活动6场，深入田间地头，受益群众近千人，为当地现代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以及汤山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实用人才，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近年来，汤山社区教育又在积极培育打造省市级“教育服务＂三农＂农科教实验基地”上下功夫，通过农科教实验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带领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
2.助力“生态宜居”的乡村营造。社区教育是生态宜居的关键环节。中国古代历来奉行“天人合一”的自然发展理念，农民富，生态美，家园广阔，山清水秀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理念在乡村的生动再现。乡村发展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人民生存无忧，乡村振兴的最高理想还是回归自然，造福人类。为打造旅游养生、生态宜居新汤山，汤山社区教育人更新观念、创新思维，结合汤山温泉地域优势及汤山新城建设，挖掘整合多方资源，积极开展“两山理论”宣讲进社区系列活动，宣传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理念，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指导并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开展环保及垃圾分类宣传教育，以大量鲜活的案例和真实图片展现：汤山街道在落实“两山”理论、做好绿色生态发展方面所作的努力奋斗及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让现场居民们亲眼目睹家乡的变化发展，切身感受到汤山践行“两山”理念，从“吃资源饭”到“吃生态饭”，以“生态+”和“温泉+”为引领，形成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引导、鼓励社区群众从自身做起，以奋斗者的姿态，与时俱进，适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要求，围绕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美的目标要求，做好垃圾分类，誓做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3.助力“乡风文明”，促进“治理有效”。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乡风文明的基础在家风。“天下之本在家”，指出：“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因此，总书记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开展社区教育是提高乡村成人父母家庭教育水平，实现代际间良性互动，促进家庭和谐共生的基础工程。为此，汤山社区教育人作出不懈努力，指导各社区建立校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辅导站，深入中小学或社区开展家庭教育、隔代教育，以“善育善成”为主要内容，指导家长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紧跟时代步伐，开展“移风易俗”宣讲进社区系列活动，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教育、引导、鼓励社区群众争当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以实际行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尚，构建和谐家庭，传播社会正能量。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是当代社区教育的新使命。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行动目标，这意味着社区教育发展与创新必然要与社会治理相融合。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其关键在于具有现代公民素养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居民群体，良好的社区教育能够加强社区建设，培育优秀群体，从而推动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对此，汤山早就构建起了健全的三级社区教育网络，社区居民学校在做好老年教育、技能培训的同时，围绕社区治理这一中心，积极献计献策，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素质，开展文化活动凝聚人心，配合社区做好有效治理。
四、思考
乡村治理培训范文5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困境与对策
前言
报告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报告指出，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秉承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原则，依据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的总要求，逐步促进农村农业现代化，早日实现乡村振兴。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逐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会推动我国农村地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促进农村高质量发展，也是破解长期存在的“三农”短板的主要措施之一。众所周知，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和根基。因此要立足于乡村治理实践，总结和分析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
一、乡村治理概述
学者近年来聚焦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颇受学术界普遍关注。治理的本意和“掌控”基本等同，即操纵、控制之意。治理概念的提出者罗西瑙指出：“治理是基于共同目标支持下的一种活动，治理主体可以不是政府，同样也不一定要借助国家强制力量来完成。”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报告中这样界定治理：“它是各类私人或公共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方式之和，是协调诸多利益矛盾或者社会冲突时开展联合行动的一个持续性过程。它涵盖了四大特征：首先，治理体现为一个过程，并非某种活动或者一整套规则，治理过程以协调为基础，而并非控制；治理牵涉到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治理亦非正式化的制度，它体现在持续性的互动过程中。它很充分地概括了治理的深层次内涵，受到了西方理论界的普遍好评。国内学者也纷纷探讨了治理理论的相关内容，比如著名学者俞可平这样界定治理的概念：它指的是民间或官方的公共管理组织在特定范围内借助公共权威满足民众需要、维持秩序。治理旨在通过各种制度关系中，以权力来规范、控制、引导公民的行为和活动，以充分地增进公益。结合上述分析，笔者对治理的特征做如下概括：首先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如政府、公关部门、社会组织、公民、私人部门等，主体间可以主动参与合作、分工、协调相关活动，并共享收益。其次是治理方式，多元主体按照非正式制度，或者规范化、科学化的正式制度，在协商沟通中平等参加各种活动。最后是主要的治理目标在于达成治理的公平性、法治性、参与性、效率性、责任感，从而达到“善治”的目标。1998年徐勇教授在国内首提乡村治理的概念，牵涉到权利配置举措、乡村治理涉及的主体、乡村治理的目标和针对性的具体过程。指出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的有效延伸，同样体现出了治理活动的相关特征。贺雪峰指出，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乡村，或是乡村采取哪些手段实现自主管理，以促进乡村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持续进步。结合以上学者对乡村治理内涵的具体阐述，乡村治理指的是村委会、乡镇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党组织、村民、村干部等多元主体，在非正式制度或者规范化科学化的正式制度的引领下，平等主动地参加乡村社会管理的共建共商共享过程，切实推动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乡村善治的目标。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首先，村民自治的水平和程度亟待提升。《村委会组织法》界定了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地位，村委会应该积极推动农村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等，引领村民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自我教育，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优化乡村治理、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农村地区的不少劳动力觉得种田赚钱无望，遂转移到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城镇区域中，新兴的、优质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失。不少地方的村民不能有效地进行民主选举，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开展民主监督等。部分人口基数较低的村落，甚至无法选出合格的村委会成员，遑论村民自治达到预期效果了。国家正在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和摧毁了一大批村霸村痞等犯罪势力和团伙。然而，受到经济利益等多个诱因的驱动，基层农民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农民不敢积极建言，不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我的合法权益。其次，政府部门非法干涉。宪法指出村委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由相关法律界定，《村委会组织法》的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乡、镇、民族乡人民政府应该指导、帮助和支持村委会的各项工作，而且严格禁止乡镇政府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的相关事项，而且指出村委会要协助基层政府落实相关工作。因此乡镇政府要尊重村民自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和权限，不得非法干涉。其次，村委会在实行村民自治的同时，要协助乡镇政府落实相关工作。然而乡镇政府通常情况下会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过分干预乡村自治的相关事项。比如控制和操纵村委会选举，直接插手村务决策和管理，随意撤换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村民处于弱势地位，自然无法聚合以形成能够和公共权力相制衡的总体力量。部分村委会按照上级政府的规定，组建对应于政府机构的相关组织，后者将各类行政事务交给村委会办理，村委会事实上变成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末梢”。但这些做法背离了宪法与相关法律的要求。整体来看，这些都属于短期性、不规范的治理行为，并非基于村民内生动力、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都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照章办事。再次，乡村文化异化现象不容忽视。如今农村群众普遍拥有了智能手机，很多家庭购买了电脑、电视，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然而不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不高，对这些信息中的错误观念、腐朽思想等缺乏较强的抵制力和鉴别力。部分群众对乡村传统文化、美德、价值信仰等的认知发生了偏差。乡村地区如今出现了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文化异化现象较为突出，亟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这些现象导致少数农民群众的行为发生了偏差。但是这些现象和建设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着较大差距。乡村文化在改善和优化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必须大力整合优秀的乡土文化，使其与时代特色鲜明、积极健康的新型乡村文化相符合，为建设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供文化支持和智力支撑。否则，优秀乡村文化的缺席，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乡村治理效果，进而波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最后，村干部的乡村治理能力有待提高。不少地区受到师资、工学、场地、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没有向村干部开展系统化、大规模的培训教育活动，通常情况下只能是以会代训。不少村干部思想比较保守，工作效率不高，缺乏较强的思想意识，不具备较强的带富能力，习惯于采取老办法、旧经验。不能深入地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与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理解不够深入准确，在运用时只能断章取义。部分村庄的两委不够团结，彼此拆台，党组织涣散。部分地区的极少数村干部通常情况下受到利益因素的驱动，工作作风非常粗暴，方法比较简单化，不能有效地平衡与协调各方利益，不少问题“摆不平”、“理不顺”。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改善乡村治理困境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提升村民主人翁意识，增加村民自治内容。广大村民是乡村治理活动的主体。在丰富和完善乡村治理内容的过程中，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提高他们的自治能力，使他们当家做主的权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为此，可以采取下列措施：首先，向广大群众开展村民自治的技能培训和知识教育。比如通过各种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定期向村民宣讲国家的“三农”政策，使他们切实领会和学习党和政府的各项利好政策，更扎实地开展村民自治活动。其次，定期举办民主座谈会、协商会，就广大村民高度关注的问题，和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开展平等讨论和协商，将村民协商民主推向深入。再次，组建村民财务监督小组，监督村委、村务的各项财务工作，完善民主监督体系，杜绝贿赂，严打村霸等问题。第四，引进大学生村官等新型人才，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激发治理活力。这样可以为乡村治理带来一批有活力、高素质、专业性强的新型人才，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而导致的人才流失问题。其次，规范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乡镇政府要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照章办事，决不可过分干预乡村自治的事项。乡镇政府要理顺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从实际“领导”变为名副其实的指导、帮助、支持；双方在乡村治理的大框架内各司其职，相互作用，密切协作，共同提升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能力。乡镇政府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持有所为，发挥自身固有的职能；坚持有所不为，决不可滥用权力。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以法治方式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乡镇政府在推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切实将村民为中心，以满足村民的合法需求、化解各类矛盾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切实履行好自身的公共服务职能，响应国家号召，建设服务型政府机关，合理平衡服务角色与政治角色。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度集中，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和过程。所以，应该积极地改革和优化乡村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比如积极引入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样可以分散政府部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又能够提升乡村治理的效果和效率。再次，完善乡村文化繁荣机制，助力改进乡村治理。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大力增强乡村文化自信，纠正和改善乡村文化异化现象，让广大村民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三观，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首先，建立和完善具备新时代特色的文化供给机制，繁荣和发展乡村文化，有效地满足广大村民越来越旺盛的文化精神生活需求，提升文化精神产品的层次和质量。通过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树立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文化素质。其次，强化预防西方各种腐朽思想和理念的应对措施。不断地净化国内网络环境，掌握和控制好网络主权等，预防西方腐朽思想影响国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误导村民的思想观念。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讲解、宣传、教育等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乡村文化的持续繁荣，坚定地发展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再次，大力余地乡村文化丰富和创新。第四，建立和实施与城乡融合一体化相符合的城市文化支持反哺乡村文化的相关制度体系。要以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文化来提升乡村文化的供给质量和供给层次，让广大农村居民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丰硕文化成果，以满足他们持续增加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最后是组建乡村文化发展繁荣基金，引导、支持乡村文化的振兴和繁荣。当然，可以引入市场力量，不断创造更多的文化精品，兼顾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后，为了更好地增强村干部的乡村治理能力，首先乡镇党委政府与更高级别的党委和政府部门应该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他们进行高质量的培训教育活动。更新他们的思想观念，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强化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增强他们的带富能力。将老办法、旧经验和不断变化发展的乡村治理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创新乡村治理的相关措施，强化他们的治理能力。其次，要加大对村干部的考核管理力度，通过工资制、值班制、考勤制等措施，增强村两委的战斗力与凝聚力，强化村级管理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再次，要协调村两委的关系，从一方面来讲要合理划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职权范围，确定“村两委”的具职能分工，让村委会依法自主地引领广大村民规范地行使自治权。从另一方面来讲，要循序渐进地改进村村党支部在领导村委会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坚持依法执政。既要巩固村党组织在农村地区的领导地位，又要最大限度地帮助与支持村委会独立开展各项活动。虽然它们的性质不同，然而都应该积极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和价值，通过协调村两委在乡村治理中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农村乡村治理的发展和完善。最后，积极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这也是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的新模式。新乡贤群体指的是乡籍的文化名人、社会名流与经济能人等。虽然也是农民，但是和普通村民相比，他们有更广阔的视野，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性支撑力量之一。村干部应该转变和更新观念，吸引新乡贤更好地发展乡村产业，丰富乡风涵养，化解乡村的各类矛盾，提升翔村镇治理水平。出台相关的文件和政策，调动新乡贤参加乡村治理活动的主动性，更好地引导风气、维持秩序、教化乡民，崇文兴学，发展经济，化解矛盾。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聚焦于三农问题的有效破解，在此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乡村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循序渐进地提升乡村治理实施者和组织者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更新他们的乡村治理理念，优化治理制度和措施，推动治理路径的完善和转型。各级党委政府应该创设有利条件和环境，调动广大群众与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逐步凝聚起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实现乡村善治，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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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培训范文6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战旗村；花茂村
1研究背景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党的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其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来实施。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核心要义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加之城市污染加重，城市居民承受了生活和环境上的双重压力。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回归自然，感受清新的田园风光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来放松身心。乡村旅游因其独特的乡土风情和静谧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截至2017年，我国乡村旅游达25亿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超过国内旅游总收入的30％。乡村旅游最早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我国发展。经过多年发展，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尚未统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认为其核心和特点是“乡村性”[1]。苏飞（2017）[2]认为乡村旅游是借助乡村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农事活动和民俗文化等材料，形成集度假娱乐、观光学习、休闲健身于一体的旅游体验活动。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存在发展方向的协调一致性[3]，乡村旅游能够实现乡村价值再造，弥补因生产要素组合差异而产生的城乡差距，促进“三农”整体和城乡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4]。大量实践表明，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够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环境，还能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有效引导更多的资源要素由城市流向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基于此，选择乡村旅游发展较为成功的战旗村和花茂村作为案例，分析总结成功经验，对其他具有相似特征的乡村发展旅游业、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案例分析
2.1贵州遵义花茂村的成功经验。花茂村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东北部，以前是一个典型贫困村，村里交通不便、村民收入微薄，就连最基本的饮水问题都不能解决，全村将近一半的村民都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一度成为“空壳村”。花茂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推进精准扶贫引领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推动农旅文一体化发展，吸引了大批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参与家乡建设。如今的花茂村不仅是一个山清水秀、瓜果飘香的旅游胜地，还是一个基本实现了百姓富、生态美、文化兴、产业旺、民风淳朴的美丽乡村，人均年收入从2012年的6478元增加到2017年16000元，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98％。花茂村之所以能够从以前贫困萧条的“荒茅田”变为如今枝繁叶茂的花茂村，主要是以下方面的原因。第一，通过乡村环境治理来保护生态环境。坚持一个规划引领，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全面改善路、电、水、气、讯等基础设施，推行“四改”（改厕、改灶、改水、改圈）和“三进户”（健康知识进户、卫生习惯进户、清洁环境进户），建设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系统，清理河道，硬化道路，引进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倡导村民栽种绿植，并通过制订村寨卫生管理公约督促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二，注重地域文化的保存。花茂村求变，但没有大拆大建，坚持黔北民居特色元素建设农村住宅，打好“乡愁旅游牌”，注重保存乡土风貌、乡土味道，把村庄作为景区来打造，把乡愁作为文化来经营，做到山水需可依、乡愁有可寄，并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文化、农耕文化、陶艺文化打造富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第三，发展蔬菜种植业。以蔬菜种植业为基础，发展蔬菜深加工和观光农业，通过招商引资，推动绿色蔬菜、精品水果、花卉苗木、林下种养等一系列产业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第四，注重推进教育培训常态化。充分整合公共服务资源，配套建设村级图书室，积极开展“农民夜校”等活动，大力开展厨艺技能、酒店管理、网络销售、产业技能等培训，大力提升农村群众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
2.2四川成都战旗村的成功经验。战旗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在20世纪70年代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全县办起了集体企业，2018年底，战旗村村集体资产达到57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4万元，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19年6月，战旗村“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做法入选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为各地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借鉴和参考，其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为以下方面。第一，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导，发展集体经济。战旗村以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为契机，率先开展清产核算，采取以资源换资金的方法，实施土地统一规划管理，这一举措为战旗村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居民集中居住提供了基础条件。此外，战旗村还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以村委会作为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者，以家庭为单位颁发股权证书，村民不仅可以作为公司股东得到分红，还可以作为员工参与到具体的经营活动中。第二，坚持生态绿色发展理念。关闭对战旗村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污染企业，发展以花卉、草木、蔬菜瓜果为主的观光农业，打造规模化的生态景观，借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业，打造A级旅游景区，将原生态农业、种植业、加工业的过程景观化，强调体验式的旅游产品设计，例如让游客体验插秧、抓鱼等农业活动。第三，开展大学生进村入户活动，形成淳朴民风。2006年成都4所高校360名大学生走进战旗村，为全村带来了一次全方面的“大扫除”，战旗村的环境得到了质的提升，给村民带来了好习惯和新观念。除此之外，战旗村还开展了一系列国学诵读、文艺表演等活动，培育形成爱国、淳朴、尊老爱幼等文明新风尚，整个村子呈现出一种幸福祥和、积极乐观的文化氛围。第四，发展特色产业，解决村民的就业难题。如今很多农村成为“空心村”的原因主要是从事传统农耕种植带来的收入无法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导致大量村民外出务工就业。战旗村引进榕珍菌业、非遗郫县豆瓣制作基地等，解决了当地村民近80％的就业问题，以高收入留住人才，真正实现产业兴旺。
3发展启示
3.1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兴旺。传统的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以种植业为主，存在“靠天吃饭”的特征，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则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同时，仅靠种植业实现的经济收益早已无法满足农民的开支需求。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增加农业附加值，实现农民就业多元化，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还能延长产业链，带动商贸、运输、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例如带动农副产品深加工、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生产开发等。同时，利用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引进高新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和智能化决策，形成稳定的产品供给体系，实现产业兴旺。
3.2改善乡村环境，实现生态宜居。很多乡村都处于比较偏远的山区，拥有得天独厚、优美的自然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旅游业多样化的重要依托。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等原因，很多游客“望乡村而却步”。要想发展旅游业，改善基础设施是第一步。政府部门应加大对有旅游发展前景乡村的投入力度，全面改善水、电、路、讯、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着力整治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通过改善乡村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是美丽乡村的直接体现，是吸引游客的核心要素，也是发展乡村旅游所必须依赖的“底气”。乡村要实现真正的蓬勃发展，仅靠政府支持是不够的。发展乡村旅游要通过当地特色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招商引资，同时也需要当地居民参与其中，激发当地村民建设乡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干净整洁、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3.3提高村民素质，实现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农村的具体化，乡村振兴重要的一环是乡村文明复兴[5]。发展乡村旅游能够促进乡土文化、农耕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作用，促进乡村文化兴盛[6]，同时乡村风貌改善也可提升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应当加大思想道德建设力度，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综合素质，结合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要求，根据乡村自身的实际情况完善村规民约，倡导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继承和发扬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群众文艺汇演，举办民间书画展览等旅游活动，引导民间庙会、灯会等活动向着健康、文明、积极的方向转化，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3.4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促进治理有效。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水平体现了国家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同时也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目前许多乡村“空心化”问题凸显，人力资源流失严重，乡村没有了“人”何谈治理。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参与乡村建设，同时有利于推进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战旗村和花茂村的实践表明，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党支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充分发挥村党支部的引领作用，以农民为主体，坚持法治、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原则。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等修改、制订村规民约，树立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文明互助等正面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村民对自身行为的尺度感和规则感。同时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使村委干部、党员、乡绅等群体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弘扬社会新风尚。
乡村治理培训范文7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乡村治理；参与度
一、参与式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
CGG全球治理委员会观点认为，治理是不同主体针对共同事务各种管理方式的总和，包括各种私人机构、公共管理机构，针对不同利益和相互冲突进行有效调和，采取行动上的持续联合。
（二）参与理论
“参与”简单地说就是置身其中，也就是农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农民参与的程度和作用会受到诸多因子影响，例如农民的素质、认知度和参与度等。
（三）参与式治理理论
参与治理结合的理论，就是将一定的权力赋予参与治理的个人和组织，激励和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规划，在这个环节中，政府虚心听取参与主体的心声，结合“网络结构”的治理体系，不断地推动参与式治理思维下的公民自治，所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也称“赋权参与式治理”。
二、德庆县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
德庆县位于广东省中部，有S8和汕湛高速通过，交通便利，总面积约2200km2，下辖13个镇（街道），共175个行政村。官圩镇是德庆县其中一个乡镇，下辖25个村（居）委会。德庆县全面贯彻落实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为导向，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工作，通过创建“四大中心”，一边强镇、一边活村，统筹整合治理力量、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组建乡（镇）“四大中心”，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
过去，基层乡（镇）都是参照上级管理部门设置，但又受到编制的制约，不能一一对应，普遍存在工作没人跟进、服务群众不到位等现象。德庆县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在乡（镇）一级组建党群服务、建设发展、社会事务、依法治理“四大中心”，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把党支部建放在基层、把党员放到工作一线，突出抓工作重心、理清权力边界、下沉工作力量，实现乡镇管理与乡村自治组织之间的有效衔接[1]。
（二）构建“一站式”服务体系，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
德庆县以镇级“四大中心”为载体，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实现群众办事“一站式”办理。“四大中心”把服务窗口功能和机构内部运转相结合，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德庆县依托13个镇级依法治理中心，贯通市县基层社会矛盾调解服务平台，构建网络和线下互相促进的一站式处理机制，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门受理、一网统揽、最多跑一次”[2]。
（三）突出赋能活村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工作过程中，存在“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德庆县在官圩镇试点开展“五治兴村•城乡圆梦”乡村社会治理综合改革，以强化党建为引领，以赋能活村为抓手，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打造一支党组织书记后备人才队伍，破除限制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3]。1.发挥村民的自治作用。政府过度管理，让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发展积极性不高、自治能力受到约束、乡村治理主体地位弱化。通过下放村（社区）建设、管理、发展和监督等权能，强化村集体在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发挥村民“主人翁”精神。2.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治理中参与热情不高的难题，该区域进行“本地村”“网上村”“外地村”。为破解乡村治理无人参与难题，德庆县创新构建“本地村”“外地村”“网上村”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一是把县、镇、村的干部和本地生活的老人、妇女等村民组成“本地村”，主要负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开展议事协商。二是把在县外工作生活的村民组成“外地村”，主要负责为家乡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三是由村委会协办员担任管理“网上村”，主要负责宣传社会民生服务和信息，传播正能量等，凝聚网上村民的共识，共同参与乡村治理[4-5]。3.建立农村“信用七条”。一是成立村民信用评议机构（村民理事会下设机构），主要职责是对村民开展信用积分评定，每年在村公示栏张榜告示。二是搭建农村信用评分系统，主要包括信用信息采集、评分评级、结果应用等。通过建立农村“信用七条”，破解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约束力不强的问题，形成村民讲信用的共识，提升乡村信用治理水平。
三、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程度不够
村民参与度不够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村民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理理念，并不具备主动性，村民对治理工作了解甚少；二是虽然政府非常重视乡村治理工作，但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少，工作量大、兼职多，没有深入了解农户的实际需求，造成治理措施和农户需求之间的错位，难以保证农村的有效治理。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这种状况：第一，有些村民的诉求不知道如何表达，不去思考对乡村治理的意见和建议；第二，之所以有些村民没有参加乡村治理，是因为他们认为乡村治理与自己无关，应该是村政府和村干部的责任，哪怕村干部征询这部分村民的意见，村民也只是应付回答，这些言论对乡村治理不具备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每次召开村民大会，村民也只是应付形式，心不在焉、随声附和；第三，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对村里的事务更是漠不关心，只是节假日回到村里，村里的任何事务都觉得与己无关。
（二）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是我国的治理方式传统上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具体的治理措施都是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落实和执行都是由下级部门进行，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协调。但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很容易导致政府、村自治组织和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责任不明确，可能会导致政府过度干预或者直接放手不管，这与当前倡导的“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原则严重不符。二是村规民约没有发挥应有功能。村规民约的制定有助于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能力，匡正群众价值观、树立乡村新风气，进而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促进基层和谐发展。然而在调研中发展，当前德庆县许多村集体所的村规民约有的是传统道德准则的简单重申，有的内容单一、流于形式，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高，使得这些村规民约在实践中的价值与功能被大大削弱，村民自治也因缺乏抓手而难以落实。
（三）村集体经济较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社会关系的核心又是经济关系。人们之所以通过奋斗争取需要的一切，都是和利益相关。总而言之，乡村治理的基础还是经济因素。在治理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建立政社合作组织、治理活动开展的条件保障，还是社会组织日常办公设置，都需要经济条件的支持。村级集体经济薄弱，难以保障必要的经费支持。薄弱的经济基础，为乡村治理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四、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对策建议
（一）提高村民参与能力和参与度
1.摒弃治理中的陈旧观念，充分挖掘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因为人才是参与式治理的首要因素。我们要善于发现和挖掘本地人的治理才干和潜力，全面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破除村民的陈旧观念，培养他们的治理能力，激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2.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研究表明，村民只有对政策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才会激发参与村财务管理的频率和热情。在实际的工作中，政府应该通过村委公告栏、微信公众号、宣传单、报纸、电视、报纸等形式，让村民逐渐掌握相关的政策内容，并促进群众更快地理解政府的最新政策，引导他自觉地参与其中。另外，必须对群众现实需求给予满足，让其利益得到切实保障，升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3.增加教育投入，通过开展村民学习讲堂，提升村民的综合素质和参与治理能力，提升民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成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
（二）转变政府职能，尊重村民意愿
1.政府不宜过度干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村民自身意愿。2.强化乡镇、村级干部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训，让干部学法、懂法、用法，提升依法治理水平。3.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党建引领新农村建设，大力整顿涣散基层党组织，及时吸收优秀年轻“血液”进入党组织，焕发基层党组织活力。4.将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逐步上升为政策或者法律，通过立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使农村民主管理内容更贴合现实，同时在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过程中促进村民广泛参与，不断丰富议事形式。5.发挥村规民约积极作用。加强乡村道德建设和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引领乡村治理，不断完善乡规民约，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乡村治理培训范文8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区教育；乡愁
党的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以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这给社区教育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社区教育工作者应该提高社区教育定位，主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为提高乡村广大农民的素质自觉迎接新的挑战。
一、从乡愁成为“热词”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脚步越走越快，无数人（特别是青年人）离开村庄去城市实现自己创业梦，这也许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随着城市版图不断扩张，乡村的景象却日渐凋敝，尤其是大批移民离开故土融入新生活，一些传统文化正在逐渐被人们遗忘，许多现代人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乡愁”就成为一个引人伤感、叫人唏嘘的热词。每年，人们为春节回家的一张车票而费尽周章，心中惦记的也许正是家乡的亲情与风俗，所为的也许就是纾解和释放心头的那一抹乡愁。2013年，倡导“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个“热词”就更火了。于是，乡愁便生了根，长出了灵魂，其原因在于乡愁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根，托举着“美丽中国”的魂。《记住乡愁》纪实系列专题片自2015年1月1日播出以来，就引起全世界华人的高度关注，如今已经拍摄了第4季，每季60集，每集一个村镇。纪录片讲述的是中国乡土故事，重温的是世代祖训，寻找的则是传统文化的基因，故事讲得很温暖，萦绕着亿万中国人心头的家乡记忆、乡土情怀。纪录片让观众在回望家乡土地的同时，记取土地背后的文化价值，回望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自信。
二、美丽中国梦与乡村振兴
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要问在这40年的峥嵘岁月里那个群体的贡献最大，毋庸置疑的就是农民，特别是“农民工”———这是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最频繁的、最具有中国特色、最有时代感的词汇。中国梦尽管有一代一代的领袖把舵引领，但是每一项具体工作总需要落实，总得有人实干。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又一批农民肩挑背驮，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在工地、在厂矿做着最劳累的工作；每一栋高楼大厦，都留下了他们的汗水与血滴；每一条流水线，都闪烁着他们忙碌的身影；街道的清洁、管道的铺设、货物的装卸，凡是脏的、累的活儿，几乎都是由这些平凡的农民工担当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升级以及业态变化，新一代的农民工（包括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又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经济发展了，城市拓展了，他们收获了什么呢？在“二元”体制中，小孩读书、老人看病、入市购房等问题，他们都未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美丽中国”与“乡村振兴”是高度相关的，于是人们在思考与探索———“乡村中国”与“都市中国”孰美？四十年的发展，“都市”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看一看今天的所谓“一线”“二线”乃至“三四线”城市，不难发现“同质性”非常严重：高楼林立、路面拓宽、周边拓展，都是用钢筋水泥造成“围城”，并且到处都是一样的塞车堵路，环境恶化，基本上没有美丽可言。“乡村”呢？尽管随着“人去楼空”而日渐凋敝，仍然风景如画，少了许多现在的“城市病”，还保留着“记得住的乡愁”，以及传统优秀的文化。乡村是文化、风俗、历史传承的载体，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这种现象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不充分，城市表现尤为突出，高企的房价、拥堵的道路、下岗的职工、小孩的读书、老年的看病；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就是要补短板，着力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现在，不可能确定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的特色发展不必要刻意去模仿欧美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美丽中国”应该是都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应该是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乡村振兴”就是要重视乡村的发展，否则，美丽中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社区教育的角度看，不在农村得到普及，不为农民整体素质与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努力，就不可能说社区教育是成功的。没有美丽乡村，就不可能有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是：“产业兴旺”———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突出资源配置、市场导向与供给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从村容村貌到生态文明建设，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三者有机统一起来；“治理有效”———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培育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并做到精准有效；“生活富裕”———全面小康惠及广大乡村的广大农民。社区教育的本质意义就在于提高村（社区）居民的综合素质与生活质量，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的目标都是为了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必须要与时俱进，终身学习，学习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方法；要开展养殖方法、果蔬栽培、农业新技术、电商技能、投资理财等方面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生存与生活的技能。“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则更需要社区教育，更需要村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要实现村容村貌的美丽，要实现生态绿色发展，就要开发具有特色的、草根的乡土教材，开展文明礼仪、公民意识、法律常识、志愿者精神、文化娱乐、健康养身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与活动。“治理有效”是近年来社区教育的重点：通过社区教育专项培训，凝聚共同爱好者，形成“学习圈”，进而培育社会组织与社区学习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协助化解基层矛盾；治理的核心问题在于法制的完善，因此普法工作就要常态化，让村民学法、知法、懂法，进而依法、守法，了解权利与义务，学会依法维权，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特别要结合扶贫工作，按照不同路径与乡村特色，做到精准有效，治理井然［1］。
三、发挥社区教育作用的路径
（一）把握三个层面，完善终身教育体制机制
在乡村振兴中，农村的转型与振兴，其实质就是人的转型与振兴。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必须要优先发展教育，特别要提升社区教育在提高居民素质方面的服务能力。对接乡村振兴，当前的重点要做好三个层面的工作：首先，在政府层面要明确领导体制，激活运行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加大经费投入，这是前提。没有政府的重视，包括思想意识的提高与人财物的投入，要实现所在地人的转型与振兴是很困难的。其次，在乡村层面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挖掘本土传统文化，特色民风民俗，建设文明体验基地与创建本土文化与产业品牌，这是关键。因为乡村层面是连接居民与政府的桥梁与渠道，没有桥梁与渠道，路就不畅通，上情就不能下达，下情也不能上递。再次，在教育教学层面要落地与落实运作机构，这是重点。运作机构要实施的工作包括进行课程建设，优化教育形式，建设教育制度；构建教育网络体系，加强实施过程指导，拓展学习空间；加强职业农民培训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实施贫困人口的精准教育。实施这些工作最关键的是要主动适应不同乡村、不同农民的需求，要有鲜明的特色指向，要具有本土性与草根性；要让农民喜欢，让农民受益，让农民增加幸福感与获得感［2］。
（二）坚持文化自信，功成不必在我
战略，是一种从全局考虑谋划实现全局目标的规划，“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社区教育则是实现这个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需要长期跟进并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特别要坚持文化自信。王岳川先生曾经就中华文明的形态进行梳理，归结为“三和文明”：“家庭和睦”———是以孝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文明，也就是以爱的回报为核心的家风家教，是幸福的基础与源泉；“社会和谐”———涵盖了“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等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从小处说，就需要从“社区和谐”的构建开始，随着社区范围的扩大以及每个社区和谐度的提高，社会就和谐了；“国际和平”———涵盖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协和万邦”与“和而不同”等思想［3］。我们的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表现为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幽眇境界和自由精神，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本真精神。“三和文明”是中华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与文明的重大贡献，也是时下开展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的指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古以来，乡村就有着很好的传统。例如，贡川，位于福建省中部的一个小镇，往事越千年，地富与人贤。明末清初，杨宫与严季平联合商户成立“笋帮商会”，公正无私的制定竹笋收购和经销制度，让利于民，使得贡川的竹笋名扬海内外。1937年，陈广选带领贡川笋商笋农将30万斤的笋干用绳索串起来，投入闽江入海口，用“闽笋填海”来阻止日舰。无私无畏的家国情怀，滋养着这方水土，也融入了贡川人的日常生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表达的是中国人自古到今形成的道德修养与家国情怀。终身教育（社区教育）作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事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广大乡村有很多退休的军人、干部，返乡的教师、医生及其他科技工作者，还有乡村的办事人员，这些都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甚至正在读书的大中专学生寒暑假回家期间，都是可以为家乡村民素质的提升做事实的。弘扬正能量、传播新思想，开一个讲座，组织一场活动，参与治理提一条建议，出一个点子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功成不必在我，建设美丽中国，需要一批又一批志士能人的不懈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后生的持续创新。终身教育（社区教育）在乡村的普及与发展，同样应当怀抱为功不必在我的情趣，没有必要局限于当前从事终身教育的工作者。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指出：要“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还要“积极开展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和城乡社区结对共建活动”。这些都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孙奇琦，陈光耀．社区教育在培育社会组织中发挥的作用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4（17）．
［2］王拥军，陈乃林．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成人（社区）教育发展创新前瞻［J］．社区教育，201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