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制度的实施需要文化的辅助，文化需要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制度和文化不可分。通过具体阐述制度文化的内涵及重要性，可以发现制度文化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中起到的巨大作用，然而通过对其制度文化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制度文化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因此，通过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建设路径进行探析，以期形成良好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促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大学治理;学生参与;制度文化建设
大学反映了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所扮演的角色及生成的文化，尊师重道文化是中国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权威主义在制度的变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中国大学已进入转型时期，批评和改变制度化的特权，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改革挑战了传统的教师权威主义，在现有社会背景下，遭遇了强大阻力。制度的改变是缓慢发展的过程，因此学生需了解大学系统及其文化是如何运作的，才能对制度的改变起到推动作用。对制度文化的研究是理解“组织运作的复杂性”的有用方法，因此，改革不仅需要了解正式的大学制度，还需要了解非正式的大学制度即制度文化[1]。
一、制度文化的内涵
研究制度文化时要把制度文化与制度、文化进行区别和联系。关于制度、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定义及关系，曾小华认为制度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制度或文化，制度和文化的定义是非常复杂的。“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子系统。制度文化是文化有机整体或者是复杂整体的一个部分，作为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又是物质文化的工具，一方面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习惯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或主导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2]。”对于任何熟悉大学的人来说，文化都是有效的，它是主导的行为或信仰模式，是机构的“组织粘合剂”。每种制度都需要一定的文化底蕴作为存在的基础和动力，同时文化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作为文化的一个层面的制度文化是制度的理念核心，是一整套关于制度的观念体系[3]。国际社会上不同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制度文化的本质，目前存在研究种类繁多，说法不一的情况[4]。对大学制度文化，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多种观点，如“规章制度+组织机构”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说、“显性制度+隐形文化”论等[5]。制度文化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其复杂性导致掌握起来有一定难度，但就是这样还没有形成体系，还有些模糊的概念可能就是最宝贵的。对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应一味追求形成确切、科学的制度文化的概念，而应理解制度文化其实是一个有争议的社会现实，学者需关注形成制度文化的条件及其性质，为制度文化的改变做准备。
二、“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制度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要跟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改革，改革大学治理结构，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其中以人为本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理念，大学的有效治理必须关注学生的需要，为了学生，面向学生。不平等的领域缺乏转变有许多系统性原因，历史的、分裂的制度文化的持续存在是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消极因素，因此挑战传统的制度文化可以在大学变革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国内起步晚，基本的制度在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建成，然而部分学校虽制度健全，实际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名存实亡的现象。陈大兴通过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学生的参与率和影响力较低；学生缺乏参与大学内部治理的知识、能力和信心；“被参与管理”的现象比较突出。没有确定的文化价值取向为前提，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会出现各种问题，如意义不明、没有目标、实施不到位等。在此背景下，学生参与变成了形式主义，校内没有感受到大家一致认同和遵从的文化氛围，没有参与精神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引领，没有自觉的参与行为，没有良好有序的参与习惯，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热情就逐渐减少。制度的建设很关键，缺乏制度的规范人们的行为会不受控制，但是光有相应的制度也难以让人们形成参与自觉，只有兼顾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才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制度文化有助于建立制度自信，坚定路径选择，形成制度共识，从而营造有利于制度实施的氛围，影响和制约着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成败。因此，学生参与大学治理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环境为基础，调整之前的治理理念，包括主要参与人员、制度设置、参与方法等，应对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大学治理的参与制度改革与文化环境相适应，文化就会成为推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改革的积极力量，所以我们需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因素，调整文化环境，推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进程。因此，从制度文化层面反思中国大学治理的转型，从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研究现状中发现问题，探索出适合中国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建设路径是目前大学治理转型发展的迫切任务。
三、“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制度文化研究的现状
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欧美国家比较盛行，且发展的时间较早，在亚洲国家，学生参与却并不受重视，发展时间较短。在广泛参考和研究其他国家的学生参与文章中可以发现：文化传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虽然中国学者提出的很多制度建议，但是制度实施效果却并不是很理想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文化的因素[6]。随着中国大学治理研究热潮的到来，学生主体地位的提高，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通过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可以发现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多为现代大学制度、内部治理结构、学术权力、权力配置、利益相关者、行政管理人员等，研究维度多且杂，不成体系，多为制度研究、问题及对策研究、实证研究、大学章程研究等等，制度文化研究并不是主要角度，仅仅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被提及。学生参与的研究多为理论层面，对现实影响较小，处于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者们多从法律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视角说明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从比较教育视角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进行了实证调查，如何伟光学者对中国大陆高校的章程进行了文本分析等。然而现有研究还不够全面，还需要相关学者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文化层面。总体来说，制度研究占据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研究的大多数，而制度文化角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欧美国家的大学治理经验对国内研究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欧美大学生在大学中不是简单的大学治理的相关人员，而是有一定权利和地位的消费者、相关活动的决策者，大学的发展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他们的参与对大学的发展起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国内大学生的治理活动和关系中的权利、责任、定位、价值、实现途径等需要重新界定，并具体分析不同国家制度与文化是如何影响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从而在制度改革过程中辅之以制度文化改革，建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体系。
四、“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制度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文森特提出，可以从两个相关联的层面上处理制度文化：话语层面和物质层面。话语层面是指大学生对学校制度的态度、价值观等，物质层面指的是日常生活中通过书面形式呈现的事实存在，是制度文化的实体形式。制度理念、价值取向、管理准则、对制度的态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方式等构成了大学的制度文化，且制度文化是多层次的，变动的，体现在制度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话语层面
1.以校长引导为核心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领导者，是确定办学理想，塑造大学精神，形成大学制度文化的关键人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在国外的大学治理模式中，无论是代议制民主模式、学园模式还是新兴的借鉴公司企业模式的治理方式都强调领导者的重要性。据称，美国大学校长告诉中国同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法宝之一即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一所大学的崛起常常伴随着某位校长和学校领导的努力，一所学校的没落也常伴随着学校顶层设计的失败。历史上的著名大学校长都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还有令人尊敬的品质和个人魅力，他们的办学理念成为了学校的共识，在学校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化氛围，置身其中的师生都在文化的熏陶下改变着。在中国历史上，如北大校长蔡元培这样优秀的校长甚至可以在学校危难时带领学校重新焕发生机[7]。因此，“学生参与”的制度文化建设首先应该引起学校校长的重视，只有校长在大学治理中认识到学生参与的重要性，着手进行一系列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改革，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为大学相关成员构想和描绘出美好的学生参与的治理蓝图，引导、鼓励师生等相关人员和自己一起实现这一办学理想，改革才会有积极向上的动力源泉[8]。
2.以校领导与学生不断进行沟通为方法
大学要想成功改革，必须与学生，教职员工不断沟通。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甚至可以说，社会是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沟通”关乎学校的存在和消亡，在重构校园文化的过程中要时时关注学生，与学生沟通交流，形成学生和学校教职员工一起建设校园文化的习惯，这样的校园文化才有利于学校的发展，而不是忽视学生、引起学生的反感，甚至引发反学校的学校亚文化。“学生参与”制度文化的构建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入手，学生作为参与的主体和改革的目标成为关键点。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在中国早已有相关研究和实践，为何实施的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是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对学生的考虑不全面，在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灵活性很大，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学生应尊师重道，因此学生并不敢与学校领导持相反的态度，更别说提其他的建议[9]。制度文化的建设主要就是为了促进学生参与的实质性开展，从文化层面对新制度进行辅助实施，因此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制度文化建设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顾虑，切实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让学生有合适的制度文化环境表达自己的看法。
3.以明确学生参与目标为方向
对一所大学而言，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制度文化建设的质量、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校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行为，甚至对学校的民主化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有很深的影响。学生参与的制度安排、环境营造、大学使命、大学章程的建设等都需要明确民主这一目标，只有明确参与目标，“学生参与”才会真正成为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自觉，而不仅仅局限于制度层面上。要想做到以目标为指引，大学管理层需制定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学生参与的实现，同时长期性地向学校师生宣传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这一制度，在管理层和校园舆论方面加强宣传力度，提高这一制度文化的认同度，把“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这一目标变为大学利益相关者的内在自觉。宣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利益相关者切实感受到学生参与大学治理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带来的益处，这样的宣传才是最有力度，最真实的。同时，目标的确定必须切合实际，不能违背学校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不能急于求成的设定脱离现实的远大目标，否则将会导致反效果。
（二）物质层面
杜威认为社会是由个体组成，个人的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却会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下去，成年人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传授他们知识与技能，这就是教育。学校是微型的社会，学生一代又一代的毕业和教职员工的更新换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学校会一直存在较长时间，并持续发展，其中学校的建筑等硬件设施变动不大，因此制度文化的物质层面建设应从校园建筑等入手，建筑要体现出以学生为本位的理念。学生参与大学治理需要有专门的场所，学校治理活动中学生要在其中占据一定比例等等，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为学生参与营造适宜的环境。学生参与的规章制度要在文本中有专门的体现，具体明确指出学生参与的目标、参与的行为、参与的要求等，并让全体学生都必须了解。制度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过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断调整制度的具体形态是制度文化建设的基础，需做到把学生参与治理这一行为慢慢变成一种学校传统，一种固定的仪式，那样学生参与治理就不仅仅是一种规章制度，而是学校中的每个个体都认同的一种大学精神。
作者:赵欣茹 乔桂娟 单位:东北石油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