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学校，要求犯错的学生写检讨书已是普遍的事实。检讨书作为教育管理的一种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学生作检讨可以帮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监督学生的日常行为，并方便教师给予针对性的管理。检讨书表面上只是犯错学生承认错误的表达媒介，背后却暗含着教育文化规约的功能。由检讨书所建构的话语空间，使得学生的自我批评有了特定要求，书写一份“合格”的检讨书也必须以某种标准格式为参照。检讨书事关学校教育的正常秩序，因此，分析检讨书的历史由来、文体格式以及规约功能将有助于解码检讨书的“秘密”，并为诊断当代中小学的校园禁忌问题，以及改善教育管理提供独特的视角。
一、检讨书的由来与文体
检讨作为一种反思性行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检讨书都没有作为正式的文体出现。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为《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应当着力解决好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讲话》后来成为文艺工作者自我检讨的理论参照和最高标准。[1]50年代初期，在文艺界出现了大规模的思想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大批文艺家介入了“检讨”行列，检讨内容大都按照《讲话》中所确定的语言规范和思想要求进行延展和扩充。典型的如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就是对《讲话》的学习以及对自我的检讨。[2]一些文艺家通过文字书写来表达“检讨”之意，并将检讨公开发表于各大报纸，《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均是公开发表检讨书的媒介。此后，检讨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正式诞生，并传播到社会各个领域。最初的检讨书虽不等同于明清科举时代的八股文，但也有着严格的书写程序和固定的书写模式。沙叶新归纳了检讨书的基本模式：错误事实、性质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阶级根源、努力方向和改正措施。[3]其他学者也归纳了检讨书的模式，但在检讨内容、语法和词汇以及检讨逻辑方面大体相似。首先，检讨书对内容进行了明晰的规定。检讨书的书写内容是检讨者所犯“错误”的集中展现，检讨内容是否“标准”从根本上决定了检讨书是否“合格”。第一，检讨者多用自我剖析、自我诘难、贬低懊悔的言说方式，以彰显“负罪”意识。第二，将错误定性与归位，并深入分析错误的性质。第三，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因素是原因分析的三大板块。第四，参照一定的标准，提出改正措施。其次，检讨书的语法和词汇须符合“参照”要求。检讨书的语法和词汇是传递检讨信息最直接、最明了的元素。文艺家们一般参照《讲话》《人民日报》《文艺报》以及《文汇报》的内容来写检讨书，因此，大量政治性与革命性的词汇被引用。例如，聂绀弩在1955年12月所作的《检讨》中多次提到国家领导人姓名和政党名称，“有一篇《与鱼肝油》……污蔑了也就诬蔑了党的最高领导者，造成读者对、对党的不良印象。”[4]文艺家们只需按照这些检讨样板，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增减相关词汇便可完成一篇“合格”的检讨书。再次，检讨书必须体现主导意识形态的逻辑。检讨书的逻辑是检讨的顺序和法则，它不是检讨者在检讨过程中自行建构的。相对于检讨内容和语法词汇而言，它本身就先验性地存在了，亦有“检讨未动，逻辑先行”之说。检讨逻辑具体包括结构逻辑和内容书写逻辑。结构逻辑一般通过检讨内容的框架来体现。内容书写逻辑是对结构逻辑的执行与填充，是构成检讨逻辑最基本的元素。结构逻辑和内容书写逻辑最终要反映到检讨者的思想逻辑上来。1952年4月17日，金岳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的文章，里面讲到：“我不愿意只参观革命，也不愿意只参观人民的建设事业。我要参加这个光荣的伟大的事业，不但一二十岁的人要参加……我快六十了，我从前是对不住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新人，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只要我不断地努力，我一定会成功的。”[5]金岳霖在“检讨错误”后“决心”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言说方式恰巧证明了这种逻辑的存在。实际上，检讨书通过文体的逻辑结构与表达方式、限定词汇的选用以及给语言自由表现增加层层阻力，来建构自我批评的“话语空间”。
二、关于中小学生检讨书怎么写
学生检讨书结构
标题
在头行正中写明“检讨书”字样即可;也有注明所犯错误范围或性质，如《关于违反上课纪律的检讨书》。
称谓
写明检讨书呈报的组织、单位或个人。如“校领导”、“班主任”、“老师”等。
正文
正文由三部分组成：所犯错误事实;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与措施。
落款
写上检讨人的姓名，最后写上年月日。
特殊检讨(严重检讨)
遇到后果严重的特殊事件需要特别的检讨书，首先认错态度要诚恳，其次，一定要勇于认错，敢于认错，将自己的错误一一陈列，分条例来说明对错误的认识，表明自己改错的决心，并请求领导(上级)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