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化进程中，社区体育被视为推进群众体育的核心途径，学校体育社会化的趋势加强，高校体育对社区体育的推动力被赋予引领力的特质。采用文献综述法，系统性关联思想探讨社区体育、高校体育与城镇化三者的内在联系，同时阐明城镇化进程中的高校体育应针对社区体育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厄，利用其教育功能、社会化趋势和加强资源供给侧改革建设等途径，承担起推进社区体育建设工作中倡导者和践行者的角色，发挥长效助力推动作用。
关键词:城镇化;社区体育;高校体育;引领力
在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成为人类生活最基本的社会实体。各种社区文化和社区服务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开展，社区体育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不例外。德国的“第一次黄金计划”，美国的“社区地方自治”，日本的“公民馆”等，这些发达国家社区体育的发展，推进了各种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模式化引导社区成员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此同时，学校体育也被纳入到社会体育体系中，与社区体育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社区具有政治、教育、文化、经济、卫生保健等多重职能，逐渐成为我国行政序列中基层的管理单位。继1995年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规定“街道办事处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组织，发展居民委员会和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做好社区体育工作”之后，党的又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战略，全民健身意识进一步深入普及。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体育处于取代单位体育的转型期，在全民健身体系中的核心架构作用愈发凸显，成为推进群众体育发展的核心途径。城镇化带来社区化的变革，尤其是大学专能社区，即高校数量上的异军突起，使得高校自身具有的场地设施、人才集团、环境综合和教育功能优势更为显著，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社区体育发展具备引领力量的生力军。
1城镇化背景下制约我国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厄
1.1社区社会体育组织经费的行政依赖。在我国，社区内的体育社会组织筹集资金能力普遍较弱，资金来源也较大的依赖政府拨款。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长期支撑体育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后续发展，这成为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首要深层原因。从世界范畴来看，依靠政府下拨经费来发展社区体育不是社区体育长效发展的路径。加拿大社区体育中心(ColumbusCentre)是1975年由意大利移民和后代向当地政府申办获准，属自发组织起来的公益性非盈利组织。社区体育中心下设的健身中心会员5500人，平均每天接待1100多人次。健身中心实行会员制，有专业的指导员指导，收取会费。一年社区中心盈利300万加元，可贴补到中心其他公益性项目上。中心不需要政府提供任何经费，经费来源于对外服务和捐款。［1］在欧美国际社区体育俱乐部中，各种体育活动的经费要通过多渠道筹集，主要是会员会费，补充以社会赞助、比赛门票和收入等。俱乐部的运营费用主要靠会员会费，听课费，设施使用费等。政府对体育俱乐部有约20%的财政支持。［2］所以，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组织化消费已成为社区体育组织运作资金的主要来源，辅之财政支持、收入等其他途径，方可保证社区体育组织有效的经营。国家体育总局的《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我国20岁以上人群中有38.3%是以“自己练”的形式参与体育锻炼，参与社区体育组织的比例仅为7.3%［3］。可见，我国组织化锻炼的体育人口数量低，大多数健身人群锻炼形式离散。这种传统意识主导下的离散锻炼状态使得社区体育组织丧失了提供专业化、科学化指导服务的机会和筹集运营赛事经费的有效渠道，使其融入体育产业服务链的工作滞后，经费只能过度依赖行政拨款途径。
1.2体育资源供需错位、供给乏力。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民众的健身需求就会被释放出来。我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了3168美元，我国的居民已经具备了健身需求的经济基础;2018年增长到9732美元，体现出我国体育产业蕴藏的巨大潜在市场。这一需求量下沉到社区，居民旺盛的健身需求给社区体育资源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体育场地和设施的供给“一头热”的错位局面，政府耗资修建的体育场馆规格高、收费高、运动项目单一，加之未能合理科学的经营，导致常年闲置无用;另一方面，拥有“亲民”体育场馆的学校、单位等由于政策执行逐层弱化未能将运动场馆有效社会化，而房产开发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未能规划设计好公共体育活动空间，造成社区内的体育锻炼空间狭窄。供需错位和顶层政策设计与底层执行回应之间的偏差共同导致了我国社区体育资源，从硬件设施、空间，到人均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配备，均未能达到实际刚需的标准，供需矛盾长期存在。
1.3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粗放型发展。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其“公益”和“亲民”的特质，在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组织参与体育活动，团结广大健身群众，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感情交流，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并和谐发展，我国从1993年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思路提出至今，由于未能适应群众体育发展需要的现实情况，导致一直呈年龄结构偏大龄，文化程度偏低的“重量轻质”粗放型发展趋势。据《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8)》数据:截至2018年8月2日，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200万人，全国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超过了1.5‰的标准。［4］比较英国全国近70万名义务担任体育指导员，与英国人口约1%的比例，仍有一定的差距。［5］而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30岁以下的仅占15.2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1.1%。［6］究其缘由，第一，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行的是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主导下的体育行政部门分级实施制度，在“金牌战略”的举国体制下，政府对社会体育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有限，未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第二，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只有等级划分而没有类型的区别，培训内容缺乏专业性、系统性和全面性，这些因素一直被视为提高我国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素质的掣肘，而总体上缺少具有一定数量规模和总体质量较高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成为社区体育有效开展的藩篱。
2高校体育对社区体育发展引领力的因素分析
2.1大学专能社区的重置与创建是基础。高速发展的中国城镇化推进着以社区为主要载体的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深刻影响着社区数量的增加和类型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城市社区数量剧增，农村社区转型为新型农村社区，小城镇社区发展成围绕城市社区周围的边缘社区，城中村社区出现，数量增多的大学专能社区的选址城郊化等。致力于增加中国的人才储备，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全面落实与实施，其必然结果导致纳入高等教育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学院校的规模也由精英教育的2—3千人的学术小社会发展成为师生总数达几万人开放的大学专能社区。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1998年、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数据: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计1022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60万人;［7］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独立学院265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3833万人［8］。20年间，高校数量增加2.6倍，高等教育培育数量增长10.6倍。为匹配高校教育容量的高速发展，全国高校兴起旧校区的扩建，新校区的兴建热潮。总体看来，全国新校区的选址一方面由于受到城市社区发展空间限制，不得不选址于同城的乡镇或城乡结合部;另一方面则要选址地区须兼备:遵循生态环境优良，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当地政府支持等条件。［9］鉴于两个影响方面要素的综合考虑，高校新校区的选址都不约而同走上了逆城镇化的道路。新建高校校区选址于城市社区周边边缘社区、城镇社区与新农村社区的交汇处等，促使了该地带较多大学专能社区的形成，必然对推动该地带的社区体育工作起到优势带动作用。高校具备的完善体育硬件设施，体育人力资源、信息利用等软实力，为高校实现体育资源社会化共享奠定了坚实的前提基础。此外，与各层次的基础学校体育相比，高等教育从办学特点、教育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而言，相比基础学校教育更具备社会化的合理因素。高校社会化为前提的体育教育资源社会化，其具体表现为:共享机制下的高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高校体育教师成为大学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沟通者和倡导者等。［10］共享机制下，将高校仅局限于教学需要和学生自身活动的体育资源转化为满足社会公众健康需求的资源，将有效缓解社会体育供需失衡的矛盾;精通体育锻炼的科学知识和规律，掌握体育技术专长的人才更能促进高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接触和重合，成为社区公共体育推广和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
2.2高校教育功能对体育意识框架的重塑。教育的个体功能促使个体从思想意识和个体行为的社会化，即让教学个体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高校体育通过对教学对象普及体育锻炼知识和技能，强调实践体育锻炼以提升身心素质等教育活动对个体社会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当今全民健身的新常态下，高校体育通过培养教育个体具有终身体育、科学化健身、体育公益等体育思想意识，使教育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并发挥积极的作用。2.2.1全民健身参与与终身体育意识的推广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六年后的2014年为例，国家体育总局《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16～19岁人群仅占儿童青少年人口的17.0%，20～39岁年龄人群中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较低仅为13.7%，而60～69岁年龄组最高，达到18.2%。［3］在2016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关于“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活动主客观原因”:30.2%抽样对象表示“缺乏兴趣，6.8%表示“没有必要”，6%表示“学生时代就不喜欢体育活动”。数据显示出，接受过连续性体育教育的高校青年未能够成为参与群众体育和社区体育的主流人群，普遍未能在基础体育教育阶段培养锻炼的兴趣爱好及掌握一定的体育知识和技能，以至于在高校教育阶段也未能注重自我体育意识的养成，达到自主锻炼的能动层次。学校教育是培养学生参与健身及推广终身体育的关键环节，而高校体育教育是意识形成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高校体育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培养在校学生参与健身锻炼的能力，并引导学生在反复不间断的体育实践中，加深对体育的情感体验，不断提高体育锻炼水平，形成体育锻炼成为自觉主动行为的终身体育理念，使他们担当起终身体育理念执行者、推广者和传承者的历史责任。2.2.2全民健身科学化意识的宣传随着人们对自身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视，加入体育锻炼行列的人数逐步增加，但是这些健身参与者普遍缺乏科学合理健身知识，基本存在两大运动误区:第一种是健身者基本处于运动知识孱弱阶段。对运动项目的选择“凭喜好”，运动技能提高“自己练”，运动时间“看状态”，运动强度“凭经验”等盲自我锻炼阶段;第二种是健身者具有高涨的竞技体育情怀，从而导致运动健身走向了片面追求运动成绩的偏隅。前者的体育锻炼者很可能还未能体验到运动带来的巅峰体验就戛然而止，弃之不顾;后者也因为过度锻炼产生的各种运动损伤导致身体伤害。步入两大健身误区的健身运动体验都与终身体育的目标相去甚远。赋予大众健身科学化的指导，使健身者能享受到运动健身带来的裨益，维持运动健身的持久性，最终走向终身体育的保障。一重保障从组织化方面确保健身者参与时间和地点的稳定性，另一重保障即社会体育指导包括对健身者运动项目的搭配，运动强度的核定，运动持续时间的校正，健身锻炼后的科学恢复，运动损伤的康复等专业化、个性化的指导。具有高学历的锻炼人群，应率先具备组织化、科学化锻炼的意识，并广而宣传，他们的实践行为将降低全民健身运动群体的盲目性，科学有效提高身体机能，同时能稳定体育锻炼人口，推动社区体育市场化运营。2.2.3体育微公益意识培养微公益是从微小的公益事情着手、强调积少成多。［11］当受教对象是学生，授予微公益的概念更为相宜。这一概念颠覆了传统的“成功人士”“慈善机构”“大型捐款”等普通人“难以为之”的概念，强调人人都可以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从身边微小的事情中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高校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大脑认知进入成熟的形式运算阶段，能准确认知自身参与微公益的能力、目的和意义，以追求自身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微公益的大学生实践个体来说，首选内容就是参与社区内的各类公益活动。社区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大量非盈利社会体育组织志愿者的参与与推动，他们以联络、动员、组织居民参与与健身娱乐活动为己任，推动社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共建、共治和共享。［12］社区体育微公益实践者无私担任着社区居民健身文化传播者、公共体育服务承接者、整合社区体育资源的驱动者和居民健身权益维护者等多重职责，同时承担着社区体育中大量“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细微基层工作。高校体育应重视大学生体育微公益意识的培养，并鼓励其发挥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到社区体育实践工作中。这在社区体育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完善时期显得更为迫切。
2.3高校体育资源助力社区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区体育公共空间供需矛盾的核心体现在量的短缺上。在社区体育公共空间先行供给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社区体育发展对空间的潜在需求，加之在法律上没有给予社区体育公共空间明确的定位，社区体育公共空间也没有刚性的供给制度，使得现有的空间供给难以满足社区体育发展的需要。［13］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社区体育公共空间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来分析，其实现途径主要是政府通过增加供给量和合理配置体育资源来宏观调和供需平衡。我国《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87.5%的人希望将健身场所建在社区附近。［3］如能在距离社区居民住宅2～3km的范围内就到达体育场馆体育活动，可能激发他们的体育参与积极性，从而为社区体育建设注入生命力。社区的各层学校普遍拥有质量较好的体育空间和体育锻炼资源，理论上基本能满足社区居民锻炼健身的刚性需求。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短时间内实现各层学校体育场馆的社会化共享并不现实。而高等教育从办学特点、教育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而言，相比基础学校教育更具备社会化的合理因素，高校体育也更易于与社区体育工作接触和重合。201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座谈会上，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情况，高校被定位为公益二类。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健身计划的通知(2016—2020年)》，明确了“学校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要向学生开放体育设施，并在保证校园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2017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致力于推进教学体育场馆的社会化工作。2019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2019年群众体育工作要点》指出从推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有关体育健身设施的规划落地等方面着手，下大力气推动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难题。［14］可见，一系列的顶层政策设计正逐步加大推进社区体育公共空间的供给，高校体育社会化融入社区体育的发展，成为社区提供公益性服务新生力量的发展趋势将不可避免。高校应提高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回应率，率先实现高校体育场馆和设施的高效社会化，助力缓解政府供给社区体育活动资源的压力。
2.4高校成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库。2011年以来，体育总局陆续将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设在所在省市的综合大学或体育高等院校。总体情况:各地高校凭借充足的体育教育人才集团优势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当地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在培训的内容上基本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培训大纲、培训教材;培训对象均以在校体育专业的学生和社会上体育爱好人员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在培养对象上，大量的高校在校生一直未能成为主要的培训对象而得到应有的关注。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众多，资质良好，热情阳光且时间充裕，是培养公益社会指导员良好的潜在资源。高校体育教育应采用积极措施培养和激励这一群体，发挥平等、共享、互助的志愿者精神，参与到社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队伍中去。这既能为这群充满热情、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大学生们参与社会实践、发挥特长、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合理平台，也为社区体育培养一支高质量的公益社会指导员队伍，去除社区体育指导员人力资源不足的社区体育发展瓶颈，开辟变道超车的蹊径。
3结语
高速的城镇化进程推动了群众体育工作的开展方式从单位体育向社区体育转型，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促使高校及高素质的大学生数量成倍增长，高校新校区逆城镇化选址及大学专能社区在城镇社区边缘的理性分布，这些因素都成为高校推动所在社区及辐射周边社区体育工作的客观优势。此外，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功能，着力使高校学生———社区体育参与主体，具有终身体育意识、健身科学化意识、体育微公益意识;同时从体育场馆资源社会化以及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等方面合力推动社区体育工作的发展。总之，随着高校体育社会化趋势的逐渐加强，其在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愈发明显，高校体育应积极承担起推进社区体育建设工作中倡导者、践行者的角色，发挥长效引领推动作用。
作者:肖力 单位:桂林航天工业学院体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