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范文1
1．从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说:“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属于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不久后被‘马克思主义’憎恶的资本主义中等阶层。马克思在一个相对自由、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本打算从事学术性职业，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恩格斯属于资本主义上等阶层”，“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Manchester)，让他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RobertL．Heilbroner，1919－)说，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的一个制造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埃里克•罗尔(EricRoll)也说:“恩格斯出身于莱茵地区的一个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厂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传的企业———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纺企业公司。”中国学者何正斌的译著《经济学300年》中也这样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个思想保守的正统教派家庭，父亲是工厂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个出生在律师家庭，一个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2.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并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而恩格斯的父亲，“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坎特伯里说:虽然“恩格斯天生对文学和音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尤其喜欢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的诗……正如边沁所言，恩格斯在阅读雪莱诗句的过程中，痛苦并快乐着”。但是，“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让其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经济学300年》中也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学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经商，18岁时已成为一位能干的商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虽然如此，恩格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大量的实际观察和自学考察也获得了许多知识。坎特伯里:“恩格斯目睹了许多怀孕女工最终沦落为妓女，很多孩子五六岁就进入工厂劳动(就连狄更斯都是在年满12岁后才被送进工厂劳动的);由于孩子的母亲也整天在工厂劳动，因而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亲的照顾，每天重复进行着机械操作，过着单调的生活，因而也就无法受到教育。”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却得到了很好的系统的教育。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所以，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WilliamSpiegel)说:“马克思生于莱茵省，在他年轻时，他的思想倾向是在几个德国大学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学。”而且，“作为柏林的学生，他被黑格尔哲学迷住了，这种哲学那时俘获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想像力。马克思从未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具有的德国背景的一切痕迹”。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从其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来看，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3.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都是在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形成的，并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对此，西方经济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绍。美国经济学家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标题。《预测和策略》的主编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这一标题。坎特伯里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中，用了一个专门的小标题“黑格尔的影响”这一标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鲁(StanleyL．Brue)兰迪•R．格兰特(RandyR．Grant)著的《经济思想史》第10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影响马克思的各种学术思想”专门用来介绍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坎特伯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着彻底的认知。”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见始于他与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会面之后。黑格尔哲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事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还有几个人影响了马克思，主要有李嘉图、早期社会主义者、达尔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仅如此，他们还接着进行了具体的逐一分析。他们认为:“1．李嘉图的影响。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他尤其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感兴趣。他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几个缺陷，于是着手勾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2．社会主义者的作用。马克思对前一章讨论的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宣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赞同他们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道义愤怒、对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憧憬。3．与达尔文的联系。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而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又影响了马克思。4．黑格尔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乔治•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辩证法。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根据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论替换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更重要的是，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强调唯物论———物质现实的重要性———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恩格斯词条”中说:“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养成商人。然而，上学以后，他逐步树立了激进的远大志向，最终使他在1841年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取得了联系。”《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不久抛开这些东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识分子团体‘青年黑格尔派’所阐述的黑格尔哲学，这使他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富有战斗性的无神论者。他在不莱梅还用笔名‘F•奥斯渥特’发表一些文章，显示出尖锐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体。1841年到柏林炮兵团服役。……他经常到柏林大学听课，并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以讨论宗教问题为主的哲学论战中，他被公认为有力的领袖。”由此可见，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在西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所说:“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西方经济学者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并且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说:“恩格斯精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从而他促使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吸取精华。”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直接指出:“恩格斯早就熟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曾发挥了对它的批判。……恩格斯在一篇由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短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里阐述了他的看法。”《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恩格斯急切地抓住前往英国的机会，表面上则是为了在曼彻斯特自己家的棉纺厂中继续学习经商。……然而在业余时间从事真正感兴趣的活动:……阅读有关英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书籍和国会记录，……为计划写作的英国历史搜集资料。”熊彼特说，虽然马克思“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他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无疑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比以前快得多的进展。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他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这对于一个原来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1843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1849年起他长期定居在伦敦，对于他这样一个酷嗜书本的读者来说，这就差不多等于是说，他长期定居在大英博物馆附设的图书馆”。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而且，他们对古典经济学是非常熟悉的。
2．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而且，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并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说:“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这个时期正好与英国工业革命处于同一时期，出现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著作家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斯密，反对重商主义、赞扬工业经济以及试图在市场和资本积累方面划定一个国家干预的复杂边界;李嘉图的著作为了在关于玉米的价格和贸易的争论中为资本家反对地主进行辩护;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雏形以及他们关于历史发展的乐观展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下剥削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人们对马克思也采取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强化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化为劳动价值论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也是一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A)说:“正好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这棵大树分成了两个枝干。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另一个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以及他的被人重新发现的早期经济学著作。”E．罗尔说:“现在普遍地承认马克思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古典学派树干上的接枝。古典学派尽管看到它的学说结出了奇怪的果实可能感到惊异和愤怒，但不能否认用自己的血液哺养了它。”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坎特伯里说:“虽然马克思赞同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更为彻底。”熊彼特说:“只有马克思是唯一给予魁奈以正确评价的第一流经济学家。”E．罗尔说:“然而，毫无疑间，在学术界中对马克思的反应一般是完全否定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理由不在于马克思经济观点的细节上，也不在于他的社会学上，而在于他试图在它们之间树立起联系的特殊性质上。也许，经济学者们本该最善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予以评价。但是马克思对于古典理论的解释(源自他的假拟的社会学而不是该理论本身)和流行的解释(完全基于不同的前提)相抵触得那么利害，以致长期以来无偏见地考虑成为不可能。有一点说的很对:马克思揭露出经济古典主义中的某些矛盾。”总之，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没有离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大道，是在这一路线基础上的否定性发展。
三、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界碑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西方经济学者首先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和地位。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而且是经济思想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领域扩展为社会史，它对围绕人的生活的社会条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们属于最早借助于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信访部门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普雷斯曼将“马克思、凯恩斯、斯密列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福斯菲尔德将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斯考森2007年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坎特伯雷的《经济学简史:沉闷科学中的巧妙方法》一书封面上排列了四位经济学家的头像，其中就有马克思。甚至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和斯密、李斯特、马歇尔、凯恩斯并称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在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马克思就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之一。熊彼特也在《经济分析史》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被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说:“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象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此。这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听取马克思的意见并且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
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有着重大的贡献。
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说:“即使是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同意马克思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分析作出了贡献。第一，在为经济学创建一个适当的价值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第二，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常见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第三，马克思正确地预测了大规模企业和垄断力量的增长。第四，马克思将替代效应应用于劳动节约型资本的研究，突出强调了替代效应。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他还比他的先辈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劳动节约型创新的观点。最后，马克思还通过强调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分析，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后来的制度学派、增长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动态分析。”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说:“经济学的独特性质是它在市场联系中研究人类行为。市场是一种培育贸易或交换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对市场如何运行的研究———例如，它研究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投入品如何在生产中互相联系。但它还涉及到更大一组问题，即:市场来自何方?它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惟一途径吗?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行?……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KarlMars)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这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大的成果。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楼大厦的。”正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史的巨大贡献，因此，西方经济学者在编写经济发展历史著作时都要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并形成了惯例。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其代表作《经济思想史》中说:“在每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给予马克思一席领地并为他专设一章，这是一个合理的传统。”在20世纪初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和美国经济学家韩讷的《经济思想史》等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总之，西方经济学者正是在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看成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产儿”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四、启示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阐述了马克思早期的生活哲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生命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异化而提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追求新生活的途径。《手稿》中的生活哲学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揭示、批判和改造生活的本质，对中国人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活哲学;异化劳动;人的本质;生活方式
马克思是否有生活哲学?如果有，那么他的生活哲学是什么?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有什么独特之处?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不休，对此最好的回答就是重回文本、让马克思的文本作答。《手稿》对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异化劳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标志着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发端。马克思在《手稿》中侧重对生活进行价值批判，以对生活前提的考察、对生活本质的揭示、对生活异化的批判及其变革而展现了以生活为要旨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
一、生活的前提:自然界为人提供生活资料
不同的时代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升时期，社会以聚集和扩张资本为运转目的，人成为商品，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马克思对此提出哲学不应该只是对逻辑概念的悬想和推演，而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并进行批判与变革。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的基本内容是生产生活，生活是生命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的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的。马克思对自然的认识也主要基于此。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来源。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56。自然界在实践领域是物质生活条件，以食物、燃料、衣着、住房等物质形式维持人生命的存在及种群的繁衍，为人的实践提供物质资料。然而，食物、燃料、衣着、住房并不现成存在于自然界，是人根据自身生活需求改造自然界的结果。因此，从人存在于自然界开始，自然界就不再是纯粹物质的世界，而是与人的意识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历史性生成。第二，自然界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原材料。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理论上，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1］56。人在对自然界的抽象和再抽象中形成意识;自然界是意识形成的前提，是意识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原材料。人一旦将意识作用于自然界———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即人对自然界的对象化过程，自然界就成为人的精神内容的来源与延伸。对象化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每个角落，人只要在生存就无法避免地要对自然界进行对象化。第三，自然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提供与他人之间的物质和精神联系，形成人类社会历史，也就是人类生活的发展史。人类生活不是个体性行为，而要依赖于群体来共同完成，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与精神联系来源于自然界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活空间和劳动产品，这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人的物质生活是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精神生活则是体现人自身创造性与社会性的本质生活追求，两者都无法离开自然界而独立存在。马克思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人与自然都是创造资本的工具和手段，自然对人而言是商品、是能够获得利润的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分离和对立的，人只有通过对自然的不断攫取才能获得生产资料并将其转化为资本，人对自然攫取得越多，就越能获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批判，认为自然首先是人生活的基础，为人的生活提供一切物质条件和生活资料。人并非是凌驾于自然之上一个种群，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要人继续生活下去就必须依赖于自然，对自然的破坏即是对人自身生活条件的破坏。因此，自然界不是人的工具和利润来源而是承载人生活的基础，对自然界的呵护即是对人自身的呵护，对自然界的尊重即是对人自身的尊重。二是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人不应像原始人那样对自然进行神化，不仅依赖自然而且要合理改造自然。随着资本对生活的全面渗透，以资本为推动力的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来改造人的生活:“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2］抽象化、形式化、合理化的自然科学原则全面浸润到人的生活中，事物的同质化取代了多样化，物成为了被控制的对象，丧失了差异性;劳动成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丧失了目的性;生活只剩量化的货币关系，丧失了丰富性。工业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增加了对自然的破坏，另一方面也通过对自然的改造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人的有意识地对自然界进行实践的过程。与原始人对自然界的依附关系不同，工业社会中人虽然依旧依赖自然界提供生活、生产资料，但人对其的改造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其的依赖程度。人有意识地对自然界进行符合自身生活需求的改造，让自然成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为人身体机能和生活内容的延伸，人与自然就处在这种依赖和改造的辩证关系中。自然科学在工业的实践过程中日益深入生活、改造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
二、生活的本质:生命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黑格尔看来，生活的本质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抽象精神生活观进行了颠倒，然而费尔巴哈把生活理解为人的直观，认为生活仅仅在于解决人的生理需求。马克思则认为，对现实生活的揭示、批判与改造才是哲学的旨归。“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类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1］57劳动是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行为不再只是动物层面的生理需求而是人的自我享受，是人的生活内容。马克思强调，劳动这种感性对象化活动就是生产生活，也就是人的类生活。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主题对生活本身的探讨是双重的———现实生活和生活本身。“现实生活”指生活在现实时空中呈现的事实样态，而“生活本身”则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的生活状态。马克思认为，劳动就是生产生活，而社会分工导致生产与生活分离，劳动异化使这种分离进一步加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1］57，而生活失去了目的性，成为没有意义的周而复始。人只有通过劳动对自然界进行符合人的生活需求的改造，劳动首先是为了保证人生存的物质需求。随着人改造自然界能力的加强，劳动创造出的物质产品不但可以维持人的生命，还可以为人能更好地享受生活提供可能，生产就不再局限于满足生存需求了，而是为了生活丰富与自由的类生产。只有当人在进行类生产时，才真正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才能不仅对人的生命进行生产与再生产而且对人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生产生活是人生活的基本样态，生产是人生活的核心内容。人在劳动中生产物质生活用品，也在劳动中生产人自身。马克思认为，第一，生活在本质上是生命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1］56，“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57。作为有意识的生命体，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表现在维持生命而且表现在对生活的追求。人能有意识地改善生活条件和改变生活方式，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创造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人的生活世界。第二，生活是人的“类本质”的外化，人通过实践使自身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第三，生活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人对自然的对象化，是人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精神与肉体生活的统一。“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第四，生活是人与人关系的具体的、现实的表现。“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1］56;生活的过程也是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人无论是生产生命还是生产人自身都离不开实践，生活与实践内在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需求是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实践的基础。人需要通过实践满足其不断产生的生活需求，这是实践的基本动力。此外，人还需要情感、社会认可、审美趣味等更为高级的生活需求，这是由受动的、满足人的生理生活需求向能动的、满足人的社会生活需求的提升。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是片面的生存，而人则进行全面的生活。动物只需要保证生命的持续进行和种族的繁衍生息，而人除此以外还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对人类社会进行构建、对人自身类本质力量进行提升。因此，在满足基本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之后，生产并不会戛然而止，而是以一种更自由、更自为的形式进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生活为生产提供意义，生产也是一种生活。生产、实践和生活内在统一，生产、实践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则是生产、实践的现实展开［3］。
三、生活的自由与解放:生活异化的扬弃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劳动“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1］184。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所导致人生活的异化和物化。自然界为人类生活提供了资料，然而对生活资料的分配并不是平等和公平的。劳动者因为失去对生活资料的占有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让给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物质财富的一部分，为了获取基本物质生活来源，不得不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劳动不再是体现和提升人自我能力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途径，而沦为资本家谋取利润的工具和异己的力量。劳动成为商品，成为资本家谋取利润的手段，也成为工人能够换取生活资料的唯一出让物。劳动的主人不再是人自身而是资本、是物质利益关系。劳动彻底沦为了人的对立面，不再用以开启人的心智、增强人的能力、改善人的生活，而成为把人作为工人的条件，人与人的关系贬低为物与物的关系。劳动的成果不归劳动者所有，而被资本家无偿地剥夺，这让劳动者无法体会到劳动对自身的意义。劳动者创造的越多，获得的就越少、就越陷入赤贫。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仅维持劳动者及其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会为了满足工人的生活需求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资本家眼里，人不是需要生活的而是创造资本的工具，工人与机器、厂房等无异。劳动异化使工人只能如同动物一般地生存，满足其生命的存在就是工人生活的全部，这种生活必然是以劳动异化为核心的全面异化。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会对工人工作的条件进行严格限制，在工作场所往往连基本的卫生、安全需求都难以满足，工人仅能维持生计的低廉工资使他们在劳动结束无法拥有宽敞舒适的居住环境。此外，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也限制了工人的自由生活时间，工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受到强烈挤占导致工人几乎无法享受到生活中的趣味。劳动的异化在于劳动的片面化，工人只进行生产某一个环节的重复劳动，这种简单、机械、单调的劳动限制了工人的创造力，使工人变成了片面的人。资本把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到自己的彀中，形成一个同一性的世界历史性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之网。人被迫服从这个同一性的统治，把自己生命和生活中的现实的丰富内容锨到资本的抽象熔炉中，把自己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换回肉体生命的苟活。马克思认为，生活的理想状态是人与自然、人、社会的共同发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是“类生活”、“个人生活”的和谐统一。只有扬弃了“偶然的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有个性的个人”才能绽放自己的个性［4］403。马克思指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1］82。马克思理解的生活是人的现实生活，而经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基础。因此，生活异化的扬弃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与道德上对资本的批判和对资本家的诅咒，而要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为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1］81，生活异化的根源在于对人的生活资料的剥夺，这也是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产生原因。私有制的存在使社会分工、劳动异化、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条件占有成为必然，要打破这种物对人的占有模式就必须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这种变革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使人真正占有自我、能够享受生活自由的变革;这种变革是恢复劳动赋予人创造生活属性的变革，是使人真正享受劳动带给自己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提高的变革。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基础之上的，生活资料社会公有保证了劳动的自主与自由，劳动带给人的是愉悦与幸福，“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5］;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扬弃，扬弃的前提是要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程度上实现社会变革，生活异化的扬弃也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生活全面提高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指出:“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5生活本质上是生产的、创造的，生产决定生活，全面的生产决定、创造了全面的生活，生产的全面性规定了生活的全面性，全面的生活也将是自由的生活，“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46，生活是人不断创造自身的活动过程。全面的生产包括物、人、生产方式、社会关系、观念和精神的生产等，正是在全面的生产中全面的生活得以产生、发展和转换［5］。生活是全面的，人对生活的占有也应该是全面的。人要占有生活资料才能为劳动提供对象，对自然界提供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形式决定了人生活的自由程度，超越了温饱等基本生理需求的劳动才是真正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才能充分激发人创造新生活的能力。人只有满足了生存的基本需求才会自觉追求美的、善的生活。
四、马克思早期生活哲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手稿》对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尺度、劳动的异化等内容的阐述对现代生活方式有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应汲取《手稿》的精华，结合现实为确立科学的生活方式提供理论依据［6］。《手稿》展现了马克思早期丰富的生活哲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以现代哲学思维扬弃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现实生活是马克思的着眼点，解释现实生活且改变现实生活是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之处。马克思不仅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直面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而且对人的感性世界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人的生活不仅满足人的动物属性而且要满足人的社会属性，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改造现实生活。第二，挖掘马克思的哲学的本质。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概念和逻辑的思维游戏，而是源自、认识和批判生活，以改造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7］。《手稿》中大量对生活的直接和间接论述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哲学，生活是马克思哲学始终围绕的主题。马克思的生活哲学的本质在于回应现实生活、激发人们改变生活的斗志，还原生活的整体性与人性，对碎片化、单向度、异化的生活加以重建，重建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第三，马克思的生活哲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生活哲学思想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坚定信心，也让我们在积极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注重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建构可持续的现代生活方式以提高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
作者：许慧 吴宁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7．
［3］李霞．马克思主义生活哲学的多重意蕴［J］．山东社会科学，2012(1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05．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3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汉武帝把《诗》列为“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对《诗》的形成，汉代学者有官府采诗之说。班固《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择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对采诗之说，历来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全面考察周代史料可以看出，采诗之说还是可信的。
现存《诗经》，汉代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删削编定的。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对此，当代学者有不同看法。宋衍申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中说：“孔子删诗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当孔子幼时，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孔子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以上两例，说明此书在孔子之前已经成集。”我认为，孔子删诗之说不可轻易否定。《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否定孔子删诗说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孔子删诗，完全可按风诗原来的次序；二，他所说“诗三百”，完全可以指自己编定的本子。秦始皇焚书，《诗》亦被毁，汉初复得流传。汉代传《诗》的有四家：齐人辕固所传称《齐诗》，鲁人申培传称《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称《韩诗》，赵人毛苌传称《毛诗》。前三家出于汉初，武帝时已列于学宫，《毛诗》晚出，未得立。《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东晋，《韩诗》亡于南宋，《毛诗》独传，即今《诗经》。
《诗经》所收作品的创做年代，起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叶，它们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亦应属于这一时期。《诗经》有不少作品，谈到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反映当时人的文学思想。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诗经》里说到作诗的有十二处……”其实，并不止于此数。又说：“这些诗的作意不外乎讽和颂，……”其实，也不尽然，因其并非讽、颂所能包含。《诗经》谈到作诗的动机和目的共有三类：
第一类：作诗是为了讽刺和劝谏。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雅•四牡》）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港伯》）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
第二类：作诗是为了歌颂和赞美。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蒸民》）第三类：作诗是为了抒发忧愁和悲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上面这些句子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文学的社会作用诗可以用来讽刺和劝谏，意味着诗可以鞭挞丑恶，揭露弊端，意味着诗可以促使统治者调节行为，调节政治，这说明诗具有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是符合事实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它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道德状况、风俗民情；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精神面貌、生活状况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人认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如此，文学还可以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肯定的，什么是必须否定的；从而使人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文学通过影响人的思想，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诗经》中的作品就是如此。周代统治者的“采风”行为也证实了这一点。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4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在韩国,一方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民众能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这就是从社会方面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我们不但要看到现时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在此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我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保持了高速发展。随着外部经济的复苏,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国又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四万亿投资项目大部分建设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破坏了环境。这是没有以动态眼光考虑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原本没有“经济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者是一体的。在古代中国,“经济”有“经世济民”之意,它既包括国家应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又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后来由于学科的分化才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学科。虽然经济学科的专业性增强了,但始终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p#分页标题#e#
(三)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其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的。从表面来看,中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类,但两者之间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西医关注的是人体组织形态的结构变化,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无生命的“人”以及已经失去生命的器官。随着生理学的发展,动物又成为了人的替代品。从临床上来看,虽然研究对象仍然是活着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会自然环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成为了和其他事物一样的机器,———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人类与之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继而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数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疗方案。由于在与自然割裂情况下诊治的标准是一个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有人认为西医培养模式下的大夫也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器。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而非实验室里设定的种种假设条件。由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生存环境的多变性,中医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细致地研究影响机理变化的每一个因素,他只能通过人类外在的形体及情感表现来进行求证。大夫通过四诊合参全面获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结合周围的环境确定治疗方案。因为中医的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甚至观察到的,如神、气等,所以对生命的感悟、经验成为中医体系的有机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大夫的培养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中医的真谛。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研究独立的经济行为,而要把研究对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会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列出“优美”的数学公式,然后通过繁琐的计算,得到人们应该遵守的结论。这种范式的重点是需要找到对问题研究影响最大的指标。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些假设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现象,所以当新的问题出现时,人们又会列出新的假设条件,重新得出结论。例如,随着金融危机的一次次爆发,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已经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源如何最优配置时,只根据某一地方甚至凭空提出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得到了看起来耀眼的成绩,但在俄罗斯却无论从表面还是本质上都遭致失败。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况,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可应用相应的方法,从直观上,“望”就是到实地去考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情况;“闻”是通过听、说或者阅读,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问”是通过询问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了解和掌握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切”是查看当地各方面的指标。通过这四种方法,就能够对当地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到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四)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治愈疾病是西医和中医的共同目标,而对疾病的认识无疑是治疗的核心环节。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两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过程遵循的是辨病论治。西医学者认为,疾病是机体在致病因素下发生的一个完整过程。在实验室中,通过物理、化学手段可以再现或“复制”致病的机体,然后相比较正常机体在物理、化学上的差异,从而得出“病”的模型。这个模型体现了该疾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某一共同特征。在临床中,将通过物理、化学方法搜集到的多种指标与正常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出疾病之所在,继而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手段进行治疗。中医在治疗中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中医起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通过历代医家对临床经验的不断总结、归纳、演绎,逐渐升华出中医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所描述的机体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等本质变化的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的病状与体征。辨证论治的过程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然后确定治疗方法。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病”关注的是疾病认识的基本矛盾,在疾病发作的整个过程中,致病的异常因子贯穿始终;而“证”注重的是疾病认识的当前主要矛盾,对于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发病者因体质、年龄、性别及生活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征候,于是出现了“同病异治”这种情况。当然,不同疾病由于影响因素的不同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征候,即“异病同治”。“病”与“证”两者的比较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研究经济问题基本矛盾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问题的当前主要矛盾。不可否认的是,基本矛盾始终引导着问题发展的方向,但还要认识到问题在同一性中的多样性。以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各异,或者金融危机应对时发展情况的不同,应该考虑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因为“证”这个概念不像“病”的概念那样直观、易于接受,所以在经济问题中对应“证”这个概念的体系无法比较容易地构建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同一经济问题解决的针对性,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5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6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四、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经济学日益从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而具有其独立的学科属性，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正在逐步成熟，经济学的“科学化”倾向日趋显现;二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政治经济学日益从原来的宏大或宏观问题的研究转向个人经济行为、尤其是稀缺条件下选择问题的研究。在此趋势下，斯密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为体系严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他就有了裁判权，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将因为对此有所干涉而获得增进的问题则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之余地。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16]89－90①约翰•穆勒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个人行动没有危害到其他人利益时，即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伤害时，政府不应对个人自由有任何的干涉。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应该天然地分开，政府所应充当的职责仅限于社会公共事务，其余的，则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论述，那就是说，私人领域可以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当有人破坏最优均衡时，政府才有权干涉。这样，个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被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使经济学研究开始向“私人部门”倾斜，“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意指国家的、宏大的)含义开始淡化，基于研究领域的划分(见表1)，“政治经济学”概念开始向“经济学”概念过渡。
(二)内维尔•凯恩斯的“两种”政治经济学
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19世纪末的欧洲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种是“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派”相互对立情况的客观反映。内维尔•凯恩斯非常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划入了社会科学，而非政治科学。“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最好被描述为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画一条界限，尽管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名称，它仍然应该被归为前一类，而不是后一类。虽然有时候它也需要关注政治的法律的条件，但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政治关系。”[18]61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便是一个与经济现象有关的学说的整体。”[18]2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体系)不应再成为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附庸，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多学科中分离出来而有其独立的科学形态。如同班克斯和哈努谢克所言:“这种学科分立的最重要含义是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经济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市场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给定。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在非市场状态(nonmarketsituation)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这样的专业化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之后，许多分析变得更易于处理了。此外，由于理论发展的模式、经验分析(empiricalanalysis)所要求的数据，以及理解不同领域差异所要求的专家知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立推动了各自领域知识的快速发展。”[19]2
(三)罗宾斯的“经济学”概念
在经过约翰•穆勒、内维尔•凯恩斯和马歇尔的多年铺垫后，对“经济学”概念变革(去除“政治”二字)做出精辟总结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罗宾斯着重论述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独立属性。他为“经济学”下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20]26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科学属性，其所关心的是价值中立(即事实判断)的人类选择行为，而不是带有价值判断和主观好恶的带有政治学意味的古典经济学。基于以上分析，罗宾斯将古典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策经济学”，在他看来，政策经济学并非属于经济科学体系，只是应用了某些经济学原理的政论文。罗宾斯指出:“在诸如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泛指所有的有关经济科学以及经济政策理论的全部论述。……然而，近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政治’一词去掉，用‘经济学’这个词单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关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讨论，归于另外的、尽管与前者有关但又与其明确区分开来的特殊的研究范畴。……这种划分方法有两点好处。其一，它同时分清了个人和集体在实现目的时会这样或那样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的行为的活动范围，其二，同时它也抛弃了，或者说意识到应该抛弃任何如下的假设，即对这些行为的概括中本身具有任何规范化的前提。”[21]5－6罗宾斯的论述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异:(1)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群体和国家，而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强调个体;(2)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难以摆脱政治学的束缚而成为多学科杂糅的学科体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获得纯粹科学学科的外衣;(3)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杂糅，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实证分析为圭臬，具有纯粹的科学属性，这也正是Economics与Economy的区别所在。①
五、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与述评
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但始终未能真正摆脱“政策经济学”的“干扰”。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凯恩斯到加尔布雷斯，从阿罗到布坎南，在西方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出现了复苏，更出现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ics)研究热潮。#p#分页标题#e#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代表)统治经济学的最初岁月里，“政治经济学”已经从主流教科书中淡出，在完美的局部均衡的理论框架下，“看不见的手”使得经济活动秩序井然;而政府则恪尽职守，努力地扮演好“守夜人”。但1929—1933年“大萧条”的当头棒喝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社会公共领域，去关注失业和社会问题。“凯恩斯革命”导致“宏观经济学”诞生，研究者对国民收支、公共财政、税收、失业等问题的关注，使得“政治经济学”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中。因为理智的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22]5随着经济学家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政府经济职能研究的深入，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再次回归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规范分析也再次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撰写大量政治经济学评论文章。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尖锐的政治、经济矛盾频繁爆发，敏锐的经济学家已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而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区分，这一时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喜欢以“新政治经济学”来标榜自己的理论创见。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与引申
与内维尔•凯恩斯所谓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的区分相类似，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新政治经济学”其实也存在着两种趋势:其一是上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继续将多学科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探求之中;其二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在这两种趋势中，第二种趋势已日渐占据主流地位，与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依附于政治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新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学正日益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方法论为基础来界定“新政治经济学”，则更应该称之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Po-liticalEconomics)，如AllanDrazen所说，“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简单复活。虽然其特征是它对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根据它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它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来定义。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不仅体现在运用数学方法这种形式化的意义上，而且表现为它还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与其说是它的研究内容，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23]4与Drazen的观点相一致，TorstenPersson和GuidoTabellini在其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解释》一书中，也将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论)应用其中，借助精妙的数学工具，古老的政党问题、投票选举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等等，都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范式。[24]
(三)公共选择理论———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研究，公共选择理论①无疑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并且代表着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对社会选择(socialchoice)和公共选择(publicchoice)问题避而不谈，这主要是受穆勒“二分法”的影响，即公共领域的问题只要交给政府去办就可以，制度是经济体系(私人领域)的外生变量，不需要过多关注。但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私人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强，于是，围绕公权与私权关系而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选择)，也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阿罗指出:“在资本主义民主下，社会选择基本上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26]11在新古典经济体系下，一般只研究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很少关注集体选择。自从阿罗提出“不可能性定理”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说，在单个投票者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怎样一种社会形态。这实际上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的投票规则下投票者所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就使得当事人(投票者)慎重投票，否则投票结果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收益。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在政治市场上，人们则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以及政策法律制度。根据汪丁丁的描述，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最重要的假设:(1)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一群“个人”的行为和个人对行为的“理解”构成的，这个视角或思路，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2)“经济人”假设———所有政客关注的私利，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假设;(3)“政治交易市场”(politicalactivitiesasexchanges)假设，即把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看作市场交易行为，以权力为媒介，政治市场与产品市场并无差别。[6]46这三点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坚决贯彻。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公共选择理论乃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流派。
(四)“经济学帝国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地拓展
从公共选择理论引申开去，可以发现，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众多经济学流派，都带有浓厚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味道，即都是试图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曾经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公共领域内的问题。施蒂格勒的规制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经济理论、诺斯的新经济史，再加上阿罗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这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制度和制度变迁、社会成本、政府和议会、公共选择、民主选举、反垄断等问题再次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p#分页标题#e#
更进一步说，加里•贝克尔关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则使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触角逐步伸向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已演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种族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显示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生活力;一时之间，政治的经济学、社会的经济学、伦理的经济学、认知的经济学都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经济学得以再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融。但这次交融，已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原初社会科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古典时代多学科融和的一种“扬弃”，是在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一次“超越”。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学”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新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再到“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的建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展。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正以其自身的研究优势而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新浪潮，并预示着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7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在给帝国主义沉重一击的同时，极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其中的民生主义理论，直接撼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经济思想的基础，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开启了大门。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与起点，辛亥革命还为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垫定了基础。特别是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阐释的民生主义，更是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最初的贡献。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近年来新建立的崭新学科，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一系列经济观点、思路、理论及学说的总和，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以追求并实现经济现代化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从总体情况看，起始于辛亥革命。虽然从经济理论的性质、目的与基本内容的不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与非国非共的“第三理论”，但就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创新而言，应当说，也是辛亥革命为其开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其早期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也正是随着辛亥革命及其影响的深入而逐步拓展为以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论、过渡时期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造论、工业化道路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体系，从而成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就中国国民党的经济理论而言，是基本没有异议的。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象征性起点，仍有不少异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上线应该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这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近现代部分的历史分期与中国经济史近现代的历史分期才能吻合。其实，中国经济思想史同中国经济史是截然不同的两门学科。
对于中国经济史来说，它是以中国社会历史上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形成、发展、变化及演进过程和必然归宿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具体史实揭示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不同结构与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限一般划在1840年，下限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样划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就不同了，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条件、特点及状况，探求并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及阶段的内在规律性。其中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上限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但下限不是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而应划在1911年辛亥革命。基本原因在于:
第一，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史面对的是经济实在，而经济思想史面对的是思想观念。研究经济思想史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经济史，但经济史的研究却绝对不能替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经济思想相对于经济现实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如果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套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至少是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第二，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看，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性质，并未因为以为标志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划分而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主体经济思想，其性质、特点及基本内容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就为经济思想史不同时期的划分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经济思想的主体是封建经济思想与封建改良主义;在此之后，经济思想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第三，从中国独特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显然属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当然也属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范畴。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自然包括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新)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经济理论。
我们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不能认为，辛亥革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背离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的、内容及基本原则。因而，把辛亥革命后(新中国之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划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范畴加以阐述是不妥的。当然，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主体具有不同性质，各自形成的条件和特点也不相同。
首先，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性质看，一方面大量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吸收了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来说，虽然其中有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影响，但封建经济思想仍然是主要的，是主体部分。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虽然也与欧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密切相关，但其封建性已不是主导，主体部分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实践，其性质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看，虽然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各自具体的客观条件却相去甚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其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得中国原来封建社会的性质、矛盾、特点以及前途都出现了扭曲，已经不同于原本意义的封建社会。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却是1911年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体制”及1917年十月革命与1919年所预示的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p#分页标题#e#
再次，从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各自的特点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在急剧发展的形势下，一般具有变化颇大，更替迅速、内容和形式都很不稳定的特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不仅目标坚定、任务明确、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而且明显地具有革命性、实践性、真理性、创新性特点，这也是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所不同的。
综上，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及研究对象的上限是客观的，符合其学科性质。这里，进一步认识孙中山三民主义经济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对于客观把握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关系甚为重要。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把中国大同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相联结，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亦为达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孙中山对于实现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一个是平均地权，另一个是节制资本。”［1］“平均地权”，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在当时，平均地权的提出不仅跨越了旧、新民主革命两个时期，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之所以要提出平均地权及其基础上的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意义在于:一是解救中国大多数农民免受痛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避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甚至前途，力主实行社会主义;三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以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平均地权解决中国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实践，在客观上已具有若干社会主义性质。
“节制资本”，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富民强国的经济纲领。节制资本包括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首先要限制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其次，以赎买私人资本的方式有效地控制和防止“资本家压制劳动社会”;再次，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的办法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最后，节制私人资本还必须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节制外国在华的一切垄断性企业。“发达国家资本”，即发达国家的国有国营实业，这是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之要义。“发达国家资本”的实质内涵则在于“大资本国有”。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节制私人资本，才能避免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路;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才能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只有既节制私人资本又发达国家资本，才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更深层次地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后只有沿着苏俄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成功。”两国的“革命都是一条道路。”这是“联俄”;中国共产党要推翻“三座大山”，实行新民生主义，实质上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此要实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就必须与中国共产党结成革命同盟，此乃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这是“联共”;“农民是我国人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此乃联俄、联共的必然结果。这是“扶助农工”。［2］
“三大政策”的提出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体现了此时的孙中山在革命斗争中难能可贵的三大转变:一是他把学习的榜样从西方的资本主义转向了东方的苏俄社会主义;二是他把革命的联合力量由大军阀、大资本家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三是他把革命的基本动力由资产阶级转向了工农民众。这三大转变是根本性的。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当年，列宁曾把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现在，“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因此，“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已经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当年的评论错了，而是孙中山后来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虑到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点及中国的特殊国情，孙中山当年所阐释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及其有无时代与现实意义，亦就迎刃而解了。“平均地权”与后来的、再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节制资本”与后来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国家资本、再后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虽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所设计的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
之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原则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多样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差异颇大;其次，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再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铸就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任务与核心范畴。因此，我们回过头来认真而又科学地考察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时，不能不特别注意其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只有如此，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理论的评价才可能是科学的，对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关系的认识才可能是客观的。#p#分页标题#e#
二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独创性伟大贡献。它是在旧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农业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与经验总结，同时也是成功的探求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第一步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概括与总结。中国的实际国情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表现为“后封建”和“穷”两个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性。与孙中山都清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从实质性内容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又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言: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下决心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3］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中山先生的学生，而且是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
首先，与孙中山构想的新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相一致。孙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和欧美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区别。其民生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包括了多种经济成分:国有国营经济、地方公营经济、合作经济、中外合资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总之，孙中山所构想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公营和私营兼顾，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等经济成分。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其次，与孙中山构想的社会上层建筑相一致。从社会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看，孙中山所构想的民生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独特的，即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人民性的共和国———人民共和国。这个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一个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所构想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同样是独特的，1949年总结性地写道:“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第三，孙中山在设计与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既强调实业建国，提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设想，又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法等。在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民生”既不是贫穷，也不能封闭。在阐述中国革命的过程与前途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3］63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众所周知，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亦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期准备，或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的这段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一致性。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为后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与核心思想与三大政策的民生主义始终保持着一致。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正确的“国情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之后又进行了多方面艰苦的探索，“国力论”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科学地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得“国情论”与“国力论”理论上升到战略高度。实际上，孙中山、、邓小平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关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亦是大同小异。孙中山概括为一个字:“穷”;认为是一句话:“一穷二白”;邓小平认为是:“人口多、底子薄”。这些认识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地位的理论。“初级阶段论”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综合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历史等各方面，既考虑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特点，又注意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性质与状况，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与社会交替形态的必然规律概括出来的现代化建设环境论。
应当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一直是不断深化、细化和具体化的。辛亥革命的大功劳在于，把对于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及其意义提到了日程上，并且为此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没有中山先生对于中国国情认识的基本概括，也就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国情理论，这是一个逻辑的理论序列，也是一个必要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有历史阶段，是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发展转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先进国家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要把发展生产力置于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科学认识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p#分页标题#e#
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的工业化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大贡献。从过去了的实际情况看，世界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从经济落后国家变革而来的，初期都面对如何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问题。在中国，历史与国情的基本事实更把中国工业化问题摆到了一个特殊的基础、环境与起点上，从而构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内容及其重要特色。例如，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不仅是马克思再生产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化，并且极大地深化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当然，在中山先生那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同样相当重要，他的建国方略洋洋大观，极为具体，至今不失现实性和前瞻性。由新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农业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举足轻重，必须置放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三农”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然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具体化。农业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问题，具体表现为增长方式与经营方式;农村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农民问题，说到底是经济关系与经济成分问题，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与利益实现形式。由“三农”问题引发的“农民工”问题(“四农问题”)，说到底是农业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具体表现为工农与城乡差别。这些问题，既是旧中国的遗留问题，也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平均地权”到“家庭联产承包”，从“节制资本”到“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解决的方案与方法大同小异。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农业的综合开发，逐步、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要大力转换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使之尽快提高商品率，实现市场化;要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地提高，从而为农业的集约化提供基础性支持并现实地弱化工农差别以及脑体差别;要迅速推进社会的公共服务均衡化，以利于尽快消除“三大差别”。积极、慎重地推进并实现农业工业化，即从发展农业生产力这一根本入手，则是有效与妥善解决“四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创新之举。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研究中国实际及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环境、定位而形成的崭新理论，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群众长期奋斗、力争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经验总结。
关于改革开放理论。改革与开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策。通过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使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力，是发展的原动力;对外开放，也是由中国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决定的。放眼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4］因此，我们要发展，必须开放。在改革中开放，在开放中改革。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就斐然，通过大改革、大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从思想向邓小平理论与科学发展观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百姓生活的平均与贫困向以人为本的小康与富裕转变。辛亥革命后，尽管社会动荡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但是，变革一直是主线。变革的主线不仅没有背离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实现民生，追求现代化，而且中山先生关于实行开放主义思想，包括主张引进外国的资金、设备、人才、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方式方法等等，在其后的实际过程中不断得到实践和发展。一方面，通过30年来改革，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2001年11月11日，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及民生与国有企业方面的再改革也成为新时期最根本的任务与内容。
经济学思想史范文8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