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技革命的推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面对挑战和质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认为，对待资本主义既不能断言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制度，虽然国家作用在增强，技术进步在加速，但这些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新阶段’言论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制度的评价和对其未来的估计”。S.都留重人同样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的长期繁荣，但却是以巨大的浪费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不会改变。于尔根•哈贝马斯认为，有组织的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消灭经济危机，利润率下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罗德否认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抑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强，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仍然不能避免。就在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变化了吗？”的讨论如火如荼进行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增长和繁荣发展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平稳而快速的增长被“滞胀”所替代，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以信贷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价值危机等形式不断地爆发出来。危机的爆发和劳资关系的破裂引发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潮，英美等国家开始涌现出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都从各自关注的视角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国左翼代表人物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客观性和周期性，他们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总量由于无法找到出路，决定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趋于停滞的客观趋势。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哈维认为，资本主义虽然通过转变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即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转变到“灵活积累方式”，基本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困扰，但这种转变更像是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在他的著作《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的出发点或历史条件，虽然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基础，不能改变追求高额垄断利润这一经济运行的根本目标，因而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克服不了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更改变不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顾海良教授认为，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改变，但是这种过渡的进程以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形式和路径，显然可能有多种选择。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导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成果的社会化应用已经并将更快地改变生产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给现阶段及其继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变换，并对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是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徐崇温教授认为，“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问题上，既要看到这些新变化在延缓资本主义的覆灭、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又要看到酝酿和加剧资本主义矛盾方面的作用。要从总体上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在经过一个长过程的发展以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但如何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历史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具有实践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科学地认识到：俄国还不具备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它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这一中间环节，这是小生产自发发展的必经阶段。列宁未能见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斯大林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他认为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交换。因此，斯大林的理论是不彻底的“半商品经济论”，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根本问题。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首次论证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运行和作用的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通过模拟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的方法为企业确定必须遵循的基础价格；除兰格外，其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如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等；原苏联经济学家中“，西伯利亚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关于所有制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中的理论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的不仅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警醒，仅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美国罗耀拉大学施威卡特教授认为，既然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那么市场经济就成为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唯一之路。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以国家所有制或工人集体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可以消灭剥削和雇佣劳动，而保留一定的市场机制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短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且还能克服中央计划经济难以克服的集权化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和信息问题。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劳勒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论述，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由于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而需要通过公有制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来取得财产，因此，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可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日本经济学家伊藤诚指出，中国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模式之一，它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领路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大胆利用市场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必须借助市场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一切方面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与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在邓小平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仅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而且是最优结合。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既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之利，也存在“市场失灵”之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不仅能扬市场经济之利，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之弊。因此，社会主义不但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宋涛教授肯定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但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本质的不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去发展市场经济。虽然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基本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在经济具体运行中如何处理市场与计划（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却产生了颇多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主体性地位，政府不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宏观调控也不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政府的功能在于做好服务，建好环境；另有观点认为，“我们的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单纯的市场经济，”因此在尊重市场价值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公有制下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即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至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则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
三、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虽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的经济全球化，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面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马克思也力求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予以阐释，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最初的写作计划中，也预留了两册来写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最近3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有关时代特征和人类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必须在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做出对策和选择而无法回避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国际分工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问题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的矛盾和对立都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几乎蔓延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系的格局和走向，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认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再次彰显出它强大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受到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很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向全球扩张的趋势，并就其本质、动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巴兰对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和卡多佐、法籍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埃及经济学家阿明对“边缘资本主义”起源、发展阶段、发展途径等问题的思考，比利时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关于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包含了经济全球化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美国学者威廉•I•罗宾逊指出，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阶段，其特点是所有的国家和人们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也使社会再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大规模的贫穷乃至生态灭绝。”日本学士院院士伊藤诚指出，“人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自我调节、理性、高效率的经济秩序的延伸。然而事实上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经济动荡和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田纳西大学教授阿•斯科特•弗瑞通过国际石棉贸易的考察，研究了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与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他认为，国家和核心国之所以会形成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主要是因为，核心国依赖其在资本、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优势而使国家对其产生不平等的依赖关系，从而减少了国家选择的余地，在经济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欧文•马奎特教授就全球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发达国家的工人卷入到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即面临着不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排挤和各种社会福利的降低。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化，解决国际工人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教授认为，“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剥夺了个人和民族参与全球社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新的交往手段和更多可供支配的资源也为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形态提供了可能性。希腊学者萨瓦斯•米切尔•玛特萨斯同样认为，应把经济全球化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影响的认识，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看法是趋于一致的，但国内学者更着眼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去看待经济全球化。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目前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结果，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和颁布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接受和服从的选择，因此，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那么，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实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独立呢？这是关系一个国家荣辱兴衰的大事。对此，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认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中，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迎接挑战、防范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和争得自身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最大优势。程恩富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主导阶段是暂时的，全球经济最终将指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是由“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中国社科院何秉孟教授同样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虽然是资本主义在更高层次上向全球的扩张，但从长远看，它也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奠定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上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具有历史永恒性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对全球化有全面的足够的认识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参与其中，“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反对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团结一致地进行有效的斗争。”
四、西方经济思潮的冲击与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西方经济学对立面的理论姿态被世界无产阶级所掌握，因此，它的成长历程也必然伴随着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的种种非难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斗争中不断地成长壮大，从理论发展为运动，从运动走向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20世纪30年代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然而，后，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些国家的消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逐渐被西方经济学所取代，即使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地位。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冲击，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阵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国从战备状态进入了战后修复和建设阶段，作为两大对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进入了比较平和的发展时期，并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通过寻求共同的主题形成对话和沟通。例如，罗•米克通过考察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多布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保罗•巴兰通过探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提出“经济剩余”等范畴，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搭建了重要的平台。然而，平静的海面下通常是暗流激涌，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难和攻击，他们以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恶意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领导者的方式，阻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发展，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20世纪90年代的，使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瞬间倒向了资本主义阵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也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甚至在俄罗斯，开设了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被停止，课程内容被所谓的“economics”的“经济学”所取代。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巨大冲击，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捍卫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权利的同时，对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认为拯救国家和人民于苦难之中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和全民所有制道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危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其对危机根源的透彻分析而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21世纪最响亮的呼声。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却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认识上的严重偏差。这种严重偏差的集中表现就是，在经济学教学上，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课时不断被压缩，甚至在一些高校已经被砍掉，而西方经济学在课程设置中却越来越凸显；在理论研究上，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无用论”和“取消论”，倡导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在意识形态上，淡化主义，强调普世性。长此以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逐渐被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对此，刘国光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然而有些人士在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妄想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地位。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以后俄罗斯经济学界的遭遇为鉴，警示中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和被贬为“教条”和“空想”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例如武汉大学陈恕祥教授提倡，要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学阵地，同时也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努力建设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指出，目前在中国高校和理论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被边缘化，如何防止这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保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其根本途径就是在发展中坚持，在实践中发展，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本质。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这一问题上，吴易风教授指出，对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吸收，但绝不能照抄照搬、囫囵吞枣，更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程恩富教授指出，“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应该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五、结论及展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实践中产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如前所述，在当代，社会、经济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迫切的课题，都需要我们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予以科学的解释和说明，在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现实解释力的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目前对于当代中国，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建设。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根本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庸俗经济学的本质所在。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第二，必须坚持融合发展广泛借鉴的创新之路。随着社会经济的纵深发展，经济学已不再局限于原有的研究领域，出现了生态经济学、地缘经济学、美学经济学、经济学心理等交叉性学科，为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必要从相关学科中广泛借鉴和积极汲取可用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中，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过去我们无论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建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都过多地偏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对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等方面的量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被边缘化、在实践上被束之高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必须克服以往忽视运用量化分析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文精神与数理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充分学习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以往我们由于过多地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而忽视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导致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自由思潮在我国理论界和高校的泛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同西方庸俗经济学者相比，不仅同样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他们坚持马克思的立场和世界观，虽然身处资本主义阵营，但却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针砭入理的分析和批判。因此，中国学者在未来的经济理论工作中，应更加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
作者：孙立冰 刘晔 单位：吉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新乡学院政法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