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范文1
(一)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哲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追求的是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实现对客体的不断认识,并最终对客体实现改造,以满足主体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当人体出现疾病时,医生以其为客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对其逐渐了解,并最终找出治疗的方法。所以,西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躯体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躯体形态组织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标准。中国哲学以元气论为核心,认为作为客体存在的“天”、“地”是作为主体的“人”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由于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类存在所需要的各种元素,所以,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够生存。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医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体,而是主体的行为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并最终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疾病是“完整的人”(与天、地合而为一)的正常与异常状态。由于中医有这一特点,所以不像西医那样追求的是治疗“已病之病”,因为只有当疾病出现时,西医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体,而对于中医来说,只要主体的行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所以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的观点。西方经济学与西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认知客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6]
在此定义中,客体是资源、商品及劳务,主体则是作为有自主思维的人。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改变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要努力适应自然的规律,这样人类的生存环境才能更加和谐。在医学中,中医的追求目标是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只有在违背自然规律的时候,人体才会出现西医所努力诊治的疾病;同样,如果人们不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出现自然界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这时试图认识并改造自然资源的“经济学”便会出现。“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一经典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在对经济学的批判上,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到了优化作用,使得作为主体的人类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最大化只是以人类某一时段、某一群体而言的最大化。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某一部分利益的获得必然带来另一部分利益的损失。如果某一时段、某一群体利益的获得超过整个永续人类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研究者认为,某一地区GDP越高,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同时人们就会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为人类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201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形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在以GDP作为官员升迁重要评判标准的时代,中国地方政府出台了升级版的“四万亿”,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等以前鲜有问津的领域成为投资热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示着我国的自然环境及海洋环境将开始或已经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这种对环境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追求使国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以幸福指数作为官员施政的评判指标。相对于GDP,这一指标更加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更加符合自然规律,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永续幸福的人类社会。
(二)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西方还原论认为,①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因此高级形式的物质是可以由低级形式的物质构成的;②生命这种高级的运动形式是可以由机械、物理、化学等低级的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如笛卡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系统,生物也被描述为自动的机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规律作出解释。在此思想指导下,西医不断把人体分解成更为微小的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发展,研究从器官、组织、细胞等层面进一步缩小到分子、病原体甚至基因等层面,同时在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之下,治疗的手段也越来越微观。这种各方面互相割裂进行治疗的方法产生的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到的结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时,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医的整体论认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体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器官都可以纳入到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系统中,通过经络,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不但人体本身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也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时间、环境变化对人的身体也会产生影响[7]1。《黄帝内经•灵枢•邪客》曾云:“人与天地相应者也。”由于中医具有系统论中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导下,医生必须对疾病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思考,并结合内部与外部环境综合诊断予以治疗,所以治疗疾病更加彻底。中西医方法论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应开阔视野,看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需要解决的个别问题甚至是个别问题的细枝末节上。目前来看,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性是以某种角度来讨论资源分配问题或具体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来体现的,但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整体性应该是从各种因素以及动态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影响经济的因素,既有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条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经济问题时,应该也可以采用经济学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的外汇储备降到低点,而且短期内尚有大批外债需要偿还。危难时刻,韩国广大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主动捐献黄金和美元给国家,换取政府公债,成功帮助政府稳定了韩元币值,共同渡过了经济危机。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在韩国,一方面体现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民众能以整个国家的大局为重。这就是从社会方面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我们不但要看到现时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迅速在全球蔓延的时候,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在此投资计划的刺激下,我国没有出现如其他国家那样的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保持了高速发展。随着外部经济的复苏,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我国又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四万亿投资项目大部分建设周期较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又破坏了环境。这是没有以动态眼光考虑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原本没有“经济学”这门独立的学科,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者是一体的。在古代中国,“经济”有“经世济民”之意,它既包括国家应如何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又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军事、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后来由于学科的分化才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学科。虽然经济学科的专业性增强了,但始终与其他学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p#分页标题#e#
(三)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其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的。从表面来看,中西医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类,但两者之间的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西医关注的是人体组织形态的结构变化,因此研究对象主要是无生命的“人”以及已经失去生命的器官。随着生理学的发展,动物又成为了人的替代品。从临床上来看,虽然研究对象仍然是活着的“人”,但是此“人”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存在的“人”,而非存在于社会自然环境中的“人”。在西方哲学思想指导下,人类成为了和其他事物一样的机器,———这种观点实际上割裂了人类与之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继而通过物理、化学以及数理的分析推理得出治疗方案。由于在与自然割裂情况下诊治的标准是一个个量化的指标,所以有人认为西医培养模式下的大夫也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器。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研究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人”。此人生活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而非实验室里设定的种种假设条件。由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生存环境的多变性,中医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细致地研究影响机理变化的每一个因素,他只能通过人类外在的形体及情感表现来进行求证。大夫通过四诊合参全面获得疾病的信息,然后结合周围的环境确定治疗方案。因为中医的很多东西是无法量化甚至观察到的,如神、气等,所以对生命的感悟、经验成为中医体系的有机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医大夫的培养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得到中医的真谛。中西医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不要过分追求研究独立的经济行为,而要把研究对象置于自然存在的社会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根据一定的假设条件,列出“优美”的数学公式,然后通过繁琐的计算,得到人们应该遵守的结论。这种范式的重点是需要找到对问题研究影响最大的指标。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这些假设条件绝大部分都是在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现象,所以当新的问题出现时,人们又会列出新的假设条件,重新得出结论。例如,随着金融危机的一次次爆发,解释这一现象的模型已经推出了第四代。由于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源如何最优配置时,只根据某一地方甚至凭空提出了一些假设,而这些假设并不能够适用于任何地方,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例如,“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得到了看起来耀眼的成绩,但在俄罗斯却无论从表面还是本质上都遭致失败。
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全面了解和掌握疾病情况,为进一步治疗提供依据。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可应用相应的方法,从直观上,“望”就是到实地去考察当地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等情况;“闻”是通过听、说或者阅读,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问”是通过询问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了解和掌握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切”是查看当地各方面的指标。通过这四种方法,就能够对当地情况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从而做到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四)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对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治愈疾病是西医和中医的共同目标,而对疾病的认识无疑是治疗的核心环节。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所以两者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西医对疾病的认识过程遵循的是辨病论治。西医学者认为,疾病是机体在致病因素下发生的一个完整过程。在实验室中,通过物理、化学手段可以再现或“复制”致病的机体,然后相比较正常机体在物理、化学上的差异,从而得出“病”的模型。这个模型体现了该疾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某一共同特征。在临床中,将通过物理、化学方法搜集到的多种指标与正常指标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出疾病之所在,继而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手段进行治疗。中医在治疗中讲究的是辨证论治。中医起源于长期的临床实践。通过历代医家对临床经验的不断总结、归纳、演绎,逐渐升华出中医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医所描述的机体是一种抽象的实体。“证”是在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的病位、病因、病性、病势及机体抗病能力等本质变化的有机联系的反应状态,表现为临床可被观察的病状与体征。辨证论治的过程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然后确定治疗方法。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病”关注的是疾病认识的基本矛盾,在疾病发作的整个过程中,致病的异常因子贯穿始终;而“证”注重的是疾病认识的当前主要矛盾,对于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发病者因体质、年龄、性别及生活环境等不同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征候,于是出现了“同病异治”这种情况。当然,不同疾病由于影响因素的不同也可以产生同样的征候,即“异病同治”。“病”与“证”两者的比较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借鉴与启示是:在研究经济问题基本矛盾的同时,也要关注经济问题的当前主要矛盾。不可否认的是,基本矛盾始终引导着问题发展的方向,但还要认识到问题在同一性中的多样性。以金融危机为例,由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经济、社会、自然禀赋各异,或者金融危机应对时发展情况的不同,应该考虑相应的方法进行解决。因为“证”这个概念不像“病”的概念那样直观、易于接受,所以在经济问题中对应“证”这个概念的体系无法比较容易地构建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同一经济问题解决的针对性,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2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民营企业；党建工作
1引言
同志曾经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这表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企业思想政治站位，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在企业突出位置，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科学的方向指引，是人们在工作、学习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在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民营企业充分认识到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党是领导一切的[2]，将公司发展、业务开拓及员工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与党建工作高度融合，引导企业爬坡过坎，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实现企业质量和经济效益的稳步提升。本文分析了党建政治工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探讨了当前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关整改意见，为促进民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迈出关键一步、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理论参考意见。
2民营企业狠抓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民营企业更要紧紧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党建强，企业强。注重政治思想引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提供保障、把定方向。
2.1促进企业员工综合素质的提高。民营企业通过建立党组织，以党建思想工作引领企业人才培养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企业通过扎实抓好企业员工理论学习，以开展党史教育以契机，将党史学习教育和企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史力行，推动员工以新时代思想武装大脑，弘扬主旋律，提升员工的道德素质，帮助员工处理好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协调工作中的问题。企业通过创新理论学习的方式方法，结合“线上+线下”学习方式，定期组织员工学习报告精神和开展警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先进典型教育，推动民营企业人员的学习教育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引导企业党员干部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学榜样守初心、聚力量担使命，提升企业各部门整体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例如，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街道广州市明师教育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2019年3月成立了党支部，组建党员示范岗，充分发挥党员带头示范作用，彰显行动模范之风，将企业的发展融入党建元素，逐步形成以党建促教育、以教育抓党建的良性机制，推动公司全体人员共同进步发展，激发了公司新活力，形成了团结、共谋发展的新局面。
2.2推动企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大企业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力度，找准党建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的立足点，能有效地解决传统企业存在的管理表面化、形式化等问题，提高企业团队的领导力、执行力。推进深化改革，发力党建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的结合点，紧密落实工作责任制，能有效地排查出影响企业和谐稳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分析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发展规划状况，确保企业经济效益稳步向前发展，同时，能够创新企业工作手段，如运用“党建+”、融媒体等创新方式，实现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率”，推动企业发展迈向新台阶。例如，广东省海珠市斗门区针对全区不同镇村的“淘宝店”散落特点，采用联建的方式将产业链条建设为“红色连接”，互联网企业呈现出“党建、业务强”的良好态势。
3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状
3.1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对于一般民营企业来说，党员人数相对较少，没有具体党支部管理规定，人员相对松散，较多企业只存在形式上的党支部，较多的文件要求、措施未能落到实处。此外，企业人员思想认识相对不足，认为做好个人企业工作就足够了，且没有太多时间花在党建政治思想建设上，除了上级部门强制要求完成之外，对于其他事情，企业党支部也只是敷衍了事。由于企业党员同志从事着企业管理工作、专业技术工作，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上了解不够充分，对党的先进理论思想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所欠缺，难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且绝大多数企业负责人都是党政“一肩挑”，党性观念和党务工作能力相对较差，普遍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民营企业难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局面[3]。
3.2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不到位。企业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依赖于当地政府党建部门的监督、运行。政府党建部门依据上级领导要求，将相关文件、要求、做法等事项通知到企业党支部负责人，负责人组织企业各部门开展活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之间缺少共同的政治目标，也没有较好地进行沟通，导致相关文件要求、做法只停留在企业领导层面，难以得到贯彻落实。
3.3企业基层党务工作者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党建业务水平有待提升。目前，部分企业基层党务工作者不熟悉党建工作，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党务知识培训，党务知识缺乏，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开展不规范，且较多企业存在“兼职化”现象，人才储备不足，在党务工作方面投入的精力不足，创新能力较低，党组织机构不够健全、机制不够完善。企业重视生产经营效益提升，且公司事情繁多，未能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没有相应的党建工作人才保障机制，导致党建力量弱、发展缓慢，相对较难真正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4加强民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建议
4.1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增强企业党员的政治责任感。主题党日活动能强化企业党员党性观念，要真正做到从严治党就必须从党的组织生活严起，推动企业员工坚定改革创新、团结奋进，提高企业员工的创新能力和工作效率，奋力开辟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实现党组织与企业生产经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由于企业人员主要以岗位工作为主，较少有相关主题活动，通过主题活动的举办，丰富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使员工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履职，切实获得“能做事，做实事，干大事，开新局”的成效。如开展“学党史、忆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组织企业党员纪念革命先烈，重温革命精神，聆听革命前辈英雄故事，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将学党史与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有机结合，以饱满的状态、提速的节奏推动公司事业不断发展，为新时代公司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此外，结合主题党日活动，企业可以按照“坚持、加强、创新”的要求，不断丰富“”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创新活动形式，努力打造文化学习与娱乐相结合的主题活动，使员工在享受快乐活动的同时，将党的政治思想潜移默化地灌输进企业员工脑中，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吸收、消化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钉钉上班软件使用较为广泛，企业可以利用钉钉软件设立“党员之家”，让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使用手机阅读观看学习文件，交流学习体会，共享学习收获。针对理论性、专业性较强的理论知识，如《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我们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分级分类指导，科学合理作出安排。例如，可以通过邀请相关思政专业的教授、专家进行座谈会交流学习、探讨，并采用通俗易懂的言语、方式、案例传授新时代政治思想，也可组织员工、党员到红色村现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不断增强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直观感受党的理论成果。通过开展各种主题党日活动，把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与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以过硬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勇担使命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企业经济发展取得良好实效。
4.2充分落实党建思想政治宣传。2018年8月，同志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4]。这表明党建思政工作要注意传播规律，注重深入基层宣传宣讲，以小故事讲透大道理，让党员群众爱听、能信、真服。把握聚焦讲清讲透，为人们讲清楚理论怎么看和怎么办，通过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对人们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使人们转变思想观念，即我要学习，我要创新，使创新理论真真正正地走进人民心里。落实企业党建工作宣传可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第一，创新企业宣传党建工作新局面。随着融媒体的快速发展，微传播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也对宣传思想工作的传播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企业结合自身发展与党的建设特点，可结合实际采取制作宣传栏、编发口袋书等方式，采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微视频等现代信息手段组织基层党员开展学习，同时，打造多样化的“微精品”，以员工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展开，通过微平台进行民主讨论、平等交流、问题辨析等方法，注重接地气、求实效，多用员工群众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在员工大脑中灌输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使员工在观点沟通、思想碰撞中提升政治觉悟，形成正确的政治取向，真正入脑入心。第二，创设宣传情境体验。由于党建思想理论性较强，企业较多员工难以弄懂弄通，因此，党建思想理论宣传可通过环境的再现和渲染，让员工身临其境，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理论辅导，扩大广大员工所需要的思想服务，感染、带动员工去关心、了解国家大事，直观认知和感受党的创新理论。如企业组织员工参观广州起义纪念馆，通过查看主题展馆中的陈列纪念品和图片（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的经过，最终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接受了红色革命教育，学习了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进一步锤炼了党性修养，强化了宗旨意识。
4.3落实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经济形势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特点，完善党建、思政工作制度，以党建“融入中心，发展企业”为首要使命，以“凝聚人心，打造同心圆”为根本要务，切实提升党建专业管理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为公司新时展战略目标提供坚强的保证。针对企业现有状况，可从下面2个方面进行：一是制定考核机制；二是明确党建思政内容[5]。在考核机制上，注重完善顶层设计，以公司“十四五”规划编制为抓手，落实党建工作目标到个人身上，设立相关党建活动的规章准则、考核机制。如规定企业党支部必须在一个月内开展一次党建活动，将党建活动内容、照片记录在考核表上，企业党支部书记对党建活动进行评价，对相关党建和思想政治建设人员给予奖励或者惩罚。该奖励、惩罚可从精神上进行，有条件的可从物质上进行，从奖惩性机制出发，将党建、思政工作有效地落实到位，以党建新成效开创企业经营发展新局面。在党建思政内容上，企业应紧跟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政策，以“创新”为导向，设立共同经营目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积极推动企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增强企业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将思政工作与企业具体的工作相结合，搭建党建网络工作平台，分享该企业中行业的发展形势、政策、创新动态资讯，通过平台搭建，党建工作人员可利用平台增进员工之间的沟通交流，让企业的员工能在党建网络平台上发言论、述观点，凝聚企业员工力量，提升企业工作效率，为企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促进企业全面迈上新台阶。
5结论
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和创新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推动民营企业精心构建党建载体，健全完善党建机制，才能永葆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有力推动民营企业的机制体制改革，促使民营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应从企业员工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出发，加强党建思政教育工作，提升职工道德素养，确保各项工作高效展开，为企业经济建设奠定基础。本文论述了党建思政工作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从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现状与问题出发，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改善和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在企业员工队伍良好建设上的作用，旨为促进企业党建发展和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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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研究范文3
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三农”问题的现实严峻性和极端重要性日渐凸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健康增长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解决“三农”问题都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开展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加快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政策依据，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目前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有以全国层面、以省为范围的研究，以及某个农业产业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但是以某个典型地貌类型的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还较少。四川丘陵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农业经济区域，作为四川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四川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在当前中央关注“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下，四川农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3］。
四川省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县均集中分布于丘陵地区，丘陵地区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省的59．9％、57．9％和59．5％，粮食面积为全省的60％左右，粮食总产量占全省的80％以上，商品粮占全省的90％左右［4］。泸县位于四川省南部长江、沱江之滨，是四川省双季稻、中稻及再生稻适宜种植区域，也是四川省典型丘陵农业大县［5］。泸县作为100万人口的丘陵农业大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3．67万hm2，名列全省第四位，粮食总产量达50万t，其中稻谷总产量达35万t，名列全省第一位。泸县的生猪产业也是名列前茅，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主要途径，现已建成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动物疫病示范区和动物疫情测报站。2010年末总人口为108．5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8．47万人，全年粮食总产量达53．60万t，增产0．5％；油料产量0．94万t，增长3．8％；水果3．20万t，增长5．0％；猪牛羊肉产量达12．97万t，增产4．0％，农作物生产持续稳定，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选取具有西部典型丘陵特点、农业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泸县作为研究区域，利用泸县1980～2009年以来各种投入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时间序列资料，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四川丘陵地区乃至整个四川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一种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Y＝AXβ11Xβ22Xβ33…Xβnn（1）其中，Y表示产出量，A是基年的技术水平，Xi（i＝1，2，…，n）表示各投入要素量，βi（i＝1，2，…，n）表示投入要素Xi的产出弹性系数。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误差项的设定不同，则所用的测算方法与结果就有差异。我们这里假设无乘法误差，且形式为（1）式，则可对两边取对数，使之线性化，可得：lnY＝lnA＋β1lnX1＋β2lnX2＋β3lnX3＋…＋βnlnXn（2）本文选用泸县农业的长期生产函数为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步确定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为劳动力、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建设投资等，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下：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i（3）式中，Y表示农业经济增长；X1表示劳动力投入；X2表示土地投入；X3表示化肥投入；X4表示机械投入；X5表示资金投入。本研究拟采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来代表农业经济增长，以乡村从业人员代表劳动力投入，以年末实有农作物播种面积代表土地投入，以年内化肥施用量代表化肥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机械投入，以农业建设投资代表资金投入。
2实证分析
2．1模型求解根据泸县统计局1980～2009年关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乡村从业人员、年末实有农作物播种面积、年内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建设投资的统计数据，同时为了方便建模和避免异方差的出现，对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后，得到样本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估计，计量输出结果见表2。根据表2中的偏回归系数可得到如下回归方程（4）：lnY＝13．7915＋0．2280lnX1－1．3773lnX2＋0．9844lnX3＋0．9557lnX4＋0．0496lnX5（4）
2．2模型检验及修正
模型整体效果较好，F＝128．1205＞F0．05（5，30）＝2．53；解释力较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564；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下，所有参数不都是显著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大于t0．025（30）＝2．042；DW＝1．1155，当显著性水平为α＝0．05时，n＝30，k＝5（不包括常数项），查德宾—沃森统计表得到：dL＝1．071，dU＝1．833；由于dL＜DW＝1．1155＜dU，DW处于二者之间，无法判断是否存在随机扰动项零自相关的假设H0，故需进一步进行自相关检验。由于德宾－沃森检验法中，DW处于dL、dU二者之间，无法判断式（2）是否存在自相关，改用图形法进行检验。将式（2）回归后的残差和滞后一期的残差值做散点图（图1），大部分散点落在第Ⅰ、第Ⅲ象限，则存在正自相关。利用广义差分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进行广义差分法处理后，原模型可以修正为式（5）：lnY＝8．2693－0．2233lnX1－1．2185lnX2＋0．8777lnX3＋0．8344lnX4＋0．0562lnX5（5）T值（0．5545）（－1．1187）（2．8331）（4．0164）（1．2341）其中R2＝0．9029，调整后的R2＝0．8817，F＝42．7586，DW＝1．9402。修正后的结果，各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已有所改进，只有乡村从业人员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在统计较微弱；调整后的R2＝0．8817，解释力较强；F值在5％显著水平下能通过检验，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成立的，dU＜DW＝1．9402＜4－dU，说明已经不再存在序列相关。
2．3模型结果分析
农业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在1980～2009年间约是－0．2233，即泸县的劳动力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当前农村劳动力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乃至过剩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投入产出曲线上，劳动力投入已经处于甚至超过了总产量的最高点，处于总产量的下降区间，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很难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反而会增加农业经济增长的负担。同时在基层农业统计指标中，由于统计操作中的实际困难，对乡村从业人员人数的统计更多的是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反映，仅仅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当地户籍成年农村人口进行的汇总，并不是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统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的结果。在当前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背景下，泸县作为四川省一个农民工输出大县，成年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家里则仅剩下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勉强维持农业生产，农业劳动力的弹性必然偏小甚至为负值，这种现象在西部农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弹性系数是－1．2185，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作物播种面积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减少1．2185％，这并不说明耕地减少越快，农业经济增长就越快，反而说明越来越多的耕地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被用在非农业领域；化肥施用量的弹性系数是0．8777，表明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8777％，因此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是农业总产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弹性系数是0．8344，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机械总动力每提高1％，农业总产值增加0．8344％，由于泸县地处西南丘陵区，和广大的西部农业生产一样，一方面耕地高低起伏，土地细碎化，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缺乏，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耕地机械化的推广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农业基础建设投资的弹性系数是0．0562，表明农业基础建设投资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增加0．0562％，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原因在于农业基础建设等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时间具有滞后性，当年的投资只能在随后几年发挥作用。#p#分页标题#e#
3建议
3．1发展现代农业，吸引农业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传统的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比，生产周期长，手工劳作比重大，产出率低，农产品价格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宁可远离家乡到沿海城市去打工，收入也比在家乡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要高。通过这几年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农村的发展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要真正留住当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只有在农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要发展现代农业，建立和完善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农产品流通环节的重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服务领域，从事农产品加工、运输、营销等农业后向性服务。通过深加工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改变农民长期以来仅靠销售初级产品来增收的局面，同时也避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利益被截留在流通领域，从而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3．2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耕地的保护刻不容缓。耕地的保护包括数量保护和质量保护两个方面，耕地质量保护体系包括培植、提高耕地的自然肥力和改善附着在耕地上的设施状况［6］。西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且多是山地、坡地及荒地，开发难度较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农用地的增加及水土流失所导致耕地的损失，将使耕地有减无增。因此，在耕地面积有限且不断减少的背景下，不能忽视对土地资源的合理保护和使用，要从依靠资源消耗型生产的增长方式转向保护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该严格控制非农业占用耕地，并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及土地复垦的力度，千方百计稳定农作物播种面积。
3．3改善施肥结构，注重土壤肥力的提高
在集约化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今天，化肥对土地的替代作用越来越显著，农产品产量增长越来越依赖化肥的增产效果［7］。近年来，由于施用量相对较小的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减少，而施用量较大的蔬菜瓜果面积大幅度增加，容易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单质氮、磷肥呈直线下降的势头，代表现代施肥水平的钾肥、复合肥及其微量元素肥料的推广应用呈现发展趋势，导致化肥总使用量稳中有增。农业生产过程中，适量的化肥使用能够促进作物生长，缩短农民投入的回收周期。因此，在过去的30年里，农业生产中使用化肥是农业总产值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过分地依赖化肥来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会带来各种面源污染，更严重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而有机肥则具有培肥土壤和养育农作物的双重功能。要提高地力，关键在于用地与改良土壤相结合，施肥是养地改土增产的重要措施。因此，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应增加绿肥和有机肥的投入，适当减轻化肥这种短期生产投入，更加关注土壤质量恢复和保障，减少化肥环境问题的形成。
3．4因地制宜，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农业机械化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对农业经济的增长都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机械化不容忽视［8］。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有巨大差异，同时，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下，土地地块较小，规模化经营程度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机械的应用和发展。在此可以借鉴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即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小型农业机械，在小地块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机研发和农民购机的补贴，以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4
统计学就是收集数据、整理数据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保证其能够对所需要应用的数据进行有效整理与收集，进而形成统计思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
经济学；研究；统计学思想
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统计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含着估计思想、拟合思想、均值思想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研究效率，凸显出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经济学中统计思想分类
1.1统计思想之估计思想
统计思想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其涉及的内容较广，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使得主要的思想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统计思想中估计思想是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因为估计思想是一种认识方式，能够将利用样本对统计的总体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高预测准确度。与此同时，样本是统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显示总体属性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样本的研究结果预测总体概况，但是，统计样本很容易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数据与总体数据出现偏差。
1.2统计思想之拟合思想
拟合思想就是在统计期间，能够对不同类型的事物的表象关系进行分析，保证能够拟合出事物的前后顺序，使得错综复杂、难以分辨的信息规律凸显出来，进而形成良好的发展趋势。
1.3统计思想之均值思想
对于统计思想而言，均值思想就是根据统计学的基本特征凸显出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使得经济学研究人员可以全面了解事物发展规律，避免出现各类干扰因素影响其统计准确性，进而提高经济学研究质量。
1.4统计思想之联系思想
经济学研究中各类事物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应用统计联系思想，才能保证人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以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提高变量考察效率[1]。
1.5统计思想之差异思想
统计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概括性，与差异思想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因为差异思想可以引导经济学研究人员能够根据事物之间的差异，对事物进行统计与概括，进而形成良好的数据研究体系。
2经济学研究中统计思想的应用路径
2.1经济学研究风险决策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经济研究决策期间，经常会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使得经济活动承担一定风险。由此可见，在经济研究决策之前，必须要利用科学的方式制定工作制度，保证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首先，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企业要利用正确的决策规避盈利亏损。其次，企业要正确估量经营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保证能够制定完善的措施规避企业的损失。最后，企业可以利用统计学的概率论原理，形成竖形图像实施分析工作，进而提高企业的发展效益[2]。
2.2经济学研究市场调查中应用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市场调查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学的应用特点，保证能够有目的性的对市场调查内容进行分类，并且提高数据记录效率，使其达到系统性目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正确分析所搜集的市场信息，及时发现企业的缺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为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提供正确方向。另外，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利用统计学思想全面判断市场需求，提出更多的可行性战略条目，例如：取样调查、抽样调查等，使得统计思想能够更好的应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为其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
2.3经济学研究经济预测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统计学理论中，经济预测与风险预测是有所不同的，经济预测就是对未来各类不确定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保证能够利用科学的手段实施经济预测工作，避免对经济进行臆想与胡乱猜测[4]。同时，在经济预测期间，不可以出现利用直觉与经验预测的问题，必须要根据经济预测要求，科学、精确的实施计算工作，在搜索各类相关资料的同时，不断分析与判断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企业决策者可以利用统计思想中经济预测手段加深对企业未来经济的了解，以便于做出更加完善的决策。经济预测指标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经济预测范围。二是经济预测时效。三是经济预测性质。每个标准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可以促进经济学研究效率的提高。
3结束语
在经济学研究期间，相关研究人员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思想，确保能够将其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在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凸显经济学研究价值，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许欢 单位：唐山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陈小琴,潘东明.基于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鲜切花产业统计数据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3,28(32):128-137.
[2]毓欣.本世纪公共经济学研究重点的统计揭示--基于《公共经济学杂志》2003-13年间的分析[C].中国财政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十八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论文集.2013:704-709.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5
关键词：经济学；内容；挑战
一、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内容
（一）历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中国为例
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对主要国家地区的GDP进行了一个历史的回顾，其中，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史是怎样的。在公元元年，也就是西汉末年时，中国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GDP总值占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的印度。其实，无论印度还是中国，二者均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孕育，GDP总值领先于世界是历史必然的结果，稍稍逊色的中国位居当时第二也印证了这点。当时间移至公元1870年，即清嘉庆年间，由于印度文明的衰落，而中国的经济，历经大唐盛世，宋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再到康乾盛世的余辉，中国经济占居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封建经济是极度繁华的。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侵入中国发达的封建经济，一次次的剥削，一步步侵蚀，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最终形成了封建经济、官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三者并存的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中国经济又迎来了崭新的面貌，对内主要是经济改革，对外招商引资，中国的GDP逐渐直线上升，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且极有可能在2030年占世界GDP的23%，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
（二）中国古近代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即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欧洲，近代世界重要的经济支柱，世界经贸中心，靠的不仅仅是新航路的开辟，亦或是罪恶的三角贸易等。他们真正崛起的，是他们先进的头脑和伟大的科学理论。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本来经济就有所复兴的欧洲带来科学与技术的革命。而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欧洲的经济带来了质与量的发展。在科学理论的领导下，和先进生产手段的推动下，欧洲又怎不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呢？反观中国古代及近代，经济的发展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仅凭思想，有的甚至没有思想，单凭经验。古近代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学是不成理论系统的，没有形成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所以经济学不同物理学那样可以用社会来实践，当今各种各类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厌烦，主要原因就是过多的理论和无法对应的实践，也无法制定相应的制度。所以，科学理论在指导经济发展上有着重大的作用，当然，理论的指导应该是精而准，并非杂而粗。
二、经济学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一）确立经济学前进方向
确立经济学的前进方向，这既是分析、研究问题的前提，也是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否则由于目标和方法不同，其结果会产生很大的歧义，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现代经济学涉及行为假设、注意事项、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分析步骤、研究技巧等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如，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制度，市场经济理念，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先生始终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所以，确立经济学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分析研究经济、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确立合适的经济体制、发展经济的前提。
（二）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关系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是由西方灌输过来的，如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从上古中华文化起，中国就不乏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思想家，他们给出了很多总结十分深刻并激励相融的治国方略。现代经济学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和基本结论，比如“看不见的手”、无为而治、社会的分工、经济自由及调控，国富与民富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都是古代先贤所谈及的。所以，对于当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将中国古代那些朴素经济家们的思想应用于当代，吸收其精华，古为今用，促进经济的飞速、稳定发展。
（三）创新驱动发展必要性及重要性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然会伴随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就要坚持把创新发展摆在关键位置，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经济创新指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要素的发现、新生产方式的引进和新企业组织形式的实施。比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所以，我们需要摸索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科技和经济共同发展，紧密结合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铁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的一点看法[J].理论与当代,2007(3).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6
关键词：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考;策略
中西方政治交流文化活动的频繁化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复杂化与变动性，提高了对思想政治内容与教育形式的要求。结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基本特征来调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方位的时代性与特色化，加快比较思想政治学科构想的建设速度，为充分发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经济社会和人们发展的促进作用奠定了基础。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就
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以以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效果为基础，分析原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与内容的优缺点，批判式地继承原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核心内容，把握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优化调整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结构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期，原国家教委正式提出了增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议，该专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完善，与其他思想政治相关专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该专业基础建设速度。相关人员应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观念，通过创新宣传模式等途径来转变相关人员的发展理念与改革观点，增强相关人员对成功改革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学模式的自信心，从而扩大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较强的科研价值与实践作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本框架早已成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不仅为完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为重新编写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素材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与实践经验，更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等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时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变化趋势与时代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证了增设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明确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综合分析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模式的优缺点，提高了其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提高了该学科比较方法框架与比较研究范式的完善性；提升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情况调研结果的准确性。比如，分析我国东亚与东南亚传统文化在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为科学处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提供具有较强学习借鉴意义的方法；深入研究西方政治社会化，帮助人们了解政治社会化发展历程，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念与提高人们政治知识水平；多层面、多角度地分析研究公民教育核心内容与公民意识形成措施，为我国公民道德相关法律条文或规章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二、提高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方位的时代性与精准性
学科建设定位直接影响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学科发展方向与发展节奏，间接影响该学科建设结果。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以社会主义发展现状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继承原有学科建设成绩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学科系统和突破学科发展难点，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来促进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入，提高了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善性与科学性，从而实现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从基础建设到体系构建的转变。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深层次地探究了社会政治环境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构建辩证关系，客观分析了该学科对国家社会发展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立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现状与时代社会发展诉求来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研究力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原因与发展变化，并结合先进科学的理念来指导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同时，该学科建设在学习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实践运用，实现了其从单纯的参考复制到复杂的创新实践的转变。创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途径与调整其研究方向，打破该学科与其他学科建设之间的壁垒，拓展延伸该学科研究范围，提高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全球文化发展的洞察力，为发挥其对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规范性与标准性，提高该学科比较式与批判式研究方法的融合性，深入反思与鉴别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优势与劣势，主动分析研究国际话语。传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侧重于描述研究状态，而没有对不同历史阶段与区域空间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提高了该学科理论知识的内化效率，加强了该学科的创新发展能力。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定位的研究力度，结合该学科主要特征来明确该学科基本范畴，比如，本体、认识、价值等范畴，专业分析不同范畴的特性，以及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其中，本体范畴侧重于该学科主要定义概念的解析与统一，挖掘该学科的本质，提高该学科内涵的独特性与发展性；认识范畴则是加强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观察能力；价值范畴则是提高该学科主要概念界线的明确性与研究的原则性。
三、提高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划性与科学性
新时代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研究难度较大。原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能力较为薄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难题。坚持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来完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既要回答学科基本问题，又要概括总结该学科建设规律，透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表象来明确其本质与概括学科特有问题，探究造成学科建设瓶颈的内外原因，从而提高了该学科建设的有效性。继续以科学实践观为指导，以比较法和判断法为主要手段，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创新学科建设模式。坚持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研究原则，提高相关人员研究范围的延伸性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从而推动该学科开放性建设进程。相关人员应主动学习研究该学科建设成就与研究成果，并结合不同阶段社会环境的特点来分析其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主动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来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向与最新成果，在批判借鉴传统观念与思想的基础上，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进行创新与发展，从而提高该学科建设定位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四、结语
正视原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模式的弊端与漏洞，分析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力度对经济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力，从分析学科建设成就、明确学科建设定位等途径提高该学科建设水平与建设成果，增强了该学科发展活力，为充分发挥其解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难题的推动作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上官莉娜，李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向、方法及发展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15（3）.
[2]李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邱柏生教授访谈录[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30（6）.
[3]王学俭.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当前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的几个重点[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7.
[4]梁杰皓，马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历程、现状与学科建设的探讨[J].西部学刊，2017（5）.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7
从社会环境变迁条件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都是由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开始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作出对应性的调整，最终通过政策性调整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并引导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成为社会环境变迁的动力条件。从社会环境变迁的内容和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是基础，其决定了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而思想文化体制的变化才是最深刻、最彻底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都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相关内容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也是社会环境变迁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社会环境影响因素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及其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三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在这个大的环境系统中，三者又各自成系统，分别以不同的层次、地位和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而言，所谓政治环境是指国家政治背景、执政党意志、政治体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等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作用于学科政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各种因素总和。“任何国家都会运用教育的力量，完成其政治功能，实现其社会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反映和宣传执政党意志的学科，其学科政策是对国家法定意图和执政党权威价值观的可操作性表述，政策价值目标必须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国家宏观的政治环境必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相关政策实现了由为阶级斗争服务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但是，新的历史阶段刚刚开始，由于受到“”的影响和破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不仅仅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的问题，甚至还面临着舍弃的问题。
1979年5月，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经过摸排调查，撰写了目标明确、数据翔实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成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依据。1980年5月27日至6月6日，第一机械部、全国机械工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心里研究所联合召开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由此展开了“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的全国大讨论，最终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地位，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方针的历史高度，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成为一段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总纲领。1984年，教育部连续出台《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关于在高等学校举办思想政治教育本科班的意见》等多个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建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等院校师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显现，出现了校园骚乱和学潮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一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稳定高校的局势。另一方面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力作用，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198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正式启动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的序幕。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8年，全国有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加强了“和平演变”的攻势，实施“西化”、“分化”，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党和国家依据时局变化沉着应对，在高等教育领域展开了多层面、多角度、多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依据2008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等部门的相关文件汇编，初步统计有48份涉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了《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1997年首次面向全国招收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步入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期、国内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城市化快速成长期、群众政治参与活跃期、思想文化多元碰撞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的理论创新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开辟了全新的理论空间。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对于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工程和理论创新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建设纳入其中，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迈向更高层次。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目前，全国共有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6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253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更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呈现出了空前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其鲜明的政治性表明，在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内容、学科体制以及学科政策等诸方面建设，其都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党的执政意识紧密相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方向；实现民主，可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的根本宗旨；健全法制，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优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大政方针以及良好的民主、法制环境，不仅对人的政治意识、政治热情、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诱导性因素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能促进经济运转，“从中短期而言，教育多在于适应经济结构变迁的需要，但是，如果从长远观点着眼，教育则能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虽然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不是最深刻的，但其往往是教育政策变革的直接诱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经济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制定、执行和评估等系列问题的国家宏观经济体制、经济利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因素之和。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经济环境作出若干类别划分，但是，经济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投人，管理规范，而且影响到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笔者主要是按照所有制性质将经济环境划分为计划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体制逐步从单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转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上来。
1982-1986年，党中央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全面展开。在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明确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任务，从学科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实践等多层面增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1980年，教育部、团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来进行。1993年，中组部、、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师生认清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和更高要求，牢固树立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教育师生注意克服和消除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影响，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虽然还处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由单纯强调意识形态性转变为注重加强对大学生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法律意识以及个人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等的培养，增强了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功能。我国先后颁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的通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等政策，这些政策不但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内容，而且转变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价值取向，使学科政策价值取向在强调政治性的同时，还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但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法治”的强制性，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三）文化环境
学科政策变迁的中介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文化环境是指影响政策制定人、政策执行人、政策对象以及政策研究人员对政策认识和理解的国家宏观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氛围、文化理念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的总和。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与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硬环境”相比，其对人和社会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持久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这种存在涵养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此，“文化的流变亦对动态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互动，并且文化的流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制约具有决定意义”，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必须采取积极的有效应对策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的变迁就是应对的显性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文化各项事业繁荣发展，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内容，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发展创造了动态的良好的文化环境。党和国家通过系列政策措施，推进文化教育大发展，“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高校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技文化创新的坚强阵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社会文化进步相互交融。
198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5月，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真正开启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文化体制改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开展，邓小平对的“两用”文化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思想，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1993年，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的意见》，在专业培养要求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文化思想，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要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提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开始逐步形成，并通过“三进”方式，指导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党的十六大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完成了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理论的创新，进行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类，更重要的是，以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思想。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8
1．从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家庭背景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E•雷•坎特伯里(E．RayCanterbery)说:“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属于中产阶级，或者说是不久后被‘马克思主义’憎恶的资本主义中等阶层。马克思在一个相对自由、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长大，他本打算从事学术性职业，但是一些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恩格斯属于资本主义上等阶层”，“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Manchester)，让他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RobertL．Heilbroner，1919－)说，恩格斯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的制造商的家庭。“恩格斯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气量褊狭，是莱茵兰的一个制造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他出身于一个自由主义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是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次子，属于富裕的犹太家族”。埃里克•罗尔(EricRoll)也说:“恩格斯出身于莱茵地区的一个老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个纺织厂的厂主，恩格斯自己也投身于家传的企业———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厄曼－恩格斯棉纺企业公司。”中国学者何正斌的译著《经济学300年》中也这样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出生于一个思想保守的正统教派家庭，父亲是工厂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一个出生在律师家庭，一个出生在制造商家庭。但是，他们都是出生在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
2.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接受过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并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是个受到尊敬的人，……他还用伏尔泰、洛克和狄德罗的作品来教养他的小儿子”。而恩格斯的父亲，“按照卡斯珀•恩格斯的见解，宗教和谋利两者是对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疗法。恩格斯恭顺地依从了他的父亲，致力于经商”。坎特伯里说:虽然“恩格斯天生对文学和音乐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尤其喜欢波西•比西•雪莱(1792－1822)的诗……正如边沁所言，恩格斯在阅读雪莱诗句的过程中，痛苦并快乐着”。但是，“恩格斯的父亲把他送到了曼彻斯特，让其从事家族的纺织品生意。”《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经济学300年》中也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他中学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经商，18岁时已成为一位能干的商人。”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年)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在1869年以前，在相当成功的企业生涯中点缀了一些革命活动。”虽然如此，恩格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大量的实际观察和自学考察也获得了许多知识。坎特伯里:“恩格斯目睹了许多怀孕女工最终沦落为妓女，很多孩子五六岁就进入工厂劳动(就连狄更斯都是在年满12岁后才被送进工厂劳动的);由于孩子的母亲也整天在工厂劳动，因而这些孩子很少能得到母亲的照顾，每天重复进行着机械操作，过着单调的生活，因而也就无法受到教育。”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却得到了很好的系统的教育。马克思中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所以，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HenryWilliamSpiegel)说:“马克思生于莱茵省，在他年轻时，他的思想倾向是在几个德国大学中形成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大学。”而且，“作为柏林的学生，他被黑格尔哲学迷住了，这种哲学那时俘获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想像力。马克思从未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他始终没有摆脱他所具有的德国背景的一切痕迹”。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从其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来看，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3.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都是在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形成的，并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对此，西方经济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的侧重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介绍。美国经济学家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用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一标题。《预测和策略》的主编马克•斯考森(MarkSkousen)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用“激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这一标题。坎特伯里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的章节中，用了一个专门的小标题“黑格尔的影响”这一标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利•L．布鲁(StanleyL．Brue)兰迪•R．格兰特(RandyR．Grant)著的《经济思想史》第10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影响马克思的各种学术思想”专门用来介绍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在《经济学简史:处理沉闷科学的巧妙方法》一书中，坎特伯里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着彻底的认知。”而且，“马克思的革命性不同政见始于他与哲学家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的第一次会面之后。黑格尔哲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至少有一点事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指出:“除了恩格斯之外，还有几个人影响了马克思，主要有李嘉图、早期社会主义者、达尔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不仅如此，他们还接着进行了具体的逐一分析。他们认为:“1．李嘉图的影响。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他尤其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感兴趣。他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有几个缺陷，于是着手勾画了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理论。2．社会主义者的作用。马克思对前一章讨论的几位社会主义者的宣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赞同他们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道义愤怒、对古典经济学的尖锐批评、对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憧憬。3．与达尔文的联系。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而达尔文的不朽著作又影响了马克思。4．黑格尔的影响。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乔治•黑格尔(GeorgHegel，1770－1831)提出的辩证法。马克思修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并根据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5．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虽然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但他用修改了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论替换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更重要的是，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强调唯物论———物质现实的重要性———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StedmanJones)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写的“恩格斯词条”中说:“他受到的教育是要把他培养成商人。然而，上学以后，他逐步树立了激进的远大志向，最终使他在1841年与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取得了联系。”《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不久抛开这些东西，而去研究左派知识分子团体‘青年黑格尔派’所阐述的黑格尔哲学，这使他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富有战斗性的无神论者。他在不莱梅还用笔名‘F•奥斯渥特’发表一些文章，显示出尖锐的批判能力和清晰明了的文体。1841年到柏林炮兵团服役。……他经常到柏林大学听课，并进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以讨论宗教问题为主的哲学论战中，他被公认为有力的领袖。”由此可见，在这些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受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正如熊彼特在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这本在西方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所说:“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1883)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环境的产物(但这种环境未能维持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是一种十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把他变成了(正像它把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急进派和一个学者———这种急进主义是属于他那时代的资产阶级类型的，这种学者的学问是属于历史学和哲学类型，而与数学和物理学类型不同的。”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西方经济学者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也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并且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认真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说:“恩格斯精读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从而他促使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吸取精华。”英国经济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Roll)直接指出:“恩格斯早就熟悉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曾发挥了对它的批判。……恩格斯在一篇由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的短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里阐述了他的看法。”《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恩格斯急切地抓住前往英国的机会，表面上则是为了在曼彻斯特自己家的棉纺厂中继续学习经商。……然而在业余时间从事真正感兴趣的活动:……阅读有关英国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书籍和国会记录，……为计划写作的英国历史搜集资料。”熊彼特说，虽然马克思“直到1843年并且包括1843年在内，他对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的兴趣。他以前所能进行的主要是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泛泛的阅读，这同他所进行的一般的泛泛的阅读差不多。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无疑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比以前快得多的进展。在巴黎，部分是由于受恩格斯的诱导，他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但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这对于一个原来搞哲学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1843年去过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恩格斯，也遇到了经济学(这他在以前只接触到边缘)，在那里他使自己明确地站到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从1849年起他长期定居在伦敦，对于他这样一个酷嗜书本的读者来说，这就差不多等于是说，他长期定居在大英博物馆附设的图书馆”。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认真地学习和研究过古典经济学，而且，他们对古典经济学是非常熟悉的。
2．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十分熟悉古典经济学
而且，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并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热拉尔•迪梅尼和多米尼克•莱维说:“在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有一个伟大的古典经济学时期，这个时期正好与英国工业革命处于同一时期，出现了三个重要的人物: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这三位经济学著作家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斯密，反对重商主义、赞扬工业经济以及试图在市场和资本积累方面划定一个国家干预的复杂边界;李嘉图的著作为了在关于玉米的价格和贸易的争论中为资本家反对地主进行辩护;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雏形以及他们关于历史发展的乐观展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下剥削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人们对马克思也采取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强化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化为劳动价值论以及与之对应的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分析。实际上，马克思也是一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SamuelsonPaulA)说:“正好在一个世纪以前，经济学这棵大树分成了两个枝干。一个枝干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另一个枝干起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1885、1894年)以及他的被人重新发现的早期经济学著作。”E．罗尔说:“现在普遍地承认马克思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古典学派树干上的接枝。古典学派尽管看到它的学说结出了奇怪的果实可能感到惊异和愤怒，但不能否认用自己的血液哺养了它。”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坎特伯里说:“虽然马克思赞同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更为彻底。”熊彼特说:“只有马克思是唯一给予魁奈以正确评价的第一流经济学家。”E．罗尔说:“然而，毫无疑间，在学术界中对马克思的反应一般是完全否定的。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理由不在于马克思经济观点的细节上，也不在于他的社会学上，而在于他试图在它们之间树立起联系的特殊性质上。也许，经济学者们本该最善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予以评价。但是马克思对于古典理论的解释(源自他的假拟的社会学而不是该理论本身)和流行的解释(完全基于不同的前提)相抵触得那么利害，以致长期以来无偏见地考虑成为不可能。有一点说的很对:马克思揭露出经济古典主义中的某些矛盾。”总之，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西方经济学者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没有离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大道，是在这一路线基础上的否定性发展。
三、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界碑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因此，西方经济学者首先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和地位。
1．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而且是经济思想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
斯皮格尔在《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就是一丝不苟的经济史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个领域扩展为社会史，它对围绕人的生活的社会条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他们属于最早借助于新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工具书蓝皮书即政府文献，包括工厂视察员、济贫法当局、政府信访部门以及关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相关信息———来做这项工作的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者还将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普雷斯曼将“马克思、凯恩斯、斯密列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福斯菲尔德将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3部关键性的著作”。斯考森2007年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坎特伯雷的《经济学简史:沉闷科学中的巧妙方法》一书封面上排列了四位经济学家的头像，其中就有马克思。甚至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和斯密、李斯特、马歇尔、凯恩斯并称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在海尔布罗纳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马克思就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之一。熊彼特也在《经济分析史》这一著作中将马克思称之为“第一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被西方学者认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中说:“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象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此。这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必须认真听取马克思的意见并且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
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有着重大的贡献。
斯坦利L．布鲁和兰迪R．格兰特说:“即使是批评马克思的经济学家也同意马克思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分析作出了贡献。第一，在为经济学创建一个适当的价值理论的努力中，马克思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第二，马克思是最早注意到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个常见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第三，马克思正确地预测了大规模企业和垄断力量的增长。第四，马克思将替代效应应用于劳动节约型资本的研究，突出强调了替代效应。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新的资本可以替代劳动。他还比他的先辈们更为详尽地讨论了劳动节约型创新的观点。最后，马克思还通过强调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分析，对经济学作出了贡献。后来的制度学派、增长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强调动态分析。”小罗伯特•埃克伦德和罗伯特•赫伯特说:“经济学的独特性质是它在市场联系中研究人类行为。市场是一种培育贸易或交换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对市场如何运行的研究———例如，它研究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投入品如何在生产中互相联系。但它还涉及到更大一组问题，即:市场来自何方?它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惟一途径吗?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行?……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KarlMars)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海尔布罗纳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响，并不是他们的革命活动，这类活动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取得过大的成果。资本主义必须最后勉力对付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后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预言，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要无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共产主义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楼大厦的。”正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史的巨大贡献，因此，西方经济学者在编写经济发展历史著作时都要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马克思经济学，并形成了惯例。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其代表作《经济思想史》中说:“在每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给予马克思一席领地并为他专设一章，这是一个合理的传统。”在20世纪初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的《经济学说史》和美国经济学家韩讷的《经济思想史》等经济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传统，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总之，西方经济学者正是在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看成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产儿”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济思想是在古典经济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四、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