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33年近代中文报刊在中国境内出现始，报刊逐渐发展为近现代文学的主要载体、媒介和文本，近代报刊的出现加速了古典文学的变革。正如研究者所言:“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存在就是现代传媒的发生与存在，没有现代报纸期刊就没有现代的文学，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1］可见，报刊是晚清文学转型研究中至关重要的视角。张天星博士的学术专著《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以下简称《发生》)一书，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课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51072)，已由凤凰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于2011年7月初版。该书54．8万字，以近代中文报刊为视角，研究晚清文学在报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现代变革，全书由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编组成，是一部全面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内外关系的厚重力作。品读该书，笔者觉得其显著特色有如下四个方面: 1．体系宏大、内容丰富 中国文学发展至晚清，从传播媒介上看，与古典文学最显著的不同是，晚清文学传播开始有了近代报刊的参入。多年以前，陈平原先生曾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2］回顾过去，准确地说，重视近代报刊在中国文学演变中的作用、关注报刊与近代现文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于今，确如陈先生所言，报刊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不但众多的近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安身立命于此，而且仍有大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正选题于此，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相关研究论著也洋洋大观，报刊与近代现文学关系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向纵深发展。当前，这门“显学”已经走过了十余个春秋，无须讳言的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多属于个案研究，即从一种或数种报刊、一种文体、一个或几个作家或一种理论介入展开研究。正如《发生》著者总结的那样“总体说来，现有成果对晚清报刊与文学现代化的研究还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涉及、个案分析的方式展开。”［3］因此，研究界需要一部较宏观、多角度、多层次的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一者反映十余年这门“显学”的研究现状;二者用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深化该项研究;再者，研究之余指明该项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拜阅《发生》一过，认为该书此三者兼备，是截止目前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最全面的学术著作。 《发生》全书分为三编，上编“文学制度”四章，考察报刊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的作用;中编“文学创作”五章，探讨报刊在推动主要文体创作变革中的具体体现;下编“文学批评”三章，考察报刊在晚清文学批评的近现代转型中所起的作用。全书紧紧围绕报刊在推动晚清文学向近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形成的主要特征展开，体系宏大，为截止目前在关于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所仅见。《发生》著者在《导言》中总结说:“目前学界尚未出现将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作整体研究的专著”、“本书的第一个意义期望能对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化的关系作较全面的研究。”［3］10而《发生》著者这种宏阔的体系布局反映其试图填补该学术空白、将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作较全面研究的努力。 在较宏阔的体系下，《发生》著者对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关系作了广泛的考察、研究内容丰富。例如，在考察文学制度时，著者将投稿制度、文学广告、新闻稿酬、版权制度、派报处、阅报社、读者来信等用专节予以探讨，较全面揭示了近代报刊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的作用。其中的一些问题如投稿制度、新闻稿酬、派报处、阅报社、读者来信等都是以往近代文学研究少有涉及者。再如，以往近代报载文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和诗歌上，《发生》专章探讨的报载文体有寓言、小说、诗歌、散文等，采取人详我略、人略我详的研究态度覆盖了晚清报载的主要文体，梳理了报刊如何推动这些文体的近现代化。复次，近代报刊既是晚清文学批评的主要载体，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在晚清文学批评转型的研究上，目前还缺少报刊媒介的视角。《发生》下编在此方面亦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如考察的对象有专题论文、文学广告、文艺报道、编者按语、新书(刊)绍介、小说话、剧评、诗话、小说戏曲评点等，阐述了报刊在改造旧的文学批评形式和发展新的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具体作用。 《发生》是一部关于报刊与晚清文学演变关系的整体研究，而整体研究很易流于大而无当之弊，但《发生》则不然。宏观体系、开阔视野与微观阐释相结合的研究布局一直贯穿全书，做到了如著者所言“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相结合，以个案专题为主，其中亦作宏观勾勒补充。”［3］16例如，晚清报载小说是晚清文学在报刊作用下演变特征最突出的文体，“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特起者，小说也。”［4］而且，关于晚清报载小说的转型研究，像陈平原、袁进、方晓红等学者早已言之綦详，似乎很难推进，但是作为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整体研究，报刊与晚清小说近现代变革当然不宜付之阙如。《发生》著者巧妙地选择了三个个案来说明报人、报刊与晚清小说变革的关系，这三个个案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关于汪康年出版林译《茶花女》的经过，已有学者研究过，但尚未涉及该刊本在近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发生》著者根据报载等资料细致地钩沉了汪康年铅印传播林译《茶花女》对林译《茶花女》传播及对林纾个人的影响，得出“汪康年铅印并传播林译《茶花女》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晚清翻译文学的进程。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的案例充分说明非小说家的报人亦是推动晚清小说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的结论［3］356。《新闻舆论与谴责小说的兴起》一节细致地探讨了晚清新闻舆论的发展与谴责小说的关系，在常见关于谴责小说兴起四种原因之外，提出新闻舆论是谴责小说兴起的主要动力之一。《时评与短篇小说的现代化———以1904年至1908年＜时报＞为例》，深入研究了时报馆的时评写作与清末短篇小说发生新变的关系，视点特别。可见，尽管目前关于报刊与晚清小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发生》著者并未退避三舍或综述前人，三个个案对报刊与晚清小说关系研究皆有所裨益。这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的思路和匠心正是这部体系宏大、内容丰富著作的可圈可点之处。#p#分页标题#e# 2．资料翔实、论证细密 近代报刊资料浩繁，馆藏地较集中，虽经频年来出版机构的努力，也主要是整理影印期刊，报纸类仍主要馆藏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图书馆中，给近代报刊与近代文学研究造成极大不便。《发生》著者充分利用求学上海之便利，查阅报刊近百种。翻阅《发生》，给人印象极深的是该书资料之扎实之翔实，字里行间可见著者用功之勤、用功之深。《发生》列举参阅近代报刊近百种，笔者见到以往的近代报刊与文学研究倾向于文艺报刊的梳理和研究，而《发生》著者在顾及文艺报刊之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诸多的非文艺性报刊，诸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海新报》、《教会新报》、《万国公报》、《东方杂志》等等，从这些报刊中搜集翔实的资料论证问题，如第217页至220页《1838年版＜意拾喻言＞与＜万国公报＞所载＜意拾喻言＞篇目对照表》，将《万国公报》所载79则《意拾喻言》篇目题名统计后与1838年版《意拾喻言》篇目对比，用凿实的资料解决了过去对《万国公报》刊载伊索寓言来源上不太清楚的认识。再如第172页至176页《晚清阅报社省区分布举例》，统计出七十余个阅报社在晚清各省区的分布情况，而其来源皆为非文艺性报刊。关于阅报社分布的细致资料自然而然得出“开办阅报社是较普遍的启蒙活动，阅报社是晚清报刊流播的重要场所”的印象，从而论证得出结论:“阅报社在晚清的兴盛普及了晚清报刊传播的同时也在扩大文学传播区域和受众面，拓展了文学消费的空间，促使大批受众在阅报接受新知的同时开始在思想意识上走向近现代化;阅报社开始与近现代图书馆室及新式教育结合，拓展了报刊受众群体，扩大了近现代文学的读者消费群体和作家队伍。”［3］158资料翔实，论证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在《发生》一书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浏览《附录二本书表格索引》所列45个精心制表格即可见一斑，兹不赘举。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资料搜集仅是“术”，最终还要上升到“道”的层面，即运用资料论证阐述问题。在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生》著者条分缕析，严密论证，每一条结论皆是经过详密论证所出，的确做到了著者所言的“不尚虚谈”。例如，为了考察报刊接受稿件后对作者传播观念的影响，著者详细地考察了1878年1月和3月《申报》所刊诗词后作者名号后的附加成分之变化，通过对这些容易被忽视细微变化的梳理、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申报》已经让它周围的作家群改变了传统的传播观念，他们不再是乘兴而作然后投掷书箧以待来日整理，而是以加快创作，迅速发表的方式写作。可见，有了近代报刊的参与，文学作品‘朝脱稿夕印行’的传播方式和理念就会发生”的结论［3］35。像这样从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论证问题在《发生》一书可以说是触处可见。兹再举一例，该书第80页《报刊摘录转载对现代版权观念的促进》，分析了晚清报刊摘录转载兴起、泛滥、规范、立法的过程，从报刊编辑出版的角度论证了晚清报刊摘录转载与近现代版权制度建立的关系。可以说，细微的问题，严密的论述，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是《发生》一书的鲜明特点之一。 3．视野开阔、方法多元 报刊与文学研究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近代报刊又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和载体，像近代西方新闻学、传播学、文化社会学等都伴随报刊传入中国。因此，近代报刊对相关跨学科理论有一定的要求。从《发生》全书看，著者对新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营销管理学、接受美学、现代化理论、统计学等有过较充分的理论准备，该书对这些理论的综合运用基本恰当，所得结论在这些理论的支撑下令人信服。例如，上文提到的《新闻舆论与谴责小说的兴起》一节，在学界认为晚清谴责小说兴起的四个主要原因之外，用新闻舆论解析谴责小说兴起的原因，丰富了晚清谴责小说兴起缘由的视角。再如下编第三章《新闻传播思想与晚清文学理论》，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晚清办报理念对晚清文学批评的影响，诸如《宣传策略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促进》和《媒介意识与晚清文体理论的新变》，详细分析了报刊宣传策略与梁启超文学批评方法的关系以及媒介意识与晚清小说戏曲文体提升的关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外，上编对文学社会学方法、全书统计学方法的运用、传统考证方法的使用，都给人影响深刻。 不仅如此，《发生》的一些章节还体现了著者多元方法指导下的理论创新。例如，关于“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学界莫衷一是，多把“新文学”等同于中国文学现代化。尽管《发生》著者说要“避免陷入‘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阐释、纠缠。”［3］11但为了研究的深入切题，对文学的现代化还是作了自己的界定:“第一、支撑文学生产、传播的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第二、形成符合近现代社会要求和需要的文学制度”，“第三、产生反映现代人意识、情感、审美趣味的作品”。［3］12笔者认为这三个方面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向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见著者的理论创新。而这个关于文学现代化的界定就是著者在现代化、文学社会学等理论启发下归纳出的。 4．学术创新、新见纷呈 常言道，学术的生命是创新。如上文言，报刊与近代文学关系研究这门“显学”已走过十余年，相关研究洋洋大观。作为报刊与晚清文学关系的宏观研究，把握不好，很易沦为“炒冷饭”的学术综述，人云亦云。可贵的是，《发生》著者具有较高的创新意识，做到了著者所言“努力恪守师训，不尚虚谈，采取人详我略、人略我详的研究态度，走资料发现和新理论结合之路。在研究中，对于已经得到充分探讨或形成定论的命题如报刊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报刊与近代通俗文学的兴起、报刊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报刊与白话文运动、报章文体演变等涉及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的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新视角或新材料补充推进，本文将不作讨论或直接引用结论。”［3］16通览全书，章节之间皆流溢出著者的创新意识、新见迭出。在《导言》部分，著者列举了《发生》一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六大方面的创新之处，笔者以为皆属于实事求是之辞。例如上编“文学制度”中对投稿制度、新闻稿酬、读者来信、派报处、阅报社等在建立近现代文学制度中作用和具体体现，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学界较少关注的。以新闻稿酬为例，目前晚清稿酬制度的探讨较多、已成共识，但研究者很少关注早于文学稿酬制度建立而存在的新闻稿酬。《发生》著者经过细致的梳理，得出结论:“中国文学史上稿酬制度的初步建立是在20世纪初，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新闻稿、报刊社论及译稿先后较普遍施行稿酬制度，它们传播和普及了近现酬观念，特别是该时期的报馆引入分等计酬、按字计酬和对文字体例、期限等细则规定，形成了较明确而完善的现酬制度，为文学稿酬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样板。”［3］72这样的新见，令人信服。再如，前人对近代寓言研究成果已多，似乎很难推进。《发生》著者对晚清早期报载寓言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不断纠正了学界对晚清报载寓言的一些小问题上的偏颇认识，而且得出“寓言”作为文学体裁普遍指称产生于1870年代初，并得出报载在近代域外文学译介中起到两个主要作用:“一是媒介作用，报刊是域外文学介绍和传播的主要媒介;二是试验场作用，即国人将吸收的域外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新的文体形式等措诸笔端，形成稿件迅速被报刊刊发传播。”［3］246结论不偏不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关于报刊与晚清散文的研究中目前确如《发生》著者所言:“谈及报刊与晚清散文的发展，言必称王韬之报章文体、梁启超之新文体已成为学界陈腔。”［3］8但报刊与晚清散文发展又是“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这样的论题难以回避的问题。《发生》著者另辟蹊径，对晚清报载游戏文章的萌发、兴起、演变的过程作了细致的研究，毫不夸张地说，《报刊与晚清散文的发展———以报载游戏文章为例》一章可作晚清报载游戏文章史来读，最后得出结论:“晚清报刊和游戏文章的结合是现代杂文的直接源头之一。”［3］340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总之，戛戛独造的创新意识和新见贯穿着《发生》全篇。#p#分页标题#e# 综合上述，《发生》以报刊媒介为视角，较全面地揭示了近代报刊在推动晚清文学演变中的作用及具体表现，是截止目前探讨报刊与晚清文学变革最全面的学术著作。该书体系阔大、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新见纷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一部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转型的厚重力作。《发生》的出版必将为方兴未艾的近代文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