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1
遗址现为一片长满荒草的高坡土梁，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台基比周围高出2米多。也迷里古城东临吾尔喀夏尔山，西望塔尔巴哈台山，其西北不远处，额敏河缓缓流淌。站在遗址高坡上四顾，远山近水，颇有帝王之气。
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简单回顾一下也迷里古城的兴衰。
也迷里地区曾是古代突厥人的重要游牧地，散布于县境内的草原石人默默诉说着这段历史。辽国灭亡后，身怀家国之恨的耶律大石离开中原，远迁西域。1132年，耶律大石西征军到了额敏河流域，在额敏修筑城池，登基称帝，建立了西辽国，开始了西辽称雄中亚的历史。
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五年间横扫中亚。1225年，成吉思汗把今额敏、和布克赛尔的土地封给其三子窝阔台，建立窝阔台汗国，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塔城地区北四县和蒙古西部。也迷里成为当时窝阔台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1229年，诸王推举窝阔台继任为蒙古大汗。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后，仍致力于成吉思汗未完成的对外征服大业。为适应连年征战的需要，他下令在各地设立驿站，开通道路，修建仓库，储备粮食。由于政治上的暂时统一，交通畅达，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迷里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窝阔台称汗后去蒙古和林建城并定为首都。1241年窝阔台去世，1246年其子贵由接任蒙古大汗，1248年贵由去世。1251年蒙哥继任蒙古大汗，后来，蒙哥将首都从和林迁到热河的开平，1259年蒙哥在四川合州中箭而亡。1260年拖雷第四子，即蒙哥之弟忽必烈接任蒙古大汗，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兴（北京），建国号为元。1268年，窝阔台之孙海都以也迷里为基地，联络西北诸王，起兵对抗忽必烈。1309年，海都之子察八儿、仰吉察儿反对察合台兀鲁斯失利后出逃，窝阔台汗国遂告灭亡。也迷里城毁于战火，成为废墟，留下一处沉淀着古韵沧桑的历史遗址作为见证。
额敏县境内，水系众多，纵横交错，使这里真正成为一片恬静的绿洲。也迷里古城遗址告诉人们，八百年前这里曾经繁华一时。古城兴衰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答案也许就在这片土地上，有待人们去破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据说有人在遗址土坡中挖出了陪葬的大铜镜、鼻烟壶、马鞭子，实际情况真假难辨，但“方城”下面有“宝”的消息在民间到处传播。就是从那时候起，“方城”变得不再平静。
进入21世纪前几年，有个牧人在古城附近自家的耕地里浇水时，浇出一个模样古怪的木桶，桶呈三角形，已破损，桶里有三块石头，其中一块不小心被打坏，发现石头居然是软的。有人猜测，石头可能是萨满巫师用作占卜的器具。
2012年，杰勒阿尕什镇两村民在也迷里古城遗址东南2公里的耕地中挖出一个大陶瓮，他们把陶瓮捐赠给县博物馆。据有关专家初步鉴定，该陶瓮可能为魏晋时期所使用的盛储器，其文物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同年，另一位杰勒阿尕什镇村民在古城遗址附近的耕地中发现7枚古钱币，币面有文字，其中一枚为银质。有关专家初步断定为窝阔台汗国时期的货币。
2012年10月6日，杰勒阿尕什镇阔克达斯村的村民在也迷里古城遗址附近开渠浇水时，发现有陶缸冲出水面，同时伴有一些零散骨头出现。他保护好现场，并立即向县文物管理所报告。经额敏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实地勘测，该陶缸高约0.25米左右，港口宽0.20米，腹宽0.28米。底0.12米。目前该陶缸已被额敏博物馆收藏。
历史文化需要用心呵护。近千年的风雨，让昔日声名显赫的古城早已荡然无存，遗址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坡高地，没有人知道它辉煌的历史。2009年，额敏县对也迷里古城遗址进行了修复。县政府投入100多万元，在遗址入口处矗立了一块刻有“也迷里古城遗址”红色大字的石碑，还建了一面厚重的文化墙，墙正面是文字介绍，背面是耶律大石、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海都、察八儿等几位历史人物的浮雕像及生平简介，使额敏古代历史以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展现给世人。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2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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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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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m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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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m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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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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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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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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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m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m”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m，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m城，可见?m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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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V……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m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m、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m’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m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m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m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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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m、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m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m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m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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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m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m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m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m，焚其西门；?m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m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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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m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m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m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m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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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m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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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③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此考古报告称：“护城壕距西城西垣底部水平距离11．3米，我们只清理了其中的28．5米。现存壕堤顶部低于城墙基础表面3．7米。护城壕剖面呈锅底状，宽11．5米，其中壕沟宽7．1、壕堤宽2．2米，现存深度2．2米，经钻探知壕沟底部夯土厚0．8米。已清理的护城壕北高南低，走向与城墙保持平行。随着城墙加宽处直角外凸。护城壕也出现呈直角外拐的现象。经钻探得知’护城壕向北延续至沙梁下，向南西拐后进入沙梁下，又呈直角南拐并继续延伸。经解剖，护城壕是在原始沙层上先挖好形状，然后用与城墙相同的土以平夯筑成，内壁光滑，制作极为规整。”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3
>> 老司城“申遗”：路径的选择 大运河申遗世界申遗史上的创举 关于申遗的神话 日本“申遗”的阴谋 中国针灸申遗成功的启示 申遗的是绣,不是秀 “申遗”热的冷思考 成功申遗之后的思考 “外滩申遗”的争议与深意 难以治愈的“申遗病” 心系西湖申遗的旅法华人 和而不同的丝路国际申遗 施秉申遗的机遇与大考 “申遗”背后的政治较量 土司遗址的联合申遗路 德国面包的申遗重任 那些申遗的世界美食 申遗“热”背后的“冷”思考 丝路申遗的跨国行动 成功“申遗”：世界的石林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④参见《郭开朗副省长讲话录音记录》（2011年11月1日）。
⑤《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湘政办函[2012]118号）》（2012年7月13日），网页：湖南人民政府，网址：。
⑥李韵：《国家文物局重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网页：光明网，网址：http：///2012-11/18/content_5722654.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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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4
又晋代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里所讲的“巴蜀之师”，当是巴、蜀两国的军事武装，其中特别强调“巴师勇锐”，这无疑又是赞颂巴人武士，作战勇猛。
前一则故事提到的巴人，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巴人。后一则故事提到的“巴师”，则是3000多年前商末周初时期的巴人武士。其实还有比这更早的记载，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古籍《山海经》中，就有“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的记载。这太皞，一般认为就是伏羲氏。伏羲氏为传说时代的一位部族首领，当在史前时期。很明显，这古代巴人的起源时间非常早，历史非常悠久，从史前时期一直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都有巴人活动的史迹。特别是在西周初年，巴人的势力十分强大，在我国历史舞台上，曾经是一个很旺盛很强悍的民族，要不然，她还怎么能够去帮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呢！巴人的史迹不仅在我国古籍中记载很多，而且也留下了纪念他们在各地活动过的古地名，如巴东、巴中、巴山、巴水、巴河、巴峡、巴丘、巴陵乃至大巴山、大别山（“别”古音近“巴”）等等都是。所以有人考证古代巴人从南向北开拓发展早已遍布我国中原各地，而且对夏商都邑之建设曾起过重要作用，甚至说“无巴不成邑”。[1] 尤其是我国西南的四川、重庆地区，一些历史学家还早将古代巴人和蜀人的文化合称为“巴蜀文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尽管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事例来说明古代巴人确实相当出色，非同一般，然而这古代巴人或者说我国南方的古代巴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她起源于何时何地？最初的发展方向如何？后来的地域分布怎样？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在我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大的功绩和影响？我们又如何去看待和评价？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可以说，以前都一直是些谜，无人回答得清楚。特别是其中的巴人起源之谜，过去史学界虽探索研究了几十年，但也一直无法说清楚。
如有的说，巴人起源于鄂西古夷水旁的武落钟离山；有的说，巴人起源于鄂渝交界区的巫山一带；也有的说，巴人起源于陕南汉水的上游一带；还有的说，巴人起源于湘北洞庭湖东面的岳阳地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人作出最权威的论定。直到最近10余年来，我们在配合鄂西清江流域水电梯级开发建设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处很独特地名叫“香炉石”的古文化遗址，才最终揭开了我国古代巴人的起源之谜。
一、香炉石遗址的发现
香炉石遗址，位于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东南0.5公里的清江北岸，东距长阳县城97公里，地处清江中游，1983年发现。经调查，遗址东西长300米，南北宽100余米，总面积约3万余平方米，但暴露遗物较多的中心地区则在一部分种有庄稼的崖阴沟槽之内，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呈斜坡状，西南面临清江，下距清江河面约30余米，地理环境比较独特，属典型的河旁山塞型文化遗址。遗址中心区的东南和西北两面紧靠陡峭山岩，东面矗立一座几乎呈垂直状的山石，因形似香炉而名曰“香炉石”。
为配合清江隔河岩大型水电工程建设，湖北省文化厅从省、市、州、县文博部门抽调考古人员组成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于1988、1989和1995年先后三次在该遗址的中心地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挖掘467平方米和两处墓地， 出土各种遗物多达万余件。[2]
二、香炉石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
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的文化堆积比较厚，最厚的达5米以上，分为7个自然堆积层。除第1、2层被扰乱外，余皆保存完好。经过测年研究，从第7层至第3层的年代分别是夏时期、早商时期、晚商时期、西周时期和东周时期。出土遗物的种类较多，有石器、骨器、陶器、铜器、甲骨、印章、贝币和动物骨骼等多种，第3 层还出有铁器。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文化遗物是各种陶器。第7 层出土的陶器有罐、釜、瓮、钵、豆和纺轮等，第6层有釜、罐、盆、瓮、钵、豆、杯、盘、纺轮和网坠等多种；第5层有釜、罐、钵、豆、杯、纺轮和网坠等；第4层有釜、罐、瓮、罍、盆、钵、碗、盘、豆、杯、器盖、纺轮和网坠等多种，第3层有釜、鬲、 罐、瓮、罍、盆、钵、碗、盘、豆、杯、纺轮和网坠等。各层出土的主要陶器中，都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如陶钵、陶罐、陶釜、陶豆、陶尖底杯等等都是。
三、香炉石文化即早期巴文化
鉴于香炉石遗址出土文化遗物的丰富，且又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加之地层关系又比较清楚，所以发掘后，很快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过考古学家们的认真整理和对比研究，发现这里出土的大口平底或圜底夹砂罐，敞口、鼓腹夹砂圜底釜，圆唇、敛口、平底钵和尖唇侈口、鼓腹内敛尖底杯等一群为代表的陶器，既不同于清江流域及其附近长江三峡地区一些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又不同于北方黄河流域夏、商文化的类型，故将这一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另立一种文化名称，命名为“香炉石文化”。[3] 这一文化的时限，上接新石器时代末期，下至西周时期，即距今4000多年到3000年之间。这一文化，在长江三峡一带常被人们称为“商周时期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其实就是与“香炉石文化”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只是都没有香炉石遗址出土的那么多，那么典型，那么自成体系的陶器群体。这说明香炉石遗址的文化遗存，既有它的独特性，又有它广泛的代表性。尤其是这里出土的大批商周时期的甲骨和商末周初时期的我国最早陶印章，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南方各省、区都没有过的重要发现。[4]
再结合历史文献来考察香炉石文化，情况就更加清楚了。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审）、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中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在这段重要记载中，清楚地说明了“武落钟离山”是巴人最早的穴居所在地，那时“未有君长，俱事鬼神”，说明当时的巴人尚未建国，还处在信奉巫师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约能中者，奉以为君”，“约能浮者，当以为君”，说明在原始部落内部，最高领导者的产生是用比武的方式。巴务相在比武中获胜，成为最高首领，号称“廪君”。后来他带领大家告别穴居，向外开拓，“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同盐水神女部落打了一仗，扩大了势力，又继续前行到达一处新的地点，“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说明巴人不仅在这新的地方建城， 而且开始组建最初的国家，廪君便是这孕育巴国的最早首领人物。“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说明巴人崇虎的图腾信仰由此而产生，也说明巴人在建立第一座夷城以后便开始进入了阶级压迫和人祭人殉的奴隶制社会。
巴人首领廪君所建的夷城，其地貌特征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如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载：“夷城山石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崖为崩，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四姓臣之。后死，精魄化白虎也”。经过实地考察，香炉石遗址附近的地形地貌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而且在该遗址北面1 公里处有一名为“白虎垄”的地名及其历史传说。很明显，香炉石遗址就是巴人首领廪君所建之夷城，考古发掘的中心地点就是城内巴人首领所居之地，如在巴人墓地发掘的第6号人骨长176厘米，体形高大魁梧，身旁随葬长42厘米的大型卜骨和长26.6厘米的大型精致骨匕，就是象征身份最高的首领人物。
根据以上考古材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所进行的研究说明，香炉石遗址既是我国早期巴人所建的第一座夷城，那么这里所发现的具有巴文化特征的香炉石文化，无疑应是早期巴文化。[5]
四、巴人起源在考古发现中成功揭秘
如前所说，有关巴人的起源探讨中，有起源于夷水旁的武落钟离山一说。夷水的地望，学术界一般都知道，即今鄂西清江。古籍记载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那也就是从清江至盐阳。据《晋书》记载，廪君在盐阳射杀盐水神女后有“复乘土船，下及夷城”的字句，可见盐阳在夷城香炉石的西边无疑。恰巧香炉石遗址西边20公里处的清江北岸有一名曰“盐池温泉”的地方，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盐产地，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停止熬盐。[6]
综上所述，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一说，已得到香炉石遗址出土大批早期巴文化遗物的印证，还有附近地区出土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如大型青铜特罄等）。而长江三峡巫山说湘北岳阳说，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相应的出土文物作印证。至于陕南汉水上游说，虽在城（固）洋（县）一带发现有商代中晚期的早期巴文化的青铜器材料，但经研究，其时代没有鄂西的早，它是从鄂西经渝东和川东传播过去的，[7] 而不能作为起源地看待。大家知道，像这样关于巴人起源的千古之谜，如果没有最早的重要考古材料作支撑，那是很难说服人的。因此，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历史文献记载巴人的发祥地是在靠近夷水的武落钟离山应是可信的。因香炉石遗址也恰好在古夷水旁，在现今的清江长阳，这完全印证了古代夷水一带，确是我国早期巴人活动的地区。所以历史考古学家以历史文献的记载为依据，并紧密结合地下出土的历史文物和当地的民间传说，以及有关地形地貌的考察，断定鄂西清江长阳为我国远古巴人的故乡，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8]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关于巴人的起源已在考古发现中成功揭秘。
不是吗？当考古发现的这一成果，于10年前最先由《中国文物报》以一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后，[9] 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土家族通史》主编、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教授及时致信说：“清江考古获重大发现，改变了原有许多模糊认识。我们将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写入土家族通史”。[10]
1997年，当《中国早期巴文化·长阳香炉石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小册子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越来越大，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专家柴焕波教授在来信中说：“香炉石遗址的丰富与单纯性，给我极深的印象，作为一个单纯民族的标尺，是顺理成章的，将其命名为‘香炉石文化’是合理的”。
去年，当《考古发现与早期巴人揭秘》一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更大，不少专家纷纷发表讲话，如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学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年高八旬的著名考古学家王家祐教授在来信中称：“昔日读潘光旦老师《土家研究》（四期）是文献里程碑，今读阁下《巴人揭秘》可称第二里程碑，可喜可贺，……大有解秘之功”。
特别是今年我们在各级领导和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将要出版《清江考古》、《清江考古掠影及出土文物图录》和《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等三部考古专著时，在学术界振动很大。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教授（博导）在为中科院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生前题写书名的《清江考古》一书写的序言中，就对香炉石文化的提出、确认及其学术意义作出了很高评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清江流域是我国巴人的发祥地。恰好在长阳香炉石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早期巴文化的遗存。这些遗存较以往其他地区发现的早期巴文化而言，显得考古资料更为丰富，更具有典型性，对探讨、解决早期巴文化的时代起源等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以香炉石遗址命名的‘香炉石文化’，为早期巴文化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标尺，它也将使巴文化考古学研究更加深入”。
今年10月18日“清江考古文献”首发仪式大会在考古发掘地区的鄂西长阳举行时，到会的除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些主要负责同志外，还有来自首都北京和省城武汉的代表以及新华社、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湖北电视台、宜昌日报、三峡晚报、三峡商报、三峡电视台和长阳电视台等10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都发来贺电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贺电中说：“《清江考古》等三部著作，不仅较全面、系统、科学地向历史考古学界提供了新颖而丰富的第一手实物研究资料，而且也为我国民族学界关于土家族的先祖巴人的老家在清江长阳的论证，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证据。”会上各方面的代表在发言中都一致肯定《清江考古》等三部考古文献的出版是我国历史考古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深远。如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董事长、科学出版社社长汪继祥研究员在讲话中说：“这三部著作的出版，使长阳地区史前时代考古学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清晰地展出在人们的面前，是一套全面系统、科学的‘长阳历史’专著，也是研究巴人起源及早期巴文化的重要学术成果”。
现在，受到人们重视的香炉石遗址，不仅是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也正在申报国保单位，以加强保护。这里，不久将成为全国800 万土家族儿女寻根问祖的圣殿，同时也是国内外人们参观考察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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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5
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年，道士王圆篆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的发现，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醑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们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被千年流沙掩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与《汉书》的楼兰古城。沙埋古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闾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的边境重镇。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古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贝”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怯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怯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耳闻想象之词。楼兰古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怯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义是“城镇”。中外学者们进一步认定，“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怯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古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至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找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斯文・赫定终于见到了被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人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的支柱产业。
除了《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斯文-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经了当地人叫“喀拉墩”的古城，古城为沙子覆盖，喀拉墩，含意正是“黑沙包”。斯文・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拉墩古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拉墩古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发现丹丹乌里克、喀拉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拉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这由来已久，以致在塔里木竞产生了“荒漠找宝人”这个副业。而楼兰古城复显于世，为了解新疆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人员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封建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从斯文・赫定开始，各国探险家们回国之后，总要就本次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乃至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古城、楼兰古城、尼雅古绿洲等遗迹的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信仰、多色彩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根本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历史遗址考察报告范文6
[关键词]古代城市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6-0062-03
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史和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世人瞩目，其保护也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1961年3月，郑州商代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9月，“十一五”期间全国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名列其中；2011年9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列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这对郑州商城遗址大遗址保护及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60年来，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探索遗址保护模式，走出了一条在城市中心区保护大遗址之路，使其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处于全国前列。
一、被动保护阶段——全面考古发掘阶段的遗址保护（1950～1984年）
在传统文物保护理念中，保护对象仅限于人类过去遗留的物质性遗存。在被动保护阶段，像郑州商城遗址这样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之中，只能实施抢救性保护。由于缺乏专项保护规划的指导，一般的考古现场只能做到就地回填或分散地建设保护设施等临时性措施。文物工作者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工作方针，采取了打补丁式的局部保护，为单纯的文物本体保护，基本保存了城垣遗址、窖藏坑、宫殿区等重要遗迹，其结果导致注重文物本体保护而轻视文物背景环境保护。
大遗址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尤为突出。建国初期，郑州市当时还不是省会城市，地方财力有限，城市建设有限。成为省会城市后，郑州商城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城市建设集中于历史城区外部新城区，历史城区内部楼房以多层为主，居民民居多为整修、翻建，基本为正常的城市更新。
1950年秋，郑州商城遗址被发现。1954年5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视察郑州商城遗址，针对考古工作，提出“重点保护”和“重点发掘”的工作原则，即郑州商城遗址应采取重点保护一部分和重点发掘一部分的方法，对于价值重大的商代遗址点，可报请郑州市批准划出保护区进行长期保存或暂不发掘，而对于基建范围内的经钻探后进行重点发掘。1959年7月，郭沫若副委员长视察郑州。他肯定了郑州商城的巨大价值，并肯定郑州另辟新城保护商城的做法。这一时期的保护，应为郑州商城整体保护的开端。
在被动保护阶段，文物工作者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工作方针，对郑州商城遗址完成了“四有”等文物保护基础工作，划定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树立了永久保护标志，建立了记录档案和文物保护组织。为了保护城垣遗址及其历史风貌，1961年7月，原郑州市人民委员会公布《郑州商代遗址保护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城垣内外10米为保护区，划出城垣重点保护地段，并对沿城单位颁发保护商城委托书，依靠沿城垣各单位保护郑州商城。1962年，郑州市文物工作组合并到郑州市文物陈列馆（郑州市博物馆的前身），商城遗址保护工作由郑州市文物陈列馆负责。1962年10月，为保护东城垣白家庄段，郑州市拨款给紫荆山公园以砌筑围墙，将该段城垣纳入公园管理。为了加强遗址整体保护，1975年5月，原河南省革委会文化局《关于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范围的通告》，规定重点保护区为四面城垣及城垣内外20米及商城东北部宫殿区，一般保护区为商城内外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区。郑州市博物馆制作水泥保护标志17个，立于城垣区与宫殿区。1980年4月，郑州市《关于加强郑州商代城址保护工作的通告》。随后，郑州市管城区了《关于加强向阳区（管城区）所属郑州商代遗址保护工作的通告》，完善了重点保护区内房屋维修管理办法，对缓解文物保护与保护区人民生产、生活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主动保护阶段——编制《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1985～2000年）
主动保护阶段，文化保护工作者坚持在“不改变原状”的条件下保护城垣本体及相关历史环境的完整性、优化遗址生态环境的原则，通过保护工程和技术手段遏制遗产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恶化，进行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等遗址保护模式的尝试，对遗址本体和重点遗迹等进行了局部保护，尝试编制《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城市建设对文物本体及其背景环境的侵蚀。
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郑州商城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与城市建设的矛盾、与传统保护理念及模式的矛盾日益突显。面对城市规模扩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历史城区居民生产生活变化，以及风雨剥蚀、生物侵害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大遗址在各种人为和自然因素的蚕食、破坏下，日益衰败。大遗址被现代城市占压，而且建设规模持续膨胀；同时，大遗址的保护长期未能造福附近居民，大遗址内部环境持续恶化。然而这一时期，与旧城改造整体进展相对缓慢形成对比的是，由于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自觉，历史城区中的许多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间建筑和部分文物古迹却因为容易拆除而被迅速地实施“改造”，特别是以改善交通为由对历史城区古代城墙的拆除、传统水系的填埋等相当普遍。
这一时期，针对郑州商城现状，文物保护工作者通过保护工程和技术手段遏制文化遗产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恶化。1985年，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所成立，遗址的保护、管理、研究、规划进入有序阶段。东城垣城北路段城垣遗址建设成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陈列室（即“隞墟博物馆”），立体展示历代城垣；西城垣遗址中段三角地公园，实施地上城垣保护，在广场树立大尺度青铜鼎复制品以展示商城青铜文化。为进一步强化遗址本体及其背景环境的保护，1989年，依照《河南省〈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郑州商城遗址保护范围，划定的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增加郑州商城城垣内（除宫殿区）和外城垣及其两侧50米内为一般保护范围，扩大了以前的重点保护区与一般保护区。1990年12月，作为建设遗址公园模式的尝试，委托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制定《商城遗址东城垣（商城路两侧）保护方案》。同时，为了从整体上保护郑州商城整体布局和历史风貌，尝试编制《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该方案的指导思想积极，这种大遗址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的设想目前还无先例，值得参考”， 1992年4月，国家文物局同意《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方案》。
为保护城垣遗址本体、优化遗址环境，具体以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对不合理占压遗址的地上物实施拆迁。1992年5～8月，为实施郑州商城南城垣东段（紫荆山路以东）保护工程，拆除建筑110间2000余平方米，清运垃圾1.3万立方米。同时，填补城垣三处豁口。在国家文物局的帮助指导下，1992年9月至1994年8月，实施《郑州商城南城垣东段保护方案》第一期工程（即商都文化街项目）。至此，郑州商城主动保护走出了第一步。与此同时，东城垣商城路北段地上城垣也进行了环境治理，建成了商城遗址上第一个绿化景区。到2001年，通过三期拆迁工程，对东、南城垣重点保护区内郑州木器厂等20多家单位及近100户居民进行了商城保护规划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拆迁，郑州商城东城垣、北城垣紫荆山公园段、南城垣东段遗址保护范围内，先后建成了八个绿化景区。
为了增强历史城区的整体活力，保护城垣遗址的同时，保护与历史城区血脉相连的文物建筑和传统文化，保护历史城区的精神世界，1994年6月17日，郑州市政府成立“三景一线”（郑州商城遗址、城隍庙、文庙）指挥部，负责郑州商城区域内的拆迁、环境整治工作；实施郑州城隍庙维修保护及环境整治工程和文明大成殿维修保护工程，保护了历史城区为数不多的 “历史文脉”。通过文物本体保护与环境整治，三者对塑造郑州文化特色中的突出作用凸显。
1995年5月，原郑州市文化局召开郑州商文化博物苑论证会（暂定名“隞都园”）， 博物苑拟建在郑州商城东南城垣内建设控制地带内。1995年，在南城垣东段（紫荆山路以东）外侧、东城垣商城路两侧进行了部分环境整治和商文化主题的展示。紫荆山公园改造工程，对公园用地内的两小段城垣墙体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展示。东大街东城门环境整治和商代文化主题广场建设。 1998年12月，完成了紫荆山路商城断面展示工程。至2001年，郑州商城城垣遗址公园东半部（紫荆山路以东）基本建成，并对外开放。
三、整体保护阶段——编制《郑州商城遗址保护规划》、《郑州商都遗址保护规划》及《郑州商代都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2001～2012年）
整体保护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中对文化遗存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无论是在保护对象和范围方面，还是在保护手段和措施方面，“文化遗产”的概念都具有更为深刻、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群及周围历史环境，再到保护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而发展到保护完整的历史城市。历史城市的突出特征是其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具有完整的设计理念，具有完整的文化内涵，具有完整的人文环境。但是专一的文物保护工程很难与城市发展、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随着遗址特别是大遗址保护理念的发展，原来的保护理念、手段已不能适应大遗址保护的实际。因此，大遗址保护工作，“抓住最后的机会”，实施整体保护，发挥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的作用， 以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公园建设为目标，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部与局部的关系，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郑州商城遗址虽然较早制定了《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但由于各种原因，整体保护推进缓慢。长期以来，像郑州商城这样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保护工作处于较为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整体保护方面重视不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大型古代城市遗址被人为地分割成单体遗址，使得对于它们的保护很难做到系统性和完整性。再者，文化遗产工作者专注的保护工程和技术手段对遏制文化遗产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恶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漠视了民众的文化权利，漠视了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巨大作用。
郑州商城遗址的规模特点决定了其保护利用与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具有直接的、显著的利益关联。制定《郑州商城遗址保护规划》，并纳入郑州市城市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计划，使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有效的、科学的、合理的统筹协调，才能实现郑州商城遗址价值的完整保护。2005年2月，在前期各层级规划基础上，形成《郑州商城遗址保护规划》。《规划》包括规划理念、规划定位、展示方法、景观布局等内容，较完整勾勒出郑州商城整体布局与风貌。2006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准规划，并在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中立项。2008年，委托清华大学编制《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总体保护规划》。201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该规划。2010年10月，郑州商城公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首批23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之一。上个世纪90年代，郑州商城就开始了建设遗址公园的探索。1990～2008年，迄《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经《郑州商城遗址保护规划》，至《郑州商代都城遗址保护规划》，几经修改，规划目标一脉相承，贯穿着整体保护的思想。
为充分发挥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对提升历史城区整体价值的重要作用，2004年2月，郑州市实施城隍庙文庙古建维修与恢复建设工程，城隍庙、文庙文物建筑本体及其背景环境得以保护恢复，城市“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继续对不合理占压遗址的地上物实施拆迁。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在东大街两侧建成2.2万平方米的商都文化广场。2001～2003年，开展对商城东城垣本体的保护工作，在试点工程基础上对东城垣进行加固保护等。2003年，作为市政绿地系统的一部分，对南城垣西段南大街两侧进行了环境整治和绿化建设，并复建了一段城垣。2003年6月，管城区政府开始拆除商城南城垣西段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内的部分违章建筑，修建了保护城垣的绿化景区。为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2004年8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郑州商城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建设郑州商城专题博物馆，展示商都厚重文化。2003年3月、7月，郑州市分别举办了“商都博物苑规划设计研讨会”与“商都博物苑规划设计论证会”，与会专家就商都博物苑规划理念、设计定位、表现手段等达成共识。在商都博物苑规划的基础上，2012年 6月，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举行奠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