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论文范文1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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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给
一、引言
货币供给与一国经济密切相关，适当的货币供给会刺激消费，推动经济的增长。而过度的货币供给会导致价格上涨或国际收支恶化，货币供给不足又会妨碍经济增长与发展。
而如何使货币供给保持适度，满足经济增长的要求，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基础货币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外生性），这里假定货币乘数是稳定的。与此相反，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货币乘数发生变动，从而使得货币供给不再是中央银行的独立行为。因此，深刻理解货币乘数如何发生变动，对于保持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为样本和数据；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结果；最后为本文结论。
二、分析框架
（一）货币乘数
FreemanandHuffman（1991）认为货币乘数的变动导致了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并能够帮助解释货币供给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Gauger（1998）通过对乘数的分析，发现这些乘数受到微观主体的机会成本、收益曲线弹性及真实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首先基于货币乘数模型，沿用并拓展Gauger的研究框架，对乘数进行分析。传统的货币乘数模型见下：
；；；；
（1）
（2）
其中：为现金比率；为定期存款比率；为法定准备金率；为超额准备金率；
在此假定超额准备金率为且，代表市场利率。这是由于市场利率越高，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越高，从而超额准备金率降低，故。另由（1）、（2）可得：；；；，；
基于（1）、（2）两式，可把货币供给量变化归结于三部分：外生的基础货币、内生的和。
在此，货币乘数的变动是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反映。从短期来看，对于由于货币乘数的变动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的波动，中央银行也难以对其实施控制。但是从长期来说，基础货币的变动仍然是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主要因素。Cagan（1965）研究发现美国货币供给量长期变化的90%要归咎于基础货币的变化，剩下的由现金比率、准备金率解释。
同时，假定：
其中，代表某种定期存款占总存款权重。
我们知道，定期存款利率的相对变化以及收入变化会导致投资组合内资产权重变化，因此假设：
（3）
其中：
为净的M2资产利率相对M1资产利率的变化：；
为净得M2资产利率相对短期市场利率的变化，；
代表真实收入；另外皆为对应资产的数量加权平均利率。
最后，将（3）代入到（1）、（2）式之中，得到：
（4）
（5）
（二）货币供给
西方学者如乔顿、布伦纳、梅尔泽等人都有各自的货币供给模型，而且相互之间都不尽相同，有些差别还比较大。但是一致的是一国的货币供给量始终是一国基础货币H和货币乘数两个共同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本文选用普遍接受的货币供给模型。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到：
（6）
（7）
三、样本与数据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基于前文分析框架，本文分析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月度统计资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GDP为季度数据，因此本文假设季度中每月的GDP增长率相同来推算每个月的GDP。
（二）数据特征描述
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的供给如下图，其中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呈现平稳增加的趋势，通过以下的平稳性分析后可知两者皆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而基础货币的增长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反映了货币当局短期的货币政策行为。
图一：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2002.1-2009.7）
同时，从图一中基础货币、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给的变化情况来看可判定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并不是稳定的，从图二也可以看出它们自2002年以来的波动。
图二：狭义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乘数波动（2002.1-2009.7）
表一：狭义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乘数描述统计表
MM1
MM2
Mean
1.180330
1.606813
Maximum
1.310000
1.940000
Minimum
0.970000
1.250000
Std. 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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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
自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2008年底，我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提出投放4万亿资金扩大内需的政策，而实际上，2009年各商业银行却放出了9.6万亿的信贷资金,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流通领域中真的需要这么多的资金，还是我国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并且这么多的信贷资金投出去后会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自货币产生以来，人们对货币问题（包括货币供给的性质）的讨论就未曾停止过。在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方面，马克思早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有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货币流通公式中认为，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流通中所需要的最适合的货币量是由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额和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决定的，即：执行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速度[①]。马克思具体是这样论述的，“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②]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货币供应量是有一定的内生性。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认为，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有效地限制银行和企业的支出[1]，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所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依赖于由收入水平支配的需求，货币当局只能控制利率，对货币供给并没有控制能力。卡尔多进一步支出，“在任何时候，或在一切时候，货币存量将由需求决定，而利息率则由中央银行决定。”[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卡尔多认为货币供给也是内生的。
自1984年我国建立二级银行体制以来，我国学者对货币供给的性质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谢平和俞乔（1996）[2]分析了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和总准备金之间的关系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需求影响和决定的杂志铺。万解秋和徐涛（2001）[3]从货币乘数的角度出发，认为银行和居民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的反应改变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从而使货币供给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孙伯银（2003）[4]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1997年以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是以政治内生性为主的，而1997年之后则是以市场内生性为主的。
二、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一）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根据现代货币供应理论，基础货币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为：M=B*K（M表示货币供应量，B表示基础货币，K表示货币乘数），即货币供给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消费支出，且具有同方向变化的关系。一般来说，货币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基础货币，但由表1可知，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忽快忽慢，很不稳定。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二是外汇占款。
1、再贷款与再贴现贷款
我国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额度等于货币发行量和存款准备金之和，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总资产的60%。当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5]。其次由于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商业票据还没有普及，没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所以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因此，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很低，使得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表1 1993-2008年中国外汇占款、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变动表
年份
外汇占款[④]
（亿元）
基础货币[⑤]
（亿元）
外汇占款/基础货币（%）
M2（亿元）
M2/基础货币（%）
1993
875.54
13190.1
6.64
34879.8
2.64
1994
4481.8
15352.2
29.19
46923.5
3.06
1995
6774.5
18246.2
37.13
60750.5
3.33
1996
9578.7
23789.7
40.26
76094.9
3.20
1997
13467.2
27096
49.70
90995.3
3.36
1998
13728.3
26808.8
51.21
104498.5
3.90
1999
14792.40
29798.3
49.64
119897.9
4.02
2000
14291.14
31957.3
44.72
134610.4
4.21
2001
17856.43
33957.8
52.58
158301.9
4.66
2002
23223.34
37528.6
61.88
185007.0
4.93
2003
34846.92
43514.9
80.08
221222.8
5.08
2004
52592.64
53245.6
98.77
253207.7
4.76
2005
71211.12
64343.13
110.67
298755.48
4.64
2006
98980.27
77757.83
127.29
345577.91
4.44
2007
128377.32
101545.40
126.42
403401.3
3.97
2008
168431.11
129222.33
130.34
475166.60
3.68
2009
193112.47
143985.00
134.12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4
摘 要 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货币问题,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我们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深入领会。
关键词 货币哲学 经济学 现象学
一、货币哲学的基本观点
“货币哲学”最初是由西美尔提出来的,他的《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于1900年出版于柏林。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性的影响会扩大;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同时也让现代民主制度发展起来。
西美尔发现,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他同时认为,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去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因此,应该让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米德认为,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分析经济现象的形式,而不是经济现象的内容。在《货币哲学》中,西美尔力图超越对货币经济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不仅显示了他对货币经济影响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学的关注,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文化哲学和一种关注日常世界的生活形而上学。“《货币哲学》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尽管它讨论了许多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①。”西美尔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即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认为,通过经济活动,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经济活动的明确特征,与其说是交换价值,毋宁说是交换价值②。”货币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在实践世界之内代表了最为确定的可见性,像与所有存在公式最为清楚的具体化,依据之事物相互找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令得它们的存在和如在为它们的关联的相互关系所决定③。”
二、货币数量论对货币的理解
货币数量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及货币价值变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商品价格水平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成反比。本文不对货币数量论的发展进行展开,仅仅关注现代货币数量论对我们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角度,因为现代货币数量论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那么,货币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是什么?
以研究货币在经济运行中是否发挥作用的货币主义学派被称作“现代货币数量论”。这一学派的最杰出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在1956年发表了《货币数量论:一种新表述》一文,提出了纯货币需求理论,即现代货币数量论。现代货币数量论试图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来重新表述货币数量论,它不考虑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只是像剑桥学派那样设定货币具有效用,然后考察什么因素决定人们想要持有货币的多少。一旦考虑到效用,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效用是什么,通过我们最终的考察发现,效用是与价值相关的。首先,我们考察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述为:
M=f(P,rb -1/rb •drb/dt,re+1/P •dP/dt-1/re •dre/dt,1/P• dP/dt;ω;Y/r;u)④
其中,M是货币需求总量,P是价格水平,rb和re是两种特定的资产利率,即债券和股票的收益率。rb=re+1/P dP/dt表示“货币”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价格变动的百分比。Y可以被解释为包括所有财富形式的收益,包括由最终的财富所有者所直接持有的货币与实物资本商品。ω被解释为来自于非人力财富的总收入与来自于人力财富的收入之间的比率。(1/P)•(dP/dt)被解释为价格变动的某种平均预期率。Y/r被解释为一个总财富的估计值。u是一个混合变量,它反映了嗜好和偏爱的变动。
其次,弗里德曼眼中,货币是最重要的。他认为货币是一切经济波动的根源,并用这个观点阐述有关的经济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研究货币必然要从研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开始⑤。”而在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同价格一样,是由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当社会群体对货币的需求数量和所能供给的货币数量达到均衡时,流通中货币的数量便确定下来。
因此,我们不仅要问,货币本身是什么,如果它只是一种资产的话,那么资产又是什么,这样不断追问下去,必然要遭遇到货币的本体问题。
三、从现象学角度看货币问题
通过以上的简单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西美尔对货币的看法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的基本看法,其中都涉及到了货币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它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及货币现象?韦森教授认为,应该从语言哲学角度去思考对货币的定义,把“货币归结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⑥。西美尔则从文化符号角度去讨论货币及货币的本质,他认为,“货币的发展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要素,货币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特质,货币的形而上学特质是超越货币的任何一种特殊用途,是作为所有可能性的价值实现所有价值的可能性”⑦。弗里德曼却从经济学本身去考察货币问题,并且他将货币问题归结为一个财富持有形式的问题,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⑧。通过对这两位思想家对货币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到对货币的理解:第一,从哲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性质、货币的功能;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到货币的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虽然 角度不同,但是否它们在“共通―中―存在”呢⑨?通过我们的梳理发现,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把握。问题的提出也就是:价值是什么?我们试图通过现象学的角度对价值问题本身进行思考,以达到对货币问题的明察。
从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新古典经济学中边际效用价值论,都对价值问题进行了详尽论述,与此同时发展出了相应的货币理论。而从哲学的角度看,如西美尔,则认为价值自身“并不出自于现实性”⑩,“使它得以进入价值圈子里的正是它整个的已被确定的存在” ,由此西美尔也从价值与货币的关系并开始了对货币问题的展开。但是,货币的最基本问题是个价值问题,只有考虑清楚价值问题,才能真正理解货币。不论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其实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价值现象学的角度,正如特纳所言:“货币是作为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经验之中介的现象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对价值的本质直观,达到对价值问题的明察,从而较好地理解货币。怎样从现象学角度对价值问题进行明察呢?首先,我们应该考虑,价值不是“关系”,不是附加给像“相同”、“相似”、“不同”这些关系上的关系,“价值可以构成一个关系的基础,但它们不是关系” 。价值是对事物的原初体验,但这是对事物价值本身的体验,而不是对关系的体验。价值是自身被给予的,而不是经验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其交换价值,在交换过程中为了某种便利,产生了货币,但是,交换的本质却在于,两个事物虽然在客观上具有同样确定的价值,对于交换者来说,这个价值是“被给予的”,通过交换同时被给予交换者的是价值本身,价值本身才是事物价值的基础,因而也是货币的基础。第二,价值是一种质性,它不能表示为一种关系。既然价值是一种质性,它就必须原初地是在对某物的感受中变成被给予性。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是更本原的,它具有被给予性。货币的价值产生并不是由于货币质料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成为了在两个事物之间交换的量度,这种度量功能之所以成立,在于价值本身的被给予性。所以,像贝壳、布匹、石头之所以具有货币的功能,并非它们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通过这些载体有更本原的载体――价值在起作用。第三,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质料的质性,它们具有一个在“高”和“低”方面的特定秩序。货币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货币这个载体把握到价值质性。
四、结论
所以,对货币本身的思考,不论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还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探讨,我们最终必须要回到货币本身以及货币产生的价值基础之上,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异化现象,原因之一就是货币作为一种较低的价值僭越了较高的价值,出现了价值的颠倒。人们将货币视为现代社会的上帝,使得本该由上帝来进行的裁决交由货币来决断。通过我们的思考发现,货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哲学和经济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上的问题,只有对价值问题进行现象学上的把握,才能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货币现象有一种深入领会。
注释:
①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3.
②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5.
③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64.
④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
⑤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⑥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1.
⑦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150.
⑧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
⑨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夏可君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5.
⑩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4.
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译者导言:4.
马克斯•舍勒.倪梁康译.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三联出版社.2004:293.
参考文献:
[1]西美尔.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
[2]米尔顿•弗里德曼.杜丽萍译.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4).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5
关键词外汇储备 货币供应量 影响机制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07-02
一、研究背景
自1994年我国汇率改革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截止到2010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已增加至28473.38美元。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主要的储备资产是美元、日元、欧元等。
一国的外汇储备，对于调节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内外均衡有重要作用。外汇储备对于维护国家信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外汇储备规模不是越多越好。近年来，我国经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带来了诸如流动性过剩、持汇成本过高及储备资产多样化等诸多问题。首先，我国高额外汇储备资产投资结构单一，投资水平有限。将外汇资产用于持有美国国债等货币金融权，而不是用于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机会成本。并且我国外汇储备的资产构成中，70%左右是美元资产，随着美元贬值，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受到影响。这种双重的成本冲击，使外汇持汇成本很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央行大量购买外汇，投放基础货币，经过货币成数的放大效应，我国货币供应量也不断增加。截止2010年12月，我国M2为725851.7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 M1为266621.54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0%，M0为44628.1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7%。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我国也面临着很大的通胀压力。
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我国经济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之一，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传导机制，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二、模型设定
（一）理论基础
在现代银行制度下，货币供给方程为：MS=m*B，其中，m 为货币乘数，B 为基础货币。基础货币（B）是指能创造存款作用的商业银行创造更多货币的基础，它包括创造存款的商业银行和金额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流通在银行体系以外的通货两者之和。前者包括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超额准备金，用BD 表示；后者用C 表示。那么，B=BD+C。下面我们利用简化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来说明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而分析我国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资产包括：国外净资产（NFA）、对金融机构信贷（BA）、对政府信贷（GA）、其他资产（OA；负债包括：流通中的现金（C）、存款准备金（BD）、政府存款（GL）、其他负债（含自有资本）（OL）。
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原理：资产=负债，可得：
NFA+BA+GA+OA=C+BD+GL+OL
通过前面分析我们知道，基础货币B=C+BD，则B=NFA+BA+（GA-GL）+（OA-OL）。由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信贷，对政府信贷和其他净资产共同构成国内净资产（NDA），即是：NDA=BA+（GA-GL）+（OA-OL）。那么，基础货币=国外净资产+国内净资产，B=NFA+NDA。又因外汇储备（R）用外币计量，通过e（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折算成本币则：B=e*R+NDA。用增量法表示：B=e*R+NDA。从这些公式中我们不难看出：基础货币是外汇储备的同项线性函数，即在其它前提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汇储备的增加直接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加。
进一步分析，中央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B 在整个金融银行系统中还通过货币乘数m 放大。用公式表示为：MS=m*e*R+m*NDA。
（二）设定形式
本文用M2 作为货币供给量的代表值。理由有以下几点：其一，M2 与银行活动的联系比其它层次更紧密；其二，M2 具有易于控制和包括范围广的优点，可以更好的与外汇占款联系起来。
本文选择1994――2008 年共17个样本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所以选择从1994 年开始，是考虑到1994 年我国外汇体制实行重大改革。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基于尽量避免数据的波动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数据取其对数，即：货币供给量表示为LN（M2），外汇储备表示为LN（WH）。
模型的形式为：
三、模型估计
OL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LNM2 = 1.56*LNWH -10.6
(0.07) (0.89)
21.13 12.12
R2=0.97 DW=0.26
四、模型检验与修正
根据残差图及DW值，我们发现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ARCH-LM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不存在ARCH效应。
所以，最终的模型为：
LNM2 = 2.92*LNWH - 29.37+ [AR (1) =0.91]
（0.61） （9.12） （0.03）
4.75-3.22 27.83
R2=0.99 DW=1.91
五、结论
通过理论分析，我们知道：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外汇储备变动是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外汇储备影响货币供应量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首先，外汇储备增加，减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外汇储备的高额增长，迫使中央银行大量买进外汇，同时投放基础货币，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效应，最终带来货币供给量的迅猛增长。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又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外，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影响，加剧了货币的内生性，即货币供给受制于经济因素影响，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大小；最后，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对外汇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产生影响。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外汇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及资本自由流动存在不可能三角。
在模型的实证分析中，也证明了这一结论，即货币供给量M2对外汇储备的弹性为2.92，这说明外汇储备每增加1个百分点,货币供给量M2就会增加2.92个百分点。货币供给量被动增加，使央行面临通胀压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
六 、政策建议
首先，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适度控制外汇储备规模。其一，改善我国现有的贸易制度，经济增量增长的同时，注重我国经济质量的增长。从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适度控制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其二，控制投机性资本流入，放松资本海外投资的限制。目前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加之国家可能完全放开资本账户，要防范投机性资本流入对外汇储备增加与金融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除了设立国家基金进行海外投资以外，扩宽人民币国际化渠道，支持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减少外汇增长过快的制度性因素，进一步探索外汇体制改革。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建立多级外汇储备体系，发挥商业银行、企业在结售汇中的作用，减轻中央银行的压力。另外，在扩大外汇交易主体的同时，扩大外汇交易品种，开发避险交易工具，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深度。
最后，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公开市场业务在我国外汇体系中的作用。在发挥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时，要不断完善，使之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相匹配相协调。另外，发挥央行票据、国债在外汇调节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光，张斌．外汇储备持续积累的经济后果.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18-29.
[2]高领军．外汇储备和M2相互关系各国比较分析及对我国启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基础货币论文范文6
要解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就必须首先要回答诸如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持有货币，货币为什么会具有价值，特别是法定货币——由政府发行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本身毫无价值的货币符号为什么具有价值，货币价值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货币现象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必然要对货币理论中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进行梳理与评析。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来划分，可以回归到通货膨胀是一基本的货币问题这一本质，为理论模型的改进与优化，特别是根据中国现实约束条件，建立适合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提出明确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国情的对货币的认识以及对现实更逼真模拟的约束条件，同时也为评价各种模型的优劣，各种计量结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准则。
理论上对货币的认识，分为两类，一是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二是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对货币的认识。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围绕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计量单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们的货币需求和货币的价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观基础，没有从个体的效用出发，这样就无法对个体在预算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行为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也就无法对作为宏观基础的个体进行推测和判断，所以缺乏微观基础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就适当解决了这一问题。Sidrauski(1967)在“货币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虽然并未解释为什么货币直接就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但由于持有货币能够产生直接的效用，而物价上涨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从而引起个体效用的下降，故通货膨胀必然会对个体造成福利成本。这一事实意味着，无论通货膨胀是预期还是非预期的，只要存在通货膨胀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几乎没有对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难度是在于非预期通货膨胀本身的不确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无法观察其转变，我们设想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对非预期通货膨胀作出一种转化，转化成类似于讯息费用、执行费用一类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一种局限条件，在原则上可以客观地衡量其转变。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为一种约束限制条件来处理，从而就可以把非预期通货膨胀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纳入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之中，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仍然是针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从传统宏观货币理论和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从各自对货币的理解来建立研究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逻辑主线，并沿着这条主线，来认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与其研究的发展。
二、问题的提出
经济理论中，最有争议、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被迫改变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在传统分析中，很多观点都认为这种效率损失，即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人们却对通货膨胀显示出普遍厌恶。由于面对通货膨胀，经济个体最直接的改变就其持有货币的经济行为，这样，虽然在一般公众中，没有提及在通货膨胀时经济个体为管理他们的货币余额要耗费的额外时间和成本，放弃货币的便利性所带来的影响，但对于经济学家，却有必要对这些额外耗费的成本，这些效率损失重新进行再认识。
三、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开始，一般都沿用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运用消费者剩余分析，认为通货膨胀就像是对货币征税，那么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上方之间的面积，只不过，生产货币的社会成本为零而已，这样，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就是货币需求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后，围绕Bailey的方法，许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见解。Marty(1967)就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会随着通货膨胀的提高而加快，而且产出也会随之增长，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产出增长且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率呈线性关系时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认为通货膨胀提高了人们的交易成本，人们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而转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烟)，在重建货币需求曲线后，重估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ussa(1977)则放弃了Bailey等人对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画，而集中在货币具有的计量单位、价值标准的功能上，认为只要价格和工资收入的调整是需要实际成本的，那么通货膨胀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都是从货币功能观出发来研究的，尤其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它们之间的传承也是对Bailey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求积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现实的模拟。但不论怎样发展，这种估计也只是一个笼统的总量概念，在个体效用损失与总体福利成本之间是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的，而且它也只考虑了货币市场的均衡，是一个局部均衡的估计。局部均衡估计通常会有偏小的结果，在认识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评估货币政策变化的效果上，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传统宏观货币理论缺乏微观基础造成的，随着货币理论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也就转向到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一般均衡估计了。
四、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发展
结合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补偿改变理论(CompensatingVariation)”：经济个体为了生活在一个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续通货膨胀环境下，人们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损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补偿)，这种对收入改变的测度就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时，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采用消费者剩余分析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说明。
Leach(1983)继承和发展了Barro(1972)对交易的认识，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内在的价值。通货膨胀改变了商品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供给，因此也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福利获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个体效用函数，具有微观的特征，但对货币的引入却是通过对商品的间接征税，这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较早正式采用微观货币模型和补偿改变理论的学者，认为货币的持有要归因于现金先期约束(Cash-In-Advance，CIA)，这种通过现金先期约束引入货币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们认为消费是一个受到现金先期约束的现金商品，闲暇和投资是信用商品，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于消费与闲暇：分别为第t期的消费和闲暇，β为折现率，E0为在初期获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条件期望值，A为常数。在消费的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运用Kydland(1987)的计算方法，通过补偿改变理论对福利成本进行了一般均衡估计。这种方法比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过对个体效用函数的细致刻画和约束条件的完整考虑，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认识和模拟，估计出的结果也就更为可信。DotseyandIreland(1994)扩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观货币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典范。设定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受到现金约束和预算约束，随后又建立了市场中间商、商品生产者的约束，认为通货膨胀扭曲了这三个市场参与者的边际决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货币余额，而且也要用闲暇来替换一部分市场劳动，还要从商品生产中分散一部分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金融中介服务，这些就构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这种分析考虑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从多个方面考虑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来评价一些货币政策。
现金先期约束限制了经济主体的交易机会，于是许多学者又开始寻求其他的微观货币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计。Jones等(2001)通过考虑最佳货币数量指数(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计量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则运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时间(Shopping-Time)模型，通过假设持有货币能节省购买时间，因此提高了闲暇水平这一途径来引入货币。设闲暇函数为lt=φ(ct，mt)，个体的效用来自消费和闲暇：为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得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Wolman(1997)设计了一个分段的交易时间函数h/(mt/ct)，当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时，h(mt／ct)=Ω，Ω是一个非负常数，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时间，当mt／ct小于一定值时，h(mt／ct)是减函数，这个设定和早期的存单理论是一致的，通过个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收益应该等于边际成本，来求得货币需求曲线，再由补偿改变理论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详细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计出英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寻介理论(SearchTheory)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功能，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了它解决了“双重欲望巧合的困难(Double-CoincidenceofWantsProblem)”，其研究起点不同于以往的货币微观模型，它并不是从效用假设上引入交易成本，而是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因此寻介模型在研究思想上更尊重实际。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货币寻介理论估计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CraigandRocheteau(2006)在Shi(1997，1999)，Molico(1999)和LagosandWright(2005)对货币寻介模型的扩展研究上，更详细地研究了各种交易行为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除了利用货币微观模型进行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外，也有学者根据实际状况，从其他的一些持币动机来进行研究。Imrohorodu(1992)就刻画了在一个收入波动且没有保险的经济环境里，个体为平滑自己的消费而持有货币，设定个体的效用仅来自于消费，再设定了一个关于就业、失业的一阶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数，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半弹性利率(Semi-InterestElasticity)，v是零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流通速度。YosukeandAmuko(2002)在Imrohoroglu(1992)和KrusellandSmith(1998)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持有货币的自我预防动机，而不是常规的交易动机，成功解决了个体在不完全市场、面临失业风险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由以上可以看出，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的不同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模型，其区别的实质就在于对货币本质的不同认识，因而其所采用的理论模型的基础——货币微观模型也不尽相同。那么，各种计量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结果究竟又有多大呢?
五、一些最近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Lucas是其中的集大成者，早在1981年，Lucas就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为GNP的0.45%，同年，Fischer提出，所引致的成本是GNP的0.3%。最近，Lucas(2000)又修订了他的估计，利用MIU模型，估计出的福利成本为GNP的1.64%，采用CIA模型时为GNP的1%，如果考虑5%的折现率和2.5%的GNP增长率，1%GNP的福利成本的净现值就高达GNP的40%，以1995年美国的数据计算，就是29000亿美元，用Lucas的话来讲，“这确实是真实的货币”。
Chadha等(1998)利用Shopping-Time模型，得出当英国的名义利率从6%到2%时，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0.22%，若折现率为5%，GNP增长率为2.5%，净福利增加大约占到GNP的9%，以1995年英国的数据，相当于600亿英镑，这比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的两倍还要多。
SefietisandYavari(2005)在考察了意大利1861年至1996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后，利用Bailey的局部均衡模型和MIU模型，得出当名义利率从14%到3%时，会产生大约为GDP的0.1%的福利增加，单独考虑二战后期(1948年-1996年)，福利增加则会达到GDP的0.4%，这和他们对加拿大的估计(0.35%)和美国的估计(0.45%)是十分接近的。
Gillman(1995)在比较了不同计算方法的估计结果后，得出由10%通货膨胀率所引致的福利成本的保守估计应为GNP的0.85%～3%，若以美国1994的GNP计算，则在580亿-2040亿美元之间。
LagosandWri沙t(2005)利用寻介模型，得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5%，对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年收入45000美元)来讲，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450-2250美元。
六、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的启示
国内，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探讨了此条件下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计算。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龚六堂等(2005)按照Lueas(2000)的方法，在Gong和Zou(2001)给出的带有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和对消费品及投资品有现金约束的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Bailey(1956)和Lueas(2000)的方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陈彦斌、马莉莉(2007)运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
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可以沿着已梳理好的传统的和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理论，根据它们对货币的不同认识，确定一条货币功能观的演进路径，沿着这条路径，结合它们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测度定义，就可以建立从在传统宏观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局部均衡估计，到在具有微观基础的现代货币理论下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估计的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以这样的研究视角，再根据中国的现实约束条件，就能进行适合中国特点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了。而借助于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就可以清楚国家采取何种调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对福利成本有何种影响，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与收益，与国外的相关研究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为目前经济冷或热、通胀好还是紧缩好的理论讨论中，给出一个效率损失的衡量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