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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范文1
［关键词］《两汉州制新考》 两汉州制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71-03
辛德勇先生的《两汉州制新考》行文缜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十余万言，可谓体大思精。全篇除引文和结语外，共分为九个部分，并以小标题的形式概括出每一部分所要论述和解决的问题。
一、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
作者介绍了两汉州制研究的现状，并着重阐释了顾颉刚先生及其高足谭其骧的研究成果——自西汉初年至曹操掌权时期的州制建置情况。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对上述结论存疑，认为“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尤其是关于西汉时期州制起源的问题。
二、西汉十三刺史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记述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史料当为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然其记载却前后矛盾，以致形成两种说法。其后，宋人吕祖谦又在秉持班固第二说的原则下，依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关于东汉州制的记载，补充《汉书?地理志》中缺载上属之州各郡国所应隶属的“州”，借以恢复西汉十三刺史部的原貌。徐天麟、王应麟、马端临、顾祖禹等学者也赞同吕祖谦说。为便于直观理解，特绘下表：
班固第一说与吕祖谦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顾颉刚先生也就此提出三点质疑，并列举了历代学者对这一矛盾记载的解释。然，诸家论说纷纭，大相径庭。于是，顾颉刚先生著《两汉州制考》一文，试图解释这一难题。他将《汉书?地理志》所记诸州州域，统统视作东汉时期的制度；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这部分内容才会与其序论部分所记西汉状况相抵牾。
然而，辛德勇先生却认为顾颉刚并没有能够合理地阐释《汉书?地理志》的矛盾记载，并对其在此基础上所获的研究结论普遍存疑。
三、“州”的出现和演变
辛德勇先生认为州与刺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制度。汉武帝所设十三刺史部中虽有十一个部采用了“州”的叫法，但其正式名称却应是“部”，而非“州”。
在东汉卫宏的《汉官旧仪》一书中，最早出现了西汉具有“州”这种区域划分的记载——“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史。”其后，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又有“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的记述。由此，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其一，因设有九名出刺诸州的丞相史，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禹贡》的九州。其二，汉代存在“州”这一区划应在文帝十三年以前。此外，在元鼎年间的诏书中又相继发现有九州的称谓，由此可以确认，至迟从文帝十三年起一直到武帝元鼎年间，汉朝应是将《禹贡》的九州区划付诸朝廷的实际政治管理。
然《禹贡》只记九州，而武帝在设置十三刺史部时却使用了十一个州的州名来作为刺史部的名称，这说明九州在后来发生了变化。
《史记?天官书》和《星经》两部史料共同载有十一州之名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提及“江湖”“三河”等名。经考证，除雍州州名仍与《禹贡》相同而未改作凉州外，其余十个州的名称与武帝十三刺史部中的“州”名完全相同。而“江湖”乃指吴国故地，隶属于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天官书》和《星经》都视“三河”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俨若一州之地。假使再加上与之并列的十一个州，即与司马迁所记十二州制相合。假若姑且以“中州”作为三河所在这一区域的州名，则西汉继《禹贡》九州之后所划分的十二州便应为：兖州、豫州、幽州、扬州、青州、并州、徐州、冀州、益州、雍州、中州、荆州。
四、“刺史”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
在这一部分，辛德勇先生首先认证了刺史一职在设立之初的职责以及刺史部的性质。简言之，刺史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地方郡级二千石官员是否有违法乱纪和处置失当的行为，以及豪强地主是否欺凌百姓、违法占有田宅等六条。而刺史部也随之被视为行政监察区。按照《通典》的记载，汉初丞相史出刺的各州，在当时即属于监察区的性质。这与后来武帝设置的十三刺史部已无本质差别，只是丞相史一职不常设罢了。
此外，由于州制出现于文帝十三年朝廷派员出刺诸州之前，因此在这之前，“州”被看作是监察区以外，很可能是一种视察区。文帝十二年在“除关无用传”之后，刘恒曾派遣谒者代替自己视察地方，劳赐三老。这些视察行为都是在丞相史出刺诸州“不常置”的情况下，帝王另行派遣其他官员来进行的。可见，西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和天子派员视察地方的制度是平行的，切不可混为一谈。文帝十三年，派遣丞相史分州出刺诸郡后，这种九州视察区实际上便已经与监察区合二为一了。
五、“九州”到“十二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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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沙漠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河西走廊
沙漠历史地理学是我国著名学者、业师侯仁之院士奠基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1]。这一学科研究历史时期干旱、 半干旱（含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破坏其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环境退化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机制。土地沙漠化是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产生的根源，因此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1 沙漠化发生的地域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的沙漠化过程主要出现在内陆河流下游，特别是范围较大的成片沙漠化区域更是如此。内陆河流中游亦可见沙漠化土地，但分布较为零星，且范围较小。面积达1 000km[2]的民勤县西沙窝一地，原为汉唐时期的一片古绿洲， 即位处石羊河下游，盛唐以后演变成沙漠。今地表景观为，在遭受严重风蚀的古耕地上散布着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间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其间废弃的渠堤、阡陌遗迹断续可辨，并散落陶片、砖块、钱币等汉唐遗物。这片茫茫的沙丘中还残存数处沙井文化遗址和三角城、连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古城废墟[2]。古绿洲的东部即为现代民勤绿洲， 其东北约10km为石羊河古终端湖-猪野泽的遗迹[3]。面积约1 200km[2] 著名的古居延-黑城绿洲，即位处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这是一片汉至元代的绿洲，今地表景观为连片风蚀古耕地遗迹与吹扬灌丛沙堆、流动沙丘相间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时断时续，历历在目。其间残存K710城（汉）、K688城（汉）、乌兰德勒布井城（F84，汉）、 温都格勒日格城（K749，汉）、马圈城（K789，唐）、绿城（汉）、破城子（A8，汉）、黑城（K799，西夏、元）等多座古城址。古居延泽位于古绿洲东北部的居延洼地，残存6条呈平行环状的古湖岸堤[4]。面积达650 km[2]的金塔县东沙窝古绿洲，即位于讨赖河-北大河下游， 亦唐代以后沙化。其地遍布高约2～4m的白刺灌丛沙堆和柽柳灌丛沙堆， 间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动沙梁，沙堆沙丘间古耕地成片出露，遗迹清晰。古绿洲上留存数处火烧沟文化遗址和西三角城、西古城、三角城、下长城、破城、黄鸭墩城、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窑破庄等10余座汉唐古城址，并有较多古陶窑分布[5]。再如，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 芦草沟下游古绿洲、石油河下游古绿洲等莫不如此。不独河西如此，塔里木盆地边缘等干旱地区古绿洲沙漠化区域亦呈现出这种分布规律。如著名的楼兰古绿洲即位于孔雀河下游、精绝古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安的尔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等。
古绿洲沙漠化区域多出现在河流下游，其原因在于下游地区位处绿洲尾闾，水资源状况较差，易受水量变化的影响，且地当盛行风向（偏北风）前冲，干旱、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作用较烈，又多与流沙、盐碱地、戈壁等相间分布，甚至被沙漠切割包围，其生态环境的潜在不稳定性很强，因而沙漠化过程易于被激发活化，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作用下易于向荒漠演替。故此防治沙漠化的重点应放在绿洲下游地区。
河流中游亦有沙漠化区域，但其范围较小。如张掖"黑水国"古绿洲即位于黑河中游绿洲腹地，唐代以后发生沙漠化，面积仅约30km[2［5］]。又如地处石羊河流域中游的武威市高沟堡一带，清代后期发生沙漠化，面积约45km[2［4］]。
2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或曰沙漠化作用的方式，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其中又以前两者为最重要。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不同，所形成沙漠化区域的地表景观形态亦各具其异。
就地起沙主要出现在河流下游成片的沙漠化区域，这里的地表组成物资以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亚粘土夹层的沙质沉积物为主，当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为破坏大面积弃耕后，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人工的、自然的）保护的情况下，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潜在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现吹扬灌丛沙堆或形成片状流沙地，绿洲逐渐向荒漠演化。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绿洲即是如此。今天这里所见为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沙堆高约2～3m， 丘间距8 ～25m，白刺覆盖度30％～40％，其间亦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 当接近沙窝西北部边缘则白刺覆盖度渐趋稀疏，以致出现大片流动沙丘；当靠近其东南部边缘毗近现代绿洲处，因地下水状况稍好，则绵延着一条宽约1km的柽柳灌丛沙堆带，沙堆高约3～5m，柽柳覆盖度60％～70％，柽柳株高1.5～2.5m。 西沙窝这种由东南向西北灌丛沙堆景观的逐渐变化，反映了其地下水条件的逐步恶化和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也表明其地沙漠化过程应是渐次由西北推向东南的。古绿洲上分布的这些灌丛沙堆及其形态的差异，往往成为历史上所发生沙漠化过程的主要标识和衡量其发生发展程度的标志。西沙窝沙漠化的途径主要即就地起沙［2］，古居延绿洲、金塔东沙窝古绿洲等的沙漠化过程亦皆如此，地表形态也大体类似。
风蚀绿洲主要出现在以粘土亚粘土为主、沙质沉积物较少的古绿洲区段，这里因故弃耕失去植被保护后，在强烈风力吹蚀下，地表被蚀成条条垄槽，呈现出以雅丹地貌为主的景观。此类沙漠化土地既可能出现在下游地表组成物资较坚硬的区段，如芦草沟下游、黑河下游若干区域，亦可能出现在中游一些区地段，如疏勒河中游锁阳城一带。敦煌与安西交界处的芦草沟下游汉唐古绿洲，南北宽8～13km，东西长约20km，总面积约180km[2]，所见弃耕地极目连片，皆呈现为遭受严重风蚀的光板硬地面，风蚀垄槽比高0.8～2.5m。河道、堰坝遗迹明显， 并可辨出干渠、支渠之别。干渠以砂石筑堤，高出风蚀地面1.5m， 渠底宽约20m，残深0.2～0.5m，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风蚀地面0.5～1m，底宽3 ～8m。支渠分列干渠两侧，呈较齐整的羽状排列，其间亦有稀疏的灌丛沙堆分布［6］。
流沙入侵，主要出现在古绿洲边缘临近沙漠的区段。因其周缘固沙植被的破坏，导致流沙大量侵入，遂使这些区段逐渐形成密集新月形沙丘、沙丘链的景观，或新月形沙丘与吹扬灌丛沙堆、风蚀弃耕地交错分布。此种沙漠化土地一般面积稍小，不及就地起沙和风蚀绿洲的面积大。敦煌古阳关地区、武威高沟堡、民勤青松堡沙山堡一带均属此种景况。如古阳关地区沙漠化土地约50km[2]， 新月形沙丘链呈东北－西南向（与主风向垂直）排列，沙丘链高3～8m。丘间地宽50m，暴露大片风蚀古耕地，其上散落不少陶片、铜器铁器残片、古钱币等物，当地俗称其为"古董滩"。著名的阳关遗址即在这里［5］。
洪积物掩埋绿洲，主要出现在流域上中游洪积物丰富的地段。河流出山后携带大量砾石泥沙，一旦山洪暴发河堤决口，所携洪积物倾泻于绿洲农田上，遂造成其弃耕荒芜。此类沙漠化土地亦面积较小。笔者曾查得，永昌县乱墩子滩一带弃耕地上平铺着一薄层洪积砾石层，所见轴长数厘米至十数厘米的卵石遍地撒落，阡陌遗迹历历在目，并多见明代青瓷片等物。这里原为明永宁堡的垦区，位处石羊河支流西营河近侧，因明清时破坏祁连山林木，致使其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减低，河流含沙量增大，水情趋于不稳定，终使这片绿洲被洪积物掩埋，又经风力吹蚀，细粒物资多被蚀走，只剩下较大的砾石残留地面。其发生沙漠化的时代当在明代后期（注：李并成.武威-民勤绿洲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及其沙漠化过程.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8.141～143）。
3 沙漠化发展的趋势
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干旱地区随着人类利用改造自然活动的加剧，沙漠化过程亦不断强化，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大，绿洲范围则日趋缩小，今天的绿洲面积较之古代已经大大蹙缩了。
众所周知，绿洲乃干旱荒漠地区水资源作用的产物，绿洲范围的大小及其盈缩变化主要受水资源多寡的制约，而水资源的丰寡又直接取决于大气环流状况；只要历史上大的气候环流形势及河流总的水量无大变化，则其所发育形成的绿洲总面积就不致发生大的改观。因而考察历史时期绿洲的盈缩演变，首先需要探讨气候干湿状况的变迁。为解决此问题，笔者曾检索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来的有关气候旱涝史料，采用湿润指数公式处理分析，较系统地研究了该地区历史上气候干湿变化的概况，得出如下结论：河西历史上气候干湿曾有多次波动，但波动的幅度不大，这种波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河西干旱缺雨的地理景观，并未动摇其干旱大陆性气候类型的基本属性［7］。本地区有关"流沙"、 "沙岭"等记载从最古的史书起直到今日一直不绝于册，即使在湿润指数最高的年代，如清代前、中期亦莫能外。既然如此，则由其决定的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水资源量及其所形成发育的绿洲面积就不致有大的变动，今天的绿洲就绝不会比古代大大缩小。
笔者曾依据敦煌文书百余卷，并经多次实地踏勘，考出唐宋时代敦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条，从这些渠道的分布格局来看，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不仅没能超出今天的绿洲，而且还较今绿洲稍小［8 ］。 唐宋敦煌绿洲的最西端起自沙州城西12.5km的马圈口堰，最南端抵达沙州城南5km鸣沙山麓的神农渠； 最东南延至沙州城东20km外的官渠、三支渠尾闾；以上三端点分别与今绿洲西、南、东端点大体吻合；最北端则伸至沙州城北24.5km的北府渠尾闾，即今黄渠乡马圈滩村北部一带，尚未达到今黄墩子国有农场，较今绿洲北端蹙缩约8km。可见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除北部延伸不及今日外， 余皆与今绿洲相吻。
此外，敦煌城西南70km处还有一块较小的绿洲，即今南湖绿洲，唐于这里设寿昌县。当时该县开有大渠、长支渠、令狐渠等多条灌溉渠道，其分布范围亦大体和今绿洲相似。又据敦煌文书Φ.0366号记载， 当时寿昌绿洲以寿昌城为中心，南5km，东2.5km，北5km，西15km， 面积约120km[2]。而今天南湖绿洲则东西12km许，较唐代约缩短5km， 绿洲西部阳关一带和寿昌故城及其以东、东北部分地区唐代以后逐渐沙化荒弃，因而绿洲东西蹙缩；但今天绿洲则南北长达16km，较唐向北推进约6km， 唐代灌渠尚未到达的南湖国有林场以至二墩一带建国以来已被开辟利用。今天南湖绿洲总面积约130km[2]，较唐亦有所扩大。
由此可知，在千余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敦煌绿洲不是大大缩小了，而是有所扩大。随着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绿洲地表、地下水资源的较充分开采，古代人们不能利用的湖沼滩地乃至盐渍碱卤之地已部分被开发利用，绿洲的范围遂有所延展，而并非缩小。尽管今天的科技进步可使绿洲得以扩大，但由于受水资源的制约，绿洲范围的扩大又是很有限的，切不可不顾及绿洲可资利用的地表、地下水量，盲目开垦，盲目扩大灌溉，否则必然给绿洲自身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植被退化、水源劣化，乃至土地沙漠化过程即会接踵而至。
另需说明，本文论及敦煌绿洲未比古代缩小，但并不意味着古今地理就没有变化。由于历史上的滥垦滥牧、过度樵采、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活动，曾造成某些方面的恶果，绿洲东部甜水井汉代军屯遗址和南湖阳关地区以及寿昌城的荒弃沙化即是例证。然而我们还应看到，这种沙漠化过程仅限于局部地段，并未对整个敦煌绿洲的格局造成多大改观，此处发生沙漠化，彼处又有新的土地开辟。由于绿洲总水量古今无大差异，绿洲总面积自然亦不致相去过远。在干旱地区地理上，一定的河流水量总是大体滋养、维持一定规模的绿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对于尽管是局部地区的沙漠化也决不应掉以轻心。
不独敦煌绿洲如此，笔者考得河西走廊其它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石羊河下游面积达1000km[2] 的民勤县西沙窝汉唐古绿洲沙漠化以来，石羊河水在其东部又逐渐形成新绿洲，这即是元明清以来渐次开发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绿洲［9］。又如位于北大河下游面积约650km[2]的金塔县东沙窝汉唐古绿洲，在废弃沙漠化的同时，其西侧则形成了直到现今仍利用的新金塔绿洲；位于石油河、北石河下游面积约480km[2]的玉门市花海比家滩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部又发育了新的花海绿洲；位于古昌马河下游面积约500km[2]的锁阳城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北部该河大转弯处遂形成了新的安西河东绿洲和玉门镇绿洲；位于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面积约450km[2]的酒泉、高台接界处的骆驼城古绿洲荒废之际则在其上游出现了屯升－新坝新绿洲等等［10］。这些古绿洲的废弃同样并未明显引起流域总的绿洲面积的减少。
笔者还注意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楼兰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的精绝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的安的尔古绿洲等，均是由于中、上游地位的大量开垦引灌盲目扩大垦殖而导致其下游水源不及而荒芜沙化的。
可以认为，沙漠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引发的，由于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的绿洲的转移过程，其转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迁移，而并非绿洲的不断缩小或消失。伴随着这种迁移，造成原有绿洲的荒废和新绿洲的出现。
4 沙漠化土地的逆转
根据笔者体会，土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逆转的，但逆转的难易程度却因干旱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不同而有着显著差异，有些地区的逆转殆无可能。
干旱地区自然生境严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状态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转很难，特别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动，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过程极为困难，更无逆转的可能。如民勤县西沙窝古绿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来的气候状况下从未有过多少改观。当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绿洲垦辟时，西沙窝古绿洲根本不堪复用，只能另择它处，在西沙窝的东侧另辟新绿洲，这即是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民勤绿洲［9］。
位于黑河下游面积约1200km[2]的居延古绿洲， 以及前举金塔东沙窝古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玉门比家滩古绿洲、锁阳城古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沙漠化土地形成以来，均从未有过逆转。因而对于干旱地区来说，一旦出现沙漠化过程就很可能意味着原有绿洲耕地资源的永远丧失。可见保护绿洲现有土地，防治沙漠化的发生发展，在干旱地区就显得尤为至关紧要。
与此有别，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则较易逆转。半干旱地区降水稍多，当不合理的人为经济活动的压力一经减轻，采取必要的封育措施，在天然状态下就可能出现逆转，已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可以向沙质草原或草原转化，如科尔沁沙地所表现出的那样（注：武弘麟. 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过程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5.21～24）。如再加以必要的人工恢复措施，是其逆转的过程当会更快。 【参考文献】
1 侯仁之.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7～346
2 李并成.残存在民勤县西沙窝中的古代遗址. 中国沙漠， 1993，10（2）：34～42
3 李并成.猪野泽及其历史变迁考.地理学报，1993，48（1）：55～60
4 李并成.古代甘肃沙漠化过程及其危害. 见：甘肃抗旱治沙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79～114
5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96～98，53～56，241～243
6 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3）：71～78
7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气候干湿状况变迁考略.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1996，32（4）：56～61
8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1986，（1 ）：159～168
历史地理学范文3
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环境中具有方位意义的各种具体地理实物的名称，其形成、发展变化及内涵折射了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活及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因此，将地名知识恰当、适时地融入课堂，是破解历史地理教学困难的有效途径。
一、地名知识应用的意义
1.扩大学生视野，传承历史文化
冯骥才先生在《 地名的意义 》一文中说过，“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2] 例如学习江河变迁的内容，介绍黄河时可以联系古代的治水文化；介绍微山湖时可以补充微子在此隐居的故事；介绍洞庭湖时可以例举名人骚客对其风光的赞美之词……通过地名文化的挖掘，不仅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也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兴趣
地名的由来、发展变化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背后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等待我们去发掘。例如学习交通变迁内容时可提问“阳关大道”的走向和形成时期，学习海岸线变迁时可介绍连云港花果山的成陆过程和原因，学习沙漠变迁时可分析楼兰古城兴衰的原因，学习江河变迁时可介绍“水下庞贝”泗州古城被淹没的原因和过程……通过地名知识的引入、学习和探究，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3.便于学生记忆，促进掌握和理解运用
地名的形成、发展变化是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缩影，通过地名知识的渗透与应用，有利于学生对历史地理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例如通过函谷关、潼关等地名的由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些雄关险要的地势，为历史军事地理的学习提供了便利；通过某一省级行政区名称的演变可以帮助学生学习行政区划变迁的知识；通过历史地名的古今对照以及地图定位，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地名的记忆和相关知识的理解。
4.培养思维能力，增强探究意识
历史地理教学中通过对地名起源、变化、内涵等知识的渗透，可以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探究意识。例如学习沙漠变迁内容时，我举了一个例子，位于我国内蒙古、吉林和辽宁三省（区）交界处的科尔沁地区，清代初年这里称为科尔沁草原，而今天的地图上却标注为科尔沁沙地。通过这一地名名称的变化，引导学生去分析、探究科尔沁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和原因，为今天治理荒漠化提供帮助。
5.理解人地关系，提高环保意识
地名可以折射出一个地区地理环境及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例如汾河上游村镇古代以水、植被、动物命名的较多，说明古代这里是水草丰茂、动物经常活动的地方。然而今天，汾河上游干流及其支流的流量，已远不及文献所记载和地名反映的规模，森林植被甚至面目全非了。这些古今都在使用的地名，成为了汾河上游环境变迁的忠实记录。[3] 据分析，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是该地环境变迁的主要原因，这为我们正确理解人地关系，提高环保意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地名知识应用的途径
1.挖掘地名知识，丰富教学内容
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信息，是历史地理教学重要的资料来源。因此教师要善于挖掘地名知识并适时融入教学内容，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激发了其学习的兴趣。例如学习交通变迁时，可以借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成语故事，介绍陈仓道、子午道等穿越秦岭古道的基本情况；学习行政区划变迁时，可以介绍关中、三晋、巴蜀、岭南等地域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情况和相关故事；学习江河变迁时，可以向学生介绍泗水、荆江、梁山泊、云梦泽等河湖的前世今生；学习人口变迁时，可以向学生介绍与山西洪洞、贵州屯堡、广东河源等地相关的移民事件。
2.了解地名由来，重现历史情境
地名的获得，往往是得名时该地区地理环境的直接反映。因此了解地名的由来，可以重现“此时此地”自然环境或社会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境。例如河南省是古“九州”之一豫州所在地，“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记，这清楚地表明河南省所在的黄河流域在历史早期，气候要比现在湿热，有着亚洲象的广泛分布，由此可以引入气候变迁内容的学习。再如通过清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以两江总督驻所江宁府（今南京）和巡抚驻所苏州府首字得名的这段历史的介绍，为我国行政区划变迁内容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3.追踪古老地名，探析消失原因
历史时期曾经出现和使用过的一些地名，由于地理实体今天已经消失，因此成为了活的“化石”。通过对古老地名消失原因和过程的探析，可以复原和重现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和发展。例如淮河北岸的支流泗水历史上非常有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曾在此抒发感慨；秦始皇曾派人到泗水捞鼎；汉高祖刘邦由泗水亭长而发迹；“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坡借此表达惜别徐州之情……然而今天泗水已经湮没，泗水的消失正是南宋初年至1855年6月黄河700余年侵泗夺淮入海的结果，通过泗水消失的探析，学生对历史时期黄河改道造成的影响及淮河水系的变迁知识有了基本的了解。
4.古今地名对照，实现时空融合
历史地理学习过程中需要接触到大量的历史地名，如果仅仅是机械记忆而不能把它们与今天的地理实体（或曾经存在地区）进行古今对照，历史地理的学习就成为了“空中楼阁”。例如云梦泽在长江荆江河段以北，震泽即今天的太湖，“万里长沙”即今天的南沙群岛，东京汴梁即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如果我们不了解地名的古今对照，就无法开展对荆江河段的演变、东南海疆的变迁、汴梁古都的兴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等内容的学习。因此教学中必须重视历史地名对照表或历史地名辞典的使用，落实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并在地图上进行准确定位，从而实现时间和空间的融合。
5.地名变与不变，折射环境变迁
一个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在地名上也会有所反映。例如海河的支流永定河，其在一千多年前叫清泉河，金时改称卢沟河，到了元代就开始叫做浑河或小黄河了。清初加筑石景山以下的东岸石堤之后，才命名为永定河。[4] 永定河名称的改变折射了其上游地区植被遭受破坏的状况。当然，有的地区虽然环境发生了变迁，但是地名却由于各种原因依然保留了下来，出现了名不副实的情况。例如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并不在汉水的北岸，而在汉水的南岸，按照“水北为阴”的命名原则应该称为“汉阴”才名副其实。这并非当初命名有误，而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的缘故。[5]
6.分析时空变动，了解历史进程
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地名，直至今天依然保存了下来，但是其所指方位、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却不尽相同。例如“九州”之中的徐州、扬州、荆州等，今天成为了一些城市的市名，其所指地域与历史时期相比已经大为缩小；“关东”原指函谷关或潼关以东的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到了明清时期，改称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为“关东”……通过对历史地名方位、范围时空变动的分析，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发展的进程。
总之，地名知识的应用有利于历史地理知识的教与学，有利于“尽全时空”与“人地互动”的历史地理观念的培养。教师应该平时自觉地去留意、发掘地名知识并应用于教学中，使历史地理知识的教学更加通俗易懂，更加生动有趣。
【注：本项目得到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基础教育改革与实践科研项目基金资助，本文是项目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徐州市第二中学，江苏 徐州，221000）
参考文献：
[1]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地理学名词2006（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冯骥才.地名的意义[N].人民日报，2001-11- 13（12）.
[3]霍岳飞，王尚义.从汾河上游的地名透视环境变迁[J].沧桑，2006（4）.
历史地理学范文4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邮政史
一、经济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组织(决策)的学科，即经济活动系统及各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形式、相互关联，以及布局决策和依据等问题(刘艳芳等，2006)。①将经济地理学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研究的代表作无疑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和市场的社会结构》。首先，该文运用德国地理和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考察了农村聚落的静态分布，发现现实中的基层市场区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六边形”这一理想模式的分布，并构建出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地区城市的中心地等级序列。其次，该文考察了人口及交通方式的变化对基层集镇数量的动态影响。施坚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基层市场区域面积(及覆盖的村庄数量)会随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因新的基层市场形成而下降，即“密集循环”理论。同时，现代交通方式(铁路、公路)的引入能够降低运输成本，所经之处的集镇会上升为高等级中心地，辐射面积扩大，并导致周边基层集镇逐渐消亡。学界对施坚雅理论的批评与质疑，多以现实中存在大量不符合理论模型的反例为依据，如王庆成在《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一文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②除对该理论的误解外，这些声音更多反映出的是历史学与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与“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历史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往往偏重历史事实的描述，注重细节与个例，较少关注一般规律的抽象与理论构建，经济地理学恰好补充了这一点。依笔者愚见，施坚雅的最重要的贡献并非是基层市场区域的具体形状(是否为六边形)或覆盖村庄的精确个数(6、18或更多)，而在于从大量实例中抽象出了市场边界的两项决定因素，即人口压力与运输费用，以及现代交通方式通过降低运输费用对传统市场区域的整合与重塑。换言之，该模型的精髓并不在于具体的数字，而在于其背后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需要用统计学方法加以检验，而不是简单的举例。根据统计学，如果一个或多个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与另外一些变量“显著相关”，前者与后者间便可能存在规律性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仍需通过逻辑推理与经验常识加以验证。回到施坚雅的理论，用统计学的语言来说，便是“人口密度”与“运输费用”会显著影响基层市场区域的面积，这无疑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也为部分经验常识证明。但是，该理论仍然可能遗漏了一些关键的普遍影响因素，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等，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其它误差，即统计学所谓“遗漏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干扰，导致具体影响程度③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也就是出现大量的“反例”，以及“举例”的方式无法在统计学意义上否定该理论的原因。不过，这也反映出施坚雅的理论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如根据华北的情况总结出新的影响因素。但应在符合经济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大量可靠数据与统计学分析进行证实或证伪，举例的方式再多，也无助于加强或否定理论。
二、历史学(制度史)视角下的邮政史研究
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下。吴昱的《从‘置邮传命’到‘裕国便民’———晚清邮驿与邮政制度转型研究》④认为近代邮政弥补了传统通信体系的不足，并讨论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障碍。首先，我国传统的社会通信体系表现为官方的驿传体系与民间的民信局“官民分立”的二元结构，后又出现了“商埠邮局”“客邮”等外国机构。缺乏统一通信体系的弊端日益明显，驿站“岁耗三百万两白银”，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民间信件的安全、速率与寄达范围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与保障体系，“客邮”更是肆意横行侵犯主权，近代邮政的创办势在必行。但邮政的发展过程却举步维艰，受到诸种因素的制约。一是不同观念之间的冲突，对邮政是否能满足文报传递时效性与保密性的顾虑，以及“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导致部分官员激烈反对。二是驿站、民信局、“客邮”等原有通信机构与大清邮政的利益冲突，减缓了新式邮政推广的速度;三是由于运营目的的不同，驿传体系与民信局、客邮等机构在寄递方法、邮路设计、交通工具、人员素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系统的整合也需要时间。此外，该文还详细讨论了大清邮政与驿站、民信局、“客邮”的博弈与竞争。刘文鹏的《清代驿传体系研究》⑤指出，近代邮政的发展经历了地方试办、海关邮政局、设立文报局、台湾改铺为邮直到国家官办邮政等一系列过程。他认为导致传统驿传体系向近代转型的因素有二:一是驿传体系自身的僵化，无法保证文报传递的安全性与效率，传统驿路分布无法适应晚清的军政形势的变化(内部因素);二是国外新的信息传递理念已受到晚清有识之士的关注，为驿传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外部因素)。同时，传统驿传体系与近代邮政体系间存在联系，“站改为邮局，驿传路线改为邮政路线，旧有的站差改为邮差，是中国国家邮政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必有之路”。近代交通发展缓慢也是阻碍邮政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建国的《从兴盛到衰败:近代中国民信局(1866－1934)》①一书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专门针对民信局的研究。该书详细讨论了民信局的经营方式、理念和特色，以及与大清邮政的博弈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与原因，并通过大量的史料搜集，分析了民信局的空间分布与寄递网络。他发现民信局通信网宏观上呈“T”字形分布，以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枢纽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及周边省市延伸，寄递网络主要呈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城镇三个层级展开，但并未覆盖经济落后地区，表现出网络的稀疏性、线路的选择性与地点的有限性等特征。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单纯的制度史叙事范畴。此外，谢彬的《中国邮电航空史》、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龚达才《中国邮政一百年》、郑游《中国的邮政与邮驿》、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等论著也以通史性的研究视野和专门史的方法，对近代中国邮政及其制度分支的发展脉络及业务拓展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侧重于评论不同时期邮政发展的特性，以及在邮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事件，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提供了完整的历史背景与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根据财政社会学的理论，财政压力往往是推动国家制度与公共政策变革的重要原因，邮政的创办除客邮侵犯主权，驿路僵化、文报时效性与安全性丧失等政治因素外，还包括民信局网络的局限性、甲午战后财政窘迫、晚清铁路迅速发展等经济因素。换言之，近代邮政业务的发展同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邮政的经济属性体现在其分布中，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
历史地理学范文5
而“野狐岭之战”发生于1211年（金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是成吉思汗第一次伐金战争中最关键的一战，这时金朝已经立国90多年。在这次战役中，蒙古10万人与金朝45万大军对垒。女真族原来是在辽朝统治下的弱小民族，但他们向来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人一满万，天下无敌”。后来，部族头领完颜阿骨打率领数千人和辽朝抗争，只用了几年时间就灭辽建立了大金朝，随后又南下攻宋，抓走了徽、钦二帝。说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上成了点气候，而金朝当时已经有5000万人口，是蒙古人的40倍，军队也在百万以上，比蒙古多出10倍，因此有个形象的比喻：“金国如海，蒙古如一掬细沙。”可惜，战争的结局往往是出人意料。野狐岭一战蒙军大胜，金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精锐，从此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的铁骑。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蒙金民族的政治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与格局，影响了欧亚大陆。
野狐岭附近有一个著名的景点――草原天路。因为经常车满为患，当地政府一时性起准备收费，没想到舆情鼎沸不了了之。其实这条路堵还是因为“经济”，正面的意思就是不想让您痛痛快快地走，吃个饭住个店消费一番，问题是为达到这目的，手段不太正面，弄个破车横在路上来个肠梗阻，好玩的事就变了味道。有便宜就占、有热闹就上的国民性，在这条天路上暴露无遗，人人都在算计，其实占便宜和吃亏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得与失都差不多。
说到历史，讲故事比较容易，考据则是难事。我中学时的历史老师顾传源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说自己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当时给我们讲的中国近代史，内容都是5000年历史长河中最遭难的一段。历史地理是个什么学科一直没搞明白，读北师大本可以去历史系的，可一想到要钻故纸堆就作罢了。于是，上了中文系，其实文学史在近代以前也是文史哲不分家，问题是三四年的浮躁学习只获得些皮毛。说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不假，比如过50奔60，忽然知道历史地理是啥东西了，也甚是高兴。
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现象及其相关规律的科学。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在近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引入地理学研究概念与方法发展而成。其标志性事件是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先生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并提出要将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但是从中国历史地理学所承袭的沿革地理学来讲，这一研究传统历史悠久，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讲述过往政区沿革、山川形胜之后，以研究历代政区沿革为主，兼及户口、水道、都邑变迁的沿革地理学，几乎有着与中国封建王朝相埒的历史，并因以考据学为根本的乾嘉汉学的传统和激扬下，在清代中期达到顶峰。以至于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罗振玉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合称为“清代三绝学”，而罗振玉所谓的地理学即为沿革地理学。早在20世纪中叶，谭其骧先生就编纂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市及西北沙漠进行研究，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区域开发与变迁的研究。他们都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历史地理学在继承与创新中完善，形成以历史自然地理、历代政区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移民史、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地图学等为主的学科体系。
进入21世纪，历史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欧美学术界新方法、新理论的影响，面临数十年未有之变局。在历史悠久、广土众民的中国，因拥有丰富的长期连续记载的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可以在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发展战略以及社会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大有作为。因此，我们现在推进“一带一路”，向世界讲中国故事，更好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是离不开这门学科的。
想一想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这样一门学科现在肯定是曲高和寡，进去很难，坚持更难，它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公众的视野。相近的考古学最近就比较幸运，相当受关注。《北京青年报》2016年8月18日A4版登了两个消息，二条是“圆明园首次直播远瀛观遗址考古”，头条是“城市总规和土地规划将两图合一”。
先说二条，“昨天上午，圆明园首次在微博、微信、直播软件等新媒体上直播西洋楼遗址区的远瀛观考古实况，并邀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现场讲解，公众在网络上就可观看远瀛观考古现场，了解考古工作。”“在考古现场，近十名工作人员在地上拿着手铲、刷子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推开泥土，发掘地下文物。张中华拿着手铲对着直播镜头说：‘我们在考古过程中会运用多样专业工具，这把手铲是专用考古工具，怎么拿、怎么推土都有讲究，我光学习如何用好这把手铲就用了7年。’接着，张中华向公众分享了考古小知识，并通过远瀛观地理位置、石构件大小及外形等分析了原有房屋的朝向、灶台及大门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考古科普活动，已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过：“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了成不了大气候。考古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不成。”据美国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日前刊发的报道《中国努力成为世界考古的领军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培养了一批教育程度高、装备精良的考古学家，他们的水平已经赶上美国、英国等考古强国。
说考古成了“显学”，自然是有些道理，比如下面这几个关于考古新闻。
历史地理学范文6
【关键词】米仓道；开通时间；历史地位
米仓道乃川陕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川东与汉中的交通要道，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陆游诗云：“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将米仓道与金牛道并举，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正因为其重要性，逐渐受到各学界专家学者的青睐，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笔者拟对米仓道开通时间、历史地位等方面的成果做一梳理和综述，以期对米仓道的研究有所裨益。
就笔者所能查找到的资料而言，研究米仓道的专著可谓寥寥。大多分散于各种论著之中，将其作为一个部分。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是研究米仓道的先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黄先生撰写《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一文，已涉及米仓道的有关问题，但尚非其讨论的重点。嗣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穷三十年之精力著有《唐代交通图考》一书，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尽收唐宋涉及米仓道之史料，对米仓道的路线、里程、驿馆都做了详尽的考证，可谓开启了米仓道专题研究之新时代。继之，蓝勇先生通过实地踏勘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著有《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一书，书中对米仓道（唐宋时称大竹路或巴岭路）的路线、历代取用情况以及史籍所载的截贤岭、孤云山、两角山的位置做了周详的考证，并指出严耕望先生所认为的鹄鸣驿、恩阳驿在唐宋时米仓道之上为不察地势之误。随后，余忠平先生著有《龙岗流韵――南郑文化遗产研究》一书，在第四章“米仓道历史遗迹”中，对米仓道上驿站、古城遗址、典故、墓志铭、文人交游等情况作了详细地论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内地著名高校以及巴中市文物局联合组织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活动，著有《险行米仓道》一书，图文并茂，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米仓道现状以及考察成果。
一、米仓道首通时间及其释名
米仓道是连接汉中与川东的交通要道，在唐宋时又称大竹路、巴岭路、大巴路、小巴路。对于米仓道的开通时间，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盛璋先生根据《三国志・张鲁传》中“鲁乃从汉，奔南山，入巴中”以及《华阳国志》中“（建安）二十年（215），魏武帝西征张鲁，鲁走巴山”的文献记载，便认为米仓道首通时间应在东汉末年。此说一出，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几成定论。严耕望先生亦认为“（米仓道）至迟汉代末年已相当开通矣”。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开、傅庆荣先生根据《玉堂闲话》“大竹路”条：“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由此认为古米仓道首通应提前到西汉初年。而蓝勇先生认为以上诸家仅是考证见于史籍的开通年代，且未加以说明，并引用汉代民谣《三秦谣》推知米仓道开通取用之时应该更早。王子今先生在《汉末米仓道与“米贼”“巴汉”割据》一文中，根据《尚书・牧誓》、孔氏《传》、《尚书全解》、《尚书要义》等巴蜀方国的记载，由此推知米仓道似乎在先秦时期已通，只是没有明确的定名罢了。此外，王子今先生还认为“米仓道”、“米仓关”、“米仓山”名号的由来，应当都与“米”有关，且“米仓关”称谓应来自“米仓道”。
二、米仓道历史地位
米仓道的历史地位，古人早有定论。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陆游更是将米仓道与金牛道并举，足见其地位与价值。由于种种缘由，惜未引起学术界所重视。黄盛璋先生是较早对米仓道的历史地位发表看法的历史地理学家。他认为在众多的川陕古道之中，米仓道并非主要通道。三十年后，严耕望先生认为，在唐末五代时期米仓道为巴汉间官商通行之道，其地位颇为重要。陈显远先生从之，并在《“米仓道”考略》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米仓道自秦、汉迄南宋末一千多年，是汉中入四川之孔道，为川陕之纽带，是研究我国交通史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古道之一。孙秀丽先生也认为古米仓道乃集军事、商贸、宗教于一体的川陕要道。嗣后，郭声波先生集诸家之说，对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作了全面、深入的评价。他指出：古米仓道不仅是一个交通系统概念，更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人地关系系统概念，其历史地位仅次于南栈道之剑阁道，位居第二，并有其独特之处。
三、米仓道研究特点及其展望
纵观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米仓道在首通时间、历史价值与地位等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诸多历史问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且对于蜀道的研究严重失衡。北栈道之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与南栈道之金牛道研究较为成熟，而对于南栈道之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洋璧道、汉璧道研究者寥寥，甚至无人问津，蜀道比较研究更是遥不可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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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4―64
[4]余忠平.岗流韵――南郑文化遗产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119―157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险行米仓道[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225―241
[6]王子今.汉末米仓道与“米贼”“巴汉”割据[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