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学范文1
关键词 乡村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 异同
abstract this tex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addresses concept of the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its histo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key ide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ural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is also explained.
key words rur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for development difference
在《中国乡村传播学》一书中，尽管对乡村传播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但是对乡村传播的界定还局限在发展传播学的视角和乡村社会发展的机制中：“乡村传播学可以既是发展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传播学与乡村社会学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和理论的初步建立主要基于传播学和乡村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乡村传播状况及其与外界系统发生作用的研究。”①现在看来，这个定义还局限在于发展传播学视角的简单阐释中。因此，在这里对乡村传播学的概念重新审视和界定的时刻，需要对发展传播学的理路进行简要梳理，并将其与传播学的关系加以说明，这样从学术理路上才可以更清晰地将乡村传播学这一新的边缘学科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
一、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乡村传播在西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以学科的形式而出现，仅仅是对某一类研究对象的多层面研究而形成的。从上述对发展传播学基本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乡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对立面，是需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综合考量的。如何促进乡村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可以关注的话题很多。在发展传播学的第一、第二阶段，对乡村社会内部的相关研究，一度成为发展传播学关注的一个中心命题。
例如：曾经是传播与发展的主导范式之一的“创新与扩散研究所作的大部分努力是以农民和乡村居民为目标对象的。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对此做出了努力和评估。现在，它已成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特色。那些计划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涉及健康、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②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公立大学和农业推广组织将其研究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这一跨国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发展，研究主题是农业创新的扩散。学者们力图证明他们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中的扩散与发生在拥有更多媒体设施的环境（如美国和欧洲）中的扩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扩散过程中以及用于分析这个过程的概念和模型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③其后，在70年代早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评估预期和非预期结果。并逐渐转为对环境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上。
我们可以将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相关研究划归为早期乡村传播的研究先驱，但其背后所潜藏的理论含义和价值选择则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乡村传播学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提出来的。其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便得日益重要起来。
在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将乡村传播学的理论界基础界定为：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理论（action research）。
传播学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视野出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促使相关的现实命题变得越来越学术化，而关注社会总体的和谐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现实使命。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对于战争中对人类本身的非理性特征的认知和运用各种手段毫无人文信念地、纯粹为了战争目的的宣传活动，从全方位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传播学学科在这一及其现实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中凸显出现，并得益于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围绕信息本身，对信息传播模式、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效果，以及对传播者与受众的相关研究而逐渐确立。
传播学的诞生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使然，更与人类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对正在发生的、或已经发展的社会事件、文化事件、历史事件、政治事件乃至于经济事件的反应。它关注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各个角色的平等、权利、角色和地位。具体而言，关注传播者、受众、信息本身的内容、渠道和影响力等具体问题。其发展经历了从效果中心论到受众中心论，继而到受传者中心论的不同阶段。归根结底是侧重于对社会传播系统的宏观关注。但这种宏观关注在立足于西方的传播学而言，一大部分理论是来源于长久的实证研究的结果，一部分理论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兴起的批判学派的基本观点，因而，传播学的理论便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的特色和开放性的特征。对于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而言，迫在眉睫的也是对已有的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理论在中国化的语境中，进行验证并提出中国式的传播学理论来，二是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则要分析社会语境和历史话语的差异，避免仅仅以概念的转化作为分析中国社会诸种特征的工具。
行动研究理论：“行动研究的根源可以追朔到20世纪初约翰·杜威。虽然杜威所强调的问题解决、反思和科学的方法毫无疑问是行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把行动研究引入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在他的著作中，勒温试图让几组人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勒温把行动研究定义为社会实际工作者(教师和其他人)与科学研究者通过集体决策和精心制作的问题解决技术来实施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种方法。”④
行动研究理论受到20世纪早期教育科学化的影响、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影响、以及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训练中的群体动力学运动(groupdynamicsmovement)的影响。“就像19世纪的贫困、住房、城市生活等社会问题催生了质的社会研究一样仰ebband webb，1932)，由于战争、群际关系问题、社会重建、歧视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冲击，要求社会科学做出反应，19世纪40年代质的研究绕了个圈子又彻底回来了。出于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实践人员的研究重获新生，而行动研究也披视为一种可靠的回应。最后还有战后美国“科尼时代”社会创建主义的课程开发活动的影响。一些战后重建主义研究者提倡并拥护在教育中采用行动研究。s．科尼(corey，1963)是领导这场运动的旗手，他相信，因为实践工作者能够运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所以行动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提升课程实践。20世纪50年代，依托一些大型的课程开发项目，人们开始将行动研究作为一般的策略来设计课程，并解决像群际关系和歧视这一类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合作行动研究的时代”。 20世纪50年代后期行动研究开始衰落，日益成为被攻击的对象。⑤行动研究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有不同的研究取向(approach)。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科学行动研究(scientific action research)、实践行动研究(practical action research)和批判行动研究(critical action research)。
早期的行动研究希冀以科学理论来解决社会问题，研究的典型目标是：假设或预测从那些看来实施成效较好的实践中，找出一个可遵循的固定答案。实践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就是教师或其他教育实践工作者，在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时，所展开的行动过程。批判行动研究取向主张行动研究是由实践工作者在社会情境中，所采取的一种自我反省的探究形式。它的目的是：改善实践工作者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加强实践者对自身工作和工作情境的理解。
无论我们把行动研究当作是一种理论还是实践，对于在社会协调发展中，如何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角色定位、权利等进行阐释，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流动群体的研究而言，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论和研究路径，对乡村传播学而言尤其如此。
二、乡村传播学的发展脉络
1.乡村传播学的界定
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作为一门学科，乡村传播学是研究乡村社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部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以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和行动研究的理论和范式为基础，强调参与各方角色和地位的平等意识，其潜在的价值理念是以学术的实践和学者精神。以人人生而无选择的权利但是可以有获得平等选择机会的权利为学术理念，将学科发展不仅仅建构在宏达的理论建构上，而且注重行动模式和行动者的意识和行为的培养，更将学术研究的宏观视角和社会实践的微观研究相结合，借助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巨变时机，以乡村传播学的学术理念融合到中国社会的整体历史发展中，这不仅仅是对特定的历史时刻的一种明智的选择，更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展特色的一种应有的努力。
2.乡村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乡村传播学发端于20世纪50-60年代从外部力量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各种研究。这些研究的实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相类似的行动。初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村民个体为对象的效果研究，另一类是以村落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农业推广制度模式。
但就历史发展而言，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中，处处都留下了乡村传播研究的痕迹，从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开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到1949年之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等等，这些社会运动或是由政府提倡，由知识分子和当地官员相互配合，或是知识分子在乡村进行的单纯的改造运动，从乡村传播的视角来看，其目的都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以及乡村社会中村民的诸种素质为基本出发点，其采用的行动模式多是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模式，其背后的理念都在于希望以知识为工具，促进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其他国家，如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等，都是政府对农村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很显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由“国家发起的极端现代化农业”所依赖的简单化、静态化、公式化的模式，斯科特认为使得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被屏蔽了。“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研究中简单的生产和利润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反映真实的农民，以及他们在社区中复杂、灵活和洽谈达成的目标。”“……导致这些系统（农业推广）失败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农业规划中的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许多未经检验的关于种植和耕作的假设，这些假设完全不符合当地的环境。第二，由于现代化农业规划所包含的专家评鉴的前提，实际的项目往往屈从于官员的权力和地位，以及由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构。……第三，它所关注的只是生产主义目标。第四，科学农业试验不可能处理当地某些形式的复杂关系。它倾向于忽视或轻视不能被其技术同化的农业实践。”⑥
就美国历史发展而言，对于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是以教育、改造和影响为核心的。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由于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对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注从两个视角展开，一个视角是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在美国各州农业实验站建立之后，由于政府的资助，对于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研究成为热点。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著名的杂交玉米的实验便是早期扩散研究的成功范例。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逐渐转型，村民与市民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剥离了，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出现同质化倾向，学术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也日益转向了。
从当代社会发展而言，从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到行动研究模式，乡村传播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成熟期。主要的转变体现在：关注乡村社会的发展，但摒弃了自上而下、由内及外的传播理念；以理解和学习的视角，进入乡村社会以及与外界的相关互动过程中；注重传授双方的平等角色和地位，力图在双方互动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
由于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与当代社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科学整体对当代社会的研究思路密切相关，使得作为学科的乡村传播学的各类观点和研究流派还处在起步阶段。就中国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率研究、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现状研究等等。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积淀性的原创性理论；缺乏本土化的实证调研工作。而原创性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因而，关注乡村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有必要从踏实而长久地从事实地调研工作。本书所进行的相关调查，便是一种努力的尝试。
三、发展传播学与乡村传播学之异同
1.相同之处
首先：研究目的相同。发展传播学发端于对二战之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家，力图借助大众媒介手段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线性理想模式。乡村传播学发端于国家和社会层面共同为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实践规划。
其次，二者均关注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的功能和定位。发展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作用，乡村传播学探讨大众媒介对乡村传播学系统与城乡之间的传播系统的作用和地位。
再次，二者均关注弱势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发展传播学关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如何采用新的技术和规划，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实现过程。乡村传播学希冀借助信息的力量，实现传授双方的信息平等和共同权利。
2.不同之处
首先，理论基础不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背景为西方中心论，其基本假设是西方中心论的假设；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是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方式，其基本假设是中国学派的传播学本土化的假设，即认为乡村传播学的目的是促进和改善传受双方在信息链条中的角色和地位，实现人人获得平等的选择信息机会的权利。
其次，研究视角不同。发展传播学从发展学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力量融入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以自上而下、有内及外以及后来的参与式发展为核心范式，希望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以及其他的传播模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过程。乡村传播学从行动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功能与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角色的定位结合起来，力图化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传播沟壑，为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理想沟通状态而努力实践着。
注释
1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 参见[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士]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3 [美]埃弗雷特·m ·罗杰斯著：《创新与扩散》，辛欣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4 [美]james nolan,jr. linda a.hoover著：《当代教师新支点丛书：教师督导与评价》，兰英主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乡村传播学范文2
1、本土化本身是一个消解了地域和人文界限的话语,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在这里很隐蔽地被悄悄推后了,空间和时间的绵延度也被降低了,差异性被限制,我们的理解力更为宏观地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一种没有面目的诱惑和没有神形的探寻。中国特色的精神在这里几乎不再是一个命题;
2、本土化是对应全球化或者国家化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外延和内涵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村落,也可以是一个地区。因此,对于本土化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更为恰当的是“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准确而言,我们要构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而不是以本土化为目标的学科的建设和探讨;
3、本土化的概念与信息社会的逐渐到来和信息这一概念的传播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优势在于可以给与我们的研究思路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在更普遍化和更为辽阔的视角下进行一种学术思维上的拓展。
因而,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命题对于中国现实而言,应该是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命题。在建构中国特色中,本土化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可以提供补充性的研究思路。针对这本土化的特征,笔者再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对传播方式作出如下归纳:
1、劳作传播劳作传播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人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农村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劳作场所有所减少,如耕田上并没有过去那样群体集中的劳动,而集体产业也并非每个村庄都有。虽然目前传播已经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但是传播手段的产生并不以之前的传播方式消失为前提,人际传播中的语言传播仍是主要的信息沟通方式。在乡村,劳作传播有特地的场合和人群,在某一特定人群中进行信息沟通。
而劳作传播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乡民们为生计奔波劳作,尽管在劳作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一些信息,但是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是有限制的。
乡村传播学范文3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舆论领袖流言乡村传播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15－02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长期关注和重视新农村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并确立建设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由此，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建设乡村的重中之重。因此，如何准确、高效的进行信息传播成为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一、乡村传播过程模式分析
乡村传播是乡村内部之间以及与之相连的外部传播系统的传播现象。［1］ 乡村传播的类型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等。大众传播是专业的媒介组织机构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的一般大众为对象所进行的传播。［2］ 媒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传播的内容，更在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组织传播是组织所进行的传播；自我传播是个人内部所进行的传播，是将个人的经验和知识积累等全部调动起来，对它们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重组和加工，从而形成新的意义和行为；人际传播是点对点的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这几种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是乡村传播中最有效的传播类型。
1．乡村社会的传播者
从乡村社会的整体人口分布看，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各个大中小城市，村庄剩余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即剩余劳动力。受生活方式、文化程度和知识积累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接触媒介的机会和频度十分有限，接触最常见的媒介是电视和广播。在整个调研中发现，受人口素质、教育程度、发行地域等限制，报纸的发行量少之又少，且呈逐年递减趋势。与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影响相比，人际传播是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决定性力量。在农村，饭后闲聊、走亲串门是最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由此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传播内容涉及从电视、广播和报纸得到的信息，也包括从别人身上听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或是本村及周边发生的奇闻异事，信息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成为联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纽带，受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知识架构、利益趋同等相似的影响，使这部分人形成一个群体。与此同时，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可以相互转化，每个受传者也可以成为传播者。
另外，由于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信息资源等的差异，村民掌握信息的丰富程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那些信息量相对充足，经常及时与村民进行交流和反馈，尽量上情下达的村能人便成为村里的舆论领袖。
2．乡村社会内的传播过程模式分析
乡村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边缘地带，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3］群体传播形成了乡村人际传播的格局网。村领导将国家的政策、方针等信息传播给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根据自身的经验、知识积累、社会阅历等对信息进行译码，既而选择、整合、加工后以群体传播的形式将信息传播给村民，村民再一次将信息解码后进行个体对个体的传播，即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迅速将信息传遍整个村落，大事小情在一夜之间被村民所熟知，村民讨论后，将意见或建议反馈给舆论领袖，舆论领袖再将村民的意见反映给上级领导，实现了上情下达的作用。
正是因为人际传播的效力，使得信息在乡村内部快速扩散，同时进行剧烈震荡，流言和谣言随之出现并被进一步放大。群体传播增强了信息的高效传播，“知识沟”的差异和不断扩大使人际传播中信息的准确程度受到极大威胁。
二、舆论领袖在乡村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1．信息干扰阻碍了传播的效能
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网状格局分布的村民模式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又由于每个村民有选择的接收信息、理解信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信息进行译码和解码，再附加自己的主观感受后以“把关人”的身份将信息多次传播，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信息变异，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如果从第一个人传到第十个人时，信息的初始意义被完全颠覆，是打破了二级传播模式的多级传播。调查中发现，信息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程度决定了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和传播范围，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削弱了信息的清晰度，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这也证实了奥尔波特的公式：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4］ 调研中还发现，流言除了与问题的重要程度有关外，还与村民对村领导的信任程度密不可分。村民对村领导越是信任，逆意村民就越少，信息的清晰度越高，反馈就越及时，传播过程的干扰就越弱。此外，村民对问题的感兴趣程度也是信息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罗堡村村民对“百家碎戏”（陕西方言电视剧）的兴趣十分浓厚，被调查的148人中，有89人每天准时收看此剧，占被调查人数的3/5，在问及“您觉得与咱们农民有关的电视节目多吗？”这一问题时，大部分人异口同声“百家碎戏”，村民对这一档节目的满意度非常高，表示有机会很愿意参与演员角色，该剧的情节内容也常常
＊ 本文为西北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传媒力量——以陕西关中地区新农村与传统农村媒介接触的对比调查为例》后期成果（编号：20101069740）
成为村里妇女茶余饭后的闲谈内容。而这一节目在城市的收视率极低，调查中的大部分城市居民对这一节目表示不满。这一巨大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地理位置、审美等有着重要的联系，村里人对这一节目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直白的方言表达也是在乡村收视率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被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六个村子中，村民普遍对村领导表现出不满情绪，当采访咸阳市泾阳县花马村一村民“认为村里的管理是否民主”时，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罗列村领导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恰好一妇女路过，就停下来旁听，不久另一妇女路过询问此妇女，这个妇女略思片刻，表达了听到的内容。
信息干扰包括了传播过程中信息由信源到信宿产生的噪声，信息失真、变异和回流，阻碍了正常有效的传播，这也是乡村人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的几个村子中，信息干扰的程度各不相同，受干扰程度越低，信息的清晰度就越高，信息的有效传播就越高，村里意见就越统一，村子的凝聚力就越强，政策的执行度就越快，乡村的整体发展情况就越好，反之，则信息清晰度越低，村子的意见越松散，发展就越缓慢。
2．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舆论领袖主要指村能人，也包括部分密切联系群众的村领导，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立足长远，及时关注与本人和本村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关心时政新闻，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愿意积极探索本村发展途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成为联系上级领导与群众的纽带，也是村里名望较高的人，受到群众的认可，然而，这部分人的比例极小，但影响力却极大。他们不一定都受过极高的教育，但对如何改善本村发展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对改进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力。首先，由于地缘因素、心理因素、身份认同、利益相关等的接近，使村民很愿意从心理上近距离接触这些极少部分的舆论领袖，从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其次，大部分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的识字能力很差，尤其是妇女，因此，高于他们学历的舆论领袖更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再次，舆论领袖的思想认识弥补了村民文化层次浅显却想得到更多有利信息的缺陷；最后，舆论领袖的某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想法和提议更是获得了村民的崇拜和推崇，积极拥护舆论领袖的建议，更快的推动乡村的发展。
舆论领袖对村民的意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对多或一对一近距离的传播模式营造了和谐平等的对话氛围，消除了传统意义上上下级传播居高临下的心理压力和言论顾虑，舆论领袖和村民的想法和意见得以充分交流，拉近了与村民的心理距离，更全面的了解村民的真正需求，通过有效沟通，不仅使政策指令等上情下达，还使舆论领袖的意见更充分的被村民接受，形成良性循环的沟通环境。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发展农村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政策，也是多年发展农村的重要项目，这些年的发展使陕西关中地区的“新农村示范村”各有特色并逐渐增多。农村要发展，支农惠农的方针就要得到村民的认可，政策指令的下达就要到位和有效，还要得到村民的大力支持，离不开舆论领袖这一中间剂的作用。要想发展农村，必须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意识，从而影响村民的决策和行动。古登斯认为，日常生活的绵延固然是作为意图行动而发生的，但行动还产生了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可以系统的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所以说，如果我用恰当的方式说、写英语，一般就会有助于整个英语语言的再生产。［5］ 村民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影响着政策的再生产以及政策在乡村范围内的传播。舆论领袖的出现整合了松散的信息，形成了群体规范，统一了村民的观点，加快了乡村的发展，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为了拥护党和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领导作用，笔者在这里提出以下建议。
1．新农村建设应更好的关注人际传播效能
乡村传播的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对村民决策产生很大影响，村民通过传统媒介了解一定的信息，掌握一定的知识，也仅仅对于开阔视野有着很大的帮助，他们对传统媒介保持着与生俱来的距离感、疏离感和冷漠感，认为电视报道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至多是放松心情，得到娱乐，大部分村民对如何发展本村表示困惑，看不清村子的发展方向，还有些村民沉醉在本村现有的环境中，对新农村建设政策持冷漠态度。这些迹象表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宣传还停留在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笔者认为，虽然大众媒介的覆盖面相对较广，但对影响村民行为的力量微乎其微，为了使新农村建设政策更好的深入民心，应积极发挥舆论领袖的接近性普及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知识，让村民认识到建设新农村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使村民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把建设新农村的思想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推广。同时也可以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实现了有效信息的双向传播。
2．新农村建设应提高舆论领袖的文化素养
乡村传播中，舆论领袖通过上级领导接收了信息的全部内容，并不代表接受了信息的全部意义，他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积累、生活阅历等对信息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加工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意义和行为，以自己的理解传播给村民。班杜拉认为，假如思想探究运用得恰当的话，问题仍然存在，即语言能将个体正在思考的东西准确描述到何种程度。［6］ 同样，舆论领袖能否将信息的意义正确解读成为下一步传播的关键。因此，对村民而言，舆论领袖对信息意义的解读和正确有效的传播以削弱流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
为提升舆论领袖的文化修养，应定期为各省各村的舆论领袖进行文化、思想、技术上的统一培训。这样不仅增强了其理解事物的能力，还开拓了其思想，为探索各村发展道路和有效传播、实现上情下达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证。
3．新农村建设应寻找与各村相适应的新型发展模式
建设新农村，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找和发现与本村发展相匹配的农村发展模式，舆论领袖应积极参与思考，提供切实可行的农村发展方案，并进行合理预测。不能天马行空，照抄照搬别村的发展模式。调研小组在采访中发现，有些村的村民一味羡慕其他村子的发展，认为本村也该按照其方法进行发展。采访中还发现，有村子因为照搬另外村子的发展模式吃了大亏。因此，探索乡村的发展固然是好事情，但不能盲目寻找，急于求成，而应该根据本村的特点探寻新型农村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红艳.关于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4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乡村传播学范文4
领导重视，强化责任
广播“村村响”工程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是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保障农民群众文化权益，充分发挥广播宣传教育作用的需要。2008年，宜春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在深入农村调研基础上，向市政府提出了在全市农村实施广播“村村响”工程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宜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的通知》，提出用五年时间在全市实现每个行政村设有广播室、大的自然村装有户外喇叭的目标。宜春市政府高度重视该项工程，专门成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市广电局、市财政局、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市广播电视网络分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市广播“村村响”工程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指导、督促全市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的组织实施。从2009年起，广播“村村响”工程连续四年写进市《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广播“村村响”工程还被列为宜春市文化惠民工程和全市十大民生工程之一。
宜春市广电局把该项工程作为广电事业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成立了一把手任组长的广播“村村响”工程领导小组。为加强对“村村响”工作的督查，促使工程顺利进行，市广电局对“村村响”工作做到了每季一调度、半年一督查、全年一考核。2012年，宜春市广电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全面实现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就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任务作出了部署安排，提出了明确要求。
宜春所辖各县市区政府按照市政府要求，成立了领导小组，将“村村响”工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民生工程加以考核，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明确责任。宜丰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全县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推进会，把广播“村村响”工作完成情况作为乡镇党政班子年终综合考核的内容之一。铜鼓县将“村村响”工程的落实作为当年考核各乡镇民生工程、各单位包村工作内容和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达标验收的硬性指标之一。各市县区广电局制定了“村村响”工程具体实施方案，狠抓任务落实，抽调专人负责广播采购安装工作，确保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工作顺利实施。
落实资金，确保到位
破解建设资金难题是推进广播“村村响”工程的关键。各县市区在地方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积极筹措工程建设所需资金，有效化解了资金难题。据统计，五年来，宜春市共投入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资金1500多万元。
广播“村村响”工程是一项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县、乡两级政府发挥了主导和推动的作用。铜鼓县在财政紧张情况下，投入购买设备资金73.6万元，使全县在三年内完成了五年工作任务，成为全市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县。丰城市仅财政就投入了283万元，广电局和所在乡镇、村为建立广播站（室）也投入了300多万元资金。樟树市广电局为了弥补“村村响”工程经费缺口，从自身紧张的资金中挤出26万多元。靖安县财政对“村村响”工程验收合格的村给予5000元的资金支持，促使该县提前一年完成广播“村村响”任务。袁州区三措并举落实所需资金：一是将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纳入全区扶贫移民项目范畴；二是将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与水务局系统防汛广播工程相结合，做到合二为一；三是按照区乡两级共同承担的原则，资金由区、乡两级财政各承担50%。全区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共投入资金208.8万元，其中财政支出55万元，扶贫、移民项目争取资金58.9万元，乡镇（村）自筹资金94.9万元。奉新县为杜绝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现象，县政府为此专门下发文件，明确了“村村响”工程经费由乡镇统筹50%，县财政补贴50%。万载县政府明确规定，“村村响”资金由财政承担30%，县新村办承担30%，乡村两级负担40%。2012年7月，万载县政府责成县财政代扣了全县17个乡镇的20多万元费用，直接拨付到县广电局账户上，为广电局及时通过政府采购广播器材提供了快捷通道，从而确保了该县广播“村村响”任务的顺利完成。
科学规划，精心施工
围绕广播“村村响”工作目标，宜春市广电局制定下发了《宜春市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指导各地按照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进的原则，从本地实际和地域特点出发，根据自身财力情况，制定各自实施方案，采取适当模式，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广播“村村响”工程。各地从科学规划、制定方案，到技术论证、设备采购，再到广播布点、设备安装，都探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袁州区提出三年分步实施的科学规划，编制完成了全区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实施计划，确定了采取无线广播覆盖为主，有线网络覆盖为辅的方式，对全区各乡镇、村组的广播工程实行标准化建设，统一招标配置设备，统一制订管理制度，各乡镇（场）、村指派专人负责实施。为保证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能有效通、长期通，各地精心挑选了广播设备材料，并到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坚持货比三家、好中选优、公开招标、政府采购。在工程建设之初，各地采取示范引路的方式，先期动员了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集中建设一批样板工程，从而带动其他乡镇全面铺开。比如，丰城市同田乡、上高县锦江镇、袁州区西村镇等。靖安县由于地形地势复杂，平原丘陵交杂，推行单一的广播覆盖模式达不到好效果，他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配置模式。在平原地区，由两个村以上甚至一个乡镇共建一个播出机房，把高音喇叭安装到人口集中的村民聚集地，既节约了设备成本，也便于广播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在丘陵地区，选用调频接收；在地形复杂的山区，选用直播卫星接收，在独立的小山村安装有线广播，从而确保了广播的收听质量，使90%以上的农民可以收听到广播。为了统一全县的播出时间和内容，宜丰县从2010年起，将农村广播“村村响”建设思路调整为“县级建台，村级挂柱”的模式，即恢复县级人民广播电台，乡、村安装调频音柱直接接收广播信号的方式，形成以县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以各乡镇、行政村无线调频广播覆盖为主，有线共缆传输覆盖为辅的广播传输网络。截至2012年9月，全县16个乡镇（场）210个行政村共安装广播音柱840只，基本实现了农村广播无线、有线整体覆盖。樟树市广电局对工程建设严格把关，规范施工，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并对工程的建设情况进行验收考核，确保了工程建设的效果。
目前，宜春市已基本形成两种广播模式：一是无线广播。行政村安装无线接收设备，自然村安装喇叭，以定时转播节目为主。二是有线广播。以县或乡为单位，利用广电网络传输节目信号，在行政村和一些大的自然村安装喇叭，由县或乡统一播放节目。
建管结合，重在使用
丰富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广播影视部门的重要职责，让农村群众听上广播、听好广播是广电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村村响”工作实施进程中，宜春市广电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大覆盖面、加强广播的维护管理、提高广播的收听使用效果上，对农村广播不但要建好，更要管好和用好。
从农村广播的使用情况来看，目前，宜春市广播“村村响”基本做到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每次半小时，村里有大事可临时播出。农村群众对广播普遍持欢迎态度。广播已经融入农村群众的日常生活，许多农民养成了一边听广播、一边干活的习惯。一些村民将从广播中学到的农业科技知识用于生产，走上了致富路。广播“村村响”工程的实施之所以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拥护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播成了他们获取实用性信息的主要来源，已和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国家最新的惠农政策，到农业科技服务、农资和农产品流通信息，再到每日新闻、文艺、天气预报等，方便、快捷的广播以其针对性强、覆盖面广，传播迅速、收听方便等众多优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实践证明，作为“时政大讲堂、知识大课堂、空中大剧场”的农村广播具有传播党的惠民政策和农业科技信息的桥梁作用，处理农村突发事件的应急作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阵地作用。
广播还成了乡村干部工作的好帮手，如中心工作、计生宣传、急重任务等，通过广播及时地传到农民耳朵里，提高了工作效率。2008年以来，丰城市同田乡干部充分发挥广播作用，把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作为宣传的重要内容，增强了群众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有效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2010年8月，新开业的富士康新海洋有限公司需要大量招工，丰城市洛市镇每天播放三次招工信息，短短三天时间，报名人数超过300人。其它安装了广播的乡镇，也利用广播播放企业的用工信息，使广大农民通过广播及时了解就业信息，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就业。不少乡镇的做法说明，用好农村广播，结合本乡、本村实际和农民特点来对农村工作进行宣传和发动，行政成本低，工作效率高，覆盖面积广。
广播在调解矛盾纠纷，倡导社会新风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靖安县香田乡吉洛村一户人家婆媳不和，媳妇经常虐待公婆，村广播将这一事例一播出，立即让媳妇感到脸红惭愧，主动上广播站认错悔改。群众诙谐地说：“肉嘴巴磨破了皮，不如铁嘴巴哇一句。”
这些年来，广播还成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载体。特别在防洪、防冻、防震、抗灾等紧急情况下，农村广播能够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给广大农村群众，在组织抢险救灾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2009年底，丰城市铁路镇山区出现冻雨灾害，镇政府通过广播站及时灾害预报，播放防冻减灾措施，有效减轻了农民损失。2010年6月中旬，铜鼓县出现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达到193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251毫米。在抗洪救灾中，“村村响”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各村在暴雨来临前，通过广播向村民播报暴雨情况、指导村民开展自救，要求危险地区村民紧急转移。村民听到广播后，积极展开防洪措施，紧急转移两万多人，无一人死亡。
在建好广播“村村响”工程的同时，一些地方还采取有效措施，用好、管好广播。丰城市勇于创新，总结出了一套适合农村广播发展的“建、管、用”新机制。袁州区和宜丰县等地广电局为让乡村广播员管好用好广播，举办了培训班。为保证广播长期响，万载、铜鼓县政府决定：凡验收合格的村，每年由县财政安排300元用于日常维护，由广电局负责各村“村村响”设备的维护，对损坏的设备给予免费维修或更换。这为农村广播长期响提供了经费保障。
乡村传播学范文5
【关键词】信息家电下乡 媒介即讯息 使用与满足 知沟理论
一、信息家电下乡的推广过程
自2007年12月起，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家电下乡的指示精神，财政部、商务部开始试点在山东、河南、四川和青岛三省一市推行家电下乡。推广产品包括彩电、冰箱和手机三大类。此次家电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2008年12月1日起，家电下乡的地域范围扩展为山东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到2010年3月23日止，洗衣机、DVD影碟机等产品先后被增加到补贴名单中。至此，家电下乡已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品种增加至十余种。
信息家电①下乡推广以来，由于补贴比例较大，发放及时，越来越多的乡村人群开始购买享受国家直接补贴的家电。彩电、手机和电脑三种信息家电的销售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以2009年全年销售量为例，2009年全年彩电、手机和电脑三种信息家电的销售总量达1059万台（部），如果按每个购买者拥有一个三口之家来粗略估算，将会至少有3177万人从中受益，从而拥有更多途径接触并获得外界的信息。①
本文尝试从传播学相关理论的视角切入，对家电下乡电、手机和电脑三种“信息家电”在填补阶层知沟，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意义进行分析。
二、信息家电对于乡村人群的影响
如今，乡村人群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娱乐稀缺和精神贫乏的生产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开始成家立业，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接受了较完整的基础教育，对新生事物接受较快，对于彩电、手机和电脑三种信息家电的需求较为强烈。与此同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与信息资讯和科学知识联系日益密切。人们需要通过彩电、手机和电脑等信息家电获取有用的资讯，以此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决策依据。所以，信息家电在乡村人群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综合彩电、手机和电脑三种信息家电的传播特性，我们可以知道信息家电对乡村人群有如下影响：
1、资讯服务改变生产方式
电视在我国普及的初期，节目类型以新闻为主，乡村人群所需的生产生活资讯节目总量严重不足。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农电视节目和频道逐渐增加，节目的总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截至2010年5月1日，我国已拥有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等9套省级及以上级别的专业农业电视频道。各级电视媒体也都开办了涉农节目。乡村人群获取农业信息资讯的渠道不仅增多，而且更加畅通。
在农业信息资讯愈加丰富的同时，乡村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乡村人群的生产和生活向农业科技靠拢，对涉农信息资讯的依赖程度加强。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开办了《聚焦三农》、《农广天地》、《乡村大世界》和《致富经》等一批传播国家对农政策、反映乡村人群心声、普及新型农业知识、推广致富经验的实用型节目。农业频道和节目的开播，为乡村人群改变生产方式，发展新型农业提供了信息上的保障。
2、娱乐方式趋向丰富多样
当下的乡村地区，中老年人群的娱乐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依旧钟爱戏曲曲艺等传统节目。虽然娱乐项目在种类上没有太多变化，但在形式上却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如电视戏曲栏目在世纪之交曾一度红火，河南卫视《梨园春》节目的高收视率甚至延续至今；又如江西卫视举办的《中国红歌会》也让中老年人感怀“激情燃烧的岁月”，倍感亲切。
与中老年人群相比，年轻人群的娱乐方式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经济支配能力。通过彩电、手机和电脑三种信息家电，他们可以像城市同龄人群一样收看当下最火爆的娱乐节目和电视剧，随时随地保持语音和文字联络，获取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参与媒体互动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乡村人群购买智能手机，看电视，读新闻，保持频繁的语音和文字沟通。信息家电的普及为娱乐享受的丰富多样提供可能。
3、信息爆炸冲击传统生活观念
中国城市地区信息化上演的同时，乡村地区的信息化和现代化也在悄然进行。以电视为代表的信息家电作为传递现代都市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信息等的主要载体，其在乡村社会的信息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受媒体信息的影响，乡村人群传统的“吃、穿、住、用、行”等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家电成为乡村生活方式变迁的“催化剂”，在乡村人群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信息家电下乡的传播学解读
1、媒介即讯息
“媒介即讯息”，这是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其含义是，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②媒介与信息如影相随，密不可分。任何一种媒介都必然地会有以一种媒介为传播工具的“讯息”的产生，对大众传播媒介而言，更是如此。
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经济实力逐渐上升，农民消费升级，购买家电产品的想法和能力都在增强。信息家电下乡为乡村人群获得更多的讯息提供可能。首先，借助信息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原来经济状况较为薄弱、没有或拥有少量家电的家庭，他们有能力购买一些尚未拥有的信息家电，如电视和手机；对于原来经济状况中等的家庭，他们则能重新购买新式的彩电和手机，甚至购买电脑等先进家电。拥有信息家电之后，乡村人群可以像城镇人群一样通过电视和电脑等媒介获取各式各样的有用信息。
2、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综合英国学者麦奎尔等人对电视媒介以及前人对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人们接触媒介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进行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
乡村人群作为中国的一个庞大群体，也有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关注农业科技知识和致富信息；需要在农闲时观看电视进行娱乐享受；需要满足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等。信息家电下乡刺激了乡村人群的购买欲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彩电、手机和电脑等信息家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脑和彩电等硬件设施在乡村地区的普及，为乡村人群使用媒介，获取信息并满足相关需求提供保障。
3、缩小城乡知沟
知沟理论（knowledge-gap hypothesis）是由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于1970年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即“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③
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为主的多层次的覆盖城市和乡村的通讯网络，信息的传播和流通能力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但目前我国的信息化进程并不均衡，知沟现象较为显著。首先，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知沟④。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率先行动，使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如今，信息质量高、影响大的媒体多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基地，相互竞争、相互追逐。大媒体的竞争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也为东部民众带来了较为先进的信息服务。而西部地区，因区位劣势、经济水平低下，人才纷纷流失。与东部相比，知沟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次，城乡之间的知沟现象令人担忧。和城镇相比，7成农村人口知识文化水平较低。与之相应，乡村人群的媒介素养也较低。与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多数既不能流畅地阅读报纸杂志，也不能弄懂广播电视中较为专业的（财经、科技频道）知识。再者，在同一地域内，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知沟现状严峻。以城市人群使用网络资源为例，富裕阶层、高学历群体早已拥有台式电脑，不少又拥有了笔记本电脑，但对于普通群体来说，购买台式电脑尚且困难，更不用说还要支付每年较高的网络使用费了。
许多学者认为，在媒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缩小社会的信息沟乃至知沟必须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采取具体对策：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如彩电、手机和电脑三种家电下乡活动，就有利于更多弱势群体接触新兴媒体，了解新鲜资讯，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知沟。同时，国家还必须从“软件”方面着手提升乡村人群的媒介使用能力。由于新媒介的使用伴随着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不进行媒介使用知识和技能的培养，缩小知沟只能是一句空话。
鉴于此，国家在推进硬件下乡的同时，也开始在部分地区着手推广软件教育来提高乡村人群的媒介使用能力。
结语
信息家电下乡是国家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针对乡村人群采取的优惠政策。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信息家电下乡对于提高乡村地区信息家电的普及率，增加乡村人群的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乡村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缩小城乡知沟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郭雷，《2009年家电下乡盘点》[J].《家用电器》，2010，401:74-75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0
③李正良：《传播学原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131
④郭化，《浅议我国“知沟”现状及对策》[J].《东南传播》，2006，18：29-30
乡村传播学范文6
自2007年以来,市政府先后在古蔺县、龙马潭区召开了两次农村广播工作现场会，部署推进我市广播“村村通”工作。今天我们又在泸县再次召开现场会，充分体现了市政府对我市农村广播电视工作的重视。刚才泸县广播电视局的同志介绍了发展农村广播的经验，市广电局刘涛局长总结了古蔺现场会、龙马潭现场会以来全市广播“村村通”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安排，下面，我谈三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发展农村广播的重要意义
农村广播是广播电视“村村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市场信息同时又贴近农村群众的重要载体,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民生为先的具体体现。而且广播收听方便，信息传递快捷，深受广大农村群众欢迎。事实证明，发展农村广播工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促进我市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力措施，是利国利民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可以说，发展农村广播意义重大，成效显著。因此，我市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全市广播电视“村村通”实施意见的通知》和这次会议精神，高度重视农村广播电视工作，积极发展农村广播，开创我市“村村通”工作的新局面。
二、总结经验，充分发挥农村广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昨天大家参观了泸县的三个乡镇、2个村广播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泸县各级政府在发展农村广播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值得推广。自2007年古蔺现场会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市共128个乡镇、1125个有线电视联网的行政村都通了广播，这些乡镇、村的硬件建设已经初步完成，而如何管理好、使用好，发挥它们的作用，为我市新农村建设服务，是我们当前必须思考的问题，今天大家看到，泸县给我们介绍和提供了很多好的经验。对于如何用好广播，发挥其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提两点要求：
一是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进一步扩大我市农村广播有效覆盖。科学规划就是要结合当地实际，建设要标准化，管理要规范化、制度化。目前全市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都安装了广播接收设备，形成了一个市——区县——村的广播传输覆盖网络。但仍然存在功能单一、覆盖范围有限、播出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在这方面泸县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他们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科学规划，建成了设备标准高、覆盖范围广、传播效果好的广播传输网络，充分发挥了广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各区县要结合本地实际，科学规划，进一步发展完善广播网络，推进乡镇广播电视站、村广播室标准化建设，扩大有效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农村群众听到、听好广播，使农村广播真正成为区县、乡镇党委、政府的重要宣传工具，成为农民群众的良师益友和致富好帮手。
二是要提高质量，转好、办好广播节目。区县、乡镇广播站要按照有关规定首先转播好中央、省、市的节目，为此，市电台也专门开办了对农经济生活频率，今年5月1日已经正式开播，今后也是市委、市政府农村工作的重要宣传渠道，各级广播台、站要做好转播工作。区县、乡镇有条件开办自办节目的要对节目内容严格把关，节目要有针对性，贴近当地农村群众，同时，在节目播出安排上也要做好充分的调查，尊重群众，符合当地群众的收听习惯。
三、加强管理，确保农村广播能长期通
八十年代中期，我市各区县乡镇都发展了农村广播网，但是由于机制不健全、运行经费未落实、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返盲”。因此，要确保农村广播能健康发展，必须加强领导，科学管理，建立健全运行机制。
一是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运行机制。我市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广播电视工作的领导，按照泸市府办发（2007）34号文件要求，把农村广播电视工作“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纳入干部考核内容。”各区县政府要落实乡镇广播站和村广播室的管理、使用和维护人员；市、区县财政部门要保证“村村通”维护经费落实到位；区县广电部门要建立“村村通”维护中心，负责农村广播设备的维护管理。
二是各区县要切实落实好农村广播统筹经费。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02年省对市州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数额的通知》（川财预[2002]28号）文件，明确规定中央、省“固定性转移支付额”的“其他统筹经费部分”中包括了广播统筹经费。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的标准是农村人口每年人平一元的广播统筹费，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时，由于当时农村广播已垮完，故市、区县财政在安排中央、省“固定性转移支付额”中的农村广播统筹经费时未给全市广电部门。随着我市农村广播的快速恢复，各区县须在财政预算安排中落实兑现省财政厅川财预[2002]28号文件中农村广播统筹经费。保证乡镇和村的广播电视运行维护费（电费、设备维护费），确保广播电视长期通。
三是明确责任，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要保证农村广播健康发展，必须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在工程建设、日常维护、节目制作、安全播出等方面，都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同时要明确责任，在充分发挥农村广播作用的同时，确保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
